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吉姆·罗杰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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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2试读：
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2[美]吉姆·罗杰斯 著王晓鹂 译中信出版集团题词献给最伟大的冒险——我的第一个孩子，希望她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勤于思考，了解世界真实的模样文前插图第一篇 1999年01 黄色奔驰车1968年，我手中攥着600美元，开始闯荡投资圈。1980年，37岁的我离开了这个行业。其间挣得的钱已经足够我满足毕生的探险心愿。在担任一家海外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期间，我分析了世界各地的资金、原料、商品和信息的流动，从而投资了其他人所不看好的领域，开拓了全球各地尚未开发的市场。这是我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闯荡华尔街乃至进行长期投资的目的，在商界并不常见。我想用挣得的钱来换取自由，去充分品尝生活的滋味——我想去看看大千世界。而且，我想见识的是普通旅行者鲜有机会见到的世界，是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理解的世界。我想见识的世界，在我看来，就是真实的世界。在我见过的人中，有人去过的国家比我多。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是走马观花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我看来，除非你亲身穿越过边境线，野外独自寻找过食物、燃料、过夜的地方，除非你身体力行地经历过这些事情，否则你就不算真正到过一个国家。1990年冬末，我骑着摩托车出发了，用了两年的时间环游世界。我走了10万英里，走遍了六大洲，到过数十个国家。这次旅行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史册，启发我创作了畅销书[1]《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Investment Biker）。结束旅行回到纽约的家中不久，我又开始思考更具雄心的计划。一个纯粹的时间巧合令我怦然心动——千禧年即将到来。我想要亲身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实地观察、挖掘真相的愿望是无止境的，而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更加刺激了我的愿望。我的计划是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用三年的时间开车环游世界，在千年之交把握世界的脉搏。这次旅行既是探险，也是我一生以来所接受教育的一部分。从我成长的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乡村，到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军队，最终再到教会我“专家”也经常犯错的华尔街，这样的教育一直在继续。我的旅行常常将圣人推下神坛，戳穿所谓的真理，颠覆某些“权威”对世界所抱有的成见。这些所谓的权威，有不少只是“闭门造车”，对现实缺乏了解。以不同视角观察世界，是我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基础。我虽然没有招过妓，却知道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同皮条客或黑市商人聊天比咨询政府官员更有裨益。要想深入了解一个国家，穿越偏远边境线的作用无可比拟。寻找有前景的投资机会并非是这次旅行的明确目标，但天性使然，我在旅行途中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做这些事。作为投资者，我想要了解中国、非洲和南美的市场，我想尽量不失时机地拜访一下有前景的股市。过去，我成功投资过奥地利、博茨瓦纳、秘鲁等冷门市场，这次无疑也能遇到这样的机会。即便不幸死在旅行途中，我也是死在了追寻梦想的路上，死而无憾。这总好过有一天囊中羞涩地死在华尔街。在这次旅行中，我走遍了116个国家，其中不少都是游客罕至的地方：沙特阿拉伯、缅甸、安哥拉、苏丹、刚果、哥伦比亚、东帝汶等等。一路上，我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又沿着东海岸北上，穿越了32个国家。（上一次旅行中，我从中非出发南下，从突尼斯一路骑到了开普敦。）我从大西洋出发，途经欧洲、穿越中亚和中国，到达了太平洋，又从太平洋出发，经由西伯利亚回到了大西洋。我从非洲东北部海岸出发，穿越阿拉伯半岛和南亚次大陆，到达了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游历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我又出发前往南美洲的最南端，从那里驾车到达了阿拉斯加，随后才返回纽约的家中。没有人驾车走过这条陆路旅行线路。在这次旅行中，全世界30个发生内战的国家我到过了大约一半，全程152000英里，比上次旅行多出5万英里，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研究表明，环游世界是人类最普遍的梦想。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不少人对我说：“你过着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生活。”这次旅行开始于1999年1月1日，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出发。我并不是独自上路的。我的旅伴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落基山城、金发碧眼的美丽姑娘——佩奇·帕克。1996年，我和佩奇相识于夏洛特市敏特艺术博物馆的一场演讲中。佩奇是皇后学院负责募捐的工作人员，在校长比利·威尔曼的推荐下，读了我的书，于是便来听我讲述我的摩托车之旅。第二天，我查到了她的联系方式，邀她共进晚餐。“我想再次环游世界，”我在初次约会时就对她说，“我还没有告诉别人，但我想在千年之交的时候重新出发。”她也觉得这样的旅行会很有启发性。“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我问道。她一时间目瞪口呆。“愿意，”她说，“算我一个。”当然，我们当时都只把这当成了无心的玩笑话。世事难料。我和佩奇约会了一年出头的时间。1997年10月，她辞掉了夏洛特的工作，搬到了纽约，买下了自己的公寓。她在一家营销公司担任主管，我们开始加倍努力地筹划实现我们的梦想。同时，我也开始认真寻找一种可以代替摩托车的陆上交通工具。再没有比骑摩托更令人振奋的事了。我一生中有过几辆摩托车。1988年，我第一次骑摩托车穿越中国。这次旅行由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全程拍摄，在《旅游》节目中播出，名为《漫长的骑行》。除了令人振奋这一点，摩托车还有其便利之处。比如，运输摩托车过海、穿越沙漠或丛林都更加方便。佩奇当初若是愿意，我们可能就会选择骑摩托车环游世界。其实正是她鼓励我考虑自驾游的。但我并不打算随便找辆车旅行，而必须是辆跑车，且是敞篷车，因为我想将车顶放下来，感受拂面的风。当然，我对汽车很缺乏了解。