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尔·杜兰特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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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故事试读：
再版序
一出版商希望我借此次《哲学的故事》再版之机，为读者解读一下当今文坛的“概论”之风，以及本书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有这样的机会，我很高兴。本书瑕疵重重，依然能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着实令我感激万分，故以只言片语聊表谢忱。“概论”之风的兴起或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在这个时代，知识高度积累，无限延展，各个分门别类的学科衍生出更加细致的分支。望远镜让人类看到了人脑无法想象和估量的恒星和星系，地质学使人们认识到地球的存在既不是数千年也不是数万年，而是数百万年；物理学发现了原子中的宇宙，生物学呈现了细胞中的“微观世界”；生理学带人们认识身体，心理学领人们走进梦境；人类学重构了远古时代，考古学让深埋地下的墙垣城池再见天日，史学则证明一切历史皆为人类伪造，并描绘出一幅唯有斯宾格勒和爱德华·迈尔这样极具前瞻眼光的哲人，才能洞察历史的画卷；神学思想摇摇欲坠，政治理论土崩瓦解，人类生活与战争因发明创造走向扑朔迷离；经济学推翻了政府，世界各地燃起熊熊战火。而哲学，这个曾经集众学科于一身、主持构建世界和谐景象和行为之真善美的“带头人”，如今却在不同知识洪流的激荡冲撞中心力交瘁，不得不逃离寻求普遍真理的战场，走上隐蔽的羊肠小道以回避人生的种种问题与责任。人类掌握的知识已远远超出其理性所能承受的极限。
如今，科学家知道的“愈来愈多，研究的却愈来愈少”，而哲学家研究的愈来愈多，知道的愈来愈少。科学家戴着眼罩工作，为了将与研究主旨无关的一切排除在外，只专注于眼睛下方鼻尖上方的一个小点儿。这样一来，他们得到的仅仅是成批堆积却又相互孤立的事实，失去了纵观全局的眼光，没有实现真正的理解，也不再能激发智慧的火花。每一门学科、每一个哲学流派都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自面向“圈内人”的术语体系，于是，随着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不断增加，向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圈外人”介绍和解释自己所从事和奉献的行业变得愈加困难，横亘在人生与知识之间的沟壑也愈发宽广：统治者无法理解智者的思考，求知者无法理解知者的观点。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引发的却是集体性无知的蔓延，无知与愚昧的模范被推选为世界上伟大城池的统治者。就在科学享受着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推崇之时，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古老的迷信思想正在收复失地。普通大众不得不在悲观晦涩的科学与充满无畏希望的宗教神学之间作出选择。
在这样一个时期，教师的责任尤为重大，即在“职业学者”与普通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如同“职业学者”学习大自然的语言，教师应该学习术语，从而将这些职业领域内的知识转化为普通民众熟知的语言和表达形式，打破知识与需求间的隔阂。知识若庞杂到无法在民众中普及，则极易沦为经院哲学，甚至演化为民众对权威的盲目迷信；人类也将因此进入对“职业学者”这个新兴牧师群体无限崇拜的新信仰时代，而人类文明借助教育之普及升华自身的希望行将破灭；同时，作为人类文明垄断者的学术阶层，在日新月异的术语、词汇的重重包围下，也将蒙上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彻底与世人隔离，在无形中侵蚀、动摇文明原本坚实的根基。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詹姆斯·哈维·罗宾逊“拆除壁垒，还知识于民众”的号召为什么会得到全世界的赞赏和响应。二
人类对知识进行人性化改造的历史开始于以“对话”体裁著书立说的柏拉图。哲学权威们大概都知道柏拉图留有两套著述：一套写给他在阿卡德米学园的弟子，专业而晦涩，另一套在于吸引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雅典人了解、学习哲学，以对话形式写就，幽默易懂。在柏拉图看来，对于哲学思想，不论是以文学的体裁、戏剧的形式来表达，还是进行修辞或者文风上的美化，都无可非议，而从哲学的角度讨论、解决道德与政治问题，使哲学亲近于现实亦无损其尊严。可历史似乎跟我们开了个玩笑，经过它层层筛选流传下来的竟是柏拉图那套“不专业”的哲学科普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为柏拉图赢得后世盛名的也正是这套通俗的“对话录”。
当代首开“概论”先河的是英国作家H. G. 威尔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他的《世界史纲》束手无策，夏皮罗教授认为该书“充满谬误”，虽能达到教育大众的目的，却过于自由。的确，这本书错漏百出，但这是任何一本涵盖范围过广、涉及内容过多的书籍的通病。对任何一位读者而言，阅读此书绝对称得上是一次惊奇不断、引人入胜的经历。如职业记者般的特有敏感使威尔斯将这一系列的书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成为“教育和灾难角逐”中的一支重要队伍。没有人愿意看到灾难，所以每个人都去读这本书。读史成为一种时尚，历史学家们不由得警觉起来——像威尔斯一样将历史讲出趣味成为一种共识。
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有两位学者还真的做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埃及学家伯利斯坦德教授以及罗宾逊教授各自修订完善了一本旧教科书；一家颇具眼光的出版社将两人修订后的作品集结成两大卷并冠以夺人眼球的书名——《人类大冒险》。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概论”，一部有着日耳曼式权威和高卢式清晰逻辑的史论著作。迄今为止，这两卷书依然在史学领域占据着不可超越的地位。
与此同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眼角泛着微笑，一手铅笔，一手钢笔地闯进这片天地，开始了自己的历史写作事业。他生性幽默，不拘小节，看待历史也是如此，以生动诙谐的散文笔法叙述、评论历史事件与人物。成年人买来《人类的故事》送给孩子看，私底下却拿来自己阅读。渐渐地，人们对历史的了解趋向世俗的多角度。
常言道：吃得多，胃口大。在美国，没能走进大学校门的数百万人渴望了解历史和科学常识，而读过大学的也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求。约翰·梅西的《世界文学史话》作为对文学这个“新奇”领域的一次友善又有益的探索，受到成千上万读者的欢迎和追捧。《哲学的故事》恰逢此轮求知大潮达到巅峰之时诞生，因而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读者惊奇地发现，哲学竟如此生动有趣，它关注的原来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生死死。人们于是口口相传、争相购买，当然，偶然也会将这原本不该太受待见的书拿出来读一读。总而言之，《哲学的故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种成功日后恐怕很难再现。
