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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5 12: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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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琼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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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如天:全国深入开展打击刑事犯罪斗争

国法如天:全国深入开展打击刑事犯罪斗争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决策内幕

●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彭真充满信心地说:“我认为这个决策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

邓小平做出严打决定

1983年7月19日9时许,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来到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住所。

一天前,邓小平的秘书告诉刘复之:邓小平同志正找他,要和他谈谈一份报告的审批意见。这份报告名叫《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主要目的是为了整治社会秩序。起草者正是刘复之。

当时,中国社会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接连发生,东北的“二王”抢劫案、卓长仁劫机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刘复之当时刚从司法部调到公安部。他在报告里阐述治理方式时写道:

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

刘复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也来了。邓小平从便门走进会客室,手里拿着刘复之代表公安部写的这份报告。

寒暄几句之后,邓小平开门见山地对刘复之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

刘复之的报告是7月16日送出的,邓小平在两天之内就看完了。显然,他不满意。“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

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邓小平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搞得不痛不痒地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

刘复之后来回忆说:

1983年7月19日,盛夏时节,小平同志在北戴河找我谈了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问题。他分析了什么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为什么要“严打”这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他精辟地指出:“‘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小平同志的这次谈话同过去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思维敏捷,洞察细微,言语明晰,记忆力强……

刘复之后来回忆,当时邓小平的态度非常坚决: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对第一次“严打”的方针、步骤和措施,邓小平也做了系统部署。

邓小平说:

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

接着,邓小平说:

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接着,邓小平作了一个十分有力的手势,坚定地说:

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地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如此严厉打击会引起争议,他说:

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当时,有些同志对刑事犯罪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也不够理解,因此,虽然在贯彻这个方针中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声势和威慑力都不够大,出现了“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的情况。

这种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的深切忧虑.邓小平十分坚定地提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主张。

后来,刘复之深情地回忆道:

全国解放以来,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间,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对公安保卫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的指示。

对我个人来说,1983年7月这次谈话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我把这次谈话和随后的实践,看作自己一生受到的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

究竟是什么事件促使邓小平果断做出这一决策呢?

邓小平决定严打的导火线是1983年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的6.16案件。

在这起案件中,8名犯罪分子在长达10多个小时的作案时间里,残忍地杀死了27名无辜者。此中有75岁的老人,有两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作案歹徒的残忍与胆大妄为让人震惊。

十年浩劫对当时的社会风气造成不少消极的影响,导致各类违法犯罪事件时有发生。

1980年10月29日18时15分,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突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一人,伤89人,抢救过程中陆续又有9人死亡。

随后北京市警方还收到署名“史秋民”、“悬崖人”发来的恐吓信……

北京火车站爆炸案的烟雾刚消退,北海公园又发生了公然调戏、强奸女学生的恶性案件。

在“严打”期间担任公安部治安行政管理局领导工作的刘文后来回忆说:

在1983年8月前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治安问题比较突出,被称为社会治安的非常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就像那一段时间我们常说的那样,打开门窗的同时,也难免进来苍蝇蚊子,一些过去已经绝迹的犯罪现象重新出现,而且由于各类重大恶性案件的接连发生,严重危害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社会安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亲自参加过“严打”工作的北京市检察官李天裕后来也回忆说:

当时,社会刚刚开始转型,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在全国,还有我们北京都发生了一些恶性案件,严重危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影响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发展。

我记得当时上海发生的一起案件,犯罪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名妇女的衣服剥光了耍流氓;还有发生在河南的一个案件,一对新婚夫妻度蜜月,几个年轻人调戏女方,新婚丈夫仅仅回嘴表示愤怒,几个年轻人就把这位新婚丈夫殴打致死。

我也办理了一起案件,一个10余人的犯罪团伙持大砍刀、自制土枪在崇文门抢劫,公安出警,犯罪分子高喊“冲啊”,气焰嚣张。

这些案件影响很坏,群众意见很大,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1983年的“严打”,主要针对流氓犯罪、故意伤害犯罪、拐卖人口犯罪等这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

当时,1979年颁布实行的《刑法》对强奸、盗窃、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量刑偏低,而且公安机关的装备落后、民警的待遇偏低,已经严重不适应形势。

