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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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职业之道试读：
序言
中国大学拥有2600万在校生，庞大的高校学生群体要求高质量的学生工作。现在“00后”已经进入高校，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快速变化的学生群体，不到十年就有明显代沟，因此学生工作必须要与变化速度匹配，学工老师不能因循守旧，必须以研究的态度对待工作对象，以创新的精神对待工作方法。
然而，目前高校学生工作没有跟上发展的要求。原因之一是对学工实践的案例研究和资料出版远远不够。学生工作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做好工作案例研究是很重要的。邹涛博士长期从事学生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将自己的研究案例出版，有助于弥补中国高校学生工作研究的短板。
我认识邹涛是在2013年，那时她告诉我想报考博士。我还记得她讲起自己工作时的兴高采烈，能够这么投入地工作，一定会有创新的冲动。在后来的研究中，邹涛一直坚持在学生工作方面，能这么专注一个领域，一定会有所成就。
全方位育人不止于课堂，还在社团、在宿舍、在食堂，体现在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首先是对“人”的需求，再者是对“才”的需求。高校是青年人离开家庭的第一步，大学生活是对接独立社会生活的桥梁。在这个成长的特殊窗口期，说学生工作怎么重要都不过分。我推荐邹涛出版此书，以鼓励更多的学工著作能够问世，推动学生工作更快地进步。王伯庆
以怎样的心态做一名辅导员（自序）
以怎样的心态进入职场，是每一位职场新人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但每次参与新入职辅导员的面试时，我都发现，很多刚毕业的应聘者其实并没有做好当一名辅导员的心理准备。他们往往只看到了辅导员工作的稳定性，留在高校工作的职业身份认同感，却不知作为一名辅导员所要面对的艰辛和挑战。
11年前，我研究生毕业进入高校学生工作部工作。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生转折。
11年前，成都的商报业还很火，有几家都市报在全国报界的地位不可小觑，我在一家知名的商报实习。当一名记者，对我而言不仅意味着可以激扬文字、针砭时弊，还意味着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避开世俗纷扰，在诗和远方中寻求一个心灵的空间。
但当我选择离开时才明白，当初的这份憧憬，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青春梦。报社的纷繁复杂，也让初入社会的我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的距离。
至今，我依然会想起离职前，新闻部主任诚意挽留的肯切。这让我对自己的实力有了一点确信，而这微不足道的确信，对于一个初入职场的新人而言弥足珍贵。谈到职业心态，对自我的确认与自信也许是第一位的。
后来的11年，我留在了高校，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就是为辅导员们的成长发展服务。
理性也是任何职场人在决定自己的职业何去何从时必须具备的心态。理性意味着，不在职业顺境时得意忘形，也不在职业逆境中萎靡消沉，而是透过所有的跌宕起伏，重新看清自己，认清职业，从而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职业不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各异。对于辅导员这一职业，我想有两个问题需要想清楚。
第一个问题：辅导员工作是否是一项可以从事终生的事业？
从教育部16号文件下发至今，促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已经被提及了16年，但它又总是常谈常新。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多方发力，运筹帷幄，但从实际成效来看，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每年教育部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不乏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辅导员，但从每个高校来看，屈指可数，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辅导员队伍难以长期稳定的现实。
而在我身边，也不乏工作10年以上，心态逐渐成熟，人生阅历逐渐丰富的优秀辅导员，最终选择了离开这个岗位。
国家对辅导员职业价值有很高的定位。比如，辅导员在高校具有教师和管理者双重身份，应该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但在目前，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配套政策尚不健全，高校社会责任法律归属不清，辅导员行政工作过重。在种种客观现实下，辅导员们的实际工作境遇与愿景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在我与辅导员的访谈中，一位工作了8年的优秀辅导员告诉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处理了一起学生坠楼事故，当时现场的惨状让她至今都时常从噩梦中惊醒，使得她不得不长期接受心理治疗。而另一位辅导员告诉我，有个学生因为一件调换寝室的事情，整整纠缠了她三年，直至该学生毕业，这种骚扰仍一直未断。
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全国辅导员培训会议。会上，某位校领导声情并茂地讲述她做了2年辅导员的美好经历，鼓励台下辅导员将这份职业作为一辈子的事业去经营。有位辅导员默默地站起来，问：“如果您不是做了2年，而是做了20年，您还会这么说吗？”当时，台上演讲的校领导哑然，全场哑然。这种无法证实的问题，也许谁都没有答案，而现场的沉默，其中的缘由也不言自明。如同电影《私人订制》结尾葛优的那段台词：“捐10万，我愿意，捐100万，我也愿意，但要让我捐车，我不愿意！因为，车才是我真正有的，而我愿意捐的，不过都是‘如果’。”这是诚实的回答。
职业互动如同感情互动，如果只是单方面付出的多，且看不到希望，即使有再美好的承诺，最终也会分道扬镳。偶尔体验和每天面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应该”所能定义的。
在中国高等教育当前的环境下，辅导员是一个高强度、高压力的职业，众所周知又讳莫如深。这样的职业，应该属于年轻人。
在我们不断强调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不断憧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创新的同时，始终不能违背的是教育的客观规律性。亲密关系的建立、情感认同，才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做的一项调查中，年龄在30岁以下、工作5年以下的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感比工作10年以上的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感高出40%，而新入职辅导员相对老辅导员具有代际差异更小、更易于与学生在情感和认知上产生共识的优势。
