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枪口下抢新闻：蒋生元国际采访报道精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蒋生元著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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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枪口下抢新闻：蒋生元国际采访报道精选试读：

蒋生元是我以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多年的同事。他把最近几年撰写的国际报道作品集合在一起，出版《在枪口下抢新闻——蒋生元国际采访报道精选》，我很是高兴，因此为他的书写个序言。

多年接触下来，蒋生元给我留下的印象有这么几个：

一、功底扎实、全面。他大学学的是英文专业，后来又学了新闻写作。这一点对于从事国际报道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国际报道人员在专业上“瘸腿”的现象比较普遍，会写新闻的人可能不懂外语，而懂外语的可能又不会写新闻。蒋生元所学的两个专业很好地弥补了这个缺陷，并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报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很快在同龄人中显露了其优势，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国际报道工作者。

二、工作勤奋、严谨。无论是在国内编辑部门工作，还是在国外当驻外记者，蒋生元工作起来都十分勤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在驻印度工作期间，我们的编辑有段时间发现，他发回的稿件经常与另外三家我国驻印度媒体记者发回的稿件不太一样，不仅有数据上的，还有事实上的，以为他的稿件出错了，于是去电询问。经了解，他写稿是非常认真的，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核实后才会动笔，每个数据、每个说法都有权威的依据，是最为准确的。比如关于某件事的报道，他可以举出某某权威出版物第××页上的材料。因此，他才有底气对我们的编辑说，所有关于印度的报道“以我为准”。久而久之，兄弟新闻单位就逐渐采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涉印报道的说法。

三、稿件生动、有趣。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国际报道的内容不是领导人讲话，就是空难、爆炸、车祸、疾病，内容大多是干巴巴的表态和数据。这些固然都是正在发生的国际新闻，但显然不是全部，广大读者还比较感兴趣的外国人怎么学习、找工作、买房子等题材，则很少报道。蒋生元发挥其专业所长，无论是在驻外工作期间，还是回国后工作中和业余时间，博览世界主要国家的媒体和网站，从中挑选读者感兴趣的内容，以讲故事的方式撰写了大量反映国外各方面与人们关系密切的稿件，把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介绍给读者。就如本书所收集的稿件，题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制、军事、妇女、人物等多个方面，内容既有政治人物的成长历程，也有普通百姓买房、工作、婚姻、照看孩子、申领驾照的酸甜苦辣，可读性很强，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他所撰写的多篇国际报道作品在全国好稿评选中获奖。

在此，祝贺蒋生元近年来发表了大量精彩的国际报道作品！祝愿他今后在国际报道中多出精品佳作，为丰富我国的国际报道内容多做贡献！

特为序。王冬梅2018年2月18日一、军政篇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奔赴阿富汗战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十大“左膀右臂”

最近三年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之上，是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人物。国内外反对派和西方某些国家频频向他发难，要求他立即下台，反对派武装在一段时期曾攻城拔寨，接连占领了叙利亚的一些重要城市，一度还攻入了首都大马士革的部分城区，使巴沙尔政权面临严重危机。然后，巴沙尔运筹帷幄，四两拨千斤，一一化解了这些危机。其中，除了巴沙尔本人的领导能力外，还与他身边的十大“左膀右臂”的大力相助有关。本文为你揭秘巴沙尔的十大“左膀右臂”。

1.马赫尔·阿萨德：总统巴沙尔的弟弟、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司令兼精锐的第四装甲师师长

出生于1967年，毕业于大马士革大学，后跟随他的大哥巴希尔从军。巴希尔1994年车祸身亡后，马赫尔曾是总统继承人的热门人选，后因年龄等原因输给了二哥巴沙尔。

在升任将军之前，马赫尔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旅长，和其他五个旅守卫全国主要城市的要害地方和部门。这支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军旅生涯不仅锻炼了马赫尔的带兵能力，也使他拥有了一批支持他的中高级军官。2000年，他的父亲阿萨德去世、二哥巴沙尔接任总统后不久，马赫尔当选为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进入叙决策层。

接近马赫尔的人透露，马赫尔有时脾气暴躁，急了会拔枪射击，据说有一次开枪打伤了他的姐夫阿瑟夫·沙乌卡特，后者是叙利亚军队的副总参谋长。

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除了巴以和平外，叙以和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色列媒体披露，马赫尔曾于2003年在约旦首都安曼“非正式”会见了以色列官员，商讨恢复叙以和平进程的措施。2005年，马赫尔和他的姐夫阿瑟夫·沙乌卡特的名字同时出现在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里。该报告声称，这两人是黎巴嫩总理哈里里遭暗杀的嫌疑人员。

2011年3月，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上千名叙利亚青年在南部城市德拉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马赫尔闻讯后，率领第四装甲师火速赶到现场弹压，并很快控制了局势。然而，此举引起了美国、欧盟、土耳其的非议，认为第四装甲师“不应该向平民开枪”，并对马赫尔等人公布了制裁措施。

目前，马赫尔是叙利亚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据说是叙利亚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对巴沙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2.拉米·马赫卢夫：总统巴沙尔的亲戚，叙利亚经济界“头号人物”

出生于1969年，其父是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的大舅子，因此是现总统巴沙尔的亲戚，据说利用巴沙尔的关系做了许多生意。一个现象是：巴沙尔2000年上台后，拉米的生意迅速扩张。有人甚至认为，外国企业如果不征得他的同意，就无法在叙利亚做生意。对此，拉米称，他的生意大多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2001年，拉米和埃及合作伙伴获得了叙利亚两个移动电话运营牌照，但不久，两家公司发生了纠纷，埃及公司被迫向拉米的公司出售了25%的股份。目前，拉米据信掌控着叙利亚电信公司、两家银行、一个自由贸易区、许多免税店、一家建筑公司、一家航空公司、两个电视频道、拥有进口豪华汽车和香烟的权利，还是叙利亚最大私营公司的副老总，拥有该公司的许多股份，而且还持有几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股份，因此是叙利亚经济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2008年和2011年，美国和欧盟先后以“腐败”、用情报手段对付生意伙伴等为由对拉米的公司进行制裁，禁止美国公司与他的公司做生意，并冻结了拉米公司在美国的资产。

