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慕楠,高永立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难忘师生情试读：
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可以抄一点。”“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得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露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
哭鲁迅先生
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的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
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于一天半以后才在定县得到。10月20日的下午3点钟，我被零碎事情缠绕得还没有看当天的北平报，多承褚述初兄跑来告我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没有做一点工作，心头想的，口头说的，无非鲁迅先生。我没有哭。我本来不敏感，后来学镇定，最后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就成了麻木。但我觉得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我回忆到25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那一年是宣统三年，我18岁，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上学。浙江光复以后，绍兴军政府发表师范学堂的堂长是原来绍兴府学堂学监周豫才（树人）先生，就是日后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这陆军帽的来历，以后我一直也没有机会问鲁迅先生，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罢。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个不大会和教师接近的人：一则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我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我和鲁迅先生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我那时正做着级长，常常得见学校的当局。记得一件奔走次数最多的事是学生轰走了英文教员，鲁迅先生的态度以为学生既要自己挑选教员，那么他便不再聘请了。我于是乎向校长和同学两方面奔走解释。那时鲁迅先生说：“我有一个兄弟，刚刚从立教大学毕业回来，本来也可以请他教的；但学生的态度如此，我也不愿意提这个话了。”这指的便是周启明先生。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要我努力请到这位校长的兄弟继任英文教员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辞始终没有打动校长的坚决，英文讲席到底虚悬，只是年考时居然喜出望外的来了周启明先生给我们出题并监试。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个字。直到现在25年了，我对这八个字还惭愧，觉得没有能副鲁迅先生的期望。
鲁迅先生不久辞了校长。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交卸的时候，学校里只剩了一毛多钱；也从旁处听见军政府如何欠付学款，及鲁迅先生如何辛苦撑持。那时候一切都混乱，青年们发现了革命党里也有坏人，给予简单的头脑一个不期待的打击。对于旧势力的抬头，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继任鲁迅先生作校长的，正如继任孙中山先生作总统的：这个对比，全国各地，无论上下，都极普遍。欠付学款的军政府，因为种种措施不妥，后来成了全绍兴攻击的目标，旧势力找到革命党的罅隙，乘机竭力的挣扎出来。青年们一般的陷入苦闷，我也不再进那个学校。
鲁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创作《狂人日记》以前几年，住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过外面虽然现着异常孤冷，鲁迅先生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甚么毁誉。例如向金陵佛经流通处捐资刻《百喻经》，又如刊行《会稽郡故书杂集》，这种不含丝毫名利观念的提倡文化事业，甚至一切事业，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
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甚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的给你助力。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来。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数也数不尽。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鲁迅先生总是鼓励着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之类。”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鲁迅先生这话鼓励过比我更年青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鲁，也太不用功，所以变成了例外。
