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识经济学.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史蒂文·兰兹伯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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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识经济学.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试读：

饥饿和疲惫使我易怒、爱发脾气，食物和睡眠让我精神焕发。很奇怪，当我步入成年时，却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些道理。我对它们的认知，就像我知道亚伦·伯尔是美国第三任副总统那样，是通过某种死记硬背的方法知道的，而不是像我知道不要走进川流不息的车流那样，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它们并没有成为我的一种本能。

明智的言行是随着为人父母而得来的。你不可能身边带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却不知道一顿饭或者一阵小睡能缓解你自己的压力。通过观察我的孩子的一些反应，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这也有助于我更好地照顾我的孩子和我自己。父母=经济学教师

我的女儿凯莱，现在9岁了，她是我的掌上明珠。从婴儿时期开始，她就努力使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实用经济学原理上，而这一切都是从物质享受的重要性上开始的。从那时起，凯莱和我就开始互相教授经济学了。

我也以另一种身份教授经济学，那就是在一所大学当教授。教授和父母有许多共同点。一个好的教授，就像一个好的父母，一直在教育，在学习。最棒的情况就是，当学生超过自己时，他会感到喜悦。

如果你为人父母，那么同时，你就能成为经济学教师。经济学就是关于如何面对艰难的抉择的问题：挣钱与享受悠闲的关系问题，今天的挥霍与为明天储蓄的关系问题，发展新技术与开发已有技术潜力的关系问题，寻找更好的工作（或者更佳的配偶）与将就现在所拥有的关系问题。我要我的学生努力思考这些选择，我希望我的女儿也去努力思考这些选择。

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解决这些选择的问题，并不是只有唯一的最佳方案，任何事情都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对于你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对你的邻居来说，可能是错误的。经济学是关于宽容的科学。好的经济学教授会教育他的学生，其他人可以过一种和你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他们既不蠢，也不坏。而好的父母也会教他们的孩子同样的东西。

经济学不但培养人们的宽容，它还培养人们的同情心。经济学家的方法就是去仔细观察人们的行为，更好地了解人们的目的和困难。这种了解是所有同情心的基础。

我为新入校的大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级经济学研讨课。在第一堂课上，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人在逛百货商店时所用的手推车，比他们的父母在30年前使用的要大得多？他们给了我一些很不错的答案：现在的职业妇女不可能像她们的母亲那时一样，每星期上街购物；她们（或者她们的丈夫）出去采购的次数会很少，因此必须一次采购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些答案是：现在的职业妇女没法像她们的母亲过去那样，能给全家做晚饭，因此，现在主妇们就会一次买足够的食物回家，以便老人和孩子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吃饭问题；现在的家庭普遍更富裕了，每顿饭的食品种类比以前更加丰富了；现在的顾客比以前更有钱了，她们愿意为良好的购物环境付高价，如宽大的购物通道，以及宽大的手推车等；现在的居住面积比以前更大了，有了更多的储物空间；现在随处可见的自动柜员机意味着主妇们再不必担心她们不得不带大量的现金了，而在从前，不敢带大量的现金也是束缚她们购买力的因素之一。

如果条件允许，学生们会就彼此的答案展开辩论，而且都是非常富有洞察力的辩论。一个学生说，现在顾客购买商品数量的增长，是因为广告技巧获得了很大进步。另一个学生就会反对说，如果顾客收入已定，那么他购买某种商品数量的增长，必定会导致购买另一种商品数量的减少。

这个练习的目的不是去了解购物手推车的问题，而是去了解一种理解的艺术。要在这个游戏中取胜，学生们就必须对家庭中存在的问题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而这些家庭和他们自己的家庭又是完全不同的。让学生学会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经济学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学生个人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许多很好的题目可以用来练习。明年，我想我可以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夫妇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和只有一方有工作但有同样收入的家庭相比，存款数目反而要少得多？是因为夫妇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雇用了一个管家吗？是因为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相比，不太关心她们孩子的未来吗？还是因为职场妈妈为孩子们树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好榜样，因而不需要为孩子们留下一大笔遗产呢？

或者我还会问，在任何类型的文化中，男性自杀的可能性都比女性大许多。是因为女性会感到在继续抚养下一代方面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吗？或者是因为女性的寿命更长，因而当配偶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时，女性心中仍然抱有希望，仍然可以经受得住吗？

教师这个工作真的很像做父母。我的女儿有时候回家时心情沮丧，因为她认为在学校受到了轻视，这时，我就会帮助她，鼓励她去通过别的孩子的眼睛来看待、想象这些事情。这种想象是有一定技巧的。你可以先推测，然后考虑这个推测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再检查这个推测是否与全部证据一致，然后再仔细琢磨一下你的推测。这正是一个优秀经济学学生如何思考购物手推车问题的思路。经济学的家居语言

经济学并不仅仅涉及个人选择问题，它还研究社会选择问题：奖励积极性和公平晋级的关系，维护自由和保持秩序的关系，为最广大人群提供机会和向最弱势群体提供安全保护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可以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公平的？我的女儿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她的问题更加具体：她的零用钱是她应得的权利还是对她打扫房间的奖励？她是否有不理会父母建议的自由，比如冬天出门时只穿一件夹克？她和她的朋友可以选择一台她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或者都不讨厌的电视吗？每次当一个孩子哭闹说“这不公平”时，父母们就不得不面对某种经济上的公平问题了。

我能讲两种语言。在课堂上，我讲一种图表和方程式的语言；在家里，我就会讲一种梦境、幻想和抚慰的语言。在课堂上，我会以非常抽象的语言来讲述签订有强制力的合同的好处；在家里，我会具体地讨论当凯莱和朋友杰西卡在玩跳棋时，杰西卡为什么不喜欢她在棋局中间改变跳棋规则。在课堂上，我会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在声明财产所有权时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在家里，我会讨论一些特定的道德问题，比如在一个公共沙滩上，一个孩子声明一块地属于他时，产生的一些道德问题。能讲两种语言并不意味着你有双份的事情去讨论，而是仅仅意味着对同一件事，你必须讨论两次。

