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是平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简世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世界不是平的试读：

吵吵嚷嚷两年多的英国脱欧，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觉得英国人是在瞎折腾，这是纯粹的内耗，但是如果从全球化的视角去看，脱欧却标志着这一轮高歌猛进的全球化的尾声。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启的这一轮全球化中，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最大的推手，制造业的外包、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构建、全球金融的大开放与资本流动加速，营造了全球经济的欣欣向荣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

但是在全球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全球化也制造了明显的输家，尤其以西方发达市场的蓝领阶层为甚，技术、外包和移民带来的工作转移与工资停滞，与精英阶层获得的财富增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脱欧的本质因此是对这一轮全球化的收益和责任不均衡所提出的抗议。《21世纪资本论》指出21世纪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即仅有经济、市场与金融的全球化，但没有治理的全球化、征税的全球化、转移支付的全球化、对全球化输家的补偿（培训和救济），那么这样的全球化是无法持续的，因为金融资本可以在全球寻找机会，本地市场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越来越低，机会与财富的分配日益不均，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会割裂社会的机理，推动民粹的抬头，最终葬送全球化的进程。《世界不是平的》更是一再强调，全球化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全球化也并不是一条单行线，如果无法适应新的全球经济、金融与政治现实，全球化的前景就会混沌不清。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恰恰如此。

全球化所崇尚的四大自由——商品、服务、金融与人的流动——依赖一套机制和体制来支持和约束，仅仅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全球化可能造成的问题，或者说无法克服市场本身所造成的波动和周期。历史上的全球化都曾经面临挑战而停滞甚至反复，究其原因，恰恰是它所塑造的全球体制和机制无法跟上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的现实。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全球化，依靠的是英国的法治和皇家海军的武力来维护的，但这样的秩序面临列强的竞争之后便无法维持，需要用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来解局。“二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则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背后的武力来背书。美国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经济、金融与军事保障，而美国经济、金融与军事实力也给自己提供了用自己的镜像来塑造世界的机会。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有一系列的全球机制来支持，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协定和之后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而这些机制的建设无一不是以西方国家——美国以及战后恢复起来的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与诉求为出发点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福山甚至预言了《历史的终结》。他们都没有看到，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个更加整合和多元的全球经济格局，以及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内经济格局——都需要现有的体制与机制做出改变。欧元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政治整合滞后于经济整合的时候，当民族国家的利益与欧盟整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张力就特别明显。欧元区的整合，恰恰是因为没有统一的银行体系、没有推进统一的政府而导致更为严重的南北分化。同样，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恰恰因为没有适应性的国际治理体系，而放任了贫富分化的加剧。

当今的全球化正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全球经济多元化的挑战。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全新一批全球化的参与者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历史叙事和对全球化的认知，它们对全球化的方向和目标有不同的想法，全球化往哪里去，需要达成新共识。

二是全球治理的滞后。“二战”之后建立的全球化的制度创新已经无法应对新的环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虽然扩容，但仍然是富国俱乐部，无法真正让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大国参与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由美欧主导，无法适应全球大规模储蓄的不平衡和支付危机。而如果没有全球治理的全球化，或者说没有非西方国家参与讨论全球治理新思维，并达成共识，那么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就很难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就很难去分担，西方民粹主义的抬头就会进一步瓦解全球化。

三是随着全球经济的整合更为深入，经济周期下行时对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的打击也更为严重，需要有预防与纾困机制。资本的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了资本全球化推动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却忽略了资本全球化在经济周期下行时同样通过资本抽离给新兴市场经济带来的打击，全球化在周期面前就会显得尤为脆弱。《世界不是平的》这本书就提出应该建立起一套新的机制——全球金融流动组织（Global Organization of Financial Flows）来治理热钱盲动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打击。

全球化并没有把世界缩小为地球村，我们距离一个机会、发展与富足都公平的世界还很遥远，但是全球化的确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整体的发展和富足。反思全球化，就是要找出逆全球化思潮的原因，理解多元世界不同的诉求，构建多极世界的治理结构。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全球化的前行。序言维多利亚视角下的全球化

……如今我们已经到达历史的第三阶段，也实现了大英帝国的真正含义。

帝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于自治的殖民地，我们不再将其视为附属。占有意识已经让位于亲缘关系。我们将这些地区视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与我们团结在一起。尽管它们可能分散于世界各地，但是通过血缘、宗教、历史和语言的联系，曾经似乎将我们分隔四方的海洋，如今却将我们联结在了一起。但是大英帝国并不局限于那些自治的殖民地和英国本土，它的范围更大，包括一些人口更多的热带地区族群。在那里，不可能有大量欧洲人定居，原住民人口一定多过白人居民……在这里，占有意识同样让位于另一种不同的意识——义务意识。我们现在感觉，只有在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统治可以为这些人带来幸福与繁荣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这些领土的统治才是正当合法的……

在推广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履行我所认为的国家使命。而且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范围，好让我们施展将我们作为伟大的统治民族所特有的才能与品质……

毫无疑问，在一开始，征服行动总是伴随着流血事件。原住民有牺牲，（但是）那些被派遣来试图将这些民族纳入某种秩序的更为宝贵的生命同样有牺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几个世纪以来，野蛮、奴役和迷信笼罩着非洲内部，想要破坏它们，不可能不使用武力……任务重，责任大，但是荣誉同样是无上的：我深信，这个国家的良知与精神会上升到其责任高度，我们也有能力去完成我们的历史与国家品格赋予我们的使命。