紧接着涌起一股大潮。“概论”类书籍一本接一本地出，“故事”一册接一册地讲；从科学到艺术，从宗教到法律，每门学科都涌现出各自的说书先生，就连贝克尔的一篇反对宗教神学的札记也被热情地改造成了《宗教的故事》。一位作者的一本书就能涵盖人类的全部历史，难怪没人愿意费劲阅读威尔斯、房龙、梅西、斯洛森或是伯利斯坦德，读者的胃已被填满。专家学者们开始抱怨这类读物的肤浅和仓促，反感的种子就此埋下，悄然发芽，此类图书受此波及，无一幸免。潮涨潮落，“概论”写作很快偃旗息鼓，人们甚至不敢再提“知识人性化”，批判、痛斥“概论”成为赢得评论声名的捷径；轻视通俗读物、不读大众文学成为新时尚，文学史开始步入自命不凡的时期。三
批判“概论”类读物的声音尽管刺耳，但大多中肯。毫不例外，《哲学的故事》也有种种缺点和不足：首先，它叙述的不是一部完整的哲学史，其中对经院哲学的舍弃完全出于个人的义愤。必定有许多读者赞同我的做法，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在读大学期间或参与研讨会时与此类哲学有过许多不愉快的接触，有的人甚至对它恨之入骨，认为它只是伪装起来的神学，而非真正的哲学。事实上，撇开篇幅不谈，就完整性而言，本书对某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斯宾塞、伏尔泰）的论述要远远超过大多数哲学史著作。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即坦率承认：
本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哲学史，只是围绕几位主要的哲学家，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其思辨哲学进行考察，以期达到知识人性化的目的。为了有足够的篇幅将入选哲学家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些相对次要的人物就被略去了。（“
致读者
”）但本书的不完整性仍旧不可否认，尤以省略了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哲学为重。任何所谓源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故事，若不掺杂介绍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或者释迦牟尼和商羯罗，都是片面、狭隘的。“故事”一词一直为人们所滥用，而本书选用这个名称，一方面想暗示读者，其中主要的论述对象是更为重要的哲学家，另一方面希望它能向读者传达：思想的发展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浪漫传奇。
对于避而不谈认识论，本书并不感到歉意。在介绍康德的章节中，这一令人郁闷至极的领域已经得到了充分展示，读者不得不硬着头皮啃下关于认知的种种费解的论述。而晦涩飘渺的语言，应该能受到年轻一代权威人士的欢迎。（事实上，一位曾在美国中西部某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来信透露，在教授康德哲学的十五年间，他从未明白过康德的本意，直到读完本书非常基础地讲述康德的那一章。）这本书的其余章节都向读者暗示，人类认识过程的本质仅仅是众多哲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值得如此多的大学者和德国人废寝忘食；此外，正是这种对认识论刨根问底式的探究日渐将哲学推向了下坡路。法国人就从未因陷入对认识论的疯狂探索而忽视对哲学之道德、政治、历史和宗教层面的思考，今天的德国人也开始反思他们从前的做法。凯泽林说：“哲学实质上是人类智慧对科学的综合……显然，认识论、现象学、逻辑学等都是科学的重要分支。”（完全正确，它们如同化学和解剖学一样，是科学的分支。）“但假若因此放弃对生活智慧的探索则是一个可恶至极的错误。”一个德国人说出这句话，简直可以媲美但以理因不肯背叛信念而被扔进狮笼。在斯宾格勒眼中，孔子和他之前的早期中国哲学家是“政客、官僚、立法者，就像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就像霍布斯和莱布尼茨……他们是坚定的哲人，在他们看来认识论就是关于现实生活中各种重要关系的知识”。毫无疑问，既然认识论在德国已渐趋没落，作为对民主制度的恰当回馈，它将在美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中国哲学家不谈认识论，对冗长无聊的形而上学更是厌恶至极，在这点上他们甚至可与法国人齐名。任何年轻的形而上学者都不愿承认孔子为哲学家，因为他既不张口闭口地谈论形而上，更鲜少提及认识论；他跟斯宾塞、孔德一样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关注的重点始终围绕着道德和国家的建设。更糟糕的是，他言辞中肯、语意明确，并为此“臭名昭著”，因为清楚明白地表达正是哲学家最不该具备的品质。我们现代人早已对哲学如行云端的论述手法习以为常，当其脱去冗长的外衣展露真身时，却一时难辨。人们必须为其偏爱晦涩语言付出代价。
本书试图展现一丝幽默——因为令人避之不及的智慧不可能是真正的智慧，而幽默作为一种思想特质，是哲学的近亲，两者相辅相成——但这令权威人士坐卧不安，他们最无法忍受令读者会心微笑的书。政客和哲学家理所当然不懂幽默；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叔本华讲乌采曼的故事，也只有法国人能够透过伏尔泰机敏幽默的言语发掘其思想深度。
我相信本书并未误导读者，让他们以为读罢便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哲学家，或者免去阅读真正的哲学著作的痛苦。通往知识的大道没有近路可抄，这是真理。四十多年的探求也使我们深深意识到，真理从未真正掀起面纱，仅那些显露出来的特征已让我们愈发地仓皇失措。本书并不试图取代任何一位哲学家，只希望成为对哲学的一份介绍，一本邀请。它广泛地引用诸家言论，希望能有余音绕梁之效果；不时地指向经典原著，并确保读者意识到，对这些哲学经典的阅读不应只有一遍：
斯宾诺莎不是拿来读的，而应当用来研究；你必须像对待欧几里得一样对待他，认识到就在这短短的两百页文字中，一个人书写了他毕生的思考，并像雕塑家一样，剔尽了繁文末节。匆匆读过一遍之人休想了解其中深意……不要一口气读完全书，你应当分多次阅读，且每次读一小段。读完以后，告诉自己，这仅仅是理解全书的开端。接下来你应该读些评论，譬如波洛克的《斯宾诺莎》或马蒂诺的《斯宾诺莎研究》，又或者两者都读。最后，再读一遍《伦理学》，你会发现它像一本新书摊在你面前。如此，你将永远爱上哲学。
令人欣慰的是，本书的出版带动哲学经典图书销量直升两百多点。出版商纷纷重印柏拉图、斯宾诺莎、伏尔泰、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家的作品。纽约公共图书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甚至对我说：《哲学的故事》出版之后，公众对哲学经典的阅读需求日益广泛和增多，各家分馆中此类图书的库存量也在不断增加……过去，我们购进少量的哲学书籍是为了确保体系的完整；近两三年里，我们会在一开始就大量购进某本颇具可读性的哲学新书，以备来日需求快速增长。
