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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4 09: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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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汶奎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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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著名的36桩暗杀事件(上)

世界上最著名的36桩暗杀事件(上)试读:

前言

提起暗杀,人人都会心生恐惧,同时对其背后的神秘内幕也充满了好奇。一般情况下,人们把形形色色的暗杀根据目的的不同分为五种: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暗杀、为影响国内政治动向服务的暗杀、为两国或割据势力间斗争服务的暗杀、个人或江湖仇杀、恐怖主义暗杀。

第一种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暗杀,一般都发生在政变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实施暗杀,对对方势力很有威胁效果。但是,暗杀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被暗杀者的势力远远超出暗杀者的势力,即使暗杀成功了,整个政变也会失败。共和派对恺撒的暗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恺撒虽然被杀死了,但是暗杀者最终也没成为掌权者,相反他们一个个相继死亡。第二种为影响国内政治动向服务的暗杀,这是掌权者在变动时期对政敌首领的暗杀。被暗杀者一般都是大人物,他们有保镖保护,相对来说不容易被成功暗杀,有一些实施暗杀者甚至遭到抓捕最终被杀死。第三种为两国或割据势力间斗争服务的暗杀,这种暗杀富有较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主要是为了制造反抗声势,给对方以打击。

像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暗杀就属于这一种。第四种为个人或江湖仇杀,这种暗杀主要是由一小伙暗杀分子的个人信仰、精神问题及个人恩怨引起的,不一定受某个大的政治势力的支配。这种暗杀一般比较容易成功。第五种为恐怖主义暗杀,一般都是针对平民的暗杀。在过去没有,因为过去普通老百姓与政治联系不大,没必要暗杀。只是在近代,由于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发言权,所以才出现了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暗杀。这种暗杀曾出现在以色列、美国等国家。

从事暗杀的有专门的特工小组、间谍组织等机构,很多国家都有暗杀机构,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以色列的摩萨德就是著名的情报机构,该机构曾经为了给在慕尼黑惨案中牺牲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报仇,制定了黑名单,按照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暗杀,最终将11名“黑九月”恐怖分子全部杀死。摩萨德还曾经暗杀过巴勒斯坦武装派别领导人。摩萨德的特工们具有超人的能力和智商,他们都是从成千上万人之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也不乏美女特工,相比男性特工来说,她们具有自己的优势,常常用美色就很容易地完成了暗杀。

美国有多位总统遭到暗杀:亚伯拉罕·林肯、詹姆斯·加菲尔德、哈里·杜鲁门、罗纳德·里根、约翰·肯尼迪,在这些总统中,有的死于暗杀,有的在暗杀中幸免于难。据说,死于暗杀的总统,与传说中的特库姆塞的诅咒有关,但是里根的幸免于难似乎又把这个诅咒给打破了。

并不是所有的暗杀都能成功,也有许多失败的暗杀。像戴高乐曾多次被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极右政客暗杀,但每次总能虎口脱险;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多达638次,但是卡斯特罗仍然直挺挺地站在政治舞台上,为古巴人民作贡献。一次次死里逃生的卡斯特罗曾嘲笑暗杀他的机构:“今天我还活着,但过错不在我,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本书所选的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暗杀事件,全书从“摩萨德暗杀机器”、“美国暗杀谜案”、“失败的暗杀行动”、“被暗杀的国家元首”、“政治变革中的暗杀行动”、“民国刺杀疑案”等几个方面为广大读者讲述一个个精彩而又真实的故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后真相,对历史有一个更为详细全面的了解。

1 天谴行动:以上帝的名义复仇

1970年9月6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劫持了英国、德国和瑞士的飞机到约旦机场,将飞机上美国、英国、以色列、联邦德国和瑞士的乘客全部扣留,以此来营救被关押在德国、瑞士、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但飞机在降落时发生大爆炸,无一人生还。9月12日,他们又在沙漠中炸毁三架飞机。

劫机事件让约旦国王颜面扫地,战争终于爆发了。9月17日,在安曼街道上约旦军队开枪射击巴勒斯坦人,并在难民营里大开杀戒。几万巴勒斯坦难民就这样死于非命。该事件发生在9月,就被称为“黑九月事件”。为了纪念“黑九月事件”,巴解组织成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专门从事恐怖活动,这支特别行动队被称为“黑九月”。

1972年9月,第2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奥运会一直备受世界人民的关注,然而这一次的奥运会,却成为以色列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1972年9月5日,“黑九月”成员进入了奥运村,杀死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并劫持了九名运动员作为人质,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234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政府同恐怖分子进行周旋,最终“黑九月”恐怖分子将九名人质全部杀死,这就是有名的慕尼黑惨案。“黑九月”特别行动队制造的这次慕尼黑惨案让德国颜面扫地,也让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批准了扎米尔的报复性暗杀行动计划。扎米尔把这次暗杀行动命名为“上帝的复仇”,并成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叫“死神突击队”。“死神突击队”分成11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暗杀一个目标。为了一命抵一命,米扎尔在死亡名单上列出了11个暗杀目标。“死神突击队”中的每个小组在接到任务的同时都会接到一份关于暗杀目标的详细资料,他们看完后熟记在心并将其烧掉。对每一次的暗杀行动,暗杀小组都要制订出详细的方案,然后报到摩萨德总部,经总部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一个暗杀目标是瓦埃勒·兹怀伊特,他排在死亡名单上的第四位。瓦埃勒·兹怀伊特长期在意大利罗马居住,他表面上是利比亚驻意大利大使馆的翻译,真实身份则是“黑九月”在意大利的头头,他曾策划了多起恐怖事件。1968年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的班机就是他策划劫持的。此后,他又骗取了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籍姑娘的信任,为她们做导游,在她们临上飞机前,瓦埃勒·兹怀伊特很大方地送她们收音机,天真的姑娘把收音机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她们不知道这小小的收音机里面安装了定时炸弹,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瓦埃勒·兹怀伊特居住在一个公寓大楼里。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上都要去他的女朋友那里,从女朋友家出来后,都要在公寓大楼下的一家酒吧里坐一会,打个电话之后再出来。

1972年10月16日晚上10点左右,兹怀伊特照旧从女朋友家里出来,走向自己的公寓。公寓门厅和过道的灯一会开一会灭,所以这里时而黑暗时而明亮。对于这一点兹怀伊特早已习惯了,完全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劲。就在灯熄了突然又亮了时,以色列“死神突击队”的两名特工阿夫纳和罗伯特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一名特工很有礼貌地问道:“请问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先生吗?”兹怀伊特借着一闪一闪的灯光打量了眼前这两个人,他们着装很随意,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于是没对这两名特工产生怀疑。正当他要点头时,另一位特工问他:“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先生吗?”这时兹怀伊特感觉到事情不妙,便马上回答:“不是。”可阿夫纳和罗伯特已经借助灯光认出了眼前这位正是暗杀的目标。他们半蹲下身,撩起上衣,抓住手枪柄。一秒钟后,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几声柔和的枪响,没有武器和保镖护身的兹怀伊特身中14枪,随即倒地身亡。

