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三部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唐纳德·卡根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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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三部曲试读：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ISBN 978-7-5675-9178-3

Ⅰ.①伯… Ⅱ.①唐…②曾…③李… Ⅲ.①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 Ⅳ.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5292号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y Donald Kagan，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Copyright © 1969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0-780号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著　　者 （美）唐纳德·卡根

译　　者 曾德华

校　　者 李隽旸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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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32

字　　数 365千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9178-3/K·537

定　　价 128.00元

出 版 人 王焰（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1]

中文版导读

唐纳德·卡根是耶鲁大学史特林讲席荣休教授。卡根教授著有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详尽外交与战略剖析的四卷本伯战史论，被公认为修昔底德学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泰斗。

1932年，卡根出生于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失怙。两岁时，他随家人移民美国，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长大。卡根教授告诉我说，他童年时代生活的这个街区类似丛林社会，充斥着电影《教父》般的暴力统治。这样的成长环境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关注战争与外交的古典学家、美国鹰派对外政策路线的拥护者和新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早期注脚。

卡根分别在布鲁克林学院和布朗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58年，他凭借以科林斯在421年《尼基阿斯和约》签订后到336年科林斯同盟覆灭前的城邦政治与政策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取得俄亥俄[2]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58至1959年间，他得到富布赖特项目资助，在雅典美国古典学学校（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进行研究。1958年，卡根教授的长子罗伯特·卡根出生于雅典。

1959年，从雅典回国后，卡根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担任了一年历史学讲师；1960年，他加入康奈尔大学，任历史学助理教授，并于1967年成为历史学教授。1969年对于卡根教授来说是重要的一年。1969年春夏，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种族对抗情绪席卷美国大学校园。在康奈尔，不断升级的种族主义对抗最终酿成Willard Straight [3]Hall夺楼事件。卡根教授因为这一事件，从一名“支持罗斯福和新[4][5]政的老式自由主义者”转变为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此后，卡根教授不仅成为了坚定的保守主义者，还通过各种方法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积极批评，被视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路线的重要智识后

[6]盾。卡根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卡根、弗雷德里克·卡根也跟随父亲脚步，他们不仅像父亲一样成为了战略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样也成为了新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2016年，特朗普参选及出任总统以后，罗伯特·卡根更是成为共和党建制派批评总统的重要声音，而卡根家族这一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的起始点，正是民权运动浪潮中的1969年。在这一年，四卷本第一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出版。同样是在这一年，卡根转入耶鲁大学，任历史学和古典学教授，凡44年，2013年荣休。

卡根对国际政治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可以用“霸权国必须具备使用武力的足够能力及充分意愿才能维系和平”这一观点来简要概括。这一观点直接出自他于1995年出版的《论战争根源与和平存续》（On Origins of War and Preservation of Peace）一书。这本书是卡根转入耶鲁大学后新开设的战略史课程的产物。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这门课程在耶鲁十分受欢迎，特别是对于学生政治联盟（Yale Political Union）、辩论社（Yale Debate Society）等政治实践社团的耶鲁学生而言。在听过这门课的学生当中，有许多人像他的两个儿子及儿媳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一样，后来也进入到美国的外交圈当中。由此可以推知，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批评者当中，有不少人受过卡根的学术和政治影响。

2013年5月，卡根教授从耶鲁大学最高学术职级史特林教授讲席任上荣休。荣休演讲由耶鲁的保守主义学生组织“小威廉·F.巴克利计划”（the William F.Buckley Jr.Program）主办。这个组织的学生皆宣称自己为保守主义者，将小威廉·F.巴克利的这番话奉为圭臬：“美国面临的最大文化威胁是知识分子党社的服从……对此，我们毫无保[7]留地支持卓越，而非‘新潮’；我们毫无保留地进行坦率的智识战[8]斗，而不顺从。”卓越与新潮孰轻孰重，保守与自由如何分野，我不会在此展开分析；在此，我只描述该组织与耶鲁的关系：这些孩子在耶鲁这样一个校园中，感到保守主义的声音及相应的政治理念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而卡根教授就是他们的伯利克里。一位同学告诉我这样一则轶事：某年，学生们为卡根教授送上的生日蛋糕上写着“祝耶[9]鲁‘第一公民’生日快乐”。我猜想，卡根教授和追随他的学生，很可能同样会认同甚或追求这样一种政体：像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一样，这个政体“名义上是民主政体”，但实际上，“出类拔萃之辈”[10]应当像伯利克里一样，具备更深远精确的战略目光和团结引导民众的领袖才能，保持这个民主政体对外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二、论著

卡根教授论著丰硕。除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阿奇达慕斯战争》《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雅典帝国的覆亡》）之外，在历史学及古典学方面，卡根教授还独自撰写或参与撰写了数部通史通论类作品，例如写给公众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史《大对话：从荷马到波利比乌斯的希腊政治思想史》（The Great Dialogue：A History of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omer to Polybius，1965），通识教育读本《西方的遗产》（The [11]Western Heritage，1979），以及《修昔底德：重塑历史》（Thucydides：Reinvention of History，2010）。除此之外，卡根教授还著有多部专题研究性著作，其中，《雅典的伯利克里与民主的诞生》（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1991），深化并发展了先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四卷本中与伯利克里相关的研究。

除专业研究外，卡根还著有充满现实政治关切的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是上文提到的《论战争根源及和平存续》。这部著作总结了卡根在耶鲁执教生涯里相当受欢迎的一门战略史课程，是一部战略研究著作，既涉及几次重大战争的爆发过程，也涉及古巴导弹危机这样一个成功避免战争爆发的史例。在卡根教授看来，他的作品中最值得被翻译成中文的便是这部著作。显而易见地，作为四卷本中文译者的我并不赞同这一点。最值得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当然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四卷本。

