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张瑞敏、李东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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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张瑞敏、李东生试读：

内容提要

郎教授的文章多以实证分析为主，在金融学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他的文章多发表在美国著名财经类学术刊物上。近年来，他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及规范治理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先生，堪称中国企业界的“杰克·韦尔奇”。他领导下的海尔公司从一家亏损147万元的小企业成长为全球营业额达711亿元的跨国公司，被推为全球白色家电制造企业第5名，海尔有18年的时间走过了国内著名企业100多年走过的历程，“海尔——Made in China”已成为当今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一面标杆旗帜。

就是用心去经营，站在顾客立场上，从顾客的心理出发设计、研发、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企业惟有用“心”经营，才能获得顾客发自“心底”的满意。只有感动顾客，企业才能拥有自己的市场，并能长盛不衰。今后的市场是感动消费的市场，今后的时代是感动消费的时代。

第一章　郎咸平

郎咸平：中国企业家最缺系统思维

善于制造风暴的郎咸平教授日前在第五届《人力资本》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与中国企业目前热衷学习的楷模三星为例，一番言论直指中国企业家的最大缺陷。

只要有市场空间就进入：错！

我想谈谈联想。首先我要声明，我讲的虽然是联想的案例，可是它的问题是在座90%以上的公司都有的问题：毛躁、与国际不接轨。

杨元庆同志说，联想要打入全球500强。怎么做呢？由于在2001年誓师大会的时候，当时联想的PC业务遭到很大压力，他们想如何突围，杨的理念就是“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突围的方式就是进入多元化经营的领域，包括互联网、IT业务及手机业务。

他为什么要进入这三个领域？他是这样的思维：按照某研究公司指出，中国互联网用户急速上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信息产业部调低了上网费用，大幅度降低上网成本，所以互联网业务有很大的上涨空间。而IT服务业，从2000年～2007年，我国的IT服务业会从8.4亿美元扩展到270亿美元。手机业务，2001年的中国手机市场普及率只有11.2%，与发达国家30%的普及率相比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按照这三个数字看，进入互联网、IT服务业、手机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的第一流企业家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个行业有空间，所以要进入。但这是15年前的思维了。我们看到，联想多元化之后，不但多元化不成，连原来的主营PC业务都受到了影响。

首先，是IT服务。联想与华凌开发ERP，股价上升，但实际上资本是亏损的。杨元庆说：“IT业务未来可能有好的市场潜力，但目前与公司核心业务在业务规律、发展阶段和管理模式上还有一定差异。”你进入这个领域之前难道不晓得会有这个问题吗？连这点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就敢随便进入？

难道联想真的对IT业务无能为力吗？2003年全国IT业务增长31.5%，而联想是91.8%，明明好于全国，为什么没有做？他讲，2002年IT业务收入要达到1.5亿元，2005年要达到全国的15%，可能吗？IBM花了12年只增加了5倍，你花了4年，想达到15倍，可能吗？

下面看互联网业务。2000年，互联网业务做得最好的是新浪，然后是搜狐、网易。2001年联想突然冒出，2002年领先新浪、搜狐、网易，而2003年，突然决定不做了。

2002年，网易、搜狐、新浪都亏，联想也必然要亏，大家都亏，联想撑不住了，它退出了，退出以后，网易、新浪、搜狐都赚钱了。如果联想不退，按照原有基础发展，它也会赚钱。因为两年亏损，它支撑不住了，也就是毛躁了，这不是杨元庆的问题，而是中国所有企业家的问题，毛毛躁躁进入、毛毛躁躁退出。

再看联想的手机业务，这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和三星做比较。当时手机在中国是11.2%的市场占有率，全世界是30%，中间有18.8%的差距，你认为这18.8%就是你的吗？在这种格局下，你是要创造市场的。你凭什么能取得这18.8%的市场呢？凭什么能赚钱？就凭市场有潜力吗？如果这样那就太容易了。我们企业家最缺失的是最先进的企业管理，如何摆脱毛躁，进入世界一流企业的团队。

单打独斗缺乏系统性的思维：错！

比照一下三星。三星的成功见证了中国企业家的浮躁与失败。

三星的手机依靠设计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不过，三星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这里，外形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我们看到，三星什么都做，从半导体开始做垂直整合，从半导体做到液晶显示器、手机、数位电视，是一个垂直整合的系统工程。而索尼没有半导体，诺基亚只做手提电话，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垂直整合。对于IT行业而言，垂直整合太重要了。我们找了一些数据，发现了很有趣的事情：诺基亚和索尼的DRAM都是向三星买的，也就是说，你向它买动态内存，三星的利润就是你的成本，所以你一定比它贵。

另外，从三星与其他电子企业竞争者相比较，三星的销售成本明显最低，这可归于三星内部市场垂直生产体系的成果，这是其他同业所不具备的。我们的企业家缺的就是系统工程，完全不知道下一代的竞争是靠系统工程整合，完全不是联想们想的那么简单。

同时，我们注意到，三星是个庞大的体系，有很高的内部需求，所以它的半导体很多都是自己买、自己用，达到了50%，而且是逐年上升。这个好处有很多，最大的好处是，内部市场加外部销售，搞了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它必须得大规模生产，这样它就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更早达到规模经济，成本大幅度下降。

销售增长率竟然大于成本的增长率，在全世界企业而言，这是匪夷所思的。三星如何做到的？成本控制有效。如果你想和三星竞争，你的成本要比它高30%～40%，怎么可能成功呢？可是这个成功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成功，绝对不是一个企业家的领导力。

三星手机还有一个特色，创造力、创新极快，所以我在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快的创造，而诺基亚没有？三星手机的零配件是由三家公司做的，三星显示制造半导体，三星康宁制造显示屏幕、显示器面板，三星电机制造调音器、相机镜头，三星SDI制造显示晶片，任何的创新都可以在三星手机上整合，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的保障，当你创造了系统工程以后，一切都在运转，运转到最后，你可以席卷全球，超日赶美。

郎咸平教授，请珍惜你的羽毛！

2004年，香港和内地两栖学者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MBO进行严厉指责，并对青岛海尔和科龙电器提出质疑，最终引爆了学界、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的一场大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可以说郎教授挑起的辩论引发了各界对国有企业改制中不规范操作的关注，并促使当局采取行动制止国有资产的快速流失，是非常及时和有价值的。