辅导员职业是一份与青春相伴的职业，在合适的年龄享受它赋予的年轻的热情、创意、友情，这会给人生积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但激情之后，总会归于平淡与真实。当我问一位工作了10年的辅导员：“你怎么看辅导员工作创新？”她淡然地回答：“如果5年前访谈我，我会津津乐道地跟你讲创新的话题，但现在我对辅导员工作的理解，则更看重学生的日常行为与习惯的培养。”
在适合的年龄做适合的事情。选择辅导员职业，不是给自己的职业上保险，如果人职之间不再匹配，不能互相保鲜，保险箱就会变成自我束缚的牢笼，安稳的工作就会成为煮熟青蛙的那盆温水。
第二个问题：选择辅导员工作可以带给我什么？
在我进行的一项辅导员胜任力调查中，辅导员职业带给受访者最大的满足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自我实现，即作为教师看到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二是想法可以自主，即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教导学生；三是情感满足，即与学生建立起长期的情感互动与连接，结下终身的师生情谊。从这三方面的表述来看，辅导员职业的价值主要来自精神满足，而非物质享受。
我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量表对100位高校辅导员进行了性格测试，发现优秀辅导员具有团体依附、适度紧张、情绪稳定三大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与辅导员胜任力之间呈正相关性，即辅导员性格中这三种特征越明显，胜任工作的能力越强。
总结以上研究，我们不难对优秀的辅导员们画一个像，他们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他们追求心灵满足和精神富足，看重自己对他人的教化作用和影响，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带给他们足够的幸福感；二是他们看重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注重团队和谐，个性太张扬的人并不适合这一职业；三是因为每天要应对、处理纷繁复杂的各类事务，因此，他们需要具有适度的紧张和焦虑感，让自己随时保持适当的亢奋和紧张；四是他们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之下，练就了处变不惊、踏实沉稳的处事心态，这使得他们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
年轻时，选择做辅导员能带给我们什么？答案已知晓。首先，如果你在追求物质和精神满足之间，更看重后者，或者也看重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对他人的影响，辅导员职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次，尽管辅导员面临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但对提升个人统筹协调、团队合作、抗击压力等综合能力方面也大有裨益。这不失为一段有价值的人生经历，是一笔财富。
选择怎样的职业，与一个人的性格、人生理想密切相关。
辅导员相比专业课教师，陪伴学生的时间更长，其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更加潜移默化，从这个意义而言，辅导员的职业价值不可估量。但如果外在制度环境不能为辅导员提供作为一名教师应有的职业松弛，选择离开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心之所向，身之所往。选择没有对错，只有适合与否。
这本访谈实录，汇集了辅导员、学生、副书记对辅导员工作的真实感受和看法，原汁原味。所访谈的15位辅导员，都是各高校推荐的优秀辅导员。在他们身上，有对这份事业的敬业与热爱，也有无奈与彷徨。无论如何，这是走进他们心灵的一次探索。
感谢张岷、杨兴无、杜琳、张斌、徐丽、张莉老师对案例的点评。他们是高校学生日常管理、资助管理、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健康教育、学业教育指导方面的老中青三代，均有超过10年的从业经验，有些老师将毕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他们的点评务实而切中要害，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请读者细心阅读他们的点评，一定会有所体悟。
希望本书对致力于从事辅导员工作的求职者有所帮助。邹涛2018年8月10日
辅导员访谈篇
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蕴于辅导员自身言行
邹：胡老师，您好。这次访谈的目的，是想了解您从事辅导员工作以来，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件事是什么？您做这些事的初衷是什么？做的过程遇到了哪些挑战？您是怎么解决的？
胡：做辅导员工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想到。当时因为学院学工部工作需要辅导员，领导希望我来做，就这样，我开始做学生辅导员。
第一件事是关于学生突发事件的处理。当时带的是92级学生，毕业那年，有两个学生违反学校规定，私自到某个景区去旅行。其中一个比较有冒险精神的学生走了一条没人走过的原始道，另一个同学走常规的旅游道，他们约定当天下午三点钟会合。结果走旅游道的学生一直等到下午六七点钟都没见到另一个学生，感觉情况不对，就委托当天要回市区的一个同学给我带回来一张字条。
那个送信的同学找到我，交给我字条，字条上写着某某同学失踪了。接到字条后，我的第一反应是直接给学校保卫处打电话，随后又给学院学生科的领导打电话，学院马上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立即组织搜救力量，同时校领导召开了应急工作会议，决定与景区旅游管理部门、市公安局、省公安厅联系，争取社会资源配合学校开展搜救。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学校派出救援工作组赶赴景区，开始全面救援行动。20世纪90年代，我们学校同时隶属教育部和卫生部，因此报了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形成了整个系统的联动。
学校的援救措施也相当得力。一方面，保卫处及学校相关部门的领导一起到了出事景区，找到当地旅游管理局、派出所，然后再通过他们组织当地老百姓进景区里找。另一方面，学校和家长取得了联系，做最坏的打算。
邹：您当时也跟着去现场了吗？
胡：我直接到一线去找，在山沟里待了几天。学生的父亲赶到学校，当时，家长态度非常强硬，认为学校应该负责任。为此，学生科的领导把我放假前给学生开会所讲内容的记录本给他父亲看，之后，家长就明白了，记录上写得很清楚，辅导员已经把学校、学院关于假期安全的所有的要求都说得很清楚了，出现突发情况的责任主要在学生自己。幸运的是，学生很快被找到了，没有大碍。
专家点评
做好工作记录、保存工作笔记，是学生发生突发事件后了解辅导员工作流程、分清辅导员责任的重要依据，辅导员应养成勤做笔记的工作习惯。
邹：当时您看见学生是什么感受？
胡：当这个学生站在我面前时，我真是很欣慰。只看见他全身脏兮兮的，凡是暴露在外的皮肤都被树枝划伤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新毛巾给他用，从老乡那儿要了粥，让他喝了去睡觉。
邹：现场没批评？后续您怎么跟学生沟通的？