……岁月变迁，权力集中到更强大的帝国手中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更强大的大英帝国依然保持团结，那么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能够在面积、人口、财富或资源多样性上超越它……节选自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皇家殖民地学会（Royal Colonial Institute）年会上的演讲1897年3月31日引言安达卢西亚的冲击单行道

全球化常被视为“单行道”。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技术上的非凡进步让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寻常也越发便宜的方式连接彼此。我们可以通过WhatsApp（瓦次普）、Twitter（推特）和Facebook（脸书）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我们可以通过FaceTime（视频通话）和Skype（一款即时通信软件）进行交谈。我们可以通过谷歌搜索食谱和人脑结构。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购买椰汁咖喱鸡和三文鱼寿司，并通过当地的送货服务将它们送到家中。感谢Spotify（声田），我们可以免费播放音乐，在YouTube（优兔）或Vevo（一个音乐录像网站）上观看我们最喜欢的艺人和猫咪视频。我们可以下载电视节目和电影，在方便的时候观看。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窥探到其他国家的事务（同样，世界其他国家也可以更容易地窥探到我们的国内事务）。

从这些技术进步来看，我们很容易相信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距离正在缩短、国家的边界正在慢慢消失，而且，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单一全球市场。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然而，技术本身并不能决定全球化。无论何时，它也不能阻止全球化产生各种相互竞争的版本。如果技术是唯一重要的东西，那么拥有高精尖技术与物流基础设施的西罗马帝国就不会在476年耻辱地走向灭亡；由于拥有工业革命的巨大优势，大英帝国今天应该依然蓬勃发展；而“冷战”最终提供了两种彼此竞争的全球化版本，伴随着令人不安的核对峙，这一切也本不该发生；如今，内部四分五裂、外部与世隔绝的“失败国家”也成了全球化的反例。全球化不仅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它同样是由那些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形成和构建我们的政治、经济、金融体系的思想与制度的发展和消亡驱动的。如果现有的思想被毁，体制基础从内瓦解，那么任何新技术都无法拯救它。

我们思想和体制的变迁具有惊人的规律性。16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征服者，即那些赴汤蹈火从新大陆攫取白银的赏金猎人，如果发现西班牙这个曾经的欧洲超级大国沦为欧洲穷国，他们应该会大吃一惊。16世纪和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曾威胁要征服维也纳和欧洲其他国家，如果看到自己一度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中东和北非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使垮台的种子在多年前就已种下）完全崩溃，应该也会惊讶不已。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会震惊地发现，他们所热爱的大英帝国，这个为19世纪的全球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的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风雨飘摇，濒临破产。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苏联经济体制的拥趸无疑会惊讶地发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整座苏联大厦开始摇摇欲坠。西班牙南部

全球化的格局虽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是一旦开始瓦解，速度就会很快，并导致财富的急剧变化。不妨回顾一下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历史，短短几年间，看似牢不可破的政治体制（伊斯兰教）就改弦易辙（变成基督教）了。

711年，一支伊斯兰柏柏尔军队从北非穿越地中海地区到达西班牙南部。六年后，由于柏柏尔人击败了执政的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人，科尔多瓦成为所谓“安达卢斯”的首府。作为征服者的摩尔人（北非穆斯林）开始着手建立他们的权力象征。784年，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建造工作开始了。到公元987年，又经过三个工期后，清真寺已经完工。这是一座真正非凡的建筑，它的设计初衷是成为伊斯兰永恒统治的象征。然而，阿尔摩拉维德王朝被阿尔摩哈德王朝击败后，伊斯兰力量的中心便从科尔多瓦转到塞维利亚，两地相距不到100英里（约161千米），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建立一座新的清真寺。1171年，这座清真寺建成了：它的尖塔——如今被称为“吉拉达”的建筑完工，宣告了工程的结束。塞维利亚的阿尔摩哈德清真寺是摩尔人世界中的奇迹。

对西班牙南部的人民而言，他们轻信了这样的观点：中世纪的“全球化”最终取决于伊斯兰教的传播，这种生活方式在思想上、技术上和文化上都比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先进得多。然而，短短几年，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统治就陷入了混乱。1213年，执政的哈里发去世后，他十岁的儿子接管了大权。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成年人之间的内讧，每个人都为权力耍尽手段。更糟糕的是，这位年轻的哈里发短短十年左右就去世了，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摩尔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基础毁于一旦。这对北方信奉基督教的国王们来说，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1236年，他们已经控制了科尔多瓦。12年后，他们又夺回了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清真寺被“改”为一座大教堂，而塞维利亚的清真寺被拆除了（除了变成钟楼的“吉拉达”），取而代之的是保存至今的世界最大的大教堂。

出人意料的是，塞维利亚大教堂——或者说，用其完整的西班牙名字称呼为“塞维利亚圣母主教座堂”——安葬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rnbus）的遗体。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摩尔人在1478年的宗教审判开始后（对剩下的摩尔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意外。毕竟，没有人料到西班牙会发生宗教审判……），最终被驱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那时，伊斯兰政权在东面的遥远地区站稳了脚跟。哥伦布之后