事后有人说,好像看到在公寓门口有一辆绿色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面有一男一女在说笑。突然,从公寓大门内跑出来两个男子,他们跳进这辆汽车,疾驰而去,短短几秒钟的工夫,就消失在夜幕下。几天后,人们找到了目击者所说的菲亚特125型小汽车,但是车上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就连指纹也没有。

为了杀死兹怀伊特,摩萨德前后共花去35万美元,这笔高额的费用在摩萨德领导人扎米尔看来,很值得。

摩萨德的第二个暗杀目标是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排在死亡名单上第三位。他表面上是一位外交官,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办事处工作,主要负责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他利用外交官的身份策划了多起著名的恐怖活动,他曾策划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但暗杀没有取得成功,后来又策划了飞机爆炸事件以及慕尼黑惨案。据可靠情报,他当时正筹建一个新的恐怖组织,网罗一些无政府主义人士从事恐怖活动。哈姆沙里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温文尔雅,一派绅士风度。他举止大方,穿着得体,比任何一位外交官表现得都要好。他的妻子是法国人,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全家住在巴黎第14区一栋中产阶级公寓里。由于没有任何人知道哈姆沙里的真实身份,所以一直以来他们过着很幸福的生活。

哈姆沙里与瓦埃勒·兹怀伊特不同,他具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他身边的警卫人员从不间断,就连他家附近的街道上都有警卫暗中保护。特别是在兹怀伊特被暗杀之后,哈姆沙里进一步加强了安全措施。暗杀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最后决定在哈姆沙里家中的电话底座上安装一枚小型炸弹,因为哈姆沙里每天都要接打电话。

1972年12月5日,在哈姆沙里所在公寓旁边的一座楼房里,有一个管道工在修理水管。没有人在意这个不起眼的管道工,不一会儿,他便进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其实,这个管道工是摩萨德的军械师,他训练有素,技术高超。几分钟的工夫,哈姆沙里家中的电话便出问题了,时好时坏,但大部分时间是坏的,一连两天都这样。怒气冲冲的哈姆沙里强烈要求电话局派人来维修。当时天色已晚,但维修电话的师傅还是来了。哈姆沙里和警卫一直在看着这位师傅检修电话,可他们谁也没看见这位师傅把一枚新型炸弹安在了电话机的底部。这枚新型炸弹只有在无线电遥控下才能引爆,一般情况是不会爆炸的。

12月8日上午8点左右,哈姆沙里的夫人送女儿上学去了,家里只有哈姆沙里。在两天前,有一个自称是“意大利记者”的人给哈姆沙里打过电话,说想采访哈姆沙里。因为哈姆沙里是巴解组织发言人,平时也经常有记者采访他,所以他对这次的采访没有在意,并和那位意大利记者约好在他家楼下的咖啡馆里见面。意大利记者说他一到咖啡馆就往哈姆沙里家中打电话。就在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出门后不久,电话铃响了。哈姆沙里拿起听筒,问对方是谁,对方说自己是约好采访哈姆沙里博士的那名意大利记者,然后就问他是否是哈姆沙里博士,哈姆沙里不假思索地说:“对,我就是哈姆沙里。”刚说完就听到一阵蜂鸣声,然后电话机爆炸了,接着哈姆沙里躺在了地上。但他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之后才死去。

摩萨德的第三个暗杀目标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排在死亡名单的第十位。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以色列人不大可能去的叙利亚大马士革,他一般不带武器,也没有保镖。表面上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是一位东方语老师,其实他的真正身份是巴解组织的联络员和组织者。摩萨德行动小组得知,侯赛因·阿巴德·希尔在1973年1月22日将会到达塞浦路斯。于是负责本次暗杀行动的人员也在当晚赶到塞浦路斯。1月23日晚,化名侯赛因·巴沙里的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手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一家名为奥林匹克的饭店。他隔壁住的是一对来这里度蜜月的以色列新婚夫妇。

暗杀小组总结了上次没把哈姆沙里当场炸死的经验,为弥补上次的不足,他们决定在希尔的床底下多放一些压力炸弹。摩萨德头头儿扎米尔担心会伤到隔壁的那对新婚夫妇,而爆破专家向扎米尔保证,绝对不会连累到其他人。

第二天,也就是24日,暗杀小组成员趁希尔外出之时,偷偷进入希尔的房间,把炸弹安装好,然后破坏了房间里的灯,只有床头灯可以使用。只要床头灯熄灭就说明希尔在床上。

晚上10点左右,回到饭店的希尔进入了自己的房间,然后熄灯休息。暗杀人员在心里默数到10,按动按钮,紧接着传来一声巨响,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把希尔和他的床炸得粉碎。而隔壁那对新婚夫妇和饭店里的其他人员都安然无恙。

之后,摩萨德马不停蹄,按照死亡名单继续暗杀下去。第四个暗杀目标是巴西尔·库拜西博士,他排在死亡名单的第五位。表面上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其实他是“黑九月”的军需官,负责供应“黑九月”在欧洲的武器弹药,保障和监督通信系统等工作。暗杀小组从情报中得知了巴西尔·库拜西去巴黎的具体时间,于是一路跟踪而至。库拜西在巴黎机场附近找了一家廉价的旅馆住下了。他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白天他经常在一家酒吧里和人接头,晚上他便在旅馆周围散步,然后回到住处休息。

4月6日夜,他依旧像平时那样散步,生性谨慎的他边走边观察四周,不过他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这条街很冷清,一到晚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这也是库拜西选择在这里散步的原因,他感觉在这里散步相对安全一些,如有异常他能提前发现。当库拜西走到夏沃拉加得街十字路口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就在这时,两名特工同时掏出带有消音器的手枪向库拜西射击,库拜西惊恐地瞪大眼睛,然后血流如注,倒地而亡。同时,两名特工飞快上了对面的车,然后奔机场方向而去。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发现库拜西被杀死在街道上。

接下来暗杀小组锁定了三个暗杀目标,他们分别是:六号目标卡马勒·纳赛尔,七号目标卡马勒·阿德万,八号目标马赫默德·尤素福·纳杰尔。摩萨德本次的行动计划是派突袭队前往巴解组织总部,将这三人一起除掉。1973年4月7日,突击队队员先到达目的地勘察情况。9日晚30名突击队队员赶往贝鲁特近海,他们枪杀了正在睡梦中的纳杰尔一家。写作中的纳塞尔被杀死,阿德万也当场毙命。本次激烈的枪战中,被杀的除了以上几位还有100多名巴解分子。