向大众传授知识不应令我们感到羞愧。那些将知识圈入高墙的学者眼红我们的成就，但应该受到责备的正是他们。他们的孤傲和佶屈聱牙的术语将世人拒于门外，使之不得不去书本中、讲座上或成人教育课堂里寻求未曾获得的教导。他们应该“感激”，他们的犹豫不决、吞吞吐吐激发了一批热爱生活的业余爱好者，替他们进行了这项让教育人性化的事业。也许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师可以互为补充：小心翼翼者以谨慎的眼光审视业余者的激情，激情澎湃者则用热情和鲜血转化学术的累累硕果。两方合力或许能在北美大陆上培育出一批善于聆听天才之声的读者，打下产生天才的基础。作为教师，我们都不完美，但只要能推动教育事业前进一小步，只要尽力，就无悔于心。我们宣读完开场词，然后退下，无数更优秀的演员将在我们之后登场。《哲学的故事》已被译为德语、法语、瑞典语、丹麦语、南斯拉夫语、汉语、日语和匈牙利语等出版。致读者
本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哲学史，只是围绕几位主要的哲学家，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其思辨哲学进行考察，以期达到知识人性化的目的。为了有足够的篇幅将入选哲学家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些相对次要的人物就被略去了。譬如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哲人、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经院哲学家以及认识论者。在我看来，认识论绑架了近代哲学，并且几乎毁了它，因此，我希望有一天，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会被归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哲学会被理解为对全部经验的综合性诠释，而非对某种模式或过程的分析性描述。分析属于科学，带给我们知识；哲学则是全部智慧的综合。
在此，我要向艾尔登·弗里曼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他的恩惠我永难清偿。是他给了我受教育和游历的机会，使我认识到何为高尚文明的生活。望他能于这不甚完美的词句间寻得只言片语，使我得以稍稍回报他的慷慨及信赖。威尔·杜兰特1926年，纽约
导言：哲学的作用
哲学使人愉悦，即使是形而上学的幻景也蕴含诱惑，每个学习者都能体会得到，直到粗粝的生存需求将我们从思想的高峰拽下，抛入生活的撕扯琐碎中。我们大多数人都知晓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黄金年代，那时，哲学确实称得上柏拉图口中“那珍贵的喜悦”；那时，审慎追寻难于捉摸的真理远比追求肉欲低俗的生活方式荣耀得多。人类社会早期追求智慧的努力留给后来者某种永不消逝的渴慕。“生命有其意义，”正如勃朗宁所说，“对它的探求是我精神所寄。”生命的大半难寻所谓“意义”，我们优柔寡断，碌碌无为，不停地与来自内心和周围环境的混乱无序作斗争；但是我们愿意相信，假使能够读懂自己的灵魂，我们身上那种不可或缺、意义重大的东西必将呈现。我们想要弄清楚“生命之于我们，意味着不断地将我们自身及所遭遇的一切转化为光与火”。
我们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米特亚，“不求百万财富，只求问题之答案”。我们渴求把握眼前事物的价值和前景，以免陷入日常生活的旋涡。我们希望了解事情的轻重缓急以避免本末倒置。希望眼中的世界恒定如常，仿佛照耀在“永恒的光束下”。希望能够笑对不可避免之事，甚至是日益逼近的死亡。希望保持完整，通过分辨和协调欲望来调整精力分配，因为协调精力是伦理学、政治学，乃至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石。梭罗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仅需要具备缜密的思维或建立某一学派的能力，还要热爱智慧，循其意旨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容、信任的生活。”我们愿意相信，若能找到真的智慧，那我们的生命将不再盲目。“首先去追求思想中那些美好的内容吧，”培根告诫，“其余的部分即使不是接踵而至，也会在失去时不觉可惜。”真理无法帮助我们富有，却能使我们自由。
此时，某些缺乏教养的读者大概会打断我们，指出：哲学如下棋般无用，如愚昧无知般含混晦涩，停滞不前，仿若自满自足。西塞罗曾经说过：“没有比哲学家的著述更荒诞无稽的了。”毋庸讳言，一些哲学家具备了所有知识，唯独缺乏基本常识；而许多哲学论战亦缘起于飘渺虚幻的观点。因此，让我们下定决心，此趟哲学旅途只停靠在光明的码头，避开形而上学的泥泞溪流，绕过神学争端的汪洋大海。哲学真的停滞了吗？科学似乎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而哲学的领地似乎日益缩减。但这是因为哲学接手的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的任务，要处理尚未如科学研究般有章可循的问题。譬如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等；一旦某一领域的知识探索得以突破并以公式形式准确表述，该领域即被划入科学的行列。科学始于哲学，止于艺术，始于猜测和设想，止于完美的成就。哲学是对未知（譬如形而上学）或不尽知（譬如道德论或政治哲学）的臆想式诠释，站在以围堵策略获取真理的最前沿。科学作为被攻克的领土，后面有稳固的城池，是知识和艺术共建的不甚完美但精彩非凡的世界。哲学似乎一直矗立不动，满脸疑惑；这是因为她将胜利的果实悉数留给了她的女儿们——众科学，而自己未感到丝毫满足，继续朝着不确定和未曾探索的方向前行。
我们是否应阐述得更专业些？科学是分析式描述，哲学是综合式诠释。科学企图将整体分解为局部，将有机组织分解为器官，将不可知转化为知识：它不重视事物的价值或者可能的理想形态，也不关注它们的终极目标；能把事物的现状和作用表达清晰即知足，研究事物在现阶段的本质和变化是其全部意义。如同屠格涅夫诗中的“大自然”，科学家公正不偏：一只跳蚤的腿和一位天才在创作时忍受的煎熬对他们有着同等的研究价值。然而，哲学家不满足于描述事实，他希望将事实与经历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意义和价值；他通过诠释性的综合建立事物间的联系，以一种比以前更好的方式，尝试把被科学家们大卸八块的伟大宇宙重新组装起来。科学教会我们如何治愈、如何杀戮；它一面零星地降低着死亡率，一面又用战争大规模地灭杀我们。只有真正的智慧，即在全部经验指导和协调下的思想，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救，什么时候该杀。对过程的观察、对方法的构建是科学，对目的的批判和协调则是哲学。如今，我们在生存手段和生存工具的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对自身理想和目标的诠释和综合，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嘈杂和躁动，空洞无聊。因为不指向欲求的事实毫无意义，不联系目的和整体的事实不可能完备。没有哲学指导的科学和欠缺眼光及价值的事实无法将我们从大劫难和大绝望中拯救出来。科学给予我们知识，但唯有哲学赋予我们智慧。