3.阿里·马穆鲁克：叙利亚国家安全局局长

出生于1946年，中将军衔，曾担任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部长，从2012年7月开始担任叙利亚国家安全局局长，以接替在自杀式爆炸事件中身亡的前国安局局长希沙姆·伊克蒂阿尔。阿里还是叙利亚各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与各情报部门的头目，如空军情报部部长贾米尔·哈桑、情报总局局长穆罕默德·扎伊图等人关系不错。在叙利亚，各情报机构各自为政，但都通过阿里对总统巴沙尔负责。

2010年，阿里曾和美国外交官举行会谈，探讨加强叙美反恐合作的措施。他说，叙利亚情报部门在反恐方面卓有成效，因为“我们很务实，而不是空谈理论”。然而，2011年4月和5月，美国和欧盟先后以阿里涉嫌参与镇压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为由，把他列入制裁名单。

4.阿卜杜勒·法塔赫·库德西亚：叙利亚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出生于1953年，曾经担任叙利亚共和国卫队情报部部长、总统的私人秘书，后来改任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部长。2005年至2009年，升任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部长，2012年高升为叙利亚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2011年5月，阿卜杜勒被欧盟列入制裁人员名单，理由是他涉嫌镇压反政府示威者。据说，军方情报部在对付反政府示威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3年10月，美国以类似的理由把他列入制裁人员名单。

5.拉菲克·沙哈达：总统顾问、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部长

少将军衔，曾是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市军事情报部部长，2012年升任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部长。在叙利亚，军事情报部以办事效率高而著称。同时，拉菲克还是总统巴沙尔的顾问，经常就战略部署和军事情报向巴沙尔提供建议，据说对巴沙尔有很大的影响力。

2011年8月，拉菲克被欧盟列为制裁对象，理由是他涉嫌在首都大马士革镇压平民。

6.贾米尔·哈桑：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部长

少将军衔，曾是叙利亚东部城市代尔祖尔的安全部门官员，2009年开始担任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部长。

空军情报部的规模虽然比不上军事情报部，但这个部门在整个叙利亚情报系统里是个“精英部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为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在1970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之前是空军参谋长。美国方面的消息称，2011年4月，叙利亚空军情报部的人员在首都大马士革向反政府示威者发射了催泪瓦斯，甚至开了枪，导致至少43人死亡。据此，美国把贾米尔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他前往美国，并冻结他在美国的财产。不久，欧盟以同样的理由对贾米尔进行制裁。

7.穆罕默德·扎伊图：叙利亚情报总局局长

少将军衔，出生于1951年。2009年至2012年，出任政治安全局局长，后来改任情报总局副局长、局长，是总统巴沙尔“小圈子”里的人物之一。

穆罕默德所领导的情报总局是叙利亚实力最强的民事情报部门，原来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国内骚乱和有组织犯罪活动，设有三个部门：国内安全局、国际安全局和巴勒斯坦事务局，控制着叙利亚的民事警察和边防警察，后来扩大到对付一切反政府活动，据说在维护叙利亚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该机构还承担着保卫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机构和国家机关的任务。

2011年，欧盟和美国先后以穆罕默德“镇压平民”为由对他实行制裁。

8.卢斯图姆·甘扎里：叙利亚政治安全局局长

少将军衔，出生于1953年，所领导的政治安全局的职能是监控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如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活动、政治出版物的内容，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

2002年至2005年，卢斯图姆担任在黎巴嫩驻扎的叙利亚军队情报部门负责人。美国方面声称，他涉嫌“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如要求黎巴嫩军情部门头目向他汇报工作、推动时任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延长任期。

叙利亚政局2011年3月出现动荡后，卢斯图姆常被总统巴沙尔派到游行示威现场，向示威者进行解释工作。两个月后，他担任首都大马士革军事情报部部长，并对平民“动武”。为此，欧盟和美国先后宣布对他进行制裁。

2012年7月，卢斯图姆出任政治安全局局长，从而粉碎了此前他已经叛逃的谣言。

9.哈菲兹·马赫卢夫：叙利亚安全局大马士革分局局长

上校军衔，出生于1971年，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从小的玩伴和亲戚，叙利亚经济界“头号人物”拉米·马赫卢夫的弟弟。不过，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不高，而最为出名的一次是在1994年。当时，巴沙尔的兄长巴希尔在一次车祸中遇难，震惊了全国，因为巴希尔是最有希望接替其父阿萨德担任叙利亚总统的人，但同车的哈菲兹和另外一个人则侥幸生还。

2007年，美国宣布对哈菲兹进行制裁，因为他“干涉黎巴嫩民主”，并冻结了他在美国的资产。2011年，欧盟也对哈菲兹进行制裁，理由是他“为虎作伥”、涉嫌“镇压示威者”。

10.迪胡·希马·沙里希：总统巴沙尔的亲戚、总统卫队司令

少将军衔，其兄弟是巴沙尔总统的大舅子阿瑟夫·沙乌卡特，因此也是巴沙尔的亲戚，曾拥有一家进出口公司，涉嫌向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及其长子乌代提供军用物资。

在叙利亚局势出现动荡后，迪胡组织并资助了一些亲政府的军事组织，并对反对派展开打击行动，据说很有成效，在巴沙尔“小圈子”里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他本人出任总统卫队司令。

2011年6月，迪胡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他涉嫌“对示威者使用暴力”。在“基地”组织当卧底

他，出生于沙特阿拉伯，是国际恐怖组织——“基地”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前往波黑为穆斯林进行“圣战”，后来在阿富汗培训“基地”组织新成员。他，逐渐对“基地”组织的信念产生了怀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阿富汗。他，1998年被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策反，成为一名间谍，重返阿富汗，提供了大量挽救无数人生命的情报。近日，传奇人物艾门·迪安接受了英国记者的采访，披露了他最近几十年来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虔诚穆斯林去波黑从事“圣战”

迪安出生于沙特阿拉伯，并在那里长大，是个十分虔诚的穆斯林。由于反对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军事入侵和占领阿富汗，迪安心里涌起了“圣战”的想法。因此，当他听到南斯拉夫解体、波黑的穆斯林受到迫害的传闻后，就和朋友哈立德（此人后来成为“基地”组织的高级头目，美国“9·11”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前往波黑，成了一名“圣战者”。

波黑之行使迪安前所未有地大开眼界。在沙特时，他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生，但几个星期后，他就成了波黑山区里一名手拿AK-47步枪、自我感觉具有无穷能量的战士：“我感到自己是在书写历史，而不是在旁边看着历史事件发生。”同时，他学到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千百年来有关战争、战术、军事演习的知识。他还接触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员，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穆斯林。他们到波黑，都是为了参加“圣战”，帮助据说受到迫害的波黑穆斯林。

