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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4 15: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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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金锋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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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新作:中国成功发射美国亚洲系列卫星

长征新作:中国成功发射美国亚洲系列卫星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政策出台

●陈寿椿在建议中提出:“我们的‘长征3号’火箭已有能力发射外国通信卫星,我们应该开放。”

●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宣布:“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2号’、‘长征3号’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业务。”

●小组成员认为:“商业卫星的制造由美国和欧洲垄断,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第一世界,而不是第三世界。”

专家建议发射外星

1984年秋,时任航天部科研局总工程师的陈寿椿以个人名义,向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刘纪原和宋健写报告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写在一张非常普通的、日常请示工作、提出建议的内部用纸上。

陈寿椿的建议提出:

我们的“长征3号”火箭已有能力发射外国通信卫星,我们应该开放。

当时刘纪原、宋健很快作了批示,他们都对这个建议表示同意。

宋健在批示中说:

完全赞成!我们首先要为第三世界发射卫星做出贡献。

这说明,我国完全有能力在国际上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中国可以而且应该走出国门,这在当时航天部的管理层和领导层内部已经形成了共识。

早在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在客观上为“长征”火箭走向世界创造了机遇。但几十年来一直是高度机密的火箭事业,要走向世界,谈何容易,世界各国根本不了解我们。

中国,这个古老而又文明的国度,是火药和火箭发明的故乡,为世人所知。但对近代中国火箭的发展,对一个刚刚开放而又具神秘感的中国,世界对她的了解真是太少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怎样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航天科技工业,特别是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进来,走出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接待了美国航宇局、法国空间研究中心、英国空间中心、欧空局代表的访问。我们也先后派出了近百个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西欧考察航天工业发展的水平和现状。

在1982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二次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将要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射服务。这次宣布,虽使各国感到震惊和意外,但却大大促进了世界开始对我国的了解。那时,我们手里也还只有“长征2号”火箭,只能发射低轨道卫星,而国际上迫切需要的是发射地球同步卫星。

美国在20多年前发射的“辛康2号”卫星,就成功定点于东经77度,首次证实了地球同步卫星用于商业通信的可信性。新的卫星通信时代开始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大量的通信卫星等着要发射。

就在这个时候,1984年4月8日,我国用新研制的“长征3号”火箭将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上太空。这是“长征”火箭系列的第十次发射。“长征3号”首飞成功,表明我国具备了高轨道卫星的发射能力,同时也表明我国已拥有发射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这时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领导开始酝酿一个新的构想:

打出去,利用我们航天技术的优势,承揽国外发射任务。这样,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又可以养活自己,保存、锻炼、提高科技队伍,从而使中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陈寿椿在开始提建议时就得到了同事黄作义的支持。他们认为,与其靠政府财政生存,不如给别人发射卫星填补科研经费。

1984年底,一份关于把中国“长征3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的正式报告,送到了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副主任沈荣骏的办公桌前。

这份报告,是中国一大批科研人员希望中国运载火箭进军国际市场的共同心声。

在这些有市场经济头脑的时代先锋们的倡导下,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准备迈出国门。

宣布承揽外星发射业务

1985年夏初,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巴黎举行。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展览会,当时有100个国家的代表以及200多名世界各地的记者参加了这次展览会。

中国也派了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展览会。开幕式结束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团长乌可力在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家私人餐厅里,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当时,乌可力站在餐厅的中央,向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名记者宣布了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将准备投入到国际商业市场。

乌可力的发言赢得了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这个新闻发布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他回答了记者们的100多个问题。在第二天的巴黎日报上,中国的这次新闻发布会出现在头版头条。

1985年5月底,中国派出由钱继祖、屠守锷、陈寿椿、黄作义4人组成的中国航天工业部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国际空间会议。

在这次会上,陈寿椿代表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中国向国际提供发射服务的可能性》的报告,还播放了中国运载火箭研制、发射的录像片,发布了中国长征系列火箭即将投入国际市场,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信息。

陈寿椿在报告中指出:“长征3号”火箭发射服务的价格,将比国地市场同类发射服务价格低百分之十五,因为中国并不借此谋取高利润,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比较便宜。

陈寿椿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各国同行、商界及媒体的惊异和关注。会议主持人当即在会议上郑重宣布,没有中国参加的空间会议,是不完整的。

