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树志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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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试读：
出版说明
“重写晚明史”系列，共五部，是著名学者樊树志先生有关晚明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樊树志先生长期从事明清史、江南地区史、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晚明史领域卓有建树，被誉为“晚明史研究第一人”。“重写晚明史”系列，细致描绘了晚明王朝从盛世到覆亡的历史长卷，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将晚明历史置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视角独特，立意新颖，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中勾勒和展现出晚明历史的各个方面，不仅独具史识，而且叙事清晰，文笔流畅，充分呈现了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世界。
晚明，按照樊树志先生的定义，为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即1573年至1644年间的七十一年，持续长度约占整个明朝的三分之一。本书《王朝的末路》是“重写晚明史”系列的一种，书写了大明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特此说明。中华书局编辑部二〇一九年一月第一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皇帝采纳杨嗣昌“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集中兵力于“安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剿抚并用，招抚了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几乎全歼李自成等部。在功败垂成的关键时刻，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北方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这与崇祯二年“己巳之变”的形势大不一样：崇祯二年，陕西的民变不过是星星之火，可以从陕西三边等地征调军队保卫北京，立即化险为夷；而崇祯十一年，民变已成燎原之势，战火蔓延中原各省，朝廷调动各省常备军之外，还把守卫北方边防的关宁铁骑调到中原战场，使得北方边防呈现空虚状态。满洲铁骑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与此时形势不无关系。满洲铁骑南下，打乱了既定部署，朝廷最高当局放弃“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把洪承畴、孙传庭及其精锐军队，悉数从安内战场调到攘外战场。这一决策的直接后果，使得李自成、张献忠获得重整旗鼓的时机，东山再起，朝廷在“安内”方面从此丧失主动权。“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两难选择，正如史家所言：“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大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1)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可谓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一 无解的难题：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1. “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杨嗣昌正在集中精力实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时，朝廷愈来愈感到“寇”与“虏”内外交困的压力，不得不反思“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初十日，杨嗣昌回应廷臣的疑虑，谈及当前内外交困的形势，把它与宋朝相比拟，重申自己的观点，主张给予北方的封疆大吏便宜从事的大权，“抚赏敌国”，“暂弭大患”，待到平息中原盗贼之后，再来“恢复祖宗疆土”。他在奏疏中着意强调对满洲战争二十年，劳民伤财，一事无成：以臣思之，边烽发难二十年，国家用兵二十年，雄边健儿尽
膏白刃，中原赤子尽化潢池，亦二十年于兹。上自宫府盖藏，中
而有司积贮，下至亿万生灵，一钱半菽付之逝水亦二十年。其中
智者运谋，勇者效力，谁不曰灭此而朝食哉！要归其实，不过耗
巨万万财，屠巨万万人而已……然己巳（崇祯二年）、丙子（崇
祯九年）边烽两逼陵京，深入畿南重地，吾皇焦劳五位，筹画万
方，去亲征相间几何？其仅仅俘掠饱飏，别无盘踞之志。乃我圣
神之福德，国家之幸事，未可狃之以为常也。今若不顾民穷财尽，
盗贼蜂起，中原南服，根本虚摇，而必以剿敌为事，今日增兵，
明日措饷。耗累巨万万财不已，又以新财续旧财；屠累巨万万人
不已，必以后命填前命。是即谓之孤注。
既然如此，那么计将安出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微妙的“抚赏”二字：眼前未见，必有驯至之时；当身不任，必有接手之祸。而为
臣子且求敷衍此日，待其驯至，付之接手何人？此乃万世罪魁，
狗彘不食……中国外国，决然不能相无；抚赏机权，灼然不容偏
废。通此一路，俾边臣得假便宜，暂弭大患。待数年之后，敌国
渐衰，而我中原盗贼止息，氓庶安生，钱粮不苦于沃焦，甲士不
忧于呼癸，然后奉将天威，大彰挞伐，以恢祖宗之疆土，以偿积(2)
岁之逋诛，似乎亦未为晚。
杨嗣昌的意思，不妨给封疆大吏“便宜”大权，向满洲方面做些让步（他称为“抚赏”），不仅给予金钱，还可以割让一些疆土，达到“暂弭大患”之目的。由于牵涉边臣的“抚赏机权”过于宽泛，皇帝没有表态。
杨嗣昌为此继续向皇帝兜售他的“抚赏”设想：“昨边烽款宣，因建义州之说，欲权宜诱詟于辽，使我蓟（镇）宣（大）之长边不扰，陵京之重地无虞。然后撤内备以增练关门之骑兵，办轻装以张捣辽沈之声势，而我腹心之祸以边尘不耸而次第消除，根本之摇以枝叶无伤而仍还巩固。虽狗马迂愚，未能尽当圣意，而实为宗社生灵永久之计，(3)非苟且目前已也。”皇帝似乎有点松口，倾向于杨嗣昌的“抚赏”设想，但是关照，务必保密。他的圣旨写道：“奏内事机，着该抚监(4)便宜酌行，不许抄传。”他的意思很清楚，即使给边臣“便宜”大权，“抚赏”之事也应该悄无声息地进行，只做不说。