暗杀活动持续到1973年5月,此时死亡名单上只剩下四个目标了。暗杀小组便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阿尔及利亚人穆罕默德·布迪阿身上。

布迪阿表面是阿尔及利亚国家大剧院的导演,真实身份却是“黑九月”的外交部长。因为他是导演,执导了几部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受到法国左翼分子的赞誉,所以在法国社交圈里比较有名。他经常外出,行踪不定,而且居无定所。6月,行动小组得到他在巴黎的消息后,便马上赶到巴黎,但是布迪阿时常更换住所,这给行动小组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1973年6月28日上午6时45分,布迪阿的车停在了贝尔纳墓地大街上,他本人下车行走。摩萨德特工们打扮成修车工的模样,打开了布迪阿的车门,仅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把炸弹安装在了布迪阿的车座下面。这种炸弹无须接线也无须定时器,完全靠压力打开保险,然后借助无线电信号引爆。11点,布迪阿回来了,职业的敏感让他预感到什么,他检查了自己的发动机和排气管,确认没有问题之后钻进了车子。此时,特工人员轻按了一下按钮,一声巨响传来,布迪阿的车子被炸上了天,布迪阿当场毙命。

暗杀行动进展顺利,死亡名单上的八个人已接连被杀死,还剩下三个人了。就在摩萨德准备干掉杀死以色列11名奥运选手的主谋人物阿里·哈森·萨拉马时,出现了一次失误。这一次的失误不仅暴露了执行任务的暗杀小组,而且导致摩萨德的“上帝的复仇”计划曝光。不仅如此,摩萨德的头头儿扎米尔被迫下台,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也辞职。鉴于此种情况,复仇计划不得不中断。

五年之后,接替扎米尔的是伊扎克·霍菲。而在这之前,死亡名单上的“黑九月”高级参谋哈达德因长时间服用摩萨德秘密特工提供的有毒巧克力而离开人世,消失在“死亡名单”上。至此暗杀对象只剩下两个人了。

1979年1月,摩萨德的特工们得到了关于萨拉马的情报,这位让摩萨德付出惨重代价的人物被炸上了天,同时4个路人被炸死,18个行人受伤。

此时死亡名单上还有最后一个目标,他就是“黑九月”的爆破专家,阿布·达乌德,他也是杀害11名运动员的同谋。他曾被关在约旦监狱,出狱后隐藏得很好,摩萨德的特工们一直没找到他的行踪。1981年8月1日,有一位特工在执行任务时偶然地认出了这位“黑九月”的头头儿,便开枪击毙了他。

至此,为11名运动员复仇的行动才落下帷幕。本次复仇行动长达九年,同时伤及了许多无辜的生命,由此震撼了全世界。

2 “短剑”行动:暗杀事件频频出现

雇用“美女刺客”搞暗杀,是摩萨德一贯使用的手段。这些美女刺客通过使用美人计引诱暗杀目标,在暗杀行动中,她们扮演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时会亲手把炸弹引爆,有时会亲自动手杀死目标。哈马斯高官马巴胡赫就是被“短剑”小组女特工“盖尔·福利亚德”刺杀的,她显然是做了假护照,盗用了爱尔兰女子盖尔·福利亚德的身份。

在1972年慕尼黑惨案发生后,摩萨德就雇用美女特工搞暗杀,协助男特工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暗杀任务。其实,此时美女特工在以色列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1972年9月5日凌晨4时左右,几名“黑九月”特别行动队队员袭击了奥运村,把两名以色列运动员残忍杀害后又绑架了九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谈判结束后,他们把以色列人质全部杀死。这一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为了给11名运动员报仇,便发起了“上帝的复仇”行动,把参与制造慕尼黑惨案的相关人员一一暗杀。

惨案发生一个月之后,“黑九月”组织者之一瓦埃勒·兹怀伊特在罗马被摩萨德的特工暗杀。同年年底,他们又成功暗杀了另一位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马赫穆德·哈姆沙里。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摩萨德的特工们一直在执行暗杀行动,因为有“短剑”协助,几乎每次暗杀都成功。

暗杀行动中,摩萨德的美女刺客频频出现。曾经有一位美女刺客使用美人计将暗杀目标引诱上床(事先在床垫下安装好炸弹),然后这名美女刺客称去一下洗手间,随后来到洗手间按下遥控按钮,引爆了炸弹,将身陷“美人计”的当事人当场炸死。

计划付诸行动以来,摩萨德特工们的暗杀都比较顺利,但是他们在暗杀“黑九月”头目阿里·哈森·萨拉马时却意外重重,麻烦不断。萨拉马是策划慕尼黑惨案的主要人物,摩萨德一定要杀死此人。萨拉马绰号“花花公子警察”和“红王子”,他逃过了摩萨德特工的五次暗杀。而且一名摩萨德特工在暗杀萨拉马时还搞错了对象,错杀了无辜人员。为此,摩萨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五名特工被关入监狱,摩萨德的头头儿扎米尔在世界各界的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同时也不得不暂停了“上帝的复仇”行动。

尽管行动被迫暂停,但是摩萨德没有放弃暗杀萨拉马的计划,只要萨拉马一天不死,摩萨德就会继续追杀他。但为了不引起众怒,避免再惹是非,摩萨德改变了暗杀方案,决定不让以色列特工插手此事,把暗杀萨拉马的任务交给英国籍女特工佩妮洛普。佩妮洛普长期居住在德国,这次她终于得以施展自己的能力,便欣然接受了摩萨德安排的暗杀萨拉马的任务。

佩妮洛普生于英国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里,她在以色列一所大学里学习时被摩萨德选中,成为了一名摩萨德女特工。她被人们称为“以色列的玛塔·哈莉”(玛塔·哈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非常有名的女间谍)。

佩妮洛普在被派往德国之前接受了几年特工训练,拥有了相当高的技术和能力。在德国的三年时间里,她一直处于休眠状态。1978年,她接到了第一次暗杀任务,就是暗杀萨拉马。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暗杀任务。

1978年12月,佩妮洛普从德国赶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并在鲁维登区租下了一套房子。萨拉马就住在附近,佩妮洛普很容易就能找到目标。邻居们都认为佩妮洛普是一位外国画家,她给人的感觉是脾气有点儿怪,整日无所事事,除了画画就是和一只小猫玩,但她好像从不悲伤或者忧愁。

熟悉了周围环境之后,佩妮洛普扮演了一个巴解组织支持者的角色,利用自己的美貌很快接近了萨拉马,并成为萨拉马的朋友,他们坐一辆车出门,一起吃饭,甚至还在一个游泳池中游泳。佩妮洛普对萨拉马每天的行程安排了如指掌。摩萨德另一名特工冒用彼得·斯克里维的名字抵达贝鲁特市,找了一家旅店。然后他来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在那里租了一辆大众牌轿车。“斯克里维”把车开到事先找好的一个秘密车库里,在租来的车里安装了45公斤的炸药。“斯克里维”做完这些以后马上离开了黎巴嫩。紧接着摩萨德第三名特工赶到贝鲁特市,他把这辆装着炸药的车开到了萨拉马的公寓附近,停在了路边上,这辆车距萨拉马公寓也就100米,佩妮洛普在自己的公寓里能很清楚地看见这辆汽车。