具体说来，哲学包含以下五门学科：逻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逻辑学探究的是思考与研究的理想方法：观察和内省、推理和归纳、假设和实验、分析和综合——这些人类行为的形式正是逻辑学试图解释和提供指引的领域。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门无聊的学科，然而人类思想史上所有里程碑式的事件皆指向人们在思考和研究方式上的方法论改造。美学研究理想的形式，即美，是艺术的哲学。伦理学研究理想的行为方式；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最高层次是能够辨识善恶，是关于生活的智慧。政治学研究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门意在传授攫取及保持政权的艺术和科学）；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这些都是政治哲学舞台上的角色。最后，形而上学研究万物的“终极实在”（与其他形式的哲学不同，它并不试图寻求理想与现实间的妥协与平衡，这也使得它更难为世人所接受），其中又包括：研究“物质”的真实终极本质的本体论，研究“心灵”的哲学心理学，研究认知过程中“心灵”与“物质”相互关系的认识论。
以上是哲学包含的几个部分，但如此分法难免使其丧失了原有的美感和趣味。我们追求的不应是枯燥乏味的抽象和形式，而应以天才人物丰盈的生活为依托；我们不应只研读哲学，而更应研究哲学家；我们应该接近那些思想的圣人和捍卫者，分享他们智慧的光辉，这样，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达·芬奇所谓的“最崇高的愉悦、理解的喜悦”。假如我们能够正确解读这些哲学家，他们每一位都将为我们带来收获。“你知道真正的学者的内心秘密吗？”爱默生曾这样问道，他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就是他的学生。”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秉承这种思想去向那些伟大的哲人学习，而不会感到自尊心受伤了！我们可以继续沾沾自喜，因为爱默生还说过，每每聆听圣人之声便经历一次一种奇异的似曾相识感，仿佛在遥远的青年时代，我们年轻的头脑中也曾出现过这些声音，只不过当时我们既无能力也无勇气将它们表达出来罢了。确实，只有用心去聆听，我们才能领会圣贤之意；也只有心中有根，日后才能开出智慧的花朵。我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但未能深入挖掘其中的秘密和隐藏的涵义：我们往往为苍茫现实所迷惑，而忽略了它的弦外之音。圣贤们听到了这弦外之音，更听到了宇宙的乐章；圣贤们深知毕达哥拉斯曾说过，哲学即为最高形式的音乐。
那么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品读这些先贤，宽恕他们偶尔的过失并虚心学习他们迫切想传授给我们的知识吧。“理智起来吧，”苏格拉底教导克里托道，“不要在意教授哲学的老师是好是坏，你只需要思考哲学本身，对她进行细致而公正的研究。假若哲学为恶，那么你应说服所有人远离她；假若哲学确如我所信奉的那样，那么请你追随她并效力于她，而且心甘情愿。”第一章柏拉图一、柏拉图生活的时代
查看欧洲地图你会发现，希腊如同一只骷髅手，正将其瘦骨嶙峋的手指伸入地中海。伟大的克里特岛在其南面，公元前两千年，就是这只手，在这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大门。越过爱琴海，东面便是小亚细亚，平静而略显麻木，然而在前柏拉图时代，这里曾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工商业中心。意大利在西边如同一座海上斜塔，与希腊隔伊奥尼亚海相望；继续往西是西西里岛和西班牙，都曾经是繁荣一时的希腊属地。最西边就是被我们称为直布罗陀海峡的“海格力斯之柱”了，过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敢于取道这个阴森暗沉的口岸。往北是那些名叫塞萨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尚未驯化、半野蛮的地区，然而，也正是从这里走出的一批又一批精力充沛的人，塑造和培养了荷马和伯里克利时代希腊的众多仁人志士。
再看地图你会发现，这里的海岸线绵延曲折，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海湾和被陆地分隔开来的海域，陆地上则遍布着跌宕起伏的山峦丘陵。希腊就被这些天然的海陆屏障分割成相互孤立的若干部分，因此，那时的交通和交流远比现在困难，甚至还充满危险；每一片峡谷流域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并发展了各自的主权政府、法律规章以及方言、宗教和文化。各流域都有一两个城镇在它们周边那大片沿山势伸展的农业腹地之上建立“城邦国家”：爱维亚、罗克里斯、埃托利亚、福基斯、比奥提亚、阿哈伊亚、奥尔格里斯、伊利斯、阿卡迪亚、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以斯巴达为中心，还有阿提卡——以雅典为中心。
最后再看一遍地图，观察雅典的位置你会发现，原来它是希腊几个较大城市中最靠东的，显然它成了通往东方的门户：经由这里向东可到达商业繁荣、业已成型的小亚细亚城镇，向西可将各种奇珍异宝连同文化一起带回尚且年轻的希腊。这里曾经有一个叫作比雷艾夫斯的绝佳港口，无数商船曾在这里停靠补给、躲避风浪；同时，雅典还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舰队。
公元前490年至前470年间，斯巴达和雅典暂且忘却彼此的纷争，联合兵力，粉碎了波斯人在大流士和薛西斯统领下试图将希腊变为其亚洲帝国的一个殖民地的野心。在这场年轻的欧洲对阵日渐衰老的东方帝国的争斗中，斯巴达提供了陆军，雅典贡献了海军。战争结束后，斯巴达解散军队，经历了战后不可避免的经济混乱；雅典则将海军打造成一支商船队伍，摇身一变成为当时最伟大的商贸城市之一。斯巴达再度陷入农业社会式的封闭和停滞；雅典则成为繁荣的市集和码头，各路人马在此汇集，各种宗教和习俗于此交融，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则激发了人们的比较、分析与思考。
传统和教条在这种多元文化频频冲撞的环境中相互制衡，维持在最低限度，因为面对一千种信仰的时候，我们往往哪一种也不愿相信。或许，往来各地的生意人是第一批批判者，他们见多识广所以不轻信任何事情，而商人的秉性使他们不是将人划分为傻瓜便是划分为无赖，这自然也使他们质疑每一种所谓的信条。渐渐地，他们开始发展科学；日趋复杂的贸易催生了数学，人们不断膨胀的航海野心也促使天文学蓬勃发展。日益增多的财富让一部分人有了闲情逸趣，也为他们着手研究与猜想做了一定的准备；这些人瞭望星空只为知晓四海之方向，他们更希望求得对无限宇宙之谜的一份了解；古希腊第一批哲人就是天文学家。对此，亚里士多德曾说：“波斯战争之后，人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并在探索的道路上愈行愈远；他们以一切现有的知识为基础开展研究，不断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尝试对一些过去被归结为超自然力的现象进行解释。于是，幻术和宗教仪式逐渐让位于科学和对自然的控制；哲学亦由此诞生。