我住在纽约，自1968年以来就没买过车。在选车的时候，我的无知暴露无遗。我对人说，我想要一辆四轮驱动、离地间隙很大的双座敞篷车。我信誓旦旦地说，没有这样的配置，什么车也无法完成环球之旅。但所有人都反过来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市场上根本没有这种车。慕尼黑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盛大的四轮驱动车车展。我参加了1998年春季的那届。我没有找到心仪的车型，却遇见了会组装车辆的人——此时，我已经阅车无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一辆丰田底盘的跑车。其中一位让我去找加州的一个人。我不远万里跑到德国却得知能帮我的人在加州，这种事真是稀罕。加州的那个人又向我介绍了加州的另一个人（这和两年后设法进入喀麦隆的情形十分相似）。这就是我认识格哈特·施泰因勒的经过。后来，正是施泰因勒和他在普里斯马国际设计公司的团队组装了我和佩奇最终用来环游世界、独一无二的奔驰车。这时，我的要求已经变得具体了。除了必须是敞篷车之外，这辆车还必须配有可收缩的金属顶篷。我不想冒车顶被划破的风险，这在环球旅行中绝对是件很扫兴的事。此外，我认为这辆车还必须装有柴油机。全世界的卡车、公交车、火车和轮船都使用柴油机，因为柴油随处可得，而我在之前的旅行中发现汽油常常很难找到。即便找得到汽油，汽油的质量也十分堪忧。施泰因勒是奔驰公司北美先进设计中心的前任总裁。他给出的意见是，将奔驰SLK跑车的车身和内部配置与奔驰运动型多功能轿车的底盘和柴油机组装在一起。后者在欧洲的型号名称为G级（G-Glass）。这款结实耐用的G级车最初是为德国军队和警察设计的，三年后才以G500的名称在美国上市。而可收缩金属顶篷则是SLK跑车的标准配置，轴距与两款G级车型中轴距较短的一款相同。两个车型的底盘是一样的。施泰因勒认为，将这两款车组装在一起无须锯短或加长任何部件。我告诉施泰因勒我需要一个备用油箱和一个用来放钱的秘密储物箱。他说，金属顶篷要收缩进后车厢，所以我还需要一个拖车。他愿意亲自设计一个同车型相匹配的拖车。在他的劝说下，我放弃了手动挡。他解释说，奔驰车的自动驾驶技术比我的车技要优秀，奔驰的自动挡可以更加顺利地带我脱离险境，而若是换作我自己操作变速杆，可能会弄巧成拙。“我需要这一切都在年底之前准备完毕。”我说。施泰因勒并不是简单地订购我要的车辆，而是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打电话给奔驰北美总部，告诉那里的人，他遇到一个想要如此这般、如此那般的疯子，问他们是否想参与进来。显然，他们喜欢这个故事。我再次收到施泰因勒的回音时，惊喜地得知，在他的游说下，奔驰北美公司答应，只要我愿意支付昂贵的改装费用，他们便愿意免费赞助车辆。“当然，”格哈特说，“这些车是带保修的。”“那就这么定了。”我知道，即便没有保修，我也能在世界各地找到奔驰维修店。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奔驰经销商也随处可见。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和黑帮头目都开奔驰车。多亏了美国提供的国外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资金，有些国家即便食物匮乏、道路不通，也设有奔驰维修店。这些资金养肥了那些恬不知耻、胆大包天的贪官，同时也养肥了交易链两端那些忙前忙后的官员。这已经不是秘密了。这些人可不愿意开雪佛兰。这些内幕有不少是我在上次旅行中获知的。而接下来的这次旅行，尤其是其中的非洲之旅，令我大开眼界，看清了最新式外国援助骗局的内幕。作为美国纳税人，我异常惊讶地发现我们通过非政府组织，即NGO，向这些国家援助的大量捐款都流向了奔驰和宝马经销商以及瑞士银行家的手中。不过，这些事要待后面再详述。事实上，我们当初要是选择开另一辆车旅行，很可能永远都无法完成环球旅行。这辆稀奇古怪的组装车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佳选择。事实证明，它比较重要的一个优点是颜色。官方广告说这是阳光般的金色，但在我看来，这就是火星电影里常见的黄色，到哪里都能吸引大量目光，一路上帮我们交到了不少朋友，因此有几次还救了我们的命。开着一辆颜色如此罕见、样式如此奇特的车，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出现，立即会引来好奇的目光。这辆奇异古怪、颜色夺目的全地形组装车甚至因为其傻里傻气的特点，而令某些劫匪一时无措，适应片刻才会想起，“哎，我们忘记抢劫这些人了。”或者，“我们不是应该绑架他们吗？”一个人在环球旅行中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都会带什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为这次旅行设计拖车时，实际上是依据计划要带的物品所需的空间设计的。我们把所有想带的东西堆成一堆，测量了这堆东西的体积，计算出立方英尺数，然后把测量结果交给负责生产拖车的人。我们携带的所有物品（用来盛备用水和油的简便油桶、睡袋、帐篷）和装进拖车的各类东西中，最重要的一件，也是首先放进物品堆的一件，就是一整套医药用品。我们的药箱体积很大，虽不至于大到不能带上飞机，但也要比常见的家用急救箱大。为了决定药箱里装什么，我们请教了几位医生的建议，其中有外来病专家。我们带了注射器，因为世界上有不少地方是不用注射器的，或者即便用，也是循环使用的。我们装了常用的东西——绷带和消毒剂，也带了一些疟疾药和抗生素。我们有药品用法用量及针对症状的说明，以防备必须自己充当医生的情况。急救箱里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不妨这样说，我们还有医生的证明信，遇到怀疑我们走私的边境士兵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很幸运的是，我们携带的这些药品，实际上很少用到。通常，我们若是需要开药，只要买得到，都会在当地买，而不会浪费急救箱里的药品，因为一旦在荒野里遇到紧急情况，这些备用药会尤为重要。出发上路之前，我准备了一个假钱包。钱包里有几张过期的信用卡、一两本过期护照和看起来不少的一堆钞票——大量廉价货币，如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索和葡萄牙埃斯库多。这样一来，一旦遇到抢劫，我总有个像样的东西可以镇定地交出去。除了用来组装的G级车和SLK跑车，格哈特还让奔驰公司赞助了另一辆G级车。我打算为这次旅行招募一位摄影师兼网站编辑，这另一辆朴实无华、未经改装的运动型多功能轿车就是要交给他来开的。我和佩奇从一开始就计划将这次旅行拍摄下来。不用等某个年轻人跑过来说“你需要建个网站”，我就明白，这件事别无他法。10年前，在不少地方，我只能通过寄明信片联系在纽约的人。但自那之后，全球的通信技术迅猛发展。我和佩奇于是决定亲身投入到这场通信革命中。我们决定建一个提供音频和视频资料的多媒体网站，以这种方式公布这次旅行的网上日志，同那些伴随我们一起“旅行”的人进行互动。（我曾天真地以为这不过就是拍个照而已。虽然最后的效果不错，但整个过程的困难和烦人程度仍然超出了我的预期。）在整个旅程中，一直有一位摄影师兼网站编辑跟随我们共同历险。克里斯·卡波佐利和弗雷德里克·约兰德分别跟随我们旅行了27个月和31个月。他们驾驶着另一辆车，协助我们记录下了这次旅行。1998年秋，我连续第三次参加了纽约市马拉松赛。一过终点，我便向佩奇求婚了。她答应了。我们还没到制订具体计划的地步——谁能料到我们彼时会身在何处或者想去何处呢？但我们确实订下了婚期：2000年1月1日。佩奇辞掉了工作，本想腾出时间到加州求教一位四轮驱动车教练，但格哈特·施泰因勒将金属配件加工工作转包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几次没能按时完工。我们最终拿到了车，将车装上驶往冰岛的轮船，及时赶上了我们的出发日期，1999年1月1日，但没有时间训练便上路了。