胡：在那种情况下，我没有批评他，而是让他反省，通过这件事应该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回校后我与他进行了交流，主要谈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作为医学生应有的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如果医生擅自离岗，病人有突发情况该怎么办？二是这种不请假离校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学校纪律，学校将会做出相应的处理。对自身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告诉他，这件事情如果产生严重后果，对你的家庭而言是百分之百的损失。
邹：学校后续怎么处理此事？
胡：事后，学校和学院都开了专题工作会，将其作为案例在学生中开展教育，在全校学生中起到了警示作用。学校、学院对学生本人进行了引导和教育，也按照校纪校规给予了相应的处分。通过此事，我们在整个年级建起了学生安全网络，每个同学的基本信息都被录入了网络系统。这个安全网络进而推广至学院各年级、各专业，并作为全院学生管理的第一要求沿用至今。同时我们还不断地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这对学生管理工作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邹：医学院的辅导员工作有哪些特殊性？
胡：我觉得总体跟普通高校是共通的。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肯定是第一位的。其次，要懂得心理疏导，学生遇到的问题哪些属于思想问题、哪些属于心理问题，辅导员要有基本判断。最后，医学院的辅导员工作也有其特殊性，这是学科性质和教育目标所决定的。因为医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医生这个职业本身就要求严谨、奉献、求是、创新，对学生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等方面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医学院的辅导员应该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技巧，有一定的医学基本知识，知晓医疗活动的法律法规以及教育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技能。
邹：第二件事情呢？
胡：是“5·12”汶川大地震期间对学生的组织管理。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学校开会，然后马上赶到学生宿舍，主要安排了三件事：一是直接找到年级和班级的学生干部，要求他们马上把同学们找齐，并组织同学到空旷的地方，以班级为单位集中避险；二是让学生干部马上到小卖部准备干粮和水，解决学生吃饭问题；三是要求学生干部保持通信畅通。
当时我带的学生正在实习期，实习病房楼层很高，有的同学显得非常紧张焦虑。地震发生后，医院陆续收治了很多伤员，急需大量医生。但这时，那些情绪比较焦虑的学生出现了思想上的波动，开始更多地强调自己学生的身份，不想留在医院实习岗位。从老师的角度，我必须按照医院的要求去做，因为这个时候医院肩负着救死扶伤的重大社会责任。
邹：有学生提出不想在医院值班吗？
胡：对，有个学生跟我讲：“虽然今天该我值班，但我不能值！”当时，我向他着重强调了作为实习医生的医生身份。但他说：“你说过我们实习生，既是学生又是医生，具有两个身份，为什么今天就强调我们是医生？”我说：“大灾面前，你的老师们都在病房里抢救病人，作为实习医生，你难道不应该待在医院吗？万一有伤员送过来抢救呢？”但学生毕竟经历的事情少，这个时候他们像小孩，还没法真正具备医生应有的素养。短时间思想工作做不通，我只能说，自己不能干预病房的排班，让他去找科室病房老师。结果科室病房的老师也不同意他调班，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医院，留在了伤病员身边。
邹：您那个时候和学生都在病房，觉得害怕吗？
胡：怕，在那种情况下，一个辅导员带几百个学生，如果考虑不周全，一旦出现什么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同时，我也担心自己的小孩。
地震的第二天，我在病房，余震来了，房子不停地摇晃，当时倒没有害怕，只觉得这是责任，觉得必须要和学生在一起。当时学生们都在操场上住，为防止社会人员掺杂进学校，晚上我和同事们、学生干部一起值班。同时，我也把学生心理健康协会的骨干组织起来，对一些特别敏感的同学进行了心理疏导，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邹：医科大学在这种突发事件发生时，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您觉得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作用吗？
胡：有作用。当时医院抢救压力很大，送来很多伤员，这对学生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素质教育和锻炼的契机。从“5·12”地震发生那天开始，我和其他同事就没好好休息过。我不仅要管好学生，还要负责志愿者调度。有个新华社记者拍到我们医院医生坐在椅子上睡着的照片，这是真实的情况。一线医生非常累，十几二十几个小时不睡是常事，三十多个小时不睡的都有。当时危重的伤病员一批接一批送来，医院急诊科周边的百姓面对如此场面，一开始是看热闹，后来也加入志愿者了。这些现场教育，给学生上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大爱无疆。同学们也通过参与抗震救灾，切身感受到作为医生责任重大。
地震发生那天，学校、学院当即派出医疗救护队奔赴各灾区，全年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各种志愿者团队，包括医护志愿者队，深入急诊科、外科等科室、病房，还有学生随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团队赴灾区进行心理应激救援。当时李克强副总理接见医务人员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志愿者也参加了接见，同学们很欣慰、很高兴，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同学们也切身体会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凝聚力。“5·12”以后，我们办公室老师把抗震救灾的整套流程进行了梳理，后来发生“4·20”芦山地震的时候，学校在应对时就秩序井然了。
邹：第三件事情呢？
胡：是帮助学生应对学业压力的。这个学生是2003级的，我是他们年级的第三任辅导员。刚接手这个年级时，学生学业情况不容乐观，300多人，一个学期补考率达到了50%。其中有个学生，补考科目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面临退学或自动留级的问题。这个学生找到我时，已处于轻度抑郁状态。
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我想可能是他一进大学对学业掉以轻心，挂科后，学业压力逐渐造成心理问题，最后患上了轻度抑郁。当时，这个学生对什么都没信心，唯一做的就是打游戏。开始，我跟他交流过几次，发现不行，就把他介绍到心理卫生中心看医生，医生给他诊断并开了药，要求坚持服药治疗。