五月初三日，皇帝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安内与攘外这个棘手问题，出谋划策。他采用类似殿试的方式，提出一个问题，要大臣们当场写出对策。皇帝提问：“年来天象频仍，今年为灾甚烈，且金星昼见，已逾五旬。将谓主兵耶？今方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冻毙人畜，将谓边地耶？然时已入夏，何所致欤？朝廷腹心耳目托寄臣工，今应担当者嫌怨在念，司举劾者情贿系心，以致嚣尤易起，直枉难分，何所凭欤？钦限屡违，寇尚未灭，处分则剿局更张，再宽则功令不信。况剿兵难撤，敌国生心；边饷欠多，蠲留未已。民贫既甚，正供犹难；侵剥旁出，如火益热。至于重利尚欺，分畛去公，近多比比。即有操守清谨者，又自傲睨，遂非必也，俱令处置得宜，禁戢有(5)法。卿等忠能体国，才足匡时，其悉心以对。”从天变谈到战争、吏治、民生，中心思想是八个大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其他大臣的对策答卷写得如何，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唯独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答卷激起了舆论的非议。向来以才思敏捷著称的杨嗣昌，当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策论，顺着皇帝的思路，从天变破题，然后引经据典，列举历史上虽有天灾却不曾引来政局动荡的事例，侃侃而谈。他援引的几则典故，带有明显的影射现实意味。比如，杨嗣昌举例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三月，月食火星，当年无事；次年，匈奴八部大人呼韩邪单于向汉朝求和，光武帝把此事交给公卿讨论，公卿们都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人情伪不可知，不能答应(6)议和。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引汉宣帝故事，主张接受单于的议和请求，以利于完复边郡。光武帝采纳这一主张，终于实现与匈奴(7)的和好。又比如，杨嗣昌说，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正月，月食荧惑，当年魏博镇田兴来降，李绛请求“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唐宪宗采纳此议，派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镇宣慰，犒赏军士，柳州百姓减免一年赋役。再比如，杨嗣昌又列举一个相反的事例：宋朝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月食荧惑，次年兴师讨伐北汉、出征契丹，连战连败。宰相张齐贤说：“圣人举事，动出万全，必先本后末，安内(8)养外。”
杨嗣昌以古喻今，目的依然是“必安内方可攘外”，所以他说：(9)“窃臣前因奏对援引不伦，只今束躬待罪，何敢复称汉唐宋之言？第缘伏读谕旨，至尊独自忧天，群臣听从其便，狗马惶汗欲死，不敢(10)不述鄙闻，仰慰圣怀万一。”他谈历史目的在于为皇帝排忧解难，解决现实问题。此后几天，他陆续上疏表明态度，颇以忠心耿耿自诩：“追维十一年，以枢曹事皇上者，济济多贤。臣才力不及梁廷栋，学问不及熊明遇，练达不及张凤翼。而一点痴肠，勉担大事，嫌怨不避，罪眚不辞，窃不在诸臣之下。今从前无一毫可论，仍烦向后杞忧不止，(11)就事论事，而又何用虚拘，以误邦政，以郁人心为也。”显然是在为他的“抚赏”满洲主张辩解，并非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不误“邦政”，才“勉担大事”，所以不避嫌怨，不辞罪眚。几天之后，他再次解释“抚赏”乃是安内攘外的必要手段：缘臣积年思算，烽（指满洲）若狡窥，我谋制驭，惟有关宁
大练战兵轻骑五万，堪以不时出塞，声张捣巢，斯彼不敢远离窟
穴，越犯蓟宣。乃我平平稳稳堂堂正正之着。但欲行此着，必须
撤去近畿稍缓之兵，而后可以并力关宁，又必削平中原蔓延之寇，
而后可以宿储供亿。计及于此，则必假西目之市，缓边烽之来。
使数年不犯，而后我之贼乃可平，兵乃可练。其时鲁市即变，边
烽即来，而我不患无以待之。较之今日中原残破，赤子疮痍，禁
旅边兵皇皇内调，犹恐不能尽贼者，心思孰暇孰不暇，气力孰整(12)
孰不整，不待智者而知也。
杨嗣昌果然是“一点痴肠”，“嫌怨不避”，他的大胆言论一出，朝廷上下舆论哗然。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讲究夷夏之辨，注重以史为鉴，明朝君臣对于宋朝处理与辽、金的关系频频失误十分敏感，因此对清（崇祯九年〔1636年〕满洲改国号为“清”）的议和，一直讳莫如深。杨嗣昌时而用隐晦曲折的言辞，时而用直截了当的话语，宣扬对满洲议和，以实现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这是注重夷夏之辨的官员难以接受的。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字元子，漳州镇海卫人）、南京御史林兰友，接连予以抨击。何楷的言论最有锋芒。他在题为“敬天以实不以文”的奏疏中，指责杨嗣昌屡屡援引历史典故别有用心：“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赏之说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13)其附会诚巧。”殊不知皇帝对于杨嗣昌的主张早就心领神会，驳回何楷的奏疏，批了八个大字：“枢臣不必深求，钦此。”
有恃无恐的杨嗣昌在答辩奏疏中，只字不提何楷所说的“欲与清人互市封赏”“不可对外用兵”，而在别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一则说：“臣引建武、元和等事，皆汉唐信史，岂科臣言之则是，臣言之即非乎？”
再则说：“臣受主上恩深，忝负兵戎重寄，孤行一意，危祸多端，臣不敢避，不能避也。第以狗马愚忠，借之挑激发难，仰恃圣鉴洞明，容有未忍。”
三则说：“钦奉明旨，怜臣‘不必深求’，臣恐深求者方从此始，(14)臣不知死所矣。”
可见杨嗣昌不仅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且主张为了确保安内，不妨暂时对清议和，对此他信心十足，丝毫不做洗刷。而这一点正中皇帝下怀，他在五月二十一日圣旨中，明确表示：“卿奏原自明悉，不(15)必更剖。”几天之后，皇帝就提拔他为内阁大学士，表示对他的有力支持。当时的翰林院检讨杨士聪在评述崇祯朝掌故时说：“嗣昌此(16)疏，论者谓入相之机括。”可谓一语中的。因此政治谣言也随之而来，说皇帝允许杨嗣昌、高起潜（辽东监军太监）、方一藻（辽东巡抚）“款边之议”，秘密发送黄金八万两、白银十余万两云云。这当然是捕风捉影的无根之谈，但是连侍郎王铎似乎也相信有“金缯和亲”之事，这使杨嗣昌愤懑不已。他向皇帝声辩，希望皇帝辟谣。他的奏疏写道：臣昨见侍郎王铎有“抚彝（夷）关系甚重”一疏，中间“金
缯和亲”等语，为明旨所驳，臣不胜惊疑。因访知，日来长安有
一种横议，不知起自何人，缙绅萌隶无不遭其蛊惑，虽知臣信臣
