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渠岩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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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试读：
总序
今日社会问题的根源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在近代变革中遭遇的破坏性。我们讨论城乡的危机，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式，重新确认传统的价值。城乡问题就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冲突所产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东方古老文明如何应对西方现代化的挑战。
西方的近代工业革命，打破了文化与社会的平衡。中国激进的社会改造运动，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体系面临空前危机，乡村精神已不复存在。几千年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面临崩溃，民族文化宗脉几乎断绝，灵魂不朽路径几近葬送。乡村不光是走失了村民，而且走失了神性，这其中包含着乡村的精神与信仰、家族的荣誉与尊严、家庭的伦理与秩序、村民的道德与行为。
在今天，无论是城乡建设的困境还是社区营造的难题，都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问题，它更多地涉及文化主体性丧失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我们通过艺术介入的形式，重新探索城乡建设与社区营造的各种可能性，以此达到对中国传统的再追索及当下社会生活的再修复。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构成了我们的家园感与归属感。我们从乡村入手，反思疾风骤雨式的现代化运动给当下中国造成的现实危机。乡村问题也是城市问题，如何有效地构建城乡主体，探寻城乡发展的可持续性，是能否决定中华民族神性回归的关键。
我们强调艺术介入社会，就是试图对乡村物质形态修复的同时用艺术去重建一种信仰，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共生关系。艺术介入乡村，重要的并不是艺术本身，也无关审美范畴，它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以及对生活可能性的探索，通过对人们心灵与生命感觉的抢救，以确立人们对生活的参与感、主体性。这是本丛书的核心，也是当代中国城乡建设的核心。
健康的乡村社会离不开灵魂的居所，止步于“丰衣足食”的乡村社会与神性无关。对物质建设的过度投入，使我们漠视乡村主体构建的必要；对经济建设的过剩激情，让我们忘却文化尊严对生存意义的至上性。
我们必须抛弃“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过度纠正，并对当下流行的传统文化复兴保持必要的谨慎。在“多主体”互动的理念下，尝试感受并接近在地文化的精神脉络。在“互为主体”的整体关照下，在多方和多边的关系中，通过艺术活动与实践，尝试构建积极的协商与对话，为乡村的主体性重建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艺术对乡村建设的介入离不开当代社会的现实语境，同时也无法回避乡村自身的历史遭遇。而我们今天提出的艺术对乡村建设的介入，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精神状态的隐射，它离不开当下的具体现实，同时贯通于在地的历史经络之中。总之，艺术对乡村建设的介入，其目的不只是对“新农村建设”这类现代议题的重新思索，它更多指向对人类文化尊严与地方主体性的守护，以及构建社会公平和民主文化的理想诉求与开放尝试。
丛书将涵盖当代跨学科、跨领域的优秀艺术家、知识分子及文化学者的观念与思想，代表当代中国最前沿的文化观点与学术思考，涉及哲学与历史、宗教与信仰、艺术与设计、规划与建筑、城市与乡村等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我们也想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但给社会提供城乡建设方面的思想与文化智慧，也能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社区营造的精彩案例。在大一统权力及资本主导的城乡建设严峻的现实中，这些城乡建设的案例则更显示出可贵的探索精神。
我们也希望本丛书成为在今天社会转型与变革中的思想智库，不但在理论研究方面，还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给大家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诚望各界有识之士为本丛书提供自己的思考与建议，并提供各类城乡建设和社区营造的案例和成功经验，共同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渠岩2015年6月6日于北京桥梓艺术公社
前言：艺术推动村落复兴
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
本书的真正目的并非只是对一个乡村艺术事件的记录和梳理，而是探讨中国乡村在当代社会巨变的时空中所承受的冲击与震荡，借此思考中国乡村在未来发展的对策与出路，并在乡村中寻找中华民族丢失的灵魂与信仰。沿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开创的乡村复兴之路上继续前行，先哲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经验。我把许村作为一个文化平台，探讨中国乡村建设的前三条道路的成败与得失：第一条，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力图实现儒学复兴运动的早期实践，提出以西方现代化的组织形式来振兴和管理乡村。第二条，晏阳初想通过办乡村教育开启民智。第三条，新农村建设借助高速的城镇化改造使乡村加重危机。
本书首次提出“艺术推动村落复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乡村建设的第四条道路。我和艺术家团队在许村的多年实践，演绎了艺术家与当地政府、基层乡村干部以及村民之间错综复杂和积极互动的关系，并借此揭示出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部分真实面貌。同时，“许村实践”也是一次艺术介入社会的行动。这种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实践，是从一个边缘性的乡村问题来反映社会机制的运作，展示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期获得能够调整我们在急功近利的新农村建设中所产生的问题和偏差的有效方法。“许村实践”的目标是：一、呼吁社会停止对中国乡村物质遗存和非物质形态的破坏和伤害。二、寻找民族精神的文化原码，恢复乡村的信仰与文明。三、把乡村作为家园，使其成为中国人灵魂安放的皈依之地。四、在乡村重新建立和恢复人与人之间健康的情感关系，让每一个农民都有尊严的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