随即，郎教授又抛出了关于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解决方案，即职业经理人制度，并在多个场合宣讲这一观点。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对他这一漏洞四出的解决方案鲜有质疑者，也许是惧怕了“郎大炮”的火力吧！郎的职业经理人模式不仅推理过程不合逻辑，而且了无新意，在现有制度模式下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鉴于郎教授目前的“超级话语权”，笔者非常担心政府和公众被其误导，将国有企业改革引入歧途。在WTO开放的时钟滴答作响的今天，确保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比什么都重要。

郎咸平的主要观点

1.反对“国退民进。”理由是：其一，“国退民进”的过程出现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尤以MBO为甚。其二，改制上市后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并不比民营企业逊色。作为论据，他对香港和内地的上市公司进行了样本研究。

2.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其观点甚为简单：成立以专业人士为主的董事会，通过市场机制来聘用和考核经理人。作为佐证，他还列举了青岛啤酒和中旅国际的案例。

郎咸平的推理谬误谬误之一：MBO存在问题，就应该停止产权改革吗？

这属于典型的“因噎废食。”任何一项改革都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二是改革的具体过程是否完善。显然，目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属于第二类，其具体成因包括国家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法律保障以及缺乏透明度和竞争机制。这些具体的问题都是因为事前没有前瞻性的规划所导致的，并不能据此推论产权改革是错误的。

谬误之二：国有企业真的有效率吗？

国有企业效率低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启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郎咸平甚至连这一“共识”也尝试进行颠覆。他和苏伟文的研究指出，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不仅在资产回报率上不逊色于香港的私人企业，而且国有企业每单位资产所创造的市值远超其他公司。于是，他得出结论：国有企业改制后的经营绩效不低于民营企业。不过对这一结论，郎本人也做了很多保留：其一，他承认刘俏与肖耿教授的数据所表明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总体低下的事实；其二，他承认自己的样本选择有问题，因为到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很多属于垄断性企业，盈利能力强。其三，他的结论也只是说国有企业“改制后”效率不差。不言而喻，改制是前提。

其实，郎的“国企不差论”另一问题在于指标的选择。“每单位资产所创造的市值高”能说明什么？我们知道，股价高低取决于很多投机性或预期性因素，一旦投资者出现“非理性狂热”，股价很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偏离基本价值，导致股价泡沫。2000年之前，全球股票市场对网络股的热烈追捧即为明证。事实上，在2000年之前，香港股市出现过对红筹股和国企概念股的投机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香港上市的国企每单位资产创造更大市值亦就不足为奇了。不幸的是，幸福总是短暂的，随后的几年国企概念遭遇寒冬，甚至连“中海油”如此绩效的公司首次上市即告流产。可以想象，如果将研究的时间段调整一下，郎教授恐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此外，郎教授也对内地上市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重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他引用田利辉教授的论文指出，当国有股权比例升至80%以上时，国有企业依然可以创造出接近民企的经营绩效。细心的读者不免会问，什么样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例会如此之高？当然是特大型、垄断型国有企业。退一步讲，即便郎教授和田教授的分析正确，但这不过是一家之言。许小年等（1999）对内地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股对公司业绩呈负面影响。笔者虽不能断言许小年的研究一定比郎教授和田教授的研究来得正确，但显然郎匆匆的结论是大可存疑的。

谬误之三：职业经理人模式可以救国企郎咸平开出职业经理人模式的药方，是因为“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一些案例中运行得挺好。这种由个案推及一般的逻辑本身就是荒谬的。正如从安然公司破产无法得出美国的上市公司都要破产一样明了。

即便郎教授对青岛啤酒模式的论证也是破绽百出。郎教授的论点是：在金志国于2001年上任之前，青岛啤酒做得很差；金志国上任后通过内部改革、做强做大，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绩效。对这一事实，笔者完全赞同，但如果将此归功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威力，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其一，金志国不是职业经理人，他在青岛啤酒30多年，从基层做起，在接任之前已升至北方事业部总经理，而且战功显赫，在原任总经理意外去世的情况下被擢升，“一心不事二主”的金志国怎能成了职业经理人？最近从用友软件出走的何经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其二，彭作义和金志国同样是被董事会任命，同样是在“地方政府指指点点下”进行的，为何后者就成了职业经理人？其三，即便假设金志国是职业经理人，而彭作义不是，公司经营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制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职业经理人完全也可能犯和彭作义同样的错误。IBM在郭士纳上市之前岌岌可危，郭士纳力挽乾坤，重塑IBM辉煌，难道能说IBM在郭士纳之前就没有采用职业经理人模式吗？其四，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面对青岛啤酒当时危殆的局面，换了其他人也会尽心尽力，提升青岛啤酒业绩。笔者丝毫没有贬低金志国的成就，但是绝不能将此归于制度的魔力，何况笔者也看不出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后，再以小人之心度之，你怎么保证金志国就是成功的呢？上任三年就做如此断言，未免过于仓促。笔者只想提醒一下郎教授，褚时健辉煌的时间要长得多：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通过努力经营，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烟草帝国，18年间的平均增速高达44%，算不算成功？为何摔到在最后一公里？制度的谬误造成的悲剧已经太多，郎教授的确应该多了解一下中国内地的实情。

国有企业改革路在何方？

现代产权理论和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存在内在的体制弊端，虽然不排除个别国企的成功（如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和短期内一批国企的成功，但从长期来看，国有企业是难以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存的。在笔者看来，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非偶然的成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具有明确的可行使权力的人格化股东，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正是其命门所在。“全民所有”在实际运行中等于“人人没有”，结果必然是无人负责，内部人控制、资产流失也就不足为奇了。（2）对上市公司而言，还需要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股东必须有足够的方法来控制或撤换管理层。诚然，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必须的，但股东必须事先假定经理人存在道德风险，加以防范，否则“好人”也可能在诱惑面前变成“坏人。”经理人的选择是公司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3）优秀的内部管理。这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范畴，包括公司战略、营销、人力资源、财务、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基业长青》一书阐释的正是这一点。前两点是基础，是根本制度，脱离了它们，第三点也无从谈起。

一旦缺失合理的制度，成功只能属于偶然，只能祈祷企业能有一个拥有“崇高觉悟和道德情操”的领导人，而且他还很幸运地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感悟为什么褚时健说“企业家拥有企业的股份并不是坏事”，你就不能不佩服华为技术任正非创业时与国有资金划清界限的远见，你就不能不多少有一点同情张瑞敏“冒天下之大不韪”精心设计海尔曲线MBO.那么，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为何效果不尽人意？这也可以由前述企业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获得解释。首先，尽管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后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但国有股仍处于控制性地位，一股独大的格局使得改制的意义丧失，因为其他股东难以获得话语权。其次，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仍非常不健全，治理结构的健全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有赖于法制的健全、经理人市场的完善和股权结构的优化，在与经理人的动态博弈中不断改进。最后，证券市场监管的低效率。在一个犯罪成本只有所得收益几万分之一的市场上，欺骗股东是最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你怎能期望经理人兢兢业业呢？正因为这种不彻底的改制和负面的制度环境，上市沦为圈钱亦就不难想象了。