起初，这种哲学是物理学性质的，它探索构成万物最终的、不可分割的成分究竟是何。这股思潮的终点是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60）的唯物论——“实际上，世上除原子与虚空之外，别无他物”。这一理论是古希腊哲学的主要猜想之一，曾在柏拉图时代悄然流传，于伊壁鸠鲁（公元前342－前270）期间呈现于世，并在卢克莱修那儿得以发扬光大。但古希腊哲学最具代表性、最富生命力的篇章成形于智者学派，他们是云游四方的智慧大师。他们重视内省，考量自身的思想和本质，但非外在的物化世界。他们全都聪慧非凡（譬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大多思想深邃（譬如普罗泰戈拉和普罗狄库）；对于今天我们仍在人类心灵和行为的哲学性探讨中讨论或注释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他们都意识到了、讨论过了。他们无所不问，面对宗教或政治禁忌亦毫不避讳，勇敢地用理性辩论去检验当时的一切信条和制度。在政治方面，他们分为两派：就像后来的卢梭，坚持性本善，文明本恶，同时，这一派坚持人生而平等，后天的不平等则完全由按阶级划分的社会制度导致，法律则是强者用以压制和统治弱者的发明；就像后来的尼采，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人一出生即不平等，道德是弱者拿来牵制强者的工具，这一派还认为，权力是最高的德行，是人类至高的追求，贵族制才是最有效、最自然的政府组织形式。
事实上，这一针对民主制度的攻击恰巧反映出当时雅典一个富裕的少数群体的崛起，他们自称寡头政党，并将民主贬斥为无能的虚伪。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雅典几乎谈不上民主：在四十万人口中，二十五万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奴隶，其余十五万自由人或公民中，也只有极少数能够出席人民会议或全体大会，在那里决议城邦政策。但是，他们享有的民主确实是历史上最为彻底的，因为全体大会象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民众法庭，或称最高法庭，成员超过一千（目的是使行贿耗资成本巨大），是按照全体公民登记在册的名字字母顺序依次筛选出来的。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能比它更为民主，或套用反对派的话，没有比它更为荒谬的了。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中，斯巴达军队最终取得对雅典海军的胜利，当时雅典由赛提亚领导的寡头政权借战争失利之机宣布放弃民主，并暗地里赞赏斯巴达的贵族制政府。许多寡头领袖曾被流放。然而雅典最终投降，斯巴达与之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之一，便是召回所有被流放的寡头贵族。他们一回来，即以赛提亚为首宣布开展一场富人革命，反对在这场灾难性战争中执政的“民主”政党。但是革命失败了，赛提亚也战死沙场。
赛提亚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叔伯。二、苏格拉底
假如我们以作为历史文物流传下来的半身像为依据，那苏格拉底即便是在哲学家中也算是长得丑的：秃头，大圆脸，深凹下去的直勾勾的眼睛，宽而扁的鼻子——这一切都生动地印证了人们在会饮之后的高谈阔论：这完全是搬运工的模样，哪里像是我们最著名的哲学家！但若多看几眼我们就会发现，透过石像的粗犷，一丝人性的善良和毫不伪装的朴素展露出来，使这位相貌平平的思想者成为当时雅典众多智慧青年所爱戴的老师。我们对苏格拉底知之甚少，但比起贵族派的柏拉图和内敛、学究式的亚里士多德，我们与他却又是如此亲密。两千四百年过去了，我们仿佛还能依稀见到他那不甚雅观的体态：他裹着一件皱巴巴的大长袍，悠然自得地穿过人民大会，丝毫不受四周熙熙攘攘的政治纷争干扰；总喜欢在路上随意拦下一人便开始说教；一群博学的年轻人聚集在他周围，他将他们引入殿堂廊柱后某个荫凉的角落，请他们给自己的言语下定义。
正是这些各式各样的年轻人簇拥着他，帮他创立了欧洲哲学。他们当中有人富有，譬如柏拉图和亚西比德，津津乐道苏格拉底对雅典式民主的嘲讽；也有像安提西尼一样的社会主义者，崇尚他安贫乐道的精神并将之发扬光大；甚至有一两个像亚里士蒂帕斯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向往一个不分贵贱、没有主奴之分、人人好似苏格拉底般悠游自在的世界。总而言之，所有令当今社会惶惶不可终日、为青年人提供了无尽辩论材料的问题，同样被古雅典的思想者和公共言论者所思考，他们跟他们的老师一样，认为没有论道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社会思想的各个流派都能在这里得到体现，或者寻到根源。
这位导师的生活细节无人可知。他从未工作过，也不曾考虑第二天的事情。有学生邀请他吃饭时他就去。他们也喜欢餐桌上有这样一位客人，因为他会详尽地讲述养生之道。
在家里他似乎没这么受欢迎，因为他忽略了家人；在他的妻子桑喜普看来，他是个一无是处、游手好闲的人，给家里带来的坏名声远比面包多得多。桑喜普像苏格拉底一样善谈，他们之间似乎也有过几段对话，只不过没被柏拉图记录下来。然而她也确实爱着苏格拉底，在他七十岁死去后仍不免戚戚然。
苏格拉底到底为什么如此受学生的爱戴？或许因为他既是一名哲学家，又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人：他在战场上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了亚西比德的命，他喝酒时极有绅士范儿，毫无顾忌却又不失分寸。但毫无疑问，他那谦逊外表下无穷的智慧才是学生最为崇拜的：他从不说自己拥有智慧，而只称自己爱慕智慧、追求智慧；他爱智慧，却又不把智慧当作自己的职业，而是当作自己的挚爱。据说德尔菲城具有非凡能力的祭师称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希腊人；而苏格拉底本人则将其解释为对其哲学起点即不可知论的认同——“我所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人学会怀疑时，哲学便产生了——尤其当这些怀疑针对的是我们曾经珍惜的信仰、教条和公理时。谁知道这些信念是如何令我们深信不疑的呢？谁又能知道它们不是被一些隐藏在思想外衣下的不可告人的欲望引发的呢？唯有当思想者回过头来反思自身时，哲学才有真正的意义。就像苏格拉底所说：认识你自己！
当然，苏格拉底以前也有过哲学家：有像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那样坚强的人，有像巴门尼德和埃利亚的芝诺那样敏锐的人，有像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那样善于观察的人，但他们绝大多数是自然哲学家：他们探求外部事物的发展和性质，寻找物质可测的规律和构成。苏格拉底说，这很好，然而对哲学家而言，还有远比花草树木、碎石繁星更具无限价值的研究对象——人的心灵。究竟什么是人？他又将变成什么？
因此他四处探访，求索人的心灵，他揭示一切臆想和假设，质疑一切定论和信条。假如人们对正义津津乐道，他便问他们：什么是正义？这些抽象的词汇在你这里代表着什么，以至于你能用它们如此轻易地解释生与死？荣誉、美德、伦理道德、爱国精神又分别是什么意思？你所说的你自己是指什么呢？这些伦理学、心理学上的问题正是苏格拉底所热衷探讨的。一些人深受这种要求定义精确、逻辑清晰和论证准确的“苏式方法”的折磨，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他提问太多、回答太少，致使人们的思想比从前更混乱了。然而，针对我们所知的哲学中最难回答的两个问题——美德意味着什么？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苏格拉底分别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
