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惠敏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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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远去的足迹试读：
自序
回望，就是回过头去看。
上了年岁的人，走过了坎坎坷坷的一生。经历了童真的无忌，经历了求知的渴望，经历了摔打磨练逐渐成长；也经历了为事业和家庭的操劳、奔忙；经历过花前月下的幸福时光，也经历过严冬酷暑的雨雪风霜。走过的路多种多样。暮年回首，再望以往，慰藉自己，也把警钟敲响。
回望，去看看那些走过的路，是怎样的荡气回肠。有的曲折，百转千回，履现窘相；有的平直，高歌猛进，一路坦荡。那些渐去渐远的足迹，至今留有挥之不去的印象。
回望，去审视那些做过的事，重新地掂掂分量。有多少年少轻狂造成的愧悔难当；又有多少高尚品格值得颂扬，堪称榜样。捡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可真是意味悠长，甚至贻笑大方。
回望，去重新认识那些过往的人，去发现他们的寸有所长。一幅幅生动的面孔，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健在的，逝去的……，性格迥异，品格多样。细看细想，却都有不同的光芒。
回望，令我童心不泯，激情奔放；回望，让我反思自己的人生，再现今生的过往。做错的事，拜求天地和亲朋的原谅；做过的好事，优秀的品格，后辈亦当效仿。把这些写下来，自己写自己，仅供自己和家人欣赏。第一部分童年·故乡一、辗转的童年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我的父亲在北满免渡河车站工作，是一名铁路员工。父亲来这里工作不久，母亲也来到这里。从此，他们便在这个远离故土的边外小镇安顿了下来。
免渡河，地处内蒙古境内，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小站。火车站内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东北人，只有站长和关键岗位是日本人。为了保持稳定，站内的日本人，对中国员工表现得客气、友好。
当时，免渡河这里还是地广人稀，肥沃的黑土地上杂草丛生。出身于农家的勤劳的父亲，不忍心这么好的土地荒芜着，便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地。其他的中国员工也是同样。大家用勤劳的双手，辛勤的汗水，竟然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每家都开垦出十几亩地。秋天的收成自然是自给有余。于是，各家各户开始养鸡、养猪、养牛、养羊、养牲畜，有的人家甚至养车。父亲和他的同伴们拿着工资，种着庄稼，亦工亦农，自得其乐，过着舒心惬意的小日子。这期间，原本体弱的母亲，因为农活的磨练，身体也逐渐硬朗、结实起来。
祖父母每年都享受父亲的免票待遇，到免渡河来小住一段，散散心，同时，也帮父亲忙地里的农活。
我和哥哥、妹妹兄妹三人，都出生在免渡河。当时家里生活宽裕，父母身体、心绪极佳，视我们兄妹三人如掌上明珠。所以，在这里留下了我们幼年时期曾经的欢乐。
性格急躁、倔犟的父亲，有一次和一个日本员工争吵起来。这个日本人骂父亲“亡国奴”。这对父亲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不甘忍受这种侮辱，找到日本站长告状。日本站长当即打了那个日本员工，也安抚了父亲。虽然如此，爸爸仍觉得他们是在做戏给中国人看，心里总是忿忿然。从此，在他心里萌生了辞职、回家乡种田的念头。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车站里的日本人撤走了，代之而来的是苏联人。当时人们传说着“小鼻子走了，大鼻子来了。”父亲不想再为外国人工作，他怕再当亡国奴，再受外国人的气。于是，毅然地辞去了铁路上的工作，决定回辽南自己的故乡去种田。
一九四六年春节过后，我们踏上了回乡之路。当时，父亲身上带着近两年因交通不便，没有寄回老家孝敬祖父母的钱，押着大件行李，头一天起程，准备先到哈尔滨安排一家人的住宿。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和居家常用的几件行李，是第二天起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有料到，父亲的车在到哈尔滨之前，遭遇了土匪。他们抢走了父亲车上所有的行李和父亲身上所有的钱，便一哄而逃。
万般无奈之下，父亲不得不去母亲的一个远房侄子家落脚，等待我们的到来。
又一个困难接踪而至。因为战争，哈尔滨至大连的火车停运了，我们的行程被迫中止。只好在哈尔滨租房暂住下来，等待火车通车的那一天。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月又一月，不知不觉之间，一年过去了，通车的信息却是遥遥无期。
这一年来，为了生活，父亲开了一个小小的饺子馆，可是极不景气。这哪里是长久之计啊！爸爸心急如焚，加之生活的困窘，患上了严重的脚气病，双腿完全肿胀，走路十分困难。就在这时，哈大铁路终于通车了。我们终于告别了客居他乡的生活，踏上了回乡的路。
在一九四七年的春末夏初，我们终于回到了父亲日期夜盼的故乡——盖州县门家漠洛村。
对于小孩子来说，换一个环境，面对一些新面孔，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新鲜了。而且，叔叔家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对我们很好，我们觉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了。远离了那窘迫的生活，远离了一路上的颠簸。所以，我们三个孩子自然是喜不自胜。但事实上，厄运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一场新的灾难，正在逼向我们。
这是一九四七年的春末。这一年，正是老百姓所说的“粮荒”之年，是个大灾之年。家家户户食不果腹，要以野菜充饥。我们这个中等之家，本来是可以维持。可这一下子回来了五张嘴，给这个中等水平的家庭，立刻带来了危机。而且，我们这次回来时两手空空，身无分文。他们不相信我们会如此落魄。祖父和叔婶整天不高兴，父亲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是束手无策。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有几天，祖父终于提出要分家，要我们五口人搬出去单过。因为家里没有我们的口粮。如不同意分家，祖父就以死相逼。他完全忘记了父亲在外工作时，对这个家里的贡献，也完全不顾及他与父亲的父子之情和与我们的祖孙之情。
由于父母多年在外，对家里的境况并不清楚。虽然祖父母每次去免渡河时，也每每说些家里用父亲寄回的钱买了什么牲畜，买了几亩地，但这都是两年前的状况了。近一、二年，因战争造成了交通中断，通信不便，所以对家中现在的情况并不知情。甚至对叔叔又娶了新婶婶，父母都不晓得（原来和母亲相处很好的婶婶，因为生病，早几年故去了）；加之我们这次在大灾之年回乡，扰乱了祖父母和叔婶的正常生活，分争了他们的口粮，父母亲总是觉得心有歉疚。于是，父母亲不得不听从了祖父的安排。就这样，叔婶如愿以偿地把我们驱赶出他们的平静生活之外。