笔者完全同意郎教授所说“政府行政命令应该首先退出市场。”其实，这句话已是老生常谈了。政府为什么就退不出来呢？根源仍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的迟缓。笔者赞同健全郎教授提出的激励机制和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重要性，但理论和事实表明，脱离了合理的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仅靠职业经理人制度是难以让国有企业脱困的。郎教授所鼓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不是创新，而是公司治理的一个基本环节。

在竞争性行业逐步实现“国退民进”是中央既定决策，也是国有企业改革、防止冰棍不断缩小的宏图大道，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我们不仅不能倒退，反而应该加快步伐，因为WTO留给我们的时间无多。我们反对猖獗瓜分国有资产的MBO，但绝不能因此而在产权改革的道路上知难而退。我们需要的是意志和智慧，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方法，以公开、透明、竞争的方式实现竞争性行业的“国退民进”！

作为享誉国际的公司治理专家，郎教授应该对产权理论和公司治理有深刻的洞察力。那么他为何还要提出国有企业应停止产权改革，靠职业经理人模式求发展的药方呢？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言：为了出名和挣更多的钱。

郎咸平教授，请珍惜你的羽毛！

郎咸平：2004年说大实话的经济学家

纵览2004年这一整年，从“2005年是基金淘汰年”到“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郎咸平的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实话”在国内经济界和新闻界掀起了一场“国资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2004年年初，基金销售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就说过‘2005年将会是基金淘汰年’，结果被这些证券业人士骂了个半死。可是你看，现在基金业的萧条景象不就是印证了我的话了吗？”对于自己这一大实话得到了事实的验证，郎咸平显得颇为自得。

然而很多经济学界人士认为，郎咸平的这些“大实话”通常都是在某种经济现象为社会所看好的时候提出的反对声。“这些大实话似乎不是在提出质疑，更像是在哗众取宠。”一位经济界人士如是评论。“我在沃顿商学院所学到的一种全新的研究学问的思维方式——逆向思维。”这是郎咸平在“众人皆醉”时保持“独醒”、并“哗众取宠”地扔出自己“大实话”时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国内很多学者总喜欢人云亦云，在考虑一个问题时，不知道还有这种反向思维的方式。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在提人民币有升值压力，导致各种热钱涌入中国博人民币升值。那么，为什么人民币就一定要升值呢？怎么能够打消这些热钱的投资热情呢？我们何不让人民币贬值呢？这样一来不是就能把这些热钱击退了吗？国内的一些学者在讨论人民币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老被这个‘升值’的思维模式框得那么死呢？”郎咸平非常风趣地解释了他的“逆向思维法”。

不可否认，郎咸平的这些“大实话”让2004年的经济学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并且引发了大批知名经济学家就“国资改革”、MBO等话题展开了一番大辩论。我们姑且不论辩论中的对错是非，只想提醒一点：需要国内诸多经济学家思考的是，为何郎咸平所做的研究能够得出“大实话”式的结论？为何郎咸平的“大实话”能够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除了他所独有的“逆向思维”方式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其他经济学家值得借鉴的地方吗？“我做的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用我自己的钱。”这句话道出了郎咸平能说实话、敢说实话的根源。利之所驱，资本意志决定了经济学家到底为谁代言。归根究底，“大实话”只能由经济学家的治学独立性来支撑。

郎咸平：我的意见不能成为主流是国家悲哀

一个家庭不和睦，初中以来经常大部分科目不及格，个头又小，总被“修理”，时常担心会被留级，自卑心极重的台湾放牛班少年；班上不是太保就是流氓，为了对抗那些欺负他的高年级同学，跑去拜了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从此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得此绰号。

后来郎咸平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其实我十八岁之前一直渴望有个女朋友，渴望被爱，但是没有女孩能看得上我。”大部分人都喜欢回到童年，然而他说：“永远不要回到童年，我现在还会做恶梦梦到童年。”他说他一直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孩子，绝望，焦虑，自卑，偶尔隔壁班一位学习特好的同学找他借水彩，他会激动地跟人家握手。

不快乐的少年后来勉强考进了一所末流大学，大一快结束时突然发力，一跃成为明星学生，之后居然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再之后就是当记者，服兵役和结婚。1983年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1990年代回国，因为成功预言德隆的倒台和大胆抨击TCL、海尔、柯林格尔等一系列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成为“中小股民的代言人”，中国经济学“教父”。

清晨八点约好的采访，郎咸平的电话七点四十五分就打过来了：“我是郎教授，先叫你起床，十五分钟车子就到楼下，不能停车。”非常强硬的口气，叫人无法反抗他的意志。车是蓝色大奔，前窗视野里孤零零站立着一只小小的镀金孔雀，据说是从一个风水大师那里求来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问：“我是不是很迷信？”

在开往香港中文大学的途中，郎咸平不止一次地因为回答问题而激动，他的车子开得很快，左弯右转，实在有点险。他的狷狂是出名的，国内许多经济学家都不在他眼内：“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大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他是宁可活在当下的。尽管每天要承受的压力都很大——要面对无数的论战，攻击或者支持，一个人躲在香港中文大学225号堆满杂物的小办公室里，品尝着悲哀，期待着变局，观察着网络上又滚动出340名网友发表支持他观点的文章，继续担忧着明天可能发生的一切——或者又被国内经济学者骂得狗血淋头，或者干脆没有回应：“我遇到的事情大部分是坏事。”郎咸平苦笑着，表情澹然地喝一口咖啡。他的背后是四张贴在墙上的，曾刊于美国金融学期刊的明星论文（ALLSTARPAPER）证书，其中有两篇入选了全世界最重要的28篇公司治理论文。

郎咸平说他从来没有朋友，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定居在美国，不上网也不看报纸，彼此见一面都算稀罕，更没有人清楚他一个人在国内干什么，就是说了也无法想象。他习惯了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讲完课夹起皮包就走，累了烦了也一个人闷在小小的办公室里（尽管他去年在尖沙嘴按揭买了价值700万的新房子），没有娱乐，没有绯闻，没有任何别人发出的声音，会唱的歌仅限于两首——《天意》和《无言的结局》。郎咸平对付压力的主要办法，就是睡觉，一次睡六七个小时，接连睡上两天。“一切都是天注定的，否则一个放牛班的孩子怎能走到今天？”他有意无意地重复这句话。

