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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5 21: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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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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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杂闻录(六)

历史杂闻录(六)试读:

内容提要

历史斑驳不清,真相无法寻觅,只有在梦中,探求于渭水河畔,梦呓于汨罗江边,翻看这一本书,你看到的将是光怪陆离的历史影像……

第一章 93岁老兵忆夺张自忠遗体:师长光着膀子带我们冲

核心提示:张自忠殉国当日,已是排长的郭荣昌参加了38师敢死队,端着轻机枪跟随师长黄维刚于16日夜间突袭南瓜店,奋勇抢回了张自忠的遗骸。据说,日军有意将张将军遗体运往武汉。“黄师长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带着弟兄们光着脚丫顶着鬼子的炮弹朝前冲,几进几出终于抢回了张军长的遗体。”郭荣昌用手摸着前额上的伤疤说,“这是拼刺刀时被鬼子挑的,咱们是朝前刺,日本人是向上挑的。”

郭荣昌比画着日本兵的刺杀动作说:“其实日本鬼子并没有那么可怕,当年我们不知多少次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拼刺刀,死在我手下的鬼子不知有多少个。”

今年10月5日,泌阳县马谷田乡郭庄村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要找的是93岁双目失明的老人郭荣昌。

70年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59军一员的郭荣昌,在抗日名将、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湖北宜城壮烈殉国后,参加敢死队,和战友们冒死从敌寇手中夺回将军遗体。他的眼睛,就是因为受日军毒气弹伤害而失明的。

来访的两位客人,一位是张自忠当年身边护士长的后人,一位是张自忠贴身卫士的后人。

随着三人的讲述,时光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用热血保家卫国的年代。“看到您老,就像看到了我们的父亲”

10月5日上午,郭庄村村民郭宏太家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车到院门口,两位客人便连声问道:“老爷子在哪里?”郭宏太连忙把客人引进屋里。

郭宏太的父亲、躺在床上的郭荣昌用胳膊支起了身子,两位客人握住郭荣昌老人的手,请他躺下说话。老人执拗地非要起身迎客,郭宏太只好把他抱到了门口的沙发上坐下。“大叔,他叫史德聚,是张自忠将军护士长史全胜的儿子,从西安来的。”55岁的谷恒安握着郭荣昌的手,把一旁的史德聚介绍给老人。“大叔,我专门从新野赶来看您老人家的。”史德聚说,“看到了您老就像见到了我们的父亲啊……”

郭荣昌颤巍巍地感慨道:“70年了,不容易啊,我想张军长,想那些弟兄……”

史德聚说,他的父亲史全胜14岁时奉父母之命结婚,由于喜读医书,18岁那年进了新野县立医院学医。1938年五六月间,史全胜跟随院长张雨亭加入张自忠的第59军,不久,便因身材高大、表现勇猛,调至张自忠身边担任护士长。

1940年5月16日上午,26岁的史全胜在为张自忠将军包扎好左臂伤口后即战死沙场。当日下午5时许,一代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

1999年,史德聚来到湖北宜城市,在一个墓碑上的《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记》里找到了父亲的名字。

谷恒安的父亲谷瑞雪是河南宜阳人,当年是张自忠将军的贴身卫士,张自忠殉国后,谷瑞雪杀出重围,被送往59军骑9师医院疗伤。

当时的《军委会综合张自忠殉国经过报告稿》称:“据张总司令卫士谷瑞雪负伤回部称:当敌人大部向我包围时,总司令即登山督战。16日午左肩受伤,未几,胸部又受重伤,随即倒地微呼曰:你们快走,我自有办法。又曰: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瞑目殉国。”

平津战役中,身为少校团副的谷瑞雪跟随傅作义将军起义,之后回到了宜阳,1993年辞世。

谷恒安说,1986年,一家电视台播放了有关张自忠将军的专题片,谷瑞雪在片中看到了张自忠将军,当时涕泪横流,一遍遍念叨:“终于找到我的老上级了……”

潢川保卫战用湿布捂着口鼻战斗

潢川保卫战是武汉会战中的一次战役。此役,国民革命军第59军孤军苦战12昼夜,歼敌3000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为后方友军的集结争取了宝贵时间。当兵仅两个多月的郭荣昌随军参加了此次战役。

当时,随着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但军事统帅部和许多机关尚在武汉。1938年6月12日,日军继攻陷徐州后,其波田支队又攻陷安庆,武汉会战就此拉开序幕。

郭荣昌说,1938年6月的一天,他到潢川县城北给当教师的父亲送衣裳,在县政府门前歇脚时,一位军官模样的军人走了出来,他赶紧站了起来。那人打量了一眼身高将近1.8米的郭荣昌,笑着问他想不想当兵,他马上说:“想。”军人就朝他胸口捶了一拳说:“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卫士了。”郭荣昌穿上军装后,才知道这位军人就是59军38师师长黄维刚。

9月初,第5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急调张自忠率第59军开赴潢川布防,令其死守潢川至9月18日,以掩护友邻部队在信阳、武胜关等地集结。张自忠即率军进入潢川,郭荣昌所在的38师主力作为预备队驻防在潢川城西二十里铺。

郭荣昌说:“日本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向我们攻击,弟兄们穿着短裤,插上刺刀和日本鬼子打红了眼,日本鬼子退下去之后便向我们施放毒瓦斯,弟兄们一看到黄色的烟雾,就赶紧掏出手绢或者是撕下一块布用水、尿弄湿捂住鼻子和嘴巴继续战斗,有好多人就这样倒下去了,但没有一个逃跑的。”

一场恶战下来,郭荣昌(下连队)所在的营仅剩下13人,光着膀子、浑身是血的营长张树清对郭荣昌说:“这13人就归你了,你当班长吧!”

相关资料记载:9月15日下午,日军攻击部队集中所有野战重炮,向潢川城发起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击,施放的毒气弹也增加了几倍,潢川城里硝烟四起,毒气弥漫,180师师长刘振两三次中毒昏迷。见此情景,张自忠命令军需处给每人发放两块日光皂和一条白毛巾,用毛巾浸吸肥皂水遮掩口鼻,坚持战斗;同时,命38师袭击日军后方,牵制攻城日军。

17日中午,日军蜂拥入城,潢川岌岌可危,张自忠率领将士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又坚守了一天。19日凌晨,张自忠率部从潢川西南方向突出重围。

将军牺牲后 敢死队肉搏战抢回遗骸

1938年10月,59军余部安全撤回鄂西,张自忠升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又兼任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张自忠率部参加宜枣会战。5月7日,张自忠率总部手枪营和74师的两个团共约3000人,从宜城东渡襄河,经七八天的苦战,部队严重减员,粮弹短缺。5月16日,张自忠所部被日寇围困在宜城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一带。

1995年,时任宜昌市档案局局长的孙维玉在该馆发现了一本侵华日军《231联队史》,作者是侵华日军231联队第二任队长木尾。木尾记录了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最后过程——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站起来,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出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心起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战斗结束后,231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将张自忠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20余里的陈家集,经与张自忠相识的日军第39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核验后,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的遗体擦洗干净,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上立一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张自忠殉国当日,已是排长的郭荣昌参加了38师敢死队,端着轻机枪跟随师长黄维刚于16日夜间突袭南瓜店,奋勇抢回了张自忠的遗骸。据说,日军有意将张将军遗体运往武汉。“黄师长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带着弟兄们光着脚丫顶着鬼子的炮弹朝前冲,几进几出终于抢回了张军长的遗体。”郭荣昌用手摸着前额上的伤疤说,“这是拼刺刀时被鬼子挑的,咱们是朝前刺,日本人是向上挑的。”

郭荣昌比画着日本兵的刺杀动作说:“其实日本鬼子并没有那么可怕,当年我们不知多少次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拼刺刀,死在我手下的鬼子不知有多少个。”

1940年5月28日,张自忠将军的遗骸被运往重庆,国民政府举行了隆重葬礼。8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张自忠将军追悼大会。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参加地下党 所在部队后来率先起义

1944年春,郭荣昌再次入伍到国民党军新八军,任特务连连长。

郭荣昌说,这次当兵是其姑父、地下党员暴捷三介绍的,他跟着暴捷三在新八军从事秘密兵运活动。经暴捷三的介绍,郭荣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4年夏季的一天,郭荣昌到泌阳县城找地下党员彭兰臣接头,办理良民证。进了彭兰臣的家门,才发现屋里有3个日本兵。彭兰臣的妻子也是地下党员,见此情景急忙叫10岁的女儿:“妮儿,快,你大舅来了。”聪明的孩子马上扑过来,抱着郭荣昌的腿一通亲热,把郭荣昌领到了隔壁房间。

郭荣昌说,日本兵走后,他即向彭兰臣的老婆说明了来意,两周后,彭兰臣为他办好了良民证。凭着这张良民证,郭荣昌3次进入泌阳县城侦察敌情。“每次去,我都要把鬼子的布告悄悄撕下一个角带回来。”郭荣昌说,“这样可以证明我确实进了县城。”

1944年8月,暴捷三因酒后谈话不慎,被许昌第五行政区专员的弟弟发现“有共党嫌疑”。专员遂指示其秘书张政毅,速将暴捷三抓捕枪毙。殊不知张政毅也是地下党员,得到消息后,郭荣昌连夜将暴捷三送到30里地外的安全地带。

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战场起义。毛泽东为这支率先起义的部队定名为“民主建国军”,郭荣昌光荣地成为这支部队的一员。

1949年初,郭荣昌回到了家乡,因富有作战经验,暴捷三和县武装大队政委姚增绪抽调他参加了泌阳县的两次剿匪战斗。组织上要求郭荣昌留在县大队当指导员,郭荣昌没有答应:“那时我的眼睛就不行了,后来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

因在潢川保卫战中遭受日寇毒气弹的伤害,1949年年底,郭荣昌的双目永久性失明。

多少年过去 最念叨的还是“弟兄们”

时光荏苒,多少年过去了,郭荣昌老人的记忆并没有消退,而是愈发清晰。

郭荣昌的外孙姬东阳说,幼年时,他常听姥爷讲当年在张军长带领下打鬼子的故事,但那时并不在意,也觉得姥爷讲的故事非常遥远。

去年,姬东阳开始用文字和影像记录、整理姥爷讲述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联系上了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并通过张廉云与张自忠的贴身卫士谷瑞雪、护士长史全胜的后人取得了联系。“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姬东阳说,去年,他去河南项城找到了黄维刚的墓地,代表姥爷祭拜了老师长。“姥爷听了我的汇报后,非要去项城祭拜。”姬东阳说,考虑到姥爷的身体情况,最终没能帮姥爷圆这个心愿。

10月5日,姬东阳把专门托人到郑州新买的一部收音机送到了姥爷的手中,老人满是褶皱的脸上立时笑成了一朵花。姬东阳说:“俺姥爷失明60年了,最念叨的人是张军长、黄师长和弟兄们,最离不开的是收音机……”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究竟哪个时期的男女关系最开放?

核心提示:五胡十六国时期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冲突。当时北方胡人数量猛增,关中百万人口中“戎狄居半”(《晋书》),十分昌盛。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发展滞后等因素,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比如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鲜卑也是“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后汉书》)。况且对于他们,生存是第一位的,女人没有躲在后方的资本,也一样要抛头露面,所以男女之间禁忌就少。

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期的男女最开放自天地混沌步入古代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大一统之后,中国的男女关系可以说并不开放。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要求保持一定距离,这才是礼数,是文明。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连感官状况都做了明确要求。像现在,放开了意淫,那是绝对不行滴。要学做柳下惠,坐怀不乱才是君子。一不小心心猿意马了,搞不好自己都想抽自己耳刮子。

古时礼教,多是约束女子的。少女待字闺中,做些女红,纳个鞋底儿、绣个花儿什么的。这也有好处:一则手头有事做,不至于出去惹乱子;二则也能逐渐适应寂寞。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叫什么来着?我纳的不是鞋底子,是寂寞。偷着绣个鸳鸯什么的,就算是春心荡漾了,绝对地羞为人知。家境好的,比方富二代的千金小姐,能在后花园荡个秋千、抓个蝴蝶什么的,已经是很奢侈的娱乐活动了。不像现在,男女一大帮混搭,K歌喝酒到深夜。彼时女子看到陌生男子,即便有好感,也是“和羞走”,最多来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搁现在,哇噻,帅哥!啧啧!

当然,古代社会还有着另一面。自管夷吾先生开设中国最早的“女闾”(也就是官办那啥,相当于民营的洗浴、歌厅、娱乐城、夜总会等类)以来,也不乏花街柳巷,古代娱乐界特别受附庸风雅人士的追捧,多有朗朗上口的诗词传世。官办的有时也是为了税收,“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魏书》)。但这种场所就像红灯区,是特殊地域,仅限于几处繁华的都市,不是哪里都有。在光脚插禾抡镐锄地的民间,是想也不要想的,粜上一袋子大豆高粱去玩高雅,下顿吃什么呀。

古时的政治也是男人的事,女人要讲妇道,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即便太后临朝听政,前面也要垂个帘子,这不光是一个尊严和政治需要的问题,也是女人的禁忌使然。当然,凡事都有特例,皇帝是不受约束的,那是天子,担负延续皇朝命脉的大任,可以完全放开搞活,搞活的对象自然是女人;皇后能耐的也有,宫廷淫乱之事向来不绝于史,其实看着好像挺多,你要细数数,还真没多少,毕竟几千年的历史了,没有也不正常,但都是特例。

不过,思想范畴的东西不好控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男女荒乱之事也多有流传。脏唐臭汉一说,便是两个盛世的侧面写照。然而,脏唐臭汉也并非中国历史上男女关系最开放的时期,因为脏臭之事,多在宫廷,或是在繁华的大都会,长安、洛阳什么的,并未普及到民间的各个角落。要说男女关系真正开放的时代,则非五胡十六国莫属,在那段中国历史上最乱最杂的特殊历史时期,即便在民间,男女之间也鲜有禁忌,可以说是普遍的开放(当然,俺说的是古代)。

文化风俗,决定着男女关系的开放程度。举个小例子,西晋以前人们穿鞋子,女的是圆头,男的是方头,“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是为了区别男女。而到晋武帝初期,“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晋书》)了,男女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事情虽小,却颠覆传统。就像现在,西风东渐之后,有点身份的男女,在公众场合以拥抱贴面取代握手。搁过去,握手都别想,所以才有诸多赞美手的诗句传世,比如“红酥手,黄藤酒”(陆游《钗头凤》),比如“佳人不忍折,怅望回纤手”(杜牧《独柳》),“纤纤手,拂面垂丝柳”(韦庄《河传》),都是酥手纤手的。现在,手再酥再纤,雕上花,它也还是手,没啥吸引力。为了追求更高的行为或是形体艺术,我们的兴趣,已然大踏步地上移或是下移了。

五胡十六国时期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冲突。当时北方胡人数量猛增,关中百万人口中“戎狄居半”(《晋书》),十分昌盛。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发展滞后等因素,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比如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鲜卑也是“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后汉书》)。况且对于他们,生存是第一位的,女人没有躲在后方的资本,也一样要抛头露面,所以男女之间禁忌就少。

