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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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九）试读：
内容简介
对于战争，或许其他的很多问题，我认为看关于战争的文章是有用的，但是一个问题，要去探究它的为什么，应该回到那个问题的本身的最微小的元素。战争，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本性，为利益而争夺的本性。一个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争夺别人的利益时，就会形成一个集团，也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有着共同利益就代表了团体内每一个人的利益。一个团体，一个种族，多个种族，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军事联盟，比如二战时候的德意日。其实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利益、生存空间的争夺。
第一章
百万白俄横穿西伯利亚被冻毙500吨黄金被扔弃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沙皇俄国舰队司令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纠集沙俄军队的残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在英国的援助下，在鄂木斯克成立了独立政府。没过多久，1919年11月，鄂木斯克即被红军攻占。为了保存实力，高尔察克决定率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逃往太平洋沿岸，在那里寻求日本的支持，以求东山再起。
跟随高尔察克的军队有50多万人，还伴随着75万反对布尔什维克、留恋沙皇的流亡者，其中主教、僧侣及修女等占了27万；此外，贵妇人和她们的孩子共有20余万人。其实，这120多万浩浩荡荡的逃亡队伍中，还藏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当时价值5亿美元的500吨金块，这是沙皇拨给高尔察克的军费，分装在28辆武装押运车中。
鄂木斯克的冬天平均气温为零下22℃。125万大军在高尔察克的带领下踏上了6000公里之遥的征途，零下二十几摄氏度对于生活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来说并不稀罕，可是谁也没想到，刚刚走了几天，气温就从出发时的零下30℃陡然降到了零下60℃。距鄂木斯克以东1000多公里的托木斯克小城——这场灾难开始的地方，是当年地球上最冷的城镇。
凛冽的寒风吼叫着，暴风雪像拉锯一般刺在身上，给有史以来罕见的大迁移人群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没过多久，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的雪原上，冻僵的人、丢弃的雪橇、冻死的马匹，连同死尸和四周永远也下不完的雪，铺满了西伯利亚的道路。
从1919年11月13日到第二年2月，三个月时间，一场难以置信的奇寒引发的人类悲剧，一天也不间断地演变成了连续剧。装着金块的28辆武装押运车的燃料完全用光了，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把金块换到马拉雪橇上。但是，极度的寒冷使得拉雪橇的西伯利亚良种马也一匹接一匹地死去，这批从沙皇俄国继承来的巨额财宝，不得不扔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上。这500吨金块的下落没有人知晓，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行军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人们就像移动中的僵尸，只有一双脚还在一左一右交替地挪蹭。雪越下越大，整个宇宙仿佛是一个被雪片密封起来的巨大包裹。起初，指挥者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许睡觉”用以激励人们。可是后来，连他们自己也被睡神引诱过去了。
大迁移的队伍每天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减员。百年不遇的西伯利亚严寒，变成残酷至极的苦难，残忍地折磨着人们。雪像发疯似的，越下越猛，仅仅在尼古拉埃夫斯克市附近的一个夜晚就冻死20万人。
到1920年2月底，队伍已从原先的125万人减少到25万人。这些人经过千难万苦，总算从鄂木斯克来到了2000公里外的贝加尔湖畔。但是，为了最后的安全，必须横穿贝加尔湖。80公里宽的湖面，结了3米厚的冰，25万活着的人们开始横穿冰面。
湖面冰层闪闪发光，就像光溜溜的舞池的地板一样。冻得结结实实的贝加尔湖面，冷到了极点。温度降到零下69℃，猛烈的暴风雪吼叫着好像要冻透受难者的骨髓。在这种地方就是穿熊皮、裹海豹皮也毫无用处，极度的寒冷只不过使熊皮在身上起到冰面具一样的作用。
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冻死。完全想象不出的景象在冻结的贝加尔湖面上出现了：一个将军的妻子要在冰上分娩，却没有一个可以过去帮忙的人，人们步伐沉重，脸上毫无表情地从她面前走过。将军用自己的身体挡出一道隔墙，原本为的是不让人看到妻子分娩的样子，可他真的像一面墙一样一动不动地冻僵了。将军的妻子和就要出世的孩子一起冻死了，不多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冻死了。
……暴风雪终于平息下来，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四周。一切都过去了。悲伤、痛苦、叹息、低语、憎恨、愤慨，一切都同25万灵魂一起消失了。贝加尔湖上的25万具尸体在第二年夏天湖面解冻以前，一直那样躺在那里。坚冰解冻的时候，这个可怕的、惨不忍睹的场面，静静地从视野中消失，沉入了深深的湖底。
毛泽东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三十六年前，在中国的西部边疆曾一度狼烟四起，警报频传。印度政府置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于不顾，悍然对中国西部边界发动大规模蚕食和全面进攻。中国人民在一再忍让和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作战，捍卫了祖国的西部边疆，保持了中印边界几十年的相对稳定。毛泽东是这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指导者，他在作战结束后听取汇报时曾兴致勃勃地说：“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整个中印边界斗争，再次显示了毛泽东娴熟、高超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艺术，在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反动的民族主义和地区扩张主义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当印度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时，毛泽东坦诚告诉印方：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东方而不在印度，这是我们的国策，希望印度也不要将中国当作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友好的重点。但就是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度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很不友好的举动。
1951年，印度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的态度。
1959年前，毛泽东多次向印度政府诚恳提出，中印两国是朋友，中印之间即使吵架，也是朋友之间的吵架，中国不会将印度作为敌人。
早在1954年10月，毛泽东就对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与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外交部关于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谈话的答复稿上亲笔加写了一大段话。他推心置腹地说：“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通过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坚定、坦率而又友好地向印度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毛泽东公开将中国的“底”告诉了印度，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印度当局对这些好言相劝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在边境上一段暂时沉寂后，又变本加厉地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
针对印度对中国边境的不断蚕食行为，毛泽东向中国边防部队提出了“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十六字斗争方针。
印度尼赫鲁政府妄图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乘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东南沿海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之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将其单方面划定的边界线强加给中国。其办法就是后来印度政府宣扬的“前进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印军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在达到足够优势后赶走中国军队。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它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
在“前进政策”指导下，印军开始了对中国边境的一系列蚕食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冲突。面对印度方面的不断寻衅滋事，毛泽东主张“先礼后兵”，“退避三舍”。提出了一系列边境斗争原则。
1960年5月10日，总参谋部在《西南地区边防守则》的几点说明中，传达了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就是要把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守则》还具体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停止边防部队在边界线附近巡逻”。
在印度的挑衅面前，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中国边防部队还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以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
这些克制和忍让，却被尼赫鲁视为中国软弱可欺，蚕食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退让是为了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他们定下的步步向中国境内推进的决心已经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军队绝不会与印军直接对抗。印度舆论则大肆吹嘘，说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从1961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推行更大规模的“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在边境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印军有的前哨据点甚至设在了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从三面或四面威胁中国哨所，同中国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印军还不断拦截、袭击中国巡逻队、运输队，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事件。
当印度军队不断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的时候，毛泽东及时地指示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度军队的进攻。当印度军队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适时制定了新的反蚕食斗争方针。
1962年7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悍然侵入新疆加勒万河谷，设立新的军事据点，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后路，并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加勒万河谷事件。7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中印边界西段反蚕食斗争情况后，提出了对加勒万河谷入侵印军进行处置的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二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退印军。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第一，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认为他的赖皮战术很有办法，前几天印度报纸有个消息说，尼赫鲁、梅农的战术是拿破仑战术；第二，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是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同时我们和印度的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我们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是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随后，毛泽东又在八字方针的基础上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两句，形成“十六字方针”。
7月20日，总参谋部在毛泽东确定的“十六字方针”的基础上，对反蚕食斗争作了完整的表述：“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形成了对印斗争的“二十字方针”。所谓“决不退让”，就是：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从这一处向中国哨卡逼近，我可视情况从另一处向印军据点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所谓“避免流血”，就是：不先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对逃跑入侵之印军，网开一面。基本形式是顶、逼、围、堵。
这个“二十字方针”的核心是武装共处，绝不退让。周恩来后来在解释这个思想时说，揭露反动民族主义，实行军事共处、长期斗争，这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的办法，就是军事共处，长期斗争，又斗争，又团结，又开火，又谈判。外交部长陈毅也说：如果印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可以达成协议；如果它不想解决，我们就同它拖，形成长期武装和平共处的局面。
武装共处是在敌对势力进行军事挑衅而又尚未发展到战争时，毛泽东提出的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方针。这种方针要求我方既不惹事，又不示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遏止和避免扩大冲突。
当利令智昏的印度当局悍然要把中国军队从其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清除掉”，完全堵死和平解决的可能时，毛泽东果断下令发起反击。
尼赫鲁政府从“前进政策”中尝到了甜头，觉得中国除了“虚声恫吓”外，不会有更大的反应，气焰更加嚣张，竟然命令印军把中国军队从其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清除掉”。10月20日，印军两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道路。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可以说忍耐到家了。凡是能够采取的退让措施都采取了。中国古代的“退避三舍”、“先礼后兵”、“哀兵政策”、“不为天下先”等政治、外交方法都用了，印度仍然没有住手，相反得寸进尺。中国发起自卫反击完全是被迫的。
谈起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说：印度整了我们整整三年。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有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又说：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