到底谁是公牛，谁打烂了瓷器？

人物周刊：有人评论你的行为是“公牛闯进瓷器店，有人为公牛的勇猛而喝采，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因为最终瓷器是由社会来买单的”，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郎咸平：啊？哈哈哈！你从哪里听到的？（一边听一边笑）好，好，好，这些人讲话真的好可恶！我只是不想让瓷器再糟蹋在他们手上而已，我其实是把瓷器完整地交给了国家。不过瓷器在他们心目中确实是被损毁了，因为他们再也拿不到了。实际上土地、资产是不会碎的，他们把属于私人的所有权比作瓷器，瓷器被打碎了就拿不走，而把真正的资产最后交还给全体人民，这才是我这次出击的目标。

人物周刊：综合对你的批评意见，有观点驳斥你说“民进国退，是私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或者国有企业领导勾结一起侵吞国家财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有人认为“民进国退”在当代中国是合理的，且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最大威胁在于政府侵害私人产权，侵吞私有财产。

郎咸平：这就是张维迎他们的观点。他这样讲话就是导果为因，逻辑简直有问题。你想想看，我又不是共产党的发言人，根本没有必要为它讲话，现在红帽子企业存在，侵害私人产权这个问题确实也有，但请你不要转换我的话题——因为我今天要谈的是：属于国家、属于老百姓的国有资产现在正在最后一次地被瓜分掉！——我谈的是这个问题。他们现在使用的是两种方式，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第二，制定价格的特权。

财产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老百姓的。做决策的是谁？是买方和卖方，买卖应该是他们两个互相做决定。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妈妈有栋房子价值100万，结果我来说：“好了，房子卖给我了，给你5万。”结果国有资产原本价值100万的，通过我们两个5万就卖掉了，但房子原本是属于你妈妈的哎！正是因为我们两个的这种交易，既不公开，也不透明，同时还没有竞价所致。

作为民营企业家而言，他同时也是商人，当然愿意花最少的钱，价值100万的房子5万就买回来，再给你5万的贿赂，刚好嘛。民企的这种做法，是当然可以理解的，这是商人逐利的必然结果；但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结果肯定是十几万亿的资产，最后就被一两万亿给卖掉了。你知不知道这个结果会相当危险呢？

把资产用最贱价的方法转给私人资本家，而且是在全国老百姓眼睁睁看着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利用法律缺位的合法性，自己制定价格，在贱价的情况下把国有资产转价给私人资本家，绝对不是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果大家不知道，网民的反应也不会如此激烈了。

这个问题严重之处在于：如果说“国退民进”真的彻底成功的话，老百姓眼睁睁地看着你在他们眼皮底下转移属于他们的国有资产，会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安，甚至社会动乱。所以今天必须得唤起全民意识，阻止最后一场在这“国退民进”盛宴上狂欢的资本家。

你知道吗？现在国内严重的两级分化，处于中层的国资局、国营企业、民营企业，还包括许多经济学家，都是拼死来反对我，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而下层的包括股民、网民，大家都支持我，这是很危险的社会分化啊！我们怎么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到底是谁打破了瓷器店？谁是公牛？到最后会发现是他们而不是我，你打破的是全国老百姓对于国家民族的信心，你所揭开来的是一场动荡的开始。

学者、学界与企业共谋的结果人物周刊：就你刚才所提到的法律缺位下的合法，似乎已经成为建立健全法规范畴的另外一个问题。

郎咸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国情和英国美国不一样。英美在判案的时候，会以社会公共意见为判断标准，就是说你的行为不能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比如说你杀了人，陪审团如果认为你杀得对杀得好，那人太可恶，那你就没罪。但中国是不一样的，你杀任何人都是不对的，你都要偿命。因此我们这边不是以公序良俗来作为判案的标准，而是以绝对的法条。法条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逾越规定的，即是合法的。

他们最喜欢讲中国特色，动不动就说我不了解中国国情，我是最了解中国国情的！现在的问题是只要完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行动，所有的公司法里都没有记载，因此全部都是合法的。我们法律没有规定做的，他都可以做；可如果真的是合法的话，老百姓不会这么气愤的——你合的是什么法？合的是法律缺位下的法；你损害的是什么？是社会公序良俗！要在英美法制下的话，你们都是有罪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在那里洋洋得意、沾沾自喜，社会的公益自然会来判断你这个人。

张维迎说网上若有30%的人支持他都会很高兴，后来他发现大概只有5%吧。

人物周刊：你经常攻击有些经济学家拍脑袋，而他们还觉得你拍得更多些。

郎咸平：中国多的是这样不做研究，光拍脑袋的人，改革开放难道是靠拍脑袋拍出来的？为什么财经改革会这样改？为什么全体缺位？还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吗？张维迎讲“所有人缺位”，国家不是所有人吗？那为什么会缺位呢？还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新加坡23%的股权是国家控股的，瑞士14%的股权是国家控股的，难道就说瑞士那么蠢吗，14%的人缺位？真是笑死人了。国有控股就是股东，打着所有人缺位的旗号就是为了国企老总明目张胆地当所有人，这一切都是学者、学界与企业共谋的结果。这就是我的推论。

人物周刊：可有观点认为某些国企老总最终是由于盘活了国资而建立了财富，你这是煽动仇富心理。

郎咸平：（迟疑片刻）我反问你一句：“你干吗这么努力跑来采访我？写那么多用功的题目，让我觉得你的题目写得很好，接受你的采访。可是这周刊又不是你的，你们单位会为此给你股份吗？”

人物周刊：这是职业道德。

郎咸平：对。那么那些国企老板有没有点职业道德啊？我给你这个摊子，你盘活它是应该的，结果盘活了就变成自己的！那些国企老板和你一样，做好是应该的，因为这是雇用人给他的信托责任，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信托责任在哪里！盘活有什么好神气的？褚时健，你有什么资格贪污啊？企业凭你个人功劳吗？我呸！要不是国家不准民营企业做烟草，你以为你会活得那么风光吗？切。如果民营企业可以做烟草，红塔还能这么风光吗？另外，还有海尔，要不是国家对你政策偏袒，以及无底洞的贷款资源，你能做得好吗？不要把自己看得太神气了。我告诉你，中国起码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能当这批人。