至于为人处世，他帮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鲁迅先生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听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的还多。我是一个甚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保卫锻炼的方法。现在想起来真是罪无可逭：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尝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
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3个人不到一个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两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还有一位先生对于艺术没有多少兴趣，那自然听便。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还有一位先生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先生当时堵着嘴不说话，后来和我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30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甚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甚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经营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最帮忙，在房屋将要完工的时候，我同鲁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还在那儿监工，他对我客气到使我觉察他太有礼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鲁迅先生对他说：“李先生不要太客气了，他还是我的学生。”李老先生的态度这才自然得多了。鲁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义侠的。他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某人是Traitor，一个不干过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寻常知识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人是不大会了解的。他们只了解酒食征逐的或点头招手的相好。而鲁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热肠。他后来同我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鲁迅先生在北房之后接出一间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画室，作为鲁迅先生的写作场所，鲁迅先生和我便到这间房子中坐下。鲁迅先生说：“我将来便住在这个老虎尾巴里。”因为这间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条去，颇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一切写作及起居，都在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还有后园，自然是因为老虎尾巴而缩小多多了。散文诗《秋夜》的开头便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似乎便是鲁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创作的第一篇。
到厦门，到广州，我和鲁迅先生都在一起。鲁迅先生到一处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厦门风景的阔大旷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时给予我们的印象实在深刻。后来固然因为广东方面的不能推卸，只有离开厦门到广东去，但是厦门的许多人事，我后来听鲁迅先生说，那真是初去时所不及料的。
广东给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结果也如厦门一样。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纪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的很。周乔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地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屈指一算违教已经八年了。