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憋气,这“三气”对当时的治安状况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及时做出开展“严打”战役的决策,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直截了当指出:

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刘复之后来在《人道主义就是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小平同志对这次“严打”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几年来打击刑事犯罪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83年8月起,全国开展了持续3年、分3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

这一场“严打”斗争,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步调一致,行动迅速。当年8月、9月这两个月,全国各大中城市就依法收容审查、拘留、劳动教养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并给予了各种应得的法律制裁。“严打”的效果非常显著,治安形势迅速改观。

小平同志的这次谈话,同他1982年提出依法从重、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一样,贯穿着“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两手抓”的指导思想,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7月20日,公安部立即在北戴河召集北京市、河北、辽宁省和唐山市的公安、政法领导干部开会。

刘复之后来回忆说:

我在会上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和彭真同志的指示,组织学习和研究作战方案;同时,征求了上海、天津、广东等省、市的意见。

同志们听到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一致认为,这是对公安工作乃至对整个政法工作的最大关怀、最热情的支持,是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践的最有力的指导。到会同志莫不欢欣鼓舞,精神振奋。

座谈的第二天,我们和一些地方同志去看望彭真同志。一见面他就说:“见到你们高兴的样子,看来问题解决了。”

在彭真同志亲自领导下,很快拟出了第一战役第一仗的初步方案。

我们得到党中央书记处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陈丕显同志的具体指导,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的支持。

经党中央批准,8月2日,陈丕显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预备会上,领导同志又一次听取了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河北、辽宁等省、市的意见。经过大会充分讨论,大家一致拥护小平同志的指示,决心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

根据邓小平指示,中央政法委员会起草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指示的报告》。

7月26日下午,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讨论了这个报告。决定立即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斗争,并连夜对报告作了修改。

7月27日,中央政法委员会把这份报告上报党中央。

中央书记处认为刑事犯罪、恶性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打击不力。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坚决打击,一网打尽。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这样才能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彭真赞成严打决策

彭真十分赞成邓小平提出的“严打”决策。彭真充满信心地说:“我认为这个决策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

事实上,彭真和邓小平一样,也一直在思考怎样解决当时的社会治安问题。

1983年年初,大城市社会秩序恶化,妇女晚上单身不敢上班。连续发生在大城市的恶性治安案件震惊了中国社会。

1979年的9月9日19时左右,上海杨浦区控江路发生一起恶性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流氓团伙把一位妇女的衣服剥光,肆意侮辱,引来数千群众围观,严重阻塞交通。杨浦分局出动了80名民警、治安队员冲进去抓了5名现行犯罪分子,才基本控制局势。

紧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又调了200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到半夜24时才恢复正常秩序。

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彭真对犯罪分子的胆大妄为深感气愤,他说:“这些人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彭真指示一定要针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形势,然后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1980年1月彭真来到上海,一些负责上海公、检、法工作的同志向他汇报上海的治安问题,当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王鉴也参加了汇报。

彭真听完汇报后讲了一番话,让与会人员受益不浅。他说:

安定团结和“四化”不可分。公、检、法抓治安,抓安定团结,就是抓“四化”。不抓治安工作,怎么搞好生产?搞“四化”,不抓安定,团结不成。

彭真还说:

公、检、法是什么机关?专政机关。要保护好人,打击坏人。

反革命是坏人,现行刑事犯也是坏人。劳教的,不说是坏人,是做了坏事。

公、检、法要使好人喜欢,坏人害怕。做到这一点,可以打5分。这是指导思想,认识一致了,就好办。

彭真还语重心长地说:

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慢慢腾腾不行。整顿治安,一个惩办,一个教育。惩办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当时,因为十年动乱混淆了两类矛盾,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错案,不少人对“严打”有顾虑。针对这一问题,彭真说:

量刑幅度和形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刑法对量刑规定那么大的幅度?杀人、抢劫、强奸等犯罪的判处,都是从几年到死刑。一是各种犯罪的情节千差万别;二是由形势决定的。

如果社会秩序好,一年才发生少数案件,那就可以从轻处理;如果治安情况不好,大量发生刑事案件,而且情节严重那就要从重。

这是形势决定的,形势不是主观意志。犯罪的情节、形势都是客观的。当然判轻判重都要依法行事,不能违法。

彭真进一步指出:

下一步怎么搞?继续严厉打击现行犯。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犯不打击,怎么搞“四化”?