我再问一句话，你们哪一个国企老板认为自己能比韦尔奇伟大的？你们举手。没有一个敢举手的。韦尔奇做了20年的保姆，每年拿1000万美金的薪水，从来就没有当过股东，他的股权是通过激励机制按市价买回来的，仅此而已。就连韦尔奇这么伟大，都当不了大股东哎，通用不是他的。他把通用从10块钱搞到84块钱/股（最高位），赚了那么多倍的钱，然后下台了。最后通用是谁的？还是中小股民的。因为当初这个机会是中小股民给你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同样，国企老总，哪一个机会不是国家给你的？如果不在1985年给你张瑞敏青岛海尔冰箱总厂，你将会干什么知道吗？你将会在贸易公司退休。现在国家给了你机会，你做不好反而是应该的，做得好倒变成自己的了，你们这些家伙有没有一点良心哎！跟韦尔奇相比，你们不感觉惭愧吗？这点小功劳，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切。我告诉你，民营企业如果都像海尔一样享有这些资源，都能做得像海尔一样。家电嘛，有什么难做，又不是做集成电路、人造卫星，告诉你，我都会去做。（越说越激动）我们神话了他了。

改革是需要的，因为国企效率不高，大方向当然是对的，这我没有否定。但你们不能改着改着把产权给改掉了，变成民营企业了，这是不可以的。政府可以退出市场，国企不能退出，国有股不能退出。应该怎样改革呢？在国有股的架构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像韦尔奇这样的人，不一定非要是国家干部，可以是民营企业家，干得好了给你1000万美金，干得不好了就滚。

只获得网友的支持是件很悲哀的事人物周刊：你不觉得只获得网友的支持是件很悲哀的事情？

郎咸平：（沉默很久）是啊，他们其实代表的是虚拟的声音。我的意见我相信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见，那真是国家民族的悲哀。

郎咸平：是学者还是公牛？

拥有香港中文大学、长江商学院双重教授身份的郎咸平先生，近期因不断抨击海尔、格林柯尔等著名企业而成为舆论的焦点。在郎先生的种种言论中，有三个观点最惊世骇俗：一是他强调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他的论点都经过严密推理，而反对他观点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二是反复强调自己一片公心，“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而那些反对自己的学者，则是“不独立的学者”、“拍脑袋的学者”；三是“目前（中国）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发生了“思想上的错误”，强烈建议“应立即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郎先生的激进言论，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本已按部就班进行的“国退民进”改革遭遇意想不到的寒流，一时间竟博得无数人的喝彩。为证明自己高瞻远瞩，郎先生还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如果两年前股民肯听他的话，就不会被套牢。”“我的意见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口气之自信之肯定，整个中国经济学界无出其右。

但令郎先生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观点最近遭到了吴敬琏、张维迎、汪康懋等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的否定或反驳，不过，一向极为自信的他对此嗤之以鼻，并一再称内地一些经济学家“没有研究”，纯粹是“拍脑袋的学者”。

郎先生是否果真如他所说：他的论点都经得起严密推理，他一向“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国家“应立即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撇开其前些年的言论不谈，仅就其最近一年多来的言行看，这位批评别人“拍脑袋”、“不独立”的教授，似乎并未像其宣称的那样他的观点都言之确凿，相反地，对同一个问题，随时间、地点的变化，常常有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见解。

大家最熟悉的是，郎先生8月初在复旦大学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国退民进”中炮制了一个“民企神话”，以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巧取豪夺”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四家公司。然而，在顾以“诽谤罪”将其告上香港高等法院后没几天，郎先生所指导的一帮人在南方都市报撰文竟称：顾雏军以9亿多元人民币，掌控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响当当的企业，资产总值共计136亿。

一向强调以数据说话的郎先生，突然间将顾的收购资金从“3亿多元”提高到“9亿多元人民币”，不知道前次是信口开河，还是为在与顾对簿公堂时多一些胜算而被迫改口。

不仅如此，在论证“国有资产不应该退出”、“好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等观点时，郎先生以自己所做的数据说：“我发现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跟香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每单位资产创造市场价值国有企业是1.113倍，民营企业是0.97倍，所以以这个数字来看国有企业比较好。”但翻开郎先生5个月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的数据却让他自打耳光：“不论以基准利润率而言，或以披露利润率而言，经营绩效最好的就是私营企业，其基准利润率高达12.7%，而披露利润率……也有3%……国营企业的经营绩效是最差的，其基准利润率只有0.71%，而其披露利润率只有-1.39%的水平。这个数据说明了国退民进的正当性。”

郎先生如此处理数据的方式和态度，怎么也难让人将他与那个媒体宣扬的以重数据研究、治学严谨著称的郎教授联系在一起。的确，郎先生做到了如他所宣称的“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但郎先生所用的数据前后却往往颠三倒四，令较真的人无所适从、莫衷一是。

强调严密推理的郎先生，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常一波三折、一变再变。比如郎先生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指责顾雏军通过“七板斧”炮制“民企神话”，强烈建议停止目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但其后不久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却说：“我从没说过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革。”仅过两天，郎先生出席“中美商业领袖论坛”时又改了口：“公开拍卖公正合理地转让国有资产当然很好，但以中国目前的法治环境，有可能做到吗？既然做不到，就应该暂时停止。”

郎先生高调宣扬自己“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乃至于“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并主张“政府有关单位一定要立法禁止企业家的各种灰色行为。”不过，仅仅大半年以前，辽宁省政府对华晨集团前董事长仰融以涉嫌侵占国有资产之罪而正式通缉、批捕时，郎先生却受他委托出任调解人，声称“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力主双方“私了”。期间，郎咸平在国内媒体发表了多篇文章，一再强调：解决所谓民营企业的“原罪”，即民营企业以各种灰色手段利用国家资源包括国有资产的问题，不宜通过法律手段，而应当双方妥协解决。

郎先生批判反对自己的学者是“不独立的学者”、“被我批判的企业所用”，令人不解的是，他对德隆进行批判一夜成名后，他却就任公司负责人是与唐万里同为某农业委员会理事的第一龙浩独立董事。又曾为春都老总赵海均写书序，后来发现风头不对，便说：“刚开始就是不懂嘛，避嫌也是要通过学习的。现在不写书序，不当独立董事，不当顾问，反正什么都不做。”

