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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4 06: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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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纳瑞蒙·贝尔拉夫什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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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经济学:经济学的误解与真相

这才是经济学:经济学的误解与真相试读:

译者序

《这才是经济学:经济学的误解与真相》的作者纳瑞蒙·贝尔拉夫什是IHS全球通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标准普尔公司的首席国际经济学家。他广闻博识,古往今来、五湖四海繁杂的事件在他的笔端条分缕析、迷津尽释。他并没有把宝贵的笔墨泼洒到经济学的技术和细枝末节上,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学的精神和直觉,以详尽客观的事实向读者展示“经济学明智的分析如何对世界进步产生显著的影响”(曼昆语),让人们重新理解若干时候无法理解到位或者忽略的最根本的东西。而这些最基本的道理中外先哲其实早已道明。“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这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这是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1759)中写的一段话,非常精炼地揭示了自然秩序(客观规律)与人为秩序(政策与行为)之间的一般关系,纳瑞蒙·贝尔拉夫什在本书的字里行间莫不揭示这个道理,尤其在第七部分更加直接地印证了斯密的观点。

中国古人有云:“总出世上因,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意思是对于人间万事万物的因果关系,能善于运用就生机盎然,不善于运用就陷阱遍布。个中的道理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不难体会。

所以,这本书是作者精心构筑的一个观景台,让读者跳出井底,打破阵营党派之别、摒除偏见的取景框,全面客观地审视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件,对经济运行规律及如何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他首先对当今已经形成的主要共识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

全球化利大于弊,因此不宜阻碍其发展。

在解决问题方面,市场的方法优于计划的方法。

政府确实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应避免因此而造成扭曲和削弱人们的积极性。

垄断(不包括暂时处于垄断地位的进行创新的厂商)和反竞争的行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应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

虽然财政政策在短期内能有效调节经济,但就长期而言,货币政策对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更为有效。

虽然政府可以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财政状况良好的小政府是最有效率的。

关于市场,作者认为市场是人类制度的精髓,虽然尚未完善,但在丰富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自由市场的真谛是:在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最优分配产出和快速适应市场条件的变化(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等方面,众人的智慧远远胜过任何政府。作者还以翔实的数据说明了自由度高的市场比自由度低的市场带来更高水平的繁荣,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饥荒、环境污染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政府失灵息息相关,政府失灵造成的危害远大于市场失灵造成的危害。

关于政策举措,作者指出凡事都有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源是有限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任何政策选择都要付出成本,涉及的机会成本有时是高昂的、隐性的。那些被倡导的项目或政策的好处通常立竿见影、显而易见,而代价却是隐蔽、滞后和难以估量的。即使是用心良苦的政策,其结果也可能会事与愿违、出人预料。现实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最低工资制、租金管制是好心办了坏事;一些环境保护政策得不偿失;企业优惠政策成了劫贫济富的政策;而不当的税收等政策扭曲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等等。所以,政府举措实施前不妨先问一句:所确定的政策或项目的收益大于成本吗?

关于竞争,作者坚信竞争是消费者最好的朋友,限制竞争无异于盗窃公众财物,技术和市场在限制垄断方面优于政府干预,政府应给予自由市场的竞争力量和技术变革更大的信任。作者还以航空、电信等领域解除管制的丰富经验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关于增长,作者认为增长毫无疑问是件好事,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得以突飞猛进。作者对亚洲的成功和非洲的落后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将持续高速增长的误解与真相进行了对比,特别指出虽然追求财富会产生环境污染等问题,但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要比经济停滞或衰落带来的问题要好处理得多,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创新和生产能力的提升是增长的关键。此外,作者还道出末日预言站不住脚的原委。

关于全球化,作者认为与技术一样全球化对人类是有好处的,不能以零和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个问题。历史表明新技术引起的新工作岗位的增加超过了对原有工作的冲击,在长期中生产力的增长(创新和自动化带来的)总是伴随着就业的上升。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与技术极其相似:一些工作岗位消失了(在非竞争产业),更多的工作岗位涌现了(在竞争性产业),消费者受益于价格的降低。作者还澄清了与全球化相关的关于移民、对外投资、外国所有权等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反对遏制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是贸易而不是援助是帮助穷人脱困的最佳途径。

关于政府的作用,作者认为许多情形下市场存在失灵,资源配置既无效率也不公平,甚至有时市场完全失灵,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就应发挥重要作用,寻求最优配置的解决方案。政府的最大作用是建立允许个人和厂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制,进而使整个经济获得最大利益。不过除了几种特殊情形外,政府还是应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通过对“9·11”事件的反思,对美国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的分析,强调政府要有所作为必须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

此外,作者还讨论了贫困、不平等和失业问题,认为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应在不伤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增长是脱贫的灵丹,教育和工作机会均等是克服不平等的妙药。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作者认为其主要目标是降低物价和增长的波动、减少不确定性,经济周期虽可以驾驭但不可能消除。具体政策上,中央银行应致力于保持低通胀,预算赤字可作为短期调控手段,但应避免长期赤字。最后,作者还深刻分析了货币危机的原因和发行欧元的利弊。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客观公正地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以美国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为实例,一分为二地指出金融危机固然带来了许多危害,但并非一无是处。

纳瑞蒙·贝尔拉夫什的精彩论述和独到见解并非寥寥数语就能囊括,翻译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更是开阔思路、扩大视野的过程。面对这样一本好书,我尽心尽力地做好翻译工作,虽然如此,仍可能存在瑕疵和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章集香女士对本书在翻译和审校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感谢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吴振阳老师,经他介绍和指导,我才得以与这本好书结缘。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有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才得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从事翻译工作。麻勇爱2009年8月20日于浙江师范大学