文化总是相互影响的,胡人在不断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势必给中原带来不同的异域风情,同样影响着中原的汉文化。胡人风俗本是中原汉人所不齿的,然而见得多了,耳濡目染,也就见怪不怪,况且胡汉也多通婚,就让这些习俗文化不断融合。比如汉人过去穿衣是上衣下裳,胡人因为要骑马,是上衣下裤,要利索得多,于是汉人也就效仿。又比如,晋武帝时,“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晋书》),胡人的玩意儿受到贵族追捧,不能不说是受到胡风的影响。有一阵子,北方汉人还以说胡语为荣,既说胡语,未必就不会不办胡事。

这个时期男女关系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大量减少。自汉末以来,战争一直持续,到五胡十六国时达到顶峰,据《通典》记载,三国时,全国总共有“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口已是少得可怜。到晋末乱世,人口更是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也就巧了,你说那时候人祸多吧,天灾也跟着凑热闹,瘟疫、洪水、地震屡屡发生,那才叫水深火热,好多地方赤地千里,绝无人烟,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挑战。有人的地方粮食也不够吃,以至于出现“人相食”(《通鉴》)的惨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饭都没的吃,谁还有心思去顾忌劳什子的寡义廉耻。

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之间的征战,除了占地盘,就是抢人口,什么叫政权,光有地盘没人,你给谁当皇帝?就像有个大宅子住着,连个保姆女佣都没有,优越感何来?皇帝不光是给大臣当的,他还需要老百姓的顶礼膜拜,还需要劳动力给他们创造财富,需要有人服兵役,去打仗,没有人口是不行的。所以,增加人口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问题,生育自然就被摆在了第一位(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人口多了,不是把计划生育摆到第一位吗?一样)。官方为增加人口,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晋武帝泰始九年(亦即公元273年),颁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到17岁还不嫁政府就给你安排了。所以那时候没有晚婚的,更不会有剩女,啥歪瓜裂枣的都是宝贝,缺人啊。以生育为主,男女之间的禁忌就要撇到一边。而且战争造成男子大量死亡,女人不得不抛头露面,顶替男子做些事情,男女之间的接触就多了,好多不该发生的故事也就开始发生了。

思想风向标的偏移,也是这个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战争灾祸让人感到迷惑,生命的无常让人精神空虚。于是人们不再信奉儒法,开始崇尚黄老,大兴玄学之风。体现在生活上,则追求奢靡,讲究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并探寻养生之法,追求房中之术。男人放开了,就需要女人配合,于是“放纵情性,及其终极”,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如此开放,令人咋舌。大家熟知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思想的开放,也让男女关系愈加开放。

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是同性恋盛行。如“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晋书》),思想解放的程度着实不低。二是流民的增多。流民必是男女混杂,居无定所。什么事情你越禁止,就越觉得神秘,不禁反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男女同吃,甚至一同露宿野外,加上衣不蔽体,让男女之间不但不避讳,甚至也不再有什么羞怯可言,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其实,只要看看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其男女开放的程度,便也略窥一二。孙绰的《情人碧玉歌》中写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已是火辣辣的情与爱了;杨方的《合欢诗》,有“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也够腻乎的;鲍照《代淮南王》中,“愿逐明月入君怀”、“怨君恨君恃君爱”,爱情的表达则更为炽烈奔放。甚至后来还有艳情文学问世,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自己搞印刷出版,“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北史》),属于畅销书之列,当时若有福布斯作家排行榜,其销量定然高居榜首无疑。

第三章 中国历史上最凶悍的女儿国竟流行兄弟共妻

历史上曾有一个凶猛强悍的女儿国中国史书上记载的“一妻多夫制”的国家有三个:一是《北史》中的嚈哒(yàn dā),另外两个是《唐书》中记载的东女国和名蔑。其中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嚈哒国,以其民风强悍、凶猛善战著称于世,曾经一度称霸西域,撼动北朝,国力盛极一时。“一妻多夫”就是一个女子同时与几个男子结为夫妻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有两种类型:一是有血缘关系的几个兄弟共娶一妻,一般由长子出面迎娶,然后兄弟共妻;二是朋友共妻。其形式为依次同居,不是联合同居。其中一人为正夫,其余为副夫。从这种习俗中可以看出,当时嚈哒国是以女性为主宰的母系氏族体系,男性处于从属地位,是地地道道的“女儿国”。

有关嚈哒国的情况,中国史书上略有记载,从中我们可以对嚈哒国的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洛阳伽蓝记》是这样记载的:“十月之初,至嚈哒国。土田庶衍,山泽弥望。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乡土不识文字,礼教俱阙。嚈哒国去京师二万余里”这是中土人士到访嚈哒国所见到的情形。《北史·西域传》中说:“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蠕蠕即柔然,是北魏对柔然侮辱性的称谓。《周书·异域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囐哒国,在于阗之西,东去长安一万百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其人凶悍,能战斗。于阗、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皆役属之”。

从以上资料,我们最少可以得到有关嚈哒国的五个方面的信息:①嚈哒人是游牧民族。“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可见他们是追逐水草而生,随着四季温度变化而迁徙,居住之所类似于蒙古包。②盛行一妻多夫、兄弟共妻的风俗。“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有几个丈夫,头上的帽子就有几个角。从女人头上的帽角数就可以知道她有几个丈夫,倒也一目了然方便得很。③这里的国民文明程度不高。“乡土不识文字,礼教俱阙”,足见他们所处地方偏远,与发达地区交流甚少。④嚈哒国民风非常凶悍,打仗很厉害。“其人凶悍,能战斗”,这也是游牧民族的共性。⑤该国曾经非常强盛。西域诸国“皆役属之,号为大国”,可以想见。

嚈哒国在公元5世纪,也就是中国南北朝的时代,进入全盛时期。领土疆域西至波斯,东至天山南路,南达印度,可以说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不愧是强贯东西名噪一时的“女儿国”。

西域是连接东西方的纽带。狭义上的西域指的是天山南路至青海西藏交界处,后来随着丝绸之路交通的渐进,就把葱岭以西至里海一带统称西域,也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和西亚地区。嚈哒国崛起时,西域地区由贵霜和波斯两个对立的大国控制,贵霜是月氏西迁后建立的帝国,中国史书习惯上仍称其为月氏,“汉本其故号,称之为大月氏”。后来贵霜帝国逐渐壮大,成为中亚霸主,占有两河流域、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大部以及印度北部。

嚈哒国民风凶悍,打仗勇猛,首先灭掉了中亚称雄的贵霜王国,开始侵伐波斯,波斯抵挡不住,也被它慑服了,从此开始向嚈哒称臣纳贡。6世纪初,嚈哒人又北上同高车(丁令部族的一支)争夺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地区,并控制高昌(今吐鲁番西40千米处),遏制柔然势力的西进。与此同时,嚈哒人又东进控制塔里木盆地西部,南边攻破于阗(今塔里木盆地南沿),北边控制焉耆(地处塔里木盆地以北天山南路)。这就与北朝的北魏领土相接了,于是又不断进扰北魏,迫使北魏在516年不得不派遣使者南下与梁朝通好,以免腹背受敌。令同样以剽悍著称的北魏胆怯,嚈哒人的凶猛可见一斑。向南,嚈哒国还曾一度征服西北两印度,大军一直推进至摩揭陀国。

游牧民族的崛起总是旋风来临般的迅速,但往往又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历史中转瞬即逝。到了隋朝时,西域地区风云又起。东西突厥分裂后,西突厥西进西域并开始壮大,二虎不能并立,于是就和嚈哒国产生了争伐,这也让长期受嚈哒压迫的波斯看到了希望,急忙与西突厥建立了联盟,造成东西夹击嚈哒之势,嚈哒国腹背受敌,终于灭亡。

嚈哒国灭亡后,领土被瓜分,部众散居于北亚、中亚及南亚各地,后渐渐与各地民族融合,在后来阿富汗民族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阿富汗国的第一任国王就是出自普什图人的核心阿布达里部落,也就是后来的杜兰尼,而“阿布达里”正是古代的“嚈哒”。

第四章 历史上宽纵贪官却对平民最严厉的是哪一朝?

核心提示:而南北朝呢,他们用的是“测立”法,官员若是犯了贪污、渎职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个高一尺的圆顶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罚站”7刻。古代每一昼夜划为100刻,7刻大概是一两个小时吧,“罚站这么久”,得让他恢复体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到5天,然后再审。当然旁边会有审讯官时不时审问一句:“你贪污了吗?”或是“你渎职了吗?”或是“你强奸良家妇女了吗?”只要你闭口不答,连续“罚站”几次,每次都不认罪,就可以免除“刑罚”。

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南朝齐孔秀之当吴县县长,县里有个10岁顽童偷割了邻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吴县长特别“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签单拿人,有人劝曰:懵懂小儿,当以宽大为怀啊!王县长就训了此人一顿:“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咔嚓”,把这“小蟊贼”给杀了;北魏李洪之当秦、益两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条“禁令”: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行人带刀就是起了杀心,起了杀心就该杀头,“咔嚓”,“咔嚓”,“咔嚓”,一杀就是三四百,据说这里“治安状况”特别好了,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还真是“成效显著”。

有对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这样当官的“好”时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发明了“连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这个连坐法的条文里,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到了这时期,世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刘宋朝“高层”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调研与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连坐。如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去顶。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头,应该说是他们的“副职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让二把手三把手把责任担当起来,以示负责,表明了“以法治国”的姿态。

在南北朝当官的妙处还不在这里,妙的是其立案标准不是2000元为底线,恐怕是5万、50万两银子吧。更妙的是,他们对官员搞的“刑侦手段”特别好玩。秦汉以来,官员如果当上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往往都会“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剥皮揎草,逼着他“老实认罪”。而南北朝呢,他们用的是“测立”法,官员若是犯了贪污、渎职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个高一尺的圆顶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罚站”7刻。古代每一昼夜划为100刻,7刻大概是一两个小时吧,“罚站这么久”,得让他恢复体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到5天,然后再审。当然旁边会有审讯官时不时审问一句:“你贪污了吗?”或是“你渎职了吗?”或是“你强奸良家妇女了吗?”只要你闭口不答,连续“罚站”几次,每次都不认罪,就可以免除“刑罚”。

上面说的是一般干部,到了更高级别的干部,那就不用“罚站”了。在外面让干部“罚站”丢人现眼,多不雅观,有损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级,不用“罚站”审问法,用的是“断食”方式来“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双规”以后,关在“屋子”里,不给他饭吃。当然,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无营养就得看这官平时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如何了。关系好的,可能喝得上八宝粥;关系不好的,那就对不起,是稀粥了。这边喝粥,旁边依然还是有法官在审。如果你连续被关了1000刻,依然行使着你的“沉默权”,那么,恭喜你,没事啦,可以无罪释放了。

不论是“罚站”,还是“断食”,这里的关键是你是抗拒还是不抗拒、是坦白还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关黑屋子里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坚决不认罪,那么,好,你是个意志坚定的好干部,国家需要这样的好干部,继续当官去吧。坦白从宽,如果你还年轻,那么有牢给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如果恰好是过年时节,那么,坚决抗拒吧,你马上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从无,没罪。

第五章 列宁时代党内民主:五人政治局有三人每次反列宁

核心提示:莫洛托夫说:“政治局的五人之中有三人每次都反列宁,而列宁必须同他们共事。”“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笑话的事。列宁一觉醒来,睁开眼睛,看了看又闭上眼睛——周围全是准敌人,或百分之百的敌人。”显然这是笑话,而且是太离谱的笑话。这样的司令部能战胜强敌,夺取政权,震撼世界?“每次都反对列宁”也与事实不符,只是常常争论,提不同意见罢了。列宁之所以成功,因为他周围的人们是同志、是战友、是诤友,而没有“谄臣”、“佞臣”,不是成天只听恭维声。

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的六年半时间,俄国共产党竟然历经了夺取政权、政权岌岌可危、千方百计保住政权及巩固政权几个时期。“党处在内外十分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尽管如此,并没有影响到党内的民主监督、民主决策。

十月革命后至列宁逝世前,俄共(布)共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次全国代表会议,45次中央全会。在77个月中,党的最高机关召开了这么多次会议,集体决策党政、军队、国家大事,实现了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组织的监察。在这些会上,不走形式,不搞过场。没有权势的压力,没有阿谀奉承,没有吹捧粉饰,更没有恐怖,与会者能自由发表意见。通过的各项决议大都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论,而且注意到各方面的意见。仅仅从这一点看,也可谓党内民主黄金时代。

斯大林时代的党代表大会及大部分中央全会,有如“导演的戏剧”。剧本、角色、台词、导演都是事先已决定了的,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发挥创造性、主动性,但没有自由民主的气氛,没有不满,更没有持有不同意见的派别。而列宁时代,尽管政治险象环生,党和国家“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依然按照召开,党内民主依然生气勃勃。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党内有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没有哪一次会议是停留在欢呼、鼓掌一致通过上,更没有把党的会议变成一言堂,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更不在党的会议上实行极端集中制、战斗命令制,而是切切实实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的“十二项可以”。

1.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在未形成决议前,领导集团认识不可能一致,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与分析,对事态的发展的预测,对战略、战术、政策的设想,对重大人事的安排与变动,对成绩与缺点、经验与教训的评估不可能一致,会有不同的看法与不同的主张。“没有意见分歧,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是斯大林1917年二月革命后说的话。因此,列宁时期在全国及地方的党代表大会上,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表达不同的意见、不同主张,通过讨论、辩论、表决,作出大多数人同意的决定。如此事例很难尽举,试举典型的三例:例一,1917年4月,全党七次代表会议,151名代表讨论列宁的《四月提纲》,列宁与加米涅夫分别作正副报告,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反对《四日提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经过讨论,会议拥护列宁的提纲。例二,1918年5月14日至17日,俄共莫斯科区域局举行党代表会议,讨论目前形势。莫斯科党的负责人洛莫夫代表“左派共产主义”作主报告,他猛烈批评党的内外政策。随后列宁作副报告,驳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各种错误观点。会议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两个报告人——列宁和莫洛夫又分别作了总结报告。最后会议以42:9通过了以列宁报告为基础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遭到失败后,声明他们拒绝参加新的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委员会。很快局势的发展证明列宁正确,反对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例三,1925年4月,在俄共十四大,斯大林作中央工作报告之后,紧接着由季诺维也夫代表反对派作副报告。因为根据各代表团代表商定的规定,各个代表团,只要有4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要求,就可以提出一名自己的副报告人。虽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反对派,未能吸引到会代表站到自己方面来,但这说明,列宁逝世前后,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供比较、选择,未尝不是一种寻求正确决策的方法。因此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并被视为正常与成熟。这里有一个较为生动的事例,1921年9月19日,彼得格勒党组织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还兼管着彼得格勒。他作了主报告,省委书记格乌拉诺夫作了副报告。在1700名与会者中,赞成季的只有三四百人,而赞成乌的却有一千三四百人。季诺维也夫自然不满,向中央作了报告,指责格乌拉诺夫等有非党“倾向”。中央选出(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三人“专门委员会,讨论了季的信,由列宁执笔回了信,向季指出乌等并没有”那种倾向的倾向有的是多数人想成为多数并取代另一批人的合理愿望,而您正是通过这一批人来‘管理’另一批人。人们成熟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愿望也是合理的。