1979年1月22日下午3时左右,萨拉马离开公寓准备外出。有四名保镖保护着他,他们坐上了一辆雪佛兰旅行车。当雪佛兰旅行车经过那辆停在路边的大众轿车时,忽然一声巨响,大众轿车爆炸了。坐在雪佛兰旅行车上的萨拉马和他的保镖被当场炸死,此外还炸死了一名德国修女和数名英国学生,同时还有18位行人受伤。爆炸发生后一些报道称炸弹是由定时装置引爆的,而知情人士则说是由佩妮洛普在公寓里遥控引爆。

炸死萨拉马的暗杀行动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爆炸发生后,佩妮洛普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摩萨德另一位美女刺客帕特丽西娅·罗克斯伯鲁和佩妮洛普相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佩妮洛普的暗杀堪称“完美一击、全身而退”,而帕特丽西娅却以失败告终,她因错杀了人而送被进了监狱。帕特丽西娅是南非人,原名叫做西尔维娅·拉菲尔,她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基督教信徒。以前她对以色列并没有什么好感,但当她看了里昂·尤里斯的著作《出埃及记》后,竟然对以色列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大学毕业之后便来到了以色列,在那里做了一名英语老师。就在那时她意外地被摩萨德的头目看中,引领她加入了摩萨德。帕特丽西娅加入摩萨德之后接受正式训练,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女特工。1969年,长相出众的帕特丽西娅用“美人计”迷惑了一名英国记者。这位名字叫乔恩·斯万的记者时常采访一些中东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帕特丽西娅成为了乔恩·斯万的女朋友,并以摄影记者的身份陪同乔恩·斯万一起采访了一些重要人物。在这期间,她刺探到了许多高级机密,并把这些高级机密及时汇报给了摩萨德。

后来帕特丽西娅参与了暗杀萨拉马的行动,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市的那次暗杀行动中,她错杀了摩洛哥裔服务员。之后她被挪威警方逮捕,在监狱里待了五年。刑满之后她回到了南非,重新使用自己的真名拉菲尔,并和丈夫一起生活着。2005年,67岁的帕特丽西娅因癌症治疗无效而离开人世。摩萨德的一些老同事听闻此事之后,在以色列为她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短剑”小组的女特工都是特工中的精英,她们接受了全部的训练,包括搏斗、高科技武器、高速驾驶等,还有一种不为外人所知的追踪术。

每一位“短剑”小组的特工都会意识到,加入了“短剑”就相当于加入了一个大家庭中,这个家庭会全力保护她们每个人的安全,但同时为了这个大家庭,每个人也要尽全力付出,包括生命和其他一切。

谢丽尔·本托夫是“短剑”小组另一位著名的女特工,“辛迪”是她的特工代号。

她的家乡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她在以色列学习时认识了一名以色列特工,并和他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双双坠入爱河。受男朋友的影响,她自愿加入了摩萨德。她之所以被“短剑”小组吸收是因为她那高达140的智商,让人无比羡慕。

1986年,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前技术人员莫迪凯·瓦鲁鲁因向《星期日泰晤士报》泄露了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被摩萨德锁定为抓捕目标。谢丽尔使用美人计,成功将莫迪凯·瓦鲁鲁诱捕。谢丽尔因此一举成名。“盖尔·福利亚德”是涉嫌刺杀马巴胡赫的女刺客,她在迪拜酒店中的一切情况都被酒店的监控摄像机拍录下来。调查人员从录像中看到“盖尔·福利亚德”超出常人的动作及手段,认定她是摩萨德“短剑”小组的女特工之一。“盖尔·福利亚德”在成功刺杀了马巴胡赫之后消失了。 有人猜测,“盖尔·福利亚德”可能会进行高科技整容手术,把自己的容貌完全改变,变身为另外一个人。刺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和她取得联系,包括她的丈夫、家人和朋友。但大家都知道,“盖尔·福利亚德”已经是摩萨德的女英雄,是他们心中的骄傲。

3 谍影重重的迪拜“暗杀门”

2010年1月20日13时30分左右,在迪拜五星级的布斯坦罗塔娜酒店内,一位服务员像往常一样打开房间的门准备打扫房间,他看到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走近细看,才发现这个人已经死亡。于是该服务员马上报警。这位已死亡的人便是哈马斯高官马巴胡赫。刚开始警方没有发现他杀的迹象,因为酒店的门完好无损,窗户也没打开,一切都是完好的,现场也没有任何作案痕迹。警方认为马巴胡赫是突发心脏病而死。后来法医在马巴胡赫的体内发现了过多的琥珀酰胆碱,才认定他是被人暗杀。

琥珀酰胆碱在临床医学中常被用作麻醉剂,可以让肌肉松弛,它进入人体后能造成短暂的神经麻痹。医学中,为了防止病人在手术过程中挪动身体,病人在接受手术之前常常被注射琥珀酰胆碱。这种药物一旦进入人体,病人就会迅速麻痹,如果在没有输氧的情况下,被注射者最终会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窒息而死。琥珀酰胆碱还时常被用作执行死刑的注射药物,它会导致人因肌肉兴奋、呼吸急促而死亡。法医经鉴定认为,杀手给马巴胡赫注射了这种药后让他窒息而死,这样看起来马巴胡赫就像是自然死亡,没有他杀的痕迹。琥珀酰胆碱被注射之后,不容易在体内发现,但是杀手给马巴胡赫注射的琥珀酰胆碱过多,从而被法医鉴定出他是被暗杀,而非突发某种疾病死亡。

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9日上午10时,一架准备飞往迪拜的客机正停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机场,就在飞机准备起飞时,有一名旅客匆匆上了飞机。这位旅客便是马巴胡赫,此时他化名为阿布·阿巴德。当这架客机起飞之后,旁边的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马上用手机发出一条短信:目标正在飞往迪拜的路上。这名发短信的男子就是负责监视马巴胡赫的摩萨德特工。从马巴胡赫在机场出现的那一刻起,他的一举一动就都在这位特工的监视之中了。身在迪拜的暗杀小组接到此信息之后,马上作好一切准备,一场完美的暗杀即将开始。

下午14时左右,马巴胡赫搭乘的这架飞机降落在迪拜国际机场。马巴胡赫使用的是假名字、假护照,所以迪拜当局并不知道哈马斯高官的到来,也不知道这位阿布·阿巴德就是马巴胡赫。马巴胡赫一向喜欢独来独往,他不像其他高官那样,走到哪里身边都有保镖保护。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保镖,这也是让暗杀小组轻易得手的原因之一。