致谢

本书从落笔到出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和帮助。不过需要申明的是本书文责自负,书中的观点并不代表IHS全球通视公司(IHS Global Insight)或诸位同事的观点。

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安,是她的敦促、鼓励使这本书得以完成——由空谈变为书稿。撰写书稿需要倾注全部精力,她始终默默地给予我支持,并对本书初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我已成年的孩子们伊利莎、彼得和贾斯汀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我的朋友们以及IHS全球通视公司的诸位同事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即便写作有可能影响日常的工作,IHS全球通视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卡普斯蒂斯在本书写作的初期就给予了我全力的支持。

罗布·林格尔斯汀、吉姆·多尔西、奈杰尔·高尔特和肯·博切明阅读了本书的初稿,给出了中肯的编辑意见,并对本书内容给出反馈。

本书书名灵感来自吉姆·多尔西,他对封面和出版宣传等事项也提供了出色的方案。

还有许多人对本书的相关章节和框架做了独到的点评,他们是弗朗西斯L.凯利、克里斯·霍林、迈克·雷蒙迪、格里·尤科维奇、约翰·克鲁斯、菲尔·戈特、约翰·沃克诺维奇、约翰·格里菲斯和凯文·林德默。

安赫·菲默做了大量工作,把要点与草图转换成相应的图表。

IHS全球通视公司的市场部为本项目提供了宝贵的支持:罗斯林·克罗维尔对本书的封面与总设计提出了很好的设想,达莱厄·格里雷和凯蒂·卡泰罗格纳给予了我精神上的支持。

还要感谢麦格劳-希尔专业图书出版部,本书能由设想变为现实,他们功不可没。

赫布·沙夫纳“慧眼”识书,同意出版这本书,并鼓励我以系列随笔的形式进行写作。

诺克斯·休斯顿以极大的耐心和丰富的幽默感对此书的整个写作和出版过程进行了指导。

鲁思·曼尼诺和出版方的许多工作人员(包括艾丽斯·曼宁、李·福奎、蒙娜·艾彻和苏珊·科斯基·朱克等)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将一堆文稿组织成了一本书。

最后,还要感谢格里高利·曼昆和鲍勃·赖肖尔,他们给本书以高度的评价。两位都曾与我愉快共事,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再次与他们交流。

引言

30年来,我就美国和全球经济问题向商界和公众做过无数次的演讲。我时常对两个现象感到非常困惑:一是与当今的政治争论和媒体观点相比,大多数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更为“中庸”;二是误解在政治两个派别中都根深蒂固地大量存在,导致无谓的偏激与混乱。

本书试图阐明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同时澄清一些广为流行的误解。本书还试图回答,如果撇开党派之争,经济学家的见解与共识是什么。

无论政治立场是偏左还是偏右,本书都将对这两派观点进行介绍,这样读者可以对两种观点都有所了解。

政治意识形态、四年周期与异化的产生

我在演讲生涯中产生过这样的困惑:当前对经济事务无谓的观点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国际新闻周刊》的记者法理德·札卡瑞亚在其发表在《外交》(2008年5/6月)上的文章中做了出色的描述:

21世纪的美国虽然已是经济强国,但也形成了一套功能严重失灵的政治制度。这套陈旧的、过度僵化的政治体系(已经历时约225年)已经被金钱、特殊利益集团和不同政见团体所左右。这套体系的运作结果是:只见无休止地对琐碎事务的激烈争论(政治成了舞台),而罕有实质的进展、协调的达成与措施的执行。这样,一个有作为的国家就受制于无所作为的政治体制,一个为解决党派之争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设的体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失灵在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候选人的辩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共和党候选人将社会和经济的弊端归咎于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声称减税和削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会增加国家财政的困难;民主党派的候选人则反对自由贸易、许诺对富人增税、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

候选人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事实,这样做要么激发了民粹主义情绪,要么对人们的恐惧心理(例如移民和全球化)进行利用。没有哪个候选人有足够的胆识去修正极端复杂的美国税法或致力于解决社会保障和社会医疗问题。

结果,候选人对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如何看待的,选民一无所知;什么是对美国经济真正有害(或有利)的,选民无从知晓。

媒体是事端制造者还是事件平息者?

媒体在教育公众方面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有些媒体确实是做到了,但有些媒体并没有这么做:有的周旋于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论之间,有的执著地片面追求发行量并一味地迎合公众口味。就媒体的固有职能而言,电子媒体最该受到批评:虽然每家电台每场表演都要担当答疑解惑、以正视听的责任,但应安排足够的节目时段及时地向心存疑虑的观(听)众披露事实的真相。

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两个播音员播报节目(观点单一)的形式太枯燥,同时会降低观众对媒体的评价;而围绕热点话题进行生动辩论的形式就有趣多了,并能吸引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结果,许多电视和广播节目组都想方设法搜罗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士来做节目,甚至不惜杜撰争论。

电子媒体的一些人认为应该给持不同观点的人士以相等的时间发表看法,这似乎是公正客观的,但如果无党派偏见的专家与学识相对较低的政策倡导者(或市场活动家)同台讨论,并享有相同的表述观点的时间的话,无疑会给观众一个错误的印象,那就是所讨论的话题没有形成共识。于是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经济学家绝不会达成一致意见。”