记者：你当时不害怕吗？

迪安：说实话，我刚开始时有点害怕，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我们这些人上了路，是否会全被打死。

记者：你不怕死吗？

迪安：如果我说我不怕死，那我是在说谎。然而，我慢慢地、平和地接受了死亡这个现实，那就是，我现在进波黑，很可能会永远留在那里，回不来了。

记者：你想成为“烈士”？你想去死吗？

迪安：是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波黑成了“基地”组织培养和吸收新成员的“学校”。例如，哈立德在波黑为“基地”组织招募了一些新成员，准备发动一场规模更大的战斗。有一次，迪安和哈立德在参加婚礼时并排坐着，哈立德对迪安说：“波黑战事眼看快要结束了，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难道是我们通过一次次没有希望的战斗依然看着西方摧毁我们的宗教？这种循环应该结束。为此，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战线。”迪安认为，哈立德的这番话是他发动“圣战”的第一次表态。而在中东地区，这意味着，“基地”组织要对美国的目标发动恐怖袭击。

记者：你的意思是要成为恐怖分子，而不是战士？

迪安：那当然啦。在阿富汗培训“基地”组织新成员

波黑战事结束后，迪安应哈立德的邀请，前往阿富汗城市坎大哈，那里后来成为塔利班的大本营。迪安先是拜会了“基地”组织的最高头目本·拉登，接受了他一对一的“教诲”，并向他表示忠心。本·拉登对迪安的加盟表示欢迎，并指出，将来许多年的日子将是十分艰苦的，迪安得有思想准备。

记者：你宣誓了吗？

迪安：是的。

记者：宣誓的内容是什么？

迪安：“我发誓忠于你！不管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处于逆境，我都始终为你进行‘圣战’，服从上司的目标，努力消灭真主的敌人。”

记者：你在宣誓时做了什么？你清楚知道誓词的含义吗？

迪安：我与本·拉登面对面坐在地板上，我的手放在一本《古兰经》上，然后宣读誓词，我的膝盖几乎与他的膝盖顶着。

记者：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很大飞跃？

迪安：是的。

由于有在波黑打仗的经验，迪安在“基地”组织里担负起了训练新成员的任务。他们中有不少人来自也门，这使他开阔了不同国家的人员从事“圣战”的视野。

记者：他们都想成为“烈士”吗？

迪安：是的，他们都想成为“烈士”，使自己不同程度地获得救赎。有的人对我说：我感觉生活太累了，想尽快成为“烈士”。而有的人说：我想杀死一些敌人后再成为烈士。还有的人说：我想活得越长越好，以便尽可能多地把敌人送入地狱。每个人加入“基地”组织的想法和动机并不一样。

记者：因此，有的人本身就有自杀的念头，而有的人则对血腥暴力感兴趣？

迪安：是的。对“圣战”理念产生怀疑而脱离“基地”组织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先后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2名美国人和240多名当地平民死亡，5000人受伤，震惊了世界。事件发生时，迪安正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训练营里训练新成员。他说：“此时，我开始怀疑‘圣战’的意义。我意识到，这刚刚是‘圣战’的开始，那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呢？阿根廷、南非、莫桑比克？为了要把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的美军赶跑，我们要向美军开战吗？那毫无意义啊。因此，我对‘圣战’理念产生了怀疑。有一次，我去看望‘基地’组织的理论家阿卜杜拉·莫哈杰，并问他：你觉得袭击敌国的大使馆，在宗教上是合法的吗？如果合法的话，那怎么解释袭击造成了大量当地平民伤亡？他回答说，是这样的，13世纪，伊斯兰世界里有这样一道法令，即使袭击敌人时造成平民死亡，那袭击也是合法的，因为敌人在拿那些平民作为他们的挡箭牌。这道法令说得非常清楚。毫无疑问，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后来，迪安了解到，这道法令的出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时过境迁，它应该没有实际意义了。因此，迪安产生了离开“基地”组织的念头。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思想打击。

记者：那道法令颁布于800年前，能给现在的恐怖袭击披上合法的外衣吗？

迪安：不能，因为那会造成平民死亡。

记者：这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吗？

迪安：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从事“圣战”的根本原因。如果法令不成立，那“圣战”就成了空气中的“沙漠城堡”了。

记者：没有意义了？

迪安：完全正确。两个月过去后，我最终决定，“圣战”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要离开“基地”组织。被英国情报部门策反成为间谍

于是，迪安以身体不好、到海湾国家治病为由，离开了阿富汗，并决定再也不回去了。到了海湾国家，他惊讶地发现，他被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盯上了，在经过长达11天的激烈思想斗争后被后者成功策反。1998年12月16日，迪安这个当了四年零二个月的“圣战者”抵达英国，开始了新的生活：成为一名英国间谍。

迪安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向英国情报部门详细介绍了“基地”组织的内部情况，尤其是几个高级头目的情况，使英国情报部门大大加深了对“基地”组织的了解。

记者：因为你认识本·拉登、哈立德、阿布·祖贝达（“基地”组织的一个高级头目）？你都认识他们？

迪安：是的。我介绍了“基地”组织的情况后，英国军情六处的负责人问我：“如果你重返阿富汗，然后为我们干活，如何？”我的回答很干脆：“好的。”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讨价还价。

记者：然后你干了什么？

迪安：我回到阿富汗，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供情报。我的主要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收集“基地”组织的情报，然后传递给英国方面。这活儿并不容易，因为我得完全依靠记忆来工作。我不能把看到、听到的东西写在纸上，所有的东西都得记在脑子里，没有别的地方可藏。我一获得情报，就让以前的一些“战友”开车送我到某些地方，把情报传递出去。例如，当“基地”组织建设第一个化学武器装置时，我第一时间获得了消息，并把有关情况传递出去。

记者：你得和“基地”组织的成员逢场作戏吧？

迪安：那当然了。我仍然和他们一样祈祷，仍然表示对“基地”组织和“圣战”的忠心。

记者：那很需要技巧啊。毕竟，你在祈祷时，嘴上说的和你心里真正想的并不一样。

迪安：是的。但是，你如果要抓老鼠的话，就得钻进下水道，身上难免会弄脏。

记者：所以，你当时经常要去英国？

迪安：是的。

记者：不过，“基地”组织是否认为是他们把你派遣到英国的？迪安：是的。我觉得，他们是这样想的。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你是在为他们工作？