哥伦布无意中发现了一条西欧主导、基本信奉基督教义的通往全球政治和经济扩张的道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所谓的西方强国统治地位日益上升，它们要么是欧洲国家，要么是新增人口大多来源于欧洲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它们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看法基本相同：为了它们各自和集体的利益，其他地区就该被发现、剥削和殖民。这是一种可以被笼统称为“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的开端。

然而，尽管有人试图创造持久的稳定——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但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在面对帝国斗争时总是格外脆弱。曾有一段时间，大英帝国在其鼎盛时期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它凭着对自由贸易的热情——由其皇家海军威震四海的影响力保驾护航——开启了一个非凡的全球商业网。不过，其他国家想要瓜分战利品也是可以理解的，最明显的便是19世纪的俄国人和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人。最终——事后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格局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战争、革命和孤立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才得以重现江湖，不过此次出场是在“冷战”的阴影之下。华盛顿就算放弃[1]了它在19世纪曾出力建造的“帝国大厦”，这一次，美国实际上既是全球化的总设计师，又是主赞助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崛起，在很多方面，都是后哥伦布时代全球化的完美典范，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

然而，21世纪初，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陷入了严重困境。随着经济重心的东移，新的联盟正在建立，而这些联盟通常在并不支持西方政治、经济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产生。有迹象表明，前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版本——权力集中在欧亚大陆而非西方——正试探性地回归。美国不再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是在大西洋彼岸还是在太平洋彼岸，或者是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oump）当选总统后所认为的在国内而非在国外。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从现在开始，一切以美国优先”。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自由市场不尽如人意。对于为战后全球化奠定基础和制定“规则”的国际组织——最突出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联合国安理会（其常任理事国竟然包括英国和法国，但不包括德国、日本、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来说，它们得到的支持和尊重正在与日俱减。政治理念的保护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对政治家而言，无论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将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别人”——移民、外国人或是他们中的陌生人——都似乎简单得多。与此同时，选民也不再待在整齐划一的政治阵营里。由于被主流的左翼和右翼政客忽视，许多人转而投票支持那些通常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者和本土主义政客。孤立主义再次成为一种可靠的政治选择，如果没有它，也就不会有“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后哥伦布时代全球化的终结

总之，这些政治和经济力量表明，至少对于后哥伦布时代的版本而言，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本结合经济学、历史、地理和政治哲学的书中，我提出了六个关键主张：第一，超越国界的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发生。全球化很

容易发生逆转。第二，技术既能促进全球化，又能摧毁它。第三，经济发展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但似乎却

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全球生活

水平总体提高的希望和对国内经济与社会稳定的渴望之间的

紧张关系。第四，21世纪巨大的移民潮可能对满足国内稳定的需

求不利。第五，帮助管理全球化进程的国际机构正在丧失其可信

度。无论这个观点是对是错，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是为

少数人服务，而非造福普通大众的。然而，创建21世纪新

的机构来对抗这种看法并不容易，尤其是考虑到姑且称为西

方民主国家和东方政权之间可能存在的价值观冲突。第六，（西方国家百般托词之后才开始承认）全球化的

版本不止一个。随着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其他新兴超

级大国将寻求符合自身利益、反映自身历史的方式来重塑周

围的世界。如果“冷战”是一种二元对立，那么21世纪很

可能会出现多种对立，更接近于19世纪的帝国主义争锋。

一直以来，为全球化摇旗呐喊的人很多。但我最终的结论是：世[2]界肯定不是平的，也不可能是平的。经济和政治总是起起落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国家之间更是如此。正如我在本书中论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从属于自己的历史版本。西方人很容易得出结论说，我们会一直保持幸运。这种观点迟早会被广泛传播。但，是时候认清现实了。战后的成功和21世纪的失败

本书的第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年间都是促进财富增长的一种方式，以及为什么之后它却由福祉变成了祸根。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已经取得了胜利。在“冷战”结束时，人们很容易相信，我们都能享受到——引用一句陈词滥调——“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与繁荣”。

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迹象——金融危机只是让事情更糟了。为什么在这么多年给那么多人带来收入增长后，全球化突然陷入了困境？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了不断增长、永续繁荣的秘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经济体变得更加富有也越发紧密的一个时期——是什么运行得那么稳定，又是为什么在这个大多数观察家都觉得繁荣可以永续的时间点，它却似乎出错了？民族国家VS.全球化

本书的第二部分考察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要使全球化发挥作用，民族国家需要为了更大的利益接受对其主权的削弱。但是谁来决定什么才是更大的利益呢？

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分担了应尽的责任。有些国家表现得比其他国家更好。然而，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关心其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全球化在经济上和金融上走向繁荣，但却在政治上既不公平又不稳定。

随着各个帝国的依次崩溃，20世纪将民族国家的崛起视为“默认的”政治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历任美国总统提供的道义上和实际行动上的支持（和没什么帮助的、对中东和非洲任意瓜分的、正在撤出的帝国主义列强）。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国家很不自在。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再到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他的“大棒经济理论”，完全看不出姑且被定义的“国家利益”总会和“全球利益”一致。特别是孟德斯鸠，他认为只有在绝大多数公民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一致时，民主国家才能生存。相反，如果一些公民开始认为可以——动用政治权力——占其他公民的便宜，从而更轻易地实现自己的利益，那么这种“不平等的精神”将开始破坏社会契约。