2.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纲领选举党代表。

1920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会军事化”、“工会国家化”,因为十月革命后他长期指挥战争习惯了,想将军事体制移植到工会。这自然引起工会领导人的反对。列宁批评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过了头。布哈林则持折衷态度但稍偏托的姿态。1920年11月的莫斯科区域党代会代表选举,极左反对派集团获得124个代表席位。中央委员会只比它多获得三十名追随者。1920年12月7日,党中央讨论此事,列宁以一票之差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列宁认为事关重大,不可马虎,建议将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讨论。1921年初,工会问题的争论由中央波及地方。彼得堡党委支持列宁纲领,但莫斯科党委反对列宁的纲领。1月12日中央全会决定:必须进行完全自由的争论,任何党组织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党内先后出现了有自己纲领的八大派别。在党中央的有托洛茨基、布哈林联合派,列宁为首的“十人纲领派”,此外还有“工人反对派”等等。列宁两次著文批判托、布的错误。正在热烈争论之时,政治局势急遽恶化,喀琅施塔得暴动像惊雷(因为它是自己的军队乃至自己的党员参加的叛乱),向全党发出了危险警报,争论渐渐停止。因为争论的局面变得极其危险。列宁在十大开幕词中严肃提出:必须结束争论;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允许有反对派的存在。他说:要把这些“确定下来,变成党必须遵守的义务,变成法律”。不过在俄共十大,还是由季诺维也夫代表十人纲领派作了报告。托洛茨基代表联合派、普尼柯代表“工人反对派”作了副报告。各派另派两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最后的表决的结果是:“十人纲领获326票。其余两派分别获得50票和18票”。最后经过稍加修改的“十人纲领”成为大会决议。与此同时大会也通过禁止那些“具有特殊政纲”、“闹独立”、“建立集团纪律”的派别活动。但并未禁止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在适当场合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建议,同时允许和鼓励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十大之前,俄共(布)中央全会1921年1月12日的曾经作过决定:十大代表的选举“可以按不同纲领”进行。按照禁止派别活动的精神,这个决定自然是“违规”的。所以,如梁赞诺夫就建议“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应当说这个建议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却遭到列宁的反对,代表大会也否决了这一建议。列宁说:“决不按不同的纲领进行选举。我认为这是我们无法禁止的。”“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建议加以否决。”

3.可以将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在党中央重大决策上发生难以解决的意见分歧时,不是以势压人、个人专断、向人民隐瞒真相,而是把真实情况直接告诉党员、人民,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如布列斯特和约,列宁坚决主张签订割地赔款和约,以挽求刚成立不久的新政权。中央全会两度否决他的提案,并一直为多数派反对。列宁被迫以辞职相威胁,这才促使一些中央委员改变态度,结果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顺便一提,列宁本想在工人集中的两个首都就此事进行公民表决,但因时间紧迫改由中央发出意见征询书的形式,42省作了答复,列宁亲自汇编答复资料,总计赞成和平者167票,赞成战争者128票。直到1923年12月15日两中全会还提出“必须扩大党的辩论俱乐部网”,讨论重大问题。只不过它的寿命不长。

4.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评他。

列宁时期争论是党的活动中的家常便饭,“争论俱乐部是俄共(布)的一种机构”。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常常进行全面公开的集体讨论、争论,不对照不同的观点,不进行交锋,就很难弄清利弊,达到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决策。不经过意见多元化的争论,就没有思想上的统一。列宁既未当过政治局主席,也未任总书记,但他的威望及才能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发言权。战友们要同他进行争论,须三思而行。但他还是让各种不同的观点及时提出来,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予以讨论,以制定论据充分和科学的决策。莫洛托夫说:“政治局的五人之中有三人每次都反列宁,而列宁必须同他们共事。”“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笑话的事。列宁一觉醒来,睁开眼睛,看了看又闭上眼睛——周围全是准敌人,或百分之百的敌人。”显然这是笑话,而且是太离谱的笑话。这样的司令部能战胜强敌,夺取政权,震撼世界?“每次都反对列宁”也与事实不符,只是常常争论,提不同意见罢了。列宁之所以成功,因为他周围的人们是同志、是战友、是诤友,而没有“谄臣”、“佞臣”,不是成天只听恭维声。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五个政治局,列宁是俄罗斯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此外,是三个犹太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少数民族居绝对优势。没有丝毫大俄罗斯的味道。

5.可以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

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九大指出:“以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俄共十大召开之前,中央委员会的一种不定期出版物《争论专页》就开始出版,同时还出专门文集。它在历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争论时期,都一再出版。1921年8月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成立“争论俱乐部”,主席是市委的一位党委。根据市委书记处及常委会1921年12月29日决议,莫斯科各区随后也成立了这种“俱乐部”,讨论有关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等等问题。这些俱乐部舆论自由,批评自由,不允许有派别活动,保持党的统一。列宁时期争论俱乐部一直存在着。这说明党员可以在适当的场合,在一定的刊物上批评党的缺点与失误,总结经验与教训。

6.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同意也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1917年冬到1918年3月,中央全会上曾两度否定了列宁与德签订和约的提案。列宁既要说服布哈林为首的主战派,也要说服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派,后来列宁才勉强争取多数票的支持。同样,列宁对其他领导人的提案的否定也需要争取多数票的支持。1919年3月召开的八大,以174比95,列宁反对以伏洛希洛夫为首的“军事反对派”的路线获得通过。总之,列宁时期,党内存在着公开的争论、争吵。应当说当时的列宁也像斯大林30年代后期那样,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能个人决定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政治问题,但他从不个人决定重要任命,也不个人说了算,他总是一一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意见,总是付诸票决制决定,他只享有一票的平等表决权,决定通过虽然违背他,他不得不向许多中央同志让步,不得不接受表决的结果,接受别人的意见。1920年,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列宁就失去重要一票。列宁给越飞的信中说:“您重复(不止一次)说‘中央就是我’,您搞错了。这些话在神经异常紧张和异常疲倦时才会出来,旧的中央(1919-1920年)曾在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回击了我,这点你从争论中可以了解到。在组织和人事问题上,无数次情况下我是处在少数地位”。

7.可以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列宁是最早赏识托洛茨基巨大才能的人。1903年就把他吸引到党的最上层,但当时托并不那么领情,一度倾向孟什维克,而又超脱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他多次痛骂布尔什维克,并经常与列宁论战,骂列宁为“独裁者”、“未来罗伯斯庇尔”。列宁则称托洛茨基为“犹太崽子”、“最卑鄙的”、“阴谋家”。1917年5月,托洛茨基返回俄国,他与列宁都强烈主张不断革命,从而迅速合流,后来成了仅次于列宁的第二领袖,并且在战斗中,托洛茨基更了解列宁了,他由衷敬佩诚服列宁。十月革命前党内外不主张夺取政权的呼声甚高,孟什维克认为十月革命是冒险的,普列汉诺夫则斥责列宁“说梦话”,禁止列宁“超越自然历史发展阶段”,考茨基指责布尔什维克“逆历史潮流”。加米涅夫也加入了这个合唱队,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在继续,而且还会长期继续下去,他认为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党的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上,一些代表反对加米涅夫进入党中央委员会,但是列宁与诺根坚决为加米涅夫辩护,使加米涅夫成为俄共中央委员。9月讨论列宁起义夺取政权的方案,加米涅夫提出反对的决议案,10月15日党中央通过列宁号召起义决议,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以示抗议。同时于10月18日在非党报纸上公开了党的起义秘密决定。列宁极为愤概,怒斥为“严重的叛变”、“工贼”,提议将他们开除出党。11月2日,中央委员会开会,一致通过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无权反对中央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决定;也一致否定了列宁把季、加开除出党的提议,并以5:3的票比,接受了加米涅夫的辞职。后来季、加两人改变了观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积极投身革命,又成了仅次于列宁、托洛茨基的领袖。1917年11月15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组织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停止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合政权的谈判。11月17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反对这个决议,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诺根、李可夫等人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虽然被列宁被为“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但是他们后来都成为党政要人。李可夫长期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可见列宁时期,只要执行中央决定,改正错误,就不记旧恶,不乱扣帽子,不进行报复,不对承认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更不要求他们公开悔过,绝不强迫更不能使用严刑副他们自诬。

8.在可能发生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信任与不信任中央的表决。

俄共七大于1918年3月6日召开,布勒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交付表决,结果是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但整个莫斯科党组织竟通过不信任中央之决议案,并“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要割让大片大片俄国及附属国领工,情况太特殊,所以列宁认为,“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说明列宁认为如果下级党组织确认中央之决定违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可以通过信任与不信任中央的表决的。1925年12月,俄共(布)14大开幕,此时列宁已逝世快两年。列宁格勒代表团这样一个最大党中心组织的代表团,通过否定14大的决议。而列宁格勒市代表团大会闭会后,“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拒绝服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这次斯大林对它的定性与处理当然就大不同于列宁时期了,认为这是反党,从此绝无不信任中央的表决。不过这一方面说明,列宁时期的传统,一直保留列宁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说明,苏联的重大失误,如集体化、肃反等等运动的出现也就难以避免了。

9.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质询批评领袖。

列宁时期的历次代表大会,不乏欢呼、长时间的掌声。但也有代表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发出不满的嘘声,喝倒彩声,甚至斥责“滚下去”。许多发言人不时会收到下面递上来的纸条,有质询,有建议,甚至像列宁,也会收到不少质询责难的条子,如九大时萨普龙诺质询列宁:“是否要使党员们成为听话的留声机?难道您认为这将是最革命的吗?”十大时党代表基谢廖夫对列宁使用“机关枪”一词提出批评,列宁当即在大会上表示“十分抱歉”,“我郑重保证今后不再用这一类字眼来打比方”。“工人反对派”也曾经向共产国际控告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接到纸条的人,或即席答复,或会后答复,或当场自我批评,加以更正,或在报纸、文集中答复。可以同意赞扬,也可以给予以讽刺嘲笑。但事后不准进行报复,论战对手也是一样的。

10.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

米雅斯尼柯夫在1906年入党,曾多次被捕流放。十月革命后,他在彼尔姆省莫托维利哈区工作,是个“工人反对派”。他在1921年5月2日,写了封《给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7月27日又写了《伤脑筋的问题》,要求给予工会与农会的工农检查院权力,并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8月1日,列宁才看到这些材料,当即回信。1921年8月5日,列宁又写了封长信,开导、批评他。1921年8月16日,米雅斯尼科给列宁回信,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反驳列宁。1921年8月22日,中央政治局责令他不得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宣读自己的纲领,而在《争论专页》刊出他的文章及中央对该信的答复,并查清他的问题。但是中央这一决定竟遭到莫托维利哈区全体党员大会的反对,表示支持米雅斯尼科夫。果然《争论专页》出了本小册子《辩论材料》,只供党员阅读,其中包括:①米雅尼柯夫同志的提纲,②列宁同志的信,③给列宁的回信,④中央组织局的决定,⑤莫托哈维利哈党员大会的支持米雅尼科夫的决定。也就是说,居然将领袖、中央组织局与党员的争论,基层党组织反对中央组织局的决定公布于全党。由于米雅尼柯夫走得太远,太离谱,1922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批准将其开除党籍。不过留了一个尾巴:“一年后他有权再次申请入党。”而米雅斯尼柯夫并不买账。在十二大前组织“俄国共产党工人小组,要求把斯大林、季若维也夫、加米涅夫排除在党的领导之外,还煽动罢工”。1923年6月被逮捕,后逃亡国外。

11.可以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会的财务收支,向大会报告。

俄共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前身)建党后,历届党代表大会都要组成“检查委员会”,检查中央的财务会计,然后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请大会审查。1917年7月举行的六大制定的党章十四条,更对此作出具体规定。一直到1922年4月的俄共(布)十一大制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仍将“定期检查俄共中央会计处”作为一项制度定了下来。

12.可以而且应该监察、检查党的最高层机关与高层领袖。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作出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其中7、8、9三条明确规定:(1)监委与党委“平等地行使职权”;(2)监委委员“有权出席本级党委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并有发言权”;(3)监委决议,本级党委“必须执行而不得取消”,如不能取得协调,可提交党委与监委联席会议、党代表大会或上级解决。也就是说党委监委互不隶属,相互制约。

十一大制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又赋予了检查委员会对中央机关、俄共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各书记、部长的检查权、质询权。但未赋予对政治局的监察检查权。1922年12月列宁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清醒认识到自己不久人世,于是产生了他的八篇《最后书信和文章》提出一系列监察的权力配置、权力制衡的意见。十一大《检查条例》只提到对书记处、组织局的检查,并未提对政治局——党的最高首脑机关的检查。列宁于是又前进了一步。他说,中监委、工农监察院主席团应派出一定人数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为了“更好地”“绝对地”了解情况,“凡与政治局有关文件,一律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与监委各委员,这样做,目的在中监委可以监督中央决策,对从总书记到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如果违纪,还有查处权。可见,列宁力图建立党自身的监督机制与权力制衡机制。

总之,列宁在十大指出:党内的一切争论、辩论、批评、建议,都应该分清是在党的会议上说还是在党外乱说,是在专门刊物、专门文章、文集内交换意见还是在擅自宣传自己的某种主张,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还是站在非党的立场上。这些自然是有区别的。既不要妨碍党的政治工作,也不放弃学术讨论。这样才能寻求正确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并且才能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

第六章 晚清官场第一课:教你如何判断一个人的权力大小

核心提示:一个人的实际权力不单单由法定权力决定,而更取决于衍生权力。而衍生权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为衡量权力大小增加了难度。好在权力要体现在具体的事务上,权力所有者要通过办事来显示权力,所以,我们可以从“办事”这个角度来间接观察一个人的权力大小。如果同一件事情(比如运作子弟入国子监读书、提拔某人的官职、报销某项工程款),甲官办不下来,而乙官办了下来,那么我们不管甲乙二人的品级、职权,就可以认定乙的实际权力要大于甲。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办事是检验权力的唯一标准。

其实在实践中,人们早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了。比如人们去衙门办事的时候,都会去找“关键人物”,因为大家都知道找这几个人能够把事情办成。相反,人们不会按照表面的品级或者职权去找相关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表面的东西并不代表真实的权力大小。

在一个衙门中,一把手的权力最大。为了和一把手拉上关系,人们纷纷去找“门政”或者“签稿”。门政表面看是个看大门的用人,但公文的往来、人员的接待送行,都先经过他的手。一个好的门政需要清楚来往公文的轻重缓急,迅速判断进出客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大小,同时还要观察衙门口的情形,收集百姓对衙门口布告的反馈。他得记忆力超群,记住几个月甚至几年间访客和公文的信息,记住老爷的日程和性情,记住与衙门有关的权力网络。在实际运作中,门政扼守着他背后这座衙门的权力瓶颈,衙门里面的权力进进出出、发挥作用,都需要他的配合。对一把手来说,门政就是自己的“手机”、自己的秘书。所以,门政的实际权力可能比这座衙门的二把手都要大。来办事的人,避免不了与门政打交道,有时候摆平了门政就不需要再去衙门里活动了。门政往往上下其手自肥,聚敛了巨大的财富。

如何判断一个人的权力大小,是观察官场的首要课程,也可能是最难的课程。出门在外,求人办事,难免要遇到这个难题。

清朝中期,甘肃兰州出了桩大案,兰州知府行文天下州县通缉某某嫌疑人。兰州知府的公文发到了盛京将军辖区(今辽宁)奉天府(今沈阳)。奉天府尹接到兰州知府的公文,大发雷霆,扬言要参劾兰州知府。兰州知府闻讯大惊失色,赶紧给奉天府尹送去大礼,并且托人传话要拜奉天府尹为师。奉天府尹这才作罢。同为知府,兰州知府为什么对奉天府尹这么害怕呢?同为知府,级别却是不同的。比如顺天府(今北京)因为是京城所在,所以知府称府尹,为三品官(一般的知府为五品官)。奉天府因为是清朝的“龙兴之地”,知府也称府尹,等同顺天府尹待遇。官府公文往来的时候,顺天府、奉天府不列入一般州府,而尊崇靠前。兰州知府在行文的时候,忘记了这个规矩,开罪了奉天府尹,所以要低三下四地赔罪,请求原谅。不然,后果会很严重。在这里,奉天府尹的权力明显大于同为知府的兰州知府。

晚清的时候,御史弹劾官员,查办大臣必先探询宫里的意思,看看宫廷对被弹官员的态度,看看弹劾一事有无幕后交易,再去查案。那几个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和“圣眷正隆”的大臣,即使御史台所有的御史反复弹劾,也动不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光绪三十二年御史谢远涵弹劾邮传部尚书兼参与政务大臣陈璧,三十三年御史陈田、赵炳麟弹劾军机大臣袁世凯,都取得了成功。表面看起来两位朝廷重臣都因为御史的弹劾而罢官,那么御史的权力要比他们两位的权力要大。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陈璧罢官是因为他得罪了贝子溥伦。溥伦授意谢远涵弹劾,他在后宫使劲,这才扳倒了陈璧。袁世凯罢官是因为光绪皇帝留下遗诏,要杀袁世凯。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和张之洞正争论着呢。刚好陈田、赵炳麟两人弹劾袁世凯的奏章来了,顺坡而下,罢了袁世凯的官。这么看来,御史的权力其实很弱,必须借助幕后力量,才能达到弹劾的目的。

既然官员权力大小这么复杂难测,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留下什么判断的标准或者线索呢?