家，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分开了。给了我们三间正房和七亩薄地，还有一些简单的农具和生活用品。而家里的粮食、牲畜、大车都没有进行分配。
这种极度的不公平，让祖母又气又急。她不忍心对我父亲隐匿财产；也不忍心看着我们一家五口挨饿；更承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毕竟她的大儿子对这个家的贡献是东西两院的大家庭中，众所周知的。老人家整日以泪洗面。可是，在这个男权至上的家庭里，祖母的话无足轻重，她只能急在心里，气在心里，痛也在心里。结果，急火攻心，分家后不久，祖母便双目失明了。
分家后的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一年漫长的夏、秋两季？五口人吃什么？怎么活？能否活下去？……？所有这些，是摆在父母面前的最大难题。这时候，是父母的为人，是上天的庇佑，是被不公平激起义愤的东西两院的堂伯父们的周济，尤其是我的姨妈姨父的全力资助，才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熬过了这一劫难，没有被饿死。
姨妈家住在盖州城里，有一间做鞋的小作坊，名字叫“人和玉”鞋店。姨父为人谦和，讲礼仪，重信誉，鞋店曾经十分红火。但是近几年因为战争的影响，特别是“粮荒”的影响，鞋店的境况已经是大不如前了，不过生活还算宽裕。姨妈一直身体不好，勉强料理着家务。只是家里没有孩子，难免有些冷清。考虑到百年之后的香火有续，他们过继了一个儿子，是姨父的亲侄子。
现在，为了帮助解决我们家的吃饭问题，除了经济上的资助以外，还决定帮助母亲抚养一个孩子。这真是雪中送炭。向来不愿接受别人帮助的、刚强的父亲，不得不向命运低头，接受了姨妈的好意。父母当时把这个活命的机会给了我，不谙世事的我，从此到姨妈家过上了安稳的、温饱的日子，离开了父母兄妹，远离了那种吃糠咽菜都保证不了的生活。
因为粮荒，在姨妈家里，大人们只能喝粥，而我和过继来的、大我十岁的表兄，因为正在长身体，每顿都有半个或者一个玉米面饼子。闲暇时，姨父就教我和表兄认字、写字，还教我们学数学、练珠算。在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哪个平民家庭，对孩子进行学前教育，而我，却有了这得天独厚的机会，这为我此后的学习和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不知道在困境中的父母和兄妹，这半年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只是后来听说，妈妈每天抱着妹妹，带着哥哥，去地里挖野菜；爸爸每天拄着棍子，拖着肿胀的双腿，去地里干活（当然，也不乏有堂伯父和堂兄们的帮忙）。他们吃野菜，吃得面色发灰，全身浮肿。不管怎样，他们总算熬过来了。
在我七岁的那一年，我在姨妈家上学了，成为盖平县第一完全小学校的一名学生。因为我从姨父那里已经学会了加、减、乘法，又认识了很多字，所以，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对我来说，早已不在话下；唯有体育课，是我最大的困难。因为我自小就有一个毛病，时不时的就会晕倒。上学以后，课间操老师讲话时，课间休息同学们玩丢手绢时，体育课站队时，踢毽子时……，都曾经晕倒过。姨父觉得，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一旦出现意外，哪次晕倒后不再醒过来，他们不好和我父母交代。便一再向学校提出要求，不要让我上课间操和体育课。学校只好答应，会临时考虑，限制我的部分活动。这样一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除了跳皮筋以外，我极少参加体育活动，什么跳绳、踢毽子，什么拍皮球、练杠子，我都至今不会。
姨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什么病，只知道她整日整夜地咳嗽、喘息、吐痰，动一动就要喘息半天。只要在她旁边，永远能听到她嗓子眼里的呼噜呼噜声和来自胸腔里的咝咝声。多年的疾病，害得她骨瘦如柴，双肩隆起，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也开始变得浑浊、呆滞、无神，而且稍稍还有一点向前凸起。看到姨妈整夜坐着睡觉，张着嘴、端着肩、艰难喘气的样子；听着她嗓子里、身体内相伴着发出的声音，我常常会痛心地想哭。可是姨妈不允许，我就不敢。
拖着这样的身体，还要照顾我这个不懂事的外甥女，而我，连偶尔给她倒一次痰盂都极不情愿。现在回想起来，我恨不能狠狠地责打自己。我恨我自己比同龄的孩子更不懂事些。
就在我上学后不久，大概是因为姨妈身体的原因，大我十岁的表哥结婚了。他的妻子是我舅舅的女儿。这个表姐端庄、贤淑、勤劳、善良。她完完全全地继承了荀家的家教，像她的两个姑姑一样的心灵手巧，一样的善解人意。记得她结婚后给我做的一件粉色的连衣裙，成为当时小朋友最喜爱的衣服，就连我当时的老师，也赞不绝口地说：“太好看了。”这件衣服，我视为珍宝一样，直到小得实在不能再穿了，我仍珍藏了多年。
表姐的到来，减轻了姨妈的负担，洗衣、做饭这些事，完全由表姐承担了。表姐对我很好，在我的身边，又增加了一个疼爱和迁就我的人。姨妈这时候能够得以休息了，脸上也会偶尔出现开心的笑容。这时，也是我最得意的时候。
小学三年级的秋季，我已经九岁了。这时候，我家里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
在好心人的推荐下，依据父亲原来在铁路工作的经验，经过考试，父亲又回到铁路上班了。这一次，铁路是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经历了颠簸流离的痛苦，饱受了穷困潦倒的摧残，现在要为中国人自己工作了，父亲踌躇满志，精神抖擞地奔赴离家近百里的许家屯火车站上班了。从此，我们家彻底摆脱了那如影随形的厄运，开始过上自食其力、不再挨饿的生活。当时，虽然父亲的工资不高，但却有了保障，有了固定收入；家里的地，靠母亲和哥哥，以及亲属的帮忙，马马虎虎地种着，收成自然是不高。不过，由于家里只有母亲和哥哥妹妹三口人，生活倒也过得去。与过去的向人求助，朝不保夕，已经是天壤之别。
而这时，姨妈家的生活却开始拮据。鞋店倒闭了；姨父也因年岁大了不能工作了；表姐有了孩子，也不能去参加工作；姨妈依然病着。全家只靠表哥一个人在沈阳工作的工资生活。姨妈家的生活逐步陷入困境。于是，父母决定接我回家。
我从此结束了在姨妈家的五年生活，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母亲的身边。
回家以后，母亲总是在我的耳边提醒着我“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有的时候，我会高兴地接受，可有的时候也很烦，很不情愿。但在母亲的坚持下，我逐渐由不适应到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
在这个家里，我再不能像在姨妈家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我要学哥哥妹妹那样，帮妈妈收拾桌子、烧火、洗碗；我要和哥哥妹妹一起去挖野菜，回来喂鸡喂猪。秋收以后，要去地里捡回遗落在那里的粮食，秫秸，再晚些时候，要去地里打楂子做烧柴。春夏两季，我要帮妈妈和哥哥去地里间苗、拔草。