一些电子媒体沉溺于“炮制争端”,定期播出系列诸如“反对中产阶级”或“文化战争”之类话题的节目,这样的节目只会引发人们的恐惧感和挫败感。

印刷媒体不太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著名的国家日报社都拥有一流的记者,采录的稿件富有思想性,新闻版对经济热点的评述也较为冷静客观。不过,这些日报通常还有专栏版,专栏版的特点就是可能会有意识形态倾向或介入党派之间的争论。这样,即使是著名的国家日报也会引发争论而不能给人以启迪。

经济学家也不能免俗,也要受意识形态争论和耸人听闻的报道的影响。他们中有些人乐于充当唱反调人士或对重要经济议题发表极端看法来博得媒体的青睐,还有一些人积极投身到政治争论中去,撰写有党派倾向的评论文章,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强烈的政治偏见带到公开场合讨论。

所有这些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学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确实存在的共识了无踪迹,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许多危险的误解却在公众中滋生蔓延。

左右两派根深蒂固的危险误解

这里有四则误解:两则来自右派,两则来自左派,每则误解都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做进一步分析。在此做简单介绍是想告诉读者这些误解非常危险,同时表明本书坦诚、无党派偏见的写作态度。

误解:增税在本质上不利于经济发展。

真相:汽油税和烟尘排放税(碳税)的征收提高了燃料的成本,能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提高燃料的使用效率,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缩小贸易逆差。

误解: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弊大于利。

真相:这种对移民的误解真是荒谬至极。历史表明,无论是简单技能还是高技能移民,无论合法与否,都对迁入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伤害原有人口的利益。

误解:全球化给美国工人带来损失。

真相:全球化和技术一样不是零和博弈。两者都会使一些工作种类消失,同时创造更多新的工作种类,并且使许多商品的价格不断降低。终止或减缓全球化不能解决问题,正确的方法是帮助下岗工人掌握新技术以获得新的工作岗位。

误解: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是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平衡预算的方法。

真相:收入最高的10%的人缴纳了50%的联邦税收(收入最高的1%缴纳了总额的25%)。虽然对高收入阶层增税可能是民众的诉求,但对缩小预算赤字或均衡收入分配却收效甚微。要实现这些目标有更好的方式可以选择。

这本书想告诉读者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有更全面的认识,知道有些观点亟须修正,在解决问题时要避免矫枉过正。

二是这些误解往往是一些理论家和政客提出的,对这些误解应持怀疑态度。背景历史教训与经济学家共识第1章纵观全局:20世纪重大经济事件与“大试验”凸显的市场力量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短视的通病严重地困扰了官员和媒体(及大部分公众)。在政府官员选举中,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下一次选举。由于看不到解决长远问题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所以更乐于见风使舵,为迎合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忙于解决眼前问题。

类似地,为了博得读者的青睐并扩大订阅数量,媒体会致力于报道最新的“热点问题”,并极尽夸张之能事(例如,最大的经济威胁和最坏的金融危机)。这种短期行为的后果是使我们丧失对当前许多事件从全局上的把握,忽略对其历史背景的理解。

过去100年来,我们对经济与市场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领悟,本章将对其中一些最为重要的经验教训进行简要的回顾,并说明为什么政治家和媒体应该予以更密切的关注。全局视野下喧嚣世纪展示的经济经验教训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同时又是取得了最突出经济成就的世纪。不过,这两者并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即使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无数的局部性小冲突,经济仍然会取得成功。在这个世纪中,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大试验”,其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则失败了,并且败得很悲惨。以下是部分(按大致的时间顺序)重大经济事件与相关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将回顾这些事件并作更为深入的分析。

移民潮 1880~1925年间,美国允许入境的移民大约为2500万人;在1960~2000年间,又有2500万移民被允许在美国长期居住。虽然过去和现在的移民潮都会引发紧张气氛,但其长期影响是确实让每个人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事实上,移民潮与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

强盗资本家与反托拉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开始反对“强盗资本家”——那些因建立行业(如石油、钢铁和烟草等行业)垄断而暴富的商人。虽然反托拉斯的立法及其实施是否成功尚无定论,但在促进竞争方面,美国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做得更多则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美国经济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活力的经济的原因之一。

大萧条 因一系列不当的经济政策,一场由股灾引发的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发展为大萧条。受到最多指责的是美联储,它在经济趋冷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一直实行加息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成为那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危机的帮凶(虽不是始作俑者)。紧缩性财政政策在这次经济下滑和之后的缓慢复苏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尽管公众惊魂未定,在美国实施了更为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款保险、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和结构调整(比如服务业与资本市场的扩张)之后,再次发生大萧条是不太可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s) 大萧条中最大的政策失误是保护主义政策。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大幅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壁垒。可以预见,其他国家随即进行了报复。种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如竞争性降价),使国际贸易滑入了下行通道,1929~1933年间国际贸易缩减了(2/3)。

新政 一般人都认为是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美国经济,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复苏非常缓慢,并且在1937年再次陷入了经济衰退。产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国防开支由占经济的2%猛增至40%)才恢复到1929年以前的水平,股市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有所起色。其次,罗斯福提出了一些反市场和不利于竞争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负面作用远大于其正面作用。最后,1935年发布的一些新政的主要规定并不符合宪法。或许,罗斯福为美国人民做过的一件好事是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乐观。

黄金时代(1950~197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美国和世界经济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快的增长(或者毫不夸张地说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战后废墟上的重建、被压抑的消费品需求的释放和生产能力的恢复。此外,适度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使战后那段时期保持了物价的稳定与低利率,这也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欧共体的建立 自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以来,欧洲实行了一项大胆的尝试,成立了27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包括自由贸易和确保无障碍竞争的统一规制)和15个成员国的货币联盟(使用统一的货币)。毋庸置疑,这次尝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导致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和政局的长期稳定(几百年断断续续战争之后出现了连续60多年的和平)。不过,近年来,其成员的一些义务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虽然过去取得了成功,但其前景究竟如何还是很难确定的。图 1-1 20世纪人均实际GDP的增长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OECD,1995);and IMF.