然而，现代的全球化似乎正表现出这种不平等的倾向。收入的增加和财富的差距只能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那些生活水平没有拉开太多差距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对全球化的支持也在减弱。但更突出的，也许是“我们并不是共同享有全球化”的感觉。在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概念有多种形式。在欧元区，那些将货币主权集中起来的各个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数以百万计的西方工人没有获得可观收入的增加，而少数幸运儿却变得难以想象的富有；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吸引西方企业投资的能力，而这些企业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为美国或欧洲创造了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工资水平；由于技术和移民的双重影响，一些（但不是全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精英阶层纷纷涌现，他们似乎常常为了自身利益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妄下决定，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然而，如果认为全球化仅仅是因为它和主权国家的利益格格不入所以陷入困境，那就错了。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彼此抵触竞争的全球化的不同框架也出现了，反映在俄罗斯在中东日益增强的力量上。新的制度机构正在挑战国际现状。在西方，我们随意地谈论着“国际社会”，认为它是一群有着相似道德观的志同道合的国家集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在经济困难的时期，相互竞争的共同体可能越来越难就共同的行动方针达成一致，特别是考虑到它们截然不同的历史观，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无法就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达成协议。21世纪的挑战

本书的第三部分透过历史过去的棱镜来凝视未来，聚焦全球化的三大挑战：移民、技术和金钱。

全球化最纯粹的形式最终将是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没有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统治机构在全球层面运作。在这个假想的世界里，商品、服务、资本和人都将自由流动，这正是欧盟推崇的“四大自由”。同时也会有单一货币和单一中央银行：如果市场运转良好，就不需要进行货币调整。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欧盟正艰难地挣扎于“四大自由”中的两种自由，即资本和人的自由流动。欧元区危机在本书撰写之际依然悬而未决，部分原因在于欧洲无力应对资本在其内部自由流动造成的后果。与此同时，叙利亚冲突暴露出人员自由流动带来的严峻挑战，尤其是考虑到申根区共同边界还存在薄弱环节。

然而，相对于历史上的移民模式，进入欧盟的叙利亚移民数量很少。如果移民潮存在一个高点，那就是在19世纪，当时欧洲的收入增加，加上横跨大西洋的成本下降，为大批人口涌入新大陆铺平了道路。叙利亚甚至可能仅仅代表了21世纪移民危机的丘陵点。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婴儿死亡率比生育率下降得更快，一场空前规模的“婴儿潮”即将到来。除了不断增加的实际收入之外，我们将见证一场壮观的非洲人口北迁，他们将穿越地中海，到欧洲寻找更好的生活，无论欧洲是否做好了准备。

技术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全球化的关键驱动力，主要表现为它可以拆除与距离、时间和成本相关的障碍。然而，技术有其阴暗的一面。社交媒体的运用正在破坏现有的政治安排。虽然名字中带有“国”，但ISIS（伊斯兰国）是一个典型的非国家行为者，却能够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支持。网络空间为各国在虚拟现实中互相攻击和彼此破坏创造了机会。大西洋两岸的主流政党实际上已经被特立独行的人及其支持者劫持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特立独行的人已经成功地在社交媒体上强行表达了对全球化的反对，并对部分事实闭口不谈。

与此同时，货币已经成为各国进行经济战争的手段，针对国外投资者进行21世纪版本的“硬币裁剪”。尽管各国央行行长都在谈论刺激经济增长的话题，但货币刺激政策却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和国外制造赢家和输家。这一过程在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理应为之服务的公民之间制造了更大的鸿沟。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义务与道德

本书的第四部分认为，许多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是技术官僚主义的表现。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化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缺乏民主问责制。同样，关于其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最好的总结便是缺乏全球“领导力”。这不仅反映在美国的做法越发孤立，同样反映在世界其他地区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涌现。这些对手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和日本，并没有理由向华盛顿屈服，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对全球价值观“夹带私货”的做派：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伊朗门”、第二次海湾战争和关塔那摩监狱中的虐囚事件。

然而，全球化的终结不仅仅是因为全球权力游戏的回归。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它未能为所有人带来繁荣，危机之后这一点更为明显。这反映出了远远超出市场力量的深刻弱点，尽管市场力量本身偶尔也具有不可思议的破坏性。我们在民族国家内部视为理所当然的义务往往在跨越国界后被忽视了。一个国家的债权人要如何与另一个国家的债务人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纳税人要为银行的全球不端行为买单呢？如果移民没有缴纳税款，那么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样的社会权利？在缺乏全球税收体系的情况下，如果要求全球化的赢家补偿输家，尤其在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国家，还来自不同的大陆的情况下，这一切现实吗？