忍到极点，也就到了火山爆发的时候。迫不得已，毛泽东于1962年10月决定实行自卫反击作战。10月6日，当总参谋部向参战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这里，不仅确定了打狠打痛的方针，而且明确了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在东线，西线要配合东线作战。10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为了打击印军疯狂气焰和侵略行动，决心在东线歼灭越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西线拔除红山头和加勒万河谷印军14个据点。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对歼灭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作了具体部署。
从10月20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西段奋起自卫反击。在西段，痛快淋漓地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在东段，赶走了侵入克节朗、达旺等地的印军。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但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11月中旬，印军再次在中印边境地区向中国发起新的军事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从11月16日至21日，先后击退了侵入西山口、邦迪拉、瓦弄、班公洛、里米金地区的印军，并挺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军精锐打得一败涂地。整个反击作战歼灭印军8700余人，其中生俘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人。这一仗打得印度全国震惊，尼赫鲁慌忙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待尼赫鲁摆开拼命的架势时，中国政府则点到为止，鸣金收兵，在全线主动停火后撤，并将缴获的人员、武器、装备全部还给印方。这一招，大出印度和国际社会的意外，国际舆论普遍叫好。
毛泽东总结说，这次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十年稳定。
中印边境之战，毛泽东小试牛刀，就叫印度政府既输了人，又输了理。外国舆论称中国这一仗，打得漂亮之极，又潇洒之极。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也对这次作战给予充分肯定。
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汇报时作了多次指示。在谈到有的部队参战仓促时，毛泽东说：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零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就在汽车路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毛泽东指着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说：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
汇报中毛泽东插话说：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他提出：要练兵，每年要有八个月。当前方指挥员汇报到这一次打近仗多时，毛泽东插话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相信近战、夜战我搞你不赢。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这样的射击。听到汇报说参战部队情绪高时，毛泽东插话说：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汇报到作战中西藏人民表现很好时，毛泽东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解放了，因为他们不是很有钱的，而是穷人、无产者、牛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劳动人民是用同志式的态度，不然他们会这样干吗？在听到印度军队最怕侧后迂回时，毛泽东笑着说：这不仅印度，从古以来，哪一个军队都最怕这一手。
毛泽东评价中印边境之战说：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印度人说捉了我们的俘虏，结果交不出一个人来。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十年的稳定。
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事实上，从1962年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取得与这一仗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一仗，是难以维持这么长的和平稳定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即使在印度将中国视作敌人的日子里，中国也没有将印度视作敌人。在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今天，在国与国领土和主权争端上，试图以武力相威胁，或者诉诸武力解决争端，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古代的化学战：毒气炸弹配方复杂
毒药的历史可以说和人类的历史一样的久远。在中国毒药不仅被用于政治斗争中，也被广泛用于战争中。毒药、毒箭等作为重要武器之一，倍受重视。
北宋的《武经总要》记载过初级火器中的一种毒药烟球，《武经总要》是北宋以熟悉法令典故而着称的宰相曾公亮等编写的军事著作，其中详细地提到了制作此毒烟球的原料极其使用方式，譬如毒药烟球的药方为：“球重五斤，用硫黄一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焰硝一斤十四两，芭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木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贯之以麻绳一条，长一丈二尺，重半斤，为弦子。更以故纸一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捣合涂傅于外。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二物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如此看来，此毒药烟球的成分蛮复杂的。
更复杂的是他的使用方法，据说毒药制好后，还得利用投石车（炮车）投射至城外。在烟球的外面还要敷上一斤黄蒿，要投弹时再以烧红的锥子刺入点燃包裹火药的厚纸层，放在炮车上发射，得算好距离与燃烧速度，才能让球落至敌军阵营时，刚好点着球火药引起爆炸。
这也算用毒的高级阶段了，古代时战争用毒，更多的是把毒投放到水泉、河流中，涂在箭上，用于作为一种坚壁清野的手段。比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公元前559年夏，晋国联合诸侯伐秦，秦人于泾河亡流投毒。诸侯之师渡河后，士卒多死。杜预江说：“饮毒水故。”
攻城战是所有战争中平均死伤最多的一种，攻城的办法有很多种，如临（临山筑攻）、钩（钩梯爬城）、梯（云梯）、堙（填塞城沟）、水（水攻）、穴（挖地道）、突（穿突暗门）、蛾傅（密集爬城）、轩车（用高耸的轩车攻城）、轒辒车、空洞（隧道攻城）、冲等等。其中“穴”是攻城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人们对付“穴”攻的基本方法是在城内墙下挖井，井底置陶缸，派人伏缸侦听；发现敌人开掘地道，就从城内挖反地道相迎；在双地道被挖通后，毒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最初的办法是焚烧艾蒿和秕糠，以产生大量的浓烟，再用皮囊、风扇车等来加速烟的扩散，以害敌工兵。除此之外，在掌握好敌情后，也会在地方地道上方掘竖井，在接通后，用一铁篮盛薪火，加艾、蜡，以铁索继下熏灼敌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也有对付的方法，据说口含甘草便可解毒。
珍宝岛中苏之战详解密：我主要领导人疏散全国
未果的谈判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当年参加谈判的李凤林回忆说，“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苏方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苏中核定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磋商”。
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从法律上说，“那些岛屿应该归属苏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照顾住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的利益，允许牧民在严格说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放牧和砍柴。”最后阶段的谈判时，我们发现“中国人不肯接受我们的立场”。他们希望新签订的条约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说明新的边界使100年前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永久化了。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签署这样的文件呢？假如我们签署了，我们就等于默认不公正待遇必须加以纠正——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对有关领土的权力。于是，我们的代表团回到了苏联”。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但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
中方坚持认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均标明，“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的领土”。“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方面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而莫斯科的看法是，当前远东地区苏中存在的这条边界“是许多世代以前就形成的，是沿着自然的界线通过的，这条界线把苏联和中国的领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是由《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法律上规定的。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双方严格地、始终不渝地履行这些条款。
对此，中方认为，1860年以前，“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自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北京条约》才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
然而，苏联政府搬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企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但是，这张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当时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问题在于，“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
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并进行管辖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有鉴于此，苏方代表在谈判中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先礼后兵”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
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的导弹大约有70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数量不断加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轰炸机、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企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苏联原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说，1966年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其间的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之多。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民在七里沁岛进行冰上捕鱼等活动。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天，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正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中央军委还作了一些克制性的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方可以还手，但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方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如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方可以相应地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方两次警告无效，对方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还击。但是，在采取上述自卫措施时，应做到“先礼后兵”，并且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方境内。
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反击准备。但苏方因东欧国家局势不稳而收敛了越界行为，直到乌苏里江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
有准备的战斗
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在边界上未采取射击行动。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即，苏联领导人又想在边界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当时，苏联在中苏边界东段的军队有十多个师。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军队大都忙于地方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部队和警戒部队，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另外，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九大。在此情况下，苏联边防军多次挑起了边界冲突。
1968年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用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中方人员用棍棒进行还击。在1969年1月23日的殴打中，中国边防人员有28人负伤，部分武器被抢走。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登上珍宝岛，苏军就立即进行干涉，而且苏军出动的人员往往是中方人员的2至3倍。从2月6日至25日，曾发生5起苏军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但中国边防人员保持克制，并未开枪还击。
因苏军在珍宝岛一再挑衅，中方开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还击。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制定了在珍宝岛进行反对苏军干涉的方案，打算以3个连的兵力参加战斗，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2月19日，总参谋部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