暗杀小组乔装成游客,分五队行动,四队负责监视,一队负责暗杀。案发后,迪拜国际机场的监控视频显示,马巴胡赫曾两次被暗杀小组的成员近距离接触——一次是马巴胡赫在机场航站楼里,一名暗杀小组成员曾站在马巴胡赫的身后,距离只有几步;一次是马巴胡赫等候出租车时,另一名暗杀小组的成员悄悄靠近他身边,并用手机拍了照,以便确认他的身份。

其实在马巴胡赫到达迪拜之前,暗杀小组的成员早已先后从巴黎、法兰克福、罗马、苏黎世等城市赶到迪拜,他们分别住进了布斯坦罗塔娜酒店和机场附近的其他酒店。他们早已在布斯坦罗塔娜酒店附近踩过点,探过情况,而且还包下特拉维夫酒店的一个房间,在里面秘密进行暗杀演练。万事俱备,只等着马巴胡赫出现了。

下午15点25分,马巴胡赫来到了布斯坦罗塔娜酒店。他谨慎地向四周看了看,确定没有可疑情况之后便来到服务台,并用阿布·阿巴德的假名字进行登记。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位男子像是准备咨询服务员什么情况,只见他把脑袋尽量地扭向右边,试图探听马巴胡赫和服务人员的对话。

马巴胡赫有一个习惯,每次入住酒店时都要事先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他特意挑选了没有阳台的房间,这样别人就不能轻易潜入房间对他进行伤害。同时他把房间的窗户锁紧,并且把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存在了酒店的保险柜里。小心的他在酒店里没喝过一口水,因为他害怕有人在水中下毒。然而他却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被特工们监视了。

当马巴胡赫进入电梯时,他身后有两名男子也进了电梯,马巴胡赫没有在意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矮的留着小胡子,身体比较胖,长得不怎么好看。而另一个高个的要帅一些。他们身着运动装,手里拿着网球拍,有说有笑,像是来迪拜旅游的,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就是一路跟踪马巴胡赫的特工。

马巴胡赫走出电梯后来到自己入住的230号房间。而那名高个男子穿过走廊,经过马巴胡赫房间时,记下了他的房间号,顺便也记下了230房间对面的房间号是237。暗杀成员在确认237房间没有人住时,便打电话订下了237房间,然后有七名暗杀小组成员先后进入了该房间,他们在等待时机杀死马巴胡赫。

下午17点,马巴胡赫从房间里走出来,他要离开酒店去见一个人。暗杀小组成员抓住这个机会,有四个人迅速地进入了马巴胡赫的房间。到了晚上8点多,马巴胡赫回到住处,有一名女特工乔装成酒店服务员的模样敲开了马巴胡赫的房间门,然后暗杀人员冲入房间。杀死马巴胡赫后,特工人员拍摄了马巴胡赫的随身文件,并反锁房门,在房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后离去,前后不到10分钟。

暗杀结束后,有四名特工离开了酒店二楼,接着237房间的其他人员也先后离去,最后离开的是在酒店大堂里望风的特工。

暗杀小组对收尾工作安排得也非常周密,数小时内他们便分别搭乘飞机离境前往世界各地,他们在迪拜的逗留时间不到19个小时。

马巴胡赫双耳下有电击痕迹,鼻腔流血,枕头上有血迹,牙齿有伤痕,符合窒息而亡的基本特征。经验尸及化验血样和物证,发现马巴胡赫死于中毒。

案发之后,哈马斯官员巴尔达维勒声称,马巴胡赫被暗杀可能是因为泄露了自己的行程,以至于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巴尔达维勒说:“马巴胡赫前往迪拜前曾打电话告诉家人他将入住的酒店,他还借助网络预订房间。这无疑对他的安全构成侵害。”

但是,对于巴尔达维勒的说法,马巴胡赫的家人并不认同。马巴胡赫的哥哥法耶克说:“他生前最后一通电话打给我。他没告诉我要去迪拜,也没告诉任何家人他工作和行踪的细节信息。”

真的是因为马巴胡赫的口风不严才被暗杀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案情调查前期,迪拜警方说此案涉嫌人员共有11名,其中有6名英国人、1名法国人、1名德国人和3名爱尔兰人。

从机场和入住酒店的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10男1女共11人实施了这次暗杀行动,他们在马巴胡赫入境迪拜前一天就从不同的国家持不同的护照抵达迪拜,他们都不用信用卡而用现金结账,所使用的手机卡也都不同。11个神秘人之间没有直接通电话,但他们都向澳大利亚的一个号码频繁打电话。在马巴胡赫被暗杀后,这11个神秘人又分别乘坐不同的飞机离开迪拜,前后一共在迪拜停留了19小时。

接下来迪拜警方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称嫌疑犯的人数增至18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没有公布这18名嫌疑犯的资料。

随着案情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摩萨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警察局局长达西·哈尔凡·塔米姆3月2日称:“我已向迪拜检察部门递交报告,要求逮捕内塔尼亚胡和摩萨德负责人。我完全确信,凶手是摩萨德。”而以色列外交部长利伯曼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说明此案就是摩萨德所为。

由于在作案时犯罪嫌疑人使用了英国、法国、爱尔兰、德国等不同国家的护照,这些相关国家要求以色列对假护照事情说清楚。因为摩萨德的特工常使用假护照进行暗杀行动,这次自然难逃干系。

英国在案发后要求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必须配合国际调查,说明护照的来源。爱尔兰外交部长马丁也表示,“任何破坏爱尔兰护照信誉的行为,爱尔兰均会严加对待”,他们会追查到底。德国也将对马巴胡赫一案进行调查。2月25日,身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斯蒂芬·史密斯与以色列驻澳大使进行了会见,他说:“我们的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严重的、通过伪造或盗用身份来滥用澳大利亚护照的事件。目前我们尚未得出结论,但我已向以色列大使表明,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刺杀案件涉及的澳大利亚护照是以色列官方授意,或经以色列政府允许而伪造的,澳大利亚将认为这是不友善的举动。”并表示将对杀手在暗杀行动中是否使用了澳大利亚电话或手机卡进行调查。

面对各国的指控,以色列予以否认。尽管如此,哈马斯还是发出警告,对此事一定要进行报复。马巴胡赫被杀案让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再遭沉重打击,并引发一系列外交争端,英国、爱尔兰、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均因此出现裂痕。

4 苏珊娜行动:以色列特工的最大失败

在1954年7月间,埃及的多个城市接连发生了多起爆炸案件。最后经警方查明,这些爆炸案竟然是以色列特工干的。这次事件是以色列情报史上最恶劣的事故之一,让以色列备感丢脸,成为以色列的一件丑闻。此事不仅让以色列的形象大受影响,还导致了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平哈斯·拉冯被迫下台。