首先,官僚制度本身提供了衡量官员权力大小的法定标准:品级。

汉朝的时候,官员的品级用领到的粮食的多少来计算。年俸一千石的官员就是“一千石”官。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太守的品级是“二千石”,大县首长称令,县令品级是“八百石”,小县首长称长,县长品级是“六百石”。隋唐之后,官员的品级逐渐固定为“九品制”,到明朝时期发展为九个品正从十八个等级,比如总督是“正一品”,知府是“正五品”,县令是“正七品”。按照法律规定,官员的品级和权力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品级越高,权力就越大。但如果我们把品级作为判断一个人权力大小的主要依据,那么就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太简单了。品级标准有点用处,但不大管用。

即使同级别的官职也有肥瘦、有冷热、有优劣。比如六部之间就有高低之分。清朝侍郎在六部熬资历,一般是从工部起步,然后调任兵部或者刑部,再转礼部、转户部,最后升迁至吏部。工部侍郎转任兵部侍郎,级别和待遇都没有变,从表面来看是“调任”,但官僚圈子却视之为“升任”。因为工部管理的是工程建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属于被人鄙视的“奇技淫巧”的范围,对官场中人缺乏制约和吸引。而兵部掌管天下兵马,乱时多事,平安的时候无事可做;刑部掌管司法刑狱,比工部更要有权力资源;礼部掌管意识形态,负责文教,重要的是负责科举,所有读书人要进入官场必须和礼部打交道;户部管财政和开支,已经涉及核心权力了,官场要运转离不开户部的金钱。吏部考核天下官吏,操进退升降大权,是官场中人最在意、最敏感的权力。由清朝六部官员的升迁途径,我们可以从大到小排出六部的实际权力顺序: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工部。清朝吏部、户部尚书和侍郎进入军机处的可能性极大,礼部次之,而工部侍郎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军机处。可见,同级不同权,更不同命。

发展到后来,品级和官职剥离开来,变为可以独立买卖的商品了。晚清的时候,顶戴可以买卖,但不和官职相对应,俗称“某某级候任官”。《官场现形记》里的蕲州吏目随凤占虽然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但却带着五品的顶戴。因为有个人向他借钱还不了,就把五品顶戴抵押给他了。而那个人的顶戴本身就是买来的。晚清买官最高能买到四品的道员,苏南一带富人多,纷纷买个四品顶戴带在头上,导致南京城里道员满街走。随着品级和官职剥离,用品级来衡量权力大小,更加不可行了。

第二,官僚制本身还提供了衡量官员权力大小的另一个表面标准:职权。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什么位置上就有什么样的职责和权力。按说,你是什么官职,你的权力是固定的,职位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官员之间的权力大小一目了然。然而,职权有交叉或者不清楚的地方,同时,所有有关权力划分的制度规定都是死的,抵不住活人的“运作”,职权依然不能成为衡量官员权力大小的标准。

清代,布政使是协助巡抚行政的一省二把手,有人事权。游百川担任广东布政使时,遇到潮州知府出缺。巡抚给他递了一张条子,举荐某某人,游百川就上报拟任命某某人为潮州知府。可是,广州还驻扎着两广总督。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也给游百川递了一张条子,举荐另一个人担任潮州知府。因为已经许诺了巡抚,所以游百川就把张之洞的条子压了下来,不办。张之洞知道后大怒,即日传见游百川,厉声责备:“你竟敢藐视我而献媚巡抚,难道是有恃无恐?”游百川回答:“卑职何恃之有?只因为旧制规定总督负责军事、巡抚负责行政,卑职这是按制办理。”张之洞更生气了:“巡抚也归总督管,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说的旧制,哪来的?赶紧找来告诉我,我从此也好不问行政,安心军事。”游百川害怕了,赶回衙门就翻阅《会典》等制度档案。遗憾的是,总督和巡抚的职权划分原本就不明晰,也没有留下白纸黑字。虽然游百川说的的确是通行的惯例,但他找不出明确根据来。强悍的张之洞步步紧逼,不依不饶,天天派人催问游百川的旧制。游百川最后忧郁吐血,只好因病辞官。从此,广东的政务张之洞事事都过问,广东巡抚形同虚设。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因为职权不清和个人强过制度的例子,可见职权也不是判断权力大小的主要依据。有的时候,人的作用更重要。张之洞平时恃才傲物,又有慈禧太后的宠信,在地方为官事事把持,欺凌同僚,是个典型的强人。

第三,有人提出,官员的收入多少可以反映他的权力大小。以收入为衡量权力大小的标准的潜在逻辑是,权力能带来收入。一个人收入越多,表明他的权力越大。这个逻辑乍看似乎有道理,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但是,考虑到地区存在贫富差距、经手的政务的潜在利润存在差距,甚至官员个人的贪廉程度也不同,收入并不能全面反映权力大小。

从法定收入看,清朝七品知县的年俸是45两,五品知府的年俸是80两,一品总督的年俸是180两。这基本能反映他们的权力大小的质的情况(反映不出权力量的比例来,总督和知县的权力量的比例肯定超过了180:45)。可这仅仅是他们的“死工资”,雍正朝之后执行“养廉银”,将各地归公的火耗在当地官员中分配,那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一般情况下,地方督抚每年约有养廉银两万两,知府约有五千两。而京官的养廉银极其有限,由朝廷从各地解送的银两中挪出部分来在所有京官中平分,最多的也不超过五千两。也就是说,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和珅,每年拿到手的养廉银,和五品衔的浙江台州知府的养廉银差不多,远远低于同样是正一品的闽浙总督。但是,和珅和台州知府的实际权力肯定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再举个极端的例子。海瑞品行刚正,一个铜板都没有多拿多占,纯粹靠工资生活,平常还要拿妻子纺织的布匹去街市上变卖补贴家用。他担任过应天巡抚,收入肯定不如一个平常的知县多。我们能够说海瑞的权力就小于一个平常的知县吗?所以,收入也不能成为评价权力大小的标准。

衡量权力大小,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确切、可以操作的标准。

一个人的实际权力不单单由法定权力决定,而更取决于衍生权力。而衍生权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为衡量权力大小增加了难度。好在权力要体现在具体的事务上,权力所有者要通过办事来显示权力,所以,我们可以从“办事”这个角度来间接观察一个人的权力大小。如果同一件事情(比如运作子弟入国子监读书、提拔某人的官职、报销某项工程款),甲官办不下来,而乙官办了下来,那么我们不管甲乙二人的品级、职权,就可以认定乙的实际权力要大于甲。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办事是检验权力的唯一标准。

其实在实践中,人们早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了。比如人们去衙门办事的时候,都会去找“关键人物”,因为大家都知道找这几个人能够把事情办成。相反,人们不会按照表面的品级或者职权去找相关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表面的东西并不代表真实的权力大小。

在一个衙门中,一把手的权力最大。为了和一把手拉上关系,人们纷纷去找“门政”或者“签稿”。门政表面看是个看大门的用人,但公文的往来、人员的接待送行,都先经过他的手。一个好的门政需要清楚来往公文的轻重缓急,迅速判断进出客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大小,同时还要观察衙门口的情形,收集百姓对衙门口布告的反馈。他得记忆力超群,记住几个月甚至几年间访客和公文的信息,记住老爷的日程和性情,记住与衙门有关的权力网络。在实际运作中,门政扼守着他背后这座衙门的权力瓶颈,衙门里面的权力进进出出、发挥作用,都需要他的配合。对一把手来说,门政就是自己的“手机”、自己的秘书。所以,门政的实际权力可能比这座衙门的二把手都要大。来办事的人,避免不了与门政打交道,有时候摆平了门政就不需要再去衙门里活动了。门政往往上下其手自肥,聚敛了巨大的财富。

光绪年间进士陈恒庆就在《谏书稀庵笔记》中说旗人做官,一定要听门政的指挥,他们发财也有赖于门政。罢官归来之后,所有的家私,也都归门政掌握。门政生吞活剥,常常比主人还要富有。而“签稿”顾名思义就是签稿子写文书的人。古代官员业务范围过广,事务过重,不得不将文书工作假手下人,于是就有了签稿。签稿的人,必须熟知帝国政治话语、公文往来和例行事务的处理(千万不能出现把奉天府视同一般州府的错误),类似于现代领导干部的办公室主任。他一般是官员的亲信,能和官员说上话,同时又掌控着衙门的公文往来,实际权力不能小觑。一个签稿,一个门政,都被外人尊称为衙门“大爷”,实际权力和收益远大于其他下人,更高于一般的官吏衙役。到衙门办事的人,如果能一起搞定签稿和门政,基本上就把事情办下来了。

所以,你要判断谁的权力大,就看谁找他办事的人最多。举个例子,慈禧太后末期,奕劻为总理大臣,掌握朝廷大权。京城内外办事的人,却不去找奕劻,而是去找他的儿子载振。载振虽然只是一个商部尚书,但因为老父亲奕劻年迈无力,依仗载振协助处理政务。载振在很多事情上架空了老父亲,独揽大权,所以找他办事的人一批批地等着他接见。后来载振的商部尚书被罢免了,可商部大小官员遇到什么时候还是找载振请示汇报,就连继任尚书遇到人事任免也不敢自专。可见在慈禧末期,载振的权力大于朝廷的其他诸公。

还有个例子,说的是镇压太平军时期,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都驻扎在武昌。总督的官比巡抚大,但湖北的政务、官文对胡林翼总是言听计从。一次,官文向朝廷推荐某人出任道员。胡林翼知道后,给官文去了一信:“访闻某人有劣迹,断断不可补授道员,如果真当上了,我就参黜他。”官文得信,连忙快马加鞭把奏折追回来,再列出湖北数十个候补道的名字寄给胡林翼,请他挑选一人。胡林翼不挑,直接复信:“除了某人外,其他人都没问题。”官文见胡林翼如此强硬,也有些不高兴,发牢骚说:“我这个总督,都快成为累赘了。”他给胡林翼去信说:“按大清例,总督领导巡抚,真的是这样吗?请回信。”胡林翼回信说:“当然可以。但大清例载:总督贪污渎职的,巡抚知晓,即使不参者也与之同罪。我听说中堂曾收受某人千两银子,某人百两银子,是否真有其事?还请回信告知。”官文见信,一笑置之。原来官文庸碌无能,胡林翼精明能干,听任官文贪赃腐化,将湖北政务操于己手。官文乐得悠闲又有钱赚,也就放手让胡林翼干事。湖北的实际权力最大者,就变为了胡林翼而非官文。

最后举一个找对“关键角色”办好事情的例子,结束本节。

奕劻专权时贪污了无数金钱,单单存在汇丰银行的银子就超过百万。道员吴懋鼎曾经担任过汇丰银行的会计,将消息透露给了御史蒋式瑆。蒋式瑆就弹劾奕劻贪赃,举汇丰银行的存款为证。朝廷命尚书鹿传霖、左都御史溥良查办。奕劻很害怕,找谁才能抹平这件事情呢?蒋式瑆?不行,即便他能撤销弹劾,可查办的事情已经进行了。两位查办大臣?不行,证据摆在那里,他们有心帮你遮盖也遮盖不了。对了,关键角色就是吴懋鼎。奕劻赶紧把他约出来,许诺将汇丰银行一半的存款送给他,请他销毁证据。吴懋鼎答应了,把奕劻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分散到其他人的名下去。鹿传霖等人来查,看不出来,又不敢得罪奕劻,就以“查无实据”结案。结果蒋式瑆反而受累被免去御史,发往翰林院回炉学习去了。

综上所述,找对人才能办对事。不要盲目去找那些衣冠鲜亮的人,也不要迷信品级和职权,而要去找那些找的人多、操持实权的人物。

第七章 揭秘: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

核心提示:对于霸王别姬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和司马迁那样一个震古烁今的史学巨匠,如果我们说这种悲壮形象完全是假的,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虚假报道,可能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荒谬绝伦,认为除非是又出土了什么爆炸性的竹简帛书才有可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论断。但其实这里什么新的史料也没有,就从司马迁《史记》的字里行间,只要不带偏见地仔细寻觅,我们就完全可以把事情的真相还原出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从太史公司马迁笔下流传下来的这荡气回肠2000多年的《垓下歌》声,连同“霸王别姬”的凄美故事一起,在中华文化中牢牢地刻下了西楚霸王项羽这样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对于霸王别姬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和司马迁那样一个震古烁今的史学巨匠,如果我们说这种悲壮形象完全是假的,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虚假报道,可能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荒谬绝伦,认为除非是又出土了什么爆炸性的竹简帛书才有可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论断。但其实这里什么新的史料也没有,就从司马迁《史记》的字里行间,只要不带偏见地仔细寻觅,我们就完全可以把事情的真相还原出来。

在《史记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这样4个与霸王别姬有关的场景。

首先是四面楚歌:“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然后是霸王别姬:“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第三是项羽突围:“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

最后是乌江自刎:“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

这些史料表面上看起来跟我们所熟知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分别,其实除了虞姬自刎的这一个小细节之外,霸王别姬的故事也正是源自这些史料。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被司马迁成功的隐藏了、同时也被后人们视而不见达2000多年之久。

在场景一和场景二中,项羽身在楚军垓下大营,虽说“兵少”,但也只是相对汉军的重兵而言。《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垓下之战时“项羽之卒可十万”,虽然经过此前与汉军的拼死搏杀会有所损失,但到被围时为止,汉军还没有对楚军构成歼灭性打击,因此守卫在垓下大营的楚军至少还有数万,否则汉军也不用唱什么楚歌了,直接大军一拥而上灭了项羽即可。而且后来知道项羽率800骑出逃后,汉军只派了5000骑去追,若不是垓下大营中还有大量楚军英勇奋战,刘邦是不会如此不把项羽放在心上,让五六十万大军在营中睡大觉的。

