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劳伦斯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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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英文)试读：
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在英美长期遭禁，直到1960年代才开禁的世界文学名著。当英国终于宣布开禁这本小说后，一度洛阳纸贵，高踞畅销书排行榜数周并常销至今。但比畅销和常销更重要的是，它的开禁标志着人类的宽容精神在劳伦斯苦恋着的祖国终于战胜了道德虚伪和文化强权。从此，其作者劳伦斯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劳伦斯学也渐渐成为一门英美大学里的学位课程和文学研究的一门学科。时至1990年代，劳伦斯研究早已演变成一种“工业”，得其沾溉获得学位、靠研究和出版劳伦斯作品为职业的大有人在。劳伦斯若在天有灵，应该感到欣慰。
在中国，这部小说问世不久，中国文学界就报以宽容和同情，甚至从学术角度对劳伦斯和他的作品做出了积极的肯定。那个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本军国主义随时准备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即使是在这样对文学和文化传播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劳伦斯还是开始被介绍了进来。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遭禁后，大量的盗版书不胫而走，劳伦斯反倒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名声大震，甚至连战乱频仍的远东的中国都不得不开始重视他。这样的重视与劳伦斯在欧美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
诗人邵洵美读后立即撰文盛赞，现代作家和戏剧家赵景深曾在1928—1929年间六次在《小说月报》上撰文介绍劳伦斯的创作并追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进展。几个杂志上陆续出现节译。其后出版了饶述一先生翻译的单行本，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仅千册。当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估计人们都没了读小说的雅兴，这个译本就没有机会再版。光阴荏苒，五十年漫长的时间里中国读者与此书无缘。到1980年代，饶述一的译本在湖南再版，不久就被禁。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学术与出版界对劳伦斯早就有了一个全面公正的认识。
早期的各种报刊里对劳伦斯及其创作发表过一些评论，如1930年的《小说月报》第21卷第9号上的《劳伦斯》，1931年《世界杂志》第1卷第2期上的《劳伦斯的最后的小说》。而有分量的研究和介绍文章则集中出现在1934年，至于为何是在这个年份，则有待于以后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些文章是孙晋三的《劳伦斯》（《清华周刊》第42卷第9/10期），章益的《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研究》（《世界文学》第1卷第2期），郁达夫的《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人间世》第14期），林语堂《谈劳伦斯》（《人间世》第19期，林语堂在文章中节译了该小说，其译文之传神精当，令后人难以超越）和《读劳伦斯的小说》（《人言周刊》第1卷第38期）。
孙晋三和章益的文章应该算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扛鼎之作，其深度大致和当时的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同步，至今看来不少观点也不过时，应该说为中国的劳伦斯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与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基本同步的话，这要归功于这两位教授的背景：孙先生是当时稀有的哈佛博士、中央大学教授；章先生则是留美硕士，但研究范围涉猎广博，含科学和人文，亦翻译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其一大功绩是国共政权交替之际阻止了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这样两位德高望重之学者成为劳伦斯研究在中国的奠基人，足见当初的劳伦斯研究起点之高。
而从影响面看，林语堂和郁达夫的两篇文章则更为广泛，他们的文学地位和大作家的洞察是振聋发聩的，他们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做了深入的比较，认为前者对性的叙述是全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象征意义，因此不能将其看作是“淫秽”。郁达夫还认为，即使是性的叙述，劳伦斯的手法也是高明的，“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而郁达夫当年所下的结论即劳伦斯是“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则更是空前绝后精辟，他高屋建瓴地给劳伦斯文学下了定义。林、郁二位文学大家对劳伦斯在中国的普及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估价也不过分，他们的洞见和热情肯定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愈加彰显其英明。总之，在当初的中国，有这样四位大家几乎与国际文学界同步肯定和推介劳伦斯和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使国人在这方面的视野大为拓宽，也是中国文学家鉴赏水准之高的充分展示。
1949年后，劳伦斯被看作“颓废作家”，对他的介绍出现了三十多年的空白。对劳伦斯的重新肯定则是以赵少伟研究员发表在1981年的《世界文学》第2期上的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为标志。这篇论文应该说全面肯定了劳伦斯的创作，推翻了以往文学史对他做出的所谓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定论。以赵少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地位和《世界文学》的地位，这篇文章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文学界彻底肯定了劳伦斯及其创作，从而开创了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在中国的新局面。赵先生以一种晓畅、略带散文笔法的语言，道出了自己对劳伦斯创作主流的独到见解。我们发现一个曾被雅俗双方都一言以蔽为“黄”的作家在赵先生笔下呈现出“社会批判”的真实面目；同时赵先生也启发我们“看看这种批判同它的两性关系论点有什么关联”，使我们得以找到整体把握劳氏创作的一个切入点。在一个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和译介产生着时而是致命影响的时代和社会里，赵先生多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章，恰到好处地淡化了那些曲解劳伦斯作品的非文学不良因素。赵先生广为引用马恩，以此来观照劳伦斯的创作，对其加以肯定，这是劳伦斯研究上的一种突破。西方学者不可能如此行文，1930年代的老一辈不可能有这种文艺观。赵少伟行文之自然从容，可见他十分精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作了自己自然的话语方式。所以我说，赵少伟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具有绝对的开拓性历史意义，在“1949后”这个语境下是真正意义上的滥觞之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劳伦斯的词条也出自赵少伟之手。