3月2日，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当天，虎（林）饶（河）前线指挥部决定派出部队前往珍宝岛巡逻，并向中国一侧岸上派出2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可采取行动。上午8时40分，中国边防部队两个小组共30人前往珍宝岛巡逻。其中，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小组上岛后，很快就被对面苏军发现。10分钟后，苏军立即从两个边防哨所派出70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卡车、l辆指挥车向珍宝岛驶来，试图堵截中国巡逻队。
这一天，苏军手持冲锋枪，头戴钢盔，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原来，苏军远东指挥部已下令，指示驱赶中国“越境”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苏军上岛后，立即对中国边防巡逻队形成包围之事，企图迫使中国巡逻队后退。中国巡逻队要求苏军离开珍宝岛，苏军不予理睬，继续向前进逼。此时，未被苏军发现的中国边防第二巡逻小组突然出现在眼前，并从苏军侧翼穿插过来，挡住苏军的一支小分队。苏军发现中国军队早有准备，仓促之中向中国边防巡逻队开枪。中国巡逻队没有来得及展开，当即伤亡6人。中国边防军第二巡逻小组听到枪声后迅速还击，当场打死苏军7人。这时，正在珍宝岛中国一侧岸上隐蔽待命的部队，也奉命投入战斗。
当天，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交了抗议照会，指出：这次严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莫斯科：“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指出：长期以来，珍宝岛地区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我国边防部队人员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怎么能够说珍宝岛地区突然跑到‘苏联国境线’那边去了呢？怎么能够说这块中国领土成了苏修边防军‘警卫’的地方呢？明明是苏修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向中国边防部队人员猖狂进攻，你们却反诬是中国边防部队人员发动‘挑衅’。”
尽管这次冲突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但中国还是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而且在对外宣传方面也很注意分寸。当时，全国有1.5亿多人参加了游行活动。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做到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3月6日，周恩来将宣传部门送审的稿件中有关“苏修”的字眼改为“苏联”。他还多次指示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行事。
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军在远东地区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此后，苏军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登上珍宝岛。同时，中国边防军继续上岛巡逻，但双方没有发生冲突。
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说，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汊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苏方出动了几十辆车、几十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
鉴于苏军装甲车辆频繁进入珍宝岛活动，3月14日夜，中国边防军派出1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在乌苏里江的江汊上埋设反坦克地雷。3月15日凌晨4时，苏军6辆装甲车乘着黑夜掩护30多名步兵登上珍宝岛，潜伏在丛林里，准备偷袭上岛的中国巡逻队。但是，苏军的举动被中国边防部队发觉，双方随即发生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
上午7时40分，中国边防军两支巡逻队登上珍宝岛。8时零2分，中国边防巡逻队与岛上的苏军开始交火。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中国边防军击毁苏军两辆装甲车，苏军撤回到苏联一侧，第一次战斗结束。9时46分，苏军出动3架飞机向珍宝岛俯冲过来。接着，苏军在岸上炮火掩护下，出动坦克6辆、装甲车5辆，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同时以4辆坦克向珍宝岛南侧江汊运动，企图从背后攻击中国军队。中国边防部队在岸上火力支援下，顽强抵抗苏军的冲击。这时，中国边防军无后座力炮班登上珍宝岛后，立即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然而，中国边防军使用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是40年代设计的，威力有限，只打掉了苏军两辆装甲车，击毁一辆坦克。苏军坦克遭到打击后队形顿时混乱起来，1辆坦克闯入雷区被炸毁，其余坦克慌忙逃回苏联一侧。
下午1时35分，苏军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防御阵地、边防站及后方桥梁猛烈轰击，火力正面达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在持续2小时的炮击之后，15时13分，苏军又出动10辆坦克、14辆装甲车、100多名步兵向珍宝岛发起第三次攻击。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用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在距苏军几米、十几米的地方开火，多次打退了苏军的冲锋。15时30分，岸上中国炮兵群也加入战斗，以猛烈的火力集中轰击，击毁苏军1辆坦克，4辆装甲车，击伤两辆，还打死了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和一名中校。下午17时后，天色转暗，苏军全部撤出珍宝岛，第三次战斗结束。
从当天的冲突来看，双方都作了准备。苏军于凌晨4时就在列昂诺夫的率领下悄悄地潜伏到岛上，试图给中国边防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没曾想，中国边防军比苏军准备得更充分。于是，列昂诺夫请求增援。等上报到莫斯科时，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还在印度，勃列日涅夫正在去匈牙利的路上，没有人敢下令增援。直到下午，勃列日涅夫才得知消息，同意派兵增援。等援兵出动时，珍宝岛战斗已经结束，列昂诺夫也命归西天。
在3月15日的冲突中，中国边防军在装备和火力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凭着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了苏军三次进攻。毛泽东后来评价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当天下午4时，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但遭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拒绝。几个小时后，苏联政府匆匆忙忙地发表了一个所谓的“抗议声明”。为此，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照会，指出：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不断派兵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现在又一手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苏联政府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苏联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中国政府保留进一步提出要求的权利。”
3月17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5辆坦克、70多名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登上珍宝岛，在岛上埋设了大量的防步兵地雷，并想拖走被地雷炸毁的T-62型坦克。中国炮兵群猛烈开火，苏军急忙从岛上撤走。随后，苏军将这辆坦克沉入江底。不久，中国海军在民兵的配合下将这辆坦克捞起，送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
揭秘波兰骑兵向德国坦克冲锋的真相
战争爆发时波兰骑兵部队拥有火炮和坦克，骑兵冲锋时以马刀为主要武器，同时代的德国骑兵部队与其也相差不远。
关于二战初期欧洲战场的轶闻趣事中，英勇的波兰骑兵用长矛向德军坦克发起的殊死冲锋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战争场景之一。通常的说法是，当时波军某骑兵旅突围时，由于不了解坦克的性能，用他们手中的长矛向德军的坦克展开了堂吉诃德式的进攻。德军见状大吃一惊，但很快就清醒过来，毫不留情地用坦克炮和机枪向波军扫射，用厚重的履带碾压波军。波兰骑士想像中的战场决斗化成了一场实力悬殊的屠杀，堂吉诃德的笑话被愚蠢地再现了。
这一“长矛战坦克”的传奇得到了包括参战双方在内的广泛承认，有些严肃的历史纪录片中也采用了这种说法。1959年波兰拍摄的由罗曼·波兰斯基主演的反映骑兵生活的电影《罗特纳》，更对这个故事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波兰骑兵当真以为坦克的装甲只不过是些用锡板做成的伪装物，于是产生了战马的血肉之躯与坦克的钢铁之身的碰撞呢？我们不妨再一次翻开历史的画卷，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长矛战坦克”的故事来源于1939年9月19日发生的克罗扬蹄（Krojanty）战斗，当时波兰第18骑兵团在掩护“但泽走廊”波军总退却的过程中，向古德里安率领的德国第19装甲军的第2和第20摩托化师结合部发起一次攻击，其中两个执行迂回任务的波军骑兵中队正好碰上一个就地休息的德军步兵营，波兰人出其不意地发起冲锋，将猝不及防的德国步兵击溃。在追逐过程中，驻扎在周围的德军装甲部队闻讯赶到，在平原上攻击了没有准备的波军骑兵，机枪的猛烈扫射给没有掩护的波兰骑兵以很大的杀伤，团长马特拉扎上校和团参谋长当场阵亡，波兰骑兵阵亡100余人，受到损失的波兰骑兵很快撤退了。
第二天，赶来采访的意大利战地记者乔治·帕拉达看到战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波兰骑兵以及战马的尸体和断矛，战场周围巡视着的德国坦克，并根据对参加战斗的德军士兵的采访，发表了一个著名的通讯，称波兰精锐骑兵不了解坦克的性能，以为坦克装甲是用锡板做成的伪装物，端着长矛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德军坦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报道造成了轰动的效应。这样，“波兰骑兵用长矛向德国坦克冲锋”的神话就这么传开了。
显然这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有些夸张的成分，并且其中的一些细节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首先，说波兰骑兵不知坦克为何物，还以为是些用锡板做成的伪装物就有些不符合实际。坦克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德国闪击波兰是1939年的事，中间相隔了近二十几年，坦克不可能还是秘密武器。另外波兰军队当时也装备有坦克，波兰为反抗侵略能够动用的力量中就包括220辆轻型坦克和650辆超轻型坦克。由此可见，说波兰军队不知坦克为何物，有些夸大其词。其次，说波兰骑兵部队都拿着长矛冲锋也有些不符合史实。二战前的波军骑兵早已不是1683年维也纳城下的骠骑兵，长矛已于1934年从波兰骑兵的标准装备中消失，少量留用的长矛主要用于仪仗和悬挂旗帜，已并非其作战武器。
那么为什么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参战的波、德双方都未出来澄清这场战斗的真相呢？这应该是由于双方“周瑜打黄盖”式的一种默契：波兰人需要用这个故事来赞美自己抗击侵略者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德国人则需要用它来渲染第三帝国铁流和“闪击战”的威力。而随看时间的推移，真相逐渐被湮没。
中国志愿军名扬世界的朝鲜战争中八大血战
（1）血战飞虎山第二次战役根据彭德怀“诱敌深入”的计划，为了不让联合国军北进的速度太快而影响中国军队的调动和威胁中国军队的侧后，彭德怀命令112师335团依据飞虎山之险阻击联合国军。11月4日335团经过血战占领飞虎山，到11月8日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安全撤离，经过五昼夜的血战，防守部队承受着韩国第七师和美军一部的立体攻击，最激烈的8日毫无防空力量的志愿军承受80余架美机及大炮地毯式轰炸，所有阵地均进入了肉搏战，守卫飞虎山主阵地的335团2营阵亡者十之六七，其中五连三排仅余3名战斗人员。本次血战共毙伤俘敌1800余人，飞虎山前共有美韩军遗失400多具，335团及团长范天恩由此威名天下。（2）血战长津湖
第二次战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狈狂北犯，11月底进到长津湖一带，志愿军第九兵团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设置伏击圈，11月27日九兵团发起全线攻击，当时被包围的美国陆战一师约有四个团一万多人，超出预定一倍以下。到28日拂晓志愿军包围新兴里之敌，美国则凶猛地反扑，其中80师伤亡及冻饿减员十分严重，每团仅余数百人！故81师加入新兴里战斗，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美军突围一次比一次疯狂。当晚气温继续下降，美国全力向241团阵地发起冲击，其中241团3营8连战斗到仅剩最后一人，美军侥幸得以突围，志愿军只好分路截击，南逃美军在1221高地受至阻击分散而逃。
至12月2日只有200多美军逃入柳潭里，至此美军31团，32团1营及第57炮兵营被27军基本被歼灭，美31团曾参加1918-1920年对苏联的干涉作而获得“北极熊团”的绰号，二战中参加过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等战役，是美军陆军的佼佼者，而此战团长被击毙，团旗被缴，最终全军覆灭。27军80师和81师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及非战斗减员高达10000人，全军冻伤高达22%！与此同时柳潭里的攻击也展开了，参加此战斗的为20军59师和27军79师，均为王牌主力师，可惜严寒结志愿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减员，战斗相继在北山，1282高地，1382高地等展开，经过一夜激战，陆战7团和5团感到了巨大压力，至30日开始下达撤退命令，这样陆战一师进行了长达125公里的撤退战斗。
下碣里是美军全军的退路，志愿军58师奉命攻占此地，经过战斗至30日深夜全师不足12个连，只剩下1500人，仅有少量迫击炮支援的志愿军冒着美军密集的火力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一度突入敌人防守的阵地，然而在突击过程中伤亡太大导致后援不继，在美军反击下突入阵地的战士全部牺牲！志愿军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般的勇敢，令美军肃然起敬！美军在下碣里的防御得到加强后，德洞山口又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12月3日柳潭里的陆战5团和7团主力陆续到达德洞山口，遂坦克开路飞机掩护，开始全线撤退。此后美军在退路上不断受到志愿军的攻击，但美军的优势装备得到很好的发挥，没有受阻，至陆战一师逃到真兴里后意味着他们逃离的包围圈，但九兵团不甘就此放过陆战一师，不顾一切代价，组织力量追歼，无奈11日陆战1师登船安全撤离。这是一场真正的鏖战，志愿军投入3个军12个师总兵力为15万人，冻伤达30000多人，冻死达4000多人，阵亡1.5万人，美军伤亡为7000人，其中阵亡及失踪为2500多人，冻伤减员为7300人。（3）血战三所里
第二次战役美军受到志愿军的迎头痛击后，迅速南撤，三所里及龙源里是美军主力的唯一退路，38军113师强行军14小时疾进72.5公里穿插到三所里，同时师长江潮命337团抢占龙源里，这样切断美第九军的退路。美军为打通退路，动用飞机坦克疯狂空围，坚守松骨峰的335团一营三连最后仅五人生还。美军在三所里连续冲锋十数次均为打退，美军第9军见从三所里、龙源里突围无望，被迫遗弃大量辎重装备转向安州方向突围，后经安州、肃川退向平壤。但此战打出了38军王牌军的硬骨头风采，战后彭德怀特嘉奖38军，“万岁军”由此名扬天下。（4）血战横城
第四次战役为遏制联合国军的猛烈攻势，彭总命在横城一带打击敌人，于是横城反击战于1951年2月11日晚展开，志愿集结四个军和人民军两个军团欲全歼韩国第五师和第八师。志愿军39军117师350团长途奔袭插到敌后方，12日美退下来的美2师一部和韩国第八师2个营进入伏击圈，战斗异常激烈，相当一部分志愿军弹药全部打光拼上了刺刀，前往支援美2师一个营进入了别一个伏击圈，至2月13日横城之战结束，韩国第八师3个团，韩第三师和第五师各一部，美2师一个营，美韩4个炮兵营被消灭，共计12000多人。此战狠狠教训了李奇微，事隔10多年以后，李奇微在回忆横城地区的作战时仍心有余悸。（5）血战砥平里
第四次战役为保持全线不致崩溃，李奇微命第十军死守砥平里，防守砥平里的是美二师第二十三团（包括法国营在内有四个步兵营，以及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坦克中队，总计6000人），第三十八团为预备队，第九军，英第二十九旅，韩国第六师向砥平里和文幕里之间移动。志愿军攻击部队投入了来自三十九，四十，第十二军的三个军八个团，由40军199师统一指挥，2月13日晚砥平里开始受到志愿军的攻击。