但是有些事很奇怪：有时，一些用课堂上的语言来说显得非常晦涩难懂的事情，用家居语言来说却显得非常简单、清楚；而有时倒过来也是一样。这也就是说，父母和经济学家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很多的事情。

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本书可以说是一个杂文集，关于各种基本人性问题，如公平、公正和责任等，这些是父母和经济学家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书还讨论了正确和谬误的准则问题，这些准则对每个父母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准则还必须让那些任性的孩子和刚愎自用的经济学家都明白和掌握。本书还讨论了理解的技巧问题。本书讲述了教授经济学的问题，用经济学的一些理念教会人们宽容、怜悯和理性的严密。本书还用经济学的方法来了解家庭，同时又用家庭结构来说明一些经济学问题。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很有想法的大学生会向一个教授提出挑战，而结论证明学生是正确的。对于一个有良心、有原则的教授来说，这是在课堂上所能拥有的最快乐的经历。如果父母鼓励在家庭成员之间自由交流思想，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机会体会到同样的快乐。对于那些固执己见的作者来说，如果他们的读者非常关注他们的作品，并跟他们进行非常活跃的交流，那么他们也能体会到这种快乐。本书中的论点都是经过长时间仔细思考的结果，起码对我来说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错了，请大家本着前面提到的课堂上的精神和家庭晚饭桌上的态度，务必告诉我。第2章游戏场上的经济课哪个父母会接受这样的理由呢？“是的，我偷了饼干，但是我知道另一个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偷窃能治自私症吗？

我有幸有一个只有5岁却非常早熟的孩子。在看电视时，她一听说比尔·克林顿宣布要增加所得税，立刻大哭起来。再没有比我更感到骄傲的父亲了！

这一揽子税收措施，和往常一样，是用花言巧语包装起来的：“富人们得到的太多，而穷人们得到的太少。”“他们可以说是‘物超所值’。”“只有这样才公平。”等等，冗长乏味。

事实上这些是政客们编出的花言巧语。我推断，是因为有些选民需要这种论调。也许这会使这类选民减轻一些愧疚感，因为他们从来是靠别人的辛勤劳作过活的。欺骗大家，让大家认为别人是应当被剥削的，总比承认自己贪得无厌要好得多。

虽然，这里的关键词是“欺骗”，但是事实上，没人相信“收入再分配”这种骗人的鬼话。你可以用这种花言巧语在一定时间里去愚弄一些人，而且让他们心甘情愿被愚弄。但是，没人会永远相信这些鬼话，而且，没人在内心深处会相信这些鬼话，哪怕只是暂时相信，甚至产生将信将疑的感觉的人都没有。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女儿，我常常带我的女儿去游乐场，在那里，我听到了别的父母告诉他们孩子的东西。在我无数的经历中，我就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父母会对他们的孩子说，别的孩子的玩具比你多，你可以去抢过来玩。我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父母会告诉孩子，如果一个小孩的玩具比别人的都多，那么其他孩子就可以成立一个“政府”，通过投票，把那个孩子的玩具抢走。

当然，我鼓励分享，当我们的孩子过分自私时，我们也会尽力让他们感到羞愧；但是同时，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另外一个孩子很自私，你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但绝不能是暴力抢夺。你可以笼络，可以交换，可以与之绝交，但是你绝不能偷窃；而且，即便是一个合法政府，也绝没有这样的道义权力去替你偷窃。也没有任何的立宪会议、民主程序或者任何类型的机构可以创造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拥有这样的道义权力，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

不论我们如何用其他方法来找托词，这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政治家和时事评论员要靠怂恿这类毫无根据的权力和托词来谋生，但是，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讨论问题时，这些托词就都消失了，因为没有哪个大人会在游戏场里辨不清是非曲直。

我们教孩子的东西展示了一些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政客或者时事评论员的真正信仰，不要去听他的演说或者看他的评论文章，要去听听他给他的孩子提出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政客的行为的善恶，要问问他的家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大人们总搞“双重标准”

几年前，我带我的女儿凯莱和她的朋友阿利克斯一起去吃晚饭，她们那时应该已经6岁了。在要饭后甜点时，我让她们选择：要么现在吃冰激凌，要么饭后吃泡泡糖。阿利克斯选择了冰激凌，凯莱选择了泡泡糖（给年轻父母的省钱窍门：从很早的时候就告诉你的孩子，泡泡糖是一种饭后甜点）。

阿利克斯吃完冰激凌后，我们出去买凯莱的泡泡糖。凯莱有了泡泡糖后，阿利克斯却什么也没有了，然后阿利克斯就开始号啕大哭。对于任何旁观者（大人）来说，很清楚，阿利克斯没有任何道理。她已经有了和凯莱一样的选择权，而且已经提前享受了她的权利。

这个问题同样也会在大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保罗和彼得在年轻时都拥有同样的机遇。保罗选择了过一种安逸的生活，每周工作40小时，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彼得选择了投入他的全部青春年华去建立一个新企业，整天忙得连轴转，收入也很没有保证。到了中年，彼得变得非常富有，而保罗则不然。于是保罗开始诅咒、攻击这个制造了不平等的制度。

我不想争论彼得的选择是否比保罗的选择从内在上更让人钦佩，我也不想争论泡泡糖的味道是否比冰激凌的味道更香甜。但是我想讨论一下保罗的选择，他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很好的测试就是去看看一个大人是否会严肃对待一场小学生之间的争论。保罗的牢骚说明他没有通过这个测试。

源于选择的收入和单纯源于机遇的收入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再来看看你是如何对你的孩子说的吧！如果你曾经给孩子分过蛋糕，你就会听到这种口头禅：“分得不公平，我的蛋糕小！”如果那时你很有耐心，你就会向孩子解释说，如果一个孩子安心享用他自己的蛋糕，而不是去考虑他妹妹盘子里的蛋糕是否比他自己的大，那么他就会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幸福，而那些总是想去比较，结果却往往被搞得心烦意乱的孩子，得到的幸福就会少得多。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得幸福，所以我们就应该告诉孩子，如果有人给你一块蛋糕，你就安心去享用；如果别的孩子的蛋糕比你的大，你就应该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得到的蛋糕比你得到的小。如果下次你的同事得到了一次意外升迁，你就应该记起这堂人生课。