10月20日下午3点钟的消息，勾起我25年来的回忆。这回忆，用了25年的时间，清清楚楚的写在我的生活上，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用笔墨翻译成文字的了。能翻译的也许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21日我到北平，22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来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80，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感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罢。（孙伏园）
忆梁启超先生
自清末以来，梁启超的名字一直与康南海并称。可见他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
民国六年，梁先生撰文抨击窃国大盗袁世凯，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我也曾投书表示敬慕与声援。
1922年初，我应李建勋、经亨颐诸先生之约，到北京高等师范去讲学，有一次听说梁先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大约一刻钟之后，我想他听他的，我讲我的，错了可以向他请教，不应当怯阵。语言又逐渐流畅起来。他也听得很有兴味。
诗人徐志摩编《晨报副镌》的时候，我是撰稿人之一。1925年我去山西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回京后，见到志摩，他认为我住在西长安饭店很不方便，便将我拉到松树胡同七号下榻。
梁先生是志摩的老师，每天除去研究学问，撰写文章和在清华大学讲课之外，常常到松树胡同来打两圈麻将牌，让大脑松松弦，我们虽然早就相识，但是谈话的机会不多，这次重逢，才谈及很多问题。“刘先生！我们同游南海康先生门下，你在上海办美专的事我也久有所闻。虽然，我已被聘为校董，但对学校的事情过问极少，没有贡献，常为此不安。今天又在一起，十分高兴，希望你不要见外。”梁先生对我非常亲切，竭力想打破我的拘谨。“梁先生是前辈学者，论学问可以做我的老师，说到同门，太使我惭愧了。”我还是很局促。“近来有油画新作么？”梁先生岔开了话题，尽量说些使我有兴味的事情。他也很喜欢油画。“有。”“明天带几张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呀！”他的语调很真挚。
第二天，我带来几张山西速写，还有北京中山公园等地的油画写生，当时在场的胡适、徐志摩、蒋百里和侄儿复聪＜璁＞。
胡适对绘画虽然欣赏，但谈不出什么高明的见解。最倾倒的是志摩。他认为拙作有点“玄学”意味，不拘物象，不失物象，色彩浓烈。他喜欢米开朗基罗的雕刻，欣赏“力”的美，而壮阔雄奇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他诗歌有合拍的一面。他的诗和散文不仅仅是空灵，也有气度恢宏的地方，可惜英年早逝，这种风格未得到充分发展。
梁先生看着画说：“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调子十分明快，带有东方画的色彩，是海粟自己的东西！有意思！”志摩也在一旁助兴。
梁先生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仔细地打量。那眼角的皱纹，显得有些老态了。“经得起反复看，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梁先生点头一笑，继续看画了。“光有西画还不能看出全局，隔壁屋里有纸笔，再画张竹子送我好吗？”梁先生越看越兴奋。
那时候，我极少画国画，更不擅长画竹子。但是梁先生出了题目，只好丑媳妇见公婆，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上小枝，枝头撇了两片叶子。“好！”站在一旁的蒋百里先生拍手喝采。“不错！”蒋复聪＜璁＞附和着。现在他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前几年我赴港办展览，他还来看过我。他的孩子在上海，我们都盼望他能回来和亲人团聚，也为祖国统一出力。
我自知笔墨稚嫩，对朋友们的叫好只视为鼓励，付之一笑。
梁先生站起身来，看看竹子，便纵笔题上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1943年，郁达夫兄在南洋对我提起，他和郭沫若在上海受到封建势力的攻击，经济上又很穷闲的时候，也用这六个字来互相慰勉，表达出患难兄弟之间真正的互相理解。
几天后，志摩请朋友们吃饭，除了梁先生以外，还有闻一多、王梦白、姚茫父、胡适。
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畜牲没有入过诗。”“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梁先生真博学。“猪可有人画过吗？”胡适又提出问题。“没有人画猪而出名，但可以画。”梦白先生接着说。“你能画一张么？”志摩也在凑兴。“就用乾隆的成句为题好了。”梁先生喷出一圈圈香烟，微笑着。“好！”梦白很快就画成了。应当承认，猪是很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东西，用美的手段来表现，就要艺术家的本领。梦白所画，墨韵自然，浓处不死，层次分明，这是很难的。
梁先生题了那句诗，茫父也另题了一首，这张作品曾在《晨报》画刊上登载过。
这种聚会，次数很多，有一次我看到当时的青年诗人闻一多在给梁先生画速写像，他的画线条很厚实，奔放中有法度，后来才知道他会刻印，所以下笔不俗。这张像画像很成功，眼睛很传神，圆阔的前额显示出智慧。“好啊！”我大声喝采。“我不是画家，您和王、姚二位先生才是科班出身呢！”闻一多指着梦白、茫父和我，谦逊地笑了。
他知道我和郭沫若、徐志摩都很亲近，叫我也写新诗。我说：“我只爱看，不打算写。”他讲起屈原、李白，直抒己见，有很高的修养。“你也画一张，好嘛！”志摩又出新题目了。“不，梁先生累了。”“不要紧，画吧！”梁先生很有兴致。“刘先生，我画得不好！”一多非常谦和地说：“你快动手吧！”