迪安：是的。

记者：但实际上，你那个时候已经在为英国人干活了？

迪安：绝对是。重要情报曾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根据迪安提供的情报，英美情报部门成功挫败了多起“基地”组织发起的自杀性炸弹袭击和用毒气袭击平民的行动。例如，迪安向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基地”组织要用化学武器袭击纽约地铁的情报，英国情报部门立即向美国同行进行了通报。“基地”组织最高头目本·拉登的副手扎瓦赫里得知纽约警方防范严密，知道袭击行动已被泄露，无奈取消了袭击计划。扎瓦赫里此前曾说：“我们拥有威力巨大的化学武器。我们现在知道怎么使用这种致命武器。我们也知道怎么运输它。我们还知道用它来袭击的目标，那就是：纽约地铁。”

还有一次，“基地”组织开发了一种能躲避机场安检的“内衣炸弹”，迪安获悉后很快送出了情报，使欧洲国家、美国和中东国家加强了机场安全检查，如人身检查和警犬检查，从而挫败了多起类似“9·11”事件那样的国际重大恐怖事件。

记者：能否告诉我，你是怎样获得那些重要情报的？

迪安：我不能说。即使我被允许，我也不能向你透露。

记者：你能获得这些情报，说明你能进入“基地”组织高层，并能获得几个高级头目的信任？

迪安：我觉得，我能获得这些情报的原因在于我假装说有一个能人，我能派遣他去实施袭击。

记者：“基地”组织头目也是这么想的？

迪安：是的。

记者：那你的那个能人是谁？

迪安：我也不能说。在英国的“双料间谍”生活

被“基地”组织派到英国后，迪安实际上当起了“双料间谍”。一方面，他得装作为“基地”组织干活；另一方面，他根据英国情报部门的指令，关注、跟踪和收集一些激进穆斯林，如巴哈尔·艾哈迈德的情报，此人承认向“基地”组织提供“物质支持”。还有一个人是阿布·卡塔达，此人因从事恐怖活动而被约旦方面从英国引渡回国，但2014年8月，约旦法院终因证据不足而无奈将其释放。迪安和这些人一起在清真寺里做祷告、在穆斯林社团里活动，时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记者：你这个工作难度很大啊，因为你得装作“基地”组织的人，还得鼓励他们加入“圣战”？

迪安：是的。我得掌握分寸，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例如，我用比较宏观的理论装作在为“基地”组织服务，但不能教唆他们具体怎么开展“圣战”。我感到最为困难的时候是在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遭到系列袭击、造成52人死亡和上百人受伤后，英国出台了法律，加大了对煽动恐怖行为的打击力度。

记者：那你能说什么，又不能说什么呢？

迪安：我不能具体地劝告某人去如何开展“圣战”，也不能具体呼吁发动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我得小心行事，自己不能从事违法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坐下来，谴责西方迫害穆斯林的野蛮行径，赞扬那些献身的“烈士”，而不谈论前几天刚刚发生的具体袭击事件。因此，我在说话时要精心选择词语。

记者：你曾鼓励一些人去从事“圣战”，你自己是否感到内疚呢？

迪安：是的。

记者：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多吗？

迪安：的确发生过一些这样的事例。

记者：那你感到内疚的实质是什么？是因为那些人去参加“圣战”，还是他们的行动造成了无辜平民的死亡？

迪安：我感到高兴的是，没人死亡。而且，还有一个人被警方抓起来，投入监狱有许多年了。

记者：他是根据你的指令去做的？

迪安：我的话肯定起了作用。但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人。

2007年，迪安胆战心惊的“双料间谍”生涯戛然而止。当时，一个美国作家意外地披露了他的身份，导致他无法继续为英国情报部门秘密从事间谍活动。经过最近几年的脱密，迪安逐渐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从极端组织死里逃生记

落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结果会是什么？被折磨？被斩首？在支付赎金后获释？最近，四个曾被极端组织扣为人质的西方人举行聚会，讲述他们过去两年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遭到极端组织的绑架、每天都挨打、几个星期被捆绑在一起、几个月见不到阳光、很少有食物吃、衣服肮脏的悲惨遭遇，以及在如此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结成的战斗友谊，互相帮助和鼓励，最后成功获得自由的经历。中圈套落入“人间地狱”

55岁的法国记者迪蒂尔落入极端组织的过程很快。2013年6月的一天上午，他乘车越过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进入叙利亚境内。半个小时后，他就被极端组织抓走了。迪蒂尔说：“回想起来，我跨越土叙边境时，就已经落入极端组织的圈套。当时，在我所乘坐的汽车后面跟着一辆汽车。而在我的前面，也有另外一辆汽车，上面有五个男子，看上去非常职业，我是无路可逃啊。他们把我拦截下来后，把我的眼镜摘了下来，还把我的鞋子拿走。这样，我就难以逃走。随后，我被蒙上了眼睛，手机也被拿走了。我知道，这下完了，成为极端组织的人质了。”

31岁的法国博客写手皮尔雷在大学时读的是海洋专业，但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对叙利亚中北部城市拉卡很感兴趣，后来就到了那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当时，拉卡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政府军手里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现在则成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的“首都”。

皮尔雷说：“我2013年6月被极端组织抓住时，正在我朋友家附近散步，也就走出去两分钟的路。一辆汽车突然停在我的左边，车上有四五个人，都戴着面罩。在拉卡的大街上，人们戴着面罩出行并不是奇怪的现象。我想，‘噢，也许他们不知道时间，想问问我吧。’突然，我看到了枪管，意识到可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下车后，开始对我进行推搡，用枪托砸我。我差点倒在地上，等看到地上有血迹时才发现我的头上出血了。就这样，我被他们抓走了。”

意大利志愿者弗德里克是和荷兰摄影师丹尼尔一起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一个名叫阿特马的难民营附近被极端组织抓走的。当时，他们刚结束在难民营的救援工作回到汽车上，准备离开时被极端组织武装人员的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夹住了，上面大约有八个武装人员，其中有人还朝天开枪。他们把弗德里克和丹尼尔拖下汽车，放倒在地。弗德里克说：“我记得很清楚，有个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嘴里说着，‘啊，是圈套！’后来，我们两人被塞进极端组织的汽车里，然后快速离开。”

上述四人是最近几年来被极端组织绑架的几十个人员中的缩影。他们去叙利亚，或是为了新闻报道，或是为了志愿工作，以帮助当地人减轻苦难。不幸的是，他们都落入了极端组织的魔掌，受尽折磨。其中，19名男性人质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另外一间屋子里则关着五名女性人质。