自相识的那一刻起，我和佩奇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讨论这次旅行。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荒废三年的人生并非易事。佩奇的感受是，这次旅行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如果错过，她会悔恨终身。虽然入职才不过一年便获得了第一次重要的提拔，刚刚涨了工资，但她仍然觉得，这趟旅行过后，她会成为一个见多识广、博学多才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出发之前，我几次劝佩奇慎重考虑。随着出发日期的逐渐临近，我越发恳切地劝她三思。“你并不了解你即将面对的事情，”我说，“但凡有可能出现差错的事情，都会出差错。无论我们的计划多么周密，事情总会发生超乎你想象的差错。事情总会不顺，这就是世界的自然法则。旅行会困难重重，我们会有生命危险。会有沙漠和丛林……”“我要去。”她说。“会有战争，会有传染病……”“我很坚强。”她说。“会有暴风雪……”“我撑得住。”于是，我们便飞往午夜太阳之地，庆祝新年前夕。那一定是冰岛这一地区30年来最猛烈的暴风雪，在我们出发的第三天便不期而至。我们即便把脸贴在挡风玻璃上，也看不清汽车前方的状况。虽然有路牌，我仍然免不了会偏离马路。我沿着右侧的路牌行驶，却突然发现路牌跑到了左边。最后，路牌干脆消失在了积雪之中，我此时才明白，我们麻烦大了。可见度极差，积雪很深，感觉大祸临头。娴熟的驾驶技术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这种局面。车轮稍微向右偏转一点，我们就会摔下山崖。而向左转，我们会直接撞上山坡。不左不右，我们又可能会与对面开来的卡车迎面相撞。环球探险之旅才刚刚从冰岛出发，我们便生死难料——但即便是在最悲观绝望的时刻，我们也不认为自己会死在出发的第三天。冰岛是欧洲最西部的国家。彼时，该国正在庆祝莱弗·艾[2]瑞克森从冰岛向西航行至北美的1000周年，但真正促使我选择冰岛作为这次旅行起点的原因却是地理上的一个巧合。东西半球下的地质构造板块在冰岛汇合。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真正驾车穿越北美与欧洲分界线的地方——仅从地质学上来说确实如此。还有比这里更合适的起点吗？1998年12月31日，我们来到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及时赶上了世界的一大奇观。在冰岛的新年前夕，所有人都会放烟火——每座城镇、每个街区、每家每户，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刻放烟火。想象一下，一座15万人口的城市上空上演着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所有人都不甘人后，这就是新年前夕的雷克雅未克。庆祝活动开始于遍布城市各个地方的巨型篝火表演，大约从10点开始。大批的人群从一处篝火游荡至另一处，向火里投掷东西。你向城外望，还可以望到50公里开外的城镇上空被篝火照得明亮。午夜前的某一时刻，烟火表演开始了。烟花在所有城镇的天空同时绽放。珍珠楼旋转餐厅建在雷克雅未克地热温泉储水罐的上方。我和佩奇就坐在那里观看烟火，只觉得眼花缭乱。1999年1月1日，也就是第二天，我们在议会旧址国家公[3]园喝着香槟正式启程了。这里距离雷克雅未克约30公里，是两大板块交汇的地点。我们听说，这两大板块实际上正在分裂。正是由于不稳定的地质活动，冰岛地震频发，拥有众多火山和温泉。6000年后，这个悬浮在北极圈以南的岛国将分裂成两部分。但与此同时，由于该岛贮藏了巨大的地热能源，这里的电价非常低廉。仅就国内能源这一方面讲，冰岛的地理位置甚至优于沙特阿拉伯。沙特的石油能源总有一天会枯竭，但冰岛却拥有众多间歇泉、天然蒸汽田和温泉，贮藏了大量取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这一切只需初期的开发和管理投资，此后便几乎是免费的了。户外天然温泉池随处可见。出发前一晚，我们还在一座户外温泉池里仰泳，片片雪花飘落在脸颊上。旅行的第一天十分美妙。我们天一亮便出发了。在当时那个季节，在这样一个如此靠近地球最北端的地方，天亮起码要等到上午10点。冰岛是一个地势崎岖、山脉纵横、宏伟壮丽的国家，遍布着冰川、间歇泉、峡湾、古老的熔岩流、瀑布和蒸汽田。我们打算沿着环绕整个国家的环路行驶——自雷克雅[4][5]未克出发，途经埃伊尔斯塔济，到达阿克雷里，再返回雷克雅未克，全长1400公里。我们在路上的第一晚是在首都以东约300公里处的一所农舍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前往位于该国东部海岸的埃伊尔斯塔济。路上的第二天和第一天大同小异——完美无缺。冬日风光壮观旖旎，路上又没有什么车。我们吃了当天从海里捕获的北极红点鲑，甚至比我们前一天吃到的新鲜海鹦还要美味。我们开心至极。然后，第三天到来了。我们离开埃伊尔斯塔济，出发穿越一座山口，前往北部城市阿克雷里。情况急转直下，小雪很快变成了狂暴肆虐、遮天蔽日的冰岛暴风雪。时间才是下午，但天已经黑了。路牌消失不见了，我屡次猜错方向，最后偏离了马路，突然停在了一座雪坡前。我们跳下车，在齐大腿深的积雪中铲轮胎旁的雪，但雪太大，我们刚铲走之前的雪，马上又有新的雪覆盖。很快我们便明白自己是哪里也去不了了。几个小时后，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我们得救了。一位路过的卡车司机通知警方，有几个无可救药的美国人被困在了大雪中。警察赶到了，随后又来了一辆配有绞车的平板卡车。他们将奔驰车吊到了马路上，我们锁车之后，便搭警车回城——真正的危险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司机几乎让我们丧命在路上。显然，他是城里唯一的警察。在他搭救我们的时候，一架卷入暴风雪的飞机在当地机场坠机了。这名警察急忙赶往现场，路上发生了多次侧滑。此时的佩奇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了。就在我们再次准备出发的时候，营救小组出现了。负责人称由他们来护送我们。“你们是这个国家的客人，这里的情况你们并不熟悉。我们护送你们过山口。”由于这个仅有27万人口的国家1月份的新闻并不多，我们的到来成了大新闻。三天前，我们在黎明时分出发时，吸引了大量游客，被当地媒体大肆报道。所以我们获救的新闻自然也登上了各大媒体。新闻报道将我们描述成妄想在1月份驾车环游冰岛的美国疯子。我们万一死在途中，看起来可不光彩。所以两天后，我们出发穿越山口的时候，有营救小组开着顶级的全地形四轮驱动车护送。这些车是专门定制的，能够在可以想见的最恶劣的条件下开往冰岛的任何地方。这种车无所不能，没有什么人是它救不了的。但一开过山口，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只能反客为主救助营救小组。你可以想象冰岛媒体有何反应。报道比救援本身更加精彩。这些不幸的美国游客勇于挑战冰岛的冬季气候，还得救助营救小组。我们全程拍摄了整个过程。我自然也同媒体分享了这段视频。录像记录下我拼命铲雪、努力营救冰岛专家的情景。同时也拍到了心生悔意的佩奇。刚刚上路不到5天，佩奇已经处于震惊状态，明显表现出惊恐发作的临床症状——面如土色、瑟瑟发抖、惊慌失措。在录像中，她沉思着，“连营救小组都惨不忍睹。”尽管出发前听过所有关于俄罗斯土匪和非洲疟疾的警告，但对于这种情况，她仍然没有作好准备。我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知道这种事情——遭遇困境——并不会到此为止。“我们被困在了暴风雪中，却活了下来，这是冒险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我获救之后兴奋地告诉她。“但救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她说，“不过感谢上帝，营救小组来了。”“我们还活着，”我说，“我们成功了，这是冒险中的乐趣之一。”