我对未来的看法并不像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样可怕：没有人类“孵化工厂”，没有化学设计的经济种姓，也没有官方推广的维持肤浅和享乐的生活方式的药剂。然而，我的叙述也令人深感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信奉的许多价值观和信念正在迅速崩溃。特别是，我们寄希望于市场和技术，随随便便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其他国家将会接受与西方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相关的普遍真理。然而，许多国家并没有这么做。更糟糕的是，西方国家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不确定它们是应该继续支持国际制度并向世界其他国家伸出橄榄枝，还是应该放弃，选择一种孤立的方式，即使这样的方式只在最开始显得诱人，最终却被证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这本书以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开篇。若不是他说过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的乌托邦倾向，他可能早就从历史书上消失了。他说，我们的乌托邦倾向是相信如果在正确的框架内发展，那么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

[1] 19世纪，美国人本身对帝国活动并不陌生：1812年，华盛顿向英国宣战，旨在控制加拿大（结果，英国人烧毁了白宫），而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以缔结《巴黎条约》结束，菲律宾由西班牙转交给美国控制。同时，1846年开始的墨西哥战争导致美国吞并加利福尼亚。

[2] 最贴切的例子见于T.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艾伦莱恩出版社，纽约，2005年。第一部分失乐园01 虚假的先知，残酷的真相新型经济体

林肯·斯蒂芬斯是最早揭发丑闻的人之一。他来自加利福尼亚，20世纪初在纽约首次成为“调查记者”。他渐渐认识了许多人——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到威廉·蓝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他选择的使命是揭发自己发现的一切腐败现象。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他不缺目标，华尔街、大企业和市政[1]府都是首选。

斯蒂芬斯最终对自己揭发丑闻的事业失去了幻想。揭发丑闻通常只会导致短期的改革。至少在美国腐败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斯蒂芬斯对更为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式越来越着迷。如果腐败现象在西方社会普遍存在，那么或许是时候采取更为“科学”的解决方案了。

1919年3月，斯蒂芬斯在苏联成立前夕到了那里，此行中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不像社会主义实验的其他支持者，他们选择无视萌芽中的苏维埃政权的粗暴。斯蒂芬斯认为，“工人阶级的天堂”里的生活并不容易。然而，短期的“粗暴”是为长期的“希望”付出的代价。

苏联体制的设计给斯蒂芬斯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回到美国后，发表了一句名言：“我看到了未来，它很光明。”

很容易就能看出他为什么如此着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创伤中，许多西方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和政治混乱。从1920年开始，美国经济陷入了长达18个月的萧条期，国民忍受着产出的减少和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战胜方协约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强加的荒谬的赔偿条件，魏玛共和国（德国）在1921—1924年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一捆捆马克被手推车推来推去，香烟成了更有价值的交易工具。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政府债务仅占国民收入的25%，这个数字在1923年却达到了惊人的181%，并引发了多年的金融动荡和财政紧缩。19世纪的世界强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出现了严重的相对衰落。

有一段时间，斯蒂芬斯的说法似乎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我们现在知道，1920—1930年，苏联的生活水平提高了150%以上，相较而[2]言，德国只有42%，英国为20%，美国为12%。毫不奇怪，许多人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是一个近乎奇迹的过程。一些社会名流被完全征服了。1933年3月2日刊载在《曼彻斯特卫报》的一封信中，萧伯纳和20位联名签署者愤怒地写道：尤其令人反感和荒谬的是，把苏联工人的现状描绘为奴

隶和饱受饥荒的企图居然死灰复燃……我们最近都去过苏

联……目之所及，我们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他

们自尊自爱，不受自然和之前统治者留下的糟糕遗产的限

制，发展公用事业，提高卫生服务水平，扩大教育，实现女

性的经济独立，保障孩子的安全……树立了行业和行为的榜

样。如果我们的系统可以激励我们的工人去追随这个榜样，

那么将极大地丰富我们自身……我们敦促所有心怀善意的男

男女女抓住每一个机会……支持每一个呼吁和平、贸易和增[3]

进友谊的运动，理解伟大的俄罗斯工人共和国。

斯蒂芬斯和萧伯纳根本不傻。然而，他们轻易就被苏联体制征服，被他们在国内所见的种种不足——腐败、失业、不平等、通货膨胀和紧缩——蒙蔽。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失败了。透过他们偏颇的眼光，苏联体制提供了光明前景。

但并不是这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比值，相对而言有所上升——从1920年的20%上升到了1938年的35%——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这一数字回到了21%。“冷战”期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再度提高，1975年达到巅峰——38%，而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降至31%。斯蒂芬斯和萧伯纳笃信的苏联版的经济进步未能实现。西方为何没赢

然而，如果认为各种形式的改良主义支持者是唯一看不清未来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1909年，诺曼·安格尔（Norman Angell）出版了第一版《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在书中他谈道，由于19世纪的全球化和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徒劳的。许多人认为这本书是支持持续和平的最佳论据，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战争是不可能的（连安格尔本人都没有这么乐观）。然而，由于五年后萨拉热窝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精准射击，最终证明任何政治或经济逻辑都无法阻止灾难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世界在经济上、金融上和政治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彻底消失，而大英帝国也开始走向穷途末路。

80年过去了，随着苏联的解体，著名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在20世纪最后25年，最显著的成就是揭示了那些看似

强大的政权核心的巨大弱点……自由民主依然是唯一连续的

政治抱负……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原则——“自由市场”

——已经传播开来，并成功地在发达国家和曾经属于第三[4]