20世纪60~70年代积极的财政政策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减税措施以及越南战争,都标志着美国财政政策的巨大转变: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刺激经济复苏。同时,大社会计划(包括向贫穷宣战),使美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范围扩大了。事实上,这只是工业化国家数十年政府职能扩张的一个缩影。不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很快就变得声名狼藉(因其易于政治化并难以监控)。政府开支占经济的份额依然很大,尤其是在欧洲。

公民权和妇女解放运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妇女和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或近乎平等的权利),大大缩小了白种男性与这些人群的工薪差距,黑人的贫困率大大降低(当然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同时,担心妇女和少数民族将夺走白种男性的工作,事实上这有点杞人忧天。这3个群体的工作机会都有强劲的增长。其他国家也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工业化经济中,北欧的妇女地位得到最大的提高,而日本妇女地位则提高得最少。

恶性通胀与大调整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次石油冲击、美联储与中央银行在反通胀中的不作为,种种原因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快速通货膨胀。英国和美国旨在控制薪金和价格的努力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它非但没有遏制通货膨胀,反而导致了短缺和欺诈的盛行。在中央银行重视并致力于通胀的治理后,通胀才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20世纪80年代初接踵而至并带来痛苦的衰退有时被称做“沃尔克冲击”,是以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来命名的。20世纪80~90年代许多中央政府实施以控制通货膨胀(直接或间接)为目标的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在25年中得以逐步回落,这一阶段也被称为大调整时期。

日本的兴衰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至少是其他工业化经济体的两倍。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有效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是由欧美率先发展起来的)。日本对西方的快速赶超引起了担忧:日本将在关键的产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如汽车和家用电器),甚至将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不过,这些担忧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其他亚洲经济体开始挑战日本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并且日本经济也陷入了停滞。由于股市过热、房地产市场泡沫、从紧的货币政策、脆弱的银行(令人不寒而栗地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银行)以及日本政府未能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等种种因素,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但日本的问题是经济不景气,而不是萧条,通过恰当的刺激性财政政策(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政策)和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其经济将继续强势增长。斯姆特—霍利式的大萧条在日本并没有上演。

放松管制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开始对许多产业放松管制,这些产业包括航空、铁路、货运、电信、银行业、电力、天然气和原油。这一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推进(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并传播到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任首相时),之后又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国家。虽然促进市场竞争的行动时断时续,但毫无疑问的是,放松管制降低了价格、鼓励了创新并避免了产业的过度集中(如垄断)。

东亚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许多亚洲地区的经济——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等开始兴起。一定程度上,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成功是由于其快速融入了全球经济。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二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资金的大量流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许多产业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环节。可以预料,一些权威人士会发出警告,认为东亚新兴经济体带来了经济威胁。但事实证明这些担忧有些言过其实。

德国的统一 1990年东德和西德重新合二为一。德国当时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认为,德国的统一给经济带来了问题。政府积极促成了德国统一,但同时又担心廉价劳动力的冲击,于是在政策上坚持薪金平价和两种通货1:1的兑换比例。由于东德多数产业的效率只有西德同行的一半,在市场竞争中注定被淘汰。这导致德国失业率快速上升,一度达到20%。政府对失业大军的转移支付成为统一后德国的沉重负担,导致经济在其后近10年中停滞不前。

新兴市场危机 1994~2001年,许多新兴市场(包括墨西哥、泰国、韩国、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侵袭。这些危机源于一系列不良体制:固定汇率制、巨额外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等。虽然这些国家都遭遇了衰退(有些是深度衰退),其中的大多数国家通过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体系走出了困境,债务水平尤其是外债额度也得以降低。

中国的崛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速度(年均10%)震惊了整个世界。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快速地融入世界。虽然也有一些(类似于对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中国威胁论的噪声,但中国的成功并没有损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7大变化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变化证实了经济学家公认的一些基本经验。如果想将这些经验归纳为几个要点未免有失妥当,但是完全可以将这个世纪中的几个大的经济变化进行罗列:

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在20世纪,世界人均实际GDP增长翻了5番,这样的成就没有哪个世纪可以与之匹敌。人类发展的其他指标也都有了大幅的改善,如寿命、婴儿死亡率、发病率与事故死亡数、工作时间、生活质量、教育水平、种族与性别平等和环境等。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受益于这些积极的变化。

市场化 尽管有其内在的缺陷,自由市场仍不失为一种使我们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有效手段。因为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既不能提供激励,也无法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状况和技术条件做出灵活反应。目前,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大多位于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和严重的腐败而无法享受到全球繁荣带来的好处。

技术进步快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许多技术“革命”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炒作和金融泡沫,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这些进步包括蒸汽机、电报、铁路、内燃机、汽车、电力和互联网等。市场机制给创新和改变生活的技术开发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居然有人将这些真正的奇迹当做稀松平常的事。