“吉姆，乐趣？”她说，“我当时在想，‘这就是我要托付终身的人，他连开车都不会。我究竟在做什么？’当时在北极暴风雪里，我陷在两英尺的积雪中，脚上穿着网球鞋。”“这，”我说，“就是环游世界的一大乐趣。”但佩奇并不这样想。最终我们完成了环游冰岛之旅，在这个国家游历了两周。我们见了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总统，佩奇向他提的问题比我还多，尤其是影响冰岛的妇女问题。我在逛证券交易所时，她采访了一些女商人。一家模特经纪公司的总裁介绍了当地人口的一个特点，我们觉得很耐人寻味：虽然在世界各国人的印象中，冰岛是众多金发白种人的家乡，但其实冰岛的棕色皮肤人口比例要高于另外4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冰岛人是爱尔兰奴隶的后裔，1000年前，维京人将这些爱尔兰奴隶带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当时金发白种人在岛上十分罕见。在冰岛，我们发现整个国家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年轻人随处可见，大街小巷、酒吧和餐馆都挤满了小孩。超过一半的冰岛人口处于30岁以下。50岁以下的人口占据了该国大量的重要职位。就人口结构而言，冰岛是世界上最年轻的4个国家之一，而单是这一点就将在这个被孤立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引发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变革。由于农业保护政策非常严格，进口粮食的关税非常高，目前冰岛的生活必需品仍然非常昂贵，许多人只能同时打两三份工来维持生计。但这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正在提高。如今，多数人生活在日益扩张的雷克雅未克。享受保护政策的农民越来越少，政客施行价格保护政策的理论根基越来越薄弱。在年轻选民眼中，在一个毗邻北极圈的火山岛国家补贴粮食生产是一种越来越荒唐的奢侈之举。冰岛人同时也在重新审视野生捕鱼业推行的配额制。而该国限制外资的政策——尤其针对能源部门——令这个国家在这方面裹足不前。这些行业保护政策的背后是脱离时代的思维，而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保护文化遗产的措施在这个国家得到了推行。冰岛有数百年的丹麦殖民地历史。如今，丹麦语作为第二语言仍然是所有小学生的必修课。这一点需要稍作思考。丹麦是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全球大概有700万人讲丹麦语。在当今世界，这样做很难形成竞争优势，而强制儿童学习这门语言显然阻碍了冰岛的进步。可以想见，他们的下一代不会再学丹麦语，而是会学英语、西班牙语、中国普通话或粤语。在世界各地，我们反反复复地遇到这种情形——例如，在爱尔兰，所有的小学生都必须学习盖尔语，即如今所称的爱尔兰语。这世界上还有谁说盖尔语？为何不去学德语或某种中文方言？如果有人一心一意地想学盖尔语，那让他们去学好了，但将盖尔语设为必修课这种举措是行不通的。这些人到35岁的时候，纵有满腹的盖尔语知识，也只能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如今的爱尔兰政客将盖尔语用作保护主义的一种手段——仍然行不通。爱尔兰小说家罗迪·多伊尔曾在爱尔兰教过英文，但为了保住工作，他必须接受爱尔兰语水平测试。如今，想进爱尔兰航空公司工作必须会爱尔兰语——这并不有利于吸引人才。关于这个话题，很悲哀的事实是，在今后几百年里，世界上大概只会剩下约30种语言——盖尔语和丹麦语肯定不会是留存下来的语言。盖尔语即将消亡，这听起来或许很可怕，但世界已经失去了数百种语言。以位于英格兰西南部海岸的康沃尔为例。最后一位讲康沃尔语的人已经于50年前去世。我们难道要逆势复古，教会所有人康沃尔语吗？大量的美洲语言和非洲语言都失传了，这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但在世的人们若是仍然在讲这些语言，境遇会比现在更糟糕。对抗变革的人就是在对抗必然性本身。想想历史上所有那些伟大的城市和伟大的文明。伟大的迦太基城——汉尼拔的故乡——灭亡了，如今不过是一段往事，一座古迹。家族、部落、企业和民族、种族、语言、整个文明都会消亡。我并不是在幸灾乐祸。如果阿兹特克仍然存在，那自然很美妙，能充实所有人的世界。我相信玛雅人也愿意延续往昔的辉煌。但将自己同世界隔绝开来、违抗历史潮流，无法保护你免遭这些消逝文明的命运。1962年，缅甸曾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但军政府下令：缅甸不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缅甸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当然，自那以后，缅甸的各行各业都开始一蹶不振。1957年，加纳成为了大英帝国中最富裕的国家，超越了英国本土。该国获得[6]独立后，伟大的民族解放领袖夸梅·恩克鲁玛立即关起了门户，称：“我们要英国有何用？”7年后，该国宣告破产。而200年前，闭关锁国的埃塞俄比亚也有类似遭遇。可怜的哥白尼因为宣布地球并非宇宙中心而受尽诋毁。天主教会逼迫他放弃主张。如今，你大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比如强迫冰岛儿童学习丹麦语，但这对你的祖国毫无益处，也无法阻止席卷而来的变革浪潮。历史上，因为忽视现实而付出代价的国家不胜枚举。当今世界一个较为显著的变化是，帝国的时代结束了。近300年来，由于科技进步，国家一直在扩张。这种趋势即将逆转。当今世界约有200个国家。在今后三五十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将增加到三四百个。不少国家已经开始解体了。前苏联分裂成了15个国家，前南斯拉夫分裂成6个，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埃塞俄比亚也一分为二。索马里？谁知道呢？不少人听说过西班牙的巴斯克独立运动，但又有谁知道该国的其他三个大区——加泰罗尼亚、卡斯蒂利亚和纳瓦拉——也存在分[7]裂运动？同时还有东帝汶。与全球化同时进行的，是族群化[8]。我们听着麦当娜的歌声跳舞，喝百事可乐，开丰田车，所追求的是自己可以理解和掌控的东西。伴随着帝国倒塌的尘埃，小国一一涌现，这或许会引发战争，但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只要各国敞开大门，互相通商和移民，我们就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种趋势在欧洲已经显露端倪，但在欧洲以外的地区——非洲，尤其是亚洲——更加明显。正是在亚洲这片孕育了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土地，在新千禧年即将来临之际，许多迫在眉睫的变革已经展开。我和佩奇迫不及待地想去一探究竟。[1]《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一书中文简体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7月出版。——编者注[2]莱弗·艾瑞克森，著名的北欧维京人，据说曾在公元1000年到达北美洲，是首位发现北美洲的探险家。——译者注[3]议会旧址国家公园，位于冰岛西南部，首都东部50公里处。公元930年，冰岛早期移民在此处举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由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议会，颁布了第一部冰岛宪法。这里风景优美，以欧亚和美洲两大板块的断裂谷地及纯净幽深的议会湖而闻名世界。