所以，如果遇到学生有异常情况，辅导员首先要判断这个学生究竟是心理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甚至是否已经患有精神疾病，如果这个区分不开，总觉得学生有思想问题，最后不仅达不到帮扶的效果，还会延误就医治疗。
从此，我就一边督促他学习一边跟他交流，同时请他家长到学校来陪读，因为有身心疾病的患者，得有人时刻陪护，不能让他一个人待在寝室。学生家长非常配合，将学生接到所租房一起生活，并督促其按时服药。就这样在学校、学院的鼓励、支持下，这个学生完成了学业并得以毕业。
专家点评
胡老师在面对学生的情况时，首先考虑学生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推荐学生就诊，及时服药治疗，并由家长陪读，最终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正视学生的心理疾病，并采取相应的帮助措施，这种做法很科学。
学生学业问题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辅导员在帮助学业困难的学生时，关键是能辨识学生面临的问题的本质，予以不同帮助。比如，有的学生可能是因为学习方法不当或基础薄弱导致学业问题，这种学生就需要提供学业指导；有的学生的学业问题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可能是缺乏清晰的学业目标或人生目标，这就需要辅导员帮助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或职业规划；有的学生则可能存在更复杂的心理问题，这就需要辅导员转介学生到心理健康部门，为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案例中学生的辅导员经常变动，使得辅导员对该生的了解和帮助不够持续，也是导致没有及早发现学生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
邹：我觉得您对工作中的相关法律法规十分熟悉。
胡：做辅导员必须了解相关法律知识，了解之后，不仅工作中要用，还要给学生们讲，这也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方面。教育学生做守法公民，要给学生们说清楚法律是什么。我在工作中，宪法、刑法、民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劳动合同法等都会给学生讲，特别是宪法，更要讲清楚。宪法是根本大法，守法首先不能违宪。毕竟他们早晚要走向社会，法制意识的教育很有必要。中国高校，是为党的事业培养合格人才和接班人的地方，这点也会给学生说清楚。
专家提醒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要求，辅导员应掌握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
邹：您工作时刚好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起步阶段，到现在已经25年了，您怎么看待辅导员工作的变化？
胡：其实辅导员工作一直都有，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都非常看重学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觉悟。现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得更加明确，辅导员工作职责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大家更关注的是经济问题，思想政治这方面我觉得有所放松。网上还有说法，说现在的辅导员已不是思想政治辅导员了，是生活辅导员。但我觉得，辅导员的工作重点还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要教育学生做人要有底线，不能唯利是图。
邹：您平时事务性工作多吗？
胡：事务性的工作做得多。包括学生日常管理、查寝室、查课堂、跟任课老师交流等，这些事情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一个铺垫。以前的辅导员也做，但相对少些，一些工作是不属于辅导员管的。当时强调18岁的成年人，生活学习要自主、自控、自治，而现在大都由辅导员来管。
近几届学生中，80%～90%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关注度高，家长对学生在学校的得失都看得非常重。加上社会上一些不良教育风气的影响，比如小孩打架，家长只问有没有打回来，这样教育出来的小孩，非常自我，一般不太会替别人考虑。现在有些学生，老师让做事，首先问有没有回报；当学生干部，也是奔着加多少分去的。
邹：遇到这样的学生，您会怎么做思想教育呢？
胡：我会重点谈他们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强调他们的权利。每个人都很看重自己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都强调义务的，这是不对的。只要我带的学生，见面第一次，我就会把这些观点说清楚，不是等有了问题再谈，有了问题就不好谈了。
现在“90后”的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相对不足，有些学生我会争取父母的配合，但有时父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遇到学生有这样的想法，我会多次找他们谈话，一次不行谈两次、三次。思想转变比较难，也很缓慢，但起码通过谈话，会引起学生的重视，让他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邹：有些人认为年轻是做辅导员的优势，您怎么看辅导员的年龄？
胡：年龄接近学生是最好的。一般来说，人都喜欢和同龄人交流，就算大几岁，也不会觉得差距太大。如果年龄差距比较大，交流起来还是会有些问题。比如，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用语，现在我就有体会，学生说的，有些我根本搞不清楚，等搞清楚了，又有新的说法，所以交流会有些难度。但原则性的东西，比如，做人的价值准则、爱国、诚信等，这些是基本的。我带学生，一般第一次见面，我会写“六个字”+“两个破折号”，第一个字写“人”+“——”，第二个写“医学生”+“——”，最后写“医生”。对于医生的理解，很多学生是临床实习之后才慢慢有了体会。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只有学会做人才能学会做事，这些只能在漫漫的成长过程当中体会。年龄比较大的辅导员，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事例都见得比较多，这样可以给学生讲更多的经验和教训。此外，年纪大一点可能做事可靠一些，学生的信任度比较高。而年轻人掌握的知识更多，上手更快。
邹：您怎么看待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问题？
胡：专业化并不是说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而是说要做好辅导员工作，应该达到教育部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的条件。但这个还不足以说明专业化，辅导员建设真正要专业化，应该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体系作为支撑，比如有专业的学科体系支撑，学科的建立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辅导员专业化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职业化相对容易一些。