有如王铎，而亦汲汲乎出此疏，盖欲深救臣失也。臣闻横议曰：皇上允臣及高起潜、方一藻款边之议，密发黄
金八万两、白银十余万两，运送外国去矣。惟臣等三四人知之，
外廷不得知，内阁诸臣亦不得知，所以破格用臣入阁办事，专为
成此一款之意。臣不胜愤叹，为此议者诚不知其何人，而缙绅萌隶亦自有耳
目，自有心知。金银一二十万，从何时发出？于何路运行？岂肩
挑背负、袖笼襟掩而去耶？说鬼说梦，人犹诧之，如此鬼梦必无(17)
之事，而说之于人，遂尔深信不疑，远腾近布，何其异也！
皇帝自然心知肚明，从未有送黄金白银之事，回应道：“览奏，横议无根，转相摇惑，深可诧憾。事理本明，何待发疏始白！以后再(18)有捏造讹传的，着内外缉事衙门密访指参，必置重典。”
送黄金白银确实是政治谣言，不过造谣与辟谣本身，却大可玩味。造谣者出于对“抚赏”的反感，辟谣者出于对“抚赏”的心虚，两者交互作用，把它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引起轩然大波。2. 与清的议和尝试
谈迁如此评论杨嗣昌：“星历之学非杨嗣昌所谙，而推言之甚详，(19)意专为建虏（满洲）而发，力主市赏。”实事求是地说，对清议和，并非杨嗣昌的创见。从天启末崇祯初以来，明朝与清方面的议和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
天启七年（1627）十月，朱由检即位不过两月，皇太极就委托漠南蒙古敖汉部都令喇嘛捎信给明朝廷，提议双方议和。以后皇太极多次发出同样的信息。一是写信给宁远总兵祖大寿，表示“欲通两国之好，共图太平”，准备派遣使节与喇嘛前往北京，祭奠已故皇帝，祝贺新君即位；二是写信给督师袁崇焕，明确表示“我欲罢兵，共享(20)太平”之意。由于皇太极所提条件过于苛刻——以大凌河、三岔(21)河为双方边界线，袁崇焕断然拒绝，并未报告朝廷。崇祯五年（1632），皇太极远征察哈尔部，写信给明朝边防官员，再次表示议和意向：“我今开诚相告，惟愿两国和好，戢兵息战。”并与宣府巡抚沈启时签订盟约：“明与满洲二国共图和好，谨以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两国若遵守誓言，交好勿替，天地眷佑，世世子孙长享太(22)平。”朝廷本来知道此次和议，因朝中大臣议论纷起，不得不把沈(23)启时革职，以平息舆论。看来议和是双方共同的意愿，而明朝方面相当多的保守官僚，以天朝大国俯视藩属小邦的态度，不愿放下身段，成为和议的最大障碍。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集中全力平定内乱，倾向于向满洲释放和议的试探气球，以缓和北方边境压力。辽东巡抚方一藻遵循朝廷的意思，派遣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满洲去试探口风。皇太极以为有诈，一些明朝投降过去的官员判断，此人大有来头——“必经奉旨”，应该认真对待。周元忠受到了使节礼遇，表明和议意向。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方一藻与高起潜一直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史书记载透露了这一点：“甲申，（方）一藻又奏：（周）元忠至(24)彼馆，待如礼，已遣人报其主矣。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杨嗣昌在北京遥控指挥，向皇帝报告：“今据辽东抚监高起潜、方一藻密奏，前因是臣苦于无策者，而该抚监已有其策，即臣前策义州之说未遽可用，而今该监抚用之，必有其机。就其所与瞽人周元忠谕帖，以归我人土，安静不犯。责之彼，未必能全应，而其或应或否，不免借此为讲詟之端。但使之讲于辽（东），勿讲于宣（府），则机权在我，运用稍闲，不致频年岌岌为闯陵京、掠畿辅之忧。而我得以其暇，尽平流寇，抚绥中原，使疮痍涂炭之民，越数年而有起色，则得算不啻已多，所全不啻已大矣。”由此可见，皇帝也是知情的，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圣旨中，特别关照悄悄地干：“奏内事机，着该抚监便宜酌(25)行，不许抄传。”
方一藻派遣的使者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致太监高起潜的信函，其中提到：“仍沿讲款（议和），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话语中带有威胁成分，如果议和不成，只有兵戎相见。方一藻恐怕朝廷有所反感，用委婉的语句表达：“势危兵弱，边腹交疲，绝款（拒和）尚宜详酌。”而在给杨嗣昌的私人信件中说得比较明确，极力主张(26)“议和消祸”。杨嗣昌随即报告皇帝，对方一藻的议和主张加以说明：御边之策唯有在山海关宁远练兵五万，不时声张捣巢，使彼不敢远离窟穴，越犯蓟镇、宣府。但是，欲行此策，必须以削平中原蔓延之流寇为前提。如果现在实施开市议和的权宜之计，使满洲铁骑三年不来，集中兵力平定流寇，而后再并力关宁，才是平平稳稳堂堂正正(27)之道。为了防止言官出面反对，杨嗣昌批评言官只负言责，很少考虑兵部的艰难处境，所以对皇帝仅仅批示方一藻、高起潜“细酌”，感到不足以压制舆论，一定要皇帝“圣鉴允行，边臣乃敢从事”，不然的话，方、高二人即使有深筹密酌，未及施行，而议论已随之而起，(28)叫他们如何措手足？
到了六月，皇太极屯兵大青山，派人向方一藻催促议和。方一藻转告朝廷，鉴于敌强我弱，不妨援引隆庆年间“俺答封贡”故事，双(29)方议和。廷臣获悉此事的幕后策划者是杨嗣昌，舆论哗然。兵部职方司郎中赵光抃（字彦清，江西九江人），连上两份奏疏，抨击他的顶头上司杨嗣昌，极力主战，反对议和。
既然廷臣已经知晓他是幕后策划者，他不得不做一些辩解。先是赞许赵光抃奏疏写得不错：“窃臣连日在寓接得职方郎中赵光抃‘敌谋益狡，敌书悖谩’一揭，读之数十百过，以为如此条奏，既以奋扬国威，振起边弊，更可参同时论，止息群嚣。”虚晃一枪之后，他坚称自己也主战，与赵光抃没有分歧：“臣踌躇数四，以为战乃边方之本事，主战中枢之正理。国家岁费数百万金钱，养沿边兵马，不战何为？此不须再议者也。”他认为，由于不了解情况，赵光抃的奏疏属于揣疑之论：“臣之本谋，原无主于不战之说也。但向来条奏关系机密情形，多因红本（秘密奏疏）下部，未敢发抄，故外间不知，疑揣过甚。”他索性直言不讳，亮明自己的观点：“窃以为，中原寇盗不早驱除，即御边，终属第二义。而御边者，御之于藩篱之外，虽不战而款，犹为胜算；御之于门庭之内，虽百战百胜，只属危机。今言战言守，非不盈庭，问谁执其咎？恐俱扪舌而退耳。”他举例说，前年秋天，满洲军队进入内地，那时焦劳者只有皇上，死事者只有张凤翼。边烽深入，生灵涂炭，大家都冷眼旁观。如果策划一事，局外人怀疑，(30)局内人也怀疑，还有什么成功的希望？
杨嗣昌不喜欢高谈阔论，他的立场似乎更迁就现实，但是人们并不买账。六月十八日，皇帝提名杨嗣昌与程国祥、蔡国用、方逢年、范复粹一起入阁，反对杨嗣昌的声浪达到高潮。影响最大的声音，来自声名显赫的儒臣、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