世界的贫困国家中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

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无论是1989[5]年的短篇作品还是1992年的长篇巨著——出版20多年后，该书中的观点似乎也不再经得起推敲。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西方政治家所信奉的自由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明显了。福山现在撰写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有关的内容，他很有预见性地提醒人们注意美国社会可以感知到的断层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其传统的制衡体系已经深化并越来

越僵化，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衰退。由于政治上的极化，这

种分散的体制越来越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过多地

代表了利益集团和激进组织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不能笼统地[6]

叠加到美国人民身上。

当然，现在的美国人民不会再对国会山的活动充满热情。受访的美国人中对国会“极有”或“相当有”信心的比例从1973年盖洛普公司首次调查时的42%降到了2015年的8%，低于其他机构——包括银行、工会、报社、刑事司法系统、新闻电视台和大企业——的支持率。自由民主可能是一个连续的抱负，但是在美国，人们对于目前一批民主选举出的政客或者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的陷入僵局的系统都没什么兴趣：这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政治“局外人”、房地产开发商和真人秀电视明星——能够在2016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的原因之一。

在几近抚慰性质的提名演讲中，特朗普先生说：“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将永不再被忘却。”他们为什么曾被遗忘？他们为什么被抛在后面？对特朗普来说，这很好解释：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的移民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导致太多人受苦。是时候摈弃一切形式的全球化了。特朗普的答案是：建造“墙壁”，无论是有形的还是隐喻的——以保护被遗忘的人们。普京先生的声望

在美国之外，无论说自由民主是“唯一连续的政治抱负”，还是说苏联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观才是普世的，这两种观点都远没有那么显而易见。普京在2000年首次成为俄罗斯总统。八年后，他成为俄罗斯总理，辅佐梅德韦杰夫。四年后，普京再次掌权。2015年夏天，他的支持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7]90%的俄罗斯人支持普京担任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乌克兰局势的发展。具体说来，87%的俄罗斯人赞同那时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决定只会增强普京的声望，即使制裁——加上能源价格暴跌——导致了俄罗斯在2014年年底和2015年的经济紧缩。尽管经济处境艰难，依旧很难相信普京的众多支持者会渴望其他形式的到来。相反，他们似乎更喜欢普京的“强者”形象。“阿拉伯之春”发生了什么

人们期盼的中东和北非向自由民主的转型并没有实现。2003年11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紧跟《历史的终结》主题——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上对满心赞赏的观众说美国：在伊拉克公民筹备宪法的同时与他们密切合作，他们将

走向自由选举，并在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中承担越来越大的

责任……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值得我

们为之牺牲，因为我们知道风险。伊拉克的失败会让全世界

恐怖分子的胆子大起来，增加美国人民的危险，并浇灭该地

区数百万人的希望。伊拉克将会取得成功，而且这一成功消

息会从大马士革传向德黑兰——自由可以成为每个国家的

未来。在中东的中心建立一个新的伊拉克将是一个分水岭。

[8]

12年过去了，叙利亚的大片土地依然处于狂轰滥炸之中。凶残的ISIS曾一度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约50%的领土，企图重建极端政权。而且，尽管它被迫在中东撤退，其追随者却在欧洲的大街小巷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恐慌。他们在巴黎、尼斯和布鲁塞尔等地犯下暴行。阿萨德（Assad）——一位老派的中东硬汉——深知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和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下场，在大马士革紧握政权，越来越依赖俄罗斯军队的支持。西方政府无法完全搞清楚哪一方更令人反感。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难民在邻国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寻求庇护。他们并不总能受到热烈欢迎。

在“阿拉伯之春”后，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mad Morsi）在2012年被选为埃及总统，随后在2013年6月因暴力抗议活动被推翻。他的自由与正义党被禁止参加2014年选举，一年后，穆尔西被临时判为死刑。2016年11月，埃及最高法院撤销了对穆尔西的死刑判决，但他仍面临20年监禁、40年监禁和终身监[9]禁的可能。

与此同时，利比亚陷入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接受西方原则或者说愿意受那些在2011年10月卡扎菲倒台后帮助他们上位的欧洲国家的摆布。哈马斯在2006年1月的选举中获胜，这意味着加沙地带被以色列、欧盟和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势力控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虽然保留了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控制权，但也不是特别满足。中国的崛起

在中东和北非，未能成功建立西方制度通常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除了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之外。2015年油价暴跌之前，它们一直享受着高昂的经济租金）。在某些方面，中国现在可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人均收入超过了印度。2010年，中国公民的平均收入是印度公民的2倍多。

诚然，中国可能只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又一个牺牲品。20世纪下半叶，只有少数姑且可以被称为“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成功达到了典型的西方生活标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10]中国台湾，必要时还算上以色列。尽管取得了巨大发展，201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25%。然而，平均数可能具有误导性。北京和上海的生活水平正在迅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国一些省份——例如云南和贵州——的生活水平则更像世界上较贫穷的那些国家。中国部分地区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但地区差距明显。