同年10月,中国又一次把一颗科学探测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发射成功。于是,沈荣骏副主任及时组织有关人士召开会议,认为中国再也不能这样沉默下去了。面对急剧变革的世界形势,中国和航天事业,到了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1985年10月26日,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宣布: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2号”、“长征3号”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业务。

神秘的峡谷终于掀开面纱,这一消息震撼全球,在国际上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中国航天工业对外改革开放、“请进来、走出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航天技术从50年代创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从此,中国运载火箭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对于我国航天事业来说,是一项崭新的事业。

虽然国际商业卫星市场发射价格及其定位,发射保险及其税率,发射风险,发射服务商业惯例,涉及的国际空间法,所有这些对于从未涉足国际舞台的中国航天来说,都是一个个全新的概念,但中国航天人毅然走出了这一步。

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就要打开自己空间科技的大门,勇敢地面对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中国第一次举起了火箭的旗帜。每一个中国人都期盼着中国火箭载着外国卫星一飞冲天的日子。

筹备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在宣布承揽外星的同时,在刘纪原副部长的直接领导下,航天部很快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了一个“十人小组”,其中有乌可力、陈寿椿、黄作义、曹正邦、朱维增、陈中青等,挂靠航天部外事局,负责市场开发筹备工作。

要想开发市场,就必需勇敢地面对挑战,这种挑战包括技术的,政治的,法律的以及商业的,也包括别人对我们的歧视和我们自身封闭造成的对国际市场规则的不适应和无知。

最初,中国航天部“十人小组”把目标放在第三世界,谋求从简单起步,取得突破。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航天技术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商业卫星必需向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从美国采购。这一事实让中国航天人认识到,搞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绕开美国和欧洲是不可能的。市场开发的第一轮,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后来,“十人小组”经过多次出国调查,很快取得了共识,找准了目标。大家认为:

卫星制造商是我们的用户,采购者是用户的用户,前者对后者有很强的引导效应。两者是决定选购火箭发射方的真正决策人。商业卫星的制造由美国和欧洲垄断,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第一世界,而不是第三世界。

对国际市场情况有所了解以后,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开始统一部署实施中国进入世界航天发射市场的计划。当时,由于成立的“十人小组”挂靠的航天部外事局属于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是不具备商务职能的,所以也不便和外国公司签订商务合同。

为了尽快使中国航天进入国际市场,后来就把航天部外事局设在了中国长城公司,称为“宇航处”。

中国长城公司在1980年10月16日成立,当时的主要职能是从事空间技术服务和其他航天产品的外经外贸业务。公司总经理由七机部副部长李昌安兼任。1982年6月16日,唐津安成为公司新任总经理。

中国政府宣布“长征”火箭进入国际市场的决定后,长城公司开始负责中国长征火箭市场开发工作。随后,长城公司获得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和卫星国际合作的独家经营权。

中国长城公司宇航处成立时只有7个人,后来随着发展,它又更名为“宇航部”。当时中央给宇航部的授权非常明确,就是专门为“长征”火箭承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航天部门内部也进一步进行了结构和资源的整合,完善了开发能力。

当时,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了由曹正邦负责的市场开发部,在国防科工委成立了由上官世盘负责的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后来,中国航天部门又在美国设立了由黄作义负责的长城公司驻美代表处。

看着这些部门相继成立、中国航天储势待发,中国的航天人止不住地兴奋。他们在心里默念:一定不能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一定要把中国的航天事业打到国际市场去!

积极接轨进军国际市场

1986年,就在中国雄心勃勃向国际航天市场勇敢迈进的时候,世界航天界接二连三地传出惊人消息。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机上7名航天员无一幸免,全部遇难。美国政府宣布航天飞机退出商业发射。

1986年4月28日,美国“大力神34D”火箭点火升空仅几秒钟便瞬间爆炸,化为一片残骸散落地面。

1986年5月3日,美国“德尔塔”火箭升空后91秒,飞行姿态失去控制,地面控制人员被迫实施了炸毁指令,火箭载着卫星如同空中散花一般毁于一旦。

1986年5月31日,占世界商业卫星发射份额30%的法国“阿里亚娜”火箭喷着烈焰刚刚离开发射台,还没有离开人们的视线就变为一片火海,毁掉了两颗通信卫星。

从1984年2月3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发射“西联星6”和“印尼星2”失败,到1986年5月31日法国“阿里亚娜”火箭发射国际通信卫星的失败,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竟有10次失败。