对当时的雅典年轻人而言，没有什么论题比这两个更重要了。诡辩学家早已摧毁这些年轻人一度对奥林匹斯山男女众神持有的信仰、对道德准则的崇尚，这些道德准则的效力基本上来自人们对全知全能、不计其数的神祇的敬畏；一个人只要不违法，妨碍他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便毫无理由。这种离散式的个人主义大大削弱了雅典人民的个性，使其最终为彪悍的斯巴达人所征服。至于国家形式，没有什么制度比一个为盲众所操纵、为冲动所指挥的民主更滑稽的了，没有什么比让一群争论不休的人组成政府更可笑的了，没有什么比匆忙选举、革职或处死将领更荒唐的了，也没有什么比不加筛选、仅按字母排列顺序选取头脑简单的农民和商人作为最高法院成员更可笑的了！一个全新并自然合理的道德规范如何能在雅典产生并发展？这个国家如何能够得到拯救？
正是因为回答了这些问题，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但同时也让他赢得了不朽。假使苏格拉底试图恢复古老的多神信仰，假使他能带领他那帮灵魂被解放了的学生前往庙宇圣林朝拜、祭祀父辈所崇奉的神祇，老一辈的公民便会将敬意献给他。可他知道，这个办法无异于自杀，毫无希望，是倒退，是将希腊拉入坟墓而非解救她。苏格拉底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相信神只有一个，并以他那谦虚谨慎的态度期盼着死亡也不能将其摧毁；但他也明白，一个持久有效的道德律令不可能建立在如此模糊不定的神学基础之上。假若我们能够建立一套完全独立于宗教教条之外的道德体系，使其对无神论者和虔诚信徒普遍适用，那么，各种神学观点的交融和变迁将不再影响道德的凝聚力。而正是依靠这种凝聚力，任性的人们才能转变为和谐友好的社会公民。
比如，如果善意味着聪明，美德意味着智慧，如果通过教育，人们能够找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能够看清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能利用批判和协调的精神来调整自身杂乱无章的欲望以使其形成一个目标明确、具备创造力的和谐整体，那么，这或许就能成为那些受过教育且思想深刻的人的一种道德规范。而对于那些未曾受过教育的人，则只能使用反复的说教和外力的强制了。或许，所有的罪过都出于错误、片面的观点，是愚蠢的表现？有识者或许跟无知者一样，偶有暴力或不文明的冲动，但可以确信的是，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这种情绪，因而很少见到他们真做出什么兽性行为。在一切为理智统治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在权力扩大时，归还给个人的往往多于个人自由受限时社会向个人索取的），个体优势的实现依靠全体人的文明和忠诚举止，唯有清醒明智的头脑才是维护和平、秩序和良愿所真正需要的。
但如果政府本身就杂乱不堪、荒谬至极，如果它统治却不救助、施令却不引导，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劝服个体遵守法律并为实现公共利益而限制其自身的追求呢？难怪亚西比德要推翻一个不信任个人能力、把数量看得比知识还重的国家。难怪没有思想的地方就有混乱，无知的人群匆忙做出决定，事后又在悲凉无助时后悔不已。难道“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这样的基本观念本身不就是一种迷信吗？然而，群体往往比个体更愚蠢、更暴力、更残酷的事实似乎并非为世人所知。演说家“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就像敲击后响个不停的铜盆，直到手按在上面才能停止”，难道被他们统治不是一种耻辱吗？当然统治国家之人不能单求高智商，治国需要一批优秀的头脑进行毫无阻碍的思考。一个社会不由其中最睿智的人来领导和统治，如何能被拯救或实现强大呢？
设想一下，在当时战争即将爆发、统治者亟须屏蔽一切反对之声，而富裕的知识阶层又正秘密策划着一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这样一个贵族式信条的提出将会产生怎样的反响？假设你是当时的民主领袖安尼图斯，自己的儿子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不仅背叛了你所信奉的众神，还指着鼻子笑话你，你的感受如何？阿里斯托芬难道不是早就预测到这种由反社会的智慧似是而非的取代旧道德的结果了吗？
紧接着革命到来了，人们或支持或反对地浴血奋战着。民主派取得胜利时，苏格拉底的命运也随之注定了：尽管他本人一直息事宁人、与世无争，但他是造反派的精神领袖，是令人恨之入骨的贵族式哲学的思想源泉，他还教唆了醉心于辩论之学的年轻一代。安尼图斯和墨勒图斯都说，苏格拉底还是被处死为妙。
故事的其余情节众人皆知，因为柏拉图以超越诗歌的优美文笔将其记录下来，我们有幸能够阅读这篇简单明了而又英勇过人（如果不是传奇）的《苏格拉底自辩篇》：世上第一位为哲学殉难之人向世人宣告了自由思想的正当和必要，在国家面前维护了自身的价值，并拒绝向一群素来为他所不齿的人乞求怜悯。他们有权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请求。愤怒的众人判定了他的死刑，而法官们却想放他一马，这真是对他的理论的一种奇特的肯定。若他没有否定众神祇就好了？教给人们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更多更超前的内容势必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他们判定他应该饮鸩自尽。他的朋友赶来探望并给他提供了一条简单的逃跑路线，还贿赂买通了所有能阻止他走向自由的官员。但苏格拉底拒绝了。此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公元前399年），或许他自觉是时候离开了，而且这样更让他死得其所。“打起精神来吧，”他对悲伤的朋友说，“尽管你们仅仅是来埋葬我的尸骨的。”“当他说出这些话时”，柏拉图在一段伟大的世界文学篇章中写道，
他站起身来，和克里托一起走进浴室，克里托让我们在外面等候；我们就等着，同时谈论和思索着……我们巨大的悲痛；他如同我们的父亲，而我们即将丧失这位亲人，像孤儿一般度过余生……暮色降临，他在浴室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他走了出来，坐回到我们中间……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不久，监狱看守……走进来，站在他身旁说：“苏格拉底啊，我知道你是至今来到这里最崇高、最绅士、最优秀的一位，其他人在我因遵从上级命令让他们喝下毒酒时对我肆意发怒和谩骂，我不会将此归罪于你——而我也确信，你不会像他们一样对我动怒，因为你肯定明白，真正犯错误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好了，永别了，请尽量轻松对待这必行之举吧，你是清楚我的差事的。”说罢他眼泪夺眶而出，转身走了出去。
苏格拉底看着他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做。”他又转过身对我们说道：“这是个多好的人啊！自从我进了监狱，他就一直来看望我……而现在他又在如此大度地为我悲伤。我们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克里托。如果毒酒已经备好，就拿过来吧；如果没有，就让侍从去准备。”“但是，”克里托说，“太阳还在山顶，很多人都迟迟不肯喝下毒药；等到对他的判决宣布之后，他早已吃饱喝足，沉浸在感官的享受中了。不要着急吧，我们还有时间。”