每个人对乡村都有着浪漫的想象，诗意的乡村甚至成为我们梦中的家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般的亲密相处，人与土地唇齿相依的生存关系，一首首与四季朝夕相伴的田园牧歌，都已经定格成为我们对乡村回忆的优美画面，也成为中国人灵魂皈依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祖先懵懵懂懂地从远古一路走来，经过千辛万苦的游牧和流浪，他们才建立了乡村安定下来，也使我们从此有了家园、有了亲人之间相互照应和彼此温暖的情感、有了相互认同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凝聚力。乡村也使国家和民族富有了鲜活的生命意义。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乡村的核心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乡镇和村庄，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寄托精神和信仰的载体和源头，乡村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精神家园，它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归属感，也是我们这个民族香火传承的源头与现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和近代革命，却把乡村作为革命的对象，在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洪流中，乡村原有的结构被消解，乡村失去了它的自然属性与文化精神。在以西方现代性为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下，原有乡村的机制和属性被打破和丢弃，使乡村成为单一向度的农业生产机构，这就导致传统乡村走向衰败，这也成为今日无法破解的难题。乡村也不再成为中国人信仰所依的家园。今日，乡村之所以溃败，是因为主体性价值丧失，利益占据和扭曲人心，乡村成为物质化的农村。近代革命，村民不仅失去了乡村，也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家园。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家园会有如此强烈的怀恋欲望，是因为我们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过度依赖与向往，而丢弃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精神，造成了我们精神家园与乡村家园的迷失。看今天，中国乡村文化一片荒芜，我们心中的精神家园无处寄托，完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窘迫和怪圈。草率与匆忙建设起来的新乡村更是完全脱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切断了与历史的联系，失去了对精神的向往，抽离了来自文化的滋润，乡村精神开始裂变和溃败，人的内心世界开始荒芜，心灵也逐渐沙漠化，理想的家园也离我们渐行渐远。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许多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进行的。这种乡村城市化的风气还在迅猛蔓延。要么是简单地移植西方异国小镇，要么是直接将乡村变成兵营式的城镇。即使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0%，但依然有5亿农民留在农村，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将长期存在，因此农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高速的城镇化使祖国大地处处传来拆迁的消息，从南疆到塞北、从城市到乡村无处不有，一个个乡村在急风暴雨的城市化运动中消失，一处处民宅在拆迁过程中倒下，有的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在自己的国家被迫成为移民，不断地被迁徙和流浪，我们被迫逃离家园，甚至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故乡。鲁迅当年在《故乡》里的无奈——“我只好在正月初一逃离自己的故乡”在近百年后又戏剧性地重新上演。这样的“故乡”让我们不堪回首、心灰意冷，更让我们对故乡的爱与恨交织且无法面对。一些没有来得及被拆迁的乡村则呈现出一片衰败的征兆和迹象，农民也在对物质生活的美好期待和对自己家园的无限留恋中纠结和挣扎。对自然生态的长期无节制的破坏导致许多美丽的土地已经被割开了肌体与血脉，山体裸露、植被毁坏、水源枯竭、江河污染，许多村庄早已是人去楼空，一片凄凉景象。一些村庄人烟稀少，无人维护，导致其许多房屋塌毁，处处都是断壁残垣、荒草丛生。留在废弃村庄里的农民，悲痛和无奈地看着自己昔日美丽的家园离自己渐行渐远……
其实，这种违背农民意志的暴力拆迁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生活，是和中国人的传统精神相违背的。100多年前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明恩傅都会始料未及，他自信非常了解中国人，他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这样描述到：“中国人即使离开家乡，也没有不返故里的。他的希望是富足还乡，安度晚年直到死去，这样死后就能葬入祖坟的山中。‘渴望在子孙们的脚下腐烂’这一致命性的观点仍然是中国人一个主要的情感支配力量。规模稍大一些的迁移他们又无法忍受，除非作为一种‘命运’的判决摆在他们面前”;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就不曾有‘鸟飞鱼跃’之事”。
乡村的溃败，不但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物质形态，也使中华民族的文明体系遭到了空前的危机，乡村形态里的精神内核也已经不复存在，几千年建立起来的伦理价值体系遭到解体，使我们民族的文化宗脉断绝，也切断了一切可以使灵魂不朽的路径。这包含着乡村的精神与信仰、家族的荣誉与尊严、家庭的伦理与秩序、村民的道德与行为。乡村不光走失了村民，而且也走失了神性。乡民也与城里人一样，被拆散为孤立的个体，使灵魂无依无靠并四处游荡，无奈之中要自己独立去面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因为物质的满足只能填补人的生物性需求，却无法使人的心灵获得安宁。所以，重新找回民族的灵魂，重新建构民族精神，我们才可以在社会现实中承担起个体生命的价值体系，人才能珍视自己、敬畏生命。当个人获得了生命不朽的信念，才会去担当道义。波兰著名诗人米沃什曾经强烈地流露出一种乡愁情结，他时刻保持着清醒，决不会将“家乡”与“国家”同日而语。在他看来，家乡是具体的、充满情感和温度的，而国家只是一个概念，是抽象和冷漠的，对于家乡的回忆是一种记忆，记忆是人的一种责任。为了抽象的理念而修改记忆，这是不道德的。我和许村相遇纯属偶然，但也有必然。就是长期蛰伏我记忆中对于家乡的怀念之情。这种支离破碎的记忆会唤起我对家乡的莫名的惆怅，也常常使我陷入对逝去故乡的深深的回忆。许村就成为我对故乡怀念的一个精神寄托，成为自己不幸乡愁的慰藉之所和一剂清醒的解药，也使我重新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源头，并获得了自救的途径。
最初与许村相遇是在我2006年拍摄作品《权力空间》时，第一次顶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翻越太行山，来到和顺县，但当时没有去许村。又过了两年，从许村出来的和顺县政协主席范乃文，敲响了我在北京环铁艺术区工作室的大门，我被他的热情邀请所感动，便第二次来到和顺，随他来到了位于太行山最深处的许村。我惊喜地发现了许村，以及许村周围散落着像桃花源一般美丽的古村落。当我和许村相遇时激动万分，仿佛找到了久已失落的家园和故乡。虽然我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进入许村，但一种潜藏在自己心中多年的梦想、一个寄托了我们民族感情的乡村呈现在我的眼前。许村拉近了我和家园的距离，也弥补了我的精神还乡梦破灭的遗憾和失落。