1954年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和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冯等“鸽派”政治人物希望同阿拉伯人和解。埃及总理纳赛尔为了本国的安全与美国达成协议,只要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让八万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英国军队撤离,埃及就会按照美国的要求,与伊拉克、土耳其签订防御条约。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将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的八万英军撤走,但争取到了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的利益。看起来,世界正走向和平。埃、美、英这三国的事情与以色列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在1954年5月,以色列情报人员得到了这三国的协议之后,以色列的“鹰派”人物感觉此事对以色列非常重要,关系着以色列的生死存亡。他们认为,英国军队撤离以后,以色列直接面对的将会是埃及军队,而埃及人很可能会把运河沿岸作为前沿阵地,向以色列发起进攻。更严重的是美国一定会倾向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以色列抛向一边。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以色列就有很大的危险。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总理夏里特和国防部长拉冯正想方设法同阿拉伯人和解,虽然他们二人也不赞成埃、美、英三国之间的协议,但他们表面上也没反对。

于是,以色列军情处处长本杰明·吉卜利便提出了一项实施破坏的离间计:破坏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埃及的财产,然后嫁祸给埃及以及在野派宗教团体,从而使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纳塞尔产生不满并失去信任。这件事如果成功,美国政府对埃及的态度就会被重新考虑,而对以色列的态度将更加友好,英国的驻军不会撤离,埃及对以色列也不会有威胁,以色列的安全有了保障,他们三国的条约将成为废纸一张。

本杰明·吉卜利是以色列“鹰派”青年军官,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坚决反对与阿拉伯国家握手言和。他野心勃勃,立志有一天成为军队总参谋长,对埃及进行毁灭性的打击。25岁时,他就为犹太地下军“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效力,在英国托管地从事间谍活动。因战绩卓越,在1949年成为军情处的第二把手。先后在英国和美国接受全面训练后,在1952年回到以色列担任了军情处处长,可以说是一位让阿拉伯人胆战心惊的人物。正当他梦想着成为军情处的总头头儿,在以色列大干一番时,第二年,也就是1953年,伊赛·哈雷尔被本·古里安任命为全国特工部门的总头目,当然军情处也归伊赛·哈雷尔所管。这件事给吉卜利以沉重打击,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居他人之下。军情处不再独立,一切活动都要听从摩萨德头目的安排,这让这位野心勃勃、年轻气盛的军官接受不了。

吉卜利没有做到一切行动听从指挥,而是我行我素。他把摩萨德特工总部抛在一边,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为了他心中的国家安全,他决定重新组建“101分队”,并以埃及为目标进行活动。他把特工阿弗拉姆·达尔派往开罗。达尔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他化名为“达林”在埃及开展工作。很快“达林”便在埃及建立了两个间谍网,第一个间谍网的头头儿是土耳其外科医生莫伊谢·马尔泽克博士,他在开罗以色列医院上班;第二个间谍网在亚历山大,头头儿是身为教师的萨米·阿扎尔。这两个间谍网之间的联络员是漂亮姑娘维多尼娜·尼妮乌,她出身于开罗一个富有的家庭之中,她在行动中的代号是“玛塞尔”。

摩萨德对这两个间谍网的建立一无所知,因为这两个间谍网由军情处处长吉卜利直接组织,直接领导,他们只按照吉卜利的计划行动。这两个间谍网的主要任务是刺探埃及军方情报,得到情报后直接汇报给吉卜利。由于这两个间谍网的间谍们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他们只是一些“业余爱好者”,他们不具备一定的间谍知识,在行动中,他们常把文件和照片遗忘在饭店和公车上,约定见面的地点一般也不适合秘密会面。他们为军情处送来的情报往往毫无价值,相当于废纸。

鉴于以上情况,吉卜利决定安排间谍组织中的五名成员到以色列进行特种训练。教他们怎样使用炸药和隐形墨水,如何给文件加密,如何为文件解密,如何使用微型发报机,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机等。吉卜利感觉培训得差不多了就让他们携带无线电发报机、密码本和一些爆破器材重新回到埃及。

就在吉卜利为什么时候行动而发愁的时候,摩萨德头目伊赛·哈雷尔去美国访问数周。机会难得,吉卜利大喜,他终于有机会单独行动了。这样做虽然与组织的原则不符,而且事后还会被追究责任,但这些吉卜利并没放在心上。他只想着,如果事情成功了,美、英两国改变对埃及的态度,那么,以色列就解除了埃及的威胁,他就会成为以色列的大功臣,到时候追究责任就毫无意义了。吉卜利把这次在埃及进行的行动命名为“苏珊娜行动”。“苏珊娜行动”在埃及的最高指挥官是28岁的以色列人阿弗拉姆·塞登沃格。他是阿弗拉姆·达尔的接替者。

阿弗拉姆·塞登沃格出生于奥地利,他父亲是奥地利的一位政治家,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战后的阿弗拉姆·塞登沃格来到了巴勒斯坦,并改名为阿弗里·埃拉德。他于1948年参加了以色列独立战争,由于表现出色,战争结束后他晋升为少校。后来他因抢劫被军事法庭审判,之后便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1952年和阿弗拉姆·达尔相识,进入军情处。由于他长着蓝色的眼睛和黄色的头发,又没有亲人,无牵无挂,军情处认为他适合驻外。1953年他去德国办案,在查阅联邦德国的联邦国防军卷宗时很偶然地看到了一份已故反间谍军官的档案资料。这位间谍就是鲍尔·弗兰克上校,他于1942年在巴勒斯坦的一次行动中丧生。为了掩护在埃及的间谍活动,阿弗里·埃拉德决定借用这位已经死去多年的反间谍军官的身份,继续登台表演。于是,“鲍尔·弗兰克上校”又活了。

1954年5月25日,军情处总部向“弗兰克”发来了一份密电,密电让他第二天赶往巴黎。来到巴黎的“弗兰克”在圣日耳曼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吉卜利派来的人,此人向他传达了总部的命令:自即日起接管开罗及亚历山大地区的军情处间谍网,并选择有价值的目标进行破坏。另外他还会从以色列电台每天的烹调技术节目(对家庭妇女广播)中得到下一步的密令。“苏珊娜行动”就是破坏行动,破坏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机构和组织,目的是激起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埃及人的愤怒,意在表明埃及政府不可靠。

阿弗里·埃拉德对这项行动并不十分赞同,但他向来忠于职守,没有权力反抗上司的命令,于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当然他不知道这项行动只是吉卜利本人的决定,摩萨德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事完全不知情。