在这个家里，我再不能像在姨妈家那样为所欲为、独霸一切了。那时有姨父姨妈的宠爱，有表哥表姐的谦让，我骄纵咬尖儿。而现在，哥哥只大我三岁，和我是一个班的同学，家里的重活都是哥哥干，我理应谦让与他；同时，我又是妹妹的姐姐，我也该向表哥表姐凡事让着我的样子，……。或者说，我们是完全平等的三个人。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一分为三；所有的工作任务、能干的家务活，都要三人合一。由独一无二到三分之一，这是我很快就想通了的一件事，但做起来，开始并不十分情愿。好在有妈妈的不懈坚持，我也在不断长大，很快便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二、认识故乡
一九四七年，我初回故乡时，在这里只住了不足二十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以，我对故乡的一切，既不熟悉，也无感情。而这次回乡，一到家就实实在在地感到亲切，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因为这里是我的祖辈和父辈生活的地方，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尽管当时还没有“自己是这里的子孙，将在这里度过我的一生”，这种深层次的认识。只是觉得这里有母亲，从此，我将生活在妈妈身边了。仅此一条，也就足够了。而且，这里的生活空间比城里的大；这里的亲人比城里的多；就连喝的水，也比城里的甜。所以，我快活得像只小麻雀，整天是跑着跳着走路，吱吱喳喳笑个没完。大家喜欢我的天真活泼、无忧无虑，我也逐渐喜欢上了家乡的人，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一草一木。
我的家乡叫门家漠洛村，是个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地势比较低洼。村子的西边和西北，大约七、八公里外，就是渤海。村子里的人大多以种田为生，少数人也有去海上打鱼的，过着半农半渔的生活。而我们康家，是历代为农。
因为地势比较低，所以，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房子，地基都垫得很高。从房门口到大门，逐渐降低高度。房子的后门外，有一个二米多宽的平台（房子地基），然后一个陡坡，几级石阶，才能下到房后的园子里。园子与外面的街道之间，有一道一人高的土壕，将园子与外面的路隔开。
村子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平顶房，墙的下面是石头，上面是青砖砌成。看起来，整齐洁净。
我们康家住在村子西头最前面的一条街上，左右排开，三个几乎同样的院落，每个院落是七间正房，两端还各有一间耳房；各有东西厢房三或五间。厢房的南侧，则各有一个猪圈和一个大牲畜棚，然后便是南面的院墙和中间开的大门。这样大的院子，现在想来，大约有三十米长，三十米宽。这三个院落里，分别住着祖父兄弟五人及其子孙们，是分居后的一家人。所以，各家各户互通有无，有了大事小情，也能互相帮衬，毕竟血浓与水。
我家住在中间的一个院子的西上房。在这个平原的乡村里，冬天没有青纱帐的遮挡，放眼望去，一马平川的原野上，一望无垠。视线不受任何限制，双眼一直能看到天边的极致。这时，你的心情会和眼界一样的开阔、舒展。坐在暖哄哄的炕上，极目远眺，能看到几里地外的邻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能看到公路上来来往往的大车小辆，和三五成群的进城赶集的行人。每年一进腊月，公路上行人便多起来，这是进城置办年货的老老少少。
春天，是阳气上升的季节。坐在家炕上，能看到远处天地相接的地方，有一段白色的、屏障一样的雾气，上边则是蓝天、红日、白云，仍然给人一种遐想的空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地是萱萱的、软软的，有一种颤悠悠的感觉，实在好玩。在这个季节，我喜欢看着房前屋后的柳树、榆树，一天天的吐绿发芽，过不了多久，便能吃到甜丝丝的榆树钱儿；我也喜欢看着路边的野草，一天天的泛青长叶，不久便会开出不同颜色的小花：黄的、粉的、红的、蓝的、紫的……。
到了夏天，满眼都是绿色。原野是绿油油的庄稼，菜园里是绿油油的蔬菜，就连上学常走的乡间小路，也被绿色的杂草野花覆盖着。这时，虽然青纱帐挡住了我远眺的视线，少了一些遐想，却多了一些实惠：园子里鲜嫩的黄瓜、菜瓜，细嫩的小葱，还未长成的茄子、西红柿，玉米地里的乌米，都是孩子们争相炫耀的美食和玩物。这些都强烈地吸引着我，这些应时的美味，令我至今难忘。
到了夏末秋初，在自家的菜园里，摘黄瓜，摘豆角，虽然闷热，看着那饱满的豆角，鼓鼓的，胀胀的，也不无欣喜。
特别是去棉田地里摘棉花，光是那种装束，就让我喜不自胜。我学着大人，在腰间系一个白色的类似于围裙的大兜兜。摘一把棉花，便放进兜兜里，一会儿工夫兜兜里装满了棉花，便急急地跑到地头，把棉花掏出来，装到袋子里，再匆匆地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摘。这时候，我觉得自己俨然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
秋天来了，景色变得灰黄，远不如春夏那般活力四射。但这是收获的季节。大人们带着喜悦，怀着憧憬，收获着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小孩子也跑来跑去，力所能及地帮助大人们干一些活儿。每尽到一份力，都有着莫名的成就感，并乐此不疲地忙碌着，享受着被大人的肯定、赞许。
我在家乡的小学读了两年书。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除了忙地里的农活，还要照顾我们兄妹三人的吃、穿、住，操持家务，根本顾及不到我们的学习。加之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不像城里那样小家小院的生活空间有限；在农村，天大、地大、院子大，堂兄、堂姐亲人多。这一段，不懂事理的我，犹如出笼的小鸟，整天玩不够。姨父给我打好的学习老本，已经吃光了。到了四年级以后，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期末考试时，成绩排在三十名之后。这下子我害怕了，担心挨父亲的打。我被这个警钟敲醒了，从此开始知道要学习了。三、美丽山村
小学毕业的前一年，我们家又搬离了老家，来到父亲工作的许家屯。
在许家屯，我们住的是解放前日本人盖的铁路家属宿舍，房子很好，只是太小了。每户只有一间房，还要隔出一块做厨房。
与房间的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院子很大。几幢造型和格局基本相同的房子，分布在院内的各处。每幢房子都要上四个台阶才能进到屋内。屋内北侧是一个共用大厅，南侧一字排开，有四扇门，分别住着四户人家。每户有一个朝南的大窗，阳光很充分。我家在靠西面的第一家，南面的窗户稍微小些，但有一扇西面的大窗，光线自然更是充足。
在我家院外，大约三十米，就是哈大铁路，每当有火车通过时，在我家炕上都能感觉出强烈的震动。
铁路的西面不远处，有一条不深不浅的河。河岸上沙石很干净，有着不规则的一丛丛灌木。河水清澈见底。在河水与岸边的交接处，人为地摆放着很多平整的石头，这些石头大多相隔很近。每块水平的石头前面，都斜放着一块光溜溜的大石头，这是女人们来此洗衣服时，当做洗衣板用的。只要天气转暖，女人们便会结伴来到河边，她们坐在水平的石面上，边唠着家常，边搓洗衣服。流动的河水把衣服漂洗的洁净透彻，比起在家里洗衣服，又快又干净，还省却了来回换水的麻烦。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女人们之所以乐此不疲地愿意来此洗衣服，是因为这条小河，靠岸边处河水很浅，而河的中间则稍微深些。夏天一到，不但小孩子，就连大人们也经常来这里洗澡。炎炎夏日，女人们在这里洗衣服，有着诸多的方便——他们往往端着满满的一盆脏衣服来到河边，洗一件，就在河边的灌木上或是沙滩上晾晒一件。等到洗完最后一件，前面洗好的衣服已经晾干了。女人们便收起晾干的衣服，放在盆里，自己则泡到水里洗澡纳凉去了。洗好了，躲到灌木丛中，换上干净衣服，再把刚刚脱下的衣服洗好，便三三两两地聊着家常，各回各家了。