劳改、劳教释放后重新犯罪的,要加重处理。

要挖团伙的头头和教唆犯,对头头要依法判重一点。团伙其他人除凶杀、强奸等和屡教不改的以外,在劳动中改造。

青少年着重在教育,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送工读学校。

这是彭真第一次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

彭真亲自到上海控江路视察。环顾四周,彭真不禁感愤:“繁华闹市,光天化日,一伙流氓滋事,本应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何以如此猖狂?”

王鉴沉痛地说:“这是我们失职,请首长处分!”

彭真问:“民警制止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群众响应?制止不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增援警力?我们的公安有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手段?”

王鉴等无言以对。

彭真说:“这绝不是孤立事件。最近,北京也出了在公共厕所强奸妇女的案子。抢劫、盗窃、流氓滋事,破坏社会治安的案件,在全国各大城市猛烈上升,必须严厉打击!”

1980年2月,彭真去广州考察,经过进一步调查,他又讲了这个问题。

1981年5月,彭真亲自主持召开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武汉5大城市治安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彭真明确提出:

要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公安干部反映:“现在警力严重不足,警校还没有恢复。”

彭真立即表态:“可以从军队要人。现在全军正在精简,有大量干部战士复员,可以挑几十万人充实公安队伍。”

彭真指出:

公安队伍再大,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援。除了专业公安队伍以外,过去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基层治安队伍也应该恢复起来,包括居民委员会、治保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等等,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中国治安工作的绝招,那就是工作基础在基层!

中央采取严打措施

1983年7月29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公、检、法、司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贯彻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斗争。

这次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讨论了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大政方针和行动部署。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统一部署:从现在起,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

这次会议还提出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

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的检察长留下来,继续协商有关“严打”的各项事宜。

1983年8月3日,全国检察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原定10月份召开,刘复之考虑到开展“严打”斗争是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贯彻得越快越好。所以他提出,最好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后增加几天专业会议,贯彻中央精神,各系统具体部署一下。

刘复之的这个提议得到中央政法各部门的响应,各部门都准备会后立即召开专业会议,刘复之后来回忆说:

原定时间是3天。后来,我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商量了一下,觉得没有必要再开3天了。

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大家的认识也是一致的,而且各地的同志都急着回去安排布置,坐不住了。因此,这一次的全国检察长座谈会只开了半天,其他部门的会议时间也很短。

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指出: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它对于搞好社会治安,推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敌情观念和政治警惕性,加强党纪、政纪、军纪,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不经过这场重大的斗争,社会治安不可能搞好,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把经济逐步繁荣起来以后,避免出现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犯罪活动泛滥、社会很不安宁、道德风尚败坏的不治之症,使我们的党保持良好的情神风貌和思想作风,使我们的国家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

因此,一定要把这场斗争作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仲大事来认真抓好。《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还指出:

目前许多地方社会治安的情况还很不好,特别是不断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重大恶性案件;犯罪分子的气焰在许多地方还很嚣张,有的已经发展到无所顾忌、无所畏惧的地步;一部分群众包括一些干部、民警在内,都怕犯罪分子行凶报复。因而出现了“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积极分子憋气,基层干部泄气”的不正常状况。

如果我们对这种状况不迅速加以制止,任其蔓延发展,必将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社会的安定,妨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安和不满。《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还指出:

近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下决心组织几个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犯罪分子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打击,才能震慑犯罪分子,教育挽救一大批失足青少年,更好地贯彻执行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的方针,扭转目前的不正常状况。《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最后指出: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性,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

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当时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后来回忆说:

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大好形势下,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公安司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1980年至1982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连续开展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但由于对刑事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完全一致,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思想不够统一,对刑事犯罪分子心慈手软,打打停停,摇摇摆摆、零打碎敲,软弱无力,从而出现了“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的不正常状况,导致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狂……

公安部党组研究了治安形势,7月16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了我们认为亟待解决的一些紧迫问题。

人大制定严打法规

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这次大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主持。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代表。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做出如下规定: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必须予以严惩。为此决定:

一、对下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

1、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或者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的;

2、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情节恶劣的,或者对检举、揭发、拘捕犯罪分子和制止犯罪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凶伤害的;