苏格拉底说：“是的，克里托，你所说的那些人完全有权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推迟服毒时间就可以赢得更多。但我也有权不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晚点喝下毒药并不会为我带来什么。试图挽救早已不在的生命，我会嘲笑自己的。请照我说的去办吧，不要再拒绝我了。”
听到这些，克里托朝侍从示意了一下。侍从走进屋内，待了一会儿后和端着杯毒酒的狱卒一起走了过来。苏格拉底说：“我的好朋友，请凭你的经验告诉我此事该如何进行吧。”狱卒答道：“你只须四处走动直到双腿感到沉重，然后躺下来，那时毒药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一边说一边将那杯毒酒递向苏格拉底。
此时的苏格拉底表现得悠然自得，眼中没有丝毫的恐惧，面部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两眼注视着狱卒，接过酒杯，并说道：“你说我用这杯中之酒来祭神可以吗？”狱卒答道：“苏格拉底，我们只准备了刚够你使用的分量。”“我明白了，”他说，“但我必须得向众神祈祷，请求他们保佑我从这边一路走向彼岸的世界——请允许我实现这个愿望。”接着他将酒杯举至唇边，轻松愉快地将毒药一饮而尽。
在此之前，我们大多数人还能控制自己的悲痛，但看到这一幕，看到他饮尽杯中的毒酒，我们再也忍不住了，顿时泪如泉涌。我掩面而泣。当然我并不是为他而哭，而是因为想到自己将失去这样一位同伴而悲伤。我也不是第一个哭泣的人，因为克里托发现自己实在无法控制泪水，便起身离开了这间屋子，我也跟着走了出去。那时一直在呜咽的阿波罗多拉斯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我们撕心裂肺。只有苏格拉底依旧保持着镇定。“这奇怪的哭声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将妇女打发走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打扰，因为我听说人应该平和、安详地死去。所以请你们安静下来，坚强一点。”听到这番话，我们自觉羞愧无比，纷纷抑制住泪水；他一直在四处走动，直到双腿像狱卒说的那样感到沉重不堪，然后按照指示躺在床上，那位狱卒时不时地检查下他的腿和脚；过了一会儿，狱卒使劲摁了下他的脚并问他是否有感觉。他说没有。接下来又摁腿，然后一步一步上移，就这样我们知道他已浑身冰冷僵硬。苏格拉底自己也感觉到了，他说：“等药力到达心脏，我的生命就终结了。”当他感到腹股沟也变冷时，他露出脸（因为之前他蒙住了自己的脸）对我们说——这是他的临终遗言：“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你能记得帮我把这债还了吗？”“我一定记得还这笔债，”克里托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回答。一两分钟后我们听见一些动静，侍从将蒙着他脸的东西掀开，只见他已双目发直，克里托合上了他的眼睛和嘴巴。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最终结局，他的确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慧、最正直和最优秀的。三、前期的柏拉图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相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自幼家境殷实，生活舒适，青年时更是英俊帅气、朝气蓬勃——“柏拉图”这个名字据说得自于他那无比宽阔的肩膀；他曾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并两次在科林斯地峡运动会上获奖。依照经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日后大都不会踏上哲学家之路。但柏拉图那敏感细腻的心灵被苏格拉底的“辩论式”竞技所吸引，目睹他的老师用尖锐刻薄的问题将传统的教条和臆想一一戳破实在是一种愉悦，于是，柏拉图像从前投身野蛮摔跤比赛那样迈入了这项竞技活动。在老“牛虻”（苏格拉底的自称）的教导下，他从只求胜利的辩论者逐渐转变成思想者，不再只是纯粹的辩驳，而是能够进行细致的分析，还能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他热烈地爱上了智慧和他的老师。“感谢上帝，”他曾说，“我生为雅典人而非野蛮人，自由人而非奴隶，男人而非女人，但最重要是我生在了苏格拉底的时代。”
苏格拉底死时柏拉图二十八岁，而与老师共同度过的平静日子以如此悲剧的方式结束，深刻影响了这位学生日后各个阶段的思想。他蔑视民主，憎恨暴民，就连他的贵族出身和教养也没能令他产生如此深刻的反感；他深信，民主必须被推翻，国家必须得由最智慧和最优秀的人来统治。这也成为他毕生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找寻这些最智慧、最优秀的人，如何培养他们的统治能力并劝服他们去实施统治。
此时，他拯救苏格拉底的举动在当权的民主人士中引起了警觉和怀疑。他的朋友告诫他，雅典已经不安全了，他可以趁这大好机会去周游世界。于是，公元前399年，他出发了。他到底去过哪些地方我们无从知晓，但他周游路线的每一个行止转折均会引发一场热烈而有趣的争论。他似乎先去了埃及，令他震惊的是，统治埃及的祭司阶层竟然认为希腊是个幼小城邦，没有稳定的传统或富有渊源的文化，因而并没有受到这些尼罗河流域如斯芬克斯之谜般古老而权威的国家的重视。但震惊也是教育我们的最好手段；学识渊博的阶层以神权方式统治一大群从事耕种的安定的农民，此番情景长久地留在了他的记忆里，并渗透到其日后写下的《理想国》一书中。之后他去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在那儿，他曾一度加入当地由毕达哥拉斯创建的学派，也是在那儿，一小群博学多才的统治者掌握着权力却过着朴实的生活，这再次在他那易感动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柏拉图在外漂泊了十二年，于各处汲取智慧的养分，踏访每一处神圣的殿堂，思索品味每一条坚定的信条。有人说他也曾去过犹地亚，并在那里接受过社会主义先知们的传统式短期培养。甚至有人说他还去过恒河两岸，学习印度人的神秘冥想功夫。但这些是真是假，我们已无法考证。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返回雅典，年届四十，历经的种种人事已使他成熟。他的身上褪去了一分年轻人的狂热，收获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视野。在这种视野中，极端往往能够体现片面的真理，而问题的各个方面融会在一起便构成了对真理全方位的诠释。他集聪明才智与艺术天赋于一身，哲学家与诗人得以同生在一个灵魂里，他还自创了一种能使美与真并行其中而不相违背的表达媒介——对话。我们可以相信，哲学从未披上过如此光鲜亮丽的外衣，此后也没有过。即使在译本中，这一文体依旧闪闪发光、跃然纸上。他的崇拜者之一雪莱曾这样评价道：“柏拉图前所未有地将严谨精深的逻辑推理和热情奔放的诗歌融为一体，用绚丽缤纷却不失圆润和谐的段落谱出一曲曲令人无法抗拒的美丽乐章，说服并推动着读者紧随其前行，脚步急促得仿佛没工夫喘气一般。”看来剧作家的身份对这位哲学家不无裨益。