发达国家的“去农业化”和“去工业化” 经济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大量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然后再到服务和基于知识的产业的转移。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出持续增长,劳动力比例趋于下降,不过生产率却提升很快。在美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占所有劳动力的百分比)从1900年的45%左右下降至2000年的2%,这个比例在1800年时为95%。产业工人的比例从1900年的25%上升至1950年的40%,2000年又回落至20%。同时,服务业劳动力从1900年的30%上升至2000年的近80%。不过完全不必担心美国会成为“汉堡供应”之国,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如医疗、商务服务和高科技等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比如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0年的1500万人左右上升至2000年的3000万人左右,从业人员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由近19%上升至26%左右。图 1-2 服务业的兴起资料来源: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自然资源没有发生短缺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尽管不停地有人断言前景黯淡,人类还是满足了人口不断增长引致的需要,并没有将石油、煤炭或其他自然资源全部用完。有趣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商品的价格(已经考虑了通胀的影响)一直在平稳下降,而人类劳动的价格(薪金)则在持续上升。技术和生产能力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技术进步使我们能够找到原材料的替代品,提高人们的生产能力,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导致其工资水平上涨。

贫困水平下降,但收入差距并未一直缩小 按当前的标准,1900年近一半美国家庭的收入水平属于贫困。在21世纪初,约有10%~15%的家庭符合这一标准,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偏高。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也有类似的明显变化。据估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使约5亿人脱贫。但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贫困水平的下降经常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家庭的收入增长快于那些低收入家庭,尤其在技术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受过高等教育和懂技术的工人将得到高工资。美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20年代和最近都被拉大了(这两个时期都有新技术被开发出来),但在20世纪30~60年代则有所缩小(部分因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金融波动不再与经济萧条同步 不同于对下一次“大萧条”的一般预测逻辑,美国及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变动都比较平缓,而金融波动都很频繁。比如,在2000年,股市发生了192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并步入低谷,但经济并没有陷入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的改善应归功于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更强大的安全网和更好的经济金融应变能力。不能满足于现状

在20世纪,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条件的大幅度改善,这样的成就前所未有,但也遭遇了若干挫折。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应清醒看到这些成就在全世界的分布很不均衡。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等都是市场经济走向繁荣的拦路虎。我们长期面临的困扰是:政府在促进竞争和全球化方面的无所作为、直接干预市场和过多介入了经济事务。所以,世界上新兴市场的不稳定(基本上都是因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和过少的国际化所导致的)无疑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第2章信不信由你:经济学家对当前诸多热点都达有共识

当前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异常混乱,经济学家因此也受到了一些诘难。

哈里S.杜鲁门曾经说过很著名的一句话:“有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一面的?我身边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说:‘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努力对重要问题给出精确的答案,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经济学家个个都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印象降低了主流经济学的公信度,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往往会被极端的政治观点所主导。“这取决于……”

麻省理工学院已故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在经济学中有绝对答案吗?国际贸易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都表示怀疑。绝大多数问题的答案是‘这取决于……’”

经济学家接受的训练要求对诸如“减税是有利的吗?”之类的问题做出回答,答案要根据所问问题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减税在经济衰退时是有利的,此时进行减税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但在充分就业时期进行减税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是不利的;同理,预算赤字在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发展(当经济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时),但如果长期使用则通常是有害的。

虽然听起来言之有理,但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许多政界、商界人士和公众不愿意听到“一方面……另一方面……”之类的回答。经济学家离开学术界后发觉他们能做的事(包括他们的工作)就是给出“最佳预测”,即便是最棘手的经济问题他们也要迅速无条件地做出预测与反应。第二个问题是下一章讨论的重点。前提假设与价值判断是重要的

前提假设与价值判断的差异产生了第二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市场和经济运行的分析都基于相似的模型,但这些模型推导出的结果取决于前提假设。例如石油价格飞涨可能是通货膨胀现象,也可能不是,这取决于美联储的反应。如果美联储决定不采取反通胀措施,或者治理通货膨胀收效甚微,则高油价会引发通货膨胀预期——正如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不过,如果美联储认定无法忍受高通胀,则通货膨胀就极有可能不会发生——就如21世纪初所发生的情况。因此,油价上涨产生的不同后果是基于美联储政策的不同假设(或对美联储政策效果的不同假设)。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并不总是清楚所给答案的前提假设,这无疑强化了人们的印象:经济学家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有分歧。

同理,经济学家在任何问题的讨论中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如,关于择校和教育券的激烈争论中就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些人认为美国公立的初级和中级教育系统没有为穷人提供选择的余地,所以应该允许私立教育的开办;另一些人则认为私立教育的存在会使穷人的状况变得更差,应限制私立教育的发展。这个争论所涉及的价值观是关于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体系哪种能更有效地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经济学家(为避免被束之高阁或被轻视)通常会将价值倾向隐藏在复杂的模型和研究中,或者说模型和研究的结论往往表达了研究者的偏好。但明确地表明价值倾向可能会使讨论更有意义,并尽可能避免引起公众的困惑。

经济学家区分了实证经济学(是什么)和规范经济学(应该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有许多经济学家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言论是属于“是什么”的范畴还是“应该是什么”的范畴。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许多科学家也落入相同的境地,所以,人们很难明白全球变暖的论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在多大程度上因受研究者价值观影响而带有偏见。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分歧多于微观经济学领域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最多的争论不是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自下而上地分析家庭、厂商和市场),而是宏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自上而下的总量分析,把经济视为整体,包括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最具争议的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是:货币政策(中央银行调整利率)与财政政策(税收及政府开支的增减)相比,哪种政策工具对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更为有效?