还有一部著作也值得一提，这就是他与次子弗雷德里克·卡根共同撰写的《当美利坚在沉睡：自我欺骗，军事积弱与今日和平面临的威胁》（While America Sleeps：Self-Delusion，Military Weakness，and the Threat to Peace Today，2000）。这部书标题直指温斯顿·丘吉尔于1938年出版的《武装与契约》。该书最初在美国出版时，使用[12]的书名便是《当英格兰在沉睡：1932—1938年世界事务总览》。卡根父子之所以要用书名影射丘吉尔这部著作，是因为该书是反对绥靖主义的名篇。卡根父子的书利用同样结构的书名，表达了同样强烈的反绥靖主义立场，提倡增加军费，保持对外政策强硬立场。然而，这部作品的鹰派色彩使其毁誉参半。连一位军方学者也认为这本书的[13]观点所展现的是“帝国精神的傲慢”。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四卷本

尽管著作等身，卡根教授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仍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史论”四卷本。除第一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写作于康奈尔大学、出版于1969年以外，后三卷皆写作于他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分别出版于1974年，1981年，1987年。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四卷本的写作正值卡根教授学术创造力最为旺盛的20年，是他对历史学和古典学学界最重要的贡献，也构成了他批评美国政治现实的声誉和智识基础。（一）结构 a：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四卷本是继1927年亨德松（Bernhard W.Henderson）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大战：修昔底德军事历史指南》（The Great War between Athens and Sparta：A Companion to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ucydides）之后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全景式研究的作品。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全景分为四个部分来进行研究写作，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对照关系。

我们一般所谓的修昔底德史书所涉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史称“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或“伯罗奔尼撒大战”。它与发生在公元前460至前445年期间的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相[14]对应，后者史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从规模方面看，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亚于后来的伯罗奔尼撒大战。据修昔底德记载，在第一次伯战的塔纳格拉战役中，雅典“全军出动”，单方面涉及兵[15]力已达“一万四千人”。塔纳格拉战役后，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约》，奠定了希腊本土地区国际关系格局，是这次战争历史重要性的体现。自从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大体结束、从斯巴达手中取[16][17]得希腊联军领导权以来，雅典一直在不停扩张其帝国。然而，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雅典便放弃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也就是希腊本土大陆地区的诸多据点，事实上也放弃了帝国的陆权扩[18]张，由此与斯巴达海陆分治，形成希腊世界的双头统治格局。希腊本土这一两极体系持续到公元前431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际。甚至，伯罗奔尼撒大战爆发时，参战双方各自怀有的抗拒情绪还表明，这一体系原本可以维持得更久。希波战争大体结束后，雅典与斯巴达及各自的同盟如何走向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所奠定的两极格局如何崩溃并导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修昔底德史书第一卷所考察的主要内容，也是四卷本第一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所处理的史实与问题。

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共27年。根据公元前421年、公元前413年两个时间节点，这27年可以再被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战争第一阶段（公元前431—前421年）有时被称为“十年战争”，有时也根据战争爆发时斯巴达国王阿奇达慕斯的名字，被称作“阿奇达慕斯战争”。修昔底德史书第二卷至第五卷第24节处理这段历史，形成相对完整的“十年战争”部分。相应地，四卷本第二卷《阿奇达慕斯战争》处理战争这一阶段。

战争第二阶段被称为尼基阿斯和平时期（公元前421—前413年）。这一阶段因雅典政治家尼基阿斯主导并促成签字的雅典与斯巴达和约而得名。在此期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虽然没有直接冲突，但是战火仍在大希腊世界持续燃烧。公元前415年，雅典以无敌舰队远征西西里，前413年在西西里全军覆灭。十年战争结束时留下的战略平衡被打破，斯巴达于公元前413年重启对雅典及其盟友的战争。修昔底德史书第五卷余下部分记载了《尼基阿斯和约》签订期间的外交与军事事务，第六至七卷则被称为“西西里纪事”，交代西西里远征的前因后果。相应地，四卷本第三卷《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处理战争这一阶段。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从公元前413年雅典西西里远征惨败、斯巴达重新入侵亚狄珈开始，持续到公元前404年羊河口战役后雅典陷落。以斯巴达驻防雅典北部亚狄珈平原德西利亚为标志的陆上战斗，有时被称为“德西利亚战争”；在爱琴海展开的多次海战，有时则被称为“爱奥尼亚战争”。同时，也有人以“德西利亚战争”或“爱奥尼亚战争”来指代战争的整个这一阶段。修昔底德没能完成他的史书，他的史书第八卷不仅未及修改，而且甚至并不完整，其史述终止于公元前411年，战争第三阶段的第三年。这一阶段战争余下时间的主要史料来源是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的史书以及普鲁塔克的传记。四卷本第四卷《雅典帝国的覆亡》主要借助色诺芬、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的记载，处理这一段历史。（二）结构 b：第一卷与后三卷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卷（战争前史）与后三卷（战争叙事）在结构与写作方法上的差异值得关注。在诸多差异中，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变化是时代误置在不断减少，另一个变化是读者群设定的收窄。这两个变化间接体现了作者的写作背景、研究方法与立场转变。

1.时代误置

四卷本第一卷最引人注意甚或诟病的问题之一，是历史分析中的时代误置现象。具体来说，在第一卷中存在两种时代误置：一种是概念术语的跨时代使用，另一种是历史事件的跨时代类比。