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变迁的许村风景秀美、民风淳朴、历史遗存丰富鲜活，保留了从明清时期到现代完整历史脉络的建筑民居、民俗生态及乡土文化。许村还有庙宇、戏台、牌坊等，如活化石一般，但有许多已经遭到了破坏，如果不果断加以保护和修复，许村的历史或者消失，或者将逐渐变成为中国千万个毫无个性、毫无美感的不伦不类的村镇。在许村，农民们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民俗艺术，这是和历史相承与自然相通的谱系和旋律，也使他们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展示艺术才能的节庆活动、民俗庆典，还有传统风俗的婚丧嫁娶的祭祀活动。所以许村的农民不仅有基本物质生活，还有他们能自主表达与传承的精神生活，如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钉缸、二鬼摔跤、晋戏、秧歌等，还有剪纸、泥塑、木雕、木刻版画等。他们一年到头不仅辛勤耕作在土地之中，也沉浸在由祖先传承下来丰富而璀璨的文化传统中。许村让我感动的还有很多，它有着自己的尊严和特性。由于城市对乡村的掠夺愈演愈烈，不论是古董家具还是珍稀古树，公开的买卖与暗中抢劫双管齐下。就在我实行许村计划的第三个年头，一个冬天的夜里，文物贩子用吊车偷走了守卫许村500年之久、被摆放在全神庙门前的一对明代的石狮子。文物贩子还要购买许村的几棵古树，但村民们丝毫不为树贩子利益所动，竭尽全力守住村中仅有的几棵代表根脉的百年古树，不让古树流落他乡。
艺术可以拯救衰败的乡村吗？在积重难返的现实困境中，艺术显然不是灵丹妙药，但艺术是否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思考和方式、一种新的救助手段。艺术可以重新建立和恢复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情感关系。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艺术实践，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视觉审美和个人趣味的游戏，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行动和措施，是广泛的代表宗教、建筑、环境和新生活意义的统称。我们提出用当代艺术激活传统文化，用艺术推进村落复兴，是通过当代艺术元素的引入，促动乡村的活化，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复活。艺术乡村建设与近代以来乡村运动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再把乡村作为被否定的对象，而是肯定乡村的文化价值，并使之与时代相衔接。一些乡村建设和社会组织希望“公众参与”，这其实是西方脉络，中国今日没有公民社会，所以也无法实践“公众参与”，当务之急是温暖乡村，这是一种改良温和的方式。
在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以乡村建设运动为标志，开启了力图对乡村危机进行抢救的运动，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以自身的个人命运投入到城乡裂变的现代中国的大命运中。“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就是当年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是试图将知识分子融入到农村、带动农村的积极举措和运动。由于历史的局限而无法实施，今天的乡村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则更加严重，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正如梁漱溟所说：“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并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一是需要保存和建设中国传统的理性为核心的文化，二是要充分借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来补充中国的不足，而这些只能从乡村做起。”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于积极地创造新文化”。唯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民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之路的局限和误区也开始显现，但放眼今天，这种文化理想恰恰造成了今天乡村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五四”运动精神为旗帜和理想的乡村建设之路，要将乡村功能化与组织化，与今天的现代化新农村理想不谋而合。
另一位乡村改造运动的先行者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要立足于“民族再造”，这一艰巨而长期的使命。他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乡村建设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起，“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我们要把近代革命的思想，以平民教育的方式，推行于社会。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些现象，我们的教育以科学进步为价值观教育青年，结果有些学习好的青年反而不再认乡村为家乡，纷纷逃离这失去灵魂、失去希望的乡村，与乡村彻底决绝。留守在乡村的反而是没有受过教育而无望离开的村民，但他们绝不是自豪和自信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而是作为失败的象征，无奈和绝望地死守在没有希望的土地上。
今天保护中国传统村落，不仅仅是政府提倡的统筹城乡发展的课题，更重要的是传承历史文化、寻找家园的信仰精神。如何能够既保护我们的传统文明不受伤害，又能使乡村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转型，这也是衡量“新农村建设”运动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我们将许村作为一个抢救古村落的典型，首次尝试用“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与艺术修复乡村”的理论，来实施一系列的修复和再生计划。如果我们老是停留在对乡村眷恋和对村落衰败的焦虑，那就永远走不出现实给我们造成的困境与障碍。我们又能如何获得救赎的力量？我们不但对乡村的历史遗存提出抢救措施，而且采用和风细雨似的修复方式，修复长期被破坏的乡村与民居，重要的是要在古村落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再生机制，来抢救已经濒临消失的文化遗存和村落生态，召回被我们长期丢失的民族精神与灵魂，修复在改天换地等运动中被毁坏的生态系统。“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与艺术修复乡村”旨在在乡村中创造出一种与时代同步、全新的生活方式与文明习惯，切实可行地找出一种既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又能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及召回久已失去的民族精神的最佳途径。我们并不仅仅要把田园延续到今天，我们是要在田园里寻找到文明的价值，寻找到浩瀚的文明系统，并让它与这个时代结合，健康地往前走，这绝对不是一个局部的小乡村问题，而是一个时代问题。我们的文明出问题了，我们不知道反省自己，反省近代革命的功利主义，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框架下，不断地塑造时代的乡村榜样，一会儿是大寨，一会儿是华西村，今天又在寻找新的榜样，即一个符合特定需要的集体主义榜样。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向社会推行，最后成为这个时代的病症和顽疾。有些样板和模式完全是为了政治需要，或者被暂时遮蔽和掩盖，表面的光鲜要靠国家财政来维持和填补巨大的亏空，我们反思的是被社会拼命遮蔽的东西，以及在这个遮蔽下隐藏的真相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和恶果。