大人们对自己的标准和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标准之间往往是不一致的，但是，大人们在财务方面却很少这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里，公共广播公司每年会从你的口袋里掏去5美元来资助像国内公用无线电台这样的项目。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的说客（全都是大人）却企图通过指责其他“大户”来掩盖这种小型的掠夺行为。而这种“大户”就是像海军这样的部门，它们每年都要花比国内公用无线电台多十几倍的资金来采购武器。

也许这些说客把他们的说服目标仅仅定位在了那些无儿无女的选民身上。哪个父母会接受这样的理由呢？“是的，我偷了饼干，但是我知道另一个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

所有的父母在碰到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时，都可以认清其本质。相比较而言，选民却总会“认购”这种貌似有理的辩论。但是，很矛盾的是，父母和选民往往是同一人。我相信，这个矛盾的根源是：我们往往会更费心地去思考在何时、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教我们的孩子，但是在选择规范议员行为的方法和时机问题上，我们投入的心思却要少得多，这一现象可以说是非常明显。我的建议是：省些脑子吧！你应该认识到，你不必把孩子和议员的问题分开来思考。一个好的经验和方法是，如果你们的孩子因为某事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你们的议员也没有权力逃避惩罚！

几乎每个美国的经济学家都为帕特·布坎南的保护主义复兴理论而感到震惊，我的女儿凯莱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不像经济学家们那样，凯莱感到震惊的理由非常合理。第3章我女儿才是国际贸易专家当凯莱长大到可以读懂这些标语时，她也懂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有人想让你去关注你的贸易伙伴的种族、宗教、性别或国籍等问题，那么这些人就不是好人。粮食变汽车？

经济学家们认为，贸易是繁荣的动力。从这一点，他们演绎出（非常正确地）：一个拒绝贸易的国家，就是一个拒绝繁荣的国家。他们引用的研究成果表明（也很正确）：如果通过关税或者进口配额来保护一个年薪5万美元的美国汽车工人的工作，那么，整体汽车消费者就会因为价格上升而每年多付15万美元。他们认为（再次是正确的）：自由贸易，就像技术进步一样，会使某些工人失去工作，但是，在平均水平上，一定会增加美国的财富。

这些正是我在大学教室里进行的一些讨论。我最喜欢的一种教学工具是一个故事，是根据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詹姆斯·英格拉姆讲的一些故事的情节虚构而来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企业家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可以把粮食变成汽车。他在海边建了一个工厂，对工厂内部的情况严格保密，然后开始着手生产。

当消费者得知这种新型汽车比底特律生产的任何车型的性能都更优良、价格更便宜时，大家都震惊了。中西部的农民也被吓坏了，因为这个工厂给他们下了巨额的粮食订单，要买下大量的粮食填进他们那个神秘的机器里。而其他汽车厂的工人，由于受到的是旧式的培训，所以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了深深的担忧；与此同时，这项技术的进步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总的来说是件好事，尽管它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痛苦。

一天，一位好事的记者设法找到了这个工厂里一个心怀不满的工人，这个工人最终揭开了这个工厂的惊人的秘密：这个巨大的工厂的里面其实是空的，工厂的后面直接通向一个装卸码头，粮食从前门运进来，从后门运出去，然后运到国外去换汽车！

这个令人震惊的新闻一下子把这个企业家从一个众人瞩目的英雄，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趁着公众的愤怒，帕特·布坎南的理论迅速得到了白宫的认同。自然，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说，便宜汽车是个好东西，不论我们是通过技术进步还是国际贸易来得到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好东西，是等价的。阻断贸易就好比关闭了许多最有效率的工厂。要支持帕特·布坎南的理论，你就不得不无视这种重要的“等价”的存在。这种有意识的“视而不见”，是不可能得到繁荣的。

这也就是我告诉我学生的东西。但是，对我的女儿，我没有这么说。跟我的学生不一样，凯莱需要我来进行道德指引。没错，我可以告诉她，贸易是如何让我们的家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9岁的孩子常常特别以自我为中心，因此，需要鼓励他们去关心别人，关心那些需要友善的鼓励和支持的人。因此，我没有告诉凯莱在经销商那里买汽车时，省下一笔钱对我们家来说有多棒，而是跟她谈正确与谬误的区别。“校园市场”的交易原则

凯莱已经知道了许多是与非的东西。她在校园市场上，可是个活跃的交易者，在那里，她常常与人交换贴花纸、卡片和奶瓶盖。有时，凯莱想和她的同班同学梅丽莎进行交易，但是梅丽莎却更喜欢和另外一个班的珍尼弗进行交易。凯莱非常失望，但是她也明白，她不能强求梅丽莎与自己交易。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强求是不对的。

凯莱非常正直，她甚至从来没想过让老师介入，以禁止梅丽莎和“外商”进行交易。她认为，只有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才会采取这种策略。

布坎南把美国的国会当作了一个“国师”，在“校园”里维持秩序，确保所有的“孩子”都按照“谁是老师的宠儿”的标准玩游戏。我的女儿认为这种方法很恶心。她是对的。

贸易保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剥夺了个体的一项基本人权：选择自己的贸易伙伴的自由，例如，以任何价格、从任何愿意交易的商家那里购买任何类型的汽车。

但是，说贸易保护主义是错误的，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我的女儿懂，而帕特·布坎南却不懂，而且它正是何谓一个正派人的核心。我的女儿知道，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有追求成功的平等权利，它不因某人“生错了地方”而改变，因为那条边界本来就是想象出来的。对我的女儿来说，她从来不会对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多关心一些，而对东京或者墨西哥的汽车工人少关心一些。

有人说要保全一个美国工人的工作，就要花费美国消费者多少多少钱，这都是胡说八道，把它们都忘掉吧！即使布坎南是正确的，即使他有某种神奇的方案，可以让美国消费者以零成本保全美国工人的工作，但他的观点仍然是不得人心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假定美国工人比外国工人更值得保护。这世上会有什么样的道德基础可以支持他这种对人类进行的丑恶分类呢？