然而,到了场景三和场景四,项羽“直夜溃围南出”时,身边却只带了“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那么其他在垓下大营的几万楚军到哪里去了呢?只有一个解释——他们被项羽抛弃了。就在司马迁浓墨重彩、绘声绘色的描绘项羽和他那几百亲信如何在汉军重围之中杀入杀出,“斩将刈旗”,“汉军皆披靡……人马俱惊”的时候,对于这几万楚军被统帅遗弃后的遭遇,却耐人寻味的缄口不语,只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整场垓下战役中,汉军“斩首八万”。考虑到楚军一共也就是10万人,可以说基本上全军覆没,除了个别侥幸逃走和数千至万余人被俘之外,其他都血洒疆场了。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极高的战斗意志,在主帅弃军而逃、被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围攻的情况下,败军一方是很少有如此之高的死亡比例的。因为远在死这么多人之前,部队就会崩溃、投降,成为战俘。垓下一战中,10万楚军竟然死了8万,而又没有任何刘邦杀俘的记载(刘邦一直把坑杀秦俘20万作为项羽的一大罪状,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因而自己自然是不能擅杀俘虏的),足见楚军战斗之英勇顽强。

与英勇的楚军官兵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表现得如此怯懦的项羽。要知道,在垓下大营中的项羽还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手下还有数万精锐之师,江东还有广阔的天地,汉军的围困看起来也不太严密(否则不会直到天亮才发现项羽突围),他是完全可以率军突围,再谋求卷土重来的。曾经一度英勇无敌的项羽为什么在垓下表现如此不堪,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项羽一生纵横疆场、所向无敌,虽然楚军在其他战场上吃了许多败仗,但项羽自己统帅的部队还从未大败过,因此他也从来没有过经受挫败的经验。然而,在垓下他平生第一次兵败被围,这对他肯定会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四面楚歌和与虞姬离别的刺激,当众“大惊”和“泣”的项羽很可能已经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否则作为一军主帅,他是绝不应当当众有这样的行为的),一曲《垓下歌》充分反映出了他绝望的内心世界。一向偏爱感情用事的西楚霸王,终于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勇气,做出了弃军而逃的决定。而项羽最终“不肯过江东”的决定,反映出项羽开始为自己的卑劣行为感到悔恨,他所说的无颜以对江东父老的话,其实很可能就是针对自己弃军而逃的这一行径而言。

分析到这里,霸王别姬的真相已经很清楚了,简而言之,就是一场项羽在战事不利的压力下、在汉军心理攻势面前,精神崩溃,弃军而逃,最终自刎谢罪的丑剧。然而,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之下,通过突出局部(别姬、突围、自刎)、无视整体(弃军而逃的性质、剩余楚军的命运)的方式,竟把一场丑剧装裱成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以无韵之离骚为载体,深深铭刻进了中华文化之中。当然,司马迁这样写是有他个人原因的。史学界许多人认为司马迁因为受到汉武帝的冤屈,而在史记中特意抬高项羽、贬低刘邦,霸王别姬的这一幕可能也就是因此而产生的。然而,太史公的一介个人恩怨,却造就了这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懦夫成了英雄,真正的英雄却被遗忘,那八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军将士地下有知,情何以堪啊!

如果说司马迁关于霸王别姬的虚假报道只是扭曲了史实,骗取了2000年来无数人们的同情和眼泪,而不致有什么现实危害的话,我们今天媒体的虚假报道就不只是这样了。那些与司马迁类似性质的媒体报道,即通过突出局部(例如抢险救灾的英雄事迹、各级领导如何高度关注、受灾群众如何谱写出一曲曲生命赞歌等等)、无视整体(例如灾难为什么发生、除了天灾之外有没有人祸的成分、哪些人应为灾难负责、救灾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改进、如何避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等等)的方式来扭曲事件的整体形象的行为,也会对现实社会带来重大的危害。因为这种报道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无法在痛定思痛之中汲取经验教训,来避免或者减轻新的灾难。当同样的问题引发下一次灾难的时候,这些媒体又会大唱生命赞歌,而那些原本有可能逃过此劫的生命,却只能在九泉之下哭泣了。如果新闻媒体上甚至是在决策者的眼中,几乎全部都充斥着这样的报道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社会的进步,对于我们在吃一堑长一智、跌倒了再爬起来的过程中的不断成长,无疑是不利的。

第八章 1911年致141人死亡的高楼火灾如何改变美国

核心提示:1911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特别的长,有24个单词:“141名男女工人死于内衣厂大火;被困华盛顿广场大楼高层;街上尸横遍地;楼内堆尸如山”。标题的下面是这样一段导语:“位于格林尼街与华盛顿广场拐角处的十层大楼中有三层昨天焚毁。大火中141名年轻的男女工人——其中至少125个姑娘——被烧死或者在跳到楼下的人行道上时摔死”。

这场发生在人们的眼前,被众多纽约人目击的大火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了全美国,并且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社会改革。尽管罗斯福在20年后才上台,可是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后来说,1911年3月25日,“新政从这一天就已经开始了”。

三角内衣厂的这场大火被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

当我们梳理历史的时候,哪些事件会成为历史的里程碑或者分水岭呢?有些时候是一场战争,有些时候是一个会议,有些时候是一份宣言,有些时候是一个科学发现,有些时候是一场——灾难。

在纽约这座以众多摩天大楼拼接起来的城市中,有两次巨大灾难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一次是2001年的“9·11”,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被恐怖分子袭击起火倒塌,一次是1911年3月25日的华盛顿广场大楼起火。两次灾难发生的时间正好相差90年。

在纽约曼哈顿南部百老汇大街和第六大道之间,有一片长方形的绿地,名叫华盛顿广场。广场边上有一栋十层高的大楼,现在属于纽约大学。一百年前,每天也会有很多年轻的女孩走过窄窄的街道,进入这座大楼,不过她们不是去上课,而是去一家叫做三角内衣厂的工厂里做工。这家内衣厂位于这幢大楼最上面的三层——第八层、第九层和第十层。

1911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特别的长,有24个单词:“141名男女工人死于内衣厂大火;被困华盛顿广场大楼高层;街上尸横遍地;楼内堆尸如山”。标题的下面是这样一段导语:“位于格林尼街与华盛顿广场拐角处的十层大楼中有三层昨天焚毁。大火中141名年轻的男女工人——其中至少125个姑娘——被烧死或者在跳到楼下的人行道上时摔死”。

这场发生在人们的眼前,被众多纽约人目击的大火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了全美国,并且引发了后来一连串社会改革。尽管罗斯福在20年后才上台,可是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后来说,1911年3月25日,“新政从这一天就已经开始了”。

三角内衣厂的这场大火被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现在躺在陈尸房等人去凭一颗牙齿或者一只烧焦的鞋子辨认的受害者中,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她们是三角内衣公司雇来缝制女用衬衫的。这些姑娘中大多数不会说英语。几乎所有人都是她们辛苦劳作的的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来源。”《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描述死者的共同特征——对,她们是从落后地区来到发达地区打工的“外来妹”。和上世纪80年代起从内地到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的“外来妹”不同的是,她们来自外国。她们从波兰、意大利、爱尔兰、俄国等地漂洋过海来到纽约,寻找自己的美国梦。她们大多还没有拿到美国“户口”,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4:40,大火爆发了,有些人跑下楼梯,幸免于难,但一两分钟之后,这条通道就被火封死了。姑娘们冲到窗口,然后开始往下跳。人群中人们叫喊着不要跳,她们跳了,穿透破碎的玻璃坠落,在人行道上相互挤压致死。至于没有跳的,就更不必说了——有的尸体只是一堆灰烬”。《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当时惨状。

我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从一名网名“江月”的博客上看到了更为细节的描写。这些细节来自一本近年出版名为《三角工厂——改变美国的一场火灾》的纪实作品。“没人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8楼车间里有很多张木制的大裁剪桌,桌上堆着布匹,地上到处是碎布头。借着满地的易燃物,火势迅速蔓延,火舌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桌子,很快吞没了8楼,又窜到9楼。浓烟弥漫,几百名女工在呛人的浓烟和烈火中惊惶地乱跑,哭喊声,惨叫声,玻璃碎裂声,响成一片。”“一群女工设法逃到防火梯上,试图通过防火梯逃生。但是,年久失修的逃生梯已经严重锈损,在姑娘们的重量下,防火梯轰然断裂,女工们惨叫着,从高楼上跌落。”“大楼下面的人们绝望地看着着火的楼层,无法救助。顷刻,浓烟滚滚的窗口上,出现几个姑娘的脸。她们爬上窗台,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她们的背后是地狱般的烈火,火舌向她们逼近,舔向她们的头发和衣裙。浓烟中,人们看不清她们的脸,也看不见她们脸上绝望的表情。然而,熊熊烈火把她们的身影烙进了美国历史之中。”“在无数双焦急、痛苦、绝望的眼睛注视下,姑娘们如同一只只火鸟,裙裾上带着火焰,从24米的高楼上纵身跃下,落到坚硬的人行道上,她们的四肢舒展开来,像一只只从高空掉下来的布娃娃,鲜血从她们破碎的身体里喷涌而出。接着,又一个女工从楼上跳下,鲜血四溅。又一个,又一个……”“楼下,人们张开被单、毯子、被子,试图接住跳下来的女工们。但是,被子毛毯承受不住冲击力,高楼上跳下的身体穿过被单毛毯,沉重地摔在人行道上。地上四散着年轻姑娘们的尸体,鲜血染红了街道。水龙带里的水喷射到火场,又从空中落到地上,汇入地上的鲜血,淌入下水道。”

在阅读和引述这些极富画面感的文字的时候,我的泪水不断地涌出眼眶。

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发薪的日子,姑娘们已经换下工装,穿上了自己的漂亮衣服,排队领工资,接下来是劳累一周盼来的一个难得的周末,惨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911年3月25日,她们的鲜血流在街头,她们扭曲的身体躺在曼哈顿下东区的街道上。与此同时,她们制作的时髦漂亮的女式衬衣,挂在只隔一个街区的第五大道的时装店里,向世人展示着美丽。而美丽背后的悲惨现实,却需要她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展示。

就在一年前,在纽约的几百家血汗工厂工作的工人们曾经举行过声势浩大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条件。三角工厂的女工们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她们特别要求改善工厂的防火设施,但罢工以失败告终。由于生活所迫,姑娘们不得不回到她们已经意识到随时会发生火灾的工厂。

就在几个月前,纽约市消防局长克罗克在纽约州议会作证说,消防队救生梯只能达到7层楼的高度,而在纽约市,成千上万的人在7层以上的楼层上工作,一旦发生大火,这些人将无处逃生。事后,他痛苦地控诉道,企业主协会召集会议阻碍了要求他们加强防火措施动议的通过。

4月5日,一个阴沉的下午,12万工人组成了一条长长的,沉默的河流,河流载着锥心之痛,从曼哈顿的心脏淌过。那是一场沉默的游行,除了哭泣,没有口号。

在此之前,纽约人并不关心这些近在咫尺的血汗工厂里工人们的境遇。但这次灾难唤醒了纽约人的良知。“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一位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人们的负罪感最终落实为一步步的具体措施。

纽约建立了有25个成员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头一年就在纽约视察了1836个工作场所,听取了222个人的相关证言。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4年任期,是大家公认的“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劳动法》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

三角公司火灾惨案成为立法的依据。《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而在任何一个超过两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这些法律的通过,被看做是“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成果。

斗转星移,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镇的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起类似的火灾,87名女工因为工厂紧锁大门、窗户封闭而无法逃脱,葬身火海。多年之后,香港一些公益组织通过多年艰苦的努力终于从贴牌的意大利公司那里要到了几十万美元的赔偿金,到现在却因为当地不配合,找不到所有遇难者的名单和家属的联系方式。而这场仅仅过去十几年的惨剧已经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多年。

在目睹火灾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丝·帕金斯的年轻女孩。1961年3月2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灾50年纪念日。一群老妇来到当年她们从烈火中逃生的大楼前,悼念死于那场大火的姐妹们。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成为美国劳工部长——美国政府内阁中第一个女性。在纪念仪式上,弗朗西丝·帕金斯回忆了那场大火如何唤醒了美国的良心,也埋下了她心中为改变劳工命运和捍卫女性权利而奋斗的种子。

2001年2月1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罗丝·弗雷曼女士去世,享年107岁。美国各大媒体报道了她去世的消息。

2001年3月14日,纽约市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反血汗工厂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府不得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诸如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制服等等。朱利安尼市长否决了这项提案,但市议会又以44:4的压倒性多数废除了市长的否决。

三角工厂的事件后来被写进美国高中历史教材中,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第九章 探秘戴笠故居:一宅87门 机关密布方便逃生

早在2000年,戴笠故居作为江山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对外开放。

戴笠故居管理处主任陈洋森告诉记者:他们正是遵循了历史材料需要有正反面的原则,经过几年的搜集整理,还原了戴笠亲自设计并花巨资建造的秘宅。

昨日,记者从江山市有关部门获悉,戴笠故居正在规划兴建一座特工园,展出特工当年所需的所有用具。届时,特工园将完整地呈现当年军统特务的残忍。“特工园会成为广大游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生动教材,它也必将成为江山的一处新景点。”陈洋森说。

本报记者特地来到了江山市保安乡,走进被称为“秘宅”的戴笠故居,为读者揭开其中奥妙。

花巨资老家造秘宅 至亲全部安置其中

戴笠,字雨农,生于1897年农历4月27,死于1946年3月17日,浙江省江山市保安乡人,是阴险、毒辣、奸诈、残忍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

双手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戴笠发迹后,耗巨资在江山乡下保安乡建造了一处由他自己设计的“秘宅”。

尽管自己多年在外,戴笠却将母亲、结发妻子、亲生儿子等直系亲戚,仍旧留在老家的这所秘宅中。

据说,戴笠每次回到乡里,总要在离家五里地外步行到家,在门口向迎接他的母亲下跪请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宅子,让戴笠如此器重,将至亲至爱全部归置在这里?