许村的计划和实践，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一个艰难的尝试，也许在严峻的“城市化”和不可阻挡的“新农村建设”面前举步维艰，但我们还是无所畏惧地走出了第一步。就像澳大利亚人类学家W. R．葛迪斯在对开弦弓再调查时说的：“社会变迁或有关的任何变化都是有两个方面的过程——分裂和统一，崩溃和重建，腐朽和新生。我们不妨称之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可以同时发生，就像人的皮肤不断新陈代谢，或像稳步发展的工业化，吸收着不断增长的农村剩余人口。但届时这两个方面可以分离开来，成为单独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当积极的发展来临时，往往显示出革命性。”
到现在，许村实践已经8年多了，2013年冬，由艺术批评家王南溟策划的“许村计划——渠岩的艺术实践”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99创意中心开幕，展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传播，艺术介入现实也是当代艺术转向的热门话题。一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激动地告诉我，她对中国的乡村都已经绝望了，看到我这个展览，看到许村，她感觉又看到希望了。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安慰，我是用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找到许村这个现实的切入点深入下去，以期唤起社会对乡村的关注和保护。
解构与建构，是衡量一位艺术家道德属性与文化立场的基本标准。当代艺术家决不能只停留在对社会提出问题上，而应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艺术介入乡村，重要的并不是艺术本身，更不是审美范畴，而是成为一种艺术实践行为，乃至一种社会行动。艺术也是让乡村苏醒和恢复人的生命感觉的有效途径。当代艺术必须具有文化启蒙、公民教育乃至社会干预的重要意义。从我发起成立“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到以抢救和保护古村落的“许村宣言”，再将“创造新文化，抢救古村落”的概念注入许村，以及制定一系列的乡村救助和儿童助学计划，再到我撰写“许村村民文明手册”，身体力行带领村民在村里捡垃圾，唤醒村民对身处自然和环境的关注、对家乡的热爱以及文明生活习惯的培养，目的是使乡村逐渐复活，为“许村历史空间的文明再造行动”找到新的文化原动力，让许村的村民有尊严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渠岩于2015年春第一章梦回故乡1千山鸟飞绝
从2005年春开始，我开着切诺基在乡村奔走，拍摄中国底层乡村的《人间+空间》摄影系列作品。虽然脑子里对作品拍摄有明确的构想和计划，但实施起来还是困难重重，漫无目的地在山西境内广袤的大地上行走，行动的范围主要划定在黄河的东岸以及太行山区，工作的性质有点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做田野调查式的拍摄。从春天到秋天，又从冬天到春天。在山西乡村几年的艰苦拍摄，特别是在平原和矿区，我很少见到飞鸟，除了偶尔看到几只生命力无比顽强的麻雀，其他的鸟类几乎绝迹。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60年代，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令人难忘的报告“没有鸟的春天”，这份报告向全世界第一次发出了环境危机和生态恶化的警告。但国际社会至今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人类还沉浸在飞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满足和便利。藏地谚语讲：“上空中的飞鸟有鸟法，下地里的昆虫有虫规，正中间的人世有人法。若鸟法松时，人法必乱。”自然界在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过度消费的同时，也在超期透支自然给人类的有限馈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在国家主义推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和各级政府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的驱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山西以天然的能源优势开始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自然资源的野蛮开采，从而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大面积破坏。许多矿区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为了掠夺资源，整个村庄被拆毁，一座山连着一座山被掀开，一条河接着一条河被污染。特别是一些被开采的露天煤矿，山体和水系的破坏触目惊心，整座山被强行地掀开，原煤被仓促地铲走，山被掀翻之后再铲煤，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这些被野蛮开采的矿区，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些貌似合法实则非法的开采行为，是在各级政府监管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这些无视国家开采和环保法规的行为，被当地的一些官员鼓励和默认；这些野蛮的开采者与部分无德的腐败官员，无耻地把全社会和民众的资源收入自己的囊中，通过共同利益的分赃来维系短暂的官商关系。这些被野蛮开采的矿山，对自然的伤害是致命的，短时间内无法修复和治愈。恢复自然的成本实际上要远远高于开采所带来的收益，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蛮干？一切都是利益驱使，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在绑架和操控社会和民意。他们通过政府和社会监管的缺失和漏洞，急速地聚敛社会和公共财富，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敛财之后，再把财富迅速转移到大城市和西方国家，通过移民国外转移资产，以保证这些贪官、煤矿主及他们的子孙后代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虽然起到了一些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和提升的作用，但和当地的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老百姓反而要承受自然资源被破坏带来的长期污染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后果甚至要祸及他们的子孙后代。我正在拍摄一批被破坏的环境和受伤的土地，作品的名称已经呼之欲出——《被割开血脉的土地》。在这片被欲望和野蛮无情切开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了无踪影。我每次去许村，都要开车从昔阳的大寨去和顺县，在与和顺交界的昔阳县境内，长达几十千米的山体被露天开采掀开，这种野蛮的行为至今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
因为世界没有绿色，所以小鸟才会失去家园。小鸟一旦失去家园，人类也距离失去家园不远了。没有鸟的春天是可怕和令人绝望的，但我们会珍惜有鸟的春天吗？我在布拉格教学时的翻译斯塔娜不止一次诘问我：你们的国家为什么全民动员，疯狂地打死可爱的小麻雀，连一只小鸟都不能放过？它们怎么了，这和革命有关系吗？我顿时无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她一直困惑，也无法理解我们愚蠢的行为，我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直到今天还从未一直没有尝试去解决与自然的冲突和误解，也没有意识到由此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后果虽然不会使我们遭受灭顶之灾，但眼下对自然毁坏的严重性还是令我倍感忧虑。