布坎南常常受到谴责，说他是种族主义者；我也时不时地想，他常常因那种种族主义的划分，而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谴责，并吃尽了苦头。但是这里面也有劝善惩恶的意味，因为他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民族主义几乎和种族主义一样可恶，而且行为方式简直就是一样的！鼓励人们买“美国货”，和鼓励人们买“白人货”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应该去关心他人。我们应该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应该去关心那些陌生人。但是，如果这个陌生人碰巧是美国人，我们的关心就多一点儿，如果他碰巧是日本人或者墨西哥人，我们的关心就少一点儿，这是一个人最自私、最执迷不悟的本性表现。上帝保佑，我的9岁的女儿不是这样，她对“关心”理解得更好。

很早以前，也就是1992年竞选年的上半年，我的女儿凯莱，那时也就是5岁左右，已经明白一些政治了。那一年，每个主要的候选人都想扩大政府的规模和权限。在职的乔治·布什在刚刚结束的4年总统任期内，大肆进行了联邦政府的扩张。民主党的领头羊比尔·克林顿承诺要将卫生保健事业国有化。布什的主要竞争对手帕特·布坎南试图关闭边境。克林顿的主要竞争对手保罗·桑格斯主张的工业政策纲领就好像是由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构思出来的一样！顺便说一句，我是认真的：参议员保罗·桑格斯在早期的胜利，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与完全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最近的一次遭遇，一直持续到下半年罗斯·佩罗特的出现！那可真是让人后怕的一年！

凯莱敏锐地感觉到，她的父母没有找到多少合适的选择，于是，她很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一天晚上，她让我坐下，让我给她解释这个问题。我尽力用最适合一个5岁孩子的语言进行总结概括，尽全力忠实保留那些候选人的言论的精神实质。例如，在解释布坎南的贸易政策时，我对凯莱说，布坎南没有考虑到，应该让人们自己选择买什么样的车。

她出去想了几分钟，然后回来宣布，她已经做出决定，她要支持布坎南。她的解释是：“我不关心我们买什么样的车。”

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解释比较优势理论，尤其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当我们购车的选择余地越小，车价就会越高，这样，我们的钱也就所剩不多了，无法去买一些其他的、对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更重要的东西了。但是，这样做除了毫无用处之外，还使我们做父母的有逃避责任之嫌，逃避引导凯莱的道德发展方向的责任。我没有刻意指出一些人的确在意买什么样的车，而是告诉她，我们应该像关心自己的自由一样，去关心他人的自由。

我想，在那一时刻，我的女儿已经成为一名国际贸易的专家了。她了解到了问题的要点，在她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对基本道德问题的永久的、清晰的理解，而这些基本的道德问题，是许多经济学教授常常不愿意面对的。

我们这些以教书为生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你也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一个非常难懂的概念，但是，当你向你的学生解释了这个概念之后，你似乎就完全明白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知道一个现象：你也许永远无法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当你把它解释给一个孩子听后，你自己似乎也就理解了。有一门学科叫“福利经济学”，它就是利用数学工具，根据各种不同的道德标准，来分析政策选择。我相信，这些工具，对于任何真正想对那些非常微妙的经济公正问题进行严肃思考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工具也会被用来制造一种非常难以捉摸的假象，而事实上，问题中所蕴涵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应该打破这种假象，而与一个孩子进行讨论是打破这种假象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你不可能在一个学龄前儿童面前炫耀你的技术和技巧。你必须踏踏实实地讲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我们应该关心他人的权利。问题的确就这么简单。家庭“抵制沃尔玛”运动

凯莱和我都尽量不在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买东西，但也并不是总能做到，因为有时，我们非常想买的一个东西，除了沃尔玛，其他地方很难找到！但是，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尽量在其他商店买东西。

这是一种对沃尔玛大肆张扬的经营方针的刻意的抵抗。店里的每个过道上都张贴着各种标语，极力吹嘘店家正在不懈地努力：不卖进口商品。但是标语上也承认，沃尔玛也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的。有时，沃尔玛急需的商品，除了进口，国内很难找到。但是，只要有可能，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更愿意提倡：“买美国货，你也可以做到。”

当凯莱长大到可以读懂这些标语时，她也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有人想让你去关注你的贸易伙伴的种族、宗教、性别或国籍等问题，那么这些人就不是好人。甚至是沃尔玛的经理们，在孩提时代也懂得这样的道理。不愿意这么想的大人们，不得不去求助于一些非常极端的诡辩，但这些诡辩，小学生们根本就不爱听。

这种诡辩论俯拾即是。如果不是的话，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恐怕就要关张了，而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黛安·范恩斯坦也就要下台了。范恩斯坦参议员反对“残酷地、毫无人道地”削减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救济金，但是，她却支持严格边境管理，在第一道关卡阻止非法移民入境。也只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诡辩师才可以解释这种毫不掩饰的虚伪。对参议员范恩斯坦来说，她要么是关心墨西哥人，要么就是漠视他们。如果她毫不关心他们，那她所说的“毫无人道”又如何解释呢？如果她确实关心墨西哥人，那她又该如何解释自己说的“把那些墨西哥人关在墨西哥”呢？

就像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的管理层一样，这个参议员像赞成某种异乎寻常的观点：对于那些碰巧住在美国的外国人，我们可以关心得多一些，而对于所有碰巧住在其他地方的外国人，我们就可以关心得少一些，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强迫这些外国人待在那条想象中的边界线的另一边，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必管他们的福利问题了。我实在无法想象会有怎样的道德准则来证明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但是，很显然，参议员范恩斯坦的动机根本不是任何道德准则；她的唯一目的就是增加那些加利福尼亚人（大部分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物质利益，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他们已经得到了许多特别的好运气。她的观点是，那些加利福尼亚人可以享受住在他们旁边的墨西哥裔邻居的卫生和教育福利的溢出效果，但是可以理所当然地忽视就住在往南几百公里的墨西哥人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问题。