河的对岸有两座截然不同的山。南面的山是绿树葱葱，除了一片片的苹果树，多以灌木为主，有柞树、榛子、山枣树等。而北边的山，则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山上每隔一段便架起一个高高的铁架子，上面有一个又一个的吊篮，在缓缓移动，有来有往，络绎不断，我们叫它“蚂蚁斗”。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座石头山中富含铜矿石，山下有一个华铜矿，缓慢移动的蚂蚁斗里装的是铜矿石，运到火车站，待装上火车运到外地。在我读初中以后的一个假期里，我曾亲眼看见一队队的男女青年，在山上来往走动，立标杆，搞测量。爸爸说这些人是地质勘探队来此探测的。我当时对他们充满了崇拜、羡慕。我设想着将来自己也要像他们一样，有一副健壮的体格，拥有能探知地下矿藏的本领。
许家屯是个美丽的小山村。这里有山有水。山都不高，山上或绿树掩映，或怪石嶙峋；山下小河清澈见底，流水淙淙。铁路与小河中间，有一条光洁平整的公路，与铁路并行。
铁路的东面，住着本村的居民。村子不大，一条笔直的沙石马路由南到北贯通全村。村子的南北两端，各有一个很大的院落，是铁路员工的家属宿舍。这些员工及其家属，算是非农户，享受着城镇人口的供应食品；而其余的居民，则和我家乡的父老一样，是纯粹的农民。他们自给自足，自产自销。与我的家乡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农民，每家都有上百棵或是几百棵，品种和成熟季节各不相同的苹果树、李子树、桃树。生活相对要富裕很多。因此，这里街面热闹，临街的店铺百货俱全，生意兴隆。比起我的家乡，要活泛些，开放些。
村子的东面，便是长满了苹果树的小山丘。村子就位于山脚下。这里的沙石路面，有着极好的渗水性。所以，即使下再大的雨，鞋子也不会湿透，更不会沾有粘土，总是干干净净。
许家屯火车站，是个以货运为主的小站。从这里起运的货物，一是当地产量多、质量好、品种丰富的苹果；二是华铜矿的铜矿石；三是当地一个硅石矿生产的不同规格、不同型号的硅石、硅砂和硅粉。再就是铁路系统在当地有一个采石场，工人们从附近的石山上，采下巨大的花岗石，再砸成规格划一的石块，这是铺在铁轨下面、枕木之间的石块。这些石块也要从这里运向各地，用于修建铁路。
在许家屯，我度过了小学阶段的最后一年。这是在脾气暴躁的父亲的眼皮底下读书的一年。我和哥哥心照不宣，谁也不敢再偷懒，谁也不敢再视学习为儿戏，我们都认真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你肯用心，成果就立竿见影，我和哥哥的成绩一下子就突飞猛进地名列前茅。哥哥顺利地考入初中。而我，则面临着我记事以来的第一次挫折。
那一年，我十一岁。当时，参加初中考试的条件之一，是以六月末为限，年满十二周岁以上，十六周岁以下的小学毕业生。而我，生日是八月份，因为两个月之差，不到十二周岁，便硬生生地被取消了报名参考的资格。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通过找关系、走后门，而解决过与我类似的问题。反正，耿直的爸爸和无知的我，谁也没动过这样的脑筋。
新学期开学以后，哥哥和升学的同学上了初中，妹妹和邻居中的小朋友上了小学。偌大的院子里，除了上班的爸爸和叔叔伯伯们，就是妈妈和邻家的婶婶阿姨们，再就是各家的学龄前的小孩子。我是全院唯一的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另类、闲人。我突然感觉，自己是个对家庭、对社会都无用的、被抛弃的人。我整天无所事事，无所适从。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要帮妈妈做事了。我开始和妈妈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开始学习给家里人做衣服，做鞋子，织毛衣。我以为，我要在未来的五年内，都一直过着这种生活，直到十六周岁，街道给我安排工作为止。
生活的现实，妈妈的管束，使我一改小时候天真活泼的个性，变得沉默寡言，养成了安静内向的性格。
在这段时间里，我体会了生活的艰辛和父母的不容易。他们要对每个月的工资做出分配计划，要对每个月的细粮做出使用安排，要对每个孩子的冬装夏衣作出更迭、替换的打算。
大约在当年的十一月份，因为天气转冷，铁路运输任务进入淡季。铁路工会开展扫除文盲运动，要组织车站作业所的工人（火车装卸工）学习文化。真是峰回路转。不知道是哪位恩人想到了我这位“小大人知识分子”，要我担任扫盲教员。让一个又瘦又小的刚满十二岁的孩子，教我平时唤他们叔叔伯伯的大人们学文化、学认字，听起来都很好笑。但我却是十分认真的。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丝不苟地认真备课。按照扫盲课本上的汉字和拼音，从读到写，讲解字义，引申应用；甚至包括多音字、多义字，都一一讲解；组词造句都有要求。每次上课，我会煞有介事地点名道姓地提问，惹得大人们在底下窃笑，我却依然如故，一本正经地直呼其名。现在回想起这些，直觉汗颜。
这个扫盲班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由于装卸任务的加重，被迫暂停了。计划到冬季再接着学习。
夏天到了。有一天闲着没事，我到同学许淑娟家里去玩。本来我很少串门，但那天，我却鬼使神差地去了她家。这一去，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天下午，我去许家时，许淑娟正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学习。原来，她因去年考试落榜，准备今年再去考初中。她问我想不想考，一贯听由父母安排的我说“不知道，我没想过。”谁想到，他父亲当天就找到并说服了我的爸爸。晚上爸爸回家时，通知我今年要去报考初中。报名之类的手续，由他和许淑娟的父亲去办。当时距离考试大约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考中学这件事，一年来我从未想过。爸爸的这个突然决定，让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怎样准备，觉得无从下手，无目的的找出去年的课本，看了一下。好在我小学最后一年的成绩优秀，基础打得好，觉得问题不大。于是，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考试，结果竟被顺利录取。我成了我们家的又一名中学生——盖县第三初级中学的学生。
回想童年的这段经历，有辛酸，有痛苦，也有快乐，有幸福。有生活困苦的辛酸，有不能升学的痛苦，也有重回母亲身边的快乐，更有再获学习机会的幸福。我小学毕业后在家的这一年，父母生活的勤奋节俭，父母品德的纯朴刚毅，他们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迅速地成长了，懂事了。我懂得了要自立自强，要替父母分忧。这一点，我终生受用。第二部分求知·成长一、初中三年
久离课堂的我，重新坐在教室里，觉得格外亲切、兴奋。对这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我尤为珍惜。课堂上，我从不漏过老师讲的每一句话；课后复习，我如饥似渴。因此，无论是大考、小考，还是课堂提问，我从来都是对答如流，准确无误。总是得五分（那时是学习苏联，满分就是五分，相当于一百分）。偏心的老师称我是留声机，记录下了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很快，我成了全校著名的好学生。