我开着车行走在没有飞鸟的季节里，行走在被割开血脉的大地上，在广袤的乡村一路寻找关于权力的现场、关于信仰的场地、关于生命的空间。同时我也在寻找乡村里遗存的文明，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探寻我们乡村的起源以及它的演变。乡村的破坏的确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无法翻回千年的历史画面，只能在日渐凋敝的村落中追忆失落的文明。
有诗为证：“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这是山西祁县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经典的田园诗《渭川田家》。诗中描写了渭河流域初夏乡村的黄昏景色，我们就是在梦中也很难梦到诗人描绘的悠闲清逸和恬然自得的乡村田园生活。只要是接近城镇和交通便捷的乡镇，牧歌田野似的乡村基本难觅踪影。有时在荒山野岭里开上半天车，还依稀可以看见陶渊明所描绘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诗人把乡村的一房一舍、一草一木全部融入自己的情感之中和心灵深处。中国古代无数文人墨客，都对优美的乡村发出由衷的赞誉并抒发情怀。我无法体验古人描绘的乡村，残缺的乡村只存留在民国左翼电影里，通过并不清晰的黑白镜头，依稀看到一些残缺的乡村画面，这些画面也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嗞嗞啦啦的配音下，偶尔会看到一些千姿百态的乡村，但也看到了农民在饥饿和战争威胁下的悲惨生活。
我对中国乡村的真正迷恋，是从一幅古代绘画开始的，即宋代画家夏圭的《西湖柳艇图》，画面优美宁静，天水相连，天空的白云与烟雾迷蒙中的树林相接，树林则又与近处的村舍相映成趣，疏密与远近中穿插和点缀着房屋、木桥、码头和小船等，生动地描绘出江南乡村优美的景色。少年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古代文化都被视为封建余毒，但还是被散落在民间的印刷品中的古代山水画所吸引，在邻居家还看到他们偷偷收藏的一幅山水画，画面令我至今印象深刻：远处那层峦跌宕的大山笼罩在云里雾里，近处小桥流水令人回味无穷。更让我喜爱的是坐在村舍茅屋前的古人潇洒自在，他们一身布衣席地而坐，男人一手捋着飘逸的胡子，一手或饮茶，或下棋，或凭栏远眺，不远处有书童沿小径款款走来，手中托举着笔墨纸砚之类的文具，还有几个农妇牵着孩童在悠闲的玩耍，一片祥和宁静，既有桃红柳绿，又有苍松翠柏。我至今对古画中的山水乡村羡慕不已，这也一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就梦想着能找到古代绘画中的桃花源。宋代以后的山水诗人与画家，把人格精神寄托在了对山水和自然的歌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就成为中国人的自然观。有些文人在现实中受到挫折和不公时，便把田园和乡村作为自己最后归隐的净土。桃花源般的乡村曾经寄托了中国无数文人的梦想，也是中国文人最后归隐的理想之地。所以，中国艺术的精神是以宋元的山水画为典型的代表，它呈现了中国古代老庄哲学的宇宙自然观，也表达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态度。
宋代是我们最多向往的中国传统社会，一提起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家就首推宋代，为宋代以后感到惋惜，也才有了以后“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印证。宋代的优美乡村给了我许多遐想，宋代画家王希孟所作的《千里江山图》就有对江南民居的生动描绘。该作者在画中展现了雄浑壮阔的自然景观，有崇山峻岭，也有深壑幽谷，不但描绘了秀丽的山水和飞鸟丛林，也表现了中国传统乡村的茅庵草舍和市井生活，以及乡村农夫捕鱼、游人行旅、呼船摆渡等丰富的乡村生活。这是中国最早在绘画中表现山村乡野的作品。该作者对于乡村的热爱和赞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浪漫，并在自然中体验和享受到了自由与超越。宋代以后各个时期都有描绘乡村生活的乡村山水画，这种把中国古代山水画和乡村风情画融为一体的现象非常普遍，它是山水精神和世俗生活结合的完美体现，在这些绘画中，我们除了看到山水画中常见的崇山峻岭和名山大川之外，还看到了市井生活的乡村风情（图1-1）。这些绘画开始关注和表现那个时代的乡民生活状态，画面中经常出现优美的农舍、乡间的小路和搭建的桥梁，以及在田园中耕作的农夫和在村舍里忙碌的农妇。
乡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方面的记载很少，但也有一些零星的考古发现。在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村落的形态，在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上千人口聚居的村落，剩下的我们可以想象。乡村是人类从最早居无定所的采集狩猎文明，逐渐过渡到筑宅建室的农耕文明的产物，中国最早的乡村建立并无详细具体的记载。春秋是中国乡村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到了秦汉才走向成熟，并逐渐形成了民族特色鲜明的农耕文明与乡村文化；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乡村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风采，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风土人情（图1-2）。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稍筑室宅，逐成聚落。”这可能是中国最早记载和描述乡村的文字了。人类社会最早的聚集和居住地主要是乡村，乡村聚落也是人类早期聚落的主要形式。从历史考证，乡村居住聚落的形成也远远早于城市。乡村是在人类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聚居而自然形成的。通过几千年的孕育和发展，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根脉，也完整地传承了乡村独有的民风民俗、价值信仰和传统伦理。随着农业成为获得食物的常规方式，从游牧和狩猎时期过来的人口逐渐采用了定居的方式，人是群居的动物，也有聚居的天性。随着定居人口的不断增多，各类聚集地最终以村落的形式发展成为独立的单元，这种形式被不断接受并广泛采用，相对稳定的乡村聚落由此形成。我们虽然无法用今天的想象来描述中国乡村最初的特征，但我们可以推断最早乡村的形成与自然、气候、山脉和水系河流有极大的关系，用现在的中国版图来分析，很早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肯定会选择在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繁衍生存。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华民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北方地区，汉民族最早的乡村应该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西边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浩瀚沙漠与戈壁。北方气候寒冷而恶劣，南方则是崇山峻岭、人迹罕至。在这种特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下，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也呈现出了当时的客观状态。“黄河流域的农村大体上是由一组紧密相连的耕地和农舍组成的；而位于长江流域的农舍经常分布的比较分散。中国北方的典型村庄是‘聚居型’的，而中国南方的典型村庄是‘散居型’的。北方和南方的村庄，也可以从组织的明显不同，来加以区隔；宗族组织的影响，在许多南方村庄显而易见，而在北方则相对不那么重要。”中国最早的乡土社区的单位就是村落，有几千户聚成的大村，也有几户形成的小村，村与村之间有流动的纽带串通，几千年来就是如此。早期村落的形成，无论东西南北，无论哪个民族，都会以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为上佳考虑。我经常给朋友开玩笑地说，要是讨饭也要去热带的南方，一是冻不死，二是随便摘点野果子就可以生存了。北方的生存条件非常严峻，冬天由于气候严寒容易冻死，即使侥幸在寒冷中生存下来，也会因为没有食物而饥饿至死。北方的动物或者在山上的洞里，或者在地下的土里蛰伏大半年，才能幸存下来享受来年的夏季。