此前，黄道周连上三份奏疏：其一，杨嗣昌不当夺情入阁；其二，辽东巡抚方一藻“抚赏”满洲，与先前“俺答封贡”不同，不得引为借口；其三，不得又夺情起用陈新甲为宣大巡抚，如无人肯往，臣愿(31)任之。表面看来是反对“夺情”，其实是反对与满洲议和的主张，他在奏疏中说：“天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连苞引蘖，种其不祥，以秽天下乎？嗣昌在事(32)二年，张网溢地之谈，款市乐天之说，才智亦可睹矣。”所谓“款市乐天之说”，就是与满洲议和的主张。联系到他弹劾方一藻奏疏，(33)“力诋和议之非”，其用意已经不言而喻了。黄道周本着儒家政治伦理，极其排斥与外夷议和，毫无商量余地。他说：“无论建虏（满洲）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视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而遽谓款建虏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34)寇，此亦不思之甚矣。”立场鲜明地反对杨嗣昌与满洲议和的主张。
围绕是否与满洲议和，对立的两派已经剑拔弩张，皇帝不能再沉默了。七月五日，他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统一思想。参加者照例有内阁、五府、六部以及其他部门首长，还特地召来了黄道周。杨嗣昌因为遭到弹劾，避嫌不出席，皇帝命太监去催，中午时分才匆匆赶来。皇帝身穿常服坐在门内，内阁辅臣薛国观、刘宇亮，以及新进的杨嗣昌、程国祥、方逢年、范复粹，依次施礼谢恩后，黄道周启奏：臣注籍未见朝，蒙宣召，不敢不进。这时他还不知道，这次会议是专门针对他而开的。皇帝先叫吏部、户部、兵部、刑部的尚书汇报工作，然后话锋一转，召黄道周出列跪下。
只听得朱由检滔滔不绝地对黄道周说：“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时从经筵启沃中略知一二。凡圣贤千言万语，不过天理人欲两端耳。无所为而为之，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之，谓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损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你三疏不先不后，却在不点用之(35)时，可谓无所为乎？”用十分机智的方式先发制人，因为后者是有名的理学巨子，专讲天理人欲，他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评他连上三疏动机不纯。此次廷推内阁名单原先有黄道周，朱由检以为黄道周学问虽好，但性情偏执，不能胜任救时之相，没有点用。他认为黄道(36)周是因为未用而怨望，才连上三本奏疏的。
这显然是误解，淡泊名利的黄道周并不在乎是否点用，平静地回答皇帝的质问：“圣学渊微，非臣所及。若论天人，只是义利分别，为利者以功名爵禄私之于己，事事专为己之私，此是人欲。为义者以天下国家为心，事事在天下国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是为天下国家纲常名教，不曾为一己之功名爵禄，所以自信其初无所为。”回答得滴水不漏，振振有词。
朱由检问他为什么不早上疏反对，偏偏要在未蒙点用之后才上疏？黄道周解释：“初欲上疏时，因同乡御史林兰友、科臣何楷有疏，(37)恐涉嫌疑。”这是指五月中旬南京御史林兰友、工科都给事中何楷(38)先后上疏，反对杨嗣昌的和议主张，指责他忠孝两亏。黄道周毕竟是书生，过于耿直，一言泄露天机，暴露了他上疏弹劾杨嗣昌与林兰友、何楷相呼应，说“恐涉嫌疑”，反而欲盖弥彰。朱由检追问他“如今就没嫌疑么”，他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大谈儒家伦理纲常。
机敏过人的杨嗣昌见皇帝在大庭广众之间辩论伦理纲常，显然不是黄道周的对手，便插进来跪奏，从纲常谈到夺情，只字不提议和之事，由守转攻，非议黄道周的品行学术，把他搞臭，从而瓦解他的立论。
杨嗣昌说：“臣入京闻黄道周品行学术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终制而去。不谓其疏上自谓不如郑鄤，臣始叹息绝望。”
朱由检见杨嗣昌扭转话题，正中下怀，说：“朕正要问他此事。”
杨嗣昌的话语越说越重：“人言禽兽知母而不知父，今郑鄤杖母，禽兽不如，道周又不如彼，还讲甚么纲常！”
黄道周显然被激怒了，反击道：“大臣闻言，应当退避，使人得毕其言。汉唐以来故事，谏官论执政者出听，谏官对仗读弹文。臣虽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争辩，不容臣尽言者。”
朱由检立即针锋相对：“你说了多时候，辅臣才奏。”
杨嗣昌紧跟一句：“臣为纲常名教，不容不剖陈。”
黄道周辩称：“臣生平耻言人过，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与嗣昌角口，亦非体。臣知为天下后世留此纲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
朱由检狠狠训斥道：“对君有体？这本前边引纲常，后边全是肆口泼骂。”
黄道周见皇帝震怒，不得不承认，奏疏中把杨嗣昌比作猪狗、人枭，言辞过激。皇帝指责他无端诬诋大臣，他拒不接受，大发迂夫子脾气，高声叫喊：“臣今日不尽言，则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则陛下负臣。”这种不识时务的口气，使皇帝忍无可忍，厉声道：“你都是虚话，一生学问，止学得这佞口。”说到“佞口”二字，他加重语气，重复道：“佞口！”迂执的黄道周还要争辩，皇帝更加怒不可遏。在边上禁卫的锦衣卫官员以为皇帝要下令把他逮捕惩治，不料皇(39)帝止住怒气，命跪在地上的他起来，退回官员行列中去。会后，皇帝下旨：黄道周降六级外调，何楷及其他非议杨嗣昌的官员，都给予降职处分。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大臣深知皇帝倚重杨嗣昌，再也不敢与之作梗。不过，人言可畏，皇帝本来支持杨嗣昌与满洲议和，及至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只得作罢。身历其境的李清回忆道：“上因杨辅嗣昌请，勉从款议，然犹欲隐其名。会黄翰林道周疏驳，中寝。及北兵入犯，上抚膺叹曰：‘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道周(40)之逮肇此。”从皇帝说“大事几成”的口气，可以清楚看到皇帝与杨嗣昌是步调一致的，为和议未成深感懊悔。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与满洲议和可以缓解北边压力，却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反对议和者占据道德高地，猛烈抨击，使得事情半途而废。孰是孰非？真是一言难尽。
既然皇帝始终没有就议和明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不敢自作主张，与满洲的议和尝试就此不了了之。皇太极早已声明在先，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并非戏言。