如果说参议员范恩斯坦是个原则性很强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她应该赞成让人们选择他们的居住地。如果说她是个很有原则的平等主义者，那么她对那些已经来到美国、相对富裕的墨西哥人的无比关心，和她对那些还困在边境另一边的贫穷的墨西哥人的漠不关心相比，绝对是非常不平等了，而这些墨西哥人在移民美国之前，原本就是邻居。因此，我们只能说她根本就毫无原则性可言，这样才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谬论：要求人们给富裕的少数人提供更多帮助的同时，给贫穷的多数人提供更少的帮助。

因此，可以说，参议员范恩斯坦在为她的选民服务时，是根本不考虑任何是非曲直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对政客们的所有指望了（而且，这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使我们尽可能地、随时随地限制所有政客的权力）。而她总提到的某些人的“残酷”和“没有人性”都说明，她非常重视给自己的行为释放烟幕弹，而她所说的“那些人”都是些不赞成她的提议的人。我敢打赌她已经释放这样的烟幕弹了。如果在这篇文章中，给参议员范恩斯坦提供和我一样的发挥篇幅，毫无疑问，她一定会捏造一些浅薄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摆弄她那些自相矛盾的观点。但是我想我的女儿可不会买她的账。

现在，继续把你的观点和你的孩子交流一下。向他们解释说，有一个美国参议员认为，碰巧住在美国且相对富裕一些的外国人，应该得到一些额外的利益，而碰巧住在墨西哥且相对贫穷一些的外国人，就应该被抛诸脑后。在经济学课堂上，我们可以非常严肃认真地讨论这些议题，因为我们忽略了它彻头彻尾的荒谬性。给孩子解释这些的好处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理解，你必须去掉那些冗长的空话，而且必须把那些隐晦的假设解释得非常清楚。“这不是美国！”

在教科书中，自由移民的案例和自由贸易的案例非常相像：我们为所有的美国人计算成本和利润，认为收入必须超过成本。在自由移民的案例中，成本是由美国工人来承担的（他们因为工资下降而受到了损失），而利润则由美国的资本家获得了（他们从工人的工资下降中获利）。任何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学生，都会在一个图表中用面积来表现成本和利润，并且运用一些最基本的几何学，就可以计算出代表利润的面积要比代表成本的面积大。

在这个几何学中隐藏的内情是这样的：当一个工人少挣一美元，资本家必定会多挣一美元。就此范围来说，利润和成本恰好是平衡的。但是，资本家可以享受一部分额外的利润：工资成本的下降，使他们可以从扩大经营规模中再次获利！因此，资本家得到的，要远远超过工人所失去的。

如果你认为这种成本—利润分析可以作为一种合理的政策指引（而且，如果你要相信这种教科书上的分析已经包含了所有相关的成本和利润项目），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自由移民的论点。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都坚信成本—利润分析都跟政策有关，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一些经过证明的关于这些相关性的论据。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些论据部分迎合了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始终如一地遵循成本—利润分析，那么大多数美国人，最终将所得多于所失）；这些论据还迎合了一部分道德准则（成本—利润分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成本就是成本，不管由谁来负担它）。

迎合利己主义我可以理解，但是迎合一些道德准则就是胡说八道了。但是事实上，这种独特的成本—利润分析，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对所有的美国人是公平的，但是完全忽视了那些目前还不是美国人，却希望成为美国人的人群的利益。

碰巧的是，承认那些外国人是“人”只会加强这个辩论的结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找不同的借口没有任何坏处。这些借口可能有某种说服力，因为尽管我们极力地忽视开放边境对许多人显然十分有益这一点，但我们却仍然得出开放边境是一件好事的结论！这就好像下国际象棋时你让了对手一个“后”，而最终你还是赢了这局棋一样。

凑巧的是，经济学界还存在一种观点，是说新到的移民的收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他们就会将美国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下压到墨西哥的水平，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将会一无所得。因此，我们正在“忽略”的那些收益，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再者，从这个分析看来，对这些人群忽略不计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

但是，在这个论点中，有一点很让人费解，那就是它假设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毫无区别的。但是，有的墨西哥人会有一些特殊的技能或者机遇，这使他们可以在美国发家致富，即便他们在美国碰到的条件和墨西哥的一样！另一种类似的假设，即假设所有的美国工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当工资水平已经降到一个特定的水平时，在职的和失业的美国人都很满意，因此，没有任何美国人会因为外国人的竞争而失业，从而受到伤害。

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在课堂上反复研讨的东西，在课堂上，我欢迎任何形式的辩论。这种辩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这些一个孩子都无法真正领会（有时也可以说是某些大人的想法）。民谣虽然天真质朴，但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获取真正的智慧的来源并非民谣。我们的要求不能太高了。

我的意思是，要想严肃认真地洞察像贸易和移民这样的问题，必须要由有思想的成年人来完成。但是，有时候通过和一个孩子对话，一个成年人的思想可以变得更加深刻。正反方意见都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告诉一个10岁的孩子，为什么你不愿去关心那些遥远的墨西哥人的问题。在凯莱3岁的时候，一天，她蜷在我的怀里看动画片《老鼠也移民》（An American Tail），故事讲老鼠克维兹一家从老猫的压迫中逃了出来，跨过大海逃往一个梦想中的自由国度。当自由女神像如预计般隐约出现在远方时，凯莱不由得抓紧了我的手。当老鼠克维兹一家上岸后，凯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灾难很快降临了。老鼠克维兹被强迫去一个血汗工厂劳作，终日被拴在一台缝纫机旁。凯莱起初被吓坏了，然后便是愤怒，她把小手按在小屁股上，大声宣布：“这不是美国！”

当然，她是对的。那不是美国，最多只是美国的一小块儿，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一小块儿。凯莱不知道克维兹的孩子们将拥有他们自己的裁缝店，他的孙子们将要或者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或者去治病救人，或者去扩展人们的知识领域。她不知道美国将对老鼠克维兹一家信守它许下的诺言，将加倍地回报他们。她只知道她想让克维兹幸福。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这也不错。

那个标志着克维兹一家获得自由的自由女神像上写着：送给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饱经风霜的人们一起送给我。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