所以，在气候温暖湿润、水流丰沛的南方，非常适合人类聚集，从而形成村落。我们现在仍可看到一些原始的村落和居住地，大多邻近河流。水是人类生存的首要保证，水源也是一个村落形成的首选条件，无论一个村落在早期多么繁荣、规模多么庞大，如果水没有了，这个村落就开始衰落并逐渐消亡，人们就会去寻找其他的水源重新聚合起来。“村落”两个字的形成，本身就具备地理学与社会学意义。“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乡村数量众多，村与村之间的边界通常是以土地所属为依据，既可以是村庄与外界之间的疆域性界线，也可以是行政关系制约下的某村组织的行政界限。村庄的居民点不同于城市，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建筑边界，相对周围的农田、河流、湖泊、小溪、山坡、林木而言，村庄有可能向各个方向扩张。村庄的边界还是村庄主要事务和活动的非疆域性边缘，如村庄的经济组织、市场经济网络、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生活圈子所涉及的范围等。”村落最初的形成方式我们无从考证，建筑的形态和特征也相对模糊，因古人生产力落后，且受到自然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村落的营造方式相对比较落后，建筑材料大多是随手拈来或因地取材，居住建筑大都比较简陋，以功能性为主，为自己和族人提供栖身之所，甚至利用巢穴和其他的天然穴居。为了防御野兽和自然灾害，保证人身和家族的安全，简易和坚固成为早期建筑的主要特征，代表文化和审美属性的建筑在早期建筑中就不太重要了。在不断的发展中，人类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生活条件和文化习俗，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建筑特征和建筑美学体系。今天仅存的一些古村落，在地可考的仅能追溯到明清时期，虽说有些村落是春秋时建村，但遗存的建筑已不复存在。如果想寻找更早的古村落，那可能就在地下了。近年来不断发现和挖掘的古村落遗址，可以印证古村落的形成和发展状态。可惜的是，千年以上的古村落没有一处保留至今。图1-1 山水画卷（南宋-刘松年）图1-2 许溪草堂图（明-文征明）
古时候村落选址和建设都会遵循周易风水理论，强调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有科学的基础和很高的审美观念，与地形、地貌、山水巧妙结合。建筑的设计布局协调，村落的空间变化灵活。简言之，就是背后有靠山，前面有流水，形成很合理的地理布局。乡村是最富灵性和神秘气息的特殊地理空间。在乡村，山川与河流，水草与树木，乡村与动物，农舍与田园，牲畜与土地，无不勾画出一幅幅美妙的自然画卷，给人带来亲切温馨和宁静淡泊的生命质感。古村落在人居环境营造方面呈现了杰出的成就，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村就是这样形成的，自然村的形成、分布、规模和建筑特征，都与自然环境有极大的关系。“选择村址和房屋建造，除了一丝不苟地追随古已有之的风水讲究，严格地按照阴阳五行的传统观地形，查水流，定朝向，还要在房屋建造过程中严格地遵守礼仪秩序，以别尊卑，辨长幼，显贵贱，体现出中华民族注重礼仪规范的文化色彩。”北方地势平坦，在河流的冲积平原一带，形成的村落就比较大，南方多山地区，聚集的村落就相对小一些，空间分布也比较分散，甚至几户一村，几家一聚，这和山区人烟稀疏和交通不便有很大的关系，村落建筑也大多因空间紧张依山而建。但也有些特殊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云南丽江一带属高山盆地，地势虽高但气候温和，就会适合人类居住，也会形成众多的人口聚居，有利于村落的聚居与发展。
乡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孕育了我们民族的文明和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主要来源，并给中国人加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村庄就是我们家园里的摇篮，它一路承载和呵护着这个民族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并在这个博大和温暖的摇篮里成长起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对家乡和乡村的美好记忆。江南村落的粉墙黛瓦映衬在小桥流水之中，北方山村的浑厚古朴风格坐落在山川平原之中，西部的民居呈现在苍劲悲凉的群山之中，东部的家园则舒缓地散落在江河水乡之中。唐朝著名诗人杜牧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即“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咏出了古代文明的美丽村庄—杏花村诗情画意的乡村面貌和浓郁醇厚的风土人情。
中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自己的家园中繁衍生息，延续着自己的民族和家族的血脉，也诗意地栖居在自己的家园中。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对乡村切身的感受与体验，他们陶醉于美丽的家园，尽情地欣赏着这份美丽的田园牧歌，并乐在其中。不论是春夏秋冬的播种收割，还是早出晚归的田园耕作，都会对家乡的山水和自然产生依恋和感受：湛蓝的天空与一望无尽的田野，绿油油的麦田与金黄色的油菜花，在风中摇曳的青纱帐与匍匐在大地上的红薯秧，在黄昏的炊烟中暮归的农夫，在小溪里玩耍的孩童与在家门口等待亲人回家的农妇。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们对乡村的美好想象，这种记忆也会长期埋藏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至今为止，我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的历史研究很少，近代翔实可靠的资料也非常有限，我们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充满了好奇和想象，既充满敬畏，又感到恐惧。对传统的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我们也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和结论。在近代革命叙事当中，乡村首当其冲是被革命的对象，是中国近代衰落和愚昧的罪魁祸首和替罪羊。我们在讨论中国传统乡村如何运营和管理时，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版本：一种认为乡村是民间自治的，由乡绅和宗族“礼序家规和乡规民约”来有序地管理。一种认为乡村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恶霸掌控权力，欺压百姓。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著名历史学家萧公权先生在《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一书中说道：“在深入研究村庄的结构、功能和它的某些主要活动之前，先对村庄一般性质试作解释应该是有帮助的，不同的作者提供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其中一派认为，帝国时期的中国村庄，就是一种‘自治的’、‘民主的’，或者如一些作者所说的，它是‘自主的’共同体。一位19世纪的西方作者认为，中国乡村组织的特点是‘小型共同体的特点自治’，因为‘村庄管理权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一位研究政治制度的印度现代学者，相信中国村庄是一种‘地方自治的民主’，因为相当多的工作，包括教育、卫生、防御及其他有关地方利益的事物，都由村民自己做主。