但是，他们四人也是幸运的，毕竟活了下来，皮尔雷和迪蒂尔分别在2014年4月和5月获释，2013年5月被抓的丹尼尔在2014年6月获释，此外还有其他九个人质获释。这些人质获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极端组织拿到了赎金。而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记者和志愿者，还有成百上千的叙利亚人没能活着讲述他们的经历，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蒂文和詹姆斯、美国志愿者彼得、英国志愿者戴维和艾伦，还有俄罗斯人谢尔盖。还有一些人质被无限期关押，如英国记者约翰。五名女性人质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三人获释，一人在押，而志愿者卡拉被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四人尽量选择合适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在极端组织“人间地狱”里的经历。有时候，他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因为他们的经历大大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与看守斗智斗勇

在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后，西方人质并不是盲目服从，而是设法与极端组织进行抗争。丹尼尔说：“极端组织的一个看守问我：‘你的肩膀怎么那么宽呢？你看上去不像个摄影师，而是个军人或者警察之类的。’我回答说：‘不！不！我不是军人，我是个摄影师，以前是个体操运动员，因此肩膀比别人要宽一点。’”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看守认为丹尼尔是间谍，这把他吓坏了，因为如果他被极端组织认定为间谍的话，肯定要被处死。为此，丹尼尔要想办法证明他不是间谍。然而，那个看守说：“你不用证明。我一会儿要审讯你、折磨你。”接着，其他一些看守也围了过来，对他进行吼叫和推搡。这些看守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是叙利亚人，而是外国人，他们似乎比叙利亚人更具攻击性。有一次，他们把丹尼尔带出牢房，逼着他跳探戈舞，使他感到羞辱。

迪蒂尔说，他感到最大的困难在于他失去了自由，身处“法外之地”。没有规则约束，极端组织的看守可以对人质做任何事情，而人质唯一能做的是尽量保持尊严。在迪蒂尔眼里，看守没有好坏之分，都是坏蛋，只是看守人质的方式不同而已，有的采取极端暴力手段，有的采取的是软性手法。例如，有个法国看守喜欢在思想上折磨人质，而英国看守则直来直去：对人质进行殴打，没有理由，动手就打，如遇反抗，就打得更狠。有的看守还在人质的脸上撒辣椒粉，连续四天不给他们发放食物和水。

皮尔雷被关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空荡荡的，这让他很不自在，因此想斗争和反抗，就瞄上了一个年轻的看守，可能来自突尼斯。皮尔雷站在他跟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那些看守对人质的“身体语言”很敏感。皮尔雷那样站在他的面前，尽管没说话，但实际上是在骂他：“你这个狗娘养的……”他被激怒了，先是推了皮尔雷一下，然后用一根棍子试图将其打倒，但皮尔雷依然站立着。后来，他把皮尔雷打得遍体鳞伤，还用脚踹其腹部，使皮尔雷大小便失禁。但是，皮尔雷还是觉得在精神上战胜了看守，感到很自豪。用尽办法求生存

丹尼尔虽然身处困境，但尽量乐观看待。他的方法一是数数；二是自言自语；三是脑海里构思行动计划，比如怎么生存下去。他经历了各种心态变化，开始时是震惊，接下来是接受，然后是适应。有段时间，他觉得快要“活不下去了”。他曾想逃跑，但没找到机会，也曾上吊自杀，但被看守抢救了回来，恢复了呼吸。那个时候，丹尼尔意识到，极端组织并不想杀他，他的心态开始变得积极。

弗德里克曾在一间漆黑一片的牢房里被关了三个星期。为了消除孤独，他每天在房间里行走，脑海里装作与父母和妹妹聊天，然后尽量睡好觉。后来，他被转到别的地方，与其他人质关在一起，双手晚上被铐在身后，白天则被铐在前面。时间一长，人质身上的味道臭不可闻，看守才打开人质的手铐。人质就脱下衣服，用手清洗。在弗德里克看来，保持干净是他在看守面前保持自尊的一种方式。

同时，这些人质还做些自娱自乐的事情。迪蒂尔在他的衣服里藏了一些国际象棋的棋子，没有被极端组织成员搜走。因此，他有空时就和其他人质下国际象棋。皮尔雷则举办演讲，介绍钓鱼和跳水的经验。弗德里克把毯子做成一条船，然后演示怎么划得快，把其他人质逗得哈哈大笑。

在被关押期间，人质们的食物数量少，质量差，因此，谈论食物成为迪蒂尔等人的主要话题之一。每天晚上，他和其他人质都会讨论明天可能会吃到什么样的食物。他说：“我解救出来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在军用飞机上，法国情报部门特工为我开了个豆焖肉罐头，还有啤酒。我吃后，感觉太爽了。”丹尼尔等人则非常想吃牛排，他说：“如果我们19个人质出去后，坐在一起吃牛排，那该多好啊。”历经磨难终获释

有一天，有看守问弗德里克：“你母亲卧室的颜色是什么？”他回答说：“橙色。”答案自然是正确的，也使弗德里克心中暗喜，说明有人正在核实他的信息、设法营救他。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甜蜜的时刻之一。那时，我相信我可能会和英国人质戴维一起获释。”而当他得知他们两人不是同时获释时，他像孩子似的哭了出来。

离开牢房时，戴维拥抱了弗德里克，其他人质也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他。那个时候，戴维意识到，他的运气没有弗德里克那么好，弗德里克的获释反而使他获释的希望减少了。四个月后，就是2014年9月，戴维被极端组织斩首。

丹尼尔获释时，总共有八名人质在极端组织手里。除了他外，还有一名德国人质、三名英国人质和三名美国人质。当时，人质们很清楚的一点是，有人在努力营救荷兰和德国人质，而没有人营救英国和美国的人质。丹尼尔被释放的当天早晨，正坐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哭泣，头上蒙着毛毯，以免其他人质看出他心里的慌张。

就在此时，美国人质詹姆斯走了过去，把手放在丹尼尔的肩膀上说：“不要担心。他们可能会在10到15分钟后进来，你就可以踏上回家的路了。”果然，丹尼尔一会儿就获释了。几天后，德国人质也获得了自由，而英美人质都相继被害。“伊斯兰国”的“绑架产业链”