第一种误置，是使用现当代国际政治概念术语去描述、概括、分析古代历史。卡根用于分析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的国际政治学概念如“极化”（polarization）、阵营（power blocs）等，许多都脱胎于现当代国际关系史。历史学家往来于当代理论概念与古代经验事实之间，对于这种做法的风险有深刻认知和足够的规避意识。但是，卡根[19]在这一做法上却颇为大胆，许多同行对这一做法并不赞同。

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尽合理的部分。例如，[20]Robert L.Hohlfelder说卡根使用的“极化”概念是时代误置，这一批评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卡根教授在第一卷中提到“两极化”时，[21]完全是为了反对在古代城邦政治史中使用这一概念。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卡根对于现当代国际政治概念术语的使用，至少在某些地方体现出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足够审慎。

第二种误置，是在不同时代的具体事件之间建立连接和类比。对此，卡根教授毫不掩饰，在第一卷前言便坦白陈述了他对这种做法的认识、偏好，以及这一做法可能存在的危险：“……我常常会将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与现代历史进行类比，我明白这种类比所存在的危险……我希望通过类比，让大家明白我为什么会得出这些结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掌握了翔实的资料，因此我相信研究这次战[22]争的起因，肯定有助于我们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在第一卷中，不同时代具体事件之间的类比随处可见。例如，卡根教授提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完全依靠施里芬计划这一战略计划，以致过于重视所谓的快速反应，反而导致了一战更快爆发。卡根用这个例子说明，到伯罗奔尼撒大战爆发之前，斯巴达的鹰派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他们深信战争会很快结束，所以“毫不犹豫将同胞与盟邦往战[23]争的道路上驱赶”。又例如，他认为，埃皮丹努之于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犹如萨贡托之于第二次布匿战争，萨拉热窝之于第一次世[24]界大战。再例如，卡根认为，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格局完全类似希波战争之后希腊本土的国际关系格局：他将希腊同盟类比为联合国，将提洛同盟比作北约，并把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比作雅典[25]发出的《大会法令》。对于这一做法，许多同行并不赞同。

然而，从第二卷开始，甚至无需细读全书，只要翻一翻专有名词索引，我们就能知道，论著中与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类比近乎消失不见。当然，后三卷中并非完全不包含对现当代历史的类比。但是，后三卷中的史例类比，更多是服务于技术性目的，对全书结论的论证过程影响不大。例如，在第四卷中，卡根用丁字战法（T字阵型战术理念）对特拉法加尔海战、马岛海战、莱特湾战役的影响，来说明库济科斯一役作为“三列桨战舰时代最伟大的海战成就”，对后来的战役[26]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过，这个类比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第一卷中不胜枚举的跨时代类比。

上面所揭示的种种类比无疑具有时代误置的危险。

同行书评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批评。Henry R.Immerwahr在评价第一卷时指出，卡根对战争起因的解释或许未能充分基于公元前5世纪[27]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语境。Malcolm F.McGregor则在评述第一卷时提到，卡根对伯利克里所拥有的权力理解有误，而这是因为他对雅典[28]民主制度的理解不够充分。在不少学者看来，卡根对那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帝国与城邦关系的理解是不符合时代语境的，他确实犯下了时代误置的错误。同时，还有一项佐证是Raphael Sealey在评价第三卷时的一项具体批评。Sealey认为卡根在解释西西里远征时，对雅典城邦内的派别政治理解得不准确。因为事实上，雅典民主制下的派别政治主要体现在法庭和选举等与投票有关的活动中，而并不一定能够在对外政策、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形成鲜明的鹰派和鸽派分

[29]野。

我认为，是作者所处的时代里的主要问题深刻影响了作者并（很可能）塑造了他在历史分析中所使用的归因机制、进而塑造了他的历史分析。我们有足够理由去挖掘四卷本成书时代的背景及其中的突出事件——冷战，古巴导弹危机，美苏缓和——对这一古代战争研究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组成：战争会爆发吗？战争是可避免的吗（战争是必然的吗）？现有格局和体系是可持续的吗？在进行古代战争研究的时候，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被用作研究进路；同样，在研究现当代战略史的时候，回答这些问题也可以被用作研究进路。所以，相应的回答或许分别是这样的。

第一，对于公元前5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希腊世界来说，大战爆发已是既成事实；但就冷战初期的世界而言，在代理战争和局部冲突的阴云中，对两大阵营爆发直接冲突的忧虑和恐惧主导了这个时期关于世界政治的思考。在这种气氛中，卡根才会对雅典与斯巴达抗拒战争的情绪格外敏感。这种想法将进一步体现在第一卷里他对科林斯等中等权势城邦的归咎和批评中。

第二，第一卷出版之前7年，也就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成功解决，并未酿成直接战争。这一事件对国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或许也使得四卷本的作者开始质疑修昔底德的战争必然性。这一点不仅能够从第一卷中读到，还能够被《论战争根源与和平存续》这部书的结构和结论所证明。在这部书中，被用来说明“避免战争爆发是可能的”这一点的，就是古巴导弹危机；而被用来探究战争爆发诸因的，则是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第三，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开始的美苏缓和或许令卡根认为，两极格局作为一种国际关系权力结构，是有可能被维系下去的。卡根也丝毫没有掩饰他将《三十年和约》之后、伯罗奔尼撒大战之前的局势与冷战期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美苏缓和进行类比的意图：“我们不禁要问，《三十年和约》所创造的缓和局面难道就不可能持续下去[30]吗？”在60年代的美国，“缓和”这个词所引起的联想，除了美苏缓和之外，不会存在别的可能。卡根写作第一卷的时候，“和平的局[31]面已经维持了20多年，敌对双方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这个看法将最终转变为他对公元前446/445年雅典-斯巴达《三十年和约》之重要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辩护。和约的重要性、有效性和可持续[32]性将成为第一卷核心论点的主要论证策略。