邹：什么促使您能在这个岗位上干25年呢？
胡：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在为他们服务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得到一些收获，能够跟他们一起进步，我感觉很多东西都是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收获、提升的。如果不做辅导员而只是做行政，可能快乐没有这么多。在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在学校期间还是毕业后，看到他们在成长就是一种欣慰。当然如果学生中能出现一些高精尖的大专家，可能感觉就更不一样了（笑）。像我们有个老师带的77级、78级学生，已经有两个院士了，我感觉他很自豪，那种成就感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
邹：如果满分是100分，您给自己的工作打多少分？您的优势和不足分别是什么？
胡：80分吧。差这20分还是在于能力有限吧。80分里，首先是无私地为学生服务，这个可以占到50分。其次在一些细节中，比如讲工作的方式方法，这个可能有30分吧。学生工作要有流程，有预案。学生工作没法预判，明天会出现什么事，谁都不知道。只能在日常服务中，细心地观察，深入了解，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你是真心实意地在帮助他，他才会按照院校的规章制度来做，只要他能够自觉遵守纪律，有自控力、自制力，就会比较好地完成这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完成预期的目标。
邹：我很好奇学生怎么称呼您？您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描述辅导员与学生的关系？
胡：有叫“胡哥”的，有叫“阿胡”的，也有叫“胡导”的，但很少有学生叫我“胡老师”。我也很少在学生面前自称“胡老师”，我会直接称自己的名字，电话沟通我也是这样称呼自己。也有学生问我：“你最希望怎么样和我们交流？”我说：“作为朋友，平等地交流。”
不是学生称呼你为老师，你就是一个老师，重要的还是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引导他们，这样才能做到辅之以成吧。所以辅导员与学生的关系，我可能只认同知心朋友这一个，人生导师我觉得有点高大上，能达到那种境界的应该是辅导员中顶尖的，知心朋友可以平等地交流，而不是整天要求学生怎样。
邹：谢谢胡老师。
人格教育源于对学生成长细节的关注
邹：黄老师你好，感谢你接受我的访谈。今天的访谈想请你谈谈从事辅导员工作以来让你印象深刻的三件事，这三件事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你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怎么处理的。
黄：第一件事是最近发生的，是协调两个男生的寝室关系。他们是大一新生，一个姓李，一个姓张。李某这个学生刚入校时，我就发现他和其他学生不太一样，说话不敢与我对视，表达也有一些障碍。
上上周五，这个学生到办公室找我，提出想换宿舍。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宿舍同学老让他打开水，而其他人都在寝室打游戏。我问他这种情况多久了，他说就这段时间。我当时告诉他，每个人都有界限，如果不愿意去打水，就要学会说“不”。我想让他先自己试着解决问题，他当时答应了，说回去先试一下。
但没几天，我就发现他脸上有淤青，就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他开始不敢说，我再三追问，他才支支吾吾地说被同寝室同学给打了。我就把寝室另一个学生叫来询问情况，这个学生讲了李某在寝室的一些情况。比如，刚入校，室友就让他去买饭、打水，李某都不拒绝，大家就觉得好像他愿意做。但其中有个姓张的学生非常过分，有时候大家只是打闹，张某却真的动手打李某，这次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我又深入了解，才发现问题很大。张某每天都会让李某给他买吃的，隔几天，还会让李某给他买烟，张某的哥哥到学校找张某要钱，张某也是让李某给。
李某是外地学生，家里每月给他一千多元的生活费，如果正常消费很富足。但每到月中，因为张某的索取，李某就没钱了，甚至没钱吃饭。有一次，他躲在琴房，两天没吃没喝。
当时，我和其他老师听了都很震惊，非常心痛，也很生气。系领导也觉得事情比较严重，特别担心给李某心理上造成创伤。随后，学校马上给李某安排了学校心理中心最好的教师做心理测试和辅导，并立即给他调换了寝室。
同时，我们通知了双方的家长。开始，张某坚持不认错，觉得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他觉得李某的状况是寝室同学一起造成的，不是他一个人干的，觉得很委屈。他父母告诉我，张某从小到大性格都很孤傲，他专业学习好，这次比赛刚又得了奖。李某的家长也来了，情绪比较激动。作为父母，我非常理解家长的心情，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别人欺负，心情可想而知。
邹：你怎么跟李某的家长沟通呢？
黄：非常难。他妈妈也来了，但没到办公室，怕控制不住情绪。爸爸到办公室后很激动，根本不愿意见张某父子，只希望开除张某。我只能先道歉再跟家长慢慢沟通。我说，学生一直不愿告诉老师，幸好发现及时，作为母亲，我能体会你的感受，理智处理就是为了让孩子的大学生活正常发展。
作为母亲，我能理解李某父母的心情，但作为老师，我觉得这两个孩子专业都挺好，也都处在人格发展完善阶段，犯了错，有人帮助他们，就可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但如果处理不当，简单粗暴，甚至放弃对他们的希望，可能对两个学生都会造成伤害。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20多岁刚做辅导员时也疾恶如仇，学生犯错时责骂比较多。但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两个孩子都要救。现在大家都指责张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张某被开除进入社会，对他一生都可能产生影响。
想好后，我跟系里老师商量，希望一起做李某爸爸的工作，给张某一个机会。我们系的老师很团结，不管谁的学生出了事，大家都会协助，这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专家点评
辅导员应在调查清楚基本事实后，依据学校教育管理相关规定，结合被伤害学生的受伤害程度，对实施伤害行为的学生应受到的相应处分进行基本预判，而不是按照家长的意愿给予处分。
在此事中，如果家长开除学生的要求是根据校纪校规做出的，则为合理要求，否则应由校方给出处分意见。
我们跟李某父母再三沟通后，他们很大度，同意见张某一面。他们说，如果能够感受到张某认错的诚意，就原谅他，减轻惩罚。
我马上找张某谈话，希望他能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真诚道歉。但这个学生还觉得委屈，一些“90后”的学生很自我。我跟张某说：“如果你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觉得是全寝室造成的，那么你最后的结果可能比较严重，但你应该承担结果。如果有人这样欺负你，你心里是什么感受？没有道德品格，你专业再好也无用。”总之，就这样既严肃又温和地谈，说了很多，其他老师也跟他说了很多，他父母也在场。
最后一天中午，双方见了第一次面。张某的爸爸很诚恳地跟李某的妈妈道歉，李某的妈妈说：“不需要你道歉，我想听听你儿子怎么说。”张某的爸爸道歉的时候，张某的手一直捏紧了，肢体语言就表现出很气愤。李某的爸爸看出来了，说：“我没有感觉到诚意。”转身走了。