无论如何，中国都大到无法被忽视。而且，随着美国不再愿意支持该地区的贸易协议——退出被大肆宣扬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11]系协定》）——可以理解，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其中有人惶恐不安。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日本就明显地感到十分不安。而在2016年晚些时候，菲律宾（美国的昔日盟友，而且与中国曾经有领土争端）承认——这要感谢杜特尔特总统（Rodrigo Duterte），一个不知道隐藏自己观点的男人——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经济体合作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拉丁美洲的困境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货币局制度——在此安排下，比索兑换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的崩溃，并且随后在基什内尔（Perónist）领导下回归庇隆主义，阿根廷似乎不愿意完全支持信仰自由市场和尊重产权的西方模式。然而，阿根廷是一个例外（尽管从一个相当不同的政治角度来看，委内瑞拉也是例外）。其他拉丁美洲的大型经济体都热衷于在自由市场活动中分一杯羹。墨西哥于1994年1月1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尽管时机选择得很糟糕——墨西哥在那一年遭受了所谓的龙舌兰酒危机——但是与美国和加拿大的交易依然凸显了它对自由市场价值观的热情。与此同时，巴西成功地控制了通胀——部分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雷亚尔计划。1990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几乎达到了3 000%，1994年这一数字则为2 000%，巴西亟须降低通胀。它成功了，这一数字在1998年自由落体般降到了3%左右的低点。

然而，在21世纪，拉丁美洲的发展充其量只能算“凑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巴西人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提升，但随后又陷入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长期衰退。这一巨大的逆转显示，巴西经济的进步更多地依赖于暂时提高的大宗商品价格（得益于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繁荣），以及美国的热钱流入（这反映了美联储的过度印钞），而不是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持续改善。墨西哥的经济与美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在金融危机期间随着北方邻国一起崩溃了——而且，就像美国经济一样，在那之后，它也只取得了温和的进展。对于一个希望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渐与发达国家趋同的新兴市场而言，这令人深感失望。1990年，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5%，2015年，它已经降到美国的31%了。

这种经济失望带来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政治动荡的加剧，这表明拉丁美洲仍在努力建立强力的能在压力下正常运转的政治制度。2016年9月，时任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因试图将国家银行的资金注入政府国库以篡改受衰退影响的财政数字而遭到弹劾。西方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模式要么被拙劣应用，要么被严重误解或者根本表现差劲。不管答案是什么，拉丁美洲都没能实现这一目标。民主、帝国官僚和右翼民粹主义：欧洲问题

在欧洲，经济的失败给自由民主价值观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为了确保欧元的未来，这些价值观似乎常常被削弱。随着2010年欧元区金融危机的爆发，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几乎每天都要修补欧元区的规则，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甚至欧元的最终破碎。为了保护德国和法国银行（借以保护整个信贷体系），南欧国家的政府不准对欧洲北部的债权人违约，这一点至关重要。另外，在某些情况下，南欧国家的公民不得不忍受可能长达数年的痛苦紧缩。诚然，南欧国家向欧洲北部的债权人借了数额惊人的资金，但同样地，这些债权人也借出了数额惊人的资金。然而，调整的重担却大多落在了债务国身上。

以希腊为例，它的情况迅速恶化，因为紧缩的经济代价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在首次实施预算削减时预测的大得多。阿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反对紧缩的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1月赢得议会选举，其立场便是希腊既可以留在欧元区，也可以摆脱痛苦的紧缩政策。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希腊人民很快发现，其他欧洲国家不打算妥协。详细的紧缩政策不断被强加到希腊人民身上——其中包括养老金调整、提高增值税和将500亿欧元的公共资产封存在一个特殊的私有化基金中——在正常的民主国家，这些措施应该是国内政治进程的特权。

希腊的困境在很多方面都是向19世纪的倒退。埃及——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19世纪70年代就遭受了同样令人尴尬的财政羞辱。受苏伊士运河建设的启发，开罗政府开启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为了实现该计划，他们向欧洲债权人借入了大量资金，最终不得不违约。由于担心埃及会面临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愤怒——也渴望早日恢复其现代化计划——开罗的领导人勉强答应让两位欧洲金融“监察人”上任。但他们最初的紧缩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导致了信任的完全崩溃。伦敦和巴黎最终建立了一个更加严格的“双重控制”体系——不难理解，这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强[12]烈反对和军队的反抗。

公平地说，欧洲也并不全在开倒车。多年来，苏联的成员似乎在欧盟敞开的民主胸怀中找到了一个家。例如波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国家经济不断走强。1990—2015年，波兰人均收入增长了一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波兰为了加入欧盟而做的重大体制改革，这一壮举也最终在2004年实现。这与乌克兰——一个困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无主之地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20世纪90年代初，乌克兰和波兰的生活水平大致相当，但在经历了20年相对和绝对的经济衰退后，乌克兰的人均收入在2015年已经降到了波兰水[13]平的40%以下。

然而，即使波兰——中欧重新定位最明显的赢家之一 ——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情况也引发了人们对欧盟“共同价值观”的质疑。右翼党派法律与公正党在2015年10月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引发了关于法律与公正的巨大的问题：法律与公正党党魁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被指控对表面独立的宪法法庭进行“政治”任命。与此同时，宗教自由似乎也正面临威胁。一尊正统派犹太教的雕像在弗罗茨瓦夫被人纵火焚烧，这无疑是一个警告：波兰反犹的历史可能会蚕食它的现在。而在一个无疑是为了使波兰人民安心，让他们不必担心穆斯林难民泛滥的电台采访中，卡钦斯基说：“教会及其教义是波兰的基础。任何人，即使不是信徒，也必须接受。任何对教会[14]的反对都是对波兰的反对。”