此后几天里，中国军队一往无前的一波接一波的攻击，无所畏惧，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美军望着踏着同伴尸体冲锋的中共部队非常恐惧，他们见到了比日军更不惜生命的部队，美国动用的大量航空兵，炮兵持续不断反反复复地轰炸志愿军的攻击方向，每平方米落下几十颗炸弹，鲜血染红的砥平里，一百多人的连队往往几分钟后仅剩七八人，战斗到最后的战士往往与反击的敌人同归于尽皆是，志愿军阵亡者应在5000人以上，仅40军三个团伤亡就达1830人，359团3营仅有数人生还，由于通讯不畅，敌我装备相差悬殊，没有炮兵航空兵只有简陋装备的志愿军装备最终无法突破美军的防线撤出战斗，但志愿军的英勇令敌手感到他们遇到了有世界第一勇气的部队。（6）血战铁原
第五次第二阶段，以美军第一军为首的数万敌军突然直逼铁原、涟川，志愿军后方基地受至严重威胁，并有主力被合围的迹象，彭德怀电令63军死守铁原。5月30日部队冒雨进入阵地，积极抢修工事，美军为突破铁原每天集结大量航空兵，坦克装甲兵，炮兵攻击志愿军阵地，铁原南面茂盛的森林全部被烧成光头，地面被凝固汽油弹烧焦，许多阵地打到最后一两个人时与敌同归于尽，一线部队全都拼了刺刀。6月12日63军完成狙击任务撤出战斗，全军战后仅1500多人接受彭德怀司令员的检阅，旋部队补进20000多新兵。（7）血战汉江
第四次战役为保证东线的会战胜利完成，38军奉命在汉江南岸死守，自1月25日顶住美24师，骑一师，英27旅等数倍敌人的攻击，敌人凭借炮兵，坦克和空军的掩护下分七路进攻，经十几昼夜，38军付出巨大代价。重点扼守350.3高地的342团大战后，生还的仅几十人，相继守卫580高地的3个营及军警卫连等总计也只剩下几十人，牺牲及重伤者均为十之七八以上。至2月16号38军付出极大的代价，胜利完成的阻击任务，敌人全线攻势减退，至此五次战役结束。（8）血战上甘岭
美韩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争夺朝鲜中线门户于1952年10月14日向守卫的志愿军15军45师发起上甘岭战役，至20日仅一个星期45师伤亡50%以上，21个步兵连无一完整。联合国军17个营，伤亡达7000人以上，至11月15日联合国军无力再战，上甘岭战役宣告结束。志愿军伤亡20000人左右，联合国军伤亡10000人以上，3.8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被削平，被鲜血浸透。美军共发射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航弹，志愿军发射40多万发炮弹。志愿军涌现了邱少云，孙占元，黄继光，孙占元等战斗英雄，激烈战斗中与敌同归于尽者比比皆是，后12军加入上甘岭的防守取得最后胜利。二等部队的45师基本上被打光，但从此昂首跨入志愿军一等主力行列，后被特别挑选改建中国第一空降军。
第二章
血战克里特岛：德国伞兵的坟场
大战序幕
1940年10月7日，意大利经由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遭遇到恶劣的天气，战略上也有缺陷，而且还意外的遭到重新部署妥当的希腊部队的顽强抵抗。希特勒与他的参谋都乐观的以为意大利部队可以顺利夺下希腊最重要的据点—沿南部边界上的以及克里特岛上的据点。却未料到意大利部队仍然停留在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未能及时攻克克里特岛是一个“战略错误”，致使英国得以在1940年11月1日抢先占领该岛，从而危及意大利于北非之间的交通线，并让希腊的补给品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埃及。因此，希特勒被迫出兵援助被围困在希腊的意大利部队。“巴巴罗萨”（Barbarosa）作战计划（入侵苏联的作战计划）也因此被推延。在这一段时间里，克里特岛成为英国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一个主要补给基地，其后英军战败时，克里特又成为英国从希腊南部撤离部队的收容站。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希特勒只有出兵占领克里特。
希特勒改变决定
克里特岛是一处战略要地，只要英国控制该岛，盟军便能在地中海东面拥有海空优势。盟军可以将该岛用来作为沿巴尔干半岛海岸发动攻击的跳板。英国在岛上改建了3个机场，并在苏达湾（Suda Bay）建造了一个海军舰艇加油基地。盟军的飞机可以从岛上起飞，对罗马尼亚的油田发动空中袭击。希特勒对克里特岛的重视程度并不低于盟军。德军用克里特岛作为基地，可以钳制巴尔干半岛南部，意大利南部与爱琴海，并可以由此出兵到埃及与苏伊士运河。
1941年4月15日，司徒登（Kurt Student）将军向戈林元帅提出了一份只使用空降部队攻占克里特岛的计划。司徒登当时是纳粹空军第11航空军的指挥官，该部队是正宗地道的空降部队。
对司徒登而言，克里特岛之战是他努力实现空降作战构想的一个绝佳机会；他费时数年，多月计划，以及和罗尔、戈林、甚至希特勒激烈争辩，以期能获得机会来证明空降构想的可能性。他要证明以伞兵及滑翔机突击，并以空运着陆部队实施后继攻击，其性质并非仅属于一支突击部队而已，而是一个强大的新兴兵种。他曾将原先编组的“破坏组”扩编为营，后来又为团、最后扩编为伞兵师，乃至航空军。（在德军中，空降部队是空军的一部分）
戈林元帅于21日向希特勒提出司徒登攻击计划的简报，当时戈林十分兴奋，但希特勒未为所动。经过数天的考虑后，虽然希特勒当时全神贯注于“巴巴罗萨”计划，但还是同意了该计划。
力劝希特勒夺取克里特岛的一些人，对攻占该岛都是各怀鬼胎：戈林曾夸下海口，他的空军所向无敌，但是在数月前被英国皇家空军痛击，损失惨重，他急于赢取新的辉煌的胜利，以掩饰这一挫折。空军上将罗尔则害怕英国飞机从克里特岛起飞轰炸位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北方附近的普洛斯特油田。罗尔对希特勒提出这项警告时，深知道此语已经击中要害而令希特勒心动。参谋长哈德尔（Halder）则认为，德军需要克里特岛以控制地中海东部。此外，司徒登也向希特勒保证，空降部队足以拿下克里特岛。
德国陆军高级司令部却对进攻克里特岛的胜算表示怀疑，也不热衷。德国陆军认为英国将不惜一切死守该岛，以保护英国在北非与苏伊士运河的侧翼。此外，德国也担忧克里特岛作战作战需要动用过量的精锐部队投入次要战区，而影响到时间表上即将实施的“巴巴罗萨”计划。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改变了初衷，在4月25日发布了“攻占克里特岛”的命令，作战代号“水星”（MerKur），作战日期为4月30日，最后改为5月19日。“水星计划”核定由戈林全权指挥。该作战司令部指令赋予司徒登将军第6军的任务为：“在地中海其他空军部队的支援下，执行作战计划”。赋予陆军的任务为：“派遣适当的部队增援空降军，并派遣占领部队，以便在空降部队夺取克里特岛立即接替其任务”。
克里特岛的军事部署
克里特岛是地中海内的第5大岛和爱琴海第一大岛，位于中央位置。西面附近有马尔他和西西里两岛，东面为赛浦路斯；越过赛浦路斯即为叙利亚。在西北面，伯罗崩尼撤突出地形伸向这个岛。在北面，克里特岛本身封闭了岛屿罗列的爱琴海出口。向南面，大约二百哩以外，即为托布鲁克（Toburk）与索伦（Sollum）之间的昔兰尼加（Cyrenaica）海岸。所以这个岛到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三角洲都大约为350哩——比在西西里岛与的黎波里之间的距离还要短。
岛上的地形决定了英军所采取的防御部署。克里特岛东西长160哩，平均宽约20哩。最狭窄的地方在东部的依拉皮塔（Ierapetra），宽仅7哩，最宽的地方约37哩。主要地形特征为4条山脉。一般来说，分水岭都比较靠近南岸，在那里只有少数港口，而且都很小。不过，这些小港口在克里特作战结束时却发挥了极大的价值，英军从这些小港口撤离了10，000多名部队。
岛上首府为卡尼亚（Canea），位于岛的西北方。较大的港口有3处：苏达湾、雷提莫（Retimo）以及赫拉克棱（Heraklion），都在岛的北岸。值得一题的苏达湾，其北面有爱克罗提里（Akrotri）半岛的屏障，港湾内可以容纳大型军舰，也适宜水上飞机的起降。这个有价值的海军据点可以从1500英尺高的爱克罗提里高地加以防守。
1941年，希腊人和英国人在这些北岸港口附近建筑了3处机场，设施很简陋，实际上只不过是前进的机场而已。赫拉克棱机场位于岛东的北岸，是较好的一处，可供各种不同类型的飞机起降。在卡尼亚以西约10哩的马里门（Maleme）机场，跑道只是一片平地而已，未铺设水泥，最差的机场是雷提莫，毫无设施可言。
岛上的重要道路也象港口和机场一样，都是位于北部，此一事实不仅决定德军的攻击目标，而且也决定守军所采取的防御措施。守军的主要兵力均沿着北岸配置。
克里特岛作战之前，岛上的守军兵力为英国军队2，750名，希腊部队1，400名，指挥官为新西兰第2师师长费雷柏（Bernard C.Freyberg）少将。岛上的大多数部队都是盟军在希腊失利然后转到岛上等待修整的部队。
这些从战场上撤离下来的人员大多都已经疲惫不堪，没有组织，仅配备随身的轻武器，缺乏重型装备、运输车辆以及补给。
费雷柏接手本岛时，对德军即将发动的空降突击完全没有准备。该岛北部海岸的各个港口，全部都在德国飞机的范围之内。费雷柏手下的各个旅中，有一个旅仅有一辆卡车提供支援。
岛上守卫部队唯一可以使用的一支装甲部队中有8辆中型战车、16辆轻型战车、以及几辆人员运输车。火炮数量非常少：几门俘获的意大利火炮、10门3.7吋榴弹炮及若干个防炮连，弹药极其有限。
克里特岛上的英国空军部队，飞机的数量从没有超出过36架，其中半数故障，基本上不能使用。而且当德国开始实施入侵前的空中攻击时，英国早已经在数日前将最后的几架可用的飞机撤走了。因此，英军基本上没有制空权。
费雷柏将军向中东英军总司令魏菲尔将军提出要求，希望提供一些迫切需要的无线电机、火炮、弹药、车辆。魏菲尔将军对克里特岛军品短缺的情况非常了解，但他实在是无能为力，因为中东的战事更加紧张，准备运往克里特岛的许多装备都被相继的移用到北非。
驻守克里特岛的高级领导层普遍都存在失败的情绪。在德军的闪电攻势下自希腊撤退这一段漫长的痛苦日子，对费雷柏恩的影响极为深刻。他永远也忘不了德国空军的巨大威力与破坏力。费雷柏决心尽力防守克里特岛，虽然岛上的情况不容乐观。
费雷柏将防御的重点置于反空降，适当地将其部队分成4个能独立作战的战斗分队，依据地形要点部署。3个用以防御机场，1个用以防御苏达湾，预防可能遭遇的海上攻击。由于缺乏运输车辆，因此费雷柏没有机动预备队。
英国防御克里特岛的海上部队，以苏达湾为基地，如前所述，这个港口一直处于德国空军的监视之下。英国将其防御克里特岛的舰艇分为2个支队：较弱的支队有2艘巡洋舰及4艘驱逐舰，奉命拦截克里特岛北方的入侵敌舰；较强的支队有2艘主力舰，8艘驱逐舰，其任务是守卫克里特岛，防止意大利舰队自克里特岛西北方来袭。英国在地中海有锐不可当的海上优势。“就本人所获得的情报明确显示，德军部队与轰炸机不久将对克里特岛实施猛烈的攻击”这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发给魏菲尔的一封电报。克里特岛战云密布，战事已经迫在眉睫。
在英国的预料中，德国将采取海空两路并进的方式作战。他们认为没有海上运输重型装备、增援部队及补给品，空降作战不可能成功。证明英国错误的一场战役即将登场。
水星作战计划
德国第4航空队指挥官亚历山大罗尔将军为“水星作战”的总指挥。第8航空军受其指挥，军长为里休芬（Baron Wolfram Von Richthofen）将军，拥有大约750架中型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以及两个侦察机联队。司徒登将军的第11航空军也隶属第4航空队，辖有10个空军联队，共约600架运输机与100架滑翔机（左图即为在克里特中大量使用的DFS230滑翔机），1个侦察机中队，1个第7空降加强师（辖1个滑翔突击团、3个伞兵团）、第5山地师）、第6山地师的1个团，以及若干个空降的防空营、工兵营以及卫生营，总兵力大约为25，000人。
德国海军负责运载第6山地师的1个营以及第7空降师所需要的但不能空投的勤务部队、重型装备、补给品；此外，还运载第5山地师的载货动物、坦克、防空反坦克炮、弹药、粮食以及其他物品。
德军对于克里特岛的攻击计划有以下两种：
1.德国空军第4航空军集中其一切力量攻占克里特岛西部——从马里门到卡尼亚——然后再以此为基地征服其余地区。这个计划容许最可能的兵力集中，形成强大的打击力量，在决定点上享有绝对的优势。其优点为不必顾虑岛上守军兵力的强弱，并且可以获得第8军的全力支援，而缺点则是山地中的激烈作战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率增高，以及长时间的作战将使守军得以调兵遣将投入增援部队。由于守军还占据东部的机场，也许同时还有苏达湾这种增援也就非常有可能。不过由于德国享有压倒性的制空权，所以在白天里，即使能增援，其数量也极其有限；当然在夜间却很难阻止盟军增援部队的登陆。
2.第11军对岛上的7个要地，包括马里门、卡尼亚，雷提莫、赫拉克棱在内，同时发动攻击。这个计划的优点是能够发挥奇袭效果，迅速占领岛上所有要点。假如成功，则其余部分便能很容易的克服。其缺点是：德军的兵力有限，不足以同时攻击这样多的据点，而运输机的容量也不能有限的支援（一次只能12人）。尤其是攻击部队不能获得第8军的充分支援。倘若遇到守军的顽强抵抗，易造成“装备多而人员少”最后被各个歼灭的严重后果。
戈林元帅批准的攻击计划乃是上述两个计划的折衷：
攻击部队首先迅速占领4个最重要的据点，然后分途进攻其余地区。第11军使用强大的先头部队（伞兵和滑翔机部队）迅速从空中攻占机场和岛上最重要的城镇。为了获得第8军的充分支援（尤其是战斗支援），攻击行动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批部队于0715时空降克里特岛西部，主要夺取目标为马里门机场和卡尼亚市镇。
第二批部队于1515时空降克里特岛东部，以雷提莫和赫拉克棱为主要目标。
第一、第二批部队夺取目标后，德军增援部队即由空中和海上陆续登陆，直到全部攻击部队登上克里特岛。
此一计划若能成功，则从第一天起，由于三个机场和卡尼亚（包括苏达湾）都已经被占领，已足以使守军无法获得经由空中增援的部队，以及在各个要点进行任何相当规模的兵力调动。
第11军（司徒登）作战部队分为三批，分别担任不同的使命：
1.西部一支由麦因德（Meindl）少将指挥，受命在第一波攻击中迅速占领马里门，然后据守机场以便后续部队可以源源不断空降着陆。
2.中部一支由苏斯曼（Sussmann）中将指挥，其任务是攻占卡尼亚及苏达村，以使岛上的主要港口丧失作用。到1515时，第二波兵力就应占领雷提莫的市镇和机场。
3.东部一支由林格尔（Ringel）中将指挥，也属于第一波，其任务为以跳伞方式攻占赫拉克棱市镇和机场，然后保持机场的开放，以便后续的山地部队可以空降着陆。
第8军在攻击发起日（D day）的清晨，将执行摧毁克里特岛地面防空部队的任务，同时也负责掩护和支援空军部队作战。此外，第8军还需要保护参加作战的舰艇，并击毁在克里特岛附近的盟军海上兵力。
D日夜间，第一批舰载增援部队应在马里门以西上岸。第二批则于D+1日夜间，在赫拉克棱以东上岸。对于苏达湾，也应该在肃清守军和水雷后，立即加以利用。
以上的攻击计划可以说非常周详，同时也没有重大障碍因素。作战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机场，如能顺利占领三处，甚至其中两处，则攻占克里特岛便如囊中之物。
惨烈的战斗
1941年5月20日凌晨，德军发动攻击。一波波的德国轰炸机与低飞的战斗机，以炸弹和机枪猛烈的攻击马里门、卡尼亚与苏达湾，摧毁了三处守军大部分的防空火炮以及通信网。
在0800时，德军的空降正式开始。
第一批滑翔机（DFS230），每架运载12名士兵，运送苏斯曼中将所率领的中部一支，降落于卡尼亚海滩与机场附近。在同一时间，另有2000名伞兵部队以每批200名，间隔15分钟的方式分别降落于卡尼亚附近。这一批的降落伞当中，每三个当中便有两个挂着武器和补给的容器。
在马里门降落的伞兵部队遭遇到顽强的抵抗。岛上的守卫部队在机场南面的山坡挖掘了许多阶梯式的散兵坑。坑中的英军击毙了数十名伞兵：有些是在空中即被射杀；有些则是降落地面后来不及挣脱降落伞而被击毙。地面守军的集中射击使得德国伞兵无法取得武器及补给品，因此，伞兵只能用随身携带的轻武器还击。
在马里门地区，德军突击团的一个营降落地点过于偏东，结果降落在一片橄榄林与葡萄园内，遭到守候多时的机枪与步枪无情而且准确的射击，当场就倒下一大片，死伤惨重。
搭乘滑翔机的部队则较幸运。当滑翔机降落马里门机场时，扬起一阵阵的灰尘，形成了良好的掩护，因此保护了机上的士兵免于成为英军的活靶。
进攻马里门地区的德军部队，其高级军官并没有因为有高军衔而能保存性命，无情的炮火依然夺取了其生命。
第7空降师的指挥官苏斯曼中将在进场飞行时不幸阵亡，指挥马里门部队的麦因德少将在降落后不久即重伤。因此，马里门与卡尼亚两地的部队在攻击的一开始就失去了指挥官。
为了达成攻占马里门的作战任务，德军必须尽快夺取机场，以便增援部队能及时的空降着陆。然而，英国部队在107高地构筑了一个防御工事，可居高临下俯览机场及四周地区。1500时，德军幸存的部队向高地与机场同时发起进攻。虽然德军部队在机场附近遭到强大的火炮射击，死伤累累，但他们还是拼死占领了机场的北面与西北面，并且向107高地的北坡推进了一段距离。然而就在这时，有两辆英军战车横越过机场，冲向德军的后侧。这两辆战车开足马力，越过空地，车上枪炮齐射，德军部队措手不及，当场死伤累累。直到德军调来反坦克炮还击，这两辆战车才悲壮的沉寂下来。
德军攻击107高地与马里门机场北面的整个作战过程中，英军的炮兵与步兵均全力以赴，以最大的射速进行射击。到了黄昏，战斗仍然在激烈的进行。有2架德国运输机试图降落但未成功。来自机场四周的机枪与火炮笼罩着机场跑道，迫使运输机不得不飞离。
突击卡尼亚与苏达湾地区的德国部队（原计划的中部突击团）负有消灭英军指挥群的任务。苏斯曼中将阵亡后，改由司徒猛（Sturm）上校指挥。德国的情报单位已精确地获悉该地区的防卫部署。不幸的是，德国某些无经验的运输机驾驶员因紧张与惊慌而将空降部队投在怪石嶙峋的地形上，致使许多人摔断骨骼或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少数没有受伤的人员转而捡拾武器弹药和照顾伤员。使得这些部队完全无法发挥作战力。同一波的部分伞兵降落在某些橄榄林内，其中散步着有坚强防御与良好伪装的的阵地。这个地区的新西兰守军具有非常好的伪装与掩护，使德国伞兵蒙受了巨大的伤亡。
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使中部突击团未能攻占雷提莫机场，而其指向苏达湾的前进也被猛烈的炮火所阻挡。由于运输机的失误，当中部突击团与守军接触时，兵力比原先少了600人，而且部队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下，不能有效的管制指挥，因此东部突击团也未能达成预定的目标。
设在希腊的德军指挥部尚不知道首批两批突击团所遭遇的困难到何种程度。因此，原定在攻击发起日的当天下午空降赫拉克棱与雷提莫两地的计划仍如期实施。
运载第二波空降部队的运输机，在九时与十时之间返回希腊基地，但因加油以及清理机场需要时间，以致未能在1300时前完成第二次出击的准备。所以，各中队以错误的战术编队出发，导致德军在克里特岛中央北方两处机场所投下的伞兵，不能同时到达指定的目标，而是在1500与1800时之间零星的到达。
英军已经在这些地方严阵以待，他们不仅有优势的兵力，并且还挖掘了许多散兵坑，并做了良好的伪装。此外，德军运输机的零星到达也使得英军的狙击变得更容易，结果，德军被射杀的人数超过了早晨跳伞部队的伤亡人数。