对同一问题，因由自己利益沾边给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答案，郎先生称得上一心为公、学术尊严不容侵犯的学者吗？配称无数人推崇备至的“郎监管”吗？真有一些媒体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吗？如果善良而善意的人们知道他们所爱戴的郎教授是如此阳奉阴违，真不知大家会作何感想？

另外，郎先生做学问的方法也值得商榷。比如，郎先生用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表现优于民企来证明国企好于民企，但是，他所选取的样本明显是在“做数据”：一是样本太少，仅限于优劣对比明显的企业；二是取数的时间太短，因此，郎先生所得出的“国企比民企还好”、“应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的结论难以站得住脚。事实上，对于中国国企效率、国企改革问题，稍有常识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更别说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研究机构专门就此研究的专家、学者，郎先生作为“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或许真是他独有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或许是为表露惊世之才，赢得冠盖满京华。

郎先生是不是真学问家，笔者不敢妄自评论，但综观近期言行，其做学问的态度绝非像他自己所称的那般严谨，也绝非像他自己所说的是完全出于一片公心。郎先生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我根本就不稀罕经济学家对我的肯定，我真正稀罕的是民众和企业家对我的肯定”，“我要当财经界的谢霆锋”。

赵晓博士最近在一篇反驳郎先生观点的文章中指出：“当公牛闯入瓷器店，许多人为牛的勇猛而喝彩，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最终是由社会来买单的。”郎先生特立独行短时间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但离学者的本色渐行渐远。

郎先生是学者还是公牛，不用我们回答，时间很快会给出答案。

郎咸平我会让你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真是老天有眼。

我摆弄了十几年的经济学，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出头之日了。记得有一次我满腔热情的去找一位国内的知名学者，希望他提携我，没想到我给他的东西他看都不看。我给张五常写过N次信，也不肯提携我。杨小凯算是看得起我的，但毕竟我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已。

于是我觉得，我的经济学理论被人承认，很可能是20年以后的事情。

没想到郎咸平出现了。

我心头一阵狂喜，那种感觉，就象猎人看到了兔子的出现，乖乖，你终于来了！

2004年9月2日，《南方都市报》和《东方瞭望周刊》，同时发表采访郎咸平的文章，表达了郎教授对于当前国企改革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可以归纳四点：1、民营企业譬如TCL、海尔、格林柯尔在侵吞国有资产。2、当前国企改革中的“MBO”（管理层收购），践踏了平民利益，是“一种可恶的盗窃行为”。3、“私卖国有企业”像俄罗斯一样造就了经济寡头，必然将中国引向菲律宾式的社会。4、民营企业具有掠夺性，对国企改革民营化的方向应该予以否定。

在南方都市报《郎咸平：不会留情面不要对民企抱有幻想》的文章中，郎教授更是意得志满地对公众说，“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改革方向。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感，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

——很好！非常好！

那么下面我把郎教授的四个结论展开来说，然后大家会知道，“郎教授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也不是个伟大的思想家。这一次他一定不会成功，如果他失败的话，那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失败，而不是国家的失败。”

一、TCL、海尔、格林柯尔在侵吞谁的资产？

据东方瞭望周刊题为《追问郎咸平你要为民企指明什么道路》的文章（以下简称《追问》）说，郎咸平“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指责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席卷国家财富”。

郎教授的话似乎掷地有声：“这个资产是谁的？是你跟我的，是我们大众的。两个单位在我们不知情情况下自己定价格，就卖掉了，而且卖掉的是属于老百姓的资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法律的问题来解决双方包括国有企业跟购买者之间的自我定价。”（见《追问》）

真是这样的吗？TCL、海尔、格林柯尔的资产，真的“是你跟我的，是我们大众的”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郎教授都可以说TCL、海尔、格林柯尔的资产是你的，那么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又为什么不能说这些资产是他的呢？

财产权是非常神圣的，谁的媳妇上谁的床，不能乱来，否则就会打架。你说这个财产是你的，要有证据，还得有法律依据。

当然，郎教授的本意，认为TCL、海尔、格林柯尔的这些资产，是属于“国家”的。只不过他认为，“国家的”就应该是他的。他说，“我们以前以为生产资料属于国有，就是国家的，但是这是错的，是属于你的，属于你和我的财富。如果这些生产资料赚了钱，我们国库充裕了，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交税了，可以给我们修路建桥。”（见南方都市报姜英爽文《郎咸平：不会留情面不要对民企抱有幻想》，以下简称《幻想》）

那么就算在TCL、海尔、格林柯尔所创造的财富中，有“国家”的一份，那么同时，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也应该有份。不能说，赚了钱都是李东生一个人的，也不能说赚了钱全部是“国家”的，李东生一个子都得不到。那么对这些财富如何分配，特别是对新增的财富如何分配，应该有一个合理、合法、经各方认可的契约、协商过程。

那么郎教授认为，在这个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国家”吃亏了，李东生、张瑞敏他们占了便宜。

那么我想告诉郎教授，您错了。

有句俗语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谁付出，谁得到回报，没有付出就不应该有回报，即所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是自然法则，如果您不怀疑的话，我们现在先不去证明它。

那么我们再来按这条法则思考一下，李东生应该得到什么，张瑞敏、顾雏军应该得到什么？而“国家”又应该得到什么？显然，这要看他们各自付出了什么。

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付出了战略、领导力；“海尔职工持股会”付出了创造性劳动；而“国家”，则是付出了“初投资”（如果三位接手的时候，企业净资产不是负值的话）。

那么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应该得到企业的股份，所谓“李东生占5.59%的股权，身价达到6.1亿多元”理所当然，谁剥夺他们的这份权益，谁就违背了“谁付出，谁收益”的自然法则，并最终损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大锅饭导致生产力萎缩，就是一个明证。

同样，“海尔职工持股会”也应该分配到一个合适的股权，这符合自然法则，也合法、合理。

问题是，“国家”该得到多少“初投资”（资本）回报？这是问题的焦点。

还是那句话，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本有回报，同样是要承担风险的。不存在有一种资本，可以一劳永逸的收益。——如果这样的投资方式存在，那么人们只需要把它扩大足够大的倍数，人们就永远不需要劳动了。

既然如此，那么“国家”能不能承担风险？又能承担多大的风险呢？

这就涉及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人格化”的问题。“资本”的本身是一张纸，根本没有思想，也不可能承担风险，只有资本人格化以后，“控制资本的人”才能承担风险并获得收益。