2.读者群设定

这样，通过考察这些既适用于古代战争史、也适用于冷战史的问题，我们已经多少理解了第一卷为何有这么多时代误置，以及我们应当如何通过这些时代误置去把握第一卷的结论及其论证策略。但现在我们还想知道，在后三卷中，时代误置为什么会急遽减少？第一卷与后三卷之间的另一个差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卷似乎是写给较为广泛的一个读者群的，而后三卷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似乎略强于第一卷。换言之，读者群的设定似乎略微收窄了。

首先，几乎所有的书评人都赞扬，四卷本拥有一个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设定。大家普遍认为，四卷本不仅为专业领域增加了知识，值得研究者参考，同时也适合任何具备一般文化水准和智识好奇的读者去阅读。这得益于四卷本流畅的散文风格、明晰的归因决断，以及在较艰深的技术性论证和完整通畅的历史叙事之间取得平衡的体例安排。卡根教授将艰深的讨论纳入脚注和附录，保持行文流畅和叙事完整，使得一般读者可以方便地抛开技术讨论，享受卡根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分析。

然而，读者也会发现，后三卷比第一卷的专业程度更高，读起来更难一些。这部分是由于第一卷的体例安排和后三卷的体例安排不完全一样。第一卷提供了多达11篇关于具体争议和研究困难的附录，但是第二卷只提供了两篇附录，第三、四卷则取消了附录。然而，后三卷对技术性难题的讨论并没有减少。公元前5世纪是史料稀少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后三卷所涉及的地形、航海、史料定年等问题完全不比第一卷少。尤其是在修昔底德抛弃我们之后，情况雪上加霜。但是卡根教授并没有放弃讨论这些问题，没有逃离学术争议的战场。取消附录但论述难度不减，意味着后三卷面向的是更为专业一些的读者，所以普通读者会感觉到，后三卷比第一卷读起来更难。

作者为什么将后三卷写给更为专业的读者，而将第一卷写给一个更为广泛的读者群？根据以下这个事实，我们能够得到答案：在写作后三卷的时候，卡根教授在学术写作和政策评论之间取得了新的平衡。

对现当代国际关系的类比减少，并不意味着在这个时期卡根教授对现实变得漠不关心，也完全不意味着他在写作第一卷时所感知到的时代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智识焦虑有任何程度的减轻。事实刚好相反。1969年出版第一卷、转入耶鲁大学以后，卡根教授在大众媒体的出现频率较之先前在康奈尔的时候，反而大为增加。卡根教授在非学术性的公众媒体——包括《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评论》（Commentary）等——上发声，差不多正是始于这一时期。《评论》和《公共利益》都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旗帜刊物，《评论》主编Norman Podhoretz、《公共利益》创始人Irving Kristol都是70年代以来[33]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先锋。除了在公众媒体大量写作之外，卡根还开始着手写作现实政治题材的专门论著。在写作后三卷的这一时期，作者对美国现实政治和外交的关注是在不断加强的。

与此同时，学术写作中的现实关怀逐步被作者剥离了出去。先前，从第一卷的诸多时代误置中，我们观察到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受此影响的全书结论和论证策略。后来，我们看到，卡根教授一面将后三卷写给更专业一些的读者，一面直接通过大众媒体和其他论著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怀。在出版第一卷之后，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不再直接承载卡根教授对美国现实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批评；这些批评融入了他后来出版的战略史和当代美国外交论著、还有他在大众媒体的发表作品之中。

四、学术语境中的四卷本

在谈论了四卷本的结构和卷帙安排以及其宏观特征之后，我们可以转向考察：四卷本是怎样一部作品呢？无疑，它既是一部修昔底德研究指南，也可以被视为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部历史、战略、外交注疏，甚至同时是关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一部编年通史。最后，四卷本是国际政治学研究修昔底德的必备基础。

首先，用John F.Oates的评价来说，四卷本“基本可视为一部修[34]昔底德研究指南”，为重要的研究困难刻画了争议现状，具有完备及时的相关文献。在研究实践中，这样的作品可以为研究者发挥指南功能。其次，四卷本堪称一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战略、[35]外交注疏”，因为它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外交与战略问题（近乎）逐一进行了分析。再次，非专业读者翻开四卷本，可以借由作者[36]的精心安排、方便地躲过其中对技术性争议的复杂讨论，得到关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希腊的一部编年通史。这部通史基于修昔底德史书，同时在内容上超出了修昔底德史书对战争的记载：它还包括了借助其他古代文献和通过考古学、碑铭学、纸草学、航海学、地形学研究及现代历史学的其他手段得到的历史还原结果，并以和修昔底德史书同样的方式——编年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与古代史料

1.卡根对修昔底德的看法

怎样看待并在此基础上如何利用修昔底德史书，是所有修昔底德学家或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者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影响着研究者对于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基本立场。总的来说，卡根教授在四卷本中对修昔底德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似嫌过度信赖，但同时勇敢批判使用。

总体而言，相对于学界同行，卡根更为信赖修昔底德的叙述。卡根对修昔底德史书的以下两种做法可以清楚展现这种信赖。

第一，是卡根对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演说、对话、辩论等内容的看法和使用。对于史书中的演说辞，据修昔底德自己说，他写作这些演说辞的原则是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适合于各种场合所要求的话，另一[37]方面尽可能保持实际演说的大意。这就表明，修昔底德史书中的[38]演说辞几乎肯定不完全是真实言说的实录。因此，关于修昔底德史书演说辞，其总体内容真假如何、每个具体个例又该如何处理，差不多可以算是修昔底德学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但许多同行都认为，[39]卡根对修昔底德演说的可信性是过于乐观了。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弥罗斯对话——可以说明这一点。修昔底德写下的弥罗斯对话与历史实情相符合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该对话虽然不至于像有些学[40]者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虚假的创作”或“文学的虚构”，但也没有多少历史学家会赞同卡根的如下看法：“尽管弥罗斯对话不是对整个会议的逐字记录，而是一个简写了、风格化、戏剧性地拔高了的叙述，但是，我们仍可将这段叙述视作真实谈话内容的可靠记载。”[41]Jack Cargill指出，卡根这样看待并处理弥罗斯对话，是有问题