九月间，皇太极果然派兵联络蒙古，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不久，京师戒严。朝廷调洪承畴、孙传庭率领劲旅保卫北京，使得中原战场兵力大大削弱，遗留后患。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皇帝在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6）把卢象昇从中原战场调往宣府大同，已属失策；时隔两年，又把洪承畴、孙传庭从中原战场调往北方边疆，使得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十面张网战略自动解体。当时杨嗣昌曾向皇帝力争：洪承畴、(41)孙传庭宜留一人在中原镇压流寇，皇帝拒不接受。皇帝的这种做法着实令人费解，一向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为何这次一反常态？只有一个解释，他的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的。3. “以中枢之龃龉，厄而置于死地”——卢象昇殉国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络蒙古，兵分两路，从西协墙子岭、中协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
墙子岭是位于密云东面的长城关隘，形势险峻，却疏于防守。密集的敌军蚁附而上，花了三天三夜才越过这个要塞，令人惊讶的是没有遭到明朝守军的抗击。蓟辽总督、兵部侍郎吴阿衡渎职逍遥，正在为镇守太监邓希诏举办祝寿宴会，镇守墙子岭的总兵吴国俊应顶头上司之邀，在寿宴上大快朵颐，把边墙防守抛到九霄云外。接到警报，仓促迎战，一触即溃，逃往密云。而吴阿衡接到“清兵入口”的战报，根本不以为然，继续在觥筹交错的酒席上拉着邓希诏痛饮百杯，为长命百岁讨口彩。待他烂醉如泥后，满洲铁骑早已抵达密云，这个酒肉总督糊里糊涂死于乱军之中。
青山口是位于喜峰口东面的长城关隘，另一支清军从这里突破，迅速进抵迁安、丰润一线。
十月初二日，京师戒严，皇帝下令征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命宣大总督卢象昇手下的总兵杨国柱、虎大威防守易州（今易县），(42)作为左翼，调登莱天津驻军作为右翼，山东总兵刘泽清遏其前锋。为了统一指挥各路援军，皇帝特赐卢象昇尚方剑，授权他总督天下援军，保卫京师。
卢象昇当时正在服丧。从五月初一日接到父亲亡故的讣告，他连上五疏，乞求奔丧，皇帝不批准。七月初一日，又接到皇帝圣旨：卢(43)象昇着加兵部尚书衔，照旧总督候代。接到皇帝圣旨与尚方剑，卢象昇感激涕零，披麻戴孝赤脚穿草鞋，走马上任。抵达京郊后，向皇帝表示：“臣非军旅才，愚心任事，谊不避难。但自臣父奄逝，长途惨伤，溃乱五官，非复昔时，兼以草土之身踞三军上，岂惟观瞻不耸，犹虞金鼓不灵。”他特别指出，枢辅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和他本人，都是服丧“夺情”之人，来指挥这场战争，太不吉利。尤其是他不能容忍的是，杨嗣昌、高起潜力主和议，而他是“宁捐躯断脰”
(44)的。
十月初四日，皇帝在武英殿召开御前会议，为了等候从前线赶来的卢象昇，会议推迟到午后，可见皇帝对卢象昇的重视，想听听他的意见。奇怪的是，《杨文弱先生集》记录的“十月初四日召对”，竟然没有卢象昇的奏对，只写了“（卢）象昇未及畅言”，杨嗣昌跪奏六事反倒记录得很具体。《杨文弱先生集》由其子杨山松编成，在此篇后面有杨山松的跋语：“卢公陛见，先人（指杨嗣昌）在廷附陈六事，当日抄传遍国门。《绥寇纪略》所谓先人‘消沮龁龁不能语’者，(45)果何所指也？”其实吴伟业《绥寇纪略》并没有错，杨嗣昌故意隐瞒真相，不记录卢象昇的发言。杨嗣昌不记录，自有人记录，见之于史书，大意如下：
皇帝对卢象昇说：“远来入卫，忠勤可嘉，赐花银蟒币。”随后问道：“有何御敌方略？”
卢象昇回答得很干脆：“命臣督师，臣意主战。”此话显然是针对杨嗣昌主抚而发的。
皇帝听了面色大变，回应道：“朝廷原未言抚，此都是外廷议论。”又说：“御虏与剿寇不同，卿宜慎重。”
既然皇帝说朝廷不主抚，卢象昇便简明扼要地阐明他的御敌方略：“敌之所忌，着着宜防。逼陵寝以震人心，可虑；趋神京以撼根本，可虑；分出畿南，剽掠旁郡，扼我粮道，可虑。若厚集兵力防备，则寡发而多失；若分兵四应，则散出而无功；若兵少则不备，食少则生乱。”(46)
皇帝听后，说了几句激励的话，命他与杨嗣昌商议。
次日，皇帝发给卢象昇犒赏银一万两，派杨嗣昌代为送行。卢象昇抵达昌平，皇帝又派太监送来宫中内帑银三万两，赏赐御马一百匹、太仆寺马一千匹。卢象昇感激万分，叹息道：和议果然是外廷之意，(47)帝锐意主战。他没有料到，主张议和的杨嗣昌、高起潜，竟然对战局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影响。
十月十二日，满洲铁骑已接近通州，卢象昇为了遏制其势头，命令各路将领组织敢死队，于十月十五日半夜，分四路偷袭敌营，拼死一战，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令者斩。热衷于和议的总监高起潜，对主战派卢象昇颇有成见，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雪夜下蔡州的典故，从未听说月夜奔袭，月光皎洁之下何以偷袭？道路遥远何以力战出奇？出奇兵宜少不宜多，若十路齐发，一张皇机密便泄。他不但不予配合，反而拆台，提前把夜袭的指挥官陈国威总兵调向东路。十五日半夜先头部队开战奏捷，由于陈国威调走，后续接应部队(48)在孙堠受挫，以致功亏一篑。
卢象昇为了避免高起潜的掣肘，向朝廷提议“分兵待敌”，自己驻昌平，高起潜驻通州。皇帝同意这种安排，把宣大、山西的三万军队划归卢象昇指挥，把关宁军队四万划归高起潜指挥。不久，朝廷又改变主意，要卢象昇赶往通州与高起潜配合。卢象昇以为是杨嗣昌在捣鬼，想用高起潜牵制他。杨嗣昌为了避免误会，向皇帝建议仍旧维持分兵态势：卢象昇暂驻德胜门外，不宜往通州。
十月十七日，杨嗣昌赶赴前线军营，召开军事会议。由于孙堠之败，卢象昇对高起潜十分不满，今日又听京城流言“辽兵（高起潜指挥的关宁部队）通敌”，更加怒不可遏。
卢象昇一见杨嗣昌就大兴问罪之师：公等坚意言抚，独不闻城下之盟，《春秋》以为奇耻大辱。且卢某受尚方剑，长安口舌如锋，倘唯唯从议，袁崇焕之祸立至。纵不畏祸，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两失，有何颜面立于人世？
杨嗣昌听得面红耳赤，浑身颤抖，气愤地说：若如此说，老先生尚方剑先从学生用起。
卢象昇回敬道：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剑还是先从我颈上下手，怎能加于别人？舍战言和，非卢某所知。
杨嗣昌极力否认：从未言抚。
卢象昇步步紧逼：周元忠赴辽东讲和，数日往来，其事虽方一藻、高起潜着手，却受成于本兵（兵部尚书），通国共闻，谁可隐讳？(49)
杨嗣昌张口结舌，不欢而散。
卢象昇以为杨嗣昌默认，连夜写信劝告：“早蒙台顾，冒昧披陈，激烈忠怀，些子俱尽。亦恃老年台圣贤之品，不罪狂愚，故不觉剖心以告耳。倘获济朝廷封疆大事，即胸中有如许怪异事，始终不复向君父一言。如其闪烁奸欺到底，誓当沥血丹墀，无言不尽。仍乞老年台(50)力持大法，除国之大害也。”言词坦率而尖锐，心态却极其平和，毫无城府，真所谓君子坦荡荡。