在马里门，安德鲁（L.W.Andrew）中校的英军第22营有两个连防守107高地，另有两个连在山下防守机场。他的指挥所设在该山上，该处已经遭到德国俯冲轰炸机的猛烈轰击，同时在激烈的战斗中又与山下的两个连失去联络。派往这两个单位的传令员有去无回。德军攻占塔隆第士河上一座主要公路桥梁时，安德鲁中校使用预备队与配属的仅有的两辆战车回应德军，以期能夺回该座桥梁。但在激烈的争夺当中两辆战车连同大部分的预备队人员均被摧毁、消灭！
安德鲁中校遭受的压力有增无减。107高地俯览着机场，德军势必先予以占领，然后才能夺下机场。进攻107高地的德军指挥官司徒猛上校，他的作战构想是以钳形的攻势压迫新西兰部队慢慢向107高地顶部退却。当天下午，安德鲁上校的营部防区被突穿。1700时，安德鲁告急，请求哈尔吉士特准将增派援军。哈尔吉士特准将先前曾答应安德鲁，如果需要援军时，可以派遣距离其不远的勒克中校（率领第23营）支援，但是这时哈尔吉士特准将告诉安德鲁，他无法派遣援军。他说勒克中校已在其他地区与德军接触，希望安德鲁好自为之。
安德鲁在1800时再电告哈尔吉士特准将，他认为必须撤退。哈尔吉士特准将批准所请。
这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勇士，如今却疲惫不堪。既受伤又六神无主的安德鲁，在奉准后不久即将所属全部撤出107高地，退到勒克那一营防区。此时他仍不知，在山下“失去”的两个连，虽然面临德军强大的压力，但仍然坚守着阵地。
他们两位所下的决心—哈尔吉士特准将未能增援107高地，以及安德鲁的过早放弃阵地，开始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导致了费雷柏付出丧失克里特岛的代价。
当哈尔吉士特准将与安德鲁对己方所面临的状况至感痛苦的时候，却不知道敌方的恶劣环境。德军指挥官受重伤，部队指挥受影响。其计划中的两个空投部队，一个全军覆没，另一个则损失惨重。
随同麦因德少将搭机自希出发的1，900名官兵中，只剩下600名可以使用。司徒猛指挥的钳型攻击，其间相距1哩，于夜幕低垂时分分散开在107高地的山脚。部队筋疲力尽，实在无法继续再前进。他心中也不存有夺下这座山头的希望，也不指望有空运着陆的增援部队的到达。
在午夜时分，司徒猛手下的部队分别由107高地西侧与南侧，缓慢而静悄悄地在寒冷而漆黑的斜坡上匍伏前进，在步枪射击的火光与声响下，心情无不紧张万分。然而，当他们发现一条又一条的战壕内空无一人时，惊奇不已。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由于守军已经放弃阵地，德军于是轻易的把克里特岛最重要的山头“夺取”到手。
不过，马里门机场仍不时受到英军炮兵的射击，机场上遍布早上降落的运输机与滑翔机的残骸。因此德军计划于第二天空运第5山地师的飞机仍无机场可以使用。
20日一整天，司徒登在希腊雅典大布雷坦旅馆的三开间套房中，忧心如焚。对戈林命令他留守雅典一事，更是气愤难填。克里特岛的战事已经进行了一整天，司徒登聆听自200哩外拍发过来的微弱无线电信号的声音。各个机场仍然在英军的手中。他现在面临着一项残酷的现实：他亲手培植的第7伞兵师，很可能全军覆没。
在对战地状况缺乏明确的了解的情形下，无法做成决定。为了达成增援任务，必须占领一个机场。马里门机场的情况较其他各处更为有利，为了测试JU-52运输机能否在马里门机场着陆，只有一条路可走。司徒登把他的一名参谋，名叫克勒的上尉，召唤到跟前告诉他：“明天一早，驾驶一架JU-52飞到马里门，在机场降落后与当地的指挥官碰面，查询当前情况。起飞离地后立即向我报告。”
司徒登苦于无法获得明确的情报，不得不出此下策。
黎明时，在马里门的德国伞兵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仍然尽力支持着，准备对付预期中守军部队可能实施的反击，但未见到敌人的来袭。反而听到了德国战机的响声，欣喜若狂，他们又回来执行这一天的空中护航任务。而JU-52也开始投放补给物品。然后克勒所驾驶的JU-52于上午0800时从海上低空进入，随即斜飞突然下降，以大角度进场方式向马里门机场降落。地面的射击声四起，该机频频中弹，但克勒仍然平安达成降落任务。克勒冲过跑道，不顾跑道附近猛烈的炮火的威胁，在与惊奇不已、满身污垢的伞兵军官作简短的谈话后，随即奔回那架尚未停车的运输机，起飞升空，在弹雨中扬长而去。一分钟后，在雅典的司徒登便接到梦寐以求的情报。他的幕僚人员立即跑到电话机与无线电机旁，对六、七处机场发出通知，令所有的运输机起飞。司徒登把全部可用的600名伞兵增援马里门，然后将第5山地师空运着陆于马里门机场。
指挥这支预备队的雷姆克（Bernhard Ramcke）上校，使用现有的全部飞机尽速运载，甚至连第5山地师已经登上数架飞机的士兵也被赶下，让给伞兵乘坐。雷姆克上校奉命在马里门机场西面跳伞，协助友军歼灭敌军，以完全控制马里门机场。下午0300时，雷姆克上校在马里门的葡萄园上空以低高度投下四个连。
有两个连应该降落在英国守军的后方，却不幸降落在伪装良好的英军阵地上，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另外两个连空降成功。他们与德军地面部队汇合后，成功地将英国守军自马里门机场附近的地区驱逐。
德军的运输机在当天的下午0400时开始运送第5山地师，虽然此时机场仍然有英国炮兵的零散炮击。德军利用一辆虏获的英军战车作为开路机，清除机场上的飞机残骸。之后，德军即将整个第5山地师、重型武器、炮兵、弹药与其他的补给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马里门机场。
距离雷提莫数哩处，德军伞兵在第一天遭到严重损失后，已经无力整顿对该地机场实施再攻击。在赫拉克棱，布劳尔（Brauer）上校指挥的第1伞兵团，奉命夺取仍有城墙的市镇，并以一营的兵力攻占机场，另在城区东西边上各以一个营担任封锁两翼的任务。不过，布劳尔上校企图变更命令，对机场实施全面的攻击。在夜幕低垂之际，攻击行动已经迟缓下来，但布劳尔的损失十分惨重，没有一个预定的目标被达成。
源源运抵马里门的第5山地师，由师长林格尔少将指挥。为了解决赫拉克棱的胶着状态，林格尔少将临时编成4个伞兵连，于5月28日投到赫拉克棱西面的一处口袋地形附近，与布劳尔的部队汇合，然后对市镇及机场发动攻击，在俯冲轰炸机的支援下，英军数处据点被歼灭。第二天清晨，德军逼近剩余的英军阵地，未发射一发子弹，即占领了赫拉克棱市镇与机场—英国海军舰艇已经在前夜将守地军队撤走。
德军的海上进犯也未能如计划准确实施。按照计划，第6山地师一个营以及许多重型装备（为伞兵部队及滑翔机运载部队所需）应于D+1日由海上运送至苏达湾。这支大约由30艘机动船和3艘货船组成的运输队，在D日夜间从希腊驶往克里特岛，却不幸遇上一支突破德军海上封锁的英国海军舰队。使得德军被迫撤销这次海上行动。另外一支相同规模的德国船队于史帕莎岬（Cape Spatha）附近，在午夜前不久启程前往苏达湾。无巧不成书，此时正好也有一支运载补给品及增援部队的英国特谴舰队驶往苏达湾，使得德国船队大吃一惊。英国的护航舰只马上开火，即时重创一艘意大利护航舰，并击沉大多数的机动船及货物。船上运载的山地旅士兵许多不幸溺毙。
这次灾难迫使德军取消了所有由海上增援克里特岛的行动。5月22日清晨，德国第8航空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目标是克里特岛附近水域的英国舰队，结果造成英国海军严重的损失。迫使英国军舰从克里特岛四周水域撤离。
至5月28日，一支意大利部队在克里特岛东部的提亚湾登陆，德军的增援部队在苏达湾登陆，均未遭到英军道德扰乱。此时全岛的抵抗已经完全瓦解。29日，一支德国机械化部队从马里门出发经雷提莫，再到赫拉克棱，通行无阻。实际上，克里特岛已经在德军的控制之下了。
战斗结束
岛上守军的情况到5月26日即已经迅速恶化。次日，指挥官费雷柏将军下命令准备从克里特岛南部的小港斯法基亚撤退，转进至埃及。由雷柯克（Laycock）上将所率领的两个突击营于5月26日到27日之间的夜里，在苏达湾登陆。这一批部队的任务即吸引德军的注意力，牵制岛上的德军的运动，以便残余的守军可以从马里门和卡尼西亚等地向克里特岛南岸集中，不至于遭到德军的追击。
在5月28日到29日的夜间，英国海军曾从克里特岛北岸各港口撤运出4，000人左右，但却为此而付出两艘驱逐舰和800名人员的代价。此外，还有三艘巡洋舰也受到创伤。
从5月28日的夜间开始，英国军舰和商船在连续的四夜之内撤运了15，000名人员。英军撤离后，克里特岛之战也就结束了。
克里特岛一役，英军的损失估计约15，000人，包括死亡和被俘在内。但比较可靠的统计数字为15，743人。此外，英国还损失了2，011名海军人员。
德军在克里特岛的损失，众说纷纷。德国承认损失了6，453人，这个数字比丘吉尔所宣称“全部死伤15，000人”少了许多。但却比德军在整个巴尔干战役中的损失（5，650人）还要高。在飞机方面，德国损失了350架，其中约半数是运载伞兵的运输机。
检讨与教训
克里特岛之战是一例空降作战成功的战例。司徒登固然是战胜者，但他所犯的重大错误在胜利的光辉下全被掩饰而遭人遗忘。初期计划中，他的部队太过于分散，犯了兵家大忌。其后纵有所修正也嫌不足，而且指挥官的底牌——预备队也显得太少了。以致于重要的初期不能获得重大的突破，使兵力损耗激增，士气也极为低落。
再者，由于运输机驾驶员的失误以及空中运动计划所订时间未能切合实际，使伞兵部队逐次投入战场而给予守军各个歼灭的机会。伞兵着陆后无法迅速集结发挥作战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德国伞兵伤亡惨重的原因，人为的因素远大于不可预期的因素。
克里特岛之战给予盟军许多宝贵的教训。在空运战术上，保持制空以及制海两大优势为决定作战成败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战场接近海岸时。这次作战初期，克里特岛周围海域的制海权握在英军的手中，迫使德军空降部队不能及时获得增援部队以及重要的武器装备，战斗力大受影响。
德国在克里特岛所获得的空中突击胜利，巩固了德军向地中海地区推进的南翼的安全，防止英国进驻飞机而对巴尔干半岛上的普洛斯特油田形成威胁，同时也取得了南进的跳板。
但是，对希特勒而言，克里特岛之战牺牲了他最精良的一个师，由于付出的代价太高，使得他黯然神伤，因此希特勒对这个地中海地区的第三次胜利并不觉得值得炫耀。他过去的一切成功都是成本低廉而收获丰硕，相比之下，克里特岛的胜利也就显得暗淡无光。希特勒于7月20日告诉司徒登：“克里特岛之战，已经证明了伞兵的全盛时代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英国战史学家一致相信，由于德国伞兵部队在克里特岛的损失过于惨重，才使希特勒不再重用伞兵部队。从这种观点来看，英国的这次失败，未尝不是战略上的一次胜利。所以在1942年夏季，他拒绝发动对马尔他岛实施空降突击，而且也拒绝了由克里特岛发起空降攻击以夺取苏伊士运河的建议，其原因可能在此。
1941年10月后，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地面部队，迫使德国高层司令部以完成训练的空运及伞兵部队充当步兵，投入攻俄作战，时间就在克里特岛战役后不久。司徒登在战后的访谈中承认“克里特岛是德国伞兵的坟场”。克里特岛战役以后，德国伞兵便一蹶不振。希特勒后来又改变注意，要求新的空降作战。但是，德国若想再发动一次空降突击，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另一方面，克里特岛之战却激发了盟军建立自己的空降部队的决心，他们深信：如果盟国要想战胜强大的德国作战机器，空中的机动力实在是很有必要。在克里特岛作战时还是营规模的美国伞兵部队，在其后短短的18个月内，已经扩充为师编制。这些伞兵部队在日后的作战中的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如诺曼底登陆战。
日本飞机“上海号”被击落差点改变历史
珍珠港事变前夕，一架名为“上海号”的DC-3运输机在广东神秘失踪，曾让日军大本营惊惶失措，险些改变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一1941年12月1日晚，珍珠港事变前的一个星期。
从东京的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正在向珍珠港航行的联合舰队第一航空队，到台北的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到广东前线的第23军“波”部队司令官酒井隆中将，整个日本指挥机关都被一个沉重的消息压抑着——应该在当天下午到达广州的“上海号”民航机，依然没有到达。从时间推断，该机的油料最多也只能维持到下午5点，此时，肯定已经迫降或者坠毁。日军大本营严令在南京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全力寻找。
这样一架不大不小的民用飞机，怎么会让整个日军指挥机关一片忙乱呢？
这架飞机上有日本陆军大本营（兼支那派遣军）联络参谋杉坂共之少佐一行，杉坂的身上携带着大本营“极秘”的“あ号作战”开战命令！“あ号作战”，就是日军打响太平洋战争的一连串军事部署中，由广东方面第23军“波”部队执行的攻占香港的作战方案。更可怕的是杉坂所携带的文件，还提到了奇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因为“あ号作战”的开战命令中，要求“波”部队必须等待珍珠港奇袭成功后，才可以发起对香港的攻击。
假如杉坂手中的命令落入中国方面手中转交英美，那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局面都可能逆转——要知道这时离日军奇袭珍珠港还有整整一周时间！
二
日军驻广东的第七航空联队虽然全体出动沿着航线寻找，却一连两天一无所获。正在此时，南京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奉命严密监视中国方面各电台信号的特高课译电班，译出一份重要的电文：“1日14时，职部平山墟守军狙击大型日机一架，该机坠毁于稻田，有四名日兵进行顽抗，为我击毙，并在机内发现坠毁时死亡三人，现正进一步调查核实战果中。”
同时，“波”集团情报部门也截获破译了另一封发给重庆的电报，称“已将敌机机体破坏，缴获品及收缴的文件将上送处理”。
气氛顿时转为沉重，12月4日，极度不安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面派另外一名联络参谋高山信武少佐携带文件副本赶去广东，一面上报参谋本部及南方总军司令部——“杉坂少佐携带的文件，落入敌手的可能性极大，根据敌情，我军夺回文件的机会不大，请立即按照文件已经泄漏的前提妥善处理开战准备。”
然而，具体指挥搜救任务的“波”集团参谋长栗林忠道将军意识到事情可能还有转机。首先，根据中国军队的电报，上海号上死亡人数和该航班的人数不符，很可能还有幸存者。其次，中国军队的电文密级不高，而且处理问题节奏较慢，似乎并未重视这一事件。
冷静下来的日军指挥机关，马上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命令广州方面的陆军航空队冒着恶劣天气出击，猛烈轰炸上海号残骸，务必“毁尸灭迹”；第二，命令驻扎淡水（惠阳市淡水镇）的第66步兵联队三个大队立即出发，前往上海号坠毁地域，寻找幸存人员。
12月5日下午2时，日军到达上海号残骸附近，看到残骸已经被炸毁。意外的是，日军士兵这时发现在飞机下方200米的草丛中，有人呼救！经过抢救，发现是多处负伤的日军第十五通讯联队军官宫原中尉。据他回忆，坠机后，有一个军官带着他的一个同伴迅速离去。
三
杉坂还活着！日军的希望之火又点燃了。
正在这时，又一份破译电文如同兜头冷水浇了下来。“随后对坠机现场周围进行进一步搜查，在距离坠机地点1.2公里的地方发现一名日军军官。该军官用手枪和战刀进行抵抗，经喊话不从，将其击毙……”
这时，日军的整个情报系统都已经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隐藏在第七战区内部的日本间谍报告，独立第九旅报告中击毙的那名日军军官，身着少佐制服。
日军内部的看法，杉坂的死，应该和日军营救的仓促和部署不周有关。中国军队的再次出动，显然是因为前一天日军轰炸“上海号”残骸引发的。一架已经坠毁的己方飞机，还要加以猛烈轰炸，显然是要隐藏什么秘密。
6日拂晓，日军大本营再次催问情况。这时，离开战的时间只有两天了。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鉴于文件的丢失很可能造成奇袭的失效，为了避免执行奇袭的部队陷入对方预设伏击，建议推迟作战时间，至少改到12月10日。
这时，栗林忠道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确信中国人没有得到文件，请准时开战。栗林的结论是有他可靠的逻辑的。他知道杉坂这样忠实的军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到12月5日杉坂才被击毙，有三天的时间，足够他处理掉这些文件了。
接到栗林的电报，加上推迟作战开始时间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大本营决定一切开战部署照计划进行。
四
6日夜9时，日军驻淡水守备部队荒木支队报告，在城北门接到了一名负伤的日军幸存者。经过鉴别，他正是杉坂少佐的助手，日本陆军25军司令部副官久野虎平。
对久野的询问立即开始。久野虽然负伤而且虚弱，神志却十分清醒，他作了如下叙述——“杉坂少佐焚毁文件不成，遂与我离开飞机，试图寻找山下友军。2日晨即将下山时，发现附近有中国军队在活动，于是折回高地隐蔽。两天后因没有食物，我二人决计向另一方向突出。走到中途，听到飞机坠毁方向传来枪声，知有友军来援，于是赶来会合。但因为道路险峻，无法接近，熬到下午，中国搜索兵出现，将我击伤，杉坂少佐逃走，我二人分开。晚上不见中国兵踪影，乃挣扎到此地……”“我们离开飞机，随即将所有机密文件撕成碎片，埋在了几十处地点，无法复原了。”
此时，距珍珠港打响，已经不到24个小时……
史海揭秘：苏美首脑热线数次防止“核大战”
近日，中美两国国防部长正式对外宣布同意建立两国国防部直通热线。历史上，建立军事热线是各国间加强军事互信，减少军事误判的重要手段。美苏在冷战期间建立了首条国家首脑间“即时联系”的军事热线，它多次将两个超级大国从核大战的边缘拉了回来。
首脑热线装在囚室里
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导弹的动向被美国发现后，美国总统肯尼迪随即宣布封锁古巴周边水域，并准备入侵古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骤然紧张，世界处在核大战的边缘。危机期间，双方谁也摸不清对方底细，完全处于一片“战略迷雾”之中，即便赫鲁晓夫最终屈服，经苏联驻美大使馆送来关于解决危机的建议信也让肯尼迪难辨真伪，美国情报专家经过12个小时的甄别，才把这封3000字的信件内容分析完毕。危机结束后，白宫高官们觉得如果美苏之间的交流能更快一些，那么危机将更容易解决。
1963年6月，美苏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建立直接交流热线的备忘录》，这条直接交流热线是为了建立美苏两国之间的信任，防止因误解或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导致核大战的爆发。根据备忘录的要求，美苏热线是一条双向电报电路，这条线路途径华盛顿、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和莫斯科，其中华盛顿-伦敦段通信联络依靠世界上第一条跨大西洋电话电缆连接。为求保险，美苏两国还另开辟了一条华盛顿-丹吉尔（摩洛哥）-莫斯科的备用无线电通讯线。