6月30日,埃拉德分别与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以色列间谍接头,向他们传达了本次的行动计划。这些人了解计划后都怀疑是否可行,但最终他们还是服从命令,执行了计划。他们商定了行动方案,先破坏公共建筑物,然后再对英、美两国人在埃及的财产进行破坏。由于这些特工从没进行过恐怖活动,也不会配制火药,于是罗伯特·达萨便负责对他们讲解。

罗伯特·达萨是位年轻的爆破专家。他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他虽然出生于埃及,但从小在一所“犹太复国主义”小学里上学,同他接触的都是犹太小孩。有一天他回到家,很激动地对父母说很快要成立一个犹太国了,而他的父母嘲笑了他一番,并且不允许他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的聚会。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加入了一个犹太青年组织,并于1948年5月15日被埃及警方逮捕。但他获得释放之后依然和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秘密联系。1952年,以色列军情处特工阿弗拉姆·达尔化名“达林”找到他,在对他进行了一番审查之后,阿弗拉姆·达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让罗伯特·达萨和几个青年人一起成立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对以色列满腔热情的年轻人。于是罗伯特·达萨在亚历山大组织了第一批秘密联络会,这也是军情处在亚历山大的间谍网的基础。

罗伯特·达萨教会了这些特工们制作炸弹的方法及使用方法后,1954年7月1日,埃拉德向上司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当天,特工人员把电台发来的消息解密之后,命令赫然出现在眼前:“48小时内开始行动!”

第一次行动地点选在亚历山大伊斯梅尔广场。1954年7月2日上午10点,罗伯特·达萨和其他两位特工把装有炸弹的纸袋分别投在了邮政总局门前的两个邮筒内。两个小时之后,浓烟从邮筒里冒出,虽然炸弹没有爆炸,但当天的所有邮件都化为了灰烬。

1954年7月10日上午9时,以色列电台“以色列之声”节目正播放如何制作“英式蛋糕”,这是向特工们发出预定信号——可以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财产下手。7月14日21时,在开罗,埃拉德的部下引爆了位于希克巴卡特大街6号的亚美利加图书馆里的炸弹,导致图书馆的墙壁倒塌,图书着火,但所幸的是无人死亡。与此同时,位于亚历山大福阿德大街的“美国人之家”也发生爆炸。

7月23日19时,罗伯特·达萨和几名特工放火烧了两家英国人开的电影院。但在亚历山大,19岁的菲利普·那坦森运气太差,导致了11名以色列特工束手就擒。

1954年7月23日晚上19时,这一天是警官萨基·马纳维上尉执勤,正当他巡逻至里约电影院附近时听到一阵呼喊声,紧接着他看见从里约电影院里跑出来一位小伙子。这位小伙子的衣服已着火,他一边往路边跑,一边拼命地用力扑打身上的火苗,试图把火扑灭。身为警官的马纳维快速跑到小伙子跟前,把他按在地上不停地滚动,直到火苗全部熄灭。还好,看起来小伙子没怎么受伤,真是虚惊一场。正当马纳维警官准备离去的时候,“吧嗒”一声,从小伙子那件被烧坏了一半的衣服里掉出来个东西。马纳维低头一看,是个眼镜盒,这时却从眼镜盒里撒出了一些黑色粉末。职业的敏感让马纳维觉察到了什么,他弯下腰闻了闻,像是磷酸盐的气味。

马纳维想起了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多起爆炸案使用的就是磷酸盐,这些爆炸案发生的地点都是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场所,以此看来这些都是以这两国人的财产为目标的破坏案件,而这家里约电影院正是一位美国人所开。马纳维马上把这个小伙子带到了警察局,对其进行审讯。

经审讯,很快查明,这个小伙子名字叫菲利普·那坦森,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他说他参加了一个破坏小组,他按照命令在里约电影院里实施放火,但是没想到火药竟提前燃烧了,让他措手不及。经过一番严酷审讯之后,年轻的菲利普·那坦森很快就招认了,交代了很多情况:他是以色列特务小组的成员,曾经得到特拉维夫最高总部关于采取恐怖行动的指令。埃及警方听后很是震惊,他们根据菲利普·那坦森提供的情报,将参加行动的其他11名以色列特工成员全部抓捕归案。

在这起事件中,埃及警方所表现的破案效率之高、目标之准,让外界不得不产生疑问。为什么参加行动的所有人都被捕,而唯独本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阿弗里·埃拉德能独自逃脱呢?他是否是双重间谍?

1954年12月11日,埃及当局在开罗审判了这一批以色列间谍。第二天,得知此事的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在议会上把这场公审斥为“一场闹剧,是一种旨在迫害埃及犹太侨民的卑鄙借口”。

这一次,夏里特真被激怒了,他并不相信会有此事,而是认为埃及人在编造指控被告的罪证。因为他曾找过刚从美国回来的摩萨德首脑伊赛·哈雷尔,而伊赛·哈雷尔对此事也不知情。哈雷尔一脸严肃地对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一点也不知道。”

此时,东窗事发,作为本次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吉卜利一直坐立不安,心神不定。他没想到“苏珊娜行动”会失败,这出乎他的意料。但是眼前不是检讨的时候,而是考虑如何才能推卸责任。他非常清楚,自己承担不起这件事的后果,为了让自己顺利过关,就必须找一只替罪羊。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军情处是不可能推卸责任的,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以色列间谍被埃及人抓住了,这些人又是受雇于军情处。既然军情处是由国防部领导,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推到国防部长拉冯的头上。

哈雷尔找到吉卜利,一脸严肃地问他,埃及人审讯以色列间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吉卜利坚定地说,国防部长拉冯知道此事的全部。

12月底,开罗的审判还在继续,以色列间谍马克斯·贝内特在囚室里用刮胡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时以色列的首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原来并不是埃及人在虚张声势,果然发生过秘密恐怖活动,而且这些恐怖分子是奉以色列的命令干的。是谁在向他们发号施令,这两个间谍网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全军覆没了呢?一时之间这两个问题困扰着以色列当局。

为了逃避责任,吉卜利先发制人,他承认“苏珊娜行动”是军情处策划的,但是他说这次行动是在1954年6月16日的国防部每周一次的特工会议上,经过国防部长拉冯批准的,如果没有拉冯的批准,他也不敢擅自行动。

此时,毫不知情的国防部长拉冯一头雾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怎么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了呢。他说自己从未听说过什么“苏珊娜行动”,他的案头日历表上也写明,6月16日他根本没开过会。

1954年12月29日,对“苏珊娜行动”一事,以色列内阁指令成立一个内部调查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彻底清查。“苏珊娜行动”在埃及的最高指挥官埃拉德被作为证人召回以色列。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如何逃出来的,逃脱后他在巴黎暂住。早在巴黎时,吉卜利就曾派一名特工找到他,让他忘掉在埃及的一切行动,就连有关的文字记录也加以修改,并让他在调查委员会上美言几句。埃拉德按照吉卜利的指示,表演得相当出色,这让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毫无结果。