这种令人陶醉的哲学与诗歌、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也正是理解柏拉图的难点。我们永远无法判断作者是在以对话中哪个人物的身份阐述观点，亦不可知其阐述的形式；不知道他是纯粹地以字表意还是在使用隐喻，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煞是认真。他对嬉笑、嘲讽和神话的热爱常常使我们无所适从，我们甚至可以总结说他从来不用非寓言的形式说教。他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这样问道：“请允许我这个年长之人用寓言和神话对你们年轻人说话，好吗？”据传，这些由柏拉图写就的对话面向的读者是当时的普罗大众：它们的会话方式，它们对赞成和反对的生动论战，它们于每个重要论点处的循序渐进和频繁重复等等，都经过了明显的调整，以适应那些仅偶尔接触哲学并将其视为奢侈品玩味的人，和那些受制于生命苦短而不得不走马观花般阅读的人。因此，对对话中出现的大段充满玩笑和隐喻意味的文字，我们不应感到惊奇。但对于一个不懂得柏拉图时代的社会和文坛风尚的人来说，这些文字是无从理解的，在今天看来，似乎无关主题，甚至荒谬可笑，但正因如此，一盘味道浓重的哲学大菜才被改造得咸淡适宜、易于消化，符合了当时尚不习惯哲学思考的人的口味。
我们不得不承认，柏拉图身上有许多他自己谴责的品质。他痛骂诗人和神话，却在诗人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位，在神话的名下加上数百条神话。他抱怨牧师（他们到处宣扬地狱罪恶，却为了报酬提供救赎之法。参见《理想国》，第364节），而他自己就是牧师、神学家、布道者、超道德主义者，是指责艺术、焚毁虚伪的萨伏那洛拉。他和莎士比亚一样，承认“比喻是耍滑头”（《智者篇》，第231节），但他自己却一个接着一个使用比喻，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他谴责智者是贩卖修辞的好争之人，但他自己也只不过是个摆弄逻辑的低年级生罢了。法盖故意学着他的腔调说：“整体大于局部？——当然了。——而且局部也小于整体？——是的。因此，哲学家显然应该统治城邦？——什么？——这很明显；让我们再来一遍。”
然而，这也是我们所能指出的柏拉图最大的缺点了。尽管如此，柏拉图的《对话录》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无价的珍宝之一。其中最好的一篇《理想国》，本身称得上是一本专题论著，柏拉图却将其缩减为一本人人可以捧读的小书。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他的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以及艺术理论。在这本书里，我们会发现各种散发着现当代气息的问题：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节育优生学、尼采式道德和贵族制问题、卢梭式重返自然和自由教育问题、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都在这里。这是一份由无限慷慨的主人呈献给诸位杰出人士的大餐。爱默生说：“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亦是柏拉图。”让我们将欧玛尔赞美《古兰经》的话转用至《理想国》吧：“烧掉图书馆吧，它们全部的价值都在这本书里了。”
现在，让我们来研读一下《理想国》。四、伦理学问题
讨论发生在富裕贵族克法洛斯的家中。参与讨论的有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康和阿德曼图斯，还有粗鲁、容易激动的智者塞拉西马柯。对话中，苏格拉底作为柏拉图的代言人对克法洛斯发问道：“你认为财富给你带来的最大福祉是什么？”
克法路斯回答说，财富之所以令他感到幸福，主要因为财富使他慷慨大方、诚实正义。苏格拉底狡猾地诘问，他所说的正义指什么；于是，一场关于哲学的论战便发生了。下定义是最困难的，也是思维清晰程度和逻辑推理能力最严格的测试和练习。苏格拉底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所提供的定义一一击溃；直到其中最没耐性的塞拉西马柯忍不住“嚎叫”道：“你疯了吗，苏格拉底？你们这些人怎么也都被这愚蠢的把戏欺骗而一一跌倒？要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正义，你应该试着去回答而不是去发问，驳倒别人没什么好骄傲的……因为很多人只会发问而不能回答。”（第336节）
苏格拉底并未畏缩，他继续问而不答。在一阵唇枪舌剑之后，他终于让不甚谨慎的塞拉西马柯给出了自己的定义：“那么听着，”这位愤怒的诡辩学家说，“我认为强权就是公理，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不同形式的政府，不论是民主制、贵族制还是独裁制，制定法律时都只着眼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法律，作为满足统治者利益的工具，被塑造成‘正义’的形象颁布给臣民，同时对违背这些法律的人严惩不贷，并贴上‘非正义’的标签……我指的是大范围的非正义。这在独裁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政权通过欺诈和暴力掠夺人民的全部财产。现如今，假如一个人抢走其他人的钱并将他们变成了奴隶，这个人不仅不被众人斥为骗子或小偷，反而被说成是幸福的、被保佑的。非正义受到谴责是因为谴责它的人怕自己吃苦头，而并非真的出自任何道德上的顾虑。”（第338－344节）
当然，这在今天会被我们或对或错地与尼采联系起来。“确实，我时常嘲笑那些弱者，他们自以为有了一双跛脚就称得上强大了。”施蒂纳曾简短表明过相似的观点：“一把强权胜过一袋公理。”对此，或许哲学史上再没有比柏拉图在另一篇对话《高尔吉亚篇》（第483节以下）中的表述更清晰明确的了。篇中智者卡里克利斯谴责道德是弱者用以中和、限制强者能力的发明。
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展开赞扬和谴责，他们声称不诚实是可耻的、不公正的——在此，不诚实指那种想要比邻居拥有更多的欲望；假如他们知道自己是如此劣等，那他们该会为大家平等而窃喜不已……但假如一个人拥有充分的力量（超人来了），他便会摆脱、突破并逃离这一切，他会将我们的准则、咒语、魔法和法律等一切违背自然的罪恶通通踩碎……一个真正会生活的人能将他的欲望充分发挥和表现出来，但当这些欲望增长到最大限度时，他又能用勇气和智慧来调控它们，并同时满足他所有的渴望。我断言这才是自然的正义和高贵。然而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而他们责备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并希望将此掩饰；因此，他们将无节制视为卑劣……他们禁锢自身崇高的自然需求并赞美正义，只因他们是懦夫。
这样的正义是属于愚民的奴隶式道德，而不是适用于君子的英雄式道德。一个人真正的美德是勇气和智慧。
或许这种尖锐的“不道德主义”正反映了当时雅典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发展，和它对其他弱国毫不留情的态度。在修昔底德为伯里克利虚构的演说词中，伯里克利这样说道：“你的帝国建立在你自己的强力而非臣民的良好愿望之上。”这位历史学家还记录了雅典特使要挟米洛斯加入雅典对斯巴达之战时的话：“你跟我们一样清楚，这个世界上公理只存在于力量均等的强者之间。强者随心所欲，弱者受苦纯属活该。”这便是我们在伦理学中遇到的最本质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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