[42]的。对待可信性程度极低的弥罗斯对话都如此信任，我们可以推知卡根对待修昔底德笔下其他演说辞的态度。第二，卡根对修昔底德史书的过度信赖还体现在，他常常使用“默证”（argumenta ex silentio）这一危险的论证方法去分析修昔底德史书并以此作出结论，[43]特别是在“五十年叙事”等资料稀缺的时段。诉诸默证法的危险[44]之处在于它需要依赖一系列极为严格的前提才能成立。这种做法体现的是卡根对于古代信源怀有的“某种程度的天真”。卡根说，对于古代信源的某种说法，“除非有其他资料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或者这种说法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洞，或者有自相矛盾之处，否则，我们[45]就不应该拒斥这种说法”。对待其他古代信源如此，对待修昔底德，他就更是如此。

当然，对于修昔底德记载的信赖并不代表卡根就对修昔底德的结论也亦步亦趋。恰恰相反，四卷本引起的广泛学界关注和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尖锐地挑战了修昔底德的战争必然论。

Cargill在评论第三卷时说，卡根教授无疑是属于“这样一个学派，[46]他们会区分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新闻’部分和‘社论’部分”。“新闻-社论”这一譬喻来自于G.E.M.de Ste Croix对修昔底德史书的一句著名评论：“修昔底德是如此客观的一位史家，以至于他自己就提供了足够的证据（给别人去）反驳他自己。打个比方我们可以这样说，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新闻’部分与‘社论’部分存在相互矛盾之[47]处。”修昔底德以冷静公正著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史书主要由第三人称战争叙事构成，读者不能直接读到作者对事实的判断。这也就是de Ste Croix所说的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新闻报道”部分。与此同时，作者以第一人称口吻直接对历史事件发表评论，在修昔底德史书中是少之又少的。这些评论也就是de Ste Croix所说的修昔底德史书中的“社论”部分。但是，在这些极为偶见的“太史公说”中，仍然有一些与其第三人称叙事部分提供的信息相互矛盾。这些矛盾给学者留下了巨大的争议和研究空间，是修昔底德学当中的重要问题领域。

四卷本的第一卷和第三卷都是依赖史家评论与历史叙事之间的矛[48]盾之处来得到全书结论的。在第一卷中，卡根基于修昔底德的[49]“五十年叙事”，勇敢地挑战了修昔底德同样通过“五十年叙事”[50]得出的战争必然论。而第三卷的结论，则浮现于作者对伯利克里[51]的挽悼中对西西里远征失败原因的总结（未能给予海外军队以及时足够的支援）与西西里远征叙事（公民大会决议派出无敌舰队远征，并在尼基阿斯的要求下及时再派同样规模的舰队支援）之间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新闻-社论”分野，卡根不仅赞成，而且研究深入，使用熟练。

因此，卡根对修昔底德史书的使用并不缺乏批判性。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总结卡根对修昔底德史书使用方法：在史书“新闻”部分，卡根非常信赖修昔底德；在史书“社论”部分，卡根则勇敢挑战修昔底德。同行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例如，M.E.White指出，第一卷的前半部分（第7—130页）在方法上十分保守，而后半部分在反驳修昔底[52]德的战争必然论时，则十分激进。保守与激进之间这根绷紧的弦，一端连着作者对修昔底德史书的看法，另一端则关乎作者对现当代研究文献的利用方法。在讨论后一方面之前，我先简要总结一下四卷本对修昔底德史书以外的古代史料的使用。

2.卡根如何使用其他古代史料

许多学者批评了卡根对古代史料的使用。在对第一卷的评论中，H.D.Westlake批评说，卡根不应该像采信战争亲历者修昔底德提供的[53]信息那样，去采信非第一手资料的其他古代史料。在这里，我们不妨再次来看卡根承认自己比之其他历史学家更怀有“信古天真”的这段话：“在这方面，我愿意抱有某种程度的天真……对于古代某位作家的说法，除非有其他资料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或者这种说法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洞，或者有自相矛盾之处，否则，我们就不应该拒斥[54]这种说法。”

然而，不少学者并不赞同卡根这种“信古的天真”。这一分歧实际涉及史料处理的根本原则。不少学者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对古代史料抱有更具批判性的预设态度，更加严格地考辩非第一手的古代资料。关于非第一手古代史料的价值，Westlake的看法比较准确。他认为，如果古代作家作为非第一手资料提供了独家信息，那么，这些独家信息就并不如第一手资料那样可信，因为这些独家史料很可能是对（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第一手史料的复述或改述；而在复述或改述的过程中，史料会发生什么样的扭曲，今天的我们是无从判断的。为此，他认为卡根第一不该那样采信普鲁塔克的掌故，第二不该那样信任狄奥多罗斯的史书。因为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狄奥多罗斯和公元1—2世纪的普鲁塔克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战争，并不掌握第一手材料。A.W.Gomme，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修昔底德学家之一，已经指出，普鲁塔克对一手、二手、三手资料不作区分，导致有价值的史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有时又过度利用一些可疑的史料，例如轶闻作家和[55]喜剧诗人的文学作品。而狄奥多罗斯，他本人的写作就充斥着混乱和误解；其所重度依赖的信源、公元前4世纪的史家埃弗鲁斯作为史料也颇为可疑。因此，Westlake说，卡根不应当采信狄奥多罗斯对公元前475年斯巴达政策论辩的记载。然而，卡根不仅采信了狄奥多罗斯这一记载，还在讨论完这次政策辩论之后坦白了自己对古代信源[56]的一般处理法则，那就是“天真信古”。