短时期内接连发射失败,搅乱了国际航天发射市场。这些发射失败的惨剧令航天界同行痛心不已,使航天发射服务市场大伤元气,火箭重返发射是需要周期的,已经造好排队等候上天的卫星,由于没有火箭运送而在地面滞留,也使欧美的航天发射陷入低谷。

国际航天商业发射的技术界,保险界,商业运营界,投资界等各个高风险业界,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困惑。

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市场变化,中国航天进入国际市场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航天能够在国际航天市场混乱之际,发挥自己的作用,把那些排队等候的业务承担过来,使国际市场重新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状态,那么,中国航天无异就会在竞争强烈的国际航天市场立稳脚跟。

当中国宣布承揽为其他国家发射卫星业务的时候,许多国家的人们开始用带着一丝怀疑的目光打量中国。他们在心里也期望中国的火箭能够作为国际发射服务的延伸和补充,为本国急待上天的卫星提供支持。这正是中国进入国际航天市场千载难逢的机会。

中国航天人开始为抓住这次机会作积极的努力。

1986年2月1日,就在国际市场上传来一片失败消息的时候,我国“长征3号”火箭又一次成功发射了实用通信广播卫星,从而很快吸引了国际市场的眼球,无异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火箭的竞争力。

但这还远远不够,“长征3号”火箭真要进入国际市场,最终还得靠自己的实力。并且中国原有的方针政策也不允许中国火箭大踏步进入国际市场。要想进入国际市场,还要有一个国际接轨的问题。

当时的国际航天市场基本上是由如美国、法国这样的航天强国垄断的,而中国的航天是根本不为外人所知晓的。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关着门搞研究的,对内服从组织分配,火箭技术绝对保密,科研经费全靠国家财政拨款维持,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也都由国家制定。对外,多年不与国际交流,也从没考虑过运载火箭技术可以进入国际市场。

60年代初期,中国航天人就开始用自己稚嫩的翅膀单飞。基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我国航天方面的研究是在严格的保密环境中进行的。当时航天人走出校门进入航天系统,必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

保密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航天业不为外界所了解和接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航天部驻美首席代表黄作义出席一次国际交流会,一名外商居然问:“你们的火箭整流罩是用竹子做的吗?”

1984年春,“长征3号”火箭把我国第一代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那是“长征”火箭系列的第十次发射,表明我国已拥有发射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对内对外都严格保密的状况,慢慢开始“解冻”。

1986年,航天部科研局和保卫部门一起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个文件,规定了哪些可以讲,哪些可以让用户参观。

中国独立自主研究航天技术的20多年中,从没有参加过国际航天活动的诸多条约和公约,成为游离于国际航天界之外的一支“特别行动队”。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我国原有的一套管理规章制度首先必须作相应的改变,内部必须进行从封闭到开放的自我调整。

航天系统原有一套严格的保密规章制度,但是搞商业发射,总得作自我介绍,公布运载火箭的基本性能、数据和接口规定,安排必要的参观,让用户对中国航天有适当的了解,以便进行卫星和火箭的技术协调工作。

由于20多年闭门航天研究,以至于当中国再次打开大门,准备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才发现,中国航天和国际市场之间根本不能接轨通车。

当中国航天人意识到这种情况以后,他们决定就从中国航天与国际市场接轨做起。也就是说中国航天人准备在了解国际航天市场的同时,也要让国际航天市场了解中国的航天发展。

二、积极准备

●聂荣臻指出:“只要大家认真对待,从中分析原因,查明故障,得到经验,我国同步卫星一定会发射成功。”

●张爱萍说:“给国外发射卫星,应该把我们成功的经验和光荣传统,在可能的条件下更好地运用和发展。”

●阿里安公司总裁达莱斯特说:“中国火箭要进入世界市场与‘阿里安’火箭竞争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阿里安’火箭与‘长征’火箭的竞争开始了。”

长征三号开辟国际市场

早在1974年,周恩来就在邮电部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的建议信上批示:

将通信卫星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来,后再按计划分工,作出规划,督促进行。

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将1974年9月30日联合起草的《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正式定稿上报中央。

3月31日,中央同意了这个报告并经毛泽东、周恩来阅示,后定名为“331”工程。“331”工程共分为五个部分,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基地、测控系统、通信系统。当时七机部肩负着卫星及火箭的主体任务。

听说“331”工程被确立并且由一院肩负运载火箭研制的光荣任务时,院里从领导到广大科技人员与工人无不精神振奋、意气风发。

当时院里每个同志都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研制出具有足够运载能力的大型运载火箭,把通信卫星运送到地球转移轨道,使卫星在远离地球3.58万公里的赤道上空占有一席宝座,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服务,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的运载火箭一定要在这个领域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974年9月,国防科委召开了卫星通信工程方案论证会,确定运载火箭以“长征2号”为基础加常规三级二次启动和氢氧级一次启动两种方案同时并举。

1976年4月,七机部决定,用三级采用氢氧发动机为主要方案的运载火箭发射通信卫星。

1976年8月,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331”工程总体技术协调会议。这次会议明确决定,运载火箭第一二级用“长征2号”并稍加修改,第三级动力装置用新研制的两次点火的氢氧发动机。这样可把1300至1500公斤的有效载荷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同年10月,国防科委、七机部在北京召开“331”工程研制任务落实会议,确定了研制进度,生产数量及研制任务的分工。明确运载火箭总体设计由一院负责,一、二级由上海机电二局负责,三级由一院研制。此后,从北京到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各个系统便拉开了运载火箭研制工作的序幕。

从总体、分系统到单机开始了可行性论证与方案设计等工作。众所周知,三子级氢氧级发动机研制是世界级攻关项目,低温技术虽然在60年代已建立课题,70年代初做了些试验工作,但距设计需求还相差很远,我国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好多应在预研阶段完成的工作都拿到方案阶段来完成。

如在低温条件下材料的机械物理性能数据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液氢是具有“一低四小”易燃、易爆等特性的燃料。这就给研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一低四小”是指沸点低,密度小,表面张力小,导热系数小,粘滞系数小。

对液氧性能我国有比较成熟的使用经验,而对液氢的使用,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为了少走弯路,专业人员查阅了大量的国外技术文献,取得了很多的理性知识和大量的数据,但作为设计依据还很不够,特别是金属与非金属材料机械物理特性必需有第一手的测试数据,才能进行结构设计。

冶金部有色冶金研究院伸出支援之手,用自制的土设备,把氦气压缩成液氦,又把液氦温度提高到液氢温度进行试片的拉伸试验,经过紧张、艰苦地工作,终于提供了一整套低温数据。

材料及有关数据是箱体及发动机结构设计的关键之一。通过试验及查阅资料,研究人员从感性认识上进一步体会到,铝铜合金及不锈钢金属材料是适应低温液氢温度下较好的材料之一。

材料确定后接着开始结构设计与试验工作。接踵而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困难也越来越大。如氢氧箱及其共底的成型工艺缩比氢箱的破坏载荷试验,共底及整箱在液氮下的合格载荷及破坏载荷试验,液氢下的合格载荷试验,低温的氢氧活门试验,这些工作都是在全国有关科研单位与工厂的大力协同下才完成的。

氢氧发动机的研制更是险情迭起。1981年,在一次氢氧文氏管氢泵台的调试中,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和起火事故。

遥测与控制系统相互干扰,使合练时间又延长了半个月,才落实了五项防干扰措施。经过试验,终于将干扰抑制在允许值以下,而在第一批产品只能采取四种措施。这种干扰在试验室内散装仪器条件下一般不暴露,只有在装箭后才出现,而且在塔架平台合拢后更为严重。

虽然在出厂前已经把认识到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对三子级在高空失重,真空条件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

1984年1月29日在发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时,三子级在400公里以上的高空中,第二次点火后推力突然下降,使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当时全体人员无不痛心疾首,十年的辛勤劳动就这样结束了吗?不,不能,一定要找出原因,确保第二枚火箭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天,聂荣臻给全体试验队员发来了慰问信,在肯定发射成绩的同时指出:

只要大家认真对待,从中分析原因,查明故障,得到经验,我国同步卫星一定会发射成功。

这真是一场及时雨,研制人员听后感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怀、鼓励和鞭策。想起出发时,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是我们负责”。使大家更自觉地加重了自己的责任感,决心把故障找出来。

当时领导上作出了大胆的决定,在现场分析故障,修改设计。

北京密切配合进行故障模拟、验证设计,组织生产和试车。这是史无前例的决策。这样从1月29日到4月8日,整整70天,开展了一场紧张的特殊战斗。

当时,院领导沈辛荪在北京负责“长征3号”火箭技术工作。每次有同志从西昌来到北京,沈辛荪总是把他们从北京机场一接回,就直奔车间、试验室。然后,在火箭研制试验室里,大家画图、生产、试验、改图、再生产、再试验……

一次,为了一个部件,沈辛荪他们竟连续干了三天三夜才最终拿出了合格产品。最后,经过修改的发动机在短短的几天里试了8次车,全部成功,这才把零部件送走,同时在现场,对早已运到发射场的第二枚火箭进行改装,北京方面的任务这才算完成了。

任何事物总会有不同意见,尤其是火箭飞行故障。故障发生在天上,沈辛荪他们仅凭少量的遥测信息来分析判断有很大困难,地面试验缺乏高空环境,又增加了验证难度。这70天里,沈辛荪他们经常处于种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即便在北京的任务完成后,还有个别同志坚持认为这次故障原因并没有找到,现在的修改无济于事。

沈辛荪当然理解这些不同意见,但当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所以他认为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再去反映,去干扰领导的决心。另外,他也相信自己的实践和判断,并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将来出现问题,自己就承担这个责任。

4月8日发射那天,沈辛荪在国防科工委的指挥所里值班,随着发射时刻的临近,人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这时,领导一再问沈辛荪,“这次能不能成?”“能。”沈辛荪由于事先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所以回答时很干脆。

果然,这一天,“长征3号”第二发火箭发射非常成功,将“东方红2号”试验通信卫星准确地送入了预定的转移轨道。全体试验队员,前后方所有的研制人员无不欢欣鼓舞。几年来的血汗终于铸成了神箭,这是我国在航天领域里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一次胜利,同时也震动了全世界。

美国航宇局局长贝格斯写信,祝贺中国成功地发射了地球同步卫星。信中写到:

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的这一重要里程碑感到自豪,为“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贺电指出:

这是我国航天技术取得的又一重要胜利,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有了新的飞跃。

聂荣臻在贺信中说: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就。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与卫星通信技术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长征3号”火箭在80年代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低温三子级的研制成功,特别是氢氧发动机的突破使我国赶上或接近了国际上低温领域的先进水平,为研制大推力氢氧发动机打下了基础。二是通信卫星的发射轨道是地球卫星轨道中最难的一种轨道,它需要大运载火箭,只有三级火箭才能做到。而且入轨精度高,航程远,卫星再经过变轨才能定点,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轨道任务又是一个突破。

这次,当中国航天事业要进军国际市场,它又要为中国航天开辟商业发射卫星的国际市场了。

这将是一次新的突破,一次打破少数西方先进国家在空间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突破。

瑞典公司参观中国火箭

1970年4月,中国使用“长征1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次把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到1985年,中国先后研制了长征一、二、三号火箭,称之谓“长征系列火箭”。

从1970年到1985年的15年间,我国利用长征系列火箭进行了17次发射,其中只有一次失败,发射成功率相当高,尤其是“长征2号”和“长征2号丙”火箭,更是这个家族中的佼佼者。

1985年11月,正在中国访问的瑞典空间公司代表团突然提出要参观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航天工业部外事司的司学武听到这个消息,迅速作出反应,向外事司的领导作了报告。

时任航天工业部外事司领导的邹泽清和于福盛立即作出指示,让司学武认真做好接待方案和安排,并确定了向瑞典人展示中国火箭的实力和可靠性的指导思想。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组织了以何克让副院长为首的会谈接待班子,并作出让瑞典空间公司代表参观211厂火箭总装车间的决定。

瑞典空间公司代表团在其副总裁安格斯特朗先生率领下参观了中国运载火箭总装厂之后,与何克让副院长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瑞典空间公司空间预研部主任、代表团成员之一斯万格朗先生,对中国“长征2号”火箭真是情有独钟。他说,他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他家的房顶上架起了无线电接收机,从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他就开始利用自制的无线电接收机接收中国历次发射卫星的无线电信号。