关于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遵循固定规则还是可以灵活行事曾经引起过激烈的辩论,同样,联邦政府是否应设法保持预算平衡是另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最近2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对类似问题的争论渐渐平息下来。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曾获得诺贝尔奖)和经济实践(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都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在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方面货币政策发挥了更好的作用;美联储与其他中央银行应遵循一定的规则,但执行时可有一定的灵活性;政府预算在长期中应保持平衡,但在经济衰退期可以增加相应的开支。

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经济学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但人们对经济学家从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印象却一如既往。这种印象又被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在报道宏观经济问题过程中(诸如利率、物价和失业率之类的问题)不断强化。媒体为吸引读者和观众往往强调的是观点分歧而不是共识。因此,关于经济前景的讨论会陷入“牛”、“熊”之争,对政治问题的争辩会被归入“激进”或“保守”。人们耳濡目染的都是诸如此类的讨论,也难怪会确信没有哪两个经济学家是能够说到一块儿去的。错觉与真相:经济学家在当今的许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

事实上,不仅在微观经济问题上,甚至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许多问题上经济学家都有着相同的看法。

1976年、1990年和2000年,有人做过有关经济学家共识方面的研究。被调查的对象是美国的1000多位学界、政界和商界的经济学家(1990年和2000年主要结论的调查结果见本章的末尾)。

这些调查表明,关于美国和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受关注的问题在经济学家当中达成了相当一致的意见:约(2/3)强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涉及的大多数问题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都会谈到,在此对一些已达成共识的普遍问题进行列举。经济学家都认为:

·全球化利大于弊,因此不宜阻碍其发展。

·在解决问题方面,市场的方法优于计划的方法。

·政府确实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应避免因此而造成扭曲或削弱人们积极性。

·垄断(不包括暂时处于垄断地位的创新型厂商)和反竞争的行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应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

·虽然财政政策在短期内能有效调节经济,但从长期而言,货币政策对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更为有效。

·虽然政府可以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财政状况良好的小政府是最有效率的。为什么公众对经济的看法会与经济学家迥然不同?

虽然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对公众调查显示大多数人的观点与经济学家并不相同。这种脱节现象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取自1996年哈佛大学亨利J.凯泽对家庭的调查,刊登在《华盛顿邮报》):

·在对“新技术、国外竞争和裁减员工对经济有利、有弊还是不影响?”的问题的回答中,93%的经济学家认为会产生有利的结果,2%的经济学家认为有不利影响;与此对应,只有43%的公众认为会产生有利的影响,31%的公众认为境况会变坏。

·大约75%的公众认为油价上涨是石油公司追求利润的结果,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约85%的经济学家认为油价上涨是供求关系变化导致的。

经济学家与公众之间关于经济运行的迥异的看法会带来棘手的问题,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负面影响。公众对经济问题的片面看法造成了这种脱节(参见本书引言部分)。不过,经济学家难辞其咎,因为他们没能将这些共识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公众对当今经济问题的困惑与观点冲突与经济学家系统的分歧没有任何关系。

调查结果:经济学家同意什么(附同意的百分比)

1.灵活和浮动的汇率能使国际货币安排更为有效(95%)。

2.关税和进口配额制通常会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94%)。

3.污染税或可交易污染权在控制污染上比规定污染排放标准更为有效(94%)。

4.租金的管制会降低住房质量和供应量(93%)。

5.美国的贸易赤字与其他国家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无关(91%)。

6.联邦预算应该在一个经济周期中而不是一年中保持平衡(90%)。

7.财政政策在非充分就业经济中有着显著的刺激经济的作用(86%)。

8.适度的财政政策能使长期资本形成比例提高(85%)。

9.现金支付与等额物品支付方式相比,前者能大幅度提高收款人的福利水平(84%)。

10.联邦预算盈余应该用于偿付国债(83%)。

11.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是美国政府的法定作用(83%)。

12.通货膨胀主要原因是货币的过度供给(83%)。

13.应该扩大劳动所得税税收减免计划(80%)。

14.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对经济有不利的影响(80%)。

15.税收政策对家庭单元没有显著的影响(76%)。

16.对公众救助设置时限的福利改革会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76%)。

17.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好处与压力并不是导致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75%)。

18.薪金和价格的控制并不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明智之举(74%)。

19.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应从生产性资源的私有化开始着手(74%)。

20.最低工资制提高了年轻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失业率(73%)。

21.应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遏制并削弱垄断势力的影响(73%)。

22.经济证据表明美国有过多的资源被投入到农业部门(72%)。

23.联邦储备局应致力于保持低通胀,而不是其他的诸如就业、经济增长之类的目标(72%)。

24.商业周期的调整应由联邦储备局去做,避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72%)。

25.在美国串谋行为通常发生在大企业之间(72%)。

26.使经济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运行的主要原因不是工资—价格合约(72%)。

27.美国收入分配应该更加平均(68%)。

28.较低的边际税率导致休闲减少、工作努力程度提高(68%)。

29.从长期看,经济会趋于一个自然失业率水平(68%)。

30.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世界贸易组织在环境和劳动标准等领域的作为不会威胁到国家主权(67%)。

31.联邦储备局在必要的时候是能够使货币发行量的增长保持在一定比率上的(67%)。

资料来源:Richard M.Alston, J.R.Kearl, and Michael B.Vaughan,"Is There 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 in the 1990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92,pp.203-209,and Dan Fuller and Doris Geide-Stevenson,"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 Revisited,"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Fall 2003,pp.369-387.Issues 4,9,18,19,25,and 26 are from the 1990 survey;the remaining issues are from the 2000 survey.第一部分市场技高一筹第3章市场和交易与人类如影随形