杨嗣昌的回信也波澜不惊：“老公祖（指卢象昇）身肩重任，势际艰难，果有危疑，自当直吐，谁得而挠之？谁得而隐之？但恐此乃时贤局见，打算杀机以待吾辈，功成则已，否则济之危祸，以快宿心，(51)非从国社封疆起见者。”两人由于对外方针不同而生嫌隙，却有着相同的忧患意识，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
大敌当前，朝廷内部的政见分歧日趋明朗化，身为内阁辅臣兼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成为矛盾焦点。卢象昇对他的不满，集中在与满洲议和上。杨嗣昌指示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洲进行议和试探，是在满洲铁骑南下之前的五月份，由于廷臣反对半途而废，九月间满洲铁骑以此为借口突然南下。因此，把这次事变称之为“城下之盟”，未免有夸张之嫌；但是，杨嗣昌、方一藻、高起潜倾向于“主和”，却是不争的事实。翰林院编修杨廷麟（字伯祥，南直隶清江人）由此次长城边关溃败，弹劾杨嗣昌：“陛下有挞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杨）嗣昌及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谋误国，与高起潜、方一藻倡和款议，武备顿忘，以至于此。今可忧在外者三，在内者五。督臣卢象昇以祸国责枢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将士畏法，无有二心。召见大小诸臣，咨以方略，谕（卢）象昇集(52)诸路援师，乘机赴敌，不从中制。此今日急务也。”又说：“凡天下之功，不成于智，而成于愚；愚者之才，不生于巧，而生于学。陛(53)下毅然内断，先治内以治外，使诸臣以学自卫，以愚卫国。”
十一月初八日，皇帝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击退来犯之敌。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字通也，山东滋阳人）说：“今敌临城，尚无定议，不知是要战是要款？”皇帝问主款之说何来？范淑泰说：“外边有此议论。”又说：“凡涉边事，邸报一切不钞传，外边以为讳。”皇帝批评阁臣：“诸臣平日营私，不实心做事；有实心者又忧谗畏讥，不敢做，所以如此。若平日用心，以朝廷之事为事，焉有不济之理！”(54)
翰林院编修杨廷麟的言论更加激烈：“始建虏未犯塞，高起潜、方一藻曰当款，杨嗣昌亦曰当款；吴阿衡曰款必可恃，杨嗣昌亦曰款必可恃。表里煽谋，宣情泄弱。”矛头直指杨嗣昌，无意间也有责备皇帝重用杨嗣昌之意。皇帝大为恼火，把伶牙俐齿的杨廷麟改任兵部赞画主事，前往卢象昇军营亲自体验一下，朝廷究竟“主款”还是(55)“主战”。其实，把杨廷麟调往卢象昇军营，是杨嗣昌的主意，想借刀杀人。《崇祯朝记事》说得很清楚：“（杨）廷麟之题赞画也，因其疏忤本兵，兼以张沈之憾，故相比为谋。实欲假手于敌以杀之。卢（象昇）未出师之前，遣廷麟至真定，与孙传庭议事，不及于难。败衄报至，嗣昌首先问曰：‘杨翰林死否？’报者止知赞画，不知翰林为谁。嗣昌再问：‘杨赞画死否？’报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营中。嗣昌为不豫者久之。嗟乎，败报之至，正国事危急之时，宜如何震惧失措，乃止计及私仇，未死者欲其死，已死者欲饰以罪，大臣心事如(56)此。”《明史·杨廷麟传》所说大体类似：“时（杨）嗣昌意主和议，冀纾外患。而（杨）廷麟痛诋之，嗣昌大恚，诡荐廷麟知兵。帝改廷麟兵部职方主事，赞画（卢）象昇军。象昇喜，即令廷麟往真定转饷济师。无何，象昇战死贾庄。嗣昌意廷麟亦死。及闻其奉使在外，(57)则为不怿者久之。”
在这种情况下，卢象昇的处境可想而知。
内阁首辅刘宇亮（字季龙，号蓬玄，四川绵竹人）不学无术，却精通权术，竟然爬上了首辅宝座，为了讨好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出京督察军情。皇帝正为敌兵深入忧虑不已，立即批准，准备将卢象昇革职听勘，由刘宇亮代行总督之职。刘宇亮原本是一种姿态，并无意指挥打仗，一听皇帝要他代行总督，惶恐之极。杨嗣昌赶紧出面缓解：临阵易将乃古今大忌，不妨令卢象昇戴罪立功。皇帝坚持己见：卢象昇安坐真定（今正定），州县残破十二三处，岂堪复用？杨嗣昌再三请求，皇帝才勉强收回成命，但剥夺卢象昇兵部尚书头衔，以兵(58)部侍郎履行总督之职，戴罪立功。卢象昇遭到处分，心灰意冷，深为缺兵缺饷难以进兵而担忧，又受到皇帝严厉谴责：前日敢战之言沽名欺众！迫使卢象昇不得不孤注一掷。
这时满洲军队分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攻易州（今易县），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今徐水区）。卢象昇从涿州（今涿州市）进抵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并派赞画杨廷麟前往真定，带去他的亲笔信，要求高起潜支援。高起潜不但不支援，反而向临清方向移动，使得卢象昇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卢象昇出帐向北拜谒京师，对五千将士宣誓：吾与尔辈同受国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又涕泪纵横地对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说：自我与流寇交战数十百次，从未败绩，今食尽力竭，死在旦夕，不再徒劳父老了！群众号泣雷动，各自拿出升斗粮食，慰劳军队。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昇率部进抵钜鹿县贾庄，被敌军包围。卢象昇麾兵激战，呼声动天，从早晨战至下午，炮穷矢尽，他身中四箭，又受三处刀伤，依然奋不顾身，高呼口号，督战不停。突然，他从马上跌下，气绝身亡，年仅三十九岁。总兵虎大威、杨国柱弃总督于不(59)顾，突围而逃，全军覆没。刘宇亮刚赶到保定，听到卢象昇阵亡消(60)息，吓得面无人色，急忙逃往晋州（今晋州市）躲避。
卢象昇的阵亡是慷慨激烈的，正如兵部为他请旨优恤时所说：以守制而奉旨堵剿，慷慨自任。一腔忠愤，明知众寡不敌，惟期一死以(61)报朝廷。而慷慨殉国，可与日月争光。然而，这些话依然令人难以释怀，他的死并非不可避免，人们把谴责的目光投向了杨嗣昌、高起潜之流。史家记叙卢象昇之死，洋溢着敬仰之情。请看计六奇的文字：（卢）象昇谓廷麟曰：“敌势盛广，兵趋之，不走陵，即走
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战，敌益轻我；战，即生他端。公为我往
真定，与抚按乞粮，我且悉兵乘死以报国矣。”遂统骑五千，上
下千里，三军乏食，空腹而驰。象昇哀恳疾呼，莫之救。晨出帐，
四面拜曰：“吾与尔将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
众皆泣，不忍仰视。于是拔寨起，兼程至贾庄屯营，率五千人击
北兵，射一骑。北兵合围进，呼军疾驰，奔冲入，北兵退。象昇
谕将士曰：“今虽胜，彼必愤，集诸骑乘吾，尔毋怠！”越明