在大家的怂恿之下，我拿起铅笔勾了一张速写。这张画被志摩拿去，寄到《上海画报》上发表了。
在松树胡同，我还见过梁实秋，他是来看梁先生和志摩的。话不多，语调缓慢。听说他在学术上已有成就，编的词典很见功力。在松树胡同见面的朋友，健在者除上海的孙大雨先生，只有他一人在台湾了。我希望他能回到故乡来，到北京、上海讲学，看看故园风景，大陆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提供给他研究。
梁先生还为我写了一把泥金扇面，内容是陈其年的诗。一次他很恳切地对我说：“明天我回家，你也乘火车一道上天津去小住几天好吗？”
我欣然同意，那把扇子珍藏了几十年，直到“文革”时期才丢失。
志摩等人把我送到车站。这次坐的是头等卧车，两个人一个车厢，可坐可卧，窗明几净，空气新鲜。北方的原野辽阔，没有南方的沃野那样青翠，却更能激起人们对历史的情思。
我们说到了谭嗣同（壮飞），梁先生皱着剑眉，立起徘徊。车轮发出隆隆的响声，我正有点后悔，恨不该触及他的痛心处。他抬起右手，轻轻地拉上窗帘，手并没有放下来，用缓慢的语调说：“戊戌年九月廿一日，康先生已经离京出去，他住的南海会馆被查抄，我对壮飞放心不下，便跑到浏阳会馆去看他，要他立即出走，以避娜＜那＞拉氏的加害。他昂首望天，慨然有赴死之志，说话一片赤枕，闻之使我泪下。大意云：‘吾辈前日欲救皇上，铁错铸成，无法可救；今日复欲救康师，虽已出京，生死未卜，再见无期。忧愤填膺，惟死而已！’谈到天黑才匆匆告别，我没有回到下榻之处，住进了日本使馆的一间密室，次日壮飞提着一箱手稿来看我。我说：‘日本友人希望你东渡避难，徐图后举。’他说：‘任公请携吾文稿去东京，以图将来，吾一死以报圣主。各国变法，皆曾流血，中国不能例外，请从弟殆，唤醒同胞则国事有望焉！’我说：‘君死固重泰山，而株连伯父，长者无辜，于心何安？’对曰：‘昨晚兄去，即仿吾父笔迹作书，叱弟不忠不孝，从此断绝往来。信置于枕下，故意使荣禄鹰犬获得，当不致牵累老父。身后之事已托付大刀王五，平素爱佩之凤矩宝剑，亦赠王君。此公任侠，可以信赖。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乃相抱饮泣，三去三回首，28日，壮飞蒙难……”
谈到惨痛之处，他流下泪来。
我在少年时代看过谭嗣同先生的《仁学》一书，对他非常崇敬。他的献身是否必需，也允许后代讨论，但他为救国救民视死如归的精神，异常悲壮。崇高人格，足以激发当时年轻一代改革社会的激情，所以他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才虎虎有生气。“梁先生在反袁世凯称帝时，知识界对您非常景仰！”我说。“那件事已成过眼云烟。正因壮飞死于袁项城之手，对此奸雄面目，非泛泛之认识，人只要将生死置度外，无话不可说。杨晢子辈为袁贼利用，受其密旨，起草万言书，曰《君宪救国论》，为袁黄袍加身张目，旋即成立‘筹安会’！严几道先生陷身其中，苦不得脱身，他获得文稿后即钞以示予，予思戊戌后诸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民国肇造不易。复观泰西诸国史册，建共和后，改帝制者无一能持久，可谓称帝者必亡。乃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斥‘筹安会’诸公，文方脱稿，有人向袁项城告密。袁惊且惧，嘱晢子送来二十万元银票一张，为吾父祝寿，交换条件为此文不发表，否则将遭不测。戊戌之际，予未殉变法，愧对壮飞。今为四百兆生灵计，岂复营身家之私？乃将银票退回，晢子亦郝然而去。次日，袁指派心腹谓予曰：‘先生曾亡命十余载，此种况味，亦曾饱尝。何必自苦？’予答曰：‘予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乐于此而不愿苟活于污浊之空气中也。’文出，不胫而走，以其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耳。今往矣！”梁先生掏出手帕，擦着眼镜。“那篇力作一问世，先生清名，高于清末！”“为此饱经颠沛流离之苦，讫今思之，历历在目！”任公先生轻叹一声，良久无言。
我请他谈谈流亡情形，他沏上铁观音茶，边饮边叙，绘形绘声，可惜年代久远，已难以详细追述，只能述其大略了。
1915年腊月廿五日，蔡松坡将军按在天津予及蒋方震、戴戡、黄溯初等人决议，准时在昆明宣布独立。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击四川，沿途百姓欣然相迎，一则帝制不得人心，二则护国军纪律森严，所以一举攻克宜宾市。袁贼令曹锟、吴佩孚率部顽抗，次年2月，蔡军暂退大州驿。
予自津门抵沪，多次电请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并派员联络，均无回音。3月下旬，陆派唐绍慧告知，若予去桂，陆即行动。唐即去南京与冯国璋协商，约返沪后联袂南行。此事为《时事新报》专电披露，袁项城下令获予即就地正法，暗杀予者亦赐重赏。亲友悬念，学子不安。经日本领事馆驻沪武官青木中将令部下松井与东京、香港、越南等地谈妥，予于3月4日乘“横槟号”出吴淞口，有唐绍慧、吴贯田＜因＞、黄溯初等七人随行，昼则潜居于锅炉房侧暗室中议事，夜间散步于甲板。天下之至乐，当于至苦中求之。7日至港，密探已潜伏码头，予一人留舱内，处境艰危。时护国军累累受挫，广西行动，关系全局。法国当局又规定，过越南境者需本人去领事馆核对照片，予思自广州经梧州入南宁，而同行不之许，只好偷渡国境。乃与黄溯初易西服，弃行李书笈，携一小皮箱，乘小轮登日本煤船“妙义山丸”，径发白龙湾。
船长以小筏潜送予与溯初登日商横山早在海面相候之游艇，上有女眷，周旋出入，以混过法、越军警耳目。但见白沙如银，怒海拍天，石岛耸于波上，颇似仙都，奇花异草，生平仅见。及诵曹操《观沧海》诗，逡巡一日，至夜8时靠岸，军警已去，方潜至横山宅。