记者走近“秘宅”就发现,戴笠故居坐南向北开大门,沿街有门檐,屋角有飞檐,粉墙黛瓦,与当地民宅并无多大区别。

然而,一旦踏进三尺门洞,你就会感到这是一座“机关重重,阴森险要”的秘宅。它显示了设计者的内心苦楚,更使参观者领悟到戴笠此等人物当时的历史背景及从事的职业的特性。

300平方米的宅子里 有87扇门122扇窗

戴宅的最大神秘,有三点;一是前高后低,称为前二层后三层。据说,这样有利于隐蔽重要设施。事实上确实如此,在最低层的房内,戴笠安装了一部军用发报机,便于常在外地的他与家中老母联络,也是为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收集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据说,当时这间发报室门外有二道岗哨,门内还有一道暗哨。外人不可近身半步,可谓密不透风。

戴宅第二个神秘是房门多。

据了解,在这个占地300多平方米的秘宅里,大小不同的房门竟有87扇。而这87扇木门,竟也高低不一,大小不同。

有的门高达2米,与屋顶横梁差不多一样高,据说这是便于在危急时搬走重要物件;有的门却又显得低矮,仅供一人侧身而过,听说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让旁人偷视前后情况;而有的门却只能弯腰进出,这是为了发生突发事件时阻挡追兵,这样的门平时都不开启。

戴家老宅的每间房内,都开了二扇门。有的是明门,看得见,摸得着,有的却暗藏在床背后,有的则开在屏风边。

更绝的是有一扇门与地下暗梯连接,开关设在墙脚根,旁人根本注意不到。险象环生时,用脚轻轻一拨,门就能打开,人可以顺着暗梯下到地室,再从地室小门里逃出。而这地室小门又隐藏在墙边的一处乱草丛中,外人无从识破。

戴宅第三大神秘就是窗多。在87扇房门边上,还配上了122扇窗户。据有关资料查证,在仅300平方米的建筑中,安装了如此多的窗户,在近代居宅建设中独一无二。

每个窗口规格又都各不相同。有的是正规民居设计,上下左右相称,有的却大小不同高低不平,有的只够一个人头进出,还有的可以通过移动推拉并成四方形的大窗。

暗梯、暗道、枪眼、金钱松 全为杀人逃生之用

戴笠在后三层内特别设制的暗梯,则更为惊奇。

这些设计基本都是从安全脱险角度设计的,显示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在这杀机重重中修建的暗梯暗道,能一窥戴笠的特务生涯险象环生,心里的角力如此地沉重。

戴笠秘宅的后三层,基本是用来商议重要事情的房间,以及戴笠日常休息的卧室和客厅。

在卧室这不到20平方米的二个小房间里,除了一些普通的家具外,最显眼的是在木板墙上,挂有一幅山水图。掀开图画,拉开木板上的一把暗门拉条,一个圆形状的楼梯豁然出现在眼前,而在梯道边上还有一小块空位。

据说,当年戴笠在室内与人交谈时,一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就站在木板背后的这块空位里。通过木板上细小的洞眼,卫兵就观察着室内每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不知当年有多少达官贵人在这里面对戴笠谈笑风生,却全不知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如此的“杀机”布置,难免让人生寒。

下到这暗梯中,你会发现旋转式暗梯,面积细小却很方便下楼。因为转弯形的设计,将每块梯板做得头尾相称,左窄右宽,正好容得前脚着力后脚甩力,不会漏脚更不会跌倒滚落。这都有利于在逃跑时作其他应变的准备。

下到底层地室,左侧砖墙上突现几个枪眼状的洞眼。仔细往里一看,里面虽然不足一平方米,但也足够二人站立。这是专门用来对从暗梯上下的杀手进行阻击的。

这几个枪眼呈斜上形,这方便用来迅速调整射击位置。

走到了墙外,还有一棵茂盛的金钱松,10米高。这棵树是当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送给戴笠,并和戴笠一起亲手栽种的。

树干正好对着三层卧室墙上的一扇大窗户。戴笠若遇到突发事件,还可爬上金钱松逃走。

戴笠故居,一幢隐藏在乡间的秘宅,从它的道道机关中折射出戴笠这等人物的悲冷命运。他把自己的住宅设计成如此的“逃命坟场”,却也显露出他内心世界的挣扎已到了何等疯狂程度。

戴笠故居为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于1943年亲自审定设计图纸,其弟戴春榜督造的。戴笠故居位于浙江省江山市保安乡,在保安小街中段,是一所江南常见的白墙灰瓦、红柱泥地的普通民宅。

假如没有整修后设立的标识和当地人的指点,这所与众多民居相似、有着普通而又简朴的外观的房子实在让人难以同权势赫赫的戴笠联系在一起。

虽然外观普通,但屋里却是别有玄机。戴笠故居里机关重重,可藏暗器,设伏兵,也便于逃命,还有一条逃亡秘道。

300平方米秘宅却有众多门窗,还设暗梯秘道,所有设计皆为杀人逃生。

第十章 五四余波:抗战中曹汝霖拒投敌 学生领袖成大汉奸

核心提示: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曾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在大义面前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曹、陆、章三人被免职。“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曾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么不能吃!”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在大义面前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在报上刊登启示,与梅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第十一章 关羽之死:他究竟中了哪个人的借刀杀人计

核心提示:《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听说关羽战死的消息后,“大叫一声,昏厥于地”,那完全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史料中,并没有关羽死后,刘备哭关羽的记载。相反,庞统死后,“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法正死后,“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就是刘备对法正的死也伤心得不得了,居然痛哭了好几天。而结拜兄弟死了之后,居然没有刘备痛哭的记载,难道不奇怪吗?

刘备与关羽生死之交的关系虽然从来没有人去怀疑,但那只是文学作品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另外,关羽死后,照理说他是为国捐躯,英勇牺牲,刘备应该对他追封,给他谥号,但是刘备没有对关羽追封,关羽的谥号壮缪侯,是后主刘禅追封的。而法正死后,刘备就追封他翼侯。《三国志》中说,刘备同关羽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关羽死后,他所享受的待遇还不如法正,这完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刘备和关羽之间的问题也许还牵涉到关羽被害的真相!这之所以成为千古之谜,最根本的原因,是陈寿所写的《三国志》中的蜀志太简单的缘故。

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关羽失荆州是一个致命伤,也是蜀汉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关于蜀汉在荆州战役中不发救兵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来不及去救。但因为《三国志》中没有记载,所以后世对此也是猜测纷纷。然而到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看法,说是由于关羽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方针,所以诸葛亮决定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诸葛借刀杀关羽”于是被炒得沸沸扬扬。

诸葛亮的失职

在讨论诸葛亮的失职问题之前,需要先弄清楚一个关键问题——关羽攻打襄樊,到底是谁的决定?这场战争是不是从一开始决策上就存在失误呢?

关于这个问题,《三国志》中没有记载,但十之八九是刘备的决定,因为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关羽是不敢自作主张的。蜀汉的最高统治者是刘备,只有刘备才有决定权。自从刘备取益州,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形势一片大好。蜀汉的事业可以说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说“汉事将成也”。不过尽管暂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此时刘蜀的力量跟曹魏相比还是相差甚远的,此时北伐的时机并不成熟。但刘备这时候的脑子可能有点发热,有点利令智昏。过去的刘备看见曹操非常害怕,凡是和曹操打仗,刘备是必败。但自从刘备和曹操争夺汉中,黄忠刀劈夏侯渊,刘备居然破天荒地第一次打败了曹操,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这一下子,刘备就牛了,就抖了,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刘备自称汉中王后,和曹操并驾齐驱,刘备骄得很,狂妄得很,他不顾蜀汉国力弱小,竟然马上做出决定,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樊。

照理来说,刘备头脑发热,军师诸葛亮就应该冷静,应该在刘备发热的脑袋上泼点冷水,让他清醒清醒,但找遍《三国志》,也没有看到有诸葛亮在攻打襄樊这件事情上反对刘备的记载。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这个时候诸葛亮的职务是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就是说诸葛亮主管刘备统帅部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事情,刘备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诸葛亮都是可以参与的。诸葛亮虽然不是决策者,但他可以向决策者建言献策。可见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显然没有尽到军师的责任。

至于诸葛亮在关羽北伐襄樊战役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三国志》中并无十分明确的记载,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关羽出兵攻打襄樊,无论从时机、条件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都违反了诸葛亮早年提出的《隆中对》。《隆中对》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诸葛亮助刘备打天下的军事大纲。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得很清楚,北伐必须符合这样五个条件:第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就是说蜀汉要同西南少数民族搞好关系。但当时刘备同少数民族并没有搞好关系,因为刘备虽然占领了益州,但他们是外来户,以孟获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对刘备侵占他们的地盘是非常痛恨的,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在关羽攻襄樊时,少数民族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这第二条,就是“内修政理”。所谓内修政理,就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刘备夺取四川汉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刘璋这个人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刘备打四川打得非常艰苦,连庞统也战死了。刘备前后经过九年的苦战,才得到四川这块根据地。九年的仗打下来,军队十分疲劳,四川的经济破坏得很厉害,老百姓也不堪负担。所以关羽此时的北伐根本不具备足够的实力。

第三个条件就是“外结好孙权”,孙刘联盟的重要性早在我们之前的三国系列就分析过了。但这时的蜀汉和东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虽然孙刘两家最后没有动武,但双方已经撕破了脸皮。

实际上,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孙刘联盟靠不住。他曾经对法正说过这样一段话:“主公在公安的时候,北面害怕曹操的强大,东面害怕孙权的威胁,主公的身边又害怕孙夫人。”所以诸葛亮对孙刘联盟的前景是非常担忧的。

可能有的人会这样认为,诸葛亮毕竟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可以预测到孙权会乘关羽北伐的时候偷袭荆州。诸葛亮确实不是神,但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他用兵打仗向来小心翼翼,从不做冒险的事。在关羽出兵攻打襄樊的时候,荆州城防必然空虚,诸葛亮又怎么会那么粗心,不提醒刘备或者关羽要当心孙权会突然袭击,从背后捅上一刀呢?这是军事常识,诸葛亮怎么会不懂这个军事常识呢?他的警惕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还有关于北伐的第四个条件。诸葛亮曾经说过,北伐还必须要等到“天下有变”。天下有变是指曹魏有变,这个变是指曹魏统治集团发生内乱,或者说是出现农民起义、兵变,总之,要等曹魏内部出现问题才能出兵。关羽北伐的时候,却是“天下无变”,也就是说曹魏内部很稳定。当时曹操已经完全控制了汉献帝,曹操称魏王,马上就要做皇帝了,而且也没有多少人反对,甚至连孙权也劝曹操称帝。不要说什么有变,简直就是天下太平,曹魏的统治稳固得很。

第五,诸葛亮的战略部署是蜀汉的北伐必须兵分两路,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荆州军攻打宛城、洛阳,益州军攻打长安,像一把老虎钳一样发动钳形攻势,使魏国首尾难顾。但关羽的北伐,只是出动了荆州军,刘备在益州的主力部队却纹丝不动,让关羽这一支偏师北伐,这不是完全违背了诸葛亮亲手制定的隆中决策吗?

诸葛亮为何不进谏?

诸葛亮对刘备是非常之了解的,刘备称帝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调动全国的军队讨伐东吴,收复荆州。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当时刘备已经做了皇帝,谁要进谏,搞得不好就要掉脑袋。只有赵云不管,照样说了一大通理由,坚决反对刘备伐吴。刘备果然大怒,一点也听不进赵云的意见,不仅听不进去,伐吴也不要赵云去了,让赵云留守后方,实际上是把赵云晾在一边。《三国演义》上讲,赵云是五虎上将,其实,赵云的官要比关、张、马、黄小得多,关羽是前将军,张飞是车骑将军,马超是骠骑将军,黄忠是后将军,他们都是重号将军,但赵云只是个翊军将军,是个杂号将军。可见,由于赵云过于耿直,所以刘备对他不是太喜欢。刘备准备伐吴的时候,还有一个大臣叫秦宓,他也进谏,说讨伐东吴是天时不利,结果秦宓的下场就更惨了,差点被杀掉。幸亏大臣们求情,刘备才免他一死,把秦宓下了大狱,一直到刘备死后,秦宓才被从监狱里放出来。后来刘备伐吴惨败,火烧连营七百里,差不多全军覆没。这个时候诸葛亮才说了一句话:“如果法孝直在世的话,必定能够说服主上不要伐吴。即使主上伐吴,如果法孝直在身边,就不会惨败了。”这简直就是一句“事后诸葛亮”的话,这说明诸葛亮当时之所以没有进谏,可能是对刘备这个人的性格、脾气摸得比较透。在刘备大怒、一意孤行的时候,诸葛亮觉得说了也是白说,谏了也是白谏,那还不如不谏。但在这种事关国家利益兴亡的时刻,作为大臣就是要尽自己的职责,何况诸葛亮作为军师、宰相,更应该尽自己的职责。民族英雄林则徐说过这样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意思是只要有利于国家,哪怕用生命去换取也值得,岂能因为灾祸就避开呢。

而且,就算诸葛亮劝不动刘备,但总可以尽心尽责地帮助关羽吧?关羽这个人的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有一个例子:在刘备攻打益州的时候,西凉的马超前来投奔刘备。马超是一员虎将,连曹操这样一个把天下英雄视为鼠辈的人,看见马超也畏惧三分。马超前来投奔刘备,刘备当然高兴,就加封他为平西将军,与关羽的地位相等。这一下子可把关羽惹火了,关羽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的本事可以同谁相比?诸葛亮马上回了封信给关羽,说马超文武双全,勇猛过人,武艺和张飞差不多,他们两人可以并驾齐驱,但同你美髯公比起来,还差了一截啊,因为你美髯公的武艺是绝伦逸群,天下第一。这一番话可把关羽捧上了九霄云外,关羽本来就骄,这样一来更是骄上加骄,他得意得不得了,还把诸葛亮的信拿给左右宾客们看。从此,关羽头脑更加发热,真的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诸葛亮这样做只会害了关羽,关羽不是一般的将领,他镇守荆州,承担着蜀汉政权差不多半壁江山的重任。俗话说得好,骄兵必败,关羽如此骄狂,以至于因张狂而不把孙权放在眼里,最后走麦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其中诸葛亮确实是要负责任的。找遍《三国志》,也没有看到诸葛亮离开荆州时,提醒关羽要注意和东吴搞好关系的史料记载。《三国演义》中孔明离开荆州将要进益州时,对关羽讲的八字箴言:“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完全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

诸葛亮为什么不派援兵?

关羽丢了荆州,败走麦城,最后是被吕蒙生擒活捉,首级被送给了曹操。荆州之战,不仅仅是蜀汉政权的致命之战,同时也使得诸葛亮精心设计的《隆中对》战略规划未能实现,“兴复汉室”最终也成了泡影,蜀国因此一蹶不振。

有的专家认为,关羽攻襄樊的时候兵力雄厚,兵精粮足,所以刘备、诸葛亮根本没有必要派出援兵。那么,关羽的兵力真的很充足吗?关羽的军队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三国志》上讲:“羽号有三万人”,这样算来,关羽能带出去攻打襄樊的人马就非常有限了,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万人。而关羽水淹七军,是俘虏了不少曹家的兵将,但他能否使用这些降兵降将,使他们反戈一击呢?似乎不行。关羽平时骄横跋扈,他同自己人都搞不好关系,怎么可能让他去做俘虏兵的思想工作?

那么刘备、诸葛亮明明看到关羽因兵力不足攻不下襄樊,为什么不给他增派援兵?有人说,这是刘备、诸葛亮不知道前线的战况,而且时间上来不及。而实际情况是,襄樊战役是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打响的,到建安二十五年一月份结束,整个过程有半年时间,成都方面从来就没有发过一兵一卒前去增援。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关羽水淹七军打了胜仗,刘备、诸葛亮不给他增加兵力或许还情有可原,等到曹操派出大批人马前往樊城,成都方面再不给关羽增加兵力,那就可疑了。

有两条非常重要的史料,足以证明刘备与诸葛亮有足够的时间发兵去救关羽。一条是吕蒙攻下江陵、公安后,为了扩大战果,又派陆逊去攻打蜀国的边境城市宜都、枝江、夷陵、秭归,结果这些城市全部被陆逊打了下来,这样吴国的疆域已经扩展到蜀国的西部边境白帝城,这条史料出现在《三国志·孙权传》中。另一条史料更为重要,就是刘备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弃城逃跑,逃回成都去,樊友逃跑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这条史料是在《陆逊传》中。这条史料太重要了!因为即使吕蒙攻下江陵后,马上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兵统统被吕蒙俘虏,无一漏网,没有人能回成都报信,但是宜都太守樊友肯定知道。宜都既然被打下了,那前面的江陵、公安肯定是丢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樊友他敢不连滚带爬地跑回去报信吗?