除了这种“信古的天真”之外，也有学者指出，在四卷本中，有时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弥合了现存史料之间的空白，并提供了一种天衣无缝的流畅叙事。因为事实上，现存史料不仅留出空白，更有可能彼此冲突；而在彼此冲突、无法调和的史料交叠处，仅怀有“信古的天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不过，我认为，对于无法调和的矛盾和无法确证的史实，适度的天真和谨慎的想象是避免不可知论、勉力为仅有资料提供一定解释的必经之路。专业的读者当然应该对此保持警惕，但一般读者似乎无需太过在意这一点。（二）现当代学术语境下的卡根

在作者开始写作四卷本时的20世纪中叶，修昔底德学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研究的领土被以下三项重要研究所大致界定：雅典贡赋表（ATL III），《修昔底德历史评注》五卷本，Jacqueline de Romilly[57]等学者的修昔底德研究著作。de Romilly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将修昔底德学从19世纪以来的“分析派”泥潭中拯救出来，奠定了[58]“统一派”的统治地位。争论其史书写作是一蹴而就、还是分阶段进行的“修昔底德问题”不再占据修昔底德学的核心战场。雅典贡赋表的重建与出版为历史学家重新考证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许多历史事实提供了数之不尽的新材料。《修昔底德历史评注》五卷本则为修昔底德史书被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扎实的离散式基础。在接下来对四卷本及其学术语境的关联与区别的呈现与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这三项重要研究的影响。

1.卡根与现代的古代史研究

我认为，四卷本在使用现当代研究文献时，有三个核心特征：首先，四卷本在技术性问题方面推进不多，基本依赖学界既有结论；其次，就历史重建而言，卡根并不长于提出新建；不过，在对重建后的史实进行解释时，他的进路则相当激进。

在碑铭学、纸草学、地形学等技术性问题上，一些学者批评卡根过于甚或全部依赖学界既有结论。正如Ronald S.Stroud所观察到的，第一卷对铭文材料的处理几乎全部依靠学界既有结论；同时他说，卡[59]根在引用亚狄珈铭文的时候“与引用普鲁塔克没有什么两样”。这一做法的问题在于公元前5世纪亚狄珈铭文本身的破碎面貌导致学者们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形成共识和结论，因为那个最基本的问题——石头上究竟写了什么——都没有办法被确定下来。例如，Harvey E.Yunis提醒大家注意，在《柯罗丰法令》中，最完整的一行[60]也只有45个字母中的39个。铭文与其他文字史料在使用方法和难度上应当有所区别。

卡根教授自己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独特而严重的困难。试举一例。在第三卷第七章“决定攻打西西里”的注释2中，为了给雅典与塞结司塔结盟的日期定年，需要训读一则损毁严重的铭文残片，定年的关键在于如何训读这则铭文中提到的名年执政官。然而，这位名年执政官的名字中，“只有最后两个字母（—ον）是清晰可见的。这样，该名字可能指向以下五名执政官中的一位：哈布隆（Habron，公元前458/457年），阿里斯同（Ariston，公元前454/453年），埃潘美农（Epameinon，公元前429/428年），阿里斯提翁（Aristion，公元前421/420年），以及安替风（Antiphon，公元前418/417年）。……T.E.魏珂教授十分善意地致信我，大意是他有一张照片，能够表明倒数第三个字母是Φ，这表明该名字应该训读为安替风，这则铭文的日期应被推断为公元前418/417年，但不凑巧的是，魏珂教授没能将照片复印件发给我。然而，即便我得到了照片复印件，我也不相信我能够从中读出字母Φ来，如果没有经验更为丰富的碑铭学家的指导的话，我[61]并无能力去解读这则铭文”。卡根不仅承认具体的困难，还早在第一卷就坦白了自己在碑铭学问题上的行动准则：“平民不敢贸然涉足[62]碑铭学战场”。 但是，逃离相关讨论、尽可能明智地选择结论就是更为安全的做法吗？

显然，学界同行并不这样认为。铭文的一般保存状况是如此之差，所以大部分学界同行都认为，在历史重构中使用铭文之前，研究者必须独立对所要使用的铭文作出合理的推测（conjectures）与还原（reconstruction）。这个过程中必然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因此，Stroud提醒四卷本的作者不能像引用普鲁塔克那样去径直引用亚狄珈铭文，他的提醒有一定道理。同样，在其他技术问题层面，包括纸草学、航海学、地形学等，卡根对现当代研究文献的使用依据了差不多同样的原则。

学界的评价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译者和跨学科的研究者，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四卷本的作者值得得到如下辩护。一方面，学术研究必然涉及具体研究领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这使得“依赖同行研究、尽可能明智地抉择结论”本身无可指摘。历史学家依赖碑铭学家的铭文研究结论，是领域分工与学科合作的正常做法。此外，我们也可以认为，四卷本在碑铭学问题上对同行研究的过度依赖嫌疑，事实上体现的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研究在20世纪最重大的进展之一：以雅典贡赋列表为代表的铭文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在新的铭文史料得到极大丰富的时候，直接投入铭文研究似乎并非历史学家所长。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四卷本亦提供十分精妙的原创解释。例如，在第四卷中，卡根教授为阿吉努赛战役中的舰船排布提[63]出了一个新的事实猜想，为雅典最终战败前的最后一次战场胜利[64]给出了独立的、绝妙的历史重构。