万格朗还说,中国返回式卫星的发射时间,在轨道运行的时间,什么时间返回,他都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他称赞中国的“长征2号”火箭是世界上最可靠的火箭之一。

这就是他之所以选择中国的“长征2号”火箭发射瑞典邮政卫星的初衷。

在会谈中,何克让副院长和一院技术人员介绍了中国“长征”运载火箭的技术状态及发射记录。瑞方介绍了当时计划研制的一颗用于传输电子邮政信号的移动卫星的初步设想的参数。会谈后,双方签订了关于使用中国的“长征2号丙”火箭发射瑞典邮政卫星的意向书。这是中国运载火箭承揽发射外星的第一份文件。这颗瑞典卫星后来称为弗利亚科学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搭载的方式进入太空。

签订首个卫星发射协议

1986年初,中国的第一个发射服务小组被派往瑞典。这个发射服务小组经当时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程连昌批准,由一院副院长何克让任团长。外事司的司学武也是这个中国发射服务第一个开辟市场小组的一员,同时他还在团内担任翻译。

出发时,北京已是数九寒冬,飞机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上空时,从飞机上俯瞰整个瑞典,一片白雪皑皑,真可谓北国风光。一下飞机,接待中国发射服务小组的就是瑞典空间公司预研部主任斯万格朗先生。斯万格朗是一个训练有素、精明干练的业务领导人,他为中国发射服务小组做了十分周密的安排。

中国发射服务小组中的黄作义同志,是中国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早期创业者之一、总体部高级工程师。当时他提出的利用“长征2号丙”火箭搭载发射瑞典邮政卫星二次变轨的技术方案,很快就说服了瑞典专家。

后来双方经过几轮谈判,中国发射服务小组借鉴阿里安火箭公司的协议,首先抛出关于利用中国的“长征2号丙”火箭搭载发射瑞典卫星的发订议草案,真正是“现学现卖”。

航天部一院副院长何克让的谈判对手是斯万格朗先生。斯万格朗虽然也对法国阿里安火箭、美国火箭商业谈判了如指掌。但是,由于瑞典人早已认定“长征”火箭的可靠性,中国提出发射的技术方案可行,结果赢得了瑞典人的信赖。

卫星发射协议于1986年1月23日由何克让副院长和瑞典空间公司总裁路贝克代表双方在斯德哥尔摩签字。协议规定中方在收到瑞典空间公司支付给中方运载火箭3万美元订金后生效。

当时,中国驻瑞典大使吴家淦为庆祝中国运载火箭承揽瑞典卫星发射协议签字,在大使馆举行晚宴,招待瑞典空间公司总裁路贝克先生及其他主要官员。瑞典电视台、瑞典国家电台,播发了中国运载火箭承揽瑞典邮政卫星协议签字的新闻消息。《人民日报》驻斯德哥尔摩记者当晚向国内也播发了这条新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爆炸性的新闻首先在西欧、美国激起了巨大反响。

美国新闻周刊惊呼“中国人真的来了”,西欧各大报纸刊登阿里安公司总裁达莱斯特的评语:

中国火箭要进入世界市场与阿里安火箭竞争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阿里安火箭与长征火箭的竞争开始了。

1986年1月28日,中国第一个发射服务小组携带着刚刚签订的第一个发射服务协议,满怀喜悦的心情,途中顺访欧空局空间技术研究中心和荷兰福克空间公司时,刚进入阿姆斯特丹一个旅馆下榻打开电视,一幕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空中爆炸的悲惨情景把大家惊呆了。

第二天,中国发射服务小组到空间技术研究中心和福克公司访问,宇航界人士都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惨祸而悲伤。

在参观过程中,福克公司一位副总裁以半开玩笑的口吻问中国代表团,听说你们刚刚与瑞典空间公司签订了发射协议,是否有点趁火打劫?何克让副院长说我们都是同行,都为航天史上这一悲惨事件而感到伤心。

但是,这一事件本身,以及随后美国大力神火箭、欧空局阿里安火箭相继发射失利,一时间,国际商业发射市场造成“真空”。

中国人从来不乘人之危,而是天赐良机。也可谓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国务院同意发射外星