首脑热线将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联系起来。美苏热线在莫斯科的终端被称为“红机”，所谓“红机”其实徒有其名，它没有语音通话功能，更像是一台密码电传机，此举主要是两国元首担心声音传达容易产生误解或误听。“红机”被苏联视为顶级机密，为求保密，苏联向本国以及民主德国的160多家企业下达生产任务，让它们各自生产一部分零件，然后由克格勃第16局（即无线电侦察总局）负责组装调试。为保证安全，机器被设置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地下囚室里，这里在沙皇时期曾关押过十二月党人。
苏联总理的烦恼
美苏热线的首次使用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空军在开战不久就重创了阿拉伯国家的空军。作为阿拉伯国家的盟友，苏联在地中海集结重兵。美国注意到苏军的异动，立即向相关水域派遣了航母战斗群，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甚至威胁说：“如果苏联敢动以色列一个指头，美国不排除与苏联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
考虑到可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苏联在最后一刻退缩了。6月10日，受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委托，总理柯西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走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囚室，首次通过“红机”呼叫美国总统约翰逊。号称“苏联首席翻译”的苏霍德列夫陪同三位领导人来到热线旁，当柯西金发现热线不是一部电话时，立刻质问苏霍德列夫：“为什么没有听筒和话机，我们怎么和美国佬通话？”苏霍德列夫回答：“总理同志，这不是电话，而是一台远程电报打字机。”
除了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和葛罗米柯都对这条热线表现出急躁情绪，两人习惯于在电话前高谈阔论，而不是一个接一个把话说完，然后由口译员把他们的话速记在文件上，再通过密码发送，柯西金抱怨自己就像“在排队买面包”。领导人不满意，负责翻译发报的口译员们也是一肚子怨气，因为柯西金、葛罗米柯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嘴里总是充满华丽的辞藻与空洞的修饰语，苏霍德列夫不得不为一句关键的句子等上半天，而自己又不好意思停下笔，只好用外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画素描”。尽管沟通如此不便，但美苏首脑终于就共同缓和中东紧张局势达成协议，不久，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正式停战。
经过这次事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再忽视热线的功效。1971年，美苏双方一致同意将军事热线系统提升到更先进的卫星传输模式，由两颗美国国际通信卫星和两颗苏联“闪电-2号”通信卫星担任信息中转任务，这样美苏领导人实现了真正的语音通话。根据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克格勃第16局的专家们在其政治局办公室里安装了热线电话，可直接与白宫通话。当勃列日涅夫需要与美国总统通话时，这部电话会自动启动“机密专线”，专线上的声音信号全都经过加密处理，即使被人窃听或捕捉到也不可能还原成原始的声音信号。该电话机没有拨盘，也不用拨号，只有各种神秘的字母按键，至于这些字母的特殊含义，只有勃列日涅夫本人、他身边的秘书以及安全人员知道。
二战谜中谜：巴顿口无遮拦反倒令德国人中计
为什么希特勒在敦刻尔克三十多万英法军队被围的关键时刻下达一道奇怪的命令？为什么希特勒对主攻列宁格勒还是莫斯科一度犹豫不决？诺曼底登陆，盟军对德军施展了怎样的“诈骗术”？本书是著名军事专家马骏先生在北京电视台“名师讲坛”所讲《战争谜中谜》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他对于二战一些重大战役重要细节的解析别有新意，引人入胜。
主攻莫斯科还是列宁格勒——“狼穴”演说一锤定音
德军竖起“通往莫斯科”的标志牌
1941年6月22日凌晨时分，苏联西部4500公里国境线上，夜黑如墨，驻守西部国境线的170个红军师的几百万官兵，依然按平常作息安排，在梦乡中酣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两千余架德国飞机打破午夜的宁静，隆隆飞越苏联几千公里边界，炸弹冰雹般倾泻在苏军各营房、据点、前线机场、铁路交汇点和后方补给中心。与此同时，几万门德国野战炮和坦克炮沿几千公里边境线一起开火，猛烈轰击苏军前沿阵地，为进攻部队开辟通路。几百万德国侵略军分为3个集团军群，以坦克为先导，乘机蜂拥而入，向苏联腹地全线推进。这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执行“巴巴罗萨”——希特勒以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红胡子”命名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红胡子”的意大利译名叫“巴巴罗萨”。“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是德国乃至中世纪欧洲最具有冒险精神和前瞻性的君主，是他领导发起了进攻东方的第三次十字军远征。希特勒以其名字命名进攻苏联作战计划，令人毛骨悚然。
在战争开始的前十几天里，三路德军向前推进的速度惊人。至7月5日，德军北方和南方两个集团军群分别向前推进450和350公里，北方集团军群已经进逼苏联西北重镇列宁格勒。
由博克元帅指挥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40个师的兵力以南北两路的钳形向苏军发动进攻，至7月10日，已经深入苏联境内450至600公里，几乎占领了白俄罗斯的全部领土。
7月16日，古德里安上将指挥的德军坦克部队占领了横跨第聂伯河两岸的斯摩棱斯克。
斯摩棱斯克素有“莫斯科门户”之称，它们之间只有不足400公里的距离。
德军的坦克手们在这条混凝土公路上竖立了许多标志牌，上面写着“通往莫斯科”的德文。毫无疑问，莫斯科将是德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
德军统帅部爆发激烈争论
然而，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德军最高统帅部内却发生了一次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从7月16日已经到达的斯摩棱斯克继续向东推进，拿下莫斯科？还是以北路和南路两翼为主攻？换句话说，德军到底是以莫斯科还是以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作为最后目标？
以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司令部，唯一的目标是歼灭苏军主力，而莫斯科方向恰恰部署了苏军主力，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全力进攻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是苏联首都，同时也是苏联整个铁路交通网的中心，铁路瘫痪了，苏军调动的自由就会大大受到限制。
但希特勒却决定以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作为进攻目标。他突然改变主力的进攻方向，是从两个角度考虑问题的。进攻乌克兰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希特勒认为，乌克兰是苏联的大粮仓，其东部紧连顿巴斯工业区，占领乌克兰将导致苏联经济的完全瘫痪，并为德国获取重要的经济支撑。进攻列宁格勒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希特勒认为，列宁格勒是苏联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旧俄国的首都，占领列宁格勒对于打击苏联民众的抵抗意志意义重大。
争论持续一个多月，德国陆军司令部没有说服他们的元首。8月21日，希特勒下达了一项新指令，声称德军在冬天到来以前的重要目标是要占领乌克兰和列宁格勒。
于是，在德军入侵苏联的第一个夏天，最激烈的战斗一直是在南部的乌克兰进行的。9月19日，德军攻占基辅，苏联军队遭遇惨重损失，伤亡和被俘的人数高达100万。
尽管希特勒称基辅之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但他很快就发现，苏军的抵抗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而苏军所有的作战命令，全都来自于莫斯科。
希特勒“借酒”掀“台风”
1941年9月21日中午，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也就是号称“狼穴”的拉登斯堡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德军高级将领。希特勒饮食简单，不喜烟酒，一般极少举行什么宴会。知道希特勒习性的人都猜测元首的这顿饭可能大有文章。
午餐非常丰盛。盛满冰块的银质小桶里放满了一瓶瓶法国香槟酒，侍者们把夹有鱼子酱、火腿和鲜鱼的面包分放到盘中，酒杯里斟满白兰地、罗姆酒、威士忌、杜松子酒……
果然，希特勒是“借酒生事”。当宴会举行到了一半，从不饮酒的希特勒站立起来，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地招呼着大家。大厅慢慢地静了下来，希特勒放下酒杯，清了清嗓子，然后用他带有浓重奥地利口音和鼻塞般的德语在餐桌旁发表了他著名的“室内演说”：
6月22日早晨，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次战役开始了。一切都按计划发展，我们在北翼围困了列宁格勒，在南翼占领了基辅，在中央占领了斯摩棱斯克，通往莫斯科的门户已经被我们打开了。敌人已经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了！
希特勒的话音刚落，席间顿时发出一片爆裂般的疯狂欢呼：“向元首致敬！向元首致敬！”
希特勒满意地笑了，笑得那样开心。他接着说：
只有我们德国才有权利获得生存空间。我们最终将享受到世界宴席上的一切美妙食品！“砰——”，他将空中划着弧形的手，猛然落在桌子上，震得桌子上的酒杯一阵乱响，大家不由自主地被吓了一跳。希特勒完全没有理会这些，大声宣布：
我决定，我们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莫斯科！莫斯科将在冬季到来之前被毁灭，完全从地球上抹掉！
说完，希特勒的手在空中用力地一挥，顿时，全场再次响起一片欢呼……
9月30日，希特勒亲手签订了进攻莫斯科的军事行动计划，代号为“台风”。就这样，希特勒在北路重兵集团对列宁格勒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决定实施“中间突破”，把所能抽调出的部队全部用于莫斯科方向，以攻占苏联首都莫斯科及围歼其附近的苏军。
于是为，在人类战争史册抹有浓重一笔的莫斯科会战发生了。
诺曼底登陆——
盟军“诈骗”希特勒
巴顿牵爱犬招摇过市
在诺曼底登陆前，盟军除了严格保密外，还采取了各种疑兵之计，以防无孔不入的德国情报部门。这些疑兵之计包括：设置假目标、假阵地、兵力佯动、电子佯动和散布假情报等，使希特勒深信盟军的登陆地点在加莱而不是诺曼底，至于登陆时间就更加扑朔迷离了。
何为疑兵？疑兵之计如同演戏。盟军演假戏的功夫真是到了家了。
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巴顿的“影子部队”。巴顿能打硬仗，所以凡是重大的战役都少不了他。德军元帅龙德施泰特说过：“盯住巴顿，他在哪里，美国人的主攻就可能放在哪里！”
盟军利用了这一点，把当时因为在西西里打士兵耳光而被免职的巴顿，弄到了加莱海峡对岸的英国多佛尔市，让他到处牵着爱犬招摇过市，而且到处发表讲话，讲完话，还卖一个关子，告诉大家：我在这里的事仍是一个秘密，希望你们不要提及我的名字。这就等于说：“你们可以把我在这里的事，告诉任何人，特别是我的名字不要忘记提起。”这使得德军认为在加莱地区有巴顿指挥的一个重兵集团，而巴顿在哪里，美军的主攻方向将选定在哪里。
铁血将军口惹是非，德国间谍深信不疑
不久发生的“纳兹福德事件”，使得德国人更加相信盟军将在加莱登陆。
1944年4月7日，因在地中海战区打耳光事件而被撤职赋闲的巴顿奉命调到了英国，准备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这次巴顿指挥的是第3集团军，而对外讲是“第9集团军”。巴顿部队的驻地在加莱附近的纳兹福德地区。
纳兹福德地区的民众听说巴顿来了，高兴极了，邀请巴顿参加这一地区“欢迎美军俱乐部”的成立大会。这个俱乐部的主席是位女士，名叫康斯坦丁·史密斯。
巴顿有些犹豫，因为，接二连三出现的烦心事儿，都是嘴巴惹的祸，说出的话又被记者捅了出去。可是，对方盛情难却，于是他提出几个条件：
一是以非正式身份参加，务必不要公开他来出席开幕式的消息；二是不能有记者参加；三是照相可以，但不能发表（自己当纪念可以）；四是会场人数不得超过50人。
史密斯夫人完全答应了巴顿的条件。4月25日18时，巴顿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当时，为了让人不注意他的到来，巴顿还故意迟到了15分钟。
巴顿到了会场，才知道史密斯夫人答应的条件，并没有完全落实。有记者，人数也超过50人。他有些吃惊。但是，史密斯热情的开幕词，却使他有点飘飘然了：“巴顿将军不是以官方身份来出席会的，他将以纯朋友的方式对你们讲话，但他的讲话切记不可引用。”
于是，巴顿即兴发表简短讲话。巴顿说话，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巴顿先讲他的战功。他说：“到今天为止，我在欢迎方面的唯一经验是欢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到‘阴间’去。而在这方面，我是干得相当有成绩的，因为我指挥我的部队已经打死或俘虏了大约17万敌人。”接着，他继续说：“我感到贵国民众成立一个这样的俱乐部确实很有意义。因为，我记得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过，英、美两国人民是被一种共同的语言分开的。所以，我认为，既然英国人和美国人注定要主宰世界，那么我们越是相互了解，我们的事就会办得越好。”
就是这句话给巴顿惹来了很大的麻烦，差一点终结了他的军人生涯。
4月26日快吃午饭的时候，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新闻处长托马斯·戴维斯准将给巴顿的副参谋长盖伊将军打来电话调查这件事。因为，当天英国的报纸几乎都报道了这件事。远在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给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发来了一封愤怒的电报：巴顿的讲话没有提及苏联在战后欧洲的地位，引起美国新闻界和国会的强烈反响。保守派与自由派人士攻击巴顿在干军人干预政治的事情；左翼分子攻击他成了污蔑苏联的反共人物。
马歇尔发电报的时候，他正要向国会提交晋升巴顿等人军衔的报告。这个事件的发生，使他犯难了，所以，他很恼火。
马歇尔的电报是由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接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当时正在朴利茅斯观看第4师的两栖登陆演习。史密斯的名字也在晋升名单之列，因此他很怕巴顿这件事情把自己晋升的好事搅了。于是，在没有征求艾森豪威尔意见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问马歇尔“继续留用巴顿将军是否会有损公众和政府对陆军部的信任”。他表示，倘若如此，就“需要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同时，他以艾森豪威尔的名义命令巴顿，“不得再作任何公开的发言”。
艾森豪威尔从内心里讲，他也不太想要巴顿了。他通知马歇尔将军说：“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我准备解除（巴顿的）职务，遣送他回国。”不过，艾森豪威尔强调说：“我非常不愿意这样做。尽管巴顿性情不稳，但战争中他往往是打胜仗的主角。”
事件发生在加莱附近，巴顿那个“不合时宜”的讲话一被捅出，嗅觉灵敏、一直在搜寻巴顿踪迹的德国情报部门，很快就知道了巴顿在加莱。而按照“巴顿在哪里，美军的主攻方向就在哪里”的逻辑思维，德军很可能把主力部署在加莱方向。而这正是盟军所希望的。“蒙哥马利”假戏真做
还有一件事。蒙哥马利是英国的名将，在北非打败了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为了让德国认为，盟军不会在英吉利海峡登陆，而将在地中海登陆，盟军找了一个名叫詹姆斯的中尉冒充蒙哥马利。詹姆斯长得酷似蒙哥马利，英国情报部门让他一遍又一遍地看蒙哥马利的照片和新闻影片中蒙哥马利的一举一动，然后，让他熟记蒙哥马利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最后连蒙哥马利吃饭时要不要放牛奶或者要不要放麦片粥，都了如指掌。
詹姆斯太像蒙哥马利了，甚至连蒙哥马利的警卫也有点分不清是真还是假。于是，情报部门用飞机把假的蒙哥马利送往直布罗陀，不想，在飞机上出了意外。原来，詹姆斯是个非常好酒的人，而蒙哥马利不喜欢喝酒。詹姆斯在飞机上酒瘾大发，跑到厕所里一气喝了半瓶杜松子酒。当情报人员找到他时，他已经有些醉了。这下子坏了！如果这样出现在机场，德国特工人员一眼就会识破这是个假蒙哥马利。
于是，情报人员不顾假元帅的面子，立即把他的衣服扒光，把他送到飞机机舱前的通风口的冰冷气流前醒酒，并强制对其进行按摩。最后一番折腾，终于让詹姆斯正常地下了飞机，接受大家的欢迎。德国情报部门很快把这个消息发回柏林，最后，希特勒认为，蒙哥马利在北非，盟军暂时还不会在西欧大陆发起登陆作战。
事实上，真正的蒙哥马利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伦敦。德军就这样接连被盟军的“诈骗术”骗倒了，信以为真地把防守主力从诺曼底调到加莱，最终被盟军成功地在诺曼底登陆。
抗日战争时期的刺杀事件
刺杀傅筱庵
傅筱庵，宁波人，1938年10月16日继苏锡文成为上海市长，在任期间帮助日本军队维持上海统治，破坏抗日，捕杀抗日军民。军统遂决定将其除掉。傅筱庵为人十分机警，加之在其刚就任时就遭逢过一次暗杀，故防范相当周密，很难得手。其寓所就在上海虹口，属于日军势力范围，强攻也不太可能。就在军统一筹莫展之际，傅筱庵的一个贴身佣人朱升联系上了军统，愿意刺杀此奸。1940年10月10日晚间，傅筱庵很晚才回到寓所，11日凌晨，朱升用早已准备好的斧头将其格杀在床，随后在军统的策应下出逃。