2015年9月9日，美联社发布的一条消息使许多国人的心为之一紧。该消息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声称抓获了两名人质，其中一名是中国人，并索要赎金。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日对此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伊斯兰国”组织称抓获一名中国人质的有关报道，正在了解和核实相关情况。消息灵通人士指出，如果这条消息确实的话，那肯定是“伊斯兰国”的“绑架产业链”在作祟。那么，“伊斯兰国”的“绑架产业链”是怎么回事？链条上又有哪些人呢？极端组织残酷折磨人质

说起绑架，首先要从绑架者——“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分子说起。“伊斯兰国”的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目标是消除二战结束后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建立一个由“基地”组织运作的酋长国。2014年6月，该组织头目阿布·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将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并宣称他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的地区）拥有领导地位。不过，国际社会对此并不认可，而是认定其为“恐怖组织”。2014年9月，美国组建了一个包括英国、法国等54个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在内的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而在对抗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政府军和国际联军的同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还“忙里偷闲”，干起了令人不齿的绑架勾当。

美国情报人士透露，“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里设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从事绑架活动，名为“智能行动部”。2015年1月，该组织的武装分子闯入叙利亚记者米拉德·施哈比在叙北部重要城市阿勒颇的办公室，抢走了他办公室里所有的电子设备，如照相机、电脑等，然后把他押送到武装分子在一家儿童医院里建立的基地，以报复他此前曾报道该组织的活动。

幸运的是，施哈比在被极端组织关押近20天后，平安获释了。他回忆说：“与我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大约200人。前10天里，我的眼睛一直被蒙着。即使在我祈祷和吃饭时，武装分子也不把眼罩拿掉。接下来的三天，他们还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祈祷时，他们也不松开手铐，这太过分了！后来，我被转移到一间大屋子，与其他人关在一起，我的眼罩和手铐才解下来。房间里的一些人说话带有伊拉克口音，我经常听到人质被武装分子折磨时发出的惨叫声。他们把人质的手捆住，然后吊在空中两三个小时，上面的人常常会疼得不停呻吟……由于关押的人质太多，绑绳不够用，武装分子干脆就用手铐铐人，然后把人质吊到空中。”施哈比说，如果被绑架的人质不信伊斯兰教，极端组织成员就会劝说他皈依伊斯兰教。如有不从，就干脆将其处决。

过了几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打败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后者的武装分子纷纷逃离施哈比所在的那个城镇，他和其他人质，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记者趁机逃脱。两天后，极端组织重新占领了那个城镇，施哈比算是侥幸逃过了一劫。线人通风报信挣黑钱

从这起绑架案中可以看出，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的对象是其认为得罪了他们的人员，不管是叙利亚人还是伊拉克人。不过，他们绑架更多的则是外国人，尤其是外国记者，总体上的目的是“惩罚”，除了索取巨额赎金外，还有一个目的：通过绑架本身为极端组织做“宣传”。从地理上讲，“伊斯兰国”绑架外国人的地方是接近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交界地带。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土耳其南部边境城镇叙吕奇和叙利亚北部阿勒颇是进入叙利亚反对派势力控制区域的主要路径。在这条道路上，“伊斯兰国”最容易开展绑架活动。

2013年，美国记者斯蒂芬·索特洛夫就是在阿勒颇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的。他的司机阿布巴卡尔说：“我们的汽车行驶到一个城镇时，突然被三辆汽车别住。我见势不妙，就想拔枪自卫，但看到10到15个武装人员围了过来，手里都拿着卡式冲锋枪。我招架不住，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的枪缴了，把我们两人分开。我高声喊斯蒂芬，而武装分子用枪指着我，叫我闭嘴。”15天后，阿布巴卡尔因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一个重要头目“有关系”而平安获释。一年后，也就是2014年9月，极端组织公布了斯蒂芬和另外一个美国记者詹姆斯被斩首的录像。

不过，上面的仅是阿布巴卡尔的一面之词。另外一个说法是，阿布巴卡尔开车把斯蒂芬送到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然后以5000美元把他出卖给了一位叙利亚反对派成员。这位反对派成员又以五万美元高价转手把斯蒂芬出卖给了“伊斯兰国”，导致斯蒂芬被极端组织斩首。

因此，有人认为，阿布巴卡尔并不是个普通司机，而是“伊斯兰国”“绑架产业链”上的一员：线人。同时，他还干了另外一份活：运输者。除了这两种人外，“绑架产业链”上还有看押者、谈判者等。他们程度不同地参与到整个绑架行动中，并根据“不同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

就拿线人来说，在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有些人经常假冒警察，在公路上设卡检查、考察往来人员，尤其是外国人的重要性，然后把电话打到“伊斯兰国”那里。而在土耳其境内，也有不少极端组织的线人。在土耳其边境城市安塔利亚，一个曾为极端组织提供线索的叙利亚人阿布·胡拉伊拉透露，他曾跟踪过一些采访叙利亚冲突的外国记者，然后向极端组织提供他们的行踪，以便极端组织实施绑架行动。当时，他假装是个叙利亚难民，愿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在和外国记者见了几次面后，他就提议在靠近土叙边境的一个地方进行录像。他说，那个地方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可以接受采访和录像。其实，他已私下把外国记者的情况和行踪告诉了极端组织，“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如果外国记者同意前往那个地方录像，那就实施最后一步——给极端组织送人：“到了那边，自有人出来‘照应’外国记者，就没有我的事情了。或者，那边的人把外国记者和我一起绑架，然后过会儿就把我释放。”

阿布说，叙利亚冲突开始时，他曾是反政府武装的一名成员，后来加入了一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组织，最终加入了“伊斯兰国”。不过，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决定离开极端组织，因为他不想绑架他的一个朋友。“我的头目要求我绑架一个朋友，但我不想失去他，只好退出组织，离开所在地区，离开叙利亚，否则会遭到极端组织的报复，那些家伙是非常无情的。”为了显示他讲话的真实性，他向记者出示了被他出卖的外国人质照片、双方此前互发的信息、对话录音，以及他和一个“伊斯兰国”头目的网上对话记录。他透露，像他这样愿意为极端组织提供线索、帮极端组织开展绑架行动的人还有很多，一般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宗教，二是金钱。他说，每绑架一个外国人，他就能获得几千美元的“报酬”，比做一般工作挣得还多。