日，北兵率众冲我营。象昇顾左右曰：“谁为我取彼者？”总兵
虎大威驰卒摧之，不胜，且却。象昇大呼曰：“虎将军，今吾辈
效命秋，无自爱！”乃招后骑皆往。象昇奋刀入，击杀十余人，
身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曰：“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
矣！”马蹶阵亡。时戊寅十二月十二日。从死为仆顾显、掌牧杨(62)
陆凯。
计六奇写了卢象昇战死的情节之后，发表评论，把矛头指向杨嗣昌：“象昇与嗣昌不合，援断粮绝，军士饮冰七日而无叛志，困甚。象昇服小军衣，尚书印缚肘后，被流矢死……象昇所以死有六：一与嗣昌相左，二与（高）起潜不协，三以弱当强，四以寡击众，五无饷，六无援。然后五者皆嗣昌奸谋所致。虽然，杀象昇之身于一时者，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载者，亦嗣昌也。君子正不必为小人咎矣！”(63)
李逊之记叙卢象昇死后八十日才大殓，杨嗣昌还要千总张国栋诬陷卢象昇“逗怯”，读来令人激愤：“时卢（象昇）虽拥总督之名，兵少饷缺，呼应不灵。既奉革任听勘之旨，以中枢为必不相容，因亲率兵尾敌索战，追逐十里，手砍数级，三鼓还营。敌兵大队围贾庄，对面不相视，大帅虎大威犹能认卢（象昇），力挽其马，卢以鞭击其手，不肯出围。纵兵血战，自辰至午，矢尽力竭，左乳忽中流矢，方抽矢出镞，已复腰中一箭，脑后右腮面门各中一刀，遂殁于阵……至十五日，副将刘钦始获其尸，赞画杨廷麟迎至真定东关。新年二月二十八日始克大殓，距死之日已八十日矣。同死者众，尸枕藉不可辨，卢（象昇）以首带白网巾，故识之。总监高起潜匿不以闻，赞画（杨廷麟）报至，上曰：‘大臣阵亡，岂不可悯。’恨其调度舛错，不准予恤。盖入杨嗣昌之谮也。千总张国栋至，兵部欲缘饰逗怯之状上闻，（张）国栋不肯，嗣昌大怒，欲刑之。（张）国栋曰：‘死则死矣，忠臣而以为逗，力战而以为怯，何可诬也！’始愧而释之。”
李逊之感叹道：“卢（象昇）公为吾郡宜兴人，少年登第，夙著英略。两任畿辅府道，即以知兵闻。迨为七省总理，所至躬先士卒，斩获甚多，贼亦畏之，相戒不敢犯卢家军也。自卢（象昇）去，而贼益猖獗不可御矣。使当日终以剿贼事任之，必能成功。倏调之于边，已不能竟其用。又以中枢之龃龉，厄而置之于死地，竟使人才与国运(64)同尽也，悲夫！”
卢象昇死于满洲军队之手，但置他于死地的是杨嗣昌，这一点颇为令人费解。计六奇说“杀象昇之身于一时者，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载者，亦嗣昌也”，讲得斩钉截铁。李逊之说：“又以中枢之龃龉，厄而置之于死地”，中枢指的就是杨嗣昌。杨廷麟说：“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把杨嗣昌比作宋朝的投降派郑望之、黄潜善之流，以李纲、宗泽比拟卢象昇。青史凭谁定是非？是耶非耶，留给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4. 洪承畴、孙传庭奉旨转向“攘外”
由于形势吃紧，洪承畴、孙传庭遵照皇帝圣旨，率领劲旅千里迢迢赶往北京，洪承畴被任命为蓟辽总督，孙传庭被任命为保定总督，不久皇帝赐予孙传庭尚方剑，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日，满洲军队攻陷济南，藩封在济南的德王被俘，震惊朝野。督察大学士刘宇亮、总督孙传庭会兵十八万，向济南挺进，祖大寿也从青州赶来协助。满洲方面眼见明朝精锐之师齐集京畿、山东、河北，无心恋战，饱掠一番之后，向通州、天津、玉田、丰润撤退。当时适逢雨雪，道路泥泞，如果派出劲旅，抄前截后，可以稳操胜券，至少可以歼灭其有生力量。然而明朝将士似乎被满洲铁骑的威武所震慑，听任其从容退回长城以北。有的将领向刘宇亮提出，敌军已向东北遁归，应该旁抄或后截，以免再遭对方“官兵免送”的讥笑。刘宇亮不敢邀击，答复说：不必侈张迎头邀截之虚声，恐敌闻风折转。文秉如此描述督察大学士刘宇亮：“时清兵纵横燕齐间，（刘）宇亮自请督师，与陈新甲并辔而南。各镇勤王兵皆属焉。时将卒皆视清兵所向，以为趋避，惟蹂践居民以为事。绵竹（刘宇亮）至安平，侦者报清兵大至，上下相顾无人色，相拟即趋晋州以避之。知州陈宏绪坚闭城门不听入，而城中士民亦歃血而誓：不得延入一兵。绵竹大怒，传令箭，‘急开门以纳师，否则以军法从事。’宏绪复语：‘督师之来，欲剿清兵也，今清兵且至，正督师建功之会，奈何急欲入城？若刍粮不继，州官罪也；若欲入城，不敢听命。’绵竹遂疏劾之，有旨逮问。晋州士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州官，死者千余人。(65)宏绪乃得轻降四级调用。上始疑绵竹不能御众，徒扰民矣。”
在督察大学士刘宇亮目送下，三月初八日，满洲军队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三月十一日，全身而退。
一场震惊朝野上下的战争，持续达半年之久，明朝方面没有打过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将领们不敢正面迎战，一味尾随跟踪。朝廷中枢调度不灵，前线飞报军情，兵部不敢擅作主张，要请示皇帝，坐误战机。清兵深入二千里，破城七十余座，涉及顺天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济南府，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简直不可思议。
三月十一日，京师解严，人们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开始反思此次事变。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负有纠弹兵部的职责，第一个上疏皇帝，要求追究责任，并且列举失事五案应该惩处的官员：第一，墙子岭入口之案，有罪者是总督吴阿衡、总兵吴国俊、总监邓希诏等；第二，青山口续入之案，有罪者是巡抚陈祖苞、总兵陈国威、分监孙茂霖等；第三，残破城邑之案，有罪者是总督卢象昇，总监高起潜，总兵王朴、杨国柱、虎大威、侯拱极，以及赞画杨廷麟、巡抚张其平、总兵刘光祚、总监方正化等；第四，失陷藩封之案，有罪者是督察刘宇亮、总督孙传庭、总监高起潜，调发逗留诸将李绩、祖宽、郭进善，以及巡抚颜继祖、总兵倪宠等；第五，饱飏出口之案，有罪者是督察刘宇亮，总督孙传庭、陈新甲，总监高起潜，总兵刘光祚、王朴、曹变蛟、杨国柱、侯拱极、祖大寿等。在张缙彦看来，兵部尚书杨嗣昌身负国防重任，是第一责任人——“诸臣之罪皆归其身”；内阁衮衮诸公也难辞其咎，而以首辅刘宇亮尤为严重——“无安内攘外之功，致鲁莽之笑料”。他还批评在廷诸臣游谈浮论，不肯实心任事，不要以为敌(66)军退去便太平可望。
张缙彦的职责是监察兵部，他对情况的了解是深入细致的，揭发纠弹都有事实依据，极具说服力。皇帝接受他的意见，要杨嗣昌主持失事诸臣的定罪核查工作。杨嗣昌遵旨会同兵科官员，提出追究方案，皇帝审阅后，改为边防、城守、入援、调度四个方面，分别查核情节，依律拟处罪状。
三月十八日，杨嗣昌为若干重要官员的责任向皇帝作出解释：
总督孙传庭——担受残局，自不可能有所建树；
总督陈新甲——所辖精锐部队，始则划归卢象昇，继则半归孙传庭，新近收编的散股，只能勉图遮障；
督察刘宇亮——未成师以出，未终局而归，行间得失本难苛责；