当然，我也有软肋，那就是体育，总是以三分、四分过关。不过，我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经常晕倒了。
在初中读书的几年里，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初一下学期的“三·八”节那天，全校师生在礼堂开会，学生会主席是个二年级的男生，他到台上向全校女老师、女同学致词时，大概是因为紧张，误把“三年级的大哥大姐们”说成了“三年级的大哥大嫂们”，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台下的一片哄笑声。
我当时是住校生。晚饭后要有两个小时的晚自习。这天，上晚自习之前，教室里别无他人。我和叶亚坤、孟庆艳三个小女生在教室里开始耍彪。我站在讲台上，对着空空的座位说“三年级的大哥大嫂们……, ”说完，三个人便哈哈大笑。这一恶作剧的场面，正巧被从窗外走过的值周老师，教我们历史的易老师看见了。由于是课余时间，我们的淘气不是错误，还逗笑了老师。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觉得头重脚轻，刚一下床，便晕倒在地。同学们怎样把我弄上床，怎样留下人来陪我，是谁陪我没去做早操，我都一概不知。当我醒来时，我首先看到了坐在我床边的一个女同学——大个子的陈英华，床头的凳子上坐着我的哥哥和我的班主任、教我们文学的陈培荪老师。这已经是第四天的下午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患了全校第一例流感。三月九日早晨，我晕倒以后，值周的易老师来检查宿舍时，发现了我在高烧。他很奇怪：头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怎么一夜之间就这样人事不知？赶忙请来了医院的大夫，才测出我的体温是40.5度。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烧？我还有些什么感觉？大夫也一概不知。昏迷中的我只是沉沉地睡着，不哼，不叫，也不咳。当时最好的退热消炎药是进口的盘尼西林，我连着注射了四天。终于在第四天的下午清醒了。这几天里，每天上午有两个女同学在宿舍陪着我；只要没有课，班主任陈老师也经常来宿舍看我；下午是由哥哥守护着我。
我的病好了以后，学校里、社会上，患流感的人逐渐增多。有一段时间，五、六十人的班里，只有二十多人在上课。那一年的流感，实在很恐怖。
随着流感病毒的逐渐逝去，返校上课的同学越来越多，学校又逐步恢复了正规的教学，恢复了往日的活跃。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忙坏了各科的老师。他们要给缺课的同学补课，同学之间也在忙着互相帮助。
通过这次流感，不管是我的切身感受，还是师生的补课热潮，都深深地感动了我，教育了我。我感谢学校对老师们的教育和要求；感谢老师对学生们的认真负责；也感谢同学之间这种纯真的友谊和无怨无悔的互相帮助。我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中。
从我家（许家屯）到学校（九寨），乘火车是一站地，车票是一角九分钱。但我们那时为了省钱，除了刚开学带行李上学要乘车以外，平时星期六晚上回家和星期天晚上返校都是抄近路步行。途中要经过两个小村庄、一个小山岗和一条很宽却很浅的河，大约有十四五里路。河水中稳稳地摆放着大石头，每次过河都是踏石而过。而天气转暖之后，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脱去鞋袜，涉水过河，让凉津津的河水、细碎的沙石在脚趾间挤来跳去，那种既痒又爽的感觉，不失是一种乐趣。
一九五七年的下半年，也就是我初中二年级的上学期。为了锻炼自己的体魄和胆量，也为了给家里省下每月七元五角钱的伙食费，我不住校了，开始了走读生活。
就在开学后不久，我走读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放学时，天气时阴时晴，我紧走慢走，还是赶在半路上下起了又急又大的雨点。当我走到五美房村，离家还有近五里路时，雨越下越大，天空像一张黑锅底，四周见不到一个人影。我这时真的好害怕，心好像提到了嗓子眼儿，泪水和着雨水一起在脸上流。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又急又怕又无助，一边哭，一边连跑带走的时候，忽听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这才注意到，在我身后不远处的一个女孩子，她是我这些天走读时，偶尔能碰到的一个一年级的学生。我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她却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在学校是著名的好学生，她们的代数老师（我一年级的代数老师）以我为榜样，在给她们上课时提到了我。她的家就在五美房村的河边上，很快就要到家了。我们两个一见面，都非常高兴，觉得有了伴儿，都不那么害怕了。可是，当我们走到河边时，河水已经涨上来了，水流很急，水中的石头已经看不到了。我不知道河水有多深，不敢贸然过河，这个低我一年的女生，又一再地挽留我，要我住到她家里。没有办法，我只好去了这个并不熟悉的同学家里。第二天，我们又一起去上学。
这时的我，还不知道爸爸妈妈这一夜是彻夜未眠。爸爸已经往学校方面来接我了。走了好远，没有接到我，他以为我会留在学校里。回家后，他到许家屯火车站往九寨火车站打电话，又求该站的人亲自到学校宿舍去打听，得知我已离校回家了。爸爸妈妈以为，我一定是在过河时出了事，但还是存有一丝希望。第二天一早，爸爸便乘火车到九寨。当他看到我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时，才放下悬了一夜的心，静静地走了。对于这一切，我是当晚回家时才知道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孩子的任何事情，都永远牵动着爸爸妈妈的心。
又过了一段时间，天气变冷，冬天到了。晚上放学时天就已经黑了。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同意我继续走读。所以，我又恢复了住校生活。此后，便极少能看到我曾在她家住过一宿的李桂珍。偶尔课间在校园里碰到，相互一笑，算是打招呼了。到了初中三年级时，因为分在不同的校区，我们便再没见过面，直至今日。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觉得亏欠她的，连一声道别，连一句感谢都没有，我便在她的视线里消失了。
对于我初一时的班主任陈培荪老师，我至今心怀内疚。每每想起他来，我会止不住要心酸落泪。
陈老师，人高高的，瘦瘦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大约四十多岁。但生活的磨砺，使他过早的斑白了头发。这是个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却又不失幽默，博学多才的人。在我们入学以前，他是教代数的。到我们入学的那年，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科，这样一来，语文教师就不够了。学校根据他的学识、口才，决定让他改教文学课。他的课教得很好，尤其是古诗、古文，总是把我们带入一幅幅画面中，使得我们对古诗和一段段古文的背诵，丝毫没有枯燥、干涩的感觉，而是犹如身临其境，顺势而成。我们把文学课当成听故事。他的讲解有故事的情节，有作者的心态，有情境的分析，更有现实意义的取舍。他特别强调让我们认清哪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