因与陆荣廷约定来迎之日期尚有一周，市内明有军警搜捕，溯初去昆明，予被横山君送至帽溪，山脚小茅屋三椽，蚊蝇横飞，三餐粗粝，夜间一灯如豆，纸又用毕，难以写作，烟亦告罄。念前方将士若干予数十倍，自身不能适应于突变之环境，实为学养不足之明证，乃作书勉儿女辈，人生唯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几日后突患急病，痛苦难言，幸得牧场人以草药相救，愈后于3月27日抵镇南关，袁已于5日前宣布撤消帝制，松坡已胜曹、吴于川南。予通电全国，促袁退位，并密请独立诸省不与袁言和。余去龙州，所经村、镇悬旗结彩，父老迎余十里之外，鼓乐喧天，城中诸事，彻夜处理，又至二处演讲，及至南宁，左江两岸万人空巷，予目不交睫，手口不停38小时矣！4日达南宁，陆荣廷自梧州行营来迎，2日后广东独立，袁项城乃如网中之游鱼焉！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到了天津。
梁先生的寓所很幽静，树木花草，亭园布置别有风味。客厅里朱红色地毯上面铺着两张豹皮，嘴对着嘴。案上陈列着几件石器和青铜器，古拙淡雅，显得宁静。左边一间，是书房，从书架到地上放满了书，弄得走路都很困难。这样堂皇的客厅，我是初见，赠他的油画《西湖南高峰》挂在正中。“梁先生对拙作太偏爱了吧？”“不！本来就不错。”
李夫人出来接待我，她是一位温和贤淑的主妇，身体不太好，灰暗脸上带有病态。两年后便去世了。
饭后，我们作了长谈。
首先我问他：“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
他想了一想，恳切地说：“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当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时间集中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谢谢先生的盛意，我一定把这一番话当做座右铭，努力去做。可惜学力有限，怕将来有负厚望！”我感动地回答。
1922年美专正在白云观办学，他来到上海，在我家便宴时，我请他去讲学，梁先生欣然应允。共讲了三个专题：《美术与人生》、《达·芬奇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论创作精神》。他的讲演气魄很大，词汇丰富，知识渊博，一如他的报章体文章。由于他的《饮冰室文集》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对他的讲学反映很热烈。
在讲学之暇，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给我西湖风景册题了字；二是讲到诗词集句时，他说：前年冬天，内子卧病于医院，我去作陪，她服药之后睡熟了，我没有事做，回忆宋词中的名句，集成多幅对联，内有一联是送给志摩的，全文如下：
临流可奈清癯（吴文英《高阳台》），第四桥边（姜白石《点绛唇》），呼棹过环碧（陈西农《秋霁》）；
此意平生飞动（辛弃疾《清平乐》），海棠花下（洪平斋《眼儿媚》，吹笛到天明（陈简斋《临江仙》）。
这联很符合志摩为人和写诗的风格。下联隐括他伴泰戈尔游西湖，在海棠花下通宵写诗一事，十分自然。可见梁先生功力深厚。
他还为我写过两副对联，现在还有一副保存在家中，另外的一副，毁于10年浩劫。
1925年，我受到孙传芳的迫害，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对我都很关心。我驳斥孙传芳的长文，刊出于《时事新报》。这张报纸的《学灯》副刊由张东荪主持，他也是任公的好友。我和沫若兄都在上面写过一些文章。
在旧社会，我是不懂政治，害怕官场的派系斗争。梁先生的研究系和章行严先生的政学系中，我都有熟人，但从不介入他们的政治活动。友人黄溯初对护法出死入生，颇有功绩，很受梁先生器重。中国信托公司便是由黄先生主持工作的。有段时间，美专经济拮据，梁先生闻知立刻关照溯初送来一张五千元的支票，支持了教学，使师生都很感激。
在康先生门人中，梁先生的学识首屈一指。他中过举后才拜康老为师，老先生对他也很器重，在“百日维新”前后，许多重大决策，都很尊重他的意见。到20年代之后，因为政见不同，师生间发生了冲突。张勋搞复辟，溥仪授康有为弼德院副院长一职，他接受了，并将这个头衔写进了他母亲墓碑。梁先生参加讨张运动，师生便成了水火。康先生当着我骂：“梁贼启超”，有时刺梁为“枭獍”。
我觉得不应该为了张勋复辟这一场闹剧伤害师生关系，便想借梁先生旅沪机会，让两人和好。我决定请他俩同席吃饭，但怕康老先生发火，便托人送去一张请柬。康老虽然没有来，却写了回信，口气缓和下来了：“海粟仁弟，请转卓如仁弟：因事不克赴约。”
我又请黄溯初先生去康老那里斡旋，次日，我陪同梁先生去看康老，晚年师生，和好如初。
不久，康老七十大寿，梁先生用乌丝格红绫写了十六屏祝寿文，对康先生的政治活动、教育思想、学术成就作了全面评论，可称得一篇评传，墨迹载于《晨报画刊》。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
梁先生任过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桃李满天下，他最关心、最爱护的是徐志摩。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号嘉钅分，1915年1月于归，婚后曾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22年3月志摩提出离婚，梁先生曾写长信规劝：“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扑＜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苦＜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这信对于青年一代，很有教育意义。
1925年七夕，志摩与小曼结婚，由于志摩父亲的坚持，胡适之的劝说，梁先生才出席证婚。地点在北京北海，宾客达百余人，梁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后来梁先生写信给儿子思永、思成说：“……我在礼堂演说训词一篇，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梁先生的个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梁先生去世之后，上海的友生很是悲痛，重视学术的张元济先生，召集亲友谈论梁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曾作出编印全集的决议，后来并未完全办到，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先生之墓系梁思成设计，简朴庄严。历经浩劫，也还保存下来了，令人庆幸！