3、拐卖人口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拐卖人口情节特别严重的;

4、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5、组织反动会道门,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

6、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情节特别严重的。

二、传授犯罪方法,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三、本决定公布后审判上述犯罪案件,适用本决定。

李天裕后来回忆说:

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

这是第一次“严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与以前的法律有不同,提高了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等7种犯罪的最高法定刑,对于上述犯罪具有特定情节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罚。

在决定公布之后审判上述犯罪案件,适用《决定》的规定。

同时,对程序规定也将上诉与抗诉期限由10日改为3日。

与此同时,这次会议还通过《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做出规定:

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两个决定,立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号签发全国。

这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令都宣布从颁发之日施行。

这一系列决定的核心内容是,对治安犯罪的打击必须要:

从重,从严,从快。

全国掀起严打高潮

中央做出“严打”的决定以后,全国各地媒体,纷纷以首要位置,报道全国各地的“严打”战果,“严打”的声势震撼人心。《人民日报》迅速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文章《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与此同时,《红旗》杂志也发表《发挥专政职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政治领域中的严重敌对斗争》的评论员文章。

1983年10月12日,正值菊花盛开的金秋时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在谈到“严打”时,他说:

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实行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非常得人心。群众只担心将来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罪犯又来报仇。群众还认为早就应该从严打击,批评我们搞晚了。

这些反映和批评值得高度重视。前两年我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况,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种表现。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

邓小平拍板之后,“严打”势如破竹。

一个当年参加过严打工作的武警战士后来回忆说:

经历了1983年的“严打”行动以后,我至今还对那次行动有很深的印象。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经历的严打工作的一幕一幕还不时浮上心头。

1983年的“严打”行动开始时,我还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作。我是当时的公安部队的一员。

每天,我都会站在关押罪犯的看守所的大门口,看着那些被关押的人员进进出出。有些罪行严重的犯人从这个门出去以后,就走进了地狱;有些罪不至死的犯人从这个门出去以后,走向了新生……

中央发出严惩刑事犯罪分子的号召以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许多地方专门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的精神,对“严打”整治斗争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随后,政法部门又及时召开“严打”整治斗争动员大会。

接着,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由本地区领导亲自任组长的“严打”整治斗争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精心拟定“严打”整治斗争工作方案。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十分注重抓好宣传工作。全国各地通过报刊、简报、广播电视、标语、散发材料等形式大力宣传“严打”整治斗争。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严打”整治斗争情况,营造出浓厚的“严打”氛围,并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及时反映工作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果。

公安部门即将进行“严打”第一战役的消息,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家都说公安机关这回动真格的了,一时间,群情振奋。很快,公安部门开始进行“严打”的行动。

1983年冬天,彭真来上海视察工作时,找公、检、法一把手座谈。

会后,彭真找到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说:“现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已经开展了,我想加个‘准’字。你看怎么样?”

当时,各地大规模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彭真担心大家头脑发热,出现违反政策抓错人的现象。

王鉴当即答复说:“很有必要,现在这个时期,需要加个‘准’字。”准就是准确,在强调打击力度的同时,也重视打击的准确性。

二、进行严打

●几位局长和主管追捕“二王”的值班人员,把大地图铺在地上,用彩笔把“二王”的行踪描绘在上面……

●王云和李信岩、熊继国一起将可疑人按倒、拧住,用绳子捆绑。可疑人拼命地挣扎,像杀猪似的嚎叫。

●当刘建平走到离这个人很近的地方时,他看见这个人的白衬衣脏得发黄,瘦长的脸上黑乎乎的,好像涂了一层油彩。

剿灭唐山的菜刀队

1983年全国范围的第一次“严打”是从剿灭唐山“菜刀队”开始的。

所谓菜刀队,是指当时一些无赖青年组成的团伙,分布在古冶区境内,专门从事一些打架斗殴,滋民扰事,猥亵妇女,偷鸡摸狗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当地治安。其中大部分人用菜刀做武器,所以称之为“菜刀队”。

1983年秋天,一份治安情况报告,摊在唐山市公安局长的办公桌上:

今年2月份以来,各类案件的发案率逐月上升,到六七月份,上升幅度更大……

1983年的六七月间,唐山市人民就像重新遇到了地震那样惶惶不安。100多万人口的唐山市居然出现了6股穷凶极恶的“菜刀队”。

他们平日里聚众斗殴,抢劫财物,划分地盘。经常成群结队一手拿酒瓶,一手拿菜刀,走在大街上,见人就抢,见姑娘就调戏。

这帮80年代的“蒋门神”、“镇关西”,成了唐山人民的心腹之患。唐山大地,记载着他们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一辆行驶着的公共汽车上,两个流里流气的家伙无端向两名解放军战士撒起野来。战士刘福云据理斥责,那两个家伙就凶残地对刘福云拳打脚踢,直至把刘福云打昏过去……

1983年年初,唐山市的市民孟斌经人介绍处了一个对象。

在孟斌生活的路北区,也有一个“菜刀队”,首领叫霍利新。这家伙看上了孟斌的小饭店,经常到孟斌那里找茬闹事。孟斌一般能忍则忍,不愿意跟这帮人打交道。

一天,孟斌和对象乘坐公共汽车。碰巧霍利新这家伙带着几个人也上了这辆车,霍利新瞧见孟斌,指使手下同伙调戏孟斌的对象。孟斌仗着从小学过几下通背拳,跟这些个亡命之徒打了起来,这些人哪个手里没有几条人命,下手极狠。孟斌的对象活生生被砍死了,孟斌被砍了10多刀,当时昏迷不醒,霍利新以为他也被砍死了。就纠集手下同伙扬长而去。

林西派出所的干警们迅速向唐山市公安局汇报“菜刀队”的情况。

4月3日夜晚,唐山市公安局派出庞大的工作组进驻了东矿区,配合分局的干警采取了突然行动。

经过奋力拼搏,唐山市公安局抓获一大批“菜刀队”的队员。

就这样,逞凶一时的唐山菜刀队被一网打尽。

涉案的菜刀队成员都受到法律的严惩。一些罪大恶极的首犯佐继逸、兰建亭、吕震远、刘洪明、褐学东、范钦民等人被判处死刑。

公安部门迅速对这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进行公开审判之后,就把他们拉到唐山郊区岳各庄煤矿塌陷区就地正法。

此后,唐山地区的治安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

当地的群众对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都交口称赞。

组织追捕王氏兄弟

1983年2月12日,正值农历大年三十,两名青年男子持枪来到沈阳四六三医院的一个小卖部作案。

这两个男子盗窃3000元人民币之后,正要离开现场,被早已惊觉的工作人员周化民、吴永春拦住去路。“砰砰”几声震耳的枪声,两名男子开枪打死4人,打伤3人。

后来,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得知作案的两名青年男子是沈阳市刑满释放人员王宗、王宗玮。这次开枪杀人是王宗和王宗玮杀人系列的第一桩血案。

在发案前的一些日子里,王宗和王宗玮的犯罪活动最为频繁。他们研究了偷盗对象、偷盗手段,备好了化装衣着、行窃工具和在暴露的情况下掩护逃脱的枪支。他们偷盗的对象是各部队医院的小卖部,这是因为王宗在医院工作多年,王宗玮熟悉部队生活,行窃起来,是轻车熟路。

在大年三十中午作案的前几天,王宗和王宗玮已经作案4次。

农历二十九那天中午,王宗和王宗玮窜到陆军某医院小卖部行窃。

王宗撬门入室,正欲拿钱,被赶来的女营业员一把抓住,正要扭送他的时候,走进来一个大个子“军人”,他严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营业员告诉他捉到小偷时,这“军人”抓住王宗,向营业员说:“交给我处理!”

营业员信任地把小偷交给这位“军人”。“军人”把小偷带走后,营业员发现他俩竟然骑着一辆自行车逃跑了。

这个冒充军人的大个子,就是王宗玮。那个被抓住的小偷就是他的哥哥王宗。

王宗和王宗玮制定了一套化装作案、掩护逃脱的战术,很容易欺骗一些容易轻信的善良人。

大年三十的案件发生后,王宗和王宗玮跳上火车逃走,开始了他们漫长的逃亡生涯。

此后,王宗和王宗玮被合称为“二王”。

辽宁省将“二王”的有关材料上报公安部。当天,公安部就发出13号通缉令,向全国缉拿杀人潜逃犯“二王”。

2月25日,在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在湖南境内,乘警查验王宗玮的持枪证时,王宗向乘警开了一枪,“二王”趁乱逃到衡阳境内的西里坪。

从“二王”逃走的那天起,沈阳市公安局便不断地与湖南省公安厅、衡阳市公安局密切联系,几位局长和主管追捕“二王”的值班人员,把大地图铺在地上,用彩笔把“二王”的行踪描绘在上面:“二王”于2月18日下午离开茶山坳以后,去向不明,地图上的行踪线断了。下一步怎样进行围捕?