在我生病的几天里，他的担心，他的守护，他的照顾，无不反映出他强烈的责任心，无不体现他对学生的关怀和爱护，使我对他更加尊敬。直到我升入二年级，他已不再是我的班主任，每次路上碰见，我除了恭恭敬敬地鞠躬敬礼，总要亲切地叫一声“陈老师”；每次到教研室找别的老师办事，也总要到他的办公桌前去看看他，他也会问问我的情况。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路上见不到他了，在教师办公室也看不到他。开始，我还以为他调离学校了。过了一阵子，我们去打扫生物实验室时，发现墙上挂满了大字报，上面提到几个老师的名字，有几张大字报就是写的陈老师。我们几个女同学便认真地看了起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大字报上写着，他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这使我对他的印象，一下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我眼中学识渊博、亲切慈祥的好老师，骨子里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分子。瞬息之间，我对他的尊重变成了憎恶，对他的崇敬变成了鄙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校园里我又能碰见他了，他成了学校的勤杂工。我从此不再理他，不再和他说话，直至毕业离校。我之所以不理他，不是因为他是勤杂工，而是因为，他明里是个好老师，暗地里却在反党的表里不一。单纯又幼稚的我，思想上容不得表里不一地蒙骗学生。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还不知道社会上的复杂。我更不知道，当时他最心爱的好学生，对他的不理睬和鄙视，会令他多么的伤心和痛苦！
随着时间的流逝，陈老师逐渐地被我淡忘了。
直到高中二年级寒假，我从营口回家时，妈妈问我“你在初中有一个姓陈的老师吗？”我一时竟没有想起来。妈妈又说：“个子高高的，戴着一副眼镜……, ”我一下子想起了这位恩师，立刻抢话说“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他怎么啦？”妈妈告诉我，他来过我们家。因为实在挨饿活不下去，便来我家，想要一点粮票。当时，哥哥结婚不久，嫂子的户口没转来。所以，家里原有的一点粮票，也因为多了一个人而逐渐的填补进去了。陈老师的到来，妈妈留他在家里吃了一顿饭。临走时，给了他一斤半粮票。听了妈妈的话，我心里十分难过：一个才华超群的中学教师，竟然沦落至此，完全没有了他那高傲的自尊。若不是万不得已，若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他怎么会屈尊来到曾经那么伤害他的学生家里？这时，我完完全全地抛弃了对他的憎恨；而是对自己的不恭充满了悔恨和自责。我开始意识了自己的无情，自己的冷酷。
后来，在和同学的通信中，得知他已故去。是在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病饿而死的。终年大约不到五十岁。
直到我已到了不惑之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落实政策，我才深切感悟了社会的复杂，我才了解到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无辜伤害和株连的人有多少。我相信我的陈老师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没能等到落实政策的一天，没能等到为他平反昭雪的一天。而我，却将抱憾终生。我祈盼老师责罚我的无知和偏激，祈盼他在远离人世纷争的天堂里，得到宁静、安康。
回顾初中这几年的学习，论成绩，我问心无愧的是年级之首。不仅成绩好，而且各项活动表现突出，期末的操行鉴定，清一色的是“优”。听到的，看到的，是老师的夸奖，同学的赞扬。但我始终没能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始终不得其解：学习好，表现好，老师喜欢，同学关系也好的学生，为什么入不了团？眼见着一批批的同学入了团，而共青团的大门，始终对我紧闭着。直到初中临毕业时，我班的团支部书记王淑荣，给我提了一条意见，她说：“你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但是你不大胆的要求进步，这一点要注意……”。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入团是要自己申请的。
我原本以为，只要自己表现好，老师、同学都看得见，都承认，就可以了。可是，要自己申请，我觉得像求人一样。就这样，不肯放下架子的我，直到初中毕业，也不好意思向团组织提出入团申请，始终没能成为一名共青团员。这真是一件憾事。二、高中阶段
一九五九年夏季，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了。并以超常的分数被营口市第一高级中学录取。
当时，盖县、营口县、盘山县，统归营口市管辖。营口市一高中，作为全市的重点高中，其学生是由三县一市的考生中择优录取。那一年，能考取高中已实属不易，被市里的重点高中录取就更是尤为困难，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但我当时对此并无体会，只是听从命运的安排。而且，心里还隐隐的有一点点失落，因为我的同学们大都考到熊岳高中了，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到了营口。
营口市第一高中位于营口市的中心地带，北临辽河，环境幽静。学校的旁边是一所教堂，更衬显着这一带的庄严、肃穆。
这是个很大的学校。和我初中的学校根本不能相比。
初中时，我们每个年级只招收四个班，两个相隔二、三百米的校区，合起来只有四排教室和一排教研室、实验室之类的起脊瓦房，另有一排平房学生宿舍。虽然整齐、洁净，规模却小了点；而这个高中学校，是每个年级八个班，两幢二层的教学楼，还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平房、瓦房，分别用作教研室、实验室和教师、学生宿舍。
学校分南北两个院落，中间是一排用做教师宿舍的平房。
南院的操场很大，操场边缘分布着单杠、双杠、沙坑、爬绳、爬杆等体育设施，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这里上课间操；北院的操场稍微小些，三年级的学生在这边上课间操和体育课。小操场的南面，靠近南院的地方，有一个人工湖，四周有一圈枝叶繁茂的大树和石凳。每到夏季，经常有同学在这里看书学习；冬天，湖面上结了冰，这里便成了体育课的滑冰场。课余时间，也就成了学校滑冰爱好者的领地。