2013年6月，法国记者埃多尔德·伊莱尔斯和蒂蒂尔·弗朗西斯在叙利亚境内采访时被极端组织绑架。他们的司机阿拉说：“极端组织让我马上开车滚开，不准回头看。法国记者弗朗西斯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我们是你拉来的。你就这样走了，把我们扔下？’但是，极端组织拿枪指着我呢，我只好离开。然后，我立即找到‘叙利亚自由军’寻求帮助，可他们不但不帮忙，反而把我关了起来。”10个月后，两名法国记者获释，原因不明。有人说法方支付了赎金，但法国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后来，阿拉继续带着日本记者在叙利亚境内采访。结果，日本记者也被极端组织绑架了。有人联系阿拉，但他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听。此人到底是一般司机，还是极端组织的线人，至今是个谜，因为他彻底消失了。中间人巧舌如簧赚取双份钱

除了线人外，“绑架产业链”上还有一种人：中间人，一个名叫穆特泽·沙克拉伯的叙利亚人就在极端组织和被绑架人质亲属之间“穿针引线”。一般程序是这样的：失踪人员亲属找到穆特泽，请他帮忙找某某某。穆特泽就设法联系极端组织成员，问他手头是否有某某某。对方回答，“有啊”。“那你们是否有证据？”对方回答：“你想要什么样的证据？”穆特泽说，例如，被绑架者的哥哥叫什么名字？他的出生地在哪儿？后来，极端组织提供了有关信息，证明被绑架者还活着。接下来，双方就谈赎金。如果谈得好，就商议交钱和放人的具体事宜，穆特泽就能从被绑人质家属和极端组织两边拿到“报酬”。

穆特泽透露，在他的斡旋下，比利时作家皮埃尔·皮西宁和意大利记者多门尼克·欧里科成功获释。“我亲眼看到，他们的亲属支付了400万美元的赎金。这些钱是装在一辆厢式货车里送给武装分子的。武装分子还认真进行了清点，然后把钱分别装在手提箱里拿走。”不过，他也碰上过难打交道的一些武装分子。有一次，他与“伊斯兰国”的一名沙特籍成员见了30分钟，对方气势汹汹，指责他“拿钱赎人的做法亵渎了伊斯兰国的神圣使命”。他被吓坏了，赶忙离开，生怕对方把他扣留下来，也沦为对方的人质。

联合国方面估计，绑架已成为“伊斯兰国”的一项产业和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使这个组织财源滚滚。2013年，“伊斯兰国”通过绑架人质获得的赎金多达3500万至4500万美元，2014年则上升到6000万美元，2015年也不会低于这个数。可以预见，“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只要在中东地区还存在，就会继续从事绑架等伤天害理的行为。对此，国际社会应该达成共识，采取联合应对行动。付不付赎金　西方国家伤脑筋

不久前，中东地区新兴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先后用传统的斩首方式处决了多名美国和英国人质，并在网络上公布了整个血腥的斩首过程，震惊了全世界。极端分子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人质的家人或公司、政府不愿意为营救他们支付赎金，这使千百年来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了营救被绑架的人质，是否应该向绑架者支付赎金”再度被人们热议。英国人质因没交赎金而丧命

2009年8月，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深处的一个营地里，一伙伊斯兰武装分子准备处决一名英国人质。这名英国人质名叫埃德温·戴尔，四个月前与一名德国游客和两名瑞士游客在马里和尼日尔交界的边境地区被绑架。

根据法国记者丹尼尔后来在采访有关当事人员而写的一篇新闻报道，当天早晨，埃德温·戴尔被带出帐篷，一个武装分子宣布一会儿要处死他。戴尔听后非常害怕，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而要处死的只有他一个人，与他一起被绑架的瑞士和德国游客此前已经获释。

事实上，埃德温·戴尔在被绑架时，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因为他的国籍：他是个英国人。长期以来，英国在绑架问题上一直奉行与绑架者“不妥协、不付赎金”的政策，而绑架者在得不到赎金的情况下，往往会恼羞成怒，把人质杀害，这一点在埃德温·戴尔被害事件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绑架事件发生后，伊斯兰武装分子向英国政府索要1000万美元的赎金，但遭到英国政府的冷遇。于是，武装分子把要价降到了600万美元，同时要求英国政府释放一名现在英国监狱里服刑的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伊玛目阿布·卡塔达。武装分子明白无误地威胁说，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们将处死手中的英国人质埃德温·戴尔。

然而，英国政府不想在此事上与绑匪讨价还价，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就这样，在瑞士和德国人质获释一个月后，英国人质埃德温·戴尔被西非伊斯兰武装分子处死。当时，他的手被捆绑起来，他大喊饶命，但武装分子还是冲他连开两枪，然后用刀残忍地把他的头颅割了下来。

对于埃德温·戴尔的主要死因，他的弟弟、53岁的英国教师汉斯·戴尔说：“我哥哥本不该死啊。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出在他的国籍上。如果他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他都能活下来，但问题是，他偏偏是个英国人。”德国人质“神秘”获释

与英国人埃德温·戴尔惨遭斩首不同的是，与他一起遭绑架的德国人质、73岁的退休教师佩特佐德和瑞士游客格雷纳尔夫妇的命运要好多了。在被绑架的几天后，在帐篷里的佩特佐德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不一会儿伊斯兰武装分子进入帐篷，让她跟他们走，她以为她最后的时刻要到了。佩特佐德说：“我走得很慢，因为我不想轻易向武装分子屈服，还想多看看这个世界。”

出了帐篷，佩特佐德假装摔了一下，跌倒在沙地上。武装分子见了，命令她站起来，爬到皮卡上。而当她在往皮卡上爬行的过程中，有个武装分子推了她一下，使她再次摔倒在地上，右手臂受了伤。后来，她被抬到皮卡上。皮卡载着她和其他几个人质在沙漠里开了一整天，她的眼镜早已不知掉到哪里去了，武装分子还把她身上的戒指、首饰、手表和夹克都拿走，她穿上了武装分子们穿的蓝色大袍。

皮卡停下后，佩特佐德的心咯噔一下，以为要被处决了。然而，武装分子对她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基地’组织的囚犯了。”前来接人的“基地”组织成员显然对每个新到的人质很熟悉，能一一把大家区分开来。佩特佐德说：“估计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拿到了我们的护照。”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带着人质不断转换地方，后来在高原边上的一个小山谷里停了下来，人质们躺在两棵大树阴影下的毯子上。这时，一个个头不高、留着胡子的40多岁男子阿布·扎伊德出现了，他是“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的高级头目之一。

接着，每个人质被拍照，然后录了段视频，内容为：“我们呼吁我们的政府立即来营救我们。”