梁先生给我写的信件，已在“文革”中损失，这里仅存的两封信是从残破岫册中找出的。海粟：来书言之慨然。世俗固极陋极，不可以为伍，则惟有斗之斥之，以警其俗而破其陋。海粟豪爽，盍兴乎来共作战矣！讲义收到，今晚阅过，不禁笔痒，一起遂不可止，得三千言，且较原文逾倍矣。我言甚朴，因不愿惟公教之。歆海犹未归，失意事多，可叹；然得意亦尔尔，或不如失意为饶诗意，否则亦无可为比量矣。海粟仁兄惠鉴：奉书敬悉。尊议倡购德国所印文艺复兴各国美术名迹，甚善，甚善！此议君劢前亦曾提过，亟应发起募捐，望公即拟一捐启，弟当列名发起，并一尽微力也。专此敬复即颂台安不尽！
第一笺中开头一段话，指的是孙传芳及其爪牙，借模特儿事件，再次向我发起围攻，梁先生表示了义愤和声援。讲义指的是在他讲学之后，学生笔记不全，希望学校印发记录。梁先生审阅了记录稿，又补充了三千字，可见他教学之认真，对青年们之爱护。
第二笺指的是美专需要增添一些外国名画的复制品，来讲述美史，向国外订购，花费很大，梁先生表示支持，并曾捐款，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上海美专的关心。
1926年初秋，我在上海出版《海粟近作》，他写了题词：“杜工部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不具此胆力及志愿，未足与言创作也。”
海粟之画是真能开拓得出者。比诸有宋词家，后村龙川之亚耶！抑杜老又言：‘老去渐于诗律细。’海粟方盛年，日在孟晋中，它日波澜老成，吾又安测其所至也？
这些话写于五十七年之前，可看出一位学者对后进的勉励和鞭策，现在读到这些话，汗颜之余，更加怀念先生了。（柯文辉执笔）（刘海粟）
怀李叔同先生
距今29年前，我17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出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起，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服。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72岁。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凤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20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了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40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出生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现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17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人大慈山断食17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17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知。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发，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24年。这24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建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继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其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1943年4月，弘一法师圆寂后167日
作于四川五通桥客寓（丰子恺）
敬悼我们的导师
欧阳予傅老院长病故，我们失去一位最可敬爱的导师！“我们”包括着戏剧、戏曲、舞蹈、文学创作各方面的工作者。老院长学识渊博，艺术实践经验又极丰富，的确是我们的导师！他的逝世是文艺界的重大损失！
老院长不但在学识上、经验上是我们的导师，而且在态度上又是那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慈祥如师，温和如友。每逢遇上他老人家，我总觉得如坐春风，不但长许多知识，而且得到鼓舞。不管我的作品如何拙劣，他永不肯把话说绝。他肯批评，而又不忘鼓舞，指出缺点，同时也必说某些地方还有可取。因此，他的批评是热情的帮助。这也就看出，他老人家热爱文艺，也热爱一切文艺工作者，能帮忙必定帮忙，该鼓励就鼓励。自从我认识他，他没有一次使我觉出他老气横秋，或表示我所请教的很幼稚，值不得详尽回答。不，他是有问必答，永远温和谦蔼。他的修养越深，态度也越亲切可人。他不使人害怕，敬而远之。他的言谈、风度真像是温暖的春风，使群花欣欣向荣。
每逢我去看他，或他来看我，都叫我高兴好几天。在他老人家面前，我什么都说，不必顾虑。他老人家随时把别人的兴趣兴作自己的兴趣，不因非己之所好，便不乐意听，不高兴谈。请他看画，他就高兴地看画，而且说出他的意见，与如何欣赏的道理。请他看花，他便高兴地看花，而且过两天就送一盆花来。他的文艺修养是那么深，所以修养变成涵养，使艺术生活变为生活的艺术，喜欢一切美好的，厌恶一切丑恶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