1986年7月17日上午,国务院常务办公会正在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之外,还包括航天部及长城公司的相关领导,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中国航天能不能对外开放。

就此问题,航天部以及长城公司的领导和负责人进行详细汇报。时任中国第二代3颗卫星总设计师的孙家栋与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丁衡高、副主任沈荣骏,以及航天部有关领导,向国务院和中央专委汇报了发射外国卫星工作情况。

与会人员认为,所谓对外开放,就是承揽国际间通讯卫星业务的发射,这个市场当时方兴未艾。而对于急需资金的中国航天业而言,“这实际上是一条‘自己养活自己’的出路。”时任长城公司副总经理的乌可力说,在此一年前,长城公司参加巴黎航展,因为囊中羞涩,只租了15平方米的展台。

中国为外国发射卫星必然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当年“两弹一星”的成功曾在国际上显示了中国科技的实力,为中华民族大添光彩。现在,为外国发射卫星也必将会带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高科技的进步。

在充分听取了中国火箭发射外国卫星的汇报以后,国务院领导最后作出指示:

原则同意尽快开展这项工作。为外国发射卫星,一是要组织好,二是要注意信誉,要确保卫星发射成功。做好这件事,不仅在经济上可以获益,在政治上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另外,国务院领导还认为,中国火箭发射外国卫星对于团结海外炎黄子孙,共同振兴中华是一个大举措。要求国防科工委会同航天工业部制定具体措施,将外星发射的各项工作抓紧抓好。

国务院领导的指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外开放中国的航天业,承揽国际发射业务的决心。

当天晚上,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副主任沈荣骏和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孙家栋等参加会议的人员立即挑灯夜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发射外星的具体实施办法。同时,着手起草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呈送的《关于发射外国卫星若干问题请示》的报告。

同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向全国下达了1986年88号文件,将发射外星一事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并给予必要的特殊政策,由国防科工委负责组织实施,要求有关部门予以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因报告起草日期为1986年7月,中央将发射外星这一工程,命名为“867”工程。

此消息刚一传出,美国使馆科技处、武官处就多次找到航天部外事司进行交涉,提出以核不扩散为由,禁止中国承揽国际间的卫星发射业务。而航天部外事司的领导回复也颇为幽默。他说:

美国朋友大可不必紧张,我们不过是出去找几个“零花钱”而已。

正是这些“零花钱”,在那个财政并不宽裕的年代里,极大地支撑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的研发,在以后将近10年的国际发射中,“长征”运载火箭的家族“不断壮大”,并逐步开始了大推力运载火箭的研究和制造,而这一切,无疑都是日后载人航天器发射乃至探月的基础所在。

后来中国卫星设计总师戚发轫说:

在那个年代里,中国航天声名鹊起,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获得的名声,还远远是次要的,因为,商业发射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制定中国火箭优胜策略

中国决定航天“对外开放”以后,航天部科研局和保卫部门又一起对中国的航天保密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初步形成了一个文件,有人称之为“白皮书”。

这个文件规定了哪些可以讲,哪些可以让用户参观。文件批准后,许多事情在航天部内就有章可循了。

1986年10月,中国航天部门又召开了“867”工程会议,把发射服务涉及的航天部外的各有关单位都请来,共同讨论出一套办法,有人称之为“兰皮书”。这样,使部外的渠道也畅通了。从而为打开市场,提高履约能力,赢得用户信任,保证商业发射在各方面的配合下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另外,中国在一开始宣布发射服务进入世界市场时,就明确昭告天下,中国的火箭制造和发射能力有限,除满足中国国内的发射任务外,每年只能提供有限的发射服务。

所以,中国的对外发射服务只是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一种补充,同时可为卫星用户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原航空航天部林宗棠部长后来明确向世界宣布,这是中国对外发射服务的基本政策。

我国初始的推销价格定位也相当成功,每次推销谈到价格,中方都明确表示比目前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价格低15%到20%。当时的航天飞机发射一颗重量约2吨左右的卫星大约5000万美元,阿里安火箭4500万美元。我国的价格定位对用户最有吸引力。