一般都以为市场是现代的一种复杂的制度形式,实际上商业活动是人类交往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人类学家已有证据表明,人类聚居地的交易活动至少有30000~60000年的历史。

市场有时被形容成一种冷酷的、缺乏人情味的制度。但事实上,成功的市场,无论是低级形式还是高级形式都体现了人类社会最优秀的品质:没有强制、人人都可追求个人利益。换言之,人们有选择的自由。

所以,市场是人类制度的精髓,虽然它尚未完善,但在丰富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市场的成就在后面的文章中会陆续进行介绍。石器时期的套利

交易与人类如影随形。最近有学者研究了澳大利亚北部土著部落之间以货易货的复杂制度,说明这种交易形式自人类之初到1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这些部落的成员都是狩猎采集者,没有农业、政府、法律、货币、科学,人们不会阅读和书写。尽管如此,他们所发展起来的贸易制度确实是很了不起,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具有现代特征。

进行交易的两件物品之一是由沿海地区的部落制造的箭头带刺的长矛,另一件是数百英里外南部采石场附近部落制造的光滑的石斧。制造长矛和制造石斧的部落之间并不直接进行交易,而是通过这个以物易物链条体系中的其他部落完成,这些部落正好位于南北部落交界地带的广阔区域。

长矛由交易环节上的部落运往南方(远离生产地),长矛相对于石斧的比值就上升了。类似地,当石斧运往北方时,石斧的价值也上升了。这就给中间商(介于生产部落之间的部落)带来了盈利的机会。例如,作为中间商的部落从邻近的南方部落以5支长矛换取1把石斧,又以1把石斧换回6支长矛,这个交易体系使介于中间的部落愿意同时拥有两种物品。

用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术语来说,这种交易方式被称做“套利”,即通过贱买贵卖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人类几千年来最基本的交易方式,在当今全球金融市场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石器时代的套利方式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这种交易方式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和信任基础之上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政府和法律。换言之,当时还没有《统一商法典》,没有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没有世界贸易组织对交易进行管理和规范。贸易:伟大文明的生命之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商业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中心城市,然后进入了文明社会。贸易需要市场,市场需要会聚大量的人口,古代城市的“心脏”就是市场。罗马广场在其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交易的场所。

历史上绝大多数最伟大的文明与帝国(腓尼基、波斯、希腊、罗马、中国、威尼斯、佛罗伦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强盛都与成功的贸易息息相关。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修桥铺路建港口,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也便利了军队与海军的保驾护航)。早期的文明社会还发行硬币,这减少了货物的储备量,从而极大地便利了交易的进行。

不过,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财产由国王、贵族和宗教领袖所有(并完全控制),他们还对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征收很重的税收。尽管受到掠夺式的盘剥,商业还是越来越繁荣。不过,欧洲贸易的真正兴盛产生于封建制度末期代议制政府兴起之后。商人阶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律体系的建立,法律保护财产所有权并允许商人拥有大部分的贸易所得。

萌芽于15世纪的意大利,随之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发展的银行金融业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借贷在圣经时代就已经存在,债权人收取的高额利息的大部分都上交给掌权者。针对这种现象,许多宗教(尤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禁止任何形式的借贷行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立宪君主和宗教在欧洲丧失了权势,银行家族(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独辟蹊径,以巧妙的方法规避教会关于禁止收取利息的命令,很快便发展起来。金融与贸易相伴相生,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复式记账法、所有者权益和有限责任公司制等金融和法律的创新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资本主义在产生之初就具有全球化的特征。例如,15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为英国的养羊户和羊毛商人提供金融服务;200年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凭借其庞大的全球贸易网络,成为世界上首家跨国公司。

在历数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劣迹”时,这一历史时期中有两件事会被首先提到:第一件事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的贸易帝国也是殖民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贸易不是自愿的,无异于对殖民地进行掠夺。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19世纪、20世纪的大帝国都相继没落后,才有所改变。最近50年来,以自愿为前提,在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监督实施的法规的保护之下,全球贸易和金融往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二件事是,19~20世纪资本主义的失控(如蜂拥而现的强盗资本家和殖民主义)引发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具体形式称做共产主义)的猛烈抨击。虽然共产主义的试验没有获得全面的成功,但在20世纪,这些思想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实践的事实表明,“脱缰”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深恶痛绝的地步。

令人欣慰的是,并不是自由市场和贸易本质特征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失控,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而且,虽然资本主义还远不完美,但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不断自我完善,想方设法使每个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市场的出现是无心之作

市场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在最不可能有市场(甚至被禁止)的地方形成并发展起来。学习《经济学导论》课程的学生都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营(POW)市场经济的自发产生。

战俘营的经济关系是非常初级的,交易范围仅限于红十字物资和从看守处非法取得的物品。起初是以物易物,交易常常是草草了事,并没有按照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进行定价交易。但很快,所有交易物品都以香烟进行标价。香烟成为等价物是有其道理的:盒装烟是红十字物资,也允许家人提供,即使不抽烟也是弥足珍贵的,香烟便于分割(每盒有20支)和储存(不像食物容易腐烂)。虽然这种“香烟本位”的交易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表明市场交换意识在人们(即便是囚犯)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前苏联地下市场的存在也说明了交换与贸易是人类固有的需要。在前苏联,政府控制着商品的生产、分配和价格,不过政府并不能先知先觉(参见第4章),显然无法确定正确的价格(并保证价格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调整),也无法确定正确的产量。结果,商品短缺与过剩同时存在。在这种缺乏效率(可以说是非常浪费)的制度下,一个庞大的(非法的)黑市应运而生,黑市上商品的真实价值由实物或货币交易决定。例如,黑市上卢布对美元的汇率总是低于官方汇率,说明卢布过剩、美元短缺。