此公园也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风景胜地。——译者注[4]埃伊尔斯塔济，冰岛东部的一个镇。——译者注[5]阿克雷里，位于冰岛北部，为冰岛第二大城市，号称冰岛的“北方之都”。——译者注[6]夸梅·恩克鲁玛（1909~1972年），加纳政治家，首任加纳总统，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泛非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译者注[7]东帝汶于1999年8月通过公投宣布独立，2002年5月正式独立。——译者注[8]族群化，指某些具有相同爱好或使用同款商品的人相互之间产生认同感，从而形成某种群体。——译者注02 年轻的土耳其人我们从英国出发，向西南行驶，到达了黑海，用一个月的时间穿越欧洲。旅行开始还不到两周，佩奇熬过了冰岛暴风雪，却在爱丁堡等车运到的时候，在一家五星级餐馆吃东西患上了严重的食物中毒。这次旅行历时整整三年，其间佩奇到过世界上更加偏远、原始的地区，一路上找到什么吃什么，总共也只有过三次严重的食物中毒，每一次都是在五星级餐馆吃东西之后患上的。我们从苏格兰出发，驾车来到了北爱尔兰。在这里的发现令我非常欣喜。酒馆里人头攒动，和孩子们聊天不仅鼓舞人心，而且大有裨益。他们不像老一辈人那样，为新教与天主教之争[1]而烦恼。复活节起义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这些孩子畅想未来的时候，所憧憬的是整个欧洲——并非伦敦或都柏林。我在北爱尔兰看到的变化并不仅限于观念上的变化。许多人在这里投资。虽然有某些既得利益者在百般阻挠，但这里似乎仍然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外投资商相信目前的停火[2]协议能够兑现，带来和平。热衷战争的新芬党妄图返古的行为有悖当今趋势。各个公司纷纷进驻爱尔兰，提高了就业率。让所有人积极响应的是就业，而非战争。我深信和平指日可待，于是对佩奇说：“我们买块儿地吧。”成功的投资意味着趁价格低廉、百废待兴、举国消沉的时机早下手。即便你本人并不聪明，但大势所趋，你的投资仍然能稳赚，这就是水涨船高的道理。我怀抱着这样的期望，观察了北爱尔兰的房地产市场。不幸的是（这是针对我而言，并非针对爱尔兰人而言），我并不是有此远见的第一人。要想挣大钱，你必须在一片哀鸿的低谷期下手。不过爱尔兰并没有绝望的迹象。爱尔兰共和国虽然身负债务，但经济繁荣，被称为“欧洲[3]之虎”。自19世纪中期马铃薯饥荒开始爆发以来，爱尔兰人纷纷背井离乡。但如今，这一趋势得到了遏止。在长达150年的人口外迁潮后，爱尔兰突然成了大规模移民涌入的目的地。爱尔兰人返回家乡，而外国人也纷纷迁移而来。欧洲人、美国人、跨国公司都开始在爱尔兰建造工厂。同时，由于税法改革，计算机业也繁荣发展起来。爱尔兰是唯一一个没有生育危机的欧盟国家。我在环球旅行中学到了一个道理，驾车来到一座庞大的陌生城市时，找酒店最好、最方便的方法是找辆出租车带路。都柏林是我们在自驾游中遇到的第一座陌生城市。当时负责开车的是佩奇，她坚持认为找酒店不需要出租车司机，她可以看地图。我们拐进了一条街……结果是死路，又拐进了另一条街……却是单行道。“地图上没说是单行道。”佩奇解释道。我们开着车绕圈，起了争执。“出租车司机知道酒店在哪儿。”我争辩道。“雇出租车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样能节省时间。”我说。最后，两个小时过去了，她总算妥协了。我们雇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边开。自那以后——无论是到伦敦还是到柏林，都是佩奇首先提出，“我们找辆出租车吧”。在英国，我们储备了一些日用品——睡袋、露营装备、旅行指南、地图。离开英国后，我们会有很长时间无法买到这类物品，也没有这么多英语导游材料可供仔细挑选。我教过的一个学生——约翰·达雷尔——请我们吃了一顿英式羊排配玛歌红酒，作为告别晚餐。我们就餐的地方在改良俱乐部，所在房间正是凡尔纳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主人公斐利亚·福克开始和结束其旅行的地方。在法兰克福市，我拜访了几位金融界同人。我参观了证券交易所，和不少人聊过天，乐观主义言论和大肆宣传“新经济”的言论不绝于耳，为的是吸引投资。驾车穿越奥地利时，我们再次遭遇了暴风雪——据说这是该地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似乎上天注定了我们遭遇的全部是这种级别的暴风雪。我们赶在封路前，成功穿越了山区。至此，我们还未开出过欧盟区的地界，所以算不上真正经历过过境。2月11日，我们来到了匈牙利，准备穿过曾经的铁[4][5]幕，进入曾被称为东方集团的国家。佩奇这才第一次尝到了过境的真实滋味。边境士兵可不像北卡罗来纳州的浸礼会教堂牧师那样彬彬有礼。这些人手拿着冲锋枪。他们不会说“嗯，我记得你，佩奇，这不是曾经的可爱小姐吗”之类的话。在此过程中，佩奇因为我们遭受的对待而愤愤不平。作为奥匈帝国曾经的中心城市之一，布达佩斯是一座恢弘美丽的城市，一座几乎凝固在时间长河中的城市。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人兴建过任何重大项目，所有的老建筑仍然矗立着。整座城市仿佛一座博物馆。100年来，这里几乎毫无变化。整个国家一片颓势。他们输掉了“一战”，又输掉了“二战”。布达佩斯活生生地展现了那个已然消逝的历史时期——一个伟大、丰饶的文明如日中天的时期。奥匈帝国已经灭亡，再也不见头戴扑粉假发、手戴白手套的哈布斯堡王室随着多瑙河畔飘扬而起的莫扎特音乐翩翩起舞了。我们的计划是从匈牙利出发，途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前往土耳其。但天气非常恶劣，山脉纵横，二级公路非常危险。时值一年中最寒冷的2月，当时的我们已经经历过突降暴雪的滋味了。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穿越南斯拉夫。该国最突出的两大特点对我们来说是一喜一忧：喜的是有一条路况完好、南北向的收费高速公路，忧的是沿路刚刚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们决定试试运气。在南斯拉夫的第一道边境，我们被征收了额外的费用。我游历过不少地方，知道只要征收了额外的费用，通常还有额外的表格需要填。尽管额外的收费很低，而且我早已料到，所以对此没有过多在意，但这还是让佩奇吃了一惊。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吧。但并非只有佩奇在那一天有了新发现。[6]缴费时，边境士兵拒绝收第纳尔。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要过境进入南斯拉夫，而边境士兵却不收南斯拉夫货币——那可是他们本国的货币。我们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沿着这条由军方把守的政府收费高速公路继续向前开。我们并不想停下，但之前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南斯拉夫军队的收费员仍然不收第纳尔——我们可是特意为了缴费才用美元兑换的第纳尔。他们收美元、德国马克和奥地利先令，却不收自己本国的货币。至此，我终于明白这个国家真的陷入了麻烦。在世界多数地区，货币就像温度计。货币或许无法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何事，却会告诉你“有事情”发生了。如果连政府都不愿意收自己本国的货币，那这个国家一定在分崩离析。夜幕降临时，我们来到了塞尔维亚军队的南方总部所在地[7]——尼什。这里到科索沃的距离与到保加利亚边境的距离相差无几。当然，酒店也不收本国货币，而信用卡也行不通。酒店老板和我都知道，美国正准备采取制裁措施，信用卡的钱无法兑现。所以，我们买什么都只能付现金，而且不能付他们的货币。我们加油的时候花掉了一些第纳尔，又用第纳尔交了些杂费，剩下的全在过境前往保加利亚之前在黑市上抛售了。