与之相对，在历史解释的层面，四卷本的作者是勇敢无畏的，敢于挑战修昔底德，也敢于挑战学界既有的看法。本节第一小节末尾处已经提到过White对第一卷前后部分方法差异的精妙观察。在这个问题上，H.E.Yunis对第四卷的评价显得十分公允，同时也适用于整个四卷本：“我们未必需要接受作品中的所有观点，但这些观点将促使我们去重翻修昔底德的史书并重新开始思考，因而将带给我们很大的[65]收获。”

与此同时，正如许多学者在书评中指出的那样，四卷本对现当代学术同侪讨论成果的使用是准确的，四卷本所依赖的学术文献基础是[66]充分、及时、丰富的。四卷本的文献基础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是，第四卷参考书目中出现了卡根的学生的名字，包括Charles [67]D.Hamilton，Paul Rahe等。Victor Davis Hanson甚至对此评论说，卡根在研究中“过于尊重、甚或夸大了”他当作博士生指导过的学者[68]的学术贡献，仅仅因为这些成果体现了他本人的兴趣和进路。不过，我们借此也可以看到，卡根的研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发挥了显著的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四卷本吸收并接受了20世纪修昔底德学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研究的所有发展与更新。在修昔底德学的诸多研究进路中，我们不难判断，四卷本属于修昔底德学中的兰克传统。

2.兰克传统

现当代修昔底德学的兰克传统将修昔底德视为兰克一样的历史学家（Thucydides à la Ranke）。四卷本与兰克传统的关联可以从它的经验材料选择与研究方法哲学中得到展现。

首先，在经验材料选择方面，四卷本比修昔底德更加修昔底德。四卷本基本只涉及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方面的史实和解释，而修昔底德本人的论述也极端专注于军事和政治内容。评价第一卷的学者[69]赞扬它提供了五十年时期的完备外交史。而有学者对第四卷提出批评，认为卡根所选择的内容领域，代表了一种略显过时的归因倾向，那就是将历史视为大人物的军事政治决策，而很少提及“决策达成的[70]社会经济条件”。对于四卷本的大致全貌来说，这一评价基本是适用的。当然，在评论一部作品时，我们最好不要过度批评它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尤其需要考虑这一特征也是受到史料限定的。另一方面，作者也提供过军事政治之外内容的精彩原创研究，例如第二卷对雅典[71]财政状况的分析和处理。

这一倾向可以视为对其同时代的修昔底德学成果的发展。W.R.Connor在给20世纪另一部重要的修昔底德学作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五卷本写书评时说，因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方面过于重视，所以《修昔底德历史评注》五卷本比修昔底德本人更加[72]“修昔底德”。以这种标准来看，四卷本就比《修昔底德历史评注》五卷本还要更加修昔底德，因为《修昔底德历史评注》五卷本另外一大长处——语文学注解——也被我们的四卷本作者舍弃了。伯战史论四卷本只涉及纯粹的外交和战略分析。

其次，在纯粹的军事与政治经验材料之上，卡根所覆盖的研究哲学是属于历史学家的特殊主义哲学与复杂系统思维。这一进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和理解。第一，四卷本的历史归因路径是特殊主义的。卡根反对使用经济等抽象宏观因素来归纳战争的起因。相反，他通过提供一部完备详尽的五十年外交史来说明，战争的起因乃是相关城邦领袖的一系列具体误判。每一个误判都是个别事件，这些误判的叠加也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四卷本的历史叙事依赖复杂系统而非单一路径。先前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种种归因理论，包括贸易敌[73]对论、族群冲突论、政体竞争论等，本质上都属于单一路径归因机制。与此不同，四卷本的战争爆发史述则采取了多种路径融合的复[74]杂系统模式。第三，比起修昔底德本人来说，卡根也更加“历史”、更加“兰克”。根据White的观察，我们发现，卡根将修昔底德所提到的那些“直接原因”——包括城邦领袖对整体情势、其他城邦反应及相应后果的误判——视为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修昔底德本人则试图为战争爆发来寻找一个普遍的动力机制，以区别于点燃战争的那些直接火花，这就是修昔底德在1.23.6的著名论断：是雅典不断增长的权势给斯巴达带来了恐惧，促使其不得不发动了对雅典的[75]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修昔底德确实具有哲学家的一面，因[76]为他作出了探索普遍、进而使其作品“垂诸永远”的努力。与修昔底德不同，四卷本的作者并不寻找普遍法则，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而言也确实更加“历史”。

这一历史主义进路和特点事实上将修昔底德史书视为史料，隐含了对修昔底德史书真实性的基本确认，拥抱了修昔底德学的兰克传统。自兰克以来的现代史学家——特别是19世纪的Barthold Georg Niebuhr、Leopold von Ranke（兰克）、Eduard Meyer等——笃信历史编纂的目标是保存事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将修昔底德[77]视为具有高度客观性的伟大史家，认为修昔底德完美地履行了史家的义务。因为笃信修昔底德真诚地提供了历史的真实性并试图重现这一过程，Niebuhr甚至想象修昔底德在写作时是先有档案，然后再对档案进行客观严格处理的。Meyer对修昔底德史书的信任则表现在，他相信修昔底德致力于提供公正平等的作者-读者关系：史家本人躲在演说辞等修辞工具的背后，不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干扰读者，希望读者能够独自面对史书呈现出来的客观事实，独立形成自己的看

[78]法。由此可见，兰克传统的历史学家会认为，修昔底德史书的历史叙事和演说辞都是出于“保存真实”的目的而写下来的。

四卷本继承兰克传统，将修昔底德史书视为史料进行批判性考证，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20世纪出现的另一修昔底德研究流派，对于历史叙事部分是否提供了历史真实并不在意。这些学者将全部热情投入修昔底德史书作为文学作品的身份之中。