同时,我国又推出“长2捆”火箭,使得我们的价格策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这在发射瑞典“弗利亚”卫星、“亚洲1号”通信卫星和“澳星”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时,一些潜在用户纷纷找上门来洽谈“长征”系列火箭发射业务,一时间“长征”火箭在市场的推销如鱼得水,相当顺利。

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射服务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有点震惊和恐慌,但他们又十分明白,“长征3号”火箭相当于“阿里安三”火箭,随着卫星的两极化发展,基本上属于快要退出市场的运载工具。

西方感到威胁较大的是“长2捆”火箭,因为它的低轨道运载能力为9吨,同步转移轨道有效载荷运载能力为2.5至3吨左右。这一类卫星正是西方宇航大公司大力开发中的重型卫星,有着潜在的市场。

召开发射外星工作会议

1986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国防科工委在北京远望楼宾馆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外国卫星发射任务工作会议。国家有关部、委、局,有关省、市,解放军有关总部、海军、空军,有关军区共2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孙家栋作为航天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上,检查了各单位对中央实施外国卫星发射有关精神的执行和落实情况;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分别作了关于发射外国卫星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通过会议,与会人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为发射外国卫星任务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时任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老将军,莅临会议进行动员。他在会上讲道:

我国航天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射国外卫星,不仅表明我国在航天事业和科学试验上有了新的成就,而且说明我们整个国家进入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的新时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们之所以取得成功,不是由于环境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自己主观努力取得的。如果客观环境好,而缺乏主观努力,好的客观环境也不能充分利用。如果客观条件基本具备,再加上主观努力,可以弥补客观条件的不足,最后完成任务。建国以来,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搞航天技术,以后搞原子技术,开始时都是只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最后加上我们的主观努力,这个主观努力不仅仅是航天、核技术和国防工业方面的,而是整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所以能不断地取得胜利,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还是取得了成功。

在讲到协调工作时,张爱萍语重心长地强调:

部门与部门之间要协调好关系,要以做好发射外国卫星这个项目的大局为出发点。大力协同、统一组织领导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也是光荣传统。搞这样复杂的技术,牵涉面这样广,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互相协同和互相服从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引用过刘伯承元帅在红军时期说过的一句话“作战就是纵横交错的组织工作”,那时是小米加步枪,他就强调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要同我协同,我要同你协同,有些我要服从你,有些你要服从我,这个服从不是职位上的服从,而是工作上的服从、技术上的服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强调,在认识上还要提高。

讲到这里,张爱萍提高了嗓门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道:

给国外发射卫星,应该把我们成功的经验和光荣传统,在可能的条件下更好地运用和发展。这是我们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一次重大的试验,这是我们祖国的荣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荣誉。

坐在张爱萍对面的孙家栋,看着老将军熟悉的面孔,思绪随着张爱萍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讲话而起伏,一股崇敬之情从内心油然而起。

孙家栋说:“在中国航天对外承揽卫星发射服务的紧要关头,他的讲话是对事业的支持,也是对每个人的鼓励、鞭策。”

发射外国卫星遇到了许多以前从未遇到,甚至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别的且不说,单就卫星从美国运达中国,再进入卫星测试厂房,便会出现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外国卫星运入中国属于什么性质?是出口?是入境?将需要按照什么样的国际条约来对待?外国专用大型运输机按什么方式进入中国?进入中国领空一直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机场如何实施管制?在机场降落后如何把庞大的卫星从机舱中卸下来?采用什么样的运输工具把卫星由机场运到卫星测试厂房?卫星在发射场的安全保卫由谁负责?如何保障外国卫星的技术保密措施?

因为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何况连同卫星一起来的还有大批成套测试设备、仪器仪表,以及工作、生活必需品。这些物品随同卫星到达中国后应该按什么性质来办理?到时候卫星从西昌进入了太空,这些配套的如何带走?将需要执行何种海关规定?

上述的问题都是保障方面的问题。而技术接口、技术保障,以及生活设施方面,还有更多更多的问题需要落实。对运载火箭来说涉及到与卫星的技术接口,经严格的修改设计后还要对各种匹配参数进行实际试验后加以验证。

然而,在没有获得卫星制造国的许可证前,卫星制造国是不允许双方技术人员坐在一起讨论技术问题的。对地面设备来讲,卫星发射中心的机场要具备起降大型飞机的能力,要具备卫星停放、测试的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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