——于是我们得到了需要的结论，就是“国有”资本，应该人格化，否则国有资本就失去了承担风险的能力，只能面临被瓜分、挥霍、流失的命运。

那么，让国资公司来决定国有资产的投资，这不也是一种“人格化”？不也可以承担风险吗？

否！国资公司管理国有资产，其负责人只承担一种行政责任，而不是资本责任，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等同于他们的实际利益，这不是一种完善的、彻底的“资本人格化”。国有制的效率低下正在于此，就是国有股的人格模糊，导致了国有资本的智慧低下甚至瘫痪，无法履行追逐利润、配置资源的功能。

所以我支持李东生、张瑞敏和顾雏军，如果他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花钱购买国有资产，让“国有”资本退出市场，只会使得资本的人格力量进一步加强，从而增强资本追逐利润、服务社会的能力。

那“资本人格化”的过程是不是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否！既然“国家”没有足够多的人格化的智慧来管理这些资产，那么把它转卖给有能力管理它的人，这恰恰是“国有资产的保全”。也许在转让的过程中，卖得稍微便宜了一点，似乎“吃亏”，但这仅仅是存量财富，是小钱，国企盘活了，税收增长，是国家永续的财源，那才是大钱。

那么话说白了，如果保留国有股，让政府部门花大量的精力去从事盈利性行业，与民争利斤斤计较赚两个小钱，这不是政府的正当收入。

那政府的“正当收入”又是什么呢？

想想政府你应该付出什么，你就应该得到什么。政府应该付出的，就是给公众服务，而不应该参与具体的企业营利活动。那么显然，政府应该得到的，也不是什么“资本回报”，而应该是与“具体企业营利活动”无关的“税收”。

国有资本的退出，使得企业搞活了，税源增长，政府的收入能够获得长期的、不需要操心的稳固增长，我们怎么能说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呢？

前不久去世的里根总统受到全世界人们的普遍尊敬，就是因为他推行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为美国经济奠定了一个健康的基础。大家还应该记得里根时期的“拉弗曲线”，就是大规模的减税，让利于民，然后民间经济发展，使得税基增长，最终使得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达到比减税前更高的水平。事实证明里根的政策是成功的，虽然在他的任内创下了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赤字，但这种“藏富于民”的战略直接导致了克林顿时期连续109个月的经济增长，不仅摆平了财政赤字，还使美国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03年9月26日，在“中国企业文化年会——长沙远大行”的一场论坛上，北京大学的张维迎、万科集团的王石、慧聪国际的郭凡生以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忠明博士等人，都发表了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看法，这场论坛是我给他们做的记录，我记得王忠明博士所说过的一段话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将近25年的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一直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改革措施此起彼伏，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也唤起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的改革激情，但最终是倦鸟归林，望洋兴叹……今天的国企改革，进入到了一个你绕不开产权改革的现状，我们二十多年始终都想绕开产权改革，放权让利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想绕开产权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绕不开它，徒劳的努力只是加大了改革的成本……我认为，国企的产权清晰，要从原来的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所谓的‘产权清晰’，逐步变成归属于自然人的产权清晰。”

二、MBO是“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办法”吗？

郎咸平认为，“MBO（管理层收购）”不能称之为“改革”，而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我们做过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了。什么叫MBO，美国没有法人股，不想当上市公司了，10块钱卖出去的股票，12块我买回来，这有什么不对的？股东得益了，可以嘛！我们不是呀！我们是职业经理人，借了国家银行的钱，把国家股用最贱的价格买回来，归他自己所有，这不是MBO，他哪有资格买？我们的股东有让股民受益吗？谁受益了？国家亏了，上市公司股民亏了，你自己赚了！”（见南方都市报《幻想》）“中国根本没有正确地认识MBO（管理层收购）的本质。真正意义上的MBO应该是收购在外的股份，即Management Buy Out（MBO），现在我们变成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成了MBI（Management BuyIn）了，而且还自己制定价格。简单地讲，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

郎教授还指出了“MBO”的四个弊端：

1.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家股转让价格只是略高于或等干净资产，很多时候低干净资产。

2.奖励有意做亏企业者和腐败行为。企业经营越好，收购者所付的代价越大，不如将企业做亏然后低价收购。另外收购价格上存在腐败的可能性。

3.导致管理层新的“一股独大”。管理层变成大股东之后，由于大股东和内部人的利益趋于一致，内部人控制有可能愈演愈烈，其侵害小股东的动机和条件将更加直接。

4.成为外资进入国企的暗道。外资企业全面介入中国国有企业后，很容易实现对中国民族企业的“控股、控技术、控品牌”的垄断战略。（见东方瞭望周刊《追问》）

郎教授在这些话里面用到了“可恶”、“盗窃”、“掠夺”等等词汇，这些词汇站不站得住脚姑且不提，不过郎教授在这些话的逻辑中，表现出了对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惊人的无知。在我看来，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居然聘用这样的人做教授，真会让人耻笑。

这恐怕不会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去问一下韩志国就知道，国有股的存在如何扭曲了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如何扭曲了股价信号、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他曾经说得非常清楚。

国有股如何转让，高价还是低价，公开还是不公开，这些属于技术问题。只要有交易行为存在，就会有价格高低问题，就会存在着腐败的可能性；如果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外资也同样可以享受产权交易中的国民待遇。所以郎教授所提的“MBO”的第一、二、四个弊端，不是原则问题。如果“MBO”确实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国有资产流失”、“腐败行为”、“外资安全”等问题就不能成为否定“MBO”的理由，而只是需要我们去避免的陷阱。

现在我们来回答郎教授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就是“MBO”有没有必要，“MBO”和“MBI”、以及“管理层新的一股独大”的问题。

什么是“MBO”？就是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小股东“用脚投票”，抛出手中的股票，让公司的管理者收购。“MBO”有它的背景，而不是郎教授突发奇想“不想当上市公司了”。

问题是，公司的管理者为什么要自己掏钱要收购你小股东的股票呢？他不收购你又不能勉强他。

要么是有苦衷、有痛脚被人揪住，要么就是有利可图。那么这就涉及到资本市场的规则。

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有两条规则，第一条是“用手投票”，第二条是“用脚投票”，这两条规则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干”或者“不干了”。和任何一项投资或者决策一样，它是人们判断是非、趋利避害不可缺少的手段。

详细说来，那么“用手投票”，就是谁的股份多谁进董事会，——显然，在一般情况下，公司的管理层会拥有大多数股份。如果公司经营得好，管理层会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如果经营失误，管理层会成为最直接的赔钱者。

譬如盖茨拥有微软400亿美元的股份（假定是40美元一股），若他经营得法，股价上涨一番，盖茨的财富就直接翻到800亿美元；如果经营失误，股价跌一半，盖茨的财富就缩水成了200亿美元。