在欧洲的另一边，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投票退出欧盟。不过，投票结果非常接近：略低于52%的选民选择脱欧，而其余的人更希望留在欧盟。脱欧者似乎代表着各式各样的观点：一些人认为离开欧盟是逃避全球化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而另一些人认为英国脱欧是逃离欧盟保护主义怀抱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可以获得新的机遇，参与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建设中。

考虑到英国社会内部存在的深刻分歧，脱欧很可能最终是棘手且旷日持久的。英国上一次试图脱离欧洲是在16世纪30年代，当时亨利八世（Henry Ⅷ）发起了英国宗教改革，目的是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在接下来的150年中，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类似于脱欧派和留欧派）之间的争斗一直如火如荼。詹姆斯二世（James Ⅱ），这位最后的（也是短暂的）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在1685年加冕，但在三年后就因光荣革命被剥夺王位。新教的政治巨头将奥兰治的威廉（詹姆斯的女婿兼外甥，一名新教徒）与詹姆斯的女儿玛丽一起推上王位。这时，新教徒才确保了自己的胜利；也是直到那时，议会的首要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说回脱欧事宜——想要分手并不容易。未来也许并不光明

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好消息。古巴可能正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共产主义中崛起。投资者纷纷涌向越南。缅甸不再毫无存在感。甚至伊朗都可能从寒冬中走出来。然而，西方价值观能[15]够广泛传播的希望被夸大了。根据一些组织的说法，2006—2014年的每一年，自由程度下降的国家都比自由程度上升的国家要多。[16]

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林肯·斯蒂芬斯和萧伯纳就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未来。然而并没有。苏联最终未能坚持下去。在更早、更和平的年代，诺曼·安格尔的支持者希望常识能够占上风，即战争是徒劳的，因为它对各方都是毁灭性的。各国在经济上是如此相互依赖，只有疯子才会去打仗。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在出[17]生时遭受过脑损伤，这一点在日后不幸被证实。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承认他不能确定“历史的终结”。对他来说，最大的反对来自尼采（Nietzsche），“他认为现代民主并不代表前奴隶的自制，而是奴隶的无条件胜利和一种奴隶般的道德……最后的人无意获得比别人[18]更伟大的认可，而没有这种欲望，就不可能获得卓越成就”。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福山的信徒确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胜利了。为什么？为什么在历史都记载了无数虚假的先知的情况下，西方的观察家却如此坚信世界政治和经济竞争终于可以平息了？

答案之一是，作为人类，我们不由自主地相信人类的进步。亚当·斯密（Adam Smith）描述了“历史的四个阶段”：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深受黑格尔（Hegel）观点的影响，认为一切现实都可合理化——认为应该分六个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列宁称为社会主义）和最后的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也没有财产。

另一个答案很简单，就是“冷战”中的敌人被打败了。苏联在东欧的政权很快成了欧盟成员国；俄罗斯帝国崩溃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中亚的一些国家也一样。至于俄罗斯自身则通过大规模低价售卖国有资产强行转化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苏维埃帝国的垮台和苏联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萎缩，民主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显然取得了胜利。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西方模式，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富裕。毕竟，如果西方模式击败了其他挑战者，那么其他国家都理应加入它的经济与政治计划。

然而，一个更微妙的答案必须回到1944年去找，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当时一个新的国际架构正在形成，以确保美国霸权下经济的长久繁荣或至少确保美国人的开明自利。这一架构如今显示出严重的“下沉”迹象。

这或许完全不是“历史的终结”。西方领导的全球化正处于大麻烦之中。我们可能正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崩溃。随之发生的事情可能最终会导致大国的重新对抗，倒退回19世纪。然而，在短期内，世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因此，西方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 P.哈茨霍恩，《我看到了未来：林肯·斯蒂芬斯的一生》（I Have Seen the Future: A life of Lincoln Steffens），Counterpoint Press, Berkeley, 2011。

[2] “麦迪逊项目”，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2013。

[3] G.B.肖等人，《俄国的社会状况：近期游客的致敬》（Social conditions in Russia: Recent visitors’ tribute），《曼彻斯特卫报》给编辑的信，1933年3月2日。

[4] F.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自由出版社，纽约，1992年。

[5] F.福山，《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国家利益》，16（1989）。

[6] F.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腐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法拉·斯特劳斯&吉洛克斯出版社，纽约，2014年。

[7]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datablog/2015/jul/23/vladimir-putinsapproval-rating-at-record-levels.

[8] http://www.ned.org/remarks-by-president-george-w-bush-at-the-20thanniversary/.

[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nov/15/mohamed-morsi-deathsentence-overturned.

[10] 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易事。参见R.谢里夫（R. Cherif）和F.哈萨诺夫（F. Hasanor），《虎的跃进：马来西亚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The Leap of the Tiger: How Malaysia can escape from the middle income trap），IMF工作文件WP/15/131号，华盛顿特区，2015年6月。可在以下网址查看：https：///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5/wp15131.pdf。

[11] 希拉里·克林顿也会将其扼杀。

[12] J.达尔文（J. Darwin），《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艾伦莱恩出版社，伦敦，2007年。

[13] 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