我不知道凯莱对这些诗能看懂多少，但是我知道，她理解了诗中的情感。第4章为什么非听权威的？如果说我们服从警察的指挥是因为警察有使用暴力的特权，那么，为什么警察会服从比尔·克林顿和特伦特·洛特的指挥呢？要图书馆，不要数字

当我的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对于成年人观点上的差异，她要远比一般6岁的孩子知道得多。她的老师，不论是那时的，还是现在的，都赞赏她那种利用图书馆的好习惯；凯莱很早就知道她的父亲不喜欢图书馆，并不认为任何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就是一本值得拥有、值得认同的书。她的老师教她辨认星座，但是星星的位置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凯莱知道，按照她父亲的观点，最无趣的事情，就是面对一个现实存在，你却无法用理论去阐明。我的用意是想唤起她对某些细微差异的注意，并且帮助她避免陷入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某个大人的理论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她必须掌握这种理论。

在当今社会，有两件事神圣不可侵犯：环保主义和反毒品战争。而我们的教师在这两件事上很容易上当受骗，进而影响我们的孩子。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或者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对权威的不敬，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护工具，使他们免受那些教师的影响。反毒品宣传从小学教育早期就开始了，而环保宣传开始得更早。在凯莱只有4岁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一个幼儿园老师的简单的影响，她是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这个老师反复地给这些孩子灌输这样的口号——“享受特权的同时，应该承担义务”，或者是一些精心编制的话语——“因为我们拥有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权利，所以我们就有义务去保护她。”

这样一来，《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的观念——在这个星球上，生命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教室里，被一种《互存宣言》（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取代了，而且被认为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论断，即我们的权利是受到许多相互之间承担的义务的限制的（或者说，取决于你的种类，是一种所有生物之间的义务，无论大小；或者说是一种宇宙万物之间的义务），权利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权利，而仅仅是特权，是可以被环保主义者的上帝随意给予或者剥夺的。那么，什么样的高级教士可以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那些上帝的意志呢？当然，是那些教师。

这些环保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要求孩子们放弃所有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本质的独立思考，而去盲从于他们老师的价值判断。

对于一个教师而言，以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来谈论环境问题很简单。而这正是灌输一种关键思想的诱饵。例如，我相信我的孩子已经够大了，可以理智地思考一些问题了，如在她刷牙时，是否该开着水龙头。当她让水流入下水道后，别人就不能用这些水了。而用水的价值，用水价就可以很好地度量出来。凯莱现在9岁了，只要借助一些诱导性的提问，她就可以估算出刷一次牙要用多少水、这些水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是否足够来平衡把水龙头拧来拧去所费的工夫。这是一种很好的练习，练习预算和计算。这也是一种让她发现市场的真正奇迹的好办法。只要凯莱关心她自己家的水费账单，她就会“自动”计算他人的利益，别人也许需要用这些水。

但是凯莱的老师不想让她对这些问题进行清晰的思考，也许是害怕清晰地思考会成为一种习惯，而习惯进行清晰思考的人是不愿意做一个盲从者的。相反，那些老师高高在上地宣称，因为水对别人来说是宝贵的，因此我们就应该格外地节约使用。对一个好奇的孩子来说，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哪种宝贵资源我们有义务去格外地节约？如果一个孩子的好奇心很强，观察力敏锐，他就会很快意识到，老师想要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的宝贵资源”。例如，老师们就很少提到“因为住房供应对许多人来说非常宝贵，那么我们就应该少建一些学校”，他们更不会提“因为在产业界熟练工人非常宝贵，因此我们应该减少教师的数量”。

那么，行事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通用规则强迫我们去保护水资源而不去保护我们投入教育领域的资源呢？事实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行事的模式，而那些通用规则其实也很简单：只有老师可以告诉你什么资源应该得到保护。因此，所有的一切就不是关于刷牙和水的问题，而是关于权威的问题。

老师所教的这些东西会被一遍遍地重复、加强。他们教我的女儿把她的纸杯洗干净，重新利用，这样，她就不会浪费纸张了。但是从来没人教她把那些纸杯扔掉，这样她就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了。是谁决定了做纸杯的纸比她的时间和精力更珍贵呢？她的老师。根据是什么呢？除了老师是永远正确的之外，什么根据也没有。

我希望老师们可以这样处理水杯这个问题：给每个学生一小笔现金（或者游戏币），用来在这一学年中买纸杯或者其他小玩意儿。把杯子洗干净重新用的学生就会省下更多的钱来买珠子或者弹球。而那些宁愿每天买一个新纸杯的学生就可以提前30秒钟去休息，而此时，他们那些节俭的同学正在排着队洗杯子。

这一制度可以作为一个素材，在课堂上进行一次关于两种策略的生动辩论。孩子们将不得不开始思考关于贸易的问题。最佳的结果是，他们甚至可能发现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即最佳策略是不存在的，因为有的学生更关心弹球，有的学生会更关心娱乐时间，而这些都无可厚非。某种关于如何分配个人有限资源的争执，不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但是，老师们教授的却是完全错误的东西，即只有唯一一种正确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不能通过任何类似的理由、推理得出的。老师们这样做，部分是因为这样可以加强他们自己的权威，部分是因为对于一些不愿意用脑的老师来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要比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逻辑思考容易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中学生可以正确地告诉你亚马逊雨林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消失，却绝对没有任何的思维框架，去思考雨林是消失得太快了，还是不够快。对一个老师来说，往往是在黑板上写一个数字（雨林正在以每年多少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然后让学生去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是用某种理论去阐明，这样做当然非常简单。而引导学生去进行一些理智的思考，思考一下那块土地的其他用途，以及如何衡量、比较各种不同用途等这一类难题，对于老师们来说，恐怕就要麻烦得多了。正因为这么做要吃力得多，所以大多数老师就不会去自找麻烦了。

在我的女儿刚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是关于19世纪的拓荒者们如何在俄亥俄州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的。听完故事后，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些树可以制造氧气吗？”我告诉她，人们需要氧气，但同时人们也需要食物。可是这些话没有让她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她来说，森林天生就比农田重要，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最佳平衡的概念和她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格格不入！当然，每个9岁的孩子都有一些具有他们自身特点的错误观点，而凯莱也许是她们班唯一一个有这种观点的学生。因此，我不会完全责怪她的老师。但是，凯莱的这种错误观念，的确是在课堂上被经常性地、不适当地强化了。关于教育孩子应对风险