到营口高中报到时，我是第一次自己独自出远门。虽然路途不是太远，中间却要在大石桥换乘另一次车，我心里没底，父母也很放心不下。所以，他们只给我带了当月的伙食费和报到时的费用。说好了让我国庆节回家。到了国庆节，父母见我一切安好，自然是又高兴，又放心，返校时给我带足了本学期的费用，总共三十五元。钱和火车票一起放在外衣的口袋里。可是到了学校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三十五元钱不翼而飞了。我又急、又恨、又无所措，趴到床上偷偷地哭了起来。我恨自己的无知、无能，恨自己的粗心大意；急的是马上就无法生活了，却又不敢向父母说出来。当时父亲的工资是五十元左右，一下子给我拿走三十五元，已经不易，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疏忽，自己的过错，再向他们开口要钱？可是不告诉父母，我这半年可怎么生活呀！就在这时，崔淑琴同学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向我伸出了援手。她劝我不要上火，要安心学习，并表示这半年的伙食费由她解决。这真是雪中送炭。我感谢她的情谊，感谢她的助人为乐。此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事后我才知道，其实，她也很不易。她是住在姐姐、姐夫家里。姐姐、姐夫都是志愿军军医转业回来的，在营口市医院工作。经济条件还可以，但姐姐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在这个家里，她知道自己是客人，所以，她比我们都更懂事些。虽然，她只大我一岁，却是成熟很多。她的成熟稳重，她的宽厚大度，深深地影响着我，感染着我。在她的帮助下，我很快安下心来，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
高中入学时，我们是男女生分班。一班、二班，是全部女生，其余六个班，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
在这里，我明显地感觉到，同学们的基础都很好，学习劲头很足，讨论问题的风气也浓。真不愧是择优录取的高材生。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半年以后，便有不少同学辍学了。原来，由于当时大跃进的影响，营口市兴办了不少各类工厂，一些同学过早地参加工作去了，中断了学业，这使我们的学生队伍人员锐减。紧接着，又赶上我国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也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人们食不果腹，饿死病死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城市里，虽然人们有按月供应的粮食，但是由于油类、副食的匮乏，粮食明显不足。尤其对年龄在十七、八岁，正在长身体的高中学生来说，更感营养极度不足，整日饥肠辘辘，很多师生面部浮肿，同学们学习劲头大减，这使得又一部分学生掉队了。每个班级只剩四十多人。学校终于决定“倂班”。将原来八个班的编制，缩减成六个班。
造成重新编班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一场大火，烧掉了我校的一座教学楼。
那是我高二下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也就是一九六一年的三月份吧（大约）。
当时，我们上课的二层楼在南院，我们从入学就在这里，对这个红瓦、红墙、红地板的小红楼，我们太熟悉了。只是这个楼里，没有暖气。冬天，教室里靠生火炉取暖。为了防止炉内的火漏到地板上，在盘炉子以前，都在地板上面先铺上一层砖，用泥浆把砖缝堵好，再在上面砌上火炉。年年如此，班班同样。晚自习以后，值日生要等炉火燃尽，用水浇灭炉底灰，并清理干净，才能离开教室。这样，第二天早自习之前，值日生来到教室，马上就可以生炉子，给上早自习的同学取暖了。可是，这一年的新生中，不记得是哪个班的三个男孩子，搞的恶作剧：他们在晚自习后，每人撒一泡尿，浇灭了炉火，却没注意炉箅下面的火星，掉到了地板缝里，阴阴地燃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有同学进教室时，刚一开门，随着进来的一股冷风，屋内立刻腾起一柱大火。这个同学吓坏了，立刻跑去北院的收发室去报警。等到住校的同学拿着脸盆，到人工湖里取水救火时，大火已经熊熊燃起。不知什么原因，那天的消防车也来得很慢。
就这样，当天的一场大风，助着火势，很快，整座小楼都被烈火吞噬了。由于这座楼整个是木质结构，极粗的木梁、木柱，很难一下子把火灭掉。眼看着外面已被高压水枪冲得水淋淋的了，可是到了下午、傍晚，里面的火又燃起来了。
这场大火，断断续续地着了一天。一座红色的、精致的小楼，彻底地坍塌了，成了一片废墟。女同学们挤在一起痛哭，男同学个个叹息。就这样，学生们的教室开始紧张。学校不得不将三年级、二年级的十六个班，缩编至十二个班；将宿舍、教研室、仓库，也都做了重新安排，总算解决了教室不足的问题。而那三个肇事的小男生，每人背上了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造成我国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有自然灾害的无情，有政策的失误，也有国际友人的背叛和掣肘。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兼而有之。
当时，面临着国内人民吃不上饭的巨大灾难，我们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也由热转冷。苏方单方面撕毁原来的协议，停止了对我国的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撤走了全部帮助我们搞经济建设的专家，这真是雪上加霜。从这时开始，我便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取工科大学，将来成为中国人自己培养的专家，不再依靠别人。
在高中这段学习中，我接受了初中时不申请入团的教训，高一下学期就加入了共青团；学习上，我延续了初中时的认真努力、一丝不苟的学习作风，毫无疑问地仍然是班级、年级的优等生之一。
当时，女生中的另一名好学生，是一班的曹巧玲。她是营口市人，不住校。由于和我不是一个班，所以联系不多，只是认识而已。她，人如其名，聪明伶俐，反应机敏，生性直率，是个极易相处的单纯女孩。
记得高中三年级时，教我们立体几何的王老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对学生的要求极严。他要求学生解答问题时，要思路明确，步骤完整，字迹清楚，卷面整洁。任何一点疏忽和瑕疵，都是他批改作业和考卷时扣分的理由。他要培养学生的细致严谨的作风。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时，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的一道怪题，很多人没有完整的解答出来。而自认为整张卷子没有错误的，也就几十人。结果分数一公布出来，真正得一百分的，全校只有我一个人。我的考卷成了放在各班黑板上的例卷。而被大家寄以厚望的曹巧玲，只得了九十分。王主任在各班解析试卷时，重点剖析了那几个全对却没得满分的学生的扣分理由：或是解题步骤不完整，或是思路混乱条理不清，就连勾抹不干净的，也要扣分。他说这些人是有一点“冤枉”。“那么为了高考时不冤枉，你们以后就注意些。”王主任如是说。
在说曹巧玲的卷子时，他说，思路清晰，但解答步骤不全，有跳跃，不合理。“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让大家好好看看我的试卷，他说：“你们高考时，都应该交出这样的答卷。”
从此，曹巧玲的作业，变得思维有序，步骤完整。她完完全全地开始一步一步地解答问题了。
高中毕业时，她和我一起考入吉林工业大学无线电系，在工业企业自动化电气化专业，而我是无线电技术专业。虽然不在同班，但在女生较少的工科大学里，我们住在同一个楼层，又是高中同校，很快，我们成了好朋友。