当晚，我们被吵醒了，我知道那是轻武器的交火声。“怎么回事？”佩奇半梦半醒地问道。我撒了谎。我不想在旅行刚刚开始不久，就要面对发疯的佩奇，于是说：“噢，楼下在搬家具。”“哦，好吧。”佩奇说着便又重新睡着了。我想我本可以说：“是自动武器，亲爱的。听起来像小规模交火……”我明白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了。我们离开了，穿过风景优美的乡村，前往保加利亚。佩奇开车，我一如往常，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佩奇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来到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路上，风景相差很大。她说，沿路站满了妓女。这些年轻姑娘一个挨着一个，看到有车开过便撩起裙子，挑逗司机。我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但后来却亲眼在很多地方见过不少次这样的场景。美国政府的不满似乎比我们受的气严重得多，我们离开南斯拉夫的几天后，美国开始轰炸南斯拉夫。在我看来，土耳其是通往亚洲的门户，世界上的重大经济和文化变革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迹象，因而或许我能在这里对世界未来的走向做出最初的判断。我憧憬着那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期待着能与本地人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伊斯坦布尔，这个世界上最富异域风情的城市，俯瞰着马尔马拉海。这座城市我来过几次，最近一次是在上一次的摩托车之旅中，而我也很想让佩奇感受一下它的魅力。无论在哪个时代——拜占庭时期、君士坦丁堡时期还是如今的伊斯坦布尔，这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老城市一直拥有着迷人的魅力。我们驾车进入伊斯坦布尔的当天，土耳其政府通缉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魁首阿卜杜拉·厄贾兰在苏丹被捕。土耳其的库尔德族人势必会举行游行。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在街道上巡逻，而紧张不安的土耳其士兵手持自动武器把守着全市各处，时刻准备对抗游行活动。库尔德人占土耳其总人口的20%。土耳其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点和交汇点。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两座大陆的地理分界线，同时又是两种文化相融合的地方，由此产生的影响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伊斯坦布尔的前身是希腊城市拜占庭。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这里建造了罗马帝国的东部国都，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灭亡后，这座城市又成了拜占庭帝国的国都。1453年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攻陷之前，这里一直是东正教的中心。1930年，这座城市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两年后，土耳其加入了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我们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见过的许多土耳其人显然都自认为是西方人，是欧洲人。而就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在这座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我们居然见到有人在路边杀羊献祭。一天晚上，我们同三位事业有成、家财万贯、学历颇高的土耳其商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共进晚餐。其中一位商人竭力解释，他和他的妻子是欧洲人，与我们在路边看到的那些人毫无共同点。他显然将那些人归作了亚洲人。“我们并不是邪恶、狡猾的土耳其人，也不是西方人所想的那样。”他的妻子带着几分辩解之意补充道。通过土耳其裔美国朋友穆拉特·克普鲁的介绍，我们在纽约结识了这对夫妇。在纽约初次见面时，我提议一起去体验一下独一无二的美国风情，于是尽地主之谊带着这对土耳其夫妇[8]去了哈勒姆区的一家夜店，在那里随着爵士乐跳舞。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这次晚餐算是他们的回礼。在土耳其夜店，没有爵士乐队，只有肚皮舞舞女。第一位出场的舞女似乎对我情有独钟，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了我这边，似乎在我跟前跳了很长时间。当然，我没注意到其他顾客在她跳着舞经过的时候将钱塞进她的裙子里。她最后跳着舞走开了，肯定以为我是个吝啬鬼，于是只能作罢。我的失礼还是情有可原的，她可是我近距离见过的第一位肚皮舞舞女。我明白原委后，站了起来，走过舞池，按照传统给了钱，她冲我一笑，算是原谅了我。（比起后来在里海海边的巴库市遭遇的肚皮舞舞女，这次经历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当晚，主人努里·乔拉克奥卢告诉我们土耳其有三家企业在欧洲是业界翘楚。我必须承认，我很吃惊。一家是白色货物——即家用电器——生产商，一家是陶器生产商。另一家是轮胎帘子布和工业尼龙生产商——萨班奇公司。该公司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此类企业。即便只拥有一家这样的企业，土耳其也足以令欧洲企业领袖侧目了，何况是三家。这位商人的妻子很反感外界对土耳其人抱有的过时偏见，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我也曾有过，对此我很是羞愧。要改变外界的成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这需要出谋划策、积累资本和建立健全合理的教育制度。土耳其正在酝酿着某种变革，我决定考虑在这里投资。后来，我和佩奇同阿克塞尔·阿伦特和他的妻子乌塔·阿伦特共进晚餐。阿克塞尔是奔驰土耳其公司的主管。他告诉我，奔驰公司在这里生产公共汽车。“土耳其可以达到奔驰的质量标准？”我问道。“完全可以，”他回答道，“和德国的生产质量一模一样。”和德国的质量一样高？我再次承认，我很吃惊。“而且质量相同，我们的成本却低得多，”他说，“我们要增加这里的产量。”和我说话的可是奔驰公司的主管。奔驰以造价高昂、质量极佳的精密工程闻名世界。但他却告诉我，德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现在由土耳其生产，而且成本更低。我对于在这里投资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但是，我想可以说，是这里的做事方式阻挠了我。在途经德国时，我们订购了一款专门为G级车定做的汽车外罩。我们离开德国的时候，外罩还没有完工，所以我让生产商将外罩寄到土耳其。后来外罩由DHL（敦豪速递公司）快递到了伊斯坦布尔机场。“送到酒店来吧。”我说。“我们没办法送到酒店，”快递公司的联络员说，“你必须来机场自取。”[9]就是在此时，我亲身感受到了“拜占庭式的”做法。在土耳其海关赎回汽车外罩需要经过复杂繁多、令人费解的官方手续。