除了环保主义之外，我还需要定期地对凯莱在另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反灌输，那就是她对毒品的态度。她的老师告诉她，在这个方面，不值得去冒任何、哪怕是最小的风险去对它进行试验、认知，去单纯地体验它的快乐。这是非常不符合经济学的。我希望我的青春少女永远不要像她老师期望的那样，害怕生活中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凯莱在上二年级之前，是感恩而死乐队的歌迷（在杰丽·加西亚去世的前一年，这些都结束了）。曾经有整整一年，她都央求我带她去听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我现在非常后悔，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抽时间去听那个演唱会。一次，我逗她说：“如果你想去听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你就必须吸食很多毒品。”凯莱手叉着腰，以一种让我局促不安的眼光严厉地盯着我说：“爸爸！感恩而死乐队不会让你去吸毒的！”

也许这是一种天真烂漫，也许这是某种信条被大量灌输的结果，即好人从来不吸毒。但是我明确地告诉凯莱，她的父亲每天喝大量的咖啡，而咖啡因就是一种毒品。我还告诉她，还有许多药品比咖啡因更危险，有些甚至可以杀了你。但是后来我又告诉她，虽然有许多东西可以杀了你，但它们并不都是坏东西。

我怀疑父母们都在有系统地鼓励孩子对事物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原因如下：当孩子进行冒险行动时，父母们要分担的成本比收益要多得多。如果我的女儿爬到一个悬崖边，摔了下去，对我，对她，这都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果她爬到悬崖边，感到非常刺激，对她来说，就是一次异常辉煌的经历，而对于我来说，就远非这种感觉了。也就是说，在衡量了成本和收益后，也许她爬悬崖的次数比我希望的要多得多。这里就存在一个毒品政策的道德问题了。

希拉里·克林顿认为，需要全村的人（夸张点说，甚至需要一个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来养一个孩子。共和党人于是嘲笑说，根本不需要全村的人，只要一个传统的家庭就可以养活一个孩子。他们还批评克林顿政府在让孩子远离毒品方面几乎毫无建树。显然，那些共和党人认为养孩子不需要整个村庄的努力，而只需要一个警察国家。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关于毒品的教育是由父母来进行的，而不是政府。无论如何，我希望他们可以放过我的孩子。教育孩子关于风险的知识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告诉孩子，对于那些风险，只有唯一正确的反应的话，那就不同了，这种做法会更加有害。教师权威vs政府权威

这使我们想到了老师的权威和政府的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考虑一下这种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掌握一些人尽皆知的事实。

第一，各大学都在淘汰大量成绩不良的学生。根据标准的智能测验，按平均水平来说，大学毕业生要远比大学新生聪明。事实上，有三分之二的大学毕业生在他们还是大学新生的时候，就都排在班里的前列（根据标准智能测验）。另一方面，那些进入教育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智力水平却恰恰和大学新生一样！在那些当了老师的学生中，只有一半的人在还是新生的时候，名列班级前列。好像这种淘汰的过程完全绕过了那些主修教育的学生。

那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那些老师都不是智力天才。那么，教学的水平也许就跟这个有些关系了。这下面还有更悲观的论断。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翰·洛特教授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的支出（以及大众传媒的支出）肯定和国家的极权主义程度有关（即总的来说，一个国家极权主义越盛行，该国在公共教育上的支出就越多）。相反，像公共卫生以及其他一些宣传价值不明显的公共服务事业，其支出水平和极权主义程度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也就是说，公共教育在服务于一项令人憎恶的事情。

你也许会争辩说，极权统治者试图控制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它在公共教育方面的巨额支出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极权统治者会同时许诺在公共卫生方面也进行大量投入吗？当你意识到这纯粹是种骗人的鬼话时，上面那种理论就立刻站不住脚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公共教育呢？因为让大众受教育是有益处的，而且，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私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撑教育事业。但是，这种理论只是为了换得政府的津贴或者是担保，而不是由政府来经营学校的真正原因。政府办教育的真正原因是，它可以控制教学的内容。我希望这些会让人们感到一些不安。还是“警察好人，歹徒坏人”吗？

孩子在学校学了许多东西，我不可能和它们一一做斗争，因此，我开始给她慢慢灌输一种健康的、全面的怀疑精神。有时，凯莱和我会进行一些小型的讨论，是关于老师们常常犯错的问题。当我鼓励我的女儿抵制老师的权威时，我同时也是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她进行经济学教育。第一，我鼓励她尽量抵制她的老师强加给她的那些林林总总的错误经济学知识，例如在环保和毒品领域的一些错误知识。第二，我一直在直接强化一个经济学上的中心教义：权威，常常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希望继续宣传我的这种想法，但是，我希望你先允许我说些跑题的事。我想说的是，成人对权威的服从程度，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一般情况下，美国议会535个议员投票通过一项法案，2.6亿美国民众会选择服从这项法案。为什么会这样？那些议员们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吗？

天真的答案是，我们服从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枪，但这并不是正确的答案。枪是军队和警察的，不是议会的。如果说我们服从警察的指挥是因为警察有使用暴力的特权，那么，为什么警察会服从比尔·克林顿和特伦特·洛特的指挥呢？

这是一个孩子可能会问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大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据说只有三四个人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我最熟悉的，就是我的同事詹姆斯·卡恩。当然，当我说卡恩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之一时，我所用的“思考”这个词的意思，在社会学范畴是指“构筑一个经济学的模型”。

卡恩的做法是，先假定有一定数量的人，他们必须从进行生产性劳动和相互偷窃之间，选择一种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窃贼的活动阻碍了生产性活动，因此他们就无法解决这样的事实：一个窃贼的行为会对其他窃贼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每个窃贼都愿意限制自己的偷窃行为来换取其他窃贼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与此同时，生产者也在安全保卫方面配置了一定的资源，但是，他们也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由于他们的保护行为，阻止了人们犯罪，这也就相当于给他们的邻居带来了利益。于是，每个生产者都愿意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来换取其他生产者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因此，就有了许多互利的协议，如果得以施行，其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罪犯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垄断的犯罪辛迪加，防止其成员过度剥削生产部门，也许效果会很好。卡恩设想了一个强力机制，可以把武器从分散的罪犯团伙手中转移到中央辛迪加的控制下，这样，就可以通过强制执行一个协议，即每个窃贼的偷盗数量不得超过一个额度，以提高社会产出。