3.卡根与文学批评流派

将修昔底德视为如Henry James一般的伟大作家（Thucydides à [79]la Henry James），是20世纪修昔底德学最为重要、成果最为丰富[80]的研究进展。尽管四卷本决不属于这一流派，但如果无视其他研究进路对四卷本的影响，就会妨碍我们对四卷本作出准确评价。

在这里，必须再次对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新闻-社论”分野问题予以审视。四卷本反复使用叙事与评论的矛盾来论证全卷结论：在第一卷，卡根基于修昔底德的五十年叙事，勇敢地挑战了修昔底德通过五十年叙事得出的战争必然结论；第三卷的结论则浮现于伯利克里悼词对西西里远征失败原因的总结与西西里远征叙事之间的矛盾中。在这两卷的结论中，卡根都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史书中的战争叙事与作者评论之所以产生矛盾，是因为修昔底德旨在驳斥当时被雅典人乃至希腊人普遍接受的一些结论，而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重构那些结论了，因为关于这次战争的史料，流传至今的差不多只剩下了修昔底德[81][82]的史书。这种解释方法来自兰克传统的早期重要学者Meyer。这一结论后来也成为了四卷本之后出版的《修昔底德：重塑历史》一书的结论。这一结论的特点是，它仍然将修昔底德史书视为史料，以还原史实为目的，去解释史书中“新闻”与“社论”之间的矛盾。

文学批评流派的学者则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修昔底德是刻意制造了叙事与评论之间的分歧，史家有他自己的叙事意图。对于他们来说，叙事部分的历史真实性无关紧要——虽然这一古老声誉至少[83]可以追溯到文学批评家们的古代同行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而“新闻”部分的叙事技巧、“新闻”-“社论”之间的关系[84]才是更值得注意的分析对象。

将修昔底德视为伟大的作家并对其史书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学批评，我们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的Francis M.Cornford。他观察到，修[85]昔底德在写作中借用了悲剧诗人特别是埃斯库罗斯的技巧。在Cornford之后，采取这种进路的学者给修昔底德研究增添了许多别致的新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数量与质量都尤为可观。

他们发现了修昔底德的叙事结构与隐含在这种结构中的叙事目的。Virginia J.Hunter声称，她发现修昔底德在叙事结构中藏着诱导读者的意图。通过观察修昔底德对叙拉古人战术动机的描述和叙拉古海战叙事之间的联系，她论证修昔底德精心设置了“行动-言辞-行动”这种结构的叙事罗网。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叙事冷静客观，鼓励读者依据事实独立作出评判；但事实上，他设下了叙事罗网诱捕读者，读[86]者将无从躲避史家早已预设的结论。de Romilly和C.Schneider则发现了演说辞作为读者面对事实之前的“智识准备”这一功能。他们认为，修昔底德的演说辞，特别是政策辩论，会在读者头脑中预设关于后来所发生的事件的知识，这样当读者接下来读到叙事部分的时候，会联想到这些预设知识，进而“主动”运用在对叙事部分的判断中。[87]

修昔底德精致的写作技巧被不断挖掘。在Simon Hornblower看来，使用编年体写作的修昔底德在每一年战事结束时写下的同一个句子“这个冬天这样结束了，修昔底德所写的这场战争中的第x年这样结束

[88][89]了”就如同悲剧作品中歌队的诗节末句副歌。用词重复作为一[90]种修辞策略的功能，被其他学者观察到。甚至史书中的传令官抵达和遗体归来这两类情节都可以发挥情节标点或是结构化叙事工具的[91]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流派被叙事学理论（narratology）接续发展。除了史书的上述结构和技巧之外，文本中的问题聚焦、时间转换等更为精细的叙述技巧都被相应的研究揭示出

[92]来。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进一步确立了“统一派”在“修昔底德[93]问题”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牢固地位，因为人们发现，这些技巧的使用在史书中是一以贯之的。

虽然文学批评流派的分析似乎有逐渐摧毁修昔底德客观公正史家名声的危险，但真相是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修昔底德史书的历史真实性如何。例如，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Adam Parry在研究修昔底德与医学文本的关联时，虽然是将修昔底德史书作为文学作品予以研究和赞赏[94]的，但是他并不质疑修昔底德史书的精确性。在这一流派当中，既有质疑其历史真实性的研究者，也有不怀疑其历史真实性的研究者，但是双方都会将写作技巧方面的赞赏给予这位了不起的古代作家。

显然，四卷本并未拥抱这一新流派。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四卷本仍然将修昔底德史书视为史料而非文学作品，作者仍然致力于批判性地考察这份史料的真实性。卡根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有责任质疑修昔底德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径直推翻修昔底德所记载[95]的史实。同时，一如文学批评流派的研究者并不关心其历史真实性，卡根也不关心修昔底德的修辞技巧是否高超。另一方面，对于修昔底德的解释，特别是与“新闻”部分有所出入的“社论”，四卷本试图使用史实考辩而非写作策略作为理据去解释这些矛盾。这就是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第一卷、第三卷以及《修昔底德：再造历史》的结论产生方式。这与文学批评流派解释这些矛盾的进路完全不同。

然而，为了解释修昔底德史书中“新闻-社论”矛盾，四卷本就与文学批评流派站在了同一片战场上。卡根承认修昔底德有自己的写[96]作意图，也不否认史家的选择性叙事策略，但是在与这一流派学者的观点进行交锋的时候，卡根的讨论都是从历史真实性和可能性出发，并没有就叙事策略的优劣与文学批评流派展开讨论，也基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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