就像某些中国现代学者所说的：村庄享有完全的工贸、宗教及其他关于所在地区管理、调节和保护等方面之自由。无论要求村庄提供什么有关福利之服务，并不是通过清廷颁布命令，也不是通过任何种类的官府干预，而是由自愿性组织进行的。这样，警察、教育、公共卫生、修理公共道路和水渠、照明以及其他数不清的事物，都是由村民自己负责的。”乡村历史太遥远了，有些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萧公权先生讲述的晚清时期的乡村管理方式和机制，可以给我们提供当时乡村运行管理中的许多信息，尽管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对乡村实质上是“自治”的管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和分歧，因为众所周知，在民国以前，官府的权力是不下县的。“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曾经一味地将国家和民族落后的原因，怪罪于传统文化的腐朽及底层乡民的愚昧，认为所谓“封建社会”统治下的乡村，由“父母官”任意压榨统治和盘剥，被统治者是一群愚昧无知的可怜虫。一些学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本质上是遵纪守法的民众，并且有完整的道统和礼序及乡规民约约束。只有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农民才会进行有阶段性的反抗和暴乱。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宗族组织实施对乡村的控制和有效管理，现在有些地方的乡村政权，实际还是在借用宗族势力来管理乡村，这也是更为简单和有效的办法。因此，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们只看到它的负面作用，而没有看到它存在的合理性。现代乡村的管理决策机构，能否尊重乡村几千年来形成的有效管理的宗族传统，再加上民主化的程序机制与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意识，以有效地整合乡村资源，使乡村的管理者和村民之间产生有效的互动？乡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层，他们在乡村自治管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宗族组织强大的地区，村庄常常是由宗族控制的，虽然宗族成员包括农民和其他非乡绅成员，但宗族的领导权通常掌握在乡绅手中。普通村民即使是某些宗族的成员，也不能参与或决定宗族的事务。”还有一些乡民存在着传统文化中保守的一面，再加上文化的落后与蒙昧，性格与行为胆小谨慎，不思进取。他们对乡村中的公共事务以及责任没有什么兴趣和愿望，只会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收成，关心自己生存和生活的眼前利益。这就促使乡村的精英阶层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村民由于长期受到专制统治，而且多半目不识丁，因而显出一种极端被动的心态。他们通常都急于避开个人的麻烦，而不想积极促进公共福祉。此外，他们对经济繁荣没什么概念。大多数村民过着仅够糊口的生活，因而既无财力也无精力关心公共事务，或许有一些个别村民参加联谊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不过是偶然出现的，而且范围有限，不足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传统乡村中的地方自治，是正式通过地方乡绅和宗族共同完成的。可惜的是，中国今天的乡村虽然表面上看不到了宗族社会，但这种宗族和家族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它们还会潜在地影响乡村社会的许多地方。有一点不可否认，传统意义上的乡绅阶层在乡村已了无踪影。乡村中的精英阶层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不是被激烈的文化改造得彻底消灭，就是前仆后继地逃离乡村而奔向城市。“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这是清代文人齐彦槐对家乡徽州婺源乡村的描述和赞美。有村子就有溪流，水绕村庄蜿蜒而过，在群山环抱间，在古树衬映中，祠堂和民居依山而立，依溪而立。蜿蜒曲折的街巷被石板覆盖，白墙黛瓦内浸透出江南特有的书香民风。但这一切对中国今日的乡村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对美好乡村的想象，也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了。2乡村谱系
中国有人类文明史上最为悠久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给了我们极为骄傲的乡村经济、田园诗歌、大地信仰、山水情怀、血脉家族、宗法秩序。中国传统乡村的形成和演变，呈现出其特有的线索和脉络，无论是朝代更替对乡村的影响，还是自然灾难使乡村发生改变。虽然这些会对乡村物质形态和组织结构产生一些变化，比如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以及战争对乡村的摧毁，但乡村自身的治愈功能非常强大，它会在短暂的阵痛后迅速恢复自身的活力。乡村的精神特征和价值体系不会改变，乡村在历史的更替中历经沧桑，在岁月的轮回中千姿百态。中国乡村在血缘因素与地缘因素结合中的烙印鲜明。中国传统的乡村是民族文化的源头，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信息和历史演变的文明密码，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中国的乡村社会是民族之根和民族之魂的根基所在，是《易经》所建构的阴阳五行的世界，也是天人同构和天人感应的世界。在乡村中，人事与天地之气相通，人与日夜四时同运。人世间的生离死别，都是自然阴阳的转化。乡村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有民居宅院、祖宗祠堂、寺庙戏台、坟地陵墓等系列建筑设施与空间现场，使人的灵魂信仰与乡村的现实生活连为一体。
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乡村也呈现出千姿百态，由于历史背景的原因和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乡村特征和环境属性。以山西为例，山西古村落散落在全省境内，但每一个村落的民居都相对比较集中，无论是西面靠黄河一带开掘的窑洞，还是东面靠太行山建造的民居，都相对比较紧密，这也是和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有关，也有利于乡民之间的沟通与交通之便，以及对于安全与防御的考虑。以我熟悉的晋东和顺太行山一带村落为例：大多数村庄都是以聚居型为主要特征，村庄有大小之分，但都呈现比较紧密的关系，很少有远离村庄离群索居的院落和农户，一般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自然散落开来，或紧邻而居，或鳞次栉比，呈现出丰富多姿的聚落形态。有些村落小到只有几户或十几户，也有的大到上百户甚至几百户。山西境内的地形地貌非常复杂，既有平原丘陵，也有高山盆地，村落的营造和形成也是千姿百态，建筑材料也是因地取材，或砖石土坯砌成，或开挖窑洞成屋，都能看出先民的生存智慧与营造方式。村庄的规模大小，一般取决于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河流和土壤，自然条件好的地方会风调雨顺，自然会吸引更多的移民迁徙到此地落户并繁衍生息。有些地区土地肥沃，就会吸引更多的乡民前来耕种，交通便利的地区也会由于交流方便而使乡民蜂拥而至。反之，如果某地自然灾害众多，粮食减产歉收，那大批的乡民就会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家园。一些南方省份的土壤比起大多数北方省份肥沃，南方的村庄也相对密集，村庄的人口也比较多（图1-3）。如以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再加上其他的经济优势，使其成为中国最为富饶的鱼米之乡，人口也自然会比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繁荣。