而且,刘备在攻下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同汉中的联系,从成都到白水关,造了四百多所驿站,就是为了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通讯联络的畅通无阻。后来刘备发动夷陵之战,从成都到湖北宜昌、武昌,到处都是快马探子、细作,随时了解敌情。这要放在今天来说,基本上就算是“谍报工作”做得很好了。

再来看看曹操那里派出了多少增援部队: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率领的七军,这一批部队被关羽消灭了。紧接着,曹操派出他的五虎上将——徐晃的部队,他们吸取上一次于禁被消灭的教训,在兵力不够充足的情况下,先按兵不动,不同关羽决战。曹操又陆续给他补充了后续部队,派出了第三批、第四批部队,估计徐晃这时的部队至少在五万左右,再加上樊城曹仁的军队,形成了里外夹攻之势。曹军对关羽已经具有压倒优势。这还不算,曹操还不放心,他又下令,把合肥张辽的部队调过来。张辽是曹操的五虎上将之首,他曾经在合肥打败孙权,威震逍遥津,差一点就活捉了孙权。所以说,曹操为了对付关羽,已经把他的王牌军都拿出来了。这还不算,曹操觉得还镇不住,于是决定“御驾亲征”,他统率十几万精锐部队,开赴距离襄阳不远的地方——摩陂。曹操一生南征北战,打过多少大仗、硬仗,碰到多少困难,但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了打关羽,花费这样多的心血,进行了全国总动员。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对这件事曾经做过评论。他说:“就是吕蒙不偷袭荆州,关羽也必然被曹操打败,关羽哪里是曹操的对手,后来曹操借吕蒙的手来对付关羽,只不过是他想让鹬蚌相争,他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罢了。”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做过这样的评论:“吕蒙偷袭荆州,这确实是难以预料的,但就是吕蒙不偷袭荆州,关羽能制服曹操吗?关羽对付曹仁还可以,对付曹操那就差得远了。”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后来的史学家、思想家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一场荆州之战,失去的不仅仅是蜀国的一员大将,也不仅仅是一块战略要地,它失去的是之前刚刚有所好转的蜀汉江山的大好形势!传统的观点总是把这次失败归结在关羽的疏忽大意上,当然,作为这次战役的指挥者,关羽的确要负责,他也付出了人头落地的惨痛代价。但诸葛亮作为军师责任更重大,可是到底能否就此断定诸葛亮是“借荆州杀关羽”呢?而谁又应该对关羽之死负责呢?

关羽的无奈

荆州之战,从时间和信息上来说,蜀汉这个时候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救关羽的。如果刘备、诸葛亮得知关羽丢失荆州的消息后,即刻出兵,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去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还来得及。

当时关羽留了相当一部分兵力,驻守在大本营,防范东吴的偷袭,这就说明关羽还是有一定警惕性的。但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兵力实在太少,刘备、诸葛亮又不肯给关羽补充兵力,甚至连近在咫尺之遥,也就是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也不听指挥,不肯从上庸过来支援关羽,关羽百般无奈,才动了将镇守江陵、公安大本营的部队调出来这个念头。但是关羽还是犹豫不决,不敢下这个决心,毕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然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军事常识的一介勇夫。

吕蒙和陆逊看到了关羽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于是他们施展妙计,连出高招。先是吕蒙装病,离开自己的防区,假装回建业(就是今天的南京)去养病,之后陆逊接替吕蒙,写了一封信给关羽,说什么在你关将军的指挥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就是当年淮阴侯韩信用兵也不过如此,把关羽捧得云里雾里。关羽在被陆逊灌饱了迷魂汤之后,才决定将荆州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樊城,这件事当然是关羽不对,上当受骗,中了吕蒙和陆逊的奸计。

但关羽为什么会上当呢?如果他有充足的兵力,他还会上陆逊的当吗?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刘备、诸葛亮的责任,不给关羽增派援兵。

而且,如果刘备、诸葛亮派出援兵,即便不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到之前,关羽已经被害,刘备、诸葛亮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总算还说得过去,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情成败虽然由老天爷决定,但你总要谋一谋,如果你连谋都不谋,那又作何解释呢?问题是,查遍《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没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涉及到刘备和诸葛亮商量如何发兵去救关羽的记载。

当初刘备在攻打汉中时,也是遇到了夏侯渊、张郃的顽强抵抗,攻了一年多也打不下来,刘备着急了,觉得兵力不够,于是就赶快叫诸葛亮增派援兵。诸葛亮觉得在这种关键时刻,“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就是凡是青壮年的男子全部上前线,而女人也不能在家里闲着,必须当运输兵,将粮食物资运到前线。由于诸葛亮及时增派了大批的援军,刘备终于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由此可见,攻城的艰巨性,刘备和诸葛亮都是深有体会的。在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增援樊城时,刘备、诸葛亮却能无动于衷,真不知安的什么心。

对于关羽走麦城,蜀汉方面不发救兵这件事,不只是诸葛亮的问题,就连与关羽有着兄弟之情的刘备身上也存在着很大的“疑点”。刘备、诸葛亮为什么不救关羽?肯定是有原因的,诸葛亮同关羽有矛盾,而且刘备同关羽也有矛盾。

诸葛亮同关羽的矛盾

先来讲诸葛亮同关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我们都知道,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是联吴抗曹,联吴抗曹的政策是诸葛亮亲自制定的,这是诸葛亮的总战略。诸葛亮对孙刘联盟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尽管这是诸葛亮的大方针政策,但关羽好像不太赞成孙刘联盟。《三国演义》上有一个故事,说孙权曾经派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到关羽那里,向关羽提亲,说孙权有一个儿子,关羽有一个女儿,孙权想要同关将军结成儿女亲家,两家联姻以后,可以共同对付曹操。没有想到,诸葛瑾的提亲碰了一鼻头的灰,关羽大发脾气,指着诸葛瑾说:“吾虎女岂肯嫁犬子?”

这段故事基本上符合历史,只不过“吾虎女岂肯嫁犬子”这句话是罗贯中通过想象力加上去的。《三国志》上的原文是:“羽辱骂其使,不许婚。”也就是关羽不仅不愿意同孙权结这门亲事,还把孙权臭骂一顿。其实,关羽辱骂孙权还不止这一次,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根据《关羽传·裴松之注》记载,当关羽包围樊城的时候,孙权表示愿意助关羽一臂之力,派兵帮助关羽一起攻打樊城,关羽痛恨孙权的表态姗姗来迟,竟然破口大骂,“孙权你这个狢子,胆敢如此,如果我把樊城打下来,我就把你灭了”。

狢子是一种动物,跟狐狸和狼差不多,关羽骂孙权是狢子,实际上就是骂孙权是禽兽,是畜生,不是人!孙权可是三国时期的英雄,是吴国的君主,他怎么受得了关羽如此的辱骂,所以也难怪他要翻脸不认人,派吕蒙偷袭荆州。而且关羽被活捉以后,并没有被押解到孙权那里,而是当场被东吴的将领潘璋、马忠斩首,这是孙权恨透了关羽,所以命令手下将领,一旦抓住关羽,立刻就地正法,不需要向他请示。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诸葛亮和关羽在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上,确实是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相容。

正因为如此,章太炎才认为,关羽是诸葛亮联吴抗曹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所以诸葛亮要除掉关羽。

诸葛亮同关羽个人之间也有矛盾,这在《三国演义》中看不出来,在《三国志》中有少量记载。譬如诸葛亮刚刚走出隆中,刘备对诸葛亮非常好,关羽和张飞很不高兴,刘备说:“孤之有孔明,好比鱼之有水。”关羽和张飞这才不吭声了,不吭声并不等于矛盾消除了,只不过是碍于刘备的面子,暂时将怨气压下去罢了。其实关羽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差的,他同许多人关系都搞得非常紧张。黄忠在定军山一仗中,刀劈曹操手下的大将夏侯渊,为刘备夺取汉中立下汗马功劳,刘备称汉中王后,封关羽为前将军,封黄忠为后将军,两人平起平坐。当刘备派人册封关羽官职时,关羽破口大骂,大丈夫怎么能同黄忠这个老兵为伍?最后还是使者说了一大通好话,关羽才勉强地接受了刘备的册封。

关羽不仅同蜀国五虎大将中的两个大将有矛盾,他同刘封也闹矛盾。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和关羽有叔侄关系,但他们的叔侄关系很不好。关羽同部下将领上庸太守孟达的关系也很紧张。他几乎把刘备身边的所有人都得罪了,所以到了危难时机,就没有人肯救他。

关羽跟张飞正好相反,《三国志》中说“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就是说张飞很敬重士大夫,但是不知道爱护士兵。关羽正好相反,他对待士兵很好,但是和士大夫的关系很紧张。诸葛亮是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是刘备手下最重要的谋士,“关羽骄于士大夫”,那估计和诸葛亮的关系也就不怎么样了。

关羽骄横跋扈,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诸葛亮其实也很自负,只不过关羽把骄傲写在脸上,别人一看就看出来了,而诸葛亮的城府很深,轻易不动声色。另外,关羽出山很早,早就跟随刘备南征北战,论资格要比诸葛亮老得多,对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立的大功,关羽肯定很嫉妒,诸葛亮对关羽这种骄横跋扈的武将作风肯定也看不顺眼。从内心深处来讲,诸葛亮对关羽是相当不满的,再加上关羽的官职比自己高,资格比自己老,诸葛亮觉得如果自己要成为刘备手下的第一号人物,关羽就是一个障碍。所以,在关键时刻,诸葛亮不救关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不过这里有一件事必须予以澄清,就是诸葛亮不救关羽,并不等于说借刀杀关羽,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一个阴谋家,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采用卑鄙的手段,那诸葛亮不就成了一个小人?诸葛亮毕竟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一手去操纵整个战役的演变过程。诸葛亮也未必会想到关羽开始会打得这么漂亮。更不会料到吕蒙会偷袭荆州,关羽会输得这么惨。关羽走麦城,肯定不是诸葛亮策划的,只不过到了最后关头,荆州已经丢了,败局已经定了,再也无法挽回了,那就只能对不起关羽了,你是荆州军的最高统帅,丢了荆州,你就应该负责。所以诸葛亮觉得,在丢了荆州以后,没有必要为了救一个败军之将而兴师动众。因为就是把关羽救回来,也要不回荆州来。有的学者往往把荆州同关羽连在一起,认为不救关羽,就是放弃荆州。好像是人们在泼脏水的时候,把小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关羽和荆州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说,“不救”同“借刀”有本质上的区别。

刘备与关羽的矛盾

这里还有一个千古之谜,那就是在关羽危在旦夕的时候,刘备是什么态度?研究三国史的著名专家方诗铭就十分赞同章太炎的观点,不过方先生也有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不是诸葛亮要借刀杀关羽,而是刘备要借刀杀关羽。方先生认为,刘备同关羽之间也有矛盾,这对千百年来“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刘、关、张三人情同手足,他们在桃园三结义时说,“不能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这些谚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但是方先生认为,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所以刘备对关羽也很不满,比如关羽说到的“大丈夫岂能与老兵为伍”,并不是针对黄忠,而是针对刘备,因为是刘备让黄忠与关羽平起平坐,是刘备让关羽同老兵为伍。方先生还认为刘备让小舅子糜芳与关羽一起镇守荆州,是对关羽不放心,是让自己的小舅子当监军,监视关羽,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且由于关羽太跋扈,刘备的儿子刘阿斗又太无能,可能刘备考虑在他死后,刘阿斗控制不住关羽,因此在生前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像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一样,在他生前就要把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异姓王都消灭掉,绝不遗留给自己的子孙。刘备又为什么不能向他的老祖宗学呢?所以我们不要把古代的君臣关系太理想化了,认为真的是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关羽之死《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听说关羽战死的消息后,“大叫一声,昏厥于地”,那完全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史料中,并没有关羽死后,刘备哭关羽的记载。相反,庞统死后,“先主痛惜,言则流涕”。法正死后,“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就是刘备对法正的死也伤心得不得了,居然痛哭了好几天。而结拜兄弟死了之后,居然没有刘备痛哭的记载,难道不奇怪吗?

刘备与关羽生死之交的关系虽然从来没有人去怀疑,但那只是文学作品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另外,关羽死后,照理说他是为国捐躯,英勇牺牲,刘备应该对他追封,给他谥号,但是刘备没有对关羽追封,关羽的谥号壮缪侯,是后主刘禅追封的。而法正死后,刘备就追封他翼侯。《三国志》中说,刘备同关羽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关羽死后,他所享受的待遇还不如法正,这完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刘备和关羽之间的问题也许还牵涉到关羽被害的真相!这之所以成为千古之谜,最根本的原因,是陈寿所写的《三国志》中的蜀志太简单的缘故。

陈寿所写的蜀志为什么这么简单呢?按理说陈寿是蜀国人啊,他应该对蜀国的情况更熟悉才对啊?这是因为蜀国不设史官。修史是我国古代历代王朝的传统,而且魏、吴两个国家都有史官,唯独蜀国不设史官。所以陈寿写蜀志就相当困难,蜀国没有官方档案,民间传闻也不可靠,陈寿同司马迁一样,下笔非常谨慎,不可靠的绝对不写,而且陈寿出生的时候,距离关羽被害已经十多年了。

那么蜀国为什么不修史呢?难道是蜀国缺少优秀的史官吗?绝不是如此,陈寿的老师——谯周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史学家,刘备和诸葛亮为什么不设史官?要违背汉朝的国家制度呢?如果大胆推测,或许是关羽被害这件事情的真相正是蜀汉最高统治阶级的内部绝密,绝不能公之于众,所以这件事就成了千古之谜。

关羽本是《三国志》里和赵云、张飞地位相当的武将,后来随着地位的逐渐上升,开始被供到庙里,成了和孔老夫子平起平坐的武圣人;而诸葛亮,千百年来被中国人当作智慧化身的完美智者形象,却在某个时刻有了“借刀杀人”的嫌疑……我们无意推翻什么,也无法真正“解密”历史中的重重谜团。关羽和诸葛亮都是伟大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忠”!关羽的“忠”体现在败走麦城的千古悲剧,诸葛亮则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扶助后主刘禅而流芳百世。

第十二章 北方四岛:详解日俄积怨四百年的来龙去脉

“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但却没有一寸领土是多余的。”俄罗斯总理普京的这番言论风传于网络之间。

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近日将视察与日本有主权之争的北方四岛。

回顾北方四岛的历史和日俄两国围绕这几个岛屿展开的明争暗斗,我们或许能从中看到关于领土争端的某些剖面以及可能的结果。

在西太平洋上,有一条天然的岛屿链,它自俄罗斯的千岛群岛起,经日本列岛和中国台湾,再延伸至东南亚诸岛。

在这条岛屿链上,有极其重要的一环,它可以说是俄罗斯进入太平洋的门户,这便是北方四岛。

所谓北方四岛,即位于千岛群岛以南与北海道东北部之间的四个岛屿—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由于它在地理上属于千岛群岛,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而日本则称之为“北方四岛”。