那么股价的升跌是靠什么来实现的呢？当然是靠人，靠众多的小股东。当你盖茨经营得法，在你的名分下赚了200亿美元的时候，大家都聪明地买进微软的股票，股价会涨到60元一股，这样盖茨的名义财富立即上涨到600亿美元。当你盖茨经营不善，在你的名分下亏了100亿美元，那么大家都抛出微软的股票，股价下跌到30美元一股，让你盖茨的名义财富退回到300亿美元的水平。

如果小股东抛出股票走过了头，股价跌破30美元，小股东还在继续抛出，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就会有“MBO”，就是管理层收购。盖茨会拿出钱来收购这些廉价的股票，从而大获其利。当然，小股东也不会那么傻，股票跌破实际价值以后，自然不会继续抛出。小股东不继续抛出，股价自然也就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均衡水平上。

我们再来看没有“MBO”的情况，如果股价跌破30美元以后，小股东继续抛出，盖茨却不肯出钱收购这些股票，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当然就是股票的价格继续下跌，一致跌倒20美元甚至10美元甚至1美元，那么同时，盖茨的财富就由300亿美元跌倒了200亿美元甚至跌到10亿美元！盖茨能让他的股票这么跌吗？即使他不出手，恐怕其他人也会早就会出手抢购了。

这就是资本市场的奥秘，就是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通过无数小股东的独立交易决定和大股东的“MBO”，通过真金白银的“猜测”和“较量”（而不仅仅是虚拟的信息反馈），使得公司股票的价值准确反映出其实际的经营状况，从而让股价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实时的激励。（这种股市形成“有序”的机制，在热力学上同样存在，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教授称之为“泛达尔文主义”。）

那么实时激励有两个条件，第一是“用手投票”，这样才能保证大股东进入董事会，保证公司的经营者拥有最大的股份，承担最大的风险；这样小股东才会有安全感。因为大老板的利益比我大，我不怕他不努力经营。如果公司的经营者并不拥有最大的股份，“实时激励”就成了问题，我努力经营了，却没有最大的回报，我不努力经营，却并不遭受相应的损失，那么经营者的行为就失去了一种“资本约束”。“实时激励”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用脚投票”，当公司管理层经营不善，小股东可以选择抛出股票一走了之；而大股东在这种情况下抛出股票会找不到接受者，并且会立即使自己的名义财富跳水。有了这两条规则，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就是——你赚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的公司的价值会在你的股价上立即显示出来。

可见，让公司的经营者拥有最大的股份，这一“用手投票”的规则是资本市场的灵魂！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在这一点上却恰恰犯了最大的忌讳！

国有股的存在，使得股份公司的经营者不需要拥有最大的股份，他的经营行为就失去了“资本约束”，于是他就可以不努力经营，从而使广大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

就好比打牌一样的，你敢在某一位牌家的身上下注，是因为如果他不把牌打好，那么他自己首先要输钱。所以你尽可以放心地押，除非他有病，否则不会故意输钱。

然而国有企业的董事们，恰恰就是这样一群“有病”的人！他就是敢故意输钱，因为这不是输他自己的钱，而是输“国家”的钱！你看这多么可怕！

所以国有股的存在，从根本上破坏了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使其背离了“诚实创造”的基本价值观念。上市就是圈钱，圈了钱就吃喝嫖赌瓜分掉，成了很多上市公司的普遍风景，银广厦、琼民源、猴王、中广信、郑百文……数不胜数，几千万中国股民用他们的血汗和白骨，见证了中国股市的肮脏。

说到这里，郎教授所提出“MBO”以及“MBI”的问题，以及“新的一股独大”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国有股的退出有利于资本市场的走向规范，国家把国有股份卖给管理层，这也不是郎教授所说的“MBI”，而是一种正常的“MBO”。既然这样的转让有必要，那么“私卖”只是属于技术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郎教授尽可以去倡导“公卖”或者“公平”，这个我支持。

至于“新的一股独大”，那恰恰加强了大股东的责任感，有利于保护小股东的利益。我想郎教授不妨把盖茨的股份（19.8%）和李东生的股份（5.59%）作一个比较，再发言不迟。

三、“经济寡头”有什么不好？

为了让大众从情绪上否定“MBO”，否定国企改革民营化的方向，郎咸平还拿出了俄罗斯来煽情说事。他说，“（MBO）这种现象与当年俄罗斯的私有化有惊人的相似。俄罗斯确认了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奉行国有资产谁管理就归谁占有，结果俄罗斯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500家大型企业最后卖了72个亿。权贵资本主义显然不是一种好的资本主义，无数平民的利益被践踏，少数人成为经济寡头。”（见《追问》）

郎咸平说，“我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贯是一视同仁的”，“我并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只是认为在实现它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偏差”。（见《追问》）

然后他还“用科学的数据说话”，他说，“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我做过研究。我发现在香港上市的一些国有企业，它的绩效不比民营企业差。从实际数据可以看出，国企的总资产回报率是4.1%，而香港民营企业是4.3%，这个数字国企差一点。但是从单位资产创造的市场价值看，内地来的国企是1.13倍，香港的民企是0.97倍，这方面国企要好得多。”（见《幻想》）“践踏”、“寡头”这样的字眼确实很迎合某些人的心理，媚俗肯定能够煽情，不过同时也能衬托出郎教授的浅薄。

先说“科学的数据”，郎教授很是以此自豪，他说，“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有些只谈理念而不用数据说话的经济学家。在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有些经济学家竟然可以天马行空，随便乱谈理念，我感到很震惊，因为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可是如果我也降低到如此水平和他们争辩，那不正是违反了我多年所推行的用数据说话而不妄谈理念的追求吗？”（见《追问》）

不过我想提醒郎教授，“数据”并不等同于“科学”，谈“理念”并不表示“降低”您的水平。经济学的实践，是亿万人的生活的本身，研究如此庞大的一个“超循环结构”，“理念”是统帅，而“数据”只是工具。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强调“理念”，不知郎教授要“降低”多少水平，才能和张五常相提并论呢？

就事说事，郎教授说，“从单位资产创造的市场价值看，内地来的国企是1.13倍，香港的民企是0.97倍，这方面国企要好得多。”——但是郎教授忽略了一个根本的“理念”或者是“前提”，就是中国现在的国企多是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来赢利的。中国电讯、中石化、中石油等国有企业，在04年上半年都发了大财，然而吃亏的却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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