1955年1月27日,埃及革命法庭对十名以色列间谍作出判决:两个间谍网的头头儿被判处死刑,包括罗伯特·达萨在内的六名间谍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两名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2月2日,与此事没有关系的拉冯蒙冤下台,“苏珊娜行动”的策划人吉卜利两周后被本·古里安辞退。

事情过后很长一段时间,“苏珊娜行动”仍影响着以色列政坛及情报机构,外界也对“苏珊娜行动”充满各种猜测。被无端牵连下台的拉冯更是对此事念念不忘,急于平反昭雪。几年之后,他以犹太工人总工会主席的身份重返政治舞台。同时,摩萨德头目伊赛·哈雷尔无法容忍军情处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的行为,他打算再次审查埃拉德,他对埃拉德之前的供词有一些疑问。

一天,哈雷尔得知埃拉德在联邦德国从事过间谍活动,有人看见他和埃及武官奥斯曼·诺利多次接触,他们的关系让人怀疑。

很快哈雷尔便查明,在埃拉德实施“苏珊娜行动”期间,奥斯曼·诺利上校正是开罗军事反间谍机构的头目。很可能诺利在埃及已经“策反”了埃拉德,要不然埃及警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破案,埃拉德也不会在同伙都被抓捕之后仍能独自逃到巴黎。

1957年10月,埃拉德的父亲去世,埃拉德回国为父亲奔丧。在葬礼结束之后,摩萨德机构就以双重间谍和涉嫌出卖以色列同伴的罪名逮捕了他。经过摩萨德的秘密审讯,埃拉德承认曾经为吉卜利作过伪证,但关于双重间谍一说他完全否认,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叛变,最后只是判他12年有期徒刑。

1960年12月,重新成立的调查委员让拉冯看到了希望,他终于得以平反。

调查委员会宣布:平哈斯·拉冯从未发布过关于“苏珊娜行动”的命令,以前所说的都是不实之词,均被推翻。

1968年2月,“苏珊娜行动”中被捕的六名间谍在开罗监狱已度过了漫长的13年。 “六日战争”结束后,以色列用俘获的5000名埃及官兵换回了在“苏珊娜行动”中被捕的六名间谍和在1962年被捕的间谍大王沃尔夫·洛茨。这六名参加过“苏珊娜行动”的间谍在阔别故土15载之后,重新踏上了这片让他们曾经为之冒过生命危险的以色列国土。

5 定点清除“巴解”组织和哈马斯领导人

为了击垮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意志和瓦解巴解组织,以色列人开始了一系列的刺杀活动,定点清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领导人。1987年巴解组织领导人塔米米被暗杀、1988年巴解组织最高军事指挥官阿布·杰哈德被暗杀等都系以色列所为。1988年2月,以列色人在希腊成功炸毁了巴解组织的邮轮,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巴勒斯坦恐怖头目阿布·尼达尔,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特工,他在2002年神秘死亡。他主要从事破坏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对以色列政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巴勒斯坦不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胜利,这激怒了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人员名字列在了一张纸上,决定对他们进行一一清除。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曾经说过,“我们要打击巴解组织,并且要毫不留情地打击。”特别是发生“慕尼黑惨案”以后,以色列政府决定采取以恐怖对付恐怖的办法,消灭巴解组织的领导者们。摩萨德的头头儿扎米尔说,要按照职位从高到低的顺序来排列,盯上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1972年11月16日,巴解组织驻意大利首席代表伊勒·马海德被人用枪打死。两年之后,以色列的突击队杀死了正在巴解总部开会的数十名巴解高官,当时巴解组织最高军事指挥官卡迈杰·阿德万也被杀死。

卡迈杰·阿德万死亡之后,阿布·杰哈德便成为最高指挥官。他是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亲密助手。阿拉法特十分信任杰哈德,在阿拉法特的提拔下,杰哈德成为巴解组织的重要军事领导人,还担任过巴解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司令。

杰哈德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一个商人家庭中。在他记事的时候正是以色列复国主义运动的高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断发生战争,因为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反抗犹太人,所以多次被捕入狱,他有几位非常好的朋友也被以色列军队打死。鉴于这些原因,杰哈德从懂事起就特别痛恨以色列人,他想要报仇,却一直没有机会。直到1964年,他和阿拉法特等人创建了巴解组织,在他们的领导下,经过不断努力,队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从刚开始的六支老式英制步枪到拥有三万多名训练有素并装备齐全的武装集团。在这十年里杰哈德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发展壮大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上。他相信,只有武力才能收回被抢夺的一切。

当他得知卡迈杰·阿德万被以色列人暗杀的消息后,决定以牙还牙,一定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杰哈德成立了一支突击队,在黑夜里潜入到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军哨所、运输车和巡逻队进行袭击破坏。以色列也决定还以颜色,不能坐以待毙,要迅速出击,反击巴解组织的对抗。于是,以色列特工便把下一个暗杀目标锁定为杰哈德。

摩萨德制订出一份暗杀计划,并把计划交到以色列内阁手中,在以色列内阁批准之后,摩萨德便开始行动。本次计划是这样的:由职业杀手和特种部队联合组成暗杀小组,他们乘坐以色列海军潜艇渡过地中海,在突尼斯近海改换小舟上岸,然后冒用黎巴嫩的公民身份混入突尼斯,进行暗杀。事成之后,由直升飞机带他们撤离突尼斯,然后在海上降落,队员按原路线返回。本次行动的总指挥是47岁的以军少将胡埃德·马拉克,副指挥是代号为“壁虎”的以色列伞兵军官。

1988年4月15日,暗杀成员被以军潜艇护送抵达突尼斯市的近郊海滩,并悄悄上岸。在这里等待的摩萨德特工和他们见了面,然后前往突尼斯市的一个联络点。在这里,暗杀成员全部换上了橄榄色的突尼斯国民军夏服,而那名女特工也成了“随军记者”。因为突尼斯政府一直非常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他们的关系十分友好,突尼斯政府甚至还把突尼斯市南郊西迪布赛特区作为巴解组织的总部驻地。所以暗杀成员才换上他们的服装。

4月16日午夜1点多,暗杀小组成员分别乘坐不同的轿车来到了西迪布赛特区的一条街道,这里偏僻昏暗,没有行人。暗杀成员开始接近巴解总部警戒区。他们每人都有最先进的武器:装有红外线瞄准镜的加利尔突击步枪、PR51手枪、匕首、高爆手雷、剧毒窒息弹。和黎巴嫩的巴解总部相比,这里的巴解总部警戒要放松一些。原因有二,一是巴解领导人认为这里远离以色列,用不着那么紧张;二是在1985年,阿拉法特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以色列签下一份协议,阿拉伯方面不再袭击以色列境外的犹太人,而以色列也作出了相应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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