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是第一次尝试进行一种严肃认真的思考，思考人类社会是如何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演化到具有公认的权威人物、有组织的等级社会的，这种思考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是，这种模式太抽象、太程式化了，没有抓住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细节问题。例如，它就未能预知这个中央犯罪辛迪加将由两个议院组成，其中有535名议员。将来研究工作的一个课题，就是创建一种非常具体的模式。

对将来的研究工作来说，一个更容易取得成果、更重要的课题，就是研究当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垄断辛迪加与一个垄断者相互对立时，与这个垄断者时常面临一个偏激的竞争对手的威胁相比，哪个更可取。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财产不得不被窃贼团伙掠夺，你是宁愿由一个懂得孰轻孰重的团伙来掠夺呢，还是宁愿由几个由于地盘争斗而分散了部分注意力的团伙来掠夺呢？卡恩现在的模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我还没有发现有其他的模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这些在现实中的意义就是，当司法部调查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时，我不太清楚该支持哪一方。城市暴力团伙是非常可怕的，而警察也一样，在敲诈勒索方面，他们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坏。但是我的的确确知道，有一个问题值得担心，那就是枪支控制。我所见过的最棒的一个反对枪支控制的论点，是写在一个汽车的保险杠上的：“如果我们持枪被宣布违法，那么，就只有警察有枪了。”

我女儿的老师认为，没有必要深入思考社会问题。老师只是教她，警察是好人，歹徒是坏人。这原本是一个讨论的结论，但是这个讨论压根儿就没有进行过。老师们常常是根本不承认这种讨论的重要性，而是直接得出结论。

其实，这是一堂经济学课的内容，因为事物并不总是它们看上去的那样，所以，如果缺乏有条理的假设，且没有严密的推理，那么，就不能直接得出结论。因此，我一边鼓励女儿抵制老师的偏见，一边想，我要在经济学方面给女儿一个良好的开端。纽约市长的“盗窃案”

我还记得我的小学一年级老师，她在听了约翰·F·肯尼迪的讲话后，非常激动。当时，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鞭策他的民众说：“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小心提防散布于老师和其他舆论领导者之间的那些亲政府的偏颇论调。让我来给你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论调的流传有多么广泛。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来自前参议员保罗·桑格斯（他曾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初选胜利，几乎断送了比尔·克林顿的白宫之路），这个论调他表述得最清楚。他反对死刑，除非受害人是个“社会代表”，如一个政治候选人，或者是一个警察。正是吉姆·卡恩向我明确指出的：很显然，这个参议员就不会区分什么是社会代表，什么是政府代表。难道就凭一些愚蠢的分析就可以说明一个国会候选人比一个企业家、一个公司经理或者一个出租车司机更具有社会代表性吗？然而，没有一家媒体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责难保罗·桑格斯。因为这一论调正是由这些媒体发布出去的。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注意这一点。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古代政治史的脚注，关于死刑，一些类似于保罗·桑格斯观点的东西，已经出现在好多国家的法律中了。

还有一个例子。佐伊·贝尔德是克林顿总统的司法部长的第一候选人，因为被发现非法雇用了一个保姆，结果她落选了。为此，她进行了道歉，之后有许多讨论，讨论她的道歉是否充分。但是，据我所知，在课堂上和媒体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明一种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观点，即贝尔德女士的行为证明，她绝对有资格当司法部长。我最不希望出现的事就是，一个司法部长认为，人们应该盲目地遵守法律。我希望一个司法部长的观点是，有缺陷的法律就是错误的，人们就不该去理会它。而事实是，没有一篇社论的主笔有这样的见解，这绝对是他们小学老师的失败！

还有一个例子：共和党人猛烈抨击克林顿总统提交的一个耗资巨大的刑事法案，他们说该法案没有用处，且完全是为了贿赂选民而提交的。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也认为这种批评是对的，但是，他同时也批准了这项法案，因为他发现，这些对选民的“贿赂”中，有许多指定给了曼哈顿。这项法案也许对国家有害，但是它对纽约有利，而朱利安尼的工作就是为纽约谋利益。朱利安尼的行为无疑可以使他和窃贼相提并论了，因为窃贼也可以说，他的合理偷盗行为是为了给家族谋利益。在个人生活中，是不能以“我在照顾我关心的人”作为恶行的借口的，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它也不能作为恶行的借口。

当然，朱利安尼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那么，一个职业杀手也可以有同样的借口。但是，职业杀手是无法得到人们的同情的，而朱利安尼却可以高枕无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双重标准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对选举产生的官员有太多的出于本能的尊敬。

第四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早期，黑手党控制了纽约的水泥工人联合会（Concrete Workers Union），并且利用它的权力向该市的每笔建筑合同征收1%的税。这种情况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的联合干预下，被终结了。但是，这三个部门后来都各自向每笔建筑合同征收了（并且仍在征收）不止1%的税。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存在两个税收机构——黑手党和政府，而政府却更贪婪。如果是黑手党成功击退了政府，而非政府成功击退了黑手党，那么对建筑业来说，情况也许好得多。但是，媒体仍然尽职尽责地把这场对峙描绘成为一场发生在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战斗。然而，更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两个吸血鬼之间为争夺地盘而发生的战斗。

事实上，这正是吉姆·卡恩的研究项目所提出的问题的最好例证，这一点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如果黑手党和政府一起对建筑业征收苛捐杂税，建筑业就会放弃许多建设项目。但是，清除了黑手党后，政府就可以为建筑公司减轻一些负担，同时增加它自己的所得份额。这听起来像是政府和建筑公司的双赢。但与此同时，在消灭了竞争对手后，政府就有了更多的税收来源。因此，一个垄断的税收者对征税权的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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