我又跟李某的妈妈聊。她说，这个学生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算我们这次原谅了他，他在学校还会再犯。但我还是恳请李某的妈妈再给他一次机会，并承诺我们会再跟张某谈一谈。最后李某的妈妈同意下午见最后一面。
利用中午的时间，我们又找了张某和他父母。张某父母的教育很有问题。张某的爸爸说：“李某的爸爸跟你说时，你就装着把头低着，什么也别争！”我觉得家长并无让儿子道歉的真心，而是教他演戏，就马上制止了家长的这种方式。这也是当辅导员这么多年感受很深的一点，不断反思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我说了很多。到下午见面，我反复向张某家长强调，这不是演戏，是要让孩子真正意识到对同学的伤害，真心实意道歉，张某的态度终于转变了。最后李某的父母还是原谅了张某，给了留校察看处分，张某在全班道了歉，也让他搬离了原宿舍。
邹：那两个学生后来怎么样了？
黄：因为宿舍分开了，后面也没多少交集，见面也会打招呼。李某是内心很纯善的孩子，跟他打招呼还是会说话。我想通过此事，李某这个孩子也慢慢树立了自己的界线意识，知道了拒绝，但因为身体的原因，我觉得还是需要特别关注，家长的教育责任很重。
专家支招
校园欺凌事件是高校恶性事件中的一类，需严肃对待。其他恶性事件还包括盗窃、打架斗殴、考试作弊等。
对此类事情，辅导员处理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制度为准绳，以杜绝最坏影响为工作方向，确保恶性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
处理此类事件时，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1.弄清基本事实，收集查实相关证据，为学校给出公正客观的处理意见提供依据。
2.依据校纪、校规和事实，对学生应该受到的相应处罚做到心中有数。
3.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对造成的损失给予相应赔偿，做好学校正式下达处分意见前的处理工作。
4.贯彻落实学校的处理决定。
处理过程中，辅导员需注意的问题是：
1.明确管理者角色。在处理此类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中，辅导员应首先明确自己作为管理者的角色，应站在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管理秩序的角度，贯彻落实校纪校规的相关规定。
2.避免人情占上风的心态。处理决定应该有利于维护全体同学利益，而不是单纯保护某个学生的利益，辅导员在处理过程中切忌感情用事，不能以情感代替规则。
3.防患于未然。此类事件对学生人身安全、家庭幸福、学校声誉、社会安全稳定都可能产生潜在风险，如不果断处理可能造成严重影响，对犯错学生的处理尺度应体现合理、合法、合情原则，同时辅导员应重视事件处理的警示教育意义和作用。
邹：通过这件事，你怎么看待辅导员工作与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
黄：我觉得家庭教育相当重要。如果家庭教育缺失，学校和辅导员是没办法弥补的。辅导员能做的就是引导，比如张某父亲教儿子演戏，可以想象他们平时怎么教育孩子，张某出现这些行为，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但作为辅导员，我不可能改变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只能发现问题，当面指出并表明作为教师的立场，而教师的立场，也只是引导式的。所以，我们作为辅导员，只能尽量地去做到我们能做的事情。
在艺术院校，家庭教育的缺失相比普遍高校可能更突出一些。我在两个系工作过，一个系的学生通过几个月的突击就能考上大学，学生的特点是学习不太好，选择读艺术学院主要因为文化课成绩要求低，容易考，而父母的教育层次也比较低；另一个系只有琴童才能考上，琴童一般五六岁开始学，家教一般都比较严。
这两个系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院校学生家庭教育的特殊性：一种情况是家长疏于教育，存在家庭教育缺失，学生容易在大学阶段暴露出偏激、自我中心等性格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家长过于关注孩子的技能学习，对其他方面的教育引导不够，导致孩子在人际交往、自我管理等方面存在缺陷，孩子进入大学后可能比普通学生面临更大的适应性问题。
邹：能谈谈第二件事情吗？
黄：第二件事是去教室查课时发生的事。那天，我等在教室后门，快上课了，但黑板还没擦。当时我心想，会有学生去擦吗，这时老师来了，看样子都70多岁了，他一个人擦黑板，却没有学生去帮他。
当天下午，我就召开了班会，提出了擦黑板的事。这个班会是临时的，没有精心筹划。会上，我问同学们：“如果你们是老师，走进教室看到黑板没擦，你们是否希望有个同学能擦？当你作为老师默默擦黑板时，你会怎么想？”
同学们开始沉默，我感觉他们还是有点愧疚。我就抛出了班会主题“尊重”。会上，我让大家讨论了什么是尊重、怎么理解他人、如何学会尊重他人等问题。
这次班会我觉得比较有效，后来每次去查课，就发现同学们对老师热情多了，黑板也擦得干干净净。“5·12”大地震时，这位老师没办法跑下楼，是同学们把他抬着跑下楼的。
还有件相似的事。当时，有位50多岁的钢琴课老师告诉我，有个学生三周没去上课了。他每周都会打电话提醒学生上课，但这个学生一直没来。随后，我就找学生谈话。以前，会直接批评他，问他怎么不去上课，不好好学习会怎么样……但那次，我只跟学生谈了一点，他的行为不尊重老师。后来，这个学生的行为发生了转变。
这两件事让我感触很深。艺术院校的学生比较有个性，有时专注于自我世界，对他人的理解和尊重显得不足，因此，对学生的品行教育尤为重要，这也是所有教育的核心。另外，换位思考教育很重要，一些“90后”的学生很自我，在教育中我会尽量用一些方式引导他们换个角度想问题，我觉得换位思考教育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邹：当初选择做辅导员时，你知道辅导员是做什么的吗？
黄：知道，当时充满热情，我觉得年轻人的活力对做好辅导员工作很重要。那时，我们系刚成立，没有学生社团，我就创建了三个，还带领学生开展了很多新的活动。如果五年前谈辅导员工作，我更多会谈工作创新、社团建设等。但现在，我可能会更关注学生的日常行为细节，更关注他们如何为人处世，我倾向于从人格方面去培养学生，对创新反而不那么看重了。
刚入职时，学工部长问我们，如果学生找你办事，你看都不看他一眼，学生会什么感受？他让我们要换位思考。他说，学生来，我们热情一点、温和一点，他们有困难，我们尽力去帮助，这种温暖会留在学生心里，让他们一辈子受益。
这些话我都记得。有段时间，面对工作压力，我也迷失过。但后来，还是觉得教师对学生有责任，现在我对辅导员工作的理解，就是对学生负责。
邹：第三件事呢？
黄：第三件事是处理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这件事对我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这个男生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一米八五的个头，来自农村。开始，老师记他旷课，他就到办公室来闹，半夜两三点给我打电话。后来，系里领导都知道他了，书记50多岁了，也跟着我一起处理这个事情。但教育谈心都没用，后来这个学生半夜还给书记打电话，甚至还威胁我。系里拿他没办法。