此外,在当今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也存在黑市。以人的肾器官交易为例,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人类器官的买卖,不过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肾的供给(活着时或死后自愿捐献的)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每年约有5000到6000人死于等待捐献的过程中(约有75000人等待肾移植),于是造就了欣欣向荣的肾脏黑市。经由不择手段的掮客之手,黑市的肾脏大多来自穷国的穷人,器官的健康无法保证。可行的解决方法只能是使器官销售合法化并规范市场(包括肾脏的健康保障)。虽然一些人认为产生售卖器官的念头是令人生厌的,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人们不仅仅能购买到用于挽救生命的人体器官,还能够买到婴儿(弃婴或从养母那里购买)。eBay是推进物物交换和贸易范围的新典范

eBay是最为成功的因特网公司之一,为在线拍卖提供网上场所。1995年eBay开始的交易模式非常简单:经营一家网站,不设置零售空间,不经手销售任何商品,公司收入来源于登载商品目录所得和所售物品的返利。公司制定了一套交易买卖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并执行的规则,包括对买卖双方的评级。评级资料作为个人档案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交易双方的信用和良好声誉。

截至2007年,eBay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拥有2亿多登记用户,交易额超过850亿美元,收入超过60亿美元,利润超过10亿美元,它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销售商之一。eBay的成功还催生了“eBay社区”和“eBay经济”。据估计有几百万人在eBay兼职从事经营活动,数十万人放弃他们的日常工作转而全职在公司网站上从事销售。

eBay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成功地创造了规模和网络效应。对销售者而言,这是个拥有最多顾客的地方;对顾客而言,在这儿可以得到最完备的价格信息。

eBay的最大魅力与成功之处在于其能够给人们的基本交往提供便利,换言之,能满足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易愿望。第4章东德无香蕉:为什么分散决策优于政府集中决策

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人们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还是很容易淡忘的。

1989年11月9日,就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时刻,发生过一件趣闻,在前东德以及沿着边界(曾经不许逾越的)的西德食品市场上几乎都看不到香蕉的踪影。当西德政府得知东德对这种“奇珍异果”有强烈的消费欲望后,就给东德人送去了成串的香蕉庆祝柏林墙的倒塌。自由市场提供给人们想要的(而不是官员们认为人们想要的)并使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计划经济的弊端体现在连香蕉这样的简单物品都不能提供。不仅越来越多的物品发生短缺(人们不得不排着长队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而且可选余地很窄(比如只有白色衬衫和三种口味的冰激凌),质量也不尽如人意。

特拉贝特是东德制造的双座轿车,其功能差是出了名的:气味很重的二冲程式发动机在33年的制造历史中从未做过任何改造,而且消费者需等上几年才能买到。计划经济国家运转不良的特征被戏称为“特拉贝”。与特拉贝特毫无选择余地的极端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几乎随时都有600多款轿车供消费者进行选择,这些轿车不断地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消费者的最新偏好和高安全性能的要求。

夏尔·戴高乐任法国总统期间曾碰到一个尴尬的问题:“你怎么可能管理好这样一个有着246种奶酪的国家?”事实证明戴高乐的管理远比那些计划经济国家的同行更得心应手。

这些将计划与市场进行对照的逸闻趣事并没有真正揭示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1950年,西班牙和波兰的生活状况几乎处在同一水平(以人均GDP衡量),到1989年前苏联解体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班牙已经把波兰远远甩在后面,生活水平超出波兰的10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兰被认为是中欧发展较成功的计划经济,而西班牙在此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但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的失败远不止于此,在1950年的时候还有下列的几组国家几乎处于相同的生活水平上:朝鲜和韩国、西德与东德,到1989年,韩国、西德的生活水平至少是朝鲜、东德的生活水平的5倍以上。

回顾历史,令人难以置信,在1950~1989年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匪夷所思的是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实行了近70年。

苏联模式能够存在较长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权力高度集中;第二,经济危机即大萧条使很多人开始反对资本主义;第三,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冷战使相关的经济制度“合法化”。最后一点理由存在争议,因为计划经济成功地使俄罗斯迅速(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但这个转型付出了高昂的人力成本,关于这点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将详细介绍。

为弄清楚为什么计划经济失败了而自由市场经济却成功了,前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曾派遣高官到欧美考察,研究这些国家是如何轻而易举地生产和分配充裕的商品和劳务的。据说在参观伦敦的一个食品市场时,有个官员问道:“谁管理面包的供应与需求?”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人或每个人。”市场的“真经”:没人管

1742年,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写道:“一群人、需求和自由产生了商业。”这段话归纳出市场成功的三个基本要素:自由、追求舒适(不仅仅是生存)的无穷欲望和市场的众多参与者。

自由市场的真谛是:在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最优分配产出和快速适应市场条件的变化(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等方面,众人的智慧远远胜过任何政府。与计划经济相比,自由市场有如下优势:

市场是最佳的信息集合器。全球有数以亿计的商品和劳务,其价格随供求的变化而不停地波动。没有哪个政府(哪怕拥有最先进的计算机)能够精确掌握变化趋势并及时告知消费者和厂商,以便他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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