佩特佐德获释后得知，她被绑架后，她的家人向警方报警，向政府求助。不久，德国官员告诉她的家人，已通过“某种方式”与绑架者取得了联系，并且通过发送一些有关她家房屋和狗的照片让她辨认，确认她还活着。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就不是很清楚了。安全专家认为，“有人”为了能使佩特佐德获释，向绑匪支付了赎金。对此，德国官员说，对于这种说法，“政府不予评价”。而结果是，三个月后，佩特佐德和另外一个瑞士女性人质加布里拉·格雷纳尔被绑匪释放。有一天，佩特佐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进一辆汽车，开了很长的路。等汽车停下时，她看到了远方的灯光，“我当时感到有希望了”。次日，她看到早晨的阳光格外灿烂。第三天，她终于获得了自由。而被另外一伙武装分子绑架的加布里拉的丈夫在又被关押了一个月后，在7月份也平安获释。瑞士政府会议纪要透露玄机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德国政府为佩特佐德的获释支付了赎金，另外两名人质格雷纳尔所在国的瑞士政府也是如此。2009年，瑞士政府一位官员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否认瑞士政府为营救人质支付了赎金。他说：“瑞士政府感谢马里总统杜尔为格雷纳尔夫妇获释所做的努力，并在此申明，瑞士不仅没有和绑架者谈判，更没有向他们支付赎金。”

但几个月后，瑞士政府一份专门会议的纪要披露，参加会议的几个部长同意为营救两名瑞士人质“承担一些费用”。而瑞士议会财政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瑞士联邦财务委员会已应联邦委员的请求，批准拨款300万瑞士法郎（约合320万美元），用于营救在马里遭绑架的人质。”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北非事务研究员沃夫拉姆·拉奇尔指出，这是近年来获得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官方文件证明人质所在国家政府拨款来营救人质。不过，该文件并没有说明这些拨款具体用在哪些方面，只是含糊地说“用于外交和领事保护”，这使人们对巨额拨款的用途浮想联翩。

截至本文发稿时，瑞士政府的那份会议纪要和议会报告还都是保密文件，尚未公开全部内容。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点是，那些拨款的收款人是谁？如是“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那就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904号决议。该决议说，任何国家及其组织、公民应立即冻结与“基地”组织的任何经济联系，包括不得向其支付任何形式的赎金。如果查实瑞士向“基地”组织付赎金的话，那瑞士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不过，德国研究员拉奇尔说，一般来讲，有关国家政府总是“藏在绑架案的后面秘密行事”，不会留下明显证据的。进退两难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如何营救被绑架的人质，是横亘在每个人质所在国家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按照“以人为本”的思想，政府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如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来营救人质。如是武力营救，那胜算也只有一半，要么人质获救、要么被绑匪打死。相比之下，经济手段的成功率要高一些，毕竟绑匪大多是图财。不过，一些国家政府也担心：在支付了赎金后，人质是否会平安回来？万一遇到“没有职业道德”的绑匪，既收了赎金，又把人质杀害，岂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依靠支付赎金的方式来营救人质，那会使绑匪尝到甜头，是否会纵容他们从事更多的绑架事件呢？

德国人质佩特佐德和瑞士人质格雷纳尔夫妇并不是仅有的三名据说是通过支付赎金而获得自由的人质。据统计，从2003年以来，至少有68名西方游客、记者和志愿人员在广袤的非洲撒哈拉沙漠里遭绑架，其中一多半绑架案发生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后来，大多数人质都平安获释。安全人士认为，其中原因可能是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支付了赎金。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以来，为营救这些人质而支付的赎金总数至少在3000万美元以上。

以法国为例，至少有10个法国人过去六年时间里在北非和撒哈拉地区遭绑架，使法国成为在该地区遭绑架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除了两人被打死、一人在被关押期间死亡、一人还在押外，其他人都平安获释。

与此同时，至少有五个西班牙人、两个加拿大人、两个澳大利亚人、两个瑞士人和两个德国人不幸沦为武装分子的“肉票”。这些人中一人因自然原因而死亡，其他人都没有受到伤害而获释。美英“不让步”政策引争议

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在营救人质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明确，那就是：对绑架者严格实行“不妥协、不付赎金”政策。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4年9月谈到一名英国人在叙利亚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扣为人质时说：“我们英国政府不会为我们的公民被绑架而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我知道，这一点对于人质家属来说，非常难接受。但我非常清楚，那些恐怖分子是怎样的人。我知道，在世界上一些地方，有人向恐怖分子支付了数百万赎金，使他们能够有钱来购买更好的武器，来从事更多的绑架事件。我们绝不纵容、资助绑架者。”正因如此，英国人埃德温·戴尔付出了牺牲生命的惨重代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遭绑架的英国人质都会被处决。2014年5月，一名63岁的英国教师戴维·伯拉姆在利比亚被武装分子绑架。在被关押五个月后，他终于获释，据说有人向绑匪支付了赎金，但到底是谁付的赎金、具体数额是多少，都没有透露。英国政府声称，他们没有卷入这次营救行动。

美国前驻马里大使维基·胡德森声称，绑架事件发生后，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嘴上虽然说“绝不付赎金”，但同时，他们找到了一条不用把赎金直接交给绑匪的渠道，把赎金存入了马里的一些银行，操作得非常隐蔽。事实上，绑匪拿到了赎金，或者得到了其他好处，否则，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释放人质。以2003年的一起德国人遭绑架案为例。为了使他获释，德国外交部派出一个工作小组，与马里政府官员一起工作，商讨营救办法。胡德森说，她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赎金从德国官员手里交到绑架者手里，但听说德国官员和一些马里人在整起事件中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一个例证是，某个马里“中间人”突然有钱了，开上了崭新的越野车。后来，德国人质安然获释。

法国记者丹尼尔在采访了多起西方人遭绑架案后说，在西非某些国家，为营救人质而充当“中间人”的生意很是红火。他引用了维基解密2010年透露的美国驻马里大使馆2010年发出的一份电报内容，里面提到了一个名叫阿格·阿萨拉特的“中间人”。此人清楚地告诉美国使馆：“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2008年对他许诺：如果他能促成西方国家为营救人质而支付赎金的话，该组织愿意就每名人质向他支付多达300万阿尔及利亚第纳尔（约合36000美元）的“佣金”。

在中东地区，绑匪开出的赎金要价要比非洲高出许多。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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