我联系了他的家长，但家长说孩子交给学校了，学校就要负责。后来，我带着他去医院看心理医生，吃药也没用。家长不出面，就得辅导员一直关注他，怕他做出伤害别人或自己的事。这种状况拖了一两年，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直到学生毕业才结束，这个事情确实对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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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直拖的处理办法，既会增加辅导员的工作压力，也难以保障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甚至会造成严重后果。
在处理此类特殊学生的问题时，辅导员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学生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将确保学生生命安全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考虑，在与学生家长沟通中，也要以确保学生生命安全作为沟通的前提和基础，竭力与家长达成共识。二是最坏结果原则。在危险发生前，辅导员的处理策略要以防范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为依据，防患于未然，将可能存在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拉锯战可能造成的伤害。
善于共情与分享是辅导员的重要特质
邹：邓老师，你好。感谢你接受我的访谈。访谈的目的是想了解你从事辅导员工作以来让你印象最深的三件事情，做这三件事的初衷、经过、结果是什么？遇到了哪些挑战？你是怎么解决的？
邓：谢谢邹老师，之前我已经收到了你的访谈提纲。我想谈的第一件事情是刚参加工作时选举班委的一次经历。当时我带了一个新班级，第一件事是要选班委，我预想是按常规程序，先在班上宣布此事，然后让同学们自己报名，再投票选举。之后，我就在一次班会上宣布了此事，班上有个女生表现得很积极，主动找我谈了她的意愿，后面这个女生也选上了，事情好像一直都比较顺利。但有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了一条陌生短信，短信内容大概是：“既然你已经内定了班长，又何必让我们参加这个班会来演戏？”当时我一看，心就“咯噔”一下沉下去了，特别难受，我立马回拨过去，原来是班上一个男生。那时已经5点多，快下班了，我还是把他约到学校湖边问了情况。原来选上班长的这个女生在选举的前一天，跟班上同学讲：“邓老师已经内定我了，明天开班会只是走过场，你们选我就行了。”
听完后，刚参加工作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纠结了一阵。但我冷静想了想，班委竞选结果已经公布，就再看看这个女生想当班长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因为，她当班长一个多月，给我的总体感觉还不错，经常跑到办公室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所以我就暂时没有声张此事。
两个月以后，学校举行英语四六级考试，她因考试作弊被发现了。按学校规定，学生干部如出现这种违纪行动肯定会被取消干部资格。但考虑她工作挺积极，竞选又比较波折，我就跟学院领导商量，能不能暂时不撤销班长，先让她停职反省半学期。领导同意我的建议后，我就跟她说了这个处理意见。但这个女生不停地跟我辩解，她不想失去班长这个职务。我反复跟她强调，只是停职反省，并不是撤销，暂时由副班长代理工作。
但从那以后，她对我的态度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我转头就走，找她谈话态度也很不配合，一些小事也明显跟我顶撞。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只觉得她是经历了挫折不能正确面对，依然关心她，也没计较。
但后来，她却变本加厉，甚至挑拨同学关系，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她的专业学习在班上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她总觉得自己专业特别厉害，还告诉其他同学一些不切实际的情况。
邹：学生这种反常行为跟家长沟通了吗？
邓：沟通了。她家是农村的，姊妹很多，父母平时很少管她，家长听说孩子的情况后也没特别上心。后来，这个学生跟舍友关系也闹僵了。但我还是不停地跟她家长和她本人沟通。
到了期末，也是辅导员年度考核的时候，这个学生竟然写信投诉我打骂学生。这封信她是实名举报的，还把每个同学的签名都模拟上去了。有些老师不了解情况对我产生了误解。
当时，我心里感觉特别难受和委屈，感觉自己已经尽力包容、关心她了，这个学生还这样对我。我刚参加工作半年，本来怀着一份憧憬和美好，却被弄成这样，心里接受不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感觉心灰意冷。我还跟家人说，真不想干了。幸好家人、学院领导非常关心我，同事们也不断鼓励我，最后还是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这个学生最后因为无故旷课两个月、开假证明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被学校劝退了。
邹：你现在怎么看这个学生的一系列行为？
邓：应该是有心理问题，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但当时，我们学校还没有专门的心理中心，也没有做专门的鉴定。现在学校心理设施已经很完善了。第二年，因为自己各方面表现良好，也没因为委屈影响工作，还被评为学院的优秀辅导员。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这个学生有很大的怨气，想不通她为什么这样对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她可能是有心理问题，还可能跟她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有关。
邹：如果现在再遇到这样的事，你会怎么做？
邓：第一，我还是会先去跟学生本人沟通，但可能不会怨恨她，因为经历的事情多了，就会想到更多的可能性。第二，我会联系心理中心的老师，带他们跟这个学生聊聊，了解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当时，这个学生对我完全是敌意的，她并没有跟我袒露内心真实的想法。后续我会配合心理中心的老师进行思想疏导。
邹：如果学生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当上班长，你现在会怎么处理？
邓：我可能暂时还是不会撤销他的职务。因为，有这种行为的学生，好胜心比较强，与其挫败他的积极性不如借机加以引导。我会引导他在班长这个职位上为同学服务，从而淡化他可能存在的功利想法。
邹：学生误会你内定了班长，你怎么跟学生解释呢？
邓：我觉得任何事情还是用实际行动证明最好。如果这个学生确实能为同学服务好，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相信同学们会慢慢接受他的。即便开始同学们不理解我，慢慢也会理解的。自己受点委屈也无所谓，如果总和学生去解释，可能适得其反，用事实证明吧。
邹：第二件事情呢？
邓：第二件事情是一起学生跳楼事件。那时快期末考试了，大概晚上11点，我已经睡了，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让我赶紧去学校一趟。我当时就预感可能有学生出事了。路上，我就联系了另一位辅导员，知道了学生的姓名。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学生是系里的学生干部，平时性格也很开朗，下午还跟我联系过，看不出一点异常情况。我当时确实很震惊，感情上难以接受。当时同事跟我讲学生出事了，我第一反应还以为是班上另一个学生，因为这个学生前段时间一直找我，说晚上睡不着，我还担心是他。