她在大学期间，仍然直率，豁达，聪明，好学，始终是班级成绩最好的几个人之一。
王主任向来以讲解透彻，治学严谨著称，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极深，以致高考时，我们两个重点班的升学率为百分之百；升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六。这两个数字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这在当时当地的大学招考里，是绝无仅有的。
不仅如此，王主任的严谨态度，使我和我的同学受益终生。三、大学时光
一九六二年，我高中毕业，并顺利考取吉林工业大学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虽然该校不是国内最顶尖的大学，但也是全国重点高校之一。而且，无线电技术是一个新兴学科，是我理想的专业。
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年代里，对无线电技术专业的招生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家庭出身要好，社会关系要好，个人表现更要好，要品学兼优。各校的无线电技术专业的录取成绩，都是本校招收的新生中，成绩最高的一档。所以，我能被无线电技术专业录取，自然是如愿以偿。我天真的以为，我已经在技术报国的道路上，开始起步了。
报到的当天，第一次班会上，看到班里的三十名同学，个个青春年少，壮志待酬。我的心里有些忐忑：在这优中选优的群体里，我能否保持住中学时期的优秀？
上课的第一天，班里来了三名新同学，他们是刚刚从上一年级留级到我们班的——其中两个人是因为数学不及格，补考后仍不及格而留级的；另一名是三科不及格，连补考的资格都没有，直接留级的。据说，还有一人，因为期末考试时四科不及格，就直接被取消了学籍勒令退学了。这一残酷的现实，令我们这些新生，对未来的学习胆战心惊，不敢有半点放松。
吉林工大的学籍管理十分严格，在留级与勒令退学方面丝毫不肯含糊。当我们升入二年级时，我们的上一班，又留级到我们班三名同学。而原来降到我们班的三人中，有两名已经被学校除名了。他们仍然是因为去年的那一科高等数学不及格，补考也未通过。由于“不能因为同一科连续留级”，所以被退学了。
这连续两年的被留级、被退学的现实，对每一个人都是十分强烈的震撼和警示。无声胜有声。无情的事实，比老师们的强调，有着更大的威力。
到了三年级开学时，我们班与前相同，又增加了三个新同学。
好在我们班的同学，不仅成绩好，而且素质高。不但我们一起入学的同学中没有一个掉队的，而且，对上一班留级下来的同学不排斥、不歧视，一视同仁，大家相处的十分融洽。
我非常热爱这个集体。
在我们这个三十七人的群体中，真是百人百性。爱闹爱跳的有之；爱说爱笑的有之；不苟言笑，却又不失诙谐幽默的也有之；不善言谈，一本正经的人有之；喜欢静谧文静淡雅的人还有之。有的人满脸的狡黠怪笑，有的人天生的憨实厚道，有的人喜欢抬杠较真儿，有的人甘愿谦让包容……。
记得班里最爱出怪态、搞恶作剧的陈月魁，和他的左膀右臂戴惠川和席惠民，入学不久，就给班上的每一个人都起了外号。这些外号的出处，或因其性格长相，或因其说话口音，或因其个头肤色，或因其脾气秉性。总之，只要一听到外号，总能恰如其分地对应上本人。真是难为他们的奇思妙想，难为他们的煞费苦心。恶人自有恶报。不久，便因为他们的狂叫乱咬，因为他们的伤及无辜，陈月魁被冠以“老狗”的雅号，另两位则成了当然的“狗头军师”。
陈静和姜玉兰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陈静成熟老练，自立内向，文雅中蕴含着刚强。她能以委婉的态度，诙谐的语言，回击向女生挑衅的男同学。而姜玉兰性格直爽，快言快语，单纯善良，喜欢较真儿，结果往往会误入男同学布下的圈套，引起大家的哄笑。这时，陈静的一句话，就可能扭转整个局面，陷那些挑衅的男生于尴尬境地，甚至引起内讧。这时，便是女生们的一阵大笑。
这两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至今我们都联系不断，互有问候。
就是在这样一个充盈着青春的朝气，纯真的浪漫，紧张的学习和团结的氛围的象牙塔里，我们这些来自不同的地方、各具不同特点和性格的人，共度了六年的同窗生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浅的缘分啊！实在值得珍惜。
为了我宏伟的报国目标，我在几年的大学学习期间，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当时，我先后担任系学生会生活部副部长和秘书），锻炼自己，增长才干。遗憾的是，无论我怎样努力，我的成绩都没有保持住中学时期的最优秀。一向以数学成绩最好为荣的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导数、微分的学习中，遇到了困难。听到谷春祥老师像念经一样平平的讲课声音，看到他面朝黑板背对学生的身影，我就会犯困。期末考试时，我生平第一次拿到了三分（以前，只有体育课得到过三分）。我不清楚，是我不适应大学的学习，还是老师讲课有问题，抑或是这部分本来就难学。那一次的数学考试，我们班也有三人补考，所幸他们都通过了。这时，我甚至有点同情那几个因数学而降班，直至被除名的同学了。
好在这一难点很快过去，并没有影响专业课的学习。我又对学习信心十足了。我的技术报国目标，继续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然而，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一九六六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夺权”闹剧，在全国展开了。它阻断了我的大学学习，击破了我的专家抱负。几乎摧毁了一代大学生的理想和信念。
一九六六年六月，是我们大四学生到相关厂矿生产实习的时间。当时，我们班正在鞍山广播器材厂实习。这是我们读大学以来的第一次实践机会。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在这短短一个多月的实习期间，检验和巩固课堂上学到的书本知识，融汇和贯通不同学科，分布理论的综合应用。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实习刚刚进行了三天，学校的一个调令，把我们所有在外实习的大四学生，搞毕业设计的大五学生，全部召回学校，和正在准备期末考试的一、二、三年级的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这时开始，教师队伍中，学生群体中，都自然地分裂成几派。先前人人敬仰的学校党政领导，一下子成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前受人尊崇的老师教授，一下子成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先前表现积极，处处带头的党、团员，干部师生，一下子成为了“保皇小丑”、“修正主义苗子”……。一些“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开始举旗造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反动学术权威”的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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