关于这四岛的所有权,日俄两国争执了近四个世纪,但始终未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近日爆发的日俄外交危机不过是两国历史恩怨的新注解。

视察风波背后

近日,俄罗斯方面传出总统梅德韦杰夫将借赴日参加APEC会议之机视察北方四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科利福德·盖狄(Clifford Gaddy)告诉记者:“如果梅德韦杰夫登岛巡视,此举对日本的冲击力将不言而喻。”“梅德韦杰夫显然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强调北方四岛是俄罗斯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日本亮出强硬立场。这种行动将会刺激日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本来就已经脆弱的神经,特别是使日本政府近年来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作出的种种努力大打折扣。日本政治家为了保持支持率,必然会对梅德韦杰夫的登岛计划作出激烈反应,但这种语言上的威胁很难真正付诸实践。”山东大学学者焦佩分析道。

10月5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日本外国记者协会上演讲时提出严正抗议:“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不应访问北方四岛。”

此前一天,日本新内阁北方对策担当大臣马渊登夫立刻视察了离北方四岛最近的北海道根室。参观了纪念设施北方馆,隔海眺望了齿舞群岛,并登上海上保安厅的“猎场”号巡逻艇出海巡察。

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日本方面的言论是“不适当且无法接受的”,因为“俄罗斯总统有权决定在自己国家境内的行程路线”。

但是,曾因《北方领土问题》一书在日本获奖的北海道大学教授岩下明裕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无需过于渲染此事,他说:“俄罗斯其实以前也多次有过类似举动,所以这次的活动谈不上有特别的意味。本次双方突然都走向强硬立场,从表面上看和最近的东亚局势有些关系,但是如果回顾过去的日俄及日苏关系,这样的情形很常见。应该说,北方问题和过去相比没有太多大的变化,对日俄关系来说也是如此。”

岩下的态度也大致反映了日本当局处理北方四岛问题时的无奈。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日苏关系史》的李凡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日本对‘北方四岛’的态度颇为无奈。日俄之间没有日中之间的巨大经济贸易关系,军事对抗日本现在亦不敢轻举妄动,美国对于俄罗斯也不想过多干涉。梅德韦杰夫登岛,日本肯定会进行应对,但我们不知道日本手中到底有哪些对俄具有杀伤力的措施。”

外交拉锯战

如今的北方四岛上居住了1万多人,大多为俄罗斯军人。

但据日本史料记载,北方四岛最早是阿伊努族的生活地。阿伊努族人是日本最初的居民。1644年,一幅日本绘制的地图就包含了北方四岛。

俄方面同样搬出了自己的史书,俄方称,早在1691年,俄探险家就登上了千岛群岛,并给这些岛屿起名为“库里尔群岛”。其后,数名探险家在这里登陆。到1779年,沙俄政府正式把千岛群岛中尚未有明确领土归属的所有岛屿划归己有。

日俄针对四岛进行的明争暗斗一直未停。

早在1855年,日俄就签署了《下田条约》,条约规定:“今后日本国和俄罗斯国的疆界应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择捉全岛属于日本,得抚全岛及其以北的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

这是两国最早的划界条约之一。

在日俄之后的交往过程中,关于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的归属权,两国又签订了数项条约,但都未能解决归属问题。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发起远东战役,而千岛群岛战役是远东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8月18日,苏军开始攻击千岛群岛。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战役中,日军几乎全军覆灭—伤亡1018人,被俘6万多人。

1950年之后,这些岛屿被纳入苏联行政规划,隶属于萨哈林州,随即四岛上的1.7万日本居民遭到苏联的驱逐。此后,苏联便大规模向四岛移民,主要是俄罗斯族、鞑靼族和朝鲜族等民众。据说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苏联时期的“劳改人员”。

1991年苏联解体后,急盼日本经济援助的俄罗斯,开始积极谋求改善日俄关系。日本则趁机再次将北方四岛问题提上两国关系的议事日程。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曾提出过分五个阶段来解决的设想,似乎给北方四岛的和平解决带来一线曙光。然而,由于俄罗斯内部强大的阻力和“卖国贼”的指责让叶利钦无法招架,后来他又不得不改口说“北方四岛问题最好是交给下一代人去解决”。

2000年,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后,并没有在归还四岛的问题上有所妥协。2009年9月他在与日本首相森喜朗的会谈中虽然承认俄日关系中存在领土问题,但表示归还四岛为时过早。“直到2004年11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过媒体提出妥协性建议,表示俄准备在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后归还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屿。次日,普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俄方可以根据1956年苏联与日本的联合宣言,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归还给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学者吕桂霞撰文表示。

这一建议曾引发了日本社会的混乱。如果同意了这个建议,就等于放弃了两个较大岛屿的主权,如果不同意,又等于放弃这一难得的进展。

日本政府进退两难。

日本自乱阵脚

焦佩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目前日俄两国在北方四岛的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在地理上,北方四岛是否属于千岛群岛。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称为南千岛群岛,认为其属于千岛群岛。日本则认为北方四岛不属于千岛群岛,南千岛群岛的提法是错误的;在主权上,北方四岛能否分割或共享。俄罗斯认为北方群岛可以分割为两部分,几次有意图把齿舞、色丹和国后、择捉分开处理,但日本坚持不可分割、同时解决。日本主张在北方四岛问题解决前,可以共享主权、共同开发,但俄罗斯却坚持对该地区独立行使主权、禁止日本介入。

而在日本国内,这一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中国许多媒体对‘北方领土’问题解释存在误解,误认为日本人主张的‘北方领土’问题,仅是要求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李凡说。

日本政府有关“北方领土”问题主张,早在1955年6月7日,日苏恢复邦交谈判第二轮会谈上,日本代表松本俊一就提出,“齿舞、色丹,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从历史上看是日本领土,应该就领土问题交换意见”。

李凡认为,按照日本方面主张,俄罗斯方面应该首先无条件归还北方四岛(即南千岛),剩下的北千岛及库页岛南部,应该由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有关国家与日本举行国际会谈决定其归属问题。“只不过是日本现在连应该无条件归还的北方四岛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其他领土主张被暂时推后,但是日方绝非放弃之,时常还可以看到日方官员提到有关北千岛及库页岛南部归属问题。”

目前,日方关于北方领土问题及如何解决的立场亦多有不同,除了占有主流位置的四岛返回论外,还有以下一些观点:

二岛返还论:按照1955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首先归还齿舞、色丹,再处理国后和择捉。

三岛返还论:在前一个基础上放弃择捉岛。

共同统治论: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持这一观点,即类似一战后列强对德国殖民地采取的“共治”模式。

面积二等分论:即不以具体的岛屿,而是按照四岛面积平分,主要由于俄罗斯愿意还给日本的齿舞、色丹二岛相对于另外二岛来说面积太小。此意见是由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在2006年提出,他也因此遭到群攻。

第十三章 延续590年的谜团:究竟是谁设计了紫禁城?

今年是故宫建成590周年。它被视为中国古代宫殿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本文摘自《环球人物》杂志2010年第27期,作者:胡恒,原题:《谁设计了故宫》“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唐代骆宾王寥寥几句诗,就把世人对帝王宫殿的尊崇与好奇表现出来了。今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建立85周年的纪念日;同时,今年也是故宫建成590周年。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几百年来一直无比威严和神秘,直到被辟为博物院后,其真实面貌才逐渐向世人公开。

故宫雄踞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将北京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墙内的面积约72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明、清两代24位皇帝就居住在这里,几百年多少军国大策都由此发出,改变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命运。关于故宫的文献与实物异常丰富,可惜的是,独缺建筑设计者的资料。在那个时代,工匠的社会地位不高,虽说初建时有几百万人的建筑大军,留下姓名的却屈指可数,至于设计者是谁,就更成了历史之谜。

材料就准备了11年

1402年,一直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费尽心机,终于夺取了自己侄儿建文帝的天下,当上了大明王朝第三个皇帝。据说,当朱棣的军队攻破都城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时,建文帝在火海中下落不明。朱棣从此留下了一块心病,总是担心建文帝会从某个地方冒出来。

朱棣登基不久,一心想为建文帝报仇的御史大夫景清在朝堂上意图谋刺,险些要了朱棣的命。这之后,他经常做噩梦,加上又不习惯南京湿热的天气,便强烈怀念起居住多年的根据地北京来。

4年后,以丘福为首的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朱棣非常开心,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场浩大的工程于是拉开了序幕。

朱棣先派出人员,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然后运送到北京。光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11年。

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崇山峻岭里,百姓冒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为此丢了性命,后世留下了“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很艰辛。现在保和殿后那块最大的丹陛石,开采于北京西南的房山。史书记载了运送它时的情景:数万名劳工在道路两旁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到了寒冬腊月气温足够低时,就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用了28天的时间,才送到了宫里。此外,还要在苏州烧制专供皇家建筑使用的方砖——金砖,山东临清也要向北京运送贡砖。这些各地的材料大部分经由大运河船运而来,因此才有了“先有大运河,再有北京城”这句俗语。

皇帝叫他“蒯鲁班”

材料准备好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开始从南方调集大量能工巧匠,大兴土木,兴建宫城。

故宫是严格按照封建宗法礼制设计规划的,前面三个大殿为外朝,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后面的宫殿群则为内廷,住着后宫嫔妃,是皇帝家庭生活之所。“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和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在故宫建筑中得到运用。依照中国古代的星象学说,紫微垣(即以北极星为中心的区域)是天帝居住之处,天人对应,所以皇帝的宫殿被称为紫禁城。

这片宏伟的建筑群,到底是由谁来负责设计的呢?

据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故宫的设计者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匠师,姓蒯(读“kuǎi”)名祥。他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卒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香山人。

当时,进京的工匠中有一个香山帮,都是吴县香山人或其门徒。他们往往擅长木工,其中又不乏出色的泥水匠、漆匠、石匠、堆灰匠、雕塑匠、彩绘匠。蒯祥是香山帮匠人的头领。

民间一直流传着他的一个故事。据说建造皇宫时,缅甸国向明朝进贡了一块巨木,朱棣下令把它做成大殿的门槛,但一个木匠不留神锯错了,短了一尺多。木匠吓得脸色煞白,慌忙报告蒯祥。蒯祥看了,让那个木匠再锯短一尺多,大家都很惊愕。之后,蒯祥就在门槛的两端雕琢了两个龙头,再在边上各镶上一颗珠子,还搞了创新,让门槛可以装卸。皇帝见了十分高兴,大加赞赏。这就是俗称的“金刚腿”(活门槛)。

蒯祥很聪明,营建宫殿楼阁时,他只需略加计算,便能画出设计图来,待施工完毕后,建筑与图样大小尺寸分毫不差。蒯祥的建筑造诣,得到极高评价,皇帝“每每以蒯鲁班称之”。

1420年,故宫建成,仅仅9个月后,就因雷击而失火,三大殿全被烧光。这里面也有个传说。据说盖好宫殿后朱棣志得意满,找来一位会占卜的官员,让他算了一卦。官员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朱棣大怒。没想到第二年的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真的被雷火击中了。直到正统(明英宗年号,1436年—1449年)年间,朝廷才重新修缮,此次负责的仍是蒯祥。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明代宫城图中,承天门(相当于今天的天安门)下所绘的人物据说就是蒯祥。

蒯祥后来担任了工部左侍郎。在工部这个富得流油的衙门也是个不小的官职,但是他非常谦逊、俭朴。到了晚年,虽然辞官归隐,但每当有人向他请教营造工程的问题时,他都非常热心地给予指点。过去北京曾有一条蒯侍郎胡同,据说他就曾在那里住过。蒯祥的后代大多继承了他的技艺,直到晚清,仍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香山”的说法。

设计者也许另有其人

历史浩如烟海,湮没了多少秘密。关于蒯祥是故宫设计者之说,也有很多让人怀疑的地方。曾任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高级工程师的于倬云先生认为,年纪轻轻的蒯祥进京时,宫殿的修建已是热火朝天的关键时刻,不可能这个时候才开始设计。真正的设计者是名不见经传的蔡信。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研究员李燮平也质疑说,1417年故宫初建时,蒯祥只有不到20岁,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来看,都难以胜任设计整个工程。蒯祥的贡献应主要体现在正统那次的重建工作。

于倬云提到的蔡信,是南直隶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其生辰年月如今已无法考证,但民间流传下一个他参与故宫设计的故事。据说,当时朱棣将建造宫殿的任务交给了工部尚书宋礼。建皇宫得先有图纸,宋礼就找到了蔡信,让他设计。那蔡信也有两下子,很快交出了答卷。宋礼一看设计图,非常满意!新皇城比元朝时略向南迁;各大宫殿,依中轴线,左祖右社,十分规整;又开凿南海,堆砌景山。整个设计方方正正,稳稳当当,象征大明长治久安。宋礼不放心,还亲自实地考察了一番,确定这个设计创意十足,且操作不难,于是报呈皇帝。朱棣也不懂设计,只是一听说新皇宫里有九重宫阙、9999间半房屋,顿时心花怒放。传说天宫才有1万间房屋。皇宫比天宫只少半间,既表明了皇权的威严,又显示着人间帝王的谦虚。于是痛痛快快地批准了蔡信的设计方案。1973年,专家们还为此专门做过统计,结果发现故宫实有8707间房。

另有专家提出,故宫的设计人应该是杨青。但他留下的资料更少,只知道是一名瓦工,据说连杨青这个名字都是朱棣赐的。

还有人综合以上几种说法,认为在故宫初建时,蔡信、杨青都起了很大作用。但当时二人年事已高,所以在蒯祥进京以后,由于他年轻力壮,参与过南京宫殿的设计与建造,又善于计算和绘画,故而主要的设计与建造工作由他来完成,其地位和作用也就由此凸显出来了。

李燮平研究员认为,宫殿的建造归根到底还是由朝廷官员来把关、决策,无论是蒯祥,还是蔡信、杨青,其实只是负责木、石、绘等具体工种而已。

故宫是中国古代宫殿艺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宫殿建筑群之一。大批工匠、百姓为此付出了极大心血,甚至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可惜都湮没无闻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故宫更像是几百年前建筑家们的一次“集体汇报演出”,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体现。

第十四章 高瑞欣之女:我父亲与毛岸英绝非死于蛋炒饭

核心提示:成普相当激动地驳斥道:“作战室既没有鸡蛋,也没有炒饭的锅瓢炒勺,也没有油盐之类。如果要煮鸡蛋,到炊事班的灶房才行。作战室是指挥打仗的地方,不具备这些东西。”

2010年10月10日,杨彦坤与丈夫王文江整理父亲老战友的来信。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一直到快满46岁,兰州石化公司的普通工人杨彦坤才知道,父亲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的生父姓高,叫高瑞欣,在她出生17天前,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投下的数百枚凝固汽油弹掀起的上千度的烈焰,吞噬了位于朝鲜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的彭总作战室,她的生父葬身火海。和他一起牺牲的,正是毛泽东最心爱的长子——毛岸英。

突然得知自己的身世,源于表姐的一个电话。表姐在经过多日痛苦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打了这个电话,告诉她,她的亲叔叔高子刚这些年一直在找她。

原来,农村放映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时,高子刚无比震惊地看到了哥哥和毛岸英在一起的镜头。毛岸英问:“家里几口人啊?”高瑞欣自豪地答:“父母,和俺刚结婚一年的媳妇儿,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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