刺杀陆伯鸿
20世纪初，陆伯鸿成为上海的华商领袖，1927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市政当局）的5名华人董事之一，是上海两个租界中最早的华人董事。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陆伯鸿主动与日本占领军接触，同意参加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吕班路住宅前乘车时，遭到两名伪装成卖桔子的男子袭击身亡，终年62岁。“天马号”爆炸案
1938年11月，军统得知上海日伪高级官员将于月末乘坐“天马号”快车由沪赴宁出席《日汪协定》签字仪式，乃由军统苏州站爆破小组全体出击，于11月28日晚间，在李王庙附近埋设地雷炸药于铁轨旁，29日上午，由沪至宁的快速火车“天马号”驶到此处，遂碰触地雷引发爆炸，列车颠覆，共炸死日军大佐2人，内阁专员2人，情报员多人，共计175人。
刺杀俞叶封
俞叶封，浙江杭州人，其在上海的地位仅次于三大亨。抗战爆发，他跟随张啸林投靠日本，为日军搜购军需物资。军统于是决定将其刺杀。1938年6月24日，军统策划了对他的第一次暗杀，但没能成功。俞叶封很爱听戏，针对他的这一爱好，军统在1940年再次策划了对他的暗杀计划。当年1月15日晚上8点过，在公共租界牛庄路，更新舞台花楼，军统特工开枪将俞叶封击伤。俞被送至仁济医院后不治身亡。
刺杀张啸林
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并称“上海三大亨”。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
1938年与1940年1月两次针对张啸林的暗杀都被他躲过，此后张啸林整天待在家中，还向日本人要来了一个宪兵班，并在大门口安排内外双岗，凡有人来访未经他同意一律不得入内。
张啸林不出家门，行动组只好动用内线，由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执行。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借故与张啸林争吵，将其格杀。林怀部击杀张啸林准备逃离张宅时，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从容就擒。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
相关影视《51号兵站》
为了尽快恢复苏北新四军的后勤供给，中共华东局委派新四军某部作战科长梁宏，以青帮“小老大”的身份前往上海重建“51号兵站”。梁宏的父亲是上海帮会“义展堂”的堂主，家境显赫。此次回来他正是以“小老大”的身份作掩护，铲除叛徒，重建兵站。“小老大”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大特务马浮根和黄元龙乃至日本宪兵队队长田中敏行的疑虑，上海各方势力都把目光聚焦在这个突然从北方回来的“小老大”身上……《76号魔窟》
1938年，被恐怖所笼罩的上海连续发生几起暗杀事件。“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向整个中国大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却秘密访问日本卖国求荣。日本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蒋介石极为气愤，命令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组织打着抗日除奸幌子和汪精卫一伙进行绞杀，一场腥风血雨特工战在上海拉开了序幕……《5号特工组》“八一三”事变的前夜，在战事一触即发的上海，日军驻华间谍机关发布了一道暗杀蒋介石的密令。国民政府国防部中校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欧阳剑平，按照地下党组织领导冯先生的指示，召集4位身怀绝技的青年志士，秘密组成“5号”特工组。他们在杀机密布的上海，遭遇到了劲敌，当时与川岛芳子齐名的日本女间谍——南造运子，以及日军宪兵司令部间谍机关特高课、汪伪特工机构“76号”，还有日特高课长酒井美惠子——日特务总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高徒。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国共二次合作，5号特工组不仅和中共地下组织交往，同时也和国民党的特工部门合作，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却时刻都闪现着刀光剑影。《英雄之城》
周敏柔收到来自她在日本留学的未婚夫朱今墨的来信。朱今墨告诉她，此时的日本正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空气中到处充满战争的气味，此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很多人为民族的未来而抗争奔走，他希望他的爱人能成为这中间的一员。
朱今墨赶到上海，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命令，先是被军统招募，又打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
他以军统、中共、日本特务的三重身份周旋于上海、重庆，先是刺杀汪精卫，身负重伤被运回重庆，与敏柔在同一城市不得相见，终于有机会见面，却逢绝路，为了使命，连自杀的权利都不能有，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在敏柔怨恨的目光中回到上海，继续他在黑暗中求光明的孤独之旅。《蓝色档案》
20世纪40年代，日寇投降前夕，日情报官冈田密藏了一份潜伏特务名单，称作“蓝色档案”。为搞到这份档案，国民党军统特务王洲、赵康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沈亚奇，展开了一场殊死斗争。美国情报局也想窃取这份档案，暗中勾结赵康。王洲、赵康迫使冈田供出了“蓝色档案”隐藏在白云山清元寺，冈田趁机索回了他的一把被缴去的佩剑。沈、李二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终于化险为夷。赵康企图杀朱一山灭口，却被沈亚奇抓住人证。朱一山供出真情，王洲怒闯赵康家搜出档案。李华突然持枪出现，夺走了档案，没想到那是一份假的。沈亚奇穷追不舍，终于在冈田的那把佩剑里找到了真档案。沈亚奇等人驱车奔向接头点，赵康率兵赶来。沈亚奇只身诱敌奔向绝壁，让战友携“蓝色档案”安全脱险，最后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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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3月9日，溥仪在新京（长春）正式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同时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伪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日本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合并。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11底，王克敏到北平后与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筹备处。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登场。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临时政府”。
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将北平、南京的傀儡政权合于一体，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公博主持召开了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后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汪精卫傀儡政权正式宣告灭亡。
第三章
日军卢沟桥事件制造者最终的下场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掀起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在华北平津一带的日本侵略军称“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田代皖一郎中将，其兵力是一个独立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下辖两个步兵联队。在北平地区的是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该联队驻丰台的是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卢沟桥事变时，旅团长河边正三去秦皇岛附近检阅步兵第2联队，旅团长职务由牟田口廉也代理。因此，直接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日本法西斯军人就是田代皖一郎、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
田代皖一郎心脏病暴毙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1936年5月上任，东京军部规定其任务是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必要时使用武力，兵力部署地域为北平经天津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沿线。其作战方针是“一旦有事，制敌机先，迅速达到战争目的……和陆海军协同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
田代上任后，加快了侵华战争步伐，增兵进驻丰台，谋求在丰台至卢沟桥中间地带建筑军营和机场，组织策划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词拒绝。8日凌晨，田代下达进攻命令，日军猛攻卢沟桥及宛平县城。中国驻军奋起还击，并于8日夜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打击了日军的气焰。7月11日晨，日军统帅部做出向华北派兵的重大决定，并且撤掉了田代“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职务。田代闻讯后，羞愤交集，于15日突发心脏病暴亡。
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杀
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是个极端好战分子，当时他的联队驻扎于北平地区，经常以训练演习为名，向我29军挑衅。从每半月一次发展到三五天一次。1937年7月8日晨，牟田口亲赴前线指挥部队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
由于侵华有“功”，1938年他被晋升为少将，1941年又升任中将18师团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8师团奉命进攻马来亚。1942年攻陷新加坡后，牟田口纵容士兵大肆屠杀当地华侨和被俘英军。不久，18师团转战缅甸。1943年8月，牟田口又荣升15军司令官，下辖侵缅日军3个师团。他一上任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倾其全力，从缅甸进入印度东北阿萨姆邦，攻占英帕尔和科希马，破坏中、印、英联合反攻基地和由美、中工兵赶修的中印公路，在英帕尔建立印度傀儡政权。要实施这一作战计划，部队必须渡过缅西北钦敦江，然后翻越印缅交界的那加山脉，那里没有道路可走，卡车、坦克通不过，粮弹补给上不去，大部队无法行动。因此，很多下属都不同意该计划。
但牟田口独断专行，先后撤换军参谋长和两个师团长，硬要冒险蛮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假如今后依靠自己的力量进攻印度，能给大东亚战争带来决定性影响的话，我对国家就有个交代。这作为男儿的生平愿望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牟田口亲自率领日军15军和在缅作战被俘的印度士兵9000余人编成的伪印度国民军第1师等共10万人，在丧失制空权、没有坦克支援、没有汽车运输的情况下，仅由士兵携带翻越那加山的干粮，从1944年3月8日开始发动进攻，原想两个星期解决战斗，结果事与愿违。当日军进抵英帕尔附近时，遭到英印联军和中国军队在强大空军掩护下的猛烈反攻，疲惫不堪、缺粮少弹的日军很快败下阵来，其后方联络线也被中英联军切断。当6月雨季来临时，各河流泛滥，道路被洪水冲坏，不仅补给无望，伤兵也无法后运，各部队不断减员，战力衰竭，牟田口仍不顾部下死活，坚持进攻。31师团长佐藤幸德拒不执行命令，并带领其部队后撤，使战局更加恶化，到7月上旬日军全线溃退。
参加此次作战的10万部队，死在印缅边界群山密林中的人数达5万之多，另有2.5万人负伤，兵力仅剩1/4，武器几乎全部丢光。事后，牟田口廉也被撤职，在受到各方严厉谴责后引咎自杀。
一木清直剖腹瓜岛
早在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的部队就以训练演习为名，经常向我29军挑衅，强占丰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木清直立即率全大队攻打宛平城，是一个残忍成性的日本法西斯好战分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率领3000人的一木支队调往中太平洋，配合日本海军攻打中途岛，1942年6月，日海军大败，4艘大型航空母舰被美军击沉，一木支队未能登陆中途岛就退返关岛。8月初，一木支队又调往南太平洋，参加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的战役。早在7月初就已有1000多名日军抢先在瓜岛西北端的伦加登陆，并赶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但不久就被美军夺去，取名“亨德森机场”。以后陆续增援的日军主要任务就是要夺回这个机场。
8月18日，曾受过袭击中途岛专门训练的一木支队在瓜岛塔乌岬附近登陆，次日晨向西推进，途中俘虏了一支26人的美军巡逻队，一木竟下令将他们用军刀虐杀。20日，一木支队攻击亨德森机场，结果死伤甚众，但是日军伤兵对前来救护的美军医疗人员反加以杀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决定活捉或杀死所有仍在顽抗的残存日军。21日一整天，一木支队多次攻击机场受挫，数以百计的日军狂呼“万岁”冲锋，但在强大的美军火力面前，转瞬就变为横七竖八的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伤兵，未能突破美军防线半步，至23日，一木支队几乎全军覆没，2000多日军陈尸战场，恶贯满盈的一木清直见大势已去，只好烧掉军旗剖腹自杀。
大江健三郎：冲绳之战日军方下令平民集体自杀
中新网11月10日电 综合报道，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9日出庭作证，他认为1945年的冲绳之战中，是迫于日本军方的命令，当地平民才选择集体自杀。
此前，现年90岁的日本前军官梅泽裕对大江健三郎提出指控。梅泽指，大江健三郎在三本著作中宣称当年在冲绳座间味岛和渡嘉敷岛的日本军官曾下令民众集体自杀，这些都是错误的。梅泽曾在座间味岛服役，并担任营级指挥官。他要求法庭裁决，禁止大江健三郎的三本著作出版。
72岁的大江健三郎在大阪地区法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我相信有来自军方的命令。”在出庭前，他发表书面声明称：“全日本都在实行的等级制度、日本军方和当地兵营是迫使冲绳岛民集体自杀的原因。这并不是一个是否有书面命令的问题。”
大江健三郎在1970年完成的《冲绳日记》一书中称，因为有来自日本兵营的命令，才造成了1945年3月冲绳岛上的平民集体自杀。大江健三郎援引第三方的话称，军方要求平民自杀是为确保军方的食品补给。
大江健三郎在书中没有提到当地兵营指挥官的姓名，但是却做了一些相关的描述。书中称这位指挥官多次试图“欺骗自己和其他人”。梅泽2005年对大江健三郎提出上诉，认为他会因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被看作是一个不人道的人。
德国人发明机枪交叉火力一天打死英军2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尽管机枪已经崛起，大量的士兵受到的训练还是以步枪和刺刀来进行攻击。攻击一方的士兵发起冲锋，越过双方战壕间的中间地带，抵达敌方战壕，在近身战斗中消灭敌人。冲锋过程中的士兵，看似很容易被当时的马克沁机枪所射杀。其实不然，如果从正面向冲锋的士兵射击，收效甚微。
美国人曾经做过一个试验。用250个气球代表冲锋的士兵，将气球悬浮在一个不同的高度，每个气球相距2米，散布在一个100多米宽，纵深几米的范围内，由一名熟练的机枪射手在400米外用重机枪从正面射击，250发子弹。结果250发子弹仅仅打中了37个气球。很多子弹都打到了气球间的空缺中。并且射手在每击中一个气球后还要重新瞄准一次，在重新瞄准的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在真正的战斗中敌人会很快的冲上来的。
而把机枪摆放在这250个气球的侧翼，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放眼望去，差别就相当的明显，250个气球窄正面，长纵深，大大增加了目标的密集度。同样的一个射手，结果就是大屠杀，很多时候一发子弹就能击中几个气球。250发子弹，击中了240个气球。
用机枪从侧翼向冲锋的敌人射击，敌人插翅难逃。如果用两挺机枪在左右两个侧翼射击，形成交叉火力，那就是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德国人首先把它运用到了战场。
1915年7月1日，英国和盟国发动了索姆河战役，先发制人的用大炮轰击德军阵地，但德国机枪手藏在地堡里。英国步兵发起冲锋时，德国人迅速进入预设位置，但并不立即射击。当英国步兵进入致命区域，也就是机枪手的侧翼和交叉火力范围时才开火。英国步兵被侧翼的机枪交叉火力彻底消灭了。