“中国乡村的居民都生活在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的聚居地：村落（村或庄）、集市（市、集、场等）和城镇。这些聚居地的外观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条件，尽管社会和政治因素可能也有影响。例如，在可耕地附近有一条河川或溪流，为灌溉和其他方面提供了足够的用水，就为一座村庄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图1-4）许村坐落在太行山东部盆地里，这是一个聚居人口很多的大村子，许村（图1-5）相对于周围的一些村子，有非常明显的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村里达400多户人家，虽然人口众多，但村落还是密集和紧凑，各户之间彼此相距并不遥远。许村周围的一些村子就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了，马连曲、东山、富裕、水滩、七里滩，这些村子的条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有的村子建在山上，土地稀少，有的远离官道，交通不便。许村对面的东山村的交通就比许村要差很多，人口也就比许村少很多，山上土地稀少，庄稼浇灌极不方便，只能靠天吃饭。东山村北面跨过山梁还有一个自然村也归属东山，交通更不方便，几十户人家至今只剩下三户。男人外出打工一去不回，姑娘外嫁远走他乡。“一位美国旅行者1901年末描述了一个虽然没有那么繁荣，但也是一幅和谐景象的乡村地区：穿越晋北高原，从长城到太原府，道路两旁的一连串村庄，几乎都具有某些共同特色，居民超过300人的村庄很少，这些村庄与世隔绝，而且或许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人口数目相当的村庄一样孤单。村民虽然没有什么奢侈品，也没有什么舒适设施，但是，他们是幸福和满足的”。图1-3 宏村（安徽省黄山市黔县）
山西的古村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传统，具有极高的民俗和建筑价值。许多村落历史悠久、传承久远，有些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建立村庄并有先民居住，大多保持了从汉至唐宋，到明清及民国的建筑，有些明清建筑保存完好，对研究山西村落和民居建筑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山西的地图好像一片树叶，和中国台湾省的形状极为相像。台湾省是中间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央山脉，东西两边则逐渐平缓步入大海，山西则恰恰相反，被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横贯东西。中部往南则为相对平坦的丘陵和平原，村落和民居也由于两座山脉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气质。靠黄河边的吕梁山脉的村落和民居大约是依山就势开掘窑洞，太行山脉的乡村则因地取材建造民居。中南部的平原和丘陵地带因为土地肥沃和交通便利，历史上呈现出繁荣富足的盛况，在明清时达到鼎盛，并且晋商之盛名享誉天下，村落和建筑恢宏气派，美妙绝伦，为中国城镇规划和民居建筑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山西境内的村落和建筑风格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汾河流域为代表的晋商建筑风格；二是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黄土高原的窑洞民居风格；三是以太行山为代表的山区石材民居风格。（1）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汾河孕育了山西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汾河的两岸就散落着众多优美的古村落。这些村落，代表着山西古村落的鲜明特点和风格，闻名遐迩的晋商就在此聚居。晋商文化在汾河流域达到了鼎盛和辉煌，晋商也为山西留下了珍贵的村落文明和建筑遗产。20世纪30年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察山西村落和建筑时就来到这里，并对晋商家族的院落和建筑发出由衷的赞叹：“这里的房子在一个庄中可有两三家，遥遥相对，仍可想象到当日的气焰，其中所占地面积，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许多。”说山西的古村落和建筑，自然要说到代表山西民居建筑高峰和精髓的晋商院落及建筑艺术，其建筑规模恢宏，构造严谨精美，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梁思成也给予极高的评价：“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见，百尺耸立，崔嵬奇伟，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2）黄河把山西、陕西一分为二，这一带均为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千沟万壑，山岭交错。在黄河的东岸，山西境内的黄土高原上点缀着许多特殊建造和形成的村落，就是以山势开掘出的窑洞民居，每个窑洞都依山而建，开凿成屋，传统房舍的体积被山体和黄土覆盖包容，只有半圆形的门窗显露于外，民居建筑与自然环境完美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黄土高原的建筑风格，这种窑洞民居冬暖夏凉、保温防寒，完美地借用了山体的优势并含蕴其中，含蓄而内敛，外露的门窗造型优美，民俗风格鲜明。（3）太行山是山西的脊梁，浑厚博大的太行山也孕育了特殊的村落和民居，这些民居大多依山而建、因地取材，或泥土夯成，或石材垒屋，或砖木构建，但都呈现出先民的智慧与精巧，质朴而浑然天成。图1-4 大柯村（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蔡源乡）图1-5 许村（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松烟镇）
山西传统的民居才是乡土建筑，乡土建筑重要的代表也就是民居建筑。进入20世纪80年代，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港台欧风席卷大陆，优美的传统民居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毫无美感、单调乏味的新式乡村和恶俗的功能化民居遍及山西城乡各地。
山西传统的古村落一般是按照传统的风水学规划建造，有的村庄甚至是严格地按照天象和星象来规划设计的，地上的主要建筑和设施都与天上的星座相互对应，讲究人和自然最融洽的存在关系和对话方式，完全契合了自然和宇宙运动的规律与法则。有的乡村则以吉祥和象形的事物来规划和营造，村子的民居建筑也大多有“吉祥”寓意，村落周边的生态优美完整且舒适宜居（图1-6、图1-7）。图1-6 东山村（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松烟镇）图1-7 富裕村（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松烟镇）
我走访过位于山西省晋中介休市的张壁古堡，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既古老而又神秘的古村落，也是一个文化遗存丰富、历史悠久的千年古村落。张壁古堡位于介休市城区东南10千米处，背靠绵山，三面沟壑交错，一面绿野平川。整个古堡内地势平坦，生活与空间方便舒适，往外望去却位居险要，面向空旷，背抵绵山，与其说这是一个普通村落，不如说它更像一座军事城堡，是理想的驻军之所。村子四周都有泥筑的城堡围墙，南北各有城门，北门还筑有瓮城，瓮城城门和北堡门呈曲尺形状连接，这种建筑方法严格遵循古代军事防御的原则，契合风水不外流的寓意（图1-8）。这座隋唐时期建立起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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