我被迫耗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跑了几个办公室，买了十多张邮票，为了这张价值不超过150美元的防水布交了75美元的许可费，仿佛我是要进口过来卖似的。我跑了一间又一间办公室，填了无数张表格，为的不过是一张我要带出国的橡胶布，一张对于除我之外的任何人都毫无用处的专门定制的汽车外罩。然而更不幸的是，第二天，我破旧的笔记本从纽约寄到了，我又跑了回机场。这一次，我被迫见了22个不同的官员，其中几位见了三四次，来来回回买了更多的邮票，填了更多的表格，还拿到了几十张文件。连续和土耳其的官僚制度打了两天交道后，我觉得投资土耳其的事还要从长计议。然而，我仍然不能忽视经济进步的明显迹象。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古老中亚共和国的开放，土耳其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以利用其东部边境正在崛起的广阔新市场，在这方面的地理条件要远远优于任何西欧国家。中亚地区曾是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他们的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十分相似。后来在土库曼斯坦，我发现那里的奔驰经销商是个年轻的土耳其人——人倒也真的很霸道[10]。他去那里开拓商机。从黑海到塔什干，我们向东穿越了曾经的伊斯兰王国的土地，发现土耳其人随处可见。他们填补了苏联解体、俄罗斯人撤出后留下的空缺。几十年来，土耳其一直在争取加入欧盟。土耳其需要欧洲，但其实欧洲更加需要土耳其。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正在急速老龄化。例如，次年11月，我们去了意大利，进了餐馆四处张望，却看不到孩子的踪影。到处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意大利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许多欧洲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人口这个定时炸弹已经在全欧洲开始了倒计时。如果你想在欧洲建工厂——如德国或西班牙，一定要三思。5年后，由于人口的急速老龄化，你将承担高昂的养老金费用——或社保费用，随你怎么称呼。政府不会将国内的老龄人口弃之街头，而是会向企业、员工或同时向两者征税。劳动者与退休者的比例降到二比一甚至一比一时，成本将会大幅增加。与之相反，拥有7000万人口的土耳其却是个年轻的国家。土耳其的人口规模和德国相当。土耳其人能够以低廉的成本、极高的效率生产出优质的产品，恰好可以填补欧盟的迫切需求。欧洲必须将制造业转移到某个地方，必须有人来为养老金埋单。在欧盟国家内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的土耳其年轻人就可以去西门子工作——缴税，缴纳养老基金，赡养年迈的德国人。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年轻化，这个国家对待变革的态度就越开放。老一代喜欢厚古薄今，而年轻人则崇尚变革。二者并非一定有高下之分——一定要指出孰优孰劣也不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启发。当然，如果是要预测未来或斟酌投资策略，情况便不同了。我之所以会对伊朗如此乐观，这也是原因之一。我在伊朗有小额投资，迫不及待地想在这次旅行中拜访一下这个国家。伊朗是个年轻的国家。目前，伊朗人的生育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多数伊朗人宁愿将某些七八十岁的老头子的说教忘个一干二净。我想不出历史上有哪个国家的年轻人会站出来，说：“我们很满意现状，但觉得过去的情况比现在更好，让我们回到过去吧。”美国能繁荣富强的一个原因是一直在增加新市场——我们称之为州。美国人曾大举西迁，开疆拓土，政府会将这些地区纳入合众国，这就是增加新市场。美国的市场一直在扩张。生产自动马车、公共马车或汽车等各式各样产品的公司一直拥有日益扩张的市场。当然，这也是欧洲现在采取的措施。欧盟一直在增加市场，保持实力，从最初的6个国家，发展到了15个国家。而接纳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会进一步壮大其实力。[11]早在1693年，美国早期的政治家威廉·佩恩便倡议过，一个统一的欧洲应该包括土耳其。将近40年来，土耳其一直在申请加入欧盟，却一直被以五花八门的理由拒绝。欧洲人的理由层出不穷。但他们拒绝土耳其的主要原因却一直没有明说。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土耳其人，他们是穆斯林，不是基督教徒。他们或许拥有白人的相貌，骨子里却并不是真正的白人。他们的亚洲特色太浓厚了。正是由于这一点，欧盟很可能会优先接纳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这种白人基督教国家。但目前来看，接纳土耳其才是更好的选择。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均为小国。立陶宛只有200万人口，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这种国家只会带来福利问题，无法大规模扩张市场。当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状况要优于中欧国家。几个中欧国家也在申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但这些国家我就不提了。中欧将成为一场灾难。中欧的国界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方本着奖励盟友、平息宿怨的原则划分的，并未考虑到历史、种族、宗教或语言因素。普鲁士的一部分现在归属波兰。古老的德国城市柯[12]尼斯堡——康德的家乡——如今位于波兰以东，被纳入了俄罗斯领土，却与俄罗斯本国相隔绝。我们多数人并不怎么关[13]心摩尔多瓦究竟属于罗马尼亚还是乌克兰，还是已经独立，但中欧国家的许多人非常介怀。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被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如今已经一分为六，匈牙利很可能会在10年内同邻国发生战争。铁幕的消失刺激了各方的野心，从而重新挑起了历史恩怨。中欧人民听信了民主即繁荣的说辞。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国传来的节目，相信了节目宣传。我们身在美国的人自然知道，民主并不等于繁荣，但许多中欧人却愤愤不平，想要寻找替罪羊。这些小国充满怒火、难有贡献，财政赤字多数都超过了入欧条款的规定。为何要将这些国家接纳进欧盟，却将有诚意的土耳其拒之门外？批准土耳其加入欧盟将为欧洲市场增加7000万人，土耳其将成为欧盟最大的国家之一。有了这7000万的潜在消费者，大众可以大幅增加销量，而且免普通税、免关税、免消费品税。有些道理政客不愿承认，经济学家却心知肚明。他们从个人情感上或许会对陌生的土耳其人有所疑虑，但作为拥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土耳其人。资本家明白，无论一个国家暴露在外的是什么问题，根源往往在于经济。人们误认为是宗教或种族引起的问题，本质往往是经济问题。以德国为例。只要是经济扩张时期——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便不存在种族问题。德国在扩张时期施行移民开放政策，人们并无怨言。“把你们亟待解放、劳累不堪、贫穷困苦的廉价劳动力给我们吧，我们需要他们。”而当德国的经商成本增加，成为世界上物价最高的经济体，进而竞争力下降的时候，人们普遍的反应是，“赶走他们，我们不喜欢这些肮脏的外国人，是土耳其人引起了这些问题。”