索姆河战役首日造成英军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冲锋的英军全部冲进了交叉火力网里，两万名官兵丧生。冲锋成了自杀。
从此，世界大战坠落成血腥的僵局。机枪最后对双方造成的伤亡，估计达到了550万人。
揭秘：日本海军二战时屠杀2万盟军士兵
英国军事史学者最近出版新书，揭露日本海军二战暴行，指日本海军暴行远比纳粹德军恐怖，至少2万名盟国海员和数之不尽的平民被冷血屠杀。虽然屠杀战俘有违《日内瓦公约》，但费尔顿称，很多犯下暴行的日军却没有受到惩罚。
暴行比纳粹更恐怖
据香港明报报道，英国学者费尔顿（Mark Felton）的《大海屠杀》（Slaughter At Sea:The Story of Japans Naval War Crimes），是首本全面纪录日本海军暴行的著作。他说：“很多犯下暴行的日本海兵到今天仍活着，60年来都安然无恙。”他谴责日本常否认历史，被日本屠杀的军民人数虽比不上纳粹大屠杀，“但否认大屠杀在德国 是罪行，在日本却是国策。”
击沉红十字会船舶杀光船员
他翻查大批从未曝光的文件，发现至少有1.25万英国海员及7500澳大利亚海员惨遭日本海军屠杀。新书所记录的暴行大都令人发指，日本海军不单击沉盟军商船，连红十字会船只也不放过。击沉船只后，日军便杀害在大海漂浮或救生艇上的生还者。部分生还者被救到日军船上后，遭酷刑折磨至死；日本海军上岸后，又会搜捕平民加以强奸并杀害，“有人被抛到海中喂鲨鱼，有些被大槌打死、被刀刺死、斩头、溺死、生葬或钉死”。费尔顿亦翻查日本海军医生报告，发现他们活生生解剖战俘作实验。
参与屠杀军官未被追究
据新书所述，商船“贝哈尔”号1944年遭日本巡洋舰“利根”号击沉，“利根”号舰长黛治夫将生还者救起，关在甲板下10天后，下令将85人押到船尾，双手反绑。日军首先向战俘腹部及下体乱踢，然后逐一斩首，再将尸体抛进大海，可是大部分参与屠杀的军官战后都安然无恙，没被追究。“衣笠”号船长山耕一郎1942年2月在爪哇下令杀光312名澳大利亚及荷兰士兵。一名海军少将首先用武士刀砍下一名澳大利亚战俘的头颅，围观的日本海军都兴奋欢呼。少将砍掉4个头颅后便交由其它水兵接力。水兵边谈笑边砍掉战俘的头，有些战俘的头没完全被砍掉，倒在坑中无力地抽搐及呻吟。
二战期间英美盟友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
近来，台湾民进党当局大搞“去蒋化”，近日又取消了蒋介石诞辰纪念日（每年10月31日）的假期，引起劳工团体的抗议。其实，历史上要除掉蒋介石的大有其人，蒋介石的盟友——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想谋杀他。随着近年相关档案的解密，事情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些史料包括：抗战时期军统档案、国民政府公报（1942～1944年）部分卷宗、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研究所二战史料和英国二战时期部分已解密军政档案等。本报撰文披露以飨读者。
1.丘吉尔的谋杀计划落空
1943年11月下旬，埃及首都开罗戒备森严，气氛平静而神秘。
埃及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年的11月22～26日，美、中、英三大国首脑会议就在这儿举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制定三国联合对日本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
在会上，三位领导人免不了互相夸奖客气一番。不过，蒋介石与丘吉尔面和心不和，这几年来，他俩的分歧越来越深。11月20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经昆明巫家坝机场乘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北方邦兰姆加尔盟军训练基地机场稍事停留，视察了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而后又乘专机飞到加尔各答。令蒋介石生气的是，英国驻印度总督只派出私人顾问到热浪灼人的机场迎候，也没在机场大厅铺红地毯，甚至没派出军乐队奏迎宾曲。
其实，丘吉尔不止冷落蒋介石，他还想谋杀蒋介石。他曾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开秘密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相机行事。不过，该计划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则严加保密。
随后，查尔斯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实施暗杀计划，并网罗了两名中国空军上校和几名英军军官。开罗会议召开前，查尔斯从伦敦弄回三枚最新式的微型高爆炸力定时炸弹，打算在兰姆加尔机场放在蒋介石的座机里。但蒋介石的警卫人员警惕性很高。有两名军统（戴笠领导）的上校带一队卫兵团团围住座机，不准任何人哪怕是中国空军军官走近，更别说英国、印度空军地勤人员了。然而，查尔斯上校发现美国14航空队的地勤人员似乎绝对受信赖。两名上尉机械师还被请来协助中国机械师检修飞机。这使查尔斯得到启发：“暗杀计划一定得有美国方面协助。”
丘吉尔等人想收拾掉蒋介石，是因为他们想保住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二战中，英国一方面参加对日战争，一方面又对拥有庞大陆军的盟国——中国抱有强烈的戒心，唯恐中国扩展影响，以后称雄亚洲。英国还想染指中国领土西藏，一心想策动藏人独立，摆脱国民党中央政府，好从中牟利。另外，蒋介石为团结印度人民抗日，多次公开催促英国让印度独立。大半年前，宋美龄成功地出访了美国，却不去英国。她以“身体欠佳”为借口，谢绝了英国的邀请。这使丘吉尔相当恼火。可见，他想干掉蒋介石绝非心血来潮。
2.罗斯福指示史迪威动手
会议开完后，蒋介石夫妇的专机先行回国。罗斯福总统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没走，留下来就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的情况继续与罗斯福商量。史迪威与蒋介石失和已久，这在重庆高层已不是什么秘密。
史迪威一开口就是发牢骚：“总统阁下，你一定想不到蒋介石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得你调几十万美军到中国战场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军力，用以对付中共及其武装……两个月前，我计划率中国驻印陆军4个师反攻缅甸，打过野人山。蒋介石却拒绝让全副美式装备的13个嫡系师从滇西进入缅甸配合作战。”
罗斯福听着，双眉紧锁：“蒋介石先生太固执、太自私，一点儿不顾大局……跟这样的人很难有效合作下去。我的上帝，这可真是个难题。”
罗斯福考虑再三，对史迪威下令：“我理解你的处境。你如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
几天后，史迪威带着总统的绝密口头指令返回中国，只向副手多恩准将作了传达，指示他具体执行这一任务，代号为“蓝鲸行动”。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三个月，逾期自动失效。
3.英国驻华使馆内的密谋
1944年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山城重庆灯火万点。由于美中空军已夺得大西南制空权，战时陪都已多日没发出空袭警报声。一辆美军14航空队的吉普车驶进上清寺附近的英国驻华大使馆。
车里坐着该航空部队的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和他的助手金斯利中尉。他俩是应英国驻华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上校之邀前去开会的。会议主题是盟军反间谍部门如何有效打击西南地区日本特务的猖獗活动。
这时，莫瑞特对本国的除蒋计划还一无所知。
英国驻华使馆内，灯光暗淡。查尔斯上校瘦高个子，鹰钩鼻，褐发碧眼，神态阴郁而矜持。眼下，查尔斯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如何粉碎日军谍报网，而是如何取得莫瑞特的配合支持。
老奸巨滑的查尔斯经过一番试探，才向莫瑞特亮底：“我们准备很快就下手除掉蒋介石，扶助几位比较有影响而又坚决主张抗日的国民党领导人上台实行集体领导。帮助他们改组政府，抓牢军队，清除何应钦等亲日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蒋介石早就不得人心。他对日作战三心二意，稍有机会就打算妥协，不惜出卖盟国。我们电台几次截获过重庆拍往南京日军总部的密电，呈送我们政府。要不，我们英国下不了这决心。”
莫瑞特脸色严峻，不无忧虑地说：“我和你的看法没有分歧。但我不能不提醒你，这样干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弄不好反而会给日本人帮忙。东京电台就常挑拨我们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再说，蒋介石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多数将领都听命于他。至于你提到的集体领导的设想，我看不易行得通，弄不好是混战，是很可怕的自毁大局的内乱。”
查尔斯阴沉着脸，陷入沉思。他极力拉拢莫瑞特是有原因的。莫瑞特深受中国军统、中统干部的信任，可以自由出入重庆大本营和各情报部门、特工机关。如果能争取莫瑞特参与这一绝密计划，那形势就大为有利。“贵国政府同意你这么干吗？”莫瑞特小心地问道。“请原谅，我不好明确地回答你。”查尔斯神秘地笑笑。“好，让我考虑考虑，毕竟这事非同小可。即使我不便帮助你，也绝不会坏你的事。”
莫瑞特点点头，为表达理解与信任，他与查尔斯用力握握手……
4.计划让蒋介石机毁人亡
1944年2月19日，重庆沙坪坝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小洋楼的二楼上，史迪威将军的副手多恩秘密召见了莫瑞特，向他交了底：“我和史迪威再三考虑，暗杀蒋的行动必须得到你的协助。”“当真是总统先生的意图吗？”莫瑞特心情异常激动，似乎还存在疑问。
多恩用力拍拍莫瑞特的肩膀：“绝无戏言啦，亲爱的处长，如果行动不幸失败，责任将全由我负起来，你也可以推责于我，而我绝不牵扯到史迪威将军，更不会承认总统做过这口头指令。你明白吗？这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莫瑞特郑重地握握多恩的手：“我为你如此信任我而备感荣幸。将军阁下，就我所知，英国方面也拟定了一个除掉蒋的计划。负责人是我的朋友——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上校……”
多恩来了精神，详细地向莫瑞特询问了查尔斯等人的行动内容，而后摇摇头：“他们干他们的，我们没必要与他们合作。英国人与中国警厅，特别是军统关系很紧张。他们的计划极难成功。我们干肯定有把握。根据可靠情报，蒋介石夫妇已定于3月中旬应邀访问印度。蒋介石还要去兰姆加尔基地为卫立煌、孙立人等中国远征军将领授勋。我们动手的方案是当蒋介石的座机飞到喜马拉雅山上空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将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的降落伞都将失灵，结果是机毁人亡，同归西天。第二天各国的报纸都将刊登‘蒋介石死于空难’的惊人消息。人们肯定不会怀疑是我们策划的。因为我们美国一直支持蒋介石。人们倒会怀疑这是日本人干的……”
莫瑞特点点头：“看来，确实得由14航空队的人来唱主角。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兰姆加尔都有飞行基地和雷达站，拥有好几千地勤人员。蒋介石的座机也常请我们的机械师维修检查，我们做点手脚也就行了。将军阁下，请你放心，我会做安排的……”“太好了，处长先生。我的判断果然正确，你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我想，我们合力一定能取得成功……”
5.老蒋不信美国人会害他
1944年2月下旬，陪都重庆郊外黄山的蒋介石别墅云山岫楼。这儿戒备森严，所有进出大院的小汽车都受到三四道哨卡的严格盘查，卫兵荷枪实弹。
别墅里，军统局长戴笠正向蒋介石汇报：“委座，卑职想说件事。眼下，查尔斯经常与重庆的盟军使团几名军官联系碰头，又指挥他手下情报人员四处活动。前几天，据内线耳目报告：查尔斯特为邀约14航空队的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到英国大使馆密谈到深夜，不知谈了些什么，迹象却很可疑……”
蒋介石冷冷一笑，摇摇头：“雨农（戴笠的字），你的神经太过敏，我就不信英国人想暗算我，除非他们失去了理智。乱猜疑是不好的。至于美国人就更不可能，史迪威虽说脾气不好，又主观、傲慢，常与我争执，闹得关系紧张，但他是个堂堂君子，不是阴谋家。你还是要多多提防中共和日本那边……”
戴笠只好连连称是，恭敬地鞠躬告辞……
蒋介石本想近日就出访印度，显示大国领袖的地位，可是当时豫湘桂大会战正在紧要关头，他一时脱不开身。后来，军事重镇衡阳失守，桂林、柳州又被日军主力围攻，战事更加不利。蒋介石只好取消了出访计划，美国人的谋杀计划自然也随之流产。
6.蒋介石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切仿佛压根儿就没发生过，查尔斯上校黯然神伤。不久，他去了印度。莫瑞特得到多恩将军的秘密通知后，立即中止策划谋杀的活动，为保住秘密，他还设法调走了那几名美国空军机械师，调他们去印度兰姆加尔盟军基地工作……
史迪威将军在1944年底终于被罗斯福解除职务，召回美国。有趣的是，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于1949年撤退台湾后，多恩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团长，竟然与蒋介石共事十余年，关系融洽，足见蒋介石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多恩奉调回国后，才在其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惊人的秘密，内中详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为世人所知。
朝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57周年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57周年之际，朝鲜党政军机关、团体和中国驻朝大使馆25日向平壤市的朝中友谊塔和兄弟山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圈，祭奠烈士英灵，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建立的丰功伟绩。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朝鲜内阁联名向朝中友谊塔敬献了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光荣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朝鲜人民武力部、外务省等朝鲜党政军机关和团体，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旅朝华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也向朝中友谊塔敬献了花圈。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崔永林、人民武力部副部长朴在京、外务省副相金永日以及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邢海明等参加了当天的献花圈活动。数百名朝鲜各界群众也向朝中友谊塔敬献了花束。
朝中友谊塔坐落在平壤市牡丹峰山麓，塔高30米，由1025块花岗岩和大理石砌成，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25日赴朝参战，塔身正面嵌有“友谊塔”三个朝文镀金大字。
当天，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中国驻朝大使馆、朝鲜各界群众还向平壤市兄弟山志愿军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和花束。兄弟山志愿军烈士墓于1970年落成，共安葬着114名志愿军烈士的遗骨。
朝鲜《劳动新闻》、《民主朝鲜》当天发表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57周年的文章。
潘仁美的原型是北宋一代开国名将
历史上并没有潘仁美，其原型是潘美。明朝有本叫《杨家府演义》的书，在歌颂杨业一门忠烈的同时，把潘仁美写成了一个大奸大佞。随着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潘仁美的形象也被破坏怠尽，怎么看都如那天下的乌鸦一般，横竖都成了黑的了。潘仁美其实是北宋一名有着赫赫战功的开国名将，把他写成大奸大佞，实在有点冤枉。
据《宋史·潘美传》记载：“潘美，字仲询，大名人。父璘，以军校戍常山。美少倜傥，隶府中典谒。尝语其里人王密曰：‘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会周世宗为开封府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补供奉官。高平之战，美以功迁西上阁门副使。出监陕州军，改引进使。世宗将用师陇、蜀，命护永兴屯兵，经度西事。”
潘仁美当时乃河北大名人，军校出身，周世宗时，已经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年轻将领，周世宗征西北时，命他为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护军。宋太祖赵匡胤未即位时，也对他格外信任。登基时命潘美召集后周宰辅，晓以大义，使这些人对新朝俯首称臣，甚至连改朝换代的圣旨，也是由潘美晓谕天下的。当时陕西军阀袁彦心怀异志，赵匡胤担心袁彦作乱，命潘美前往西北监其军，胆勇过人的潘美单骑入长安，迫使袁彦入朝，赵匡胤对潘美此举倍加赞赏。979年，潘美北伐契丹，节节胜利，被封代国公。潘美南征北战，为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可与史称“良将第一”的曹彬相提并论。
这么大一个忠臣，究竟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或误会，而使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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