邹：你参与了后续事情的处理吗？
邓：参与了。这个学生留给父母的信上，只说自己太累了，想解脱。通知他家人的电话是我打的，电话内容是院领导研究过的，怕家长经受不住这个突然打击，只说学生情况比较紧急，请他们过来。
家长当天就赶到了学校，我就一直陪着他们。家长看了孩子的信，非常伤心。后来，我们跟他家人交流时，觉得学生发生这种意外可能也跟家庭教育有关。他父母中年得子，对他非常疼爱，虽然家庭条件并不是特别好，但父母一直竭力在物质上给孩子最好的。但同时，家人对这个孩子的期望也比较高，特别是对专业学习的要求很高，给了孩子比较大的压力。
邹：艺术院校的学生相比普通高校的学生有特殊性吗？
邓：我觉得艺术院校的学生更加个性化。他们对专业学习非常重视，但对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课程比较忽视，对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品性修养相对忽视。另外，艺术院校的学生自幼学习艺术，父母可能更多地关注专业上的成绩，在心理健康这方面不是很重视，加上家庭条件大部分比较优越，学生受挫能力相对更弱。
邹：艺术院校辅导员工作更应该在哪些方面给学生帮助？
邓：还是要多跟学生交流，更要用真心打动学生。艺术院校的学生特别敏感，不喜欢大话套话，如果成篇讲道理，学生完全心不在焉。工作10年，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要跟学生推心置腹，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弟妹、朋友。这样在关键时候，学生才会听你的。重要的是一定要跟学生建立深厚的感情链接。艺术院校的学生思想各方面都非常活跃，也比较有个性，跟他们相处有时感觉就是斗智斗勇。
专家点评
近年来，优秀学生或者表面看起来开朗的学生自杀事件屡见不鲜。这类学生因为不易辨识，容易让辅导员忽略。
邓老师认为艺术院校学生更加个性化这一点我赞同，同时每个学生的个性又不尽相同。那些对艺术并不真正感兴趣，也不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容易在人生的选择上无所适从。
邓老师在做艺术类学生的工作时，把建立良好的感情链接作为前提是非常必要的。艺术类学生表达更直接，对人际关系的感受力也更敏感，如果有好的关系作为前提，学生更容易感受和接受老师对他们的关注和关爱。
邹：第三件事情呢？
邓：第三件事情是一个贫困生的事，我想每个辅导员可能都会遇到。这个学生是我刚工作时带的学生。那天晚上，我接到他电话就感觉声音不太对劲，有点颤抖和低沉。他说：“老师，我现在在火车站，打算回家。”我很惊讶，问他为什么要回去，他说，父亲最近做了手术，家里还有弟弟妹妹没人照顾，想回去照顾父亲，觉得压力太大了。
我知道他说的压力主要是经济压力。他家在偏远山区，父母是农民，靠在外地打零工供养他们兄妹。他讲完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留住他。他当时还没买票，我让他一定要等我，就立马打车直奔火车站，花了40多分钟。
学生当时就在售票大厅门口站着，背着个大包，提个编织口袋。看到他，我把他叫到一旁找了个石墩子坐了下来。我详细问了他回家的原因，一是经济压力，他是靠助学贷款上的大学，每年有6000多元的贷款，弟妹也还在上学；二是学业压力，他读的编导专业，必备电脑等学习用材，看到大家都有电脑而自己没有，没法学习，压力很大。他就想到辍学回家打工。听完他的想法，我就跟他分析利与弊，然后开导他，给他讲未来，现在辍学会有什么结果，坚持过去又会怎样。我们聊了大概两个小时，晚上10点过了，最后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打车把他送回了学校。
邹：后续怎么办呢？
邓：我想办法为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比如到学生处帮他打听了勤工助学岗位，每月有200元的补助；帮他申请了特困生补助，一年有1500元的补贴；我又鼓励他把学习搞上去，争取拿励志奖学金。他没电脑，我掏钱给他买了个二手电脑，有八九成新，不到3000元，是我和老公去电脑市场选的。那天我让老公开了车，把电脑放在后备箱，悄悄给他。他当时过意不去，坚决不要，但很感动。我就跟他讲，希望他好好学习，就像对我弟弟一样。他就没作声接受了。
后来，我还是跟他父母联系了，希望他们能从父母角度鼓励他。但我感觉他父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乎给不了他什么支持。这个学生选编导专业，也很天真，觉得编导学成了以后能挣大钱，能给父母减轻负担，但来上学后，才发现人才济济，自己也没什么特长，可能有一段时间他还挺自卑。
后来学生顺利毕业了，现在我们都一直保持联系。他在当地结了婚，和爱人一起办了家幼儿园，生了个儿子，都两岁多了，过得挺幸福的。学生也挺感谢我，说如果当时辍学回家，现在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他说，虽说现在的职业和专业不是特别对口，但没有大学四年的学习和见识，可能也没勇气去办幼儿园。
专家支招
贫困学生在出现家庭变故时，因性格不同，有的学生会主动向辅导员求助，有的则会选择默默承受。此时辅导员要善于从学生的状态变化或通过其室友、其他同学了解情况，帮助学生理清思路，渡过难关。
辅导员劝该生不要退学是对的，从物质上积极帮助学生渡过暂时难关的做法也值得点赞。但从长远来看，仅凭辅导员一己之力为贫困学生提供物质帮助的做法难以为继。
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要熟悉国家制定的贫困生资助政策，各高校因为校情不同，制定的校级贫困生资助政策会有所差异。辅导员要了解这些渠道，通过申请助学金、勤工助学岗位等为贫困生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持。
学生如果家庭经济特困或突发变故，而学校或其他途径也不能完全帮其解决困难，也可以建议学生暂时休学，通过打工等方式帮助家庭渡过难关后再复学完成学业。
邹：这个学生的这种经历让你有什么感受？
邓：怎么说呢，大部分学生在选择艺术类高校时还是有很大的盲目性。有些专业的考生是高考前两三个月或半年集训后参加考试的，不像琴类专业都是童子功。这些专业的学生入校后专业基础不牢，对所学专业也不了解，甚至根本不喜欢，所以他们进学校就比较迷茫，还可能出现对专业失去信心的情况。如果学生家境贫困，且艺术学院学生家庭贫富差距很大，带给学生的心理落差可能更大，就更容易产生自卑、情绪低落、自闭、不愿与同学交流等心理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的。
邹：你们学校贫困生比例高吗？
邓：家庭贫困的学生比普通高校要少。艺术院校有几点特殊性：一是学费比普通高校高出很大一截；二是学习成本很高，乐器等设备的购买和维护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现在国家给的资助政策力度很大，每年给学校的资助名额也比较多，所以在评选的时候，如果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下岗职工等，我们会优先考虑。
邹：如果用人生导师、知心朋友、姐姐等这样的词描述辅导员角色，你希望做什么样的角色？
邓：我觉得是亲人。如果辅导员能真诚对待学生，用爱心对待学生，真正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那么所有的问题可能都不是问题了。但如果你只把学生当成只有几年缘分的外地人，可能就不会那么关心他们了。
邹：你觉得亲人和朋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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