光头党随之出现，所有人都在寻找替罪羊。而外国人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基督教徒、犹太人、穆斯林、白人、黑人、黄种人……美国人，随便是谁都可以。一旦经济恶化，所有人都会将矛头指向外国人——一直如此。推脱责任是人类的天性，这一点举世皆准：“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几个世纪，我们是爱国的美国人。这不是我们的错，从来不是我们的错。都怪那些邪恶、狡猾的外国人。”要么就是邪恶的金融家：“不关爱荷华州那些善良人的事，这些问题不是我们造成的。都是华尔街那些讨厌家伙的错。”公元1000年，人口将近50万的西班牙南部城市科尔多瓦或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荣的城市。14世纪，位于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是一座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所有人都能和平共处。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中国人、印度人，没有人在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学者和商人慕名而来，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多元化的特点成就了这些地方的辉煌。纵观历史，无不如此。这些地方都成为了大熔炉。只有在形势恶化、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的时候，一个人的宗教、文化和种族才变得重要。最终，我并没有在土耳其投资，原因有很多。我觉得奋力为民族独立抗争的库尔德人会一直制造麻烦，直到一些要求得到满足才会罢手。同时，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在当时也很成问题。商人们一直告诉我，基本教义派是唯一一个诚实的政党，但他们的一些声明仍然引人担忧。土耳其的金融体制混乱不堪，政府长年以来一直在操纵该国货币贬值，土耳其里拉要具备长期价值尚需时日。另一个原因便是我费尽周折从土耳其海关领取个人财产、亲身体验拜占庭特色的经历。彼时，该国对投资者尚存敌意。我想等三四年后再来观察一下。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暂时性的。此前，我在土耳其做过一两次投资，但都是短期投资。我认为，或许今后几年，该国会成为长期投资者的绝佳选择。有意思的是，三四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如今的土耳其，宗教党派赢得了绝对多数选票。土耳其成立了两党议会，这在其多党混战的历史上还是很罕见的。新政府并未实行基本教义派的主张，而是施行了合理的经济政策。新政府不仅与希腊政[14]府共同合作，促进塞浦路斯的和平进程，还建立了现代化的法律体制，迎合欧洲。数十年的管理不善仍然遗留了一些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土耳其的物价才比较低。我再次投资了土耳其。一天清晨，我们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驾车驶往内夫谢希尔[15][16]市及卡帕多细亚地区星罗棋布的地下城市。在代林库尤城的附近，我们走下了八层台阶，来到了一座地下城市。这座[17]城市由赫梯人于4000多年前始建。约在公元400年至1200年间，东正教教徒完成了挖掘工程。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开阔山谷常有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和军队来犯，人们为了自我保护、抵御侵略，在该地区挖掘了这些地下城市。这些奇观是人类强大求生能力的证明，令人肃然起敬。穿越土耳其东北部时，在从埃尔祖鲁姆市到阿尔特温市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世界上最壮观的公路之一。这条美丽的公路沿途风景优美，途经乡村、山川、沟壑、熠熠发光的溪流，沿着陡峭山峰攀爬，或绕山而行，间或有急转弯。我们将车顶打开，放着“感恩而死”摇滚乐队的CD，佩奇双脚伸出车窗，随着音乐唱起了歌。所有旅游指南都没有提到这条路况完好平整的柏油公路，我猜这是条军用道路，大概是美国军队在冷战期间建的。这是我心目中的世界十佳公路之一。我们还未尽兴便得离开土耳其，前往位于黑海沿岸的格鲁[18]吉亚共和国边境城市巴统。许多人看过地图后，对我们去过的地方惊叹不已。但我们看着同一张地图，注意到的却是那些我们无缘去到的地方，如土耳其西部的特洛伊遗址。我们错过这些地方的原因非常简单：我和佩奇必须在夏季结束之前穿越西伯利亚，最晚必须于7月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否则我们便会遭遇麻烦。历史上有不少人——如希特勒和拿破仑这两位人物——都发现，每年俄罗斯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对来访者极其不善。即便是我这等庸人也有这个觉悟，知道自己可不想在俄罗斯的冬天驾车穿越西伯利亚。[1]复活节起义，爱尔兰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指爱尔兰在1916年的复活节期间发生的一场暴动。这场起义由武装爱尔兰共和派以武力发动，目的是为了取得独立。——译者注[2]新芬党，爱尔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905年。新芬（Sinn Fin）原意为“我们自己”或“自助”。该党反对与英国妥协，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独立，鼓吹只需抵制英货，断绝与英国的来往，发展民族经济，即可达到目的。——译者注[3]马铃薯饥荒，1845年，一种名为“晚疫病”的瘟疫席卷爱尔兰，造成了大量马铃薯腐烂，引起了大规模饥荒。爱尔兰于1801年并入英国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以来，农作物单一，以马铃薯为主食，因而此次疫病造成了严重影响，导致大批人口逃亡海外。——译者注[4]铁幕，指冷战时期按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将欧洲分为两个区域的界线。——译者注[5]东方集团或苏联集团，是西方国家对“二战”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呼。——译者注[6]第纳尔，指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使用的货币。——译者注[7]尼什是塞尔维亚南部的最大城市和塞尔维亚的第三大城市，欧洲和巴尔干半岛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译者注[8]哈勒姆区，纽约市的黑人聚居区，位于曼哈顿，20世纪20年代曾掀起过哈勒姆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爵士乐和黑人文学的发展。——译者注[9]“拜占庭式的”，意指拜占庭帝国及继承其精神的巴尔干国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的特点，多含贬义，暗指官僚化和独裁政治。——译者注[10]土耳其人（Turk）在英文中也有“蛮横的人”之意。——译者注[11]威廉·佩恩（1644~1718年），北美殖民地时期的重要政治家、社会活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