赞画杨廷麟——书生入幕，兵柄非其所长，勿容苛求；
总督卢象昇——以闻忧候代之人，忽作卷甲勤王之事，捐躯矢报，较吴阿衡不同，一则失火之人，一则救火之人。
以上这些人，他主张从轻发落。而以下严重失职者，则应予重处：
副将祖宽——违期不进，支饰他辞，难逃大法；
总兵李重镇——弃总督卢象昇而逃，应当重处；(67)
总兵王朴——提兵满万，巧避出关，坐视不救，降削管事。
看得出来，杨嗣昌的对策是低调处理，尽量从宽，目的是使自己不受牵连，摆脱责任。皇帝接受了杨嗣昌的意见，刘宇亮等大臣不予追究，对于失职的统兵将领严惩不贷，定下五等罪状：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对直接责任者给予严惩：太监有蓟辽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有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顾继祖；总兵有蓟辽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总兵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此外还有副将、州县官等。一(68)共三十六人，同日在京处死。
这是朱由检即位以来惩处封疆失事官员，最为严厉的一次。行刑当天，太监手捧红匣，宣读皇帝御笔所写圣旨，娓娓数十言，要那些伏法者为封疆受过，死而无怨。事前内阁辅臣曾向皇帝提议：皇后即将生育，宜稍宽刑法。皇帝断然拒绝，说：“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69)于儿孙？”他以为，不用重典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身负国防重任的杨嗣昌难道就没有责任吗？言官们认为此人不应置身事外，给事中李希沆在奏疏中指出：自皇上即位以来，“北兵三至，己巳（崇祯二年）之罪未正，致有丙子（崇祯九年）；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言外之意，如果不追究今日之罪，后果将更加严重，含沙射影地指向杨嗣昌。御史王志举则直截了当地揭发杨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皇帝按照以往失事兵部尚书丁汝夔、督师袁崇焕处死的先例，严惩杨嗣昌。皇帝大怒，把李希沆、王志举革职查办。(70)杨嗣昌深感不安，屡次上疏引罪，皇帝都以温旨挽留。皇帝的这种偏袒之举，激起舆论不平。因为此前导致清兵南下的兵部尚书都绳之以法，己巳之变，王洽下狱死，复论大辟；丙子之变，张凤翼服毒死，犹论削籍。此次失陷七十多城，皇帝丝毫没有加罪杨嗣昌之意，仍然眷顾不已，令人惊讶。
就在朝野目光专注于北边，把围剿流寇的洪承畴、孙传庭调往蓟辽与京畿地区的时候，中原兵力空虚，酝酿着新的危机。
一向统率关宁劲旅的祖宽、李重镇被处死，洪承畴又奉旨督率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蓟辽边境，是极其冒险之举。孙传庭写信给杨嗣昌据理力争：“是兵必不可留，留则寇势渐张，而究无益于边。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积蓄皆在秦，日以杀贼为利，必不能久在边，非哗则逃，则不复为吾用，而为贼用。后欲制贼，何所取材，是驱兵从贼(71)也。”杨嗣昌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也没有向皇帝报告，反而怀疑孙传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
皇帝朱由检也没有把“安内”的隐忧放在心上，把威震陕西的孙传庭安放在保定巡抚的岗位上，为京师站岗放哨，显然是大材小用。孙传庭以耳聋已有半月为借口，推辞保定巡抚之职。皇帝毫无商量余地，下了一道圣旨：“孙传庭特任练兵，何得辄以病诿？着即遵旨刻(72)期料理，不许延误取罪。”孙传庭请求皇帝召见，面陈大计，派人带去奏疏请杨嗣昌转呈，杨嗣昌怀疑他弹劾自己，索性退回奏疏。这让孙传庭颇为丧气，考虑到杨嗣昌在朝，自己必不可能有所作为，向皇帝乞求退休。杨嗣昌乘机向皇帝挑唆，说他“托疾非真”。皇帝大怒，下令巡按御史杨一俊核实真伪。杨一俊核实后报告，孙传庭确系耳聋，并非托疾。皇帝竟以为杨一俊有意包庇，派锦衣卫官员赶赴易州公署传达圣旨：“孙传庭托疾规避，显属欺罔，有旨责令监察（御史杨一俊）按明，乃挟同奏报……内外官好生徇藐。孙传庭并杨一俊(73)俱革了职，锦衣卫拿解来京究问。”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一员战功卓著的大帅，无端关进监狱达两年之久。以后的事实表明，孙传庭建议别把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边境，是有远见的。二 “盐梅今暂作干城”
崇祯十一年冬，张献忠等部降于熊文灿，李自成等部败于洪承畴、孙传庭，朝廷上下得意洋洋，以为“天下无贼”——流寇已经消灭殆尽。吴伟业写道：“（杨）嗣昌扬扬德色，以荐（熊）文灿为知(74)人，一时公卿且谓天下无贼。”皇帝因为京师戒严而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卫，待满洲军队撤退后，仍不将二人及所辖劲旅遣返原地，也反映了这种“天下无贼”的情绪。
真是“天下无贼”了吗？非也。1. 张献忠与李自成的谷城之会
张献忠、刘国能等部接受熊文灿的招抚，不过是权宜之计。当时的刑科给事中李清（字映碧，号心水，南直隶兴化人）敏锐地指出，张献忠、刘国能“其意叵测，为忧方大”。徐元文写道：“当是时，流寇充斥，帝所用中外臣多不称旨，而任法益峻。公（李清）极言理臣熊文灿一意主抚之非，虽张献忠、刘国能幸而就抚，其意叵测，为(75)忧方大。后（张）献忠果叛，如其言。”
从形式上看，张献忠确实接受了招抚，先后拜见五省总理熊文灿、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领受了明朝副将的职衔。这是他向政府索取几万人军饷的一种手段，他的部队并没有解散，也没有接受改编，继续操练，采办军器。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字梦章，号思仁，北直隶吴桥人）就指出，张献忠受抚后，“人不散队，械不去身”，“买剑买刀，安意耕耘”，提醒朝廷，“叛形业已渐张”，“抚贼未可轻(76)信”。杨嗣昌针对范景文“抚贼未可轻信”，写了奏疏反驳，指责范景文不了解抚剿全局而瞎三话四，无异于教唆敌家：“至于剿抚全局，臣部亦有苦心，每因南北隔远，未能遥请商求。今姑譬之于弈，满盘皆劫，而一角相持，观者但当注心于劫，不当注心于持，劫尽而持自解。如劫未尽之时，当局若无余力，而旁观者频频指点其持，是(77)为有益于我乎？抑为教唆敌家也？”
当时的湖广按察司佥事王瑞旃，向熊文灿、林铭球报告的敌情，更加证实了这一点。王瑞旃说：崇祯十一年五六月，流寇十闯天等七八股奔袭唐县、邓州之间，距离襄阳不足二百里。熊文灿要张献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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