公安部的指挥所,要拿出作战方案。

汇聚在这个简朴的值班室里的同志们,凭着几十年与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和对物证、情报的分析,判断“二王”原计划是乘47次列车到广州,然后妄图越海出逃。车上的遭遇,打乱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衡阳遇险,致使他们无目的地逃窜。他们知道处处布下天罗地网,不敢继续南去,北返也不安全。近一段时间内,他们可能流窜在衡阳、长沙、武汉一带。公安部立即派出追捕“二王”工作组,到湖南、湖北参加追捕。

2月27日,“二王”被衡阳市民蒋光煦等堵在一条死胡同内,王宗玮向蒋光煦开了一枪,快速逃脱。“二王”在抢另一位市民李瑞玲自行车时,打伤其女儿,打死扑向二犯的丈夫张业良,李瑞玲死死抓住二犯的提包不放,二犯开枪打伤李瑞玲,但未能从李瑞玲手中拿走挎包,包里有5枚手榴弹、36发手枪子弹。

接下来,工人刘重阳骑车追击罪犯达2公里远,终被击伤。当公安部门在衡阳完全布控后,二犯已扒车逃出衡阳。

二犯杀人用的枪,是早在1976年时,从沈阳市北监狱盗得,王宗玮又在某部队偷得子弹百发。二人协同作案,此前已有多起。

二犯的逃窜一时引起全国性的震动,气焰如此嚣张的案子,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人们都感到十分惊恐,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二王”就会窜到自己身边。

事态不出北京指挥部所料,“二王”在衡阳茶山坳消失在3天之后,突然在武汉市区里出现!

公安部刑侦局接到这样的消息:

3月3日晚上19时多,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去取咸菜。她用钥匙开开门,房里漆黑。她刚要去拉灯,突然一只男人的大手堵住她的嘴。另一个男人打开灯,两个人一齐向她嘴里堵毛巾,其中一个问她:“是谁让你来的?”

女医生拼力挣扎,把小个子手上包扎的纱布扯掉,咬破他的手。于是两个人把女医生拖进里间的激光室,按倒在地下,其中一个掏出手枪,用枪柄狠狠地向女医生砸去。一阵疼痛,一阵昏沉,她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两个家伙匆匆忙忙地跑掉。

几分钟之后,医生挣扎着爬起来,到楼下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人员向市公安局报案……

公安局迅速派出侦查人员来到第四医院,勘察现场。发现二人进入理疗室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一号、二号两张床上,并铺上枕头。在室内8张床中,这两张床紧靠靠窗户,是有意选择易于逃脱的地点。

公安人员清理现场时,在地上发现几层染血的纱布和血迹,拾到一块击碎的手枪护手胶木。

公安部追捕“二王”工作组得到消息,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已获得的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正是王宗的,“二王”就隐藏在武汉市。

然而,在武汉这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繁华的大都市里,如何能找到两个隐蔽着的坏人呢?

武汉岱山检查站,坐落在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站长王云带领民警和民兵,每天工作在工作室里和开阔的公路边上,他们日日夜夜瞪大警惕的眼睛,擒捉一个个盗窃分子,截获一批批被盗的物资。

检查站站长王云虽然年过半百,但在工作中和年轻人一样昼夜值班。他不仅把自己的年华全部献给人民公安事业,还让自己的小儿子穿上警服,戴上国徽,成为保护人民安全的公安战士。

这天,在检查站值勤的是青年民警李信岩,他年仅25岁,从部队复员后,在市人民警察学校学习,结业后,于1982年春天,来到检查站。

这个魁梧、英俊的公安战士,能武又能文,他时常在日记里抒发自己的报国热情。

3月25日10时15分,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他俩看见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的男人,心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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