人的艺术良心和艺术感知是相通的，如同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一样。赵少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与劳伦斯文学的精义多有契合之处，也因此他的理论在中国的语境下更具有说服力。所以我说，这项开拓工作似乎历史地落在了他肩上。劳伦斯有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的知音为他开辟了进入中国的路，应该为此感到幸运。
公正地说，教劳伦斯受益无穷但也深受其害的，都是这本毁誉不一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是因了这本“黄书”，劳伦斯才真正闻名于世。如果说许多人最终读了他的多数作品后承认他是文学大师，那引玉之“砖”则是《查》，人们首先是慕其情色描写而争睹为快的。
事实上，劳伦斯除了这部小说外，还著有另外11部长篇小说，50多部中短篇小说，多部诗集、剧本、游记和大量的文学批评、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和散文随笔。他还翻译出版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意大利作家乔万尼·维尔迦的长篇小说等，仅凭这些译文就足以称他为翻译家了。这位矿工的儿子，以自己非凡的文学天赋、敏感的内心体验、勤奋的毅志和顽强的生命活力，拖着当年还是不治之症的肺病之躯，在短短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学经典遗产，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不少研究家称其为天才和大师，不无道理。
大师自有大师的气度和风范，这自然表现在其不同凡响的文学创作上。他的四大名著《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说部部经典。《儿子与情人》被普遍认为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印证弗洛伊德“恋母情结”学说的“原型”之作。《虹》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屡遭查禁和焚毁，惹出文学和政治风波来，作者本人虽未遭“坑”，却也长时间内遭受监视和搜查，心灵备受煎熬，以至于对他“爱得心头发酸”的祖国终于失望而自我流放，浪迹天涯，病死他乡，做了异乡鬼。由此，我们甚至无法断定他是因了文学的孽缘才遭此厄运，还是厄运专门来锻造他的文学魂。
这位旷世奇才的作品甚至在1985年上海出版的专著《现代英国小说史》中仍然被指责为“黄色淫秽”并把开禁这本书作为“当前西方社会的道德风尚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的标志。这也难怪，不用说当年，即使是目前，我们许多读者仍然停留在那个人云亦云的阶段，甚至不少知识分子、年轻的大学生，一提起劳伦斯的名字仍想当然地一言以蔽之曰“黄色作家”。
这归根结底是个眼光的问题。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此话极是。
于是，当我们无法要求大多数非文学专业的人去一部部精读劳伦斯作品而后公正对待之时，我们只有对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做个“眼光”上的评说。艺术的眼光往往需要靠一个人较为全面的发展来培养，需要时间。或许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文明的进程，终于有一天对这本书的争议和赏析都成了一种过时和多余。
当历史把我们毫不留情地置于一个尴尬的叙述语境中时，我们只有毫不尴尬地直面历史。
1984年笔者完成了国内第一篇研究劳伦斯的硕士论文时，国内还没有劳伦斯作品的译本（只有个别短篇小说的译文，劳伦斯只是被当做一般的现代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个领域还被认为是禁地，因为他在非学术领域仍被看作“黄色作家”。八十年代后期劳伦斯作品开始大量出版，便有了三五成群突击抢译劳伦斯作品的壮观场面。三十年代的旧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重印上市后，黑市竟出现高价抢购的热潮。
在这种尴尬的阅读环境中解释劳伦斯的这部最有争议的小说，颇令人生出滑稽感。
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童话，是一种久经考量的体认──是理性认识与情感体验交织积淀的结果。我无法不这样认为。
小说伊始，即是一场浩劫之后的一片废墟。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象征，更是大战后人之精神荒原的写照。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野林子和林中木屋，里面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故事，一个复归自然的男人给一个寻找自然的怨妇注入崭新的生命，这怨妇亦焕发出女人之本色，唤起了这个近乎遁世的男人身心遥远地带无限的温情，激发出他身上近乎消失的性爱激情。他们在远离工业文明的地方体验着自然纯朴的爱情，体验着创造的神奇，双双获得了灵与肉的再生。浪漫而美丽，不乏乌托邦色彩，这简直是一部成人的童话。
劳伦斯生前好友理查德·奥尔丁顿曾长期从事劳伦斯作品的编辑和评论工作，他说过，这本书根本算不上一本性小说，因为它其实是“关于性的说教……是一种‘精神恋爱’”。林语堂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劳伦斯的性描写别有一番旨趣：“在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这真是一种林语堂式的“会心之顷”的顿悟。时至今日，普遍的研究认为，劳伦斯对性持一种清教徒的观点：“他之所以常常被称做清教徒，就是因为他认为性是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钥匙，也因为他认为这是极为严肃的事情。”1960年伦敦刑事法庭审判这本书时，文化学家霍加特就特别说这书“讲道德，甚至有清教之嫌”。此言令检察官困惑不解，转而问询文学家福斯特，福斯特抑扬顿挫地回答说：“我认为那个描述是准确的，尽管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相矛盾。”看似如此的矛盾，造就了劳伦斯这部小说之性宗教的特质。因此，霍加特在他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61年版序言中称这本书是“洁净、严肃的美文”。“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试图当成淫秽书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
克利福德·查泰莱爵士因伤失去性能力，本值得同情，但他的内心十分冷酷，对工人蔑视无情，对夫人康妮感情冷漠。他认定矿工只是工具，非用鞭子驱使不可。康妮只要能为他生个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和爵位就行，至于同谁生育，他倒不在乎，但绝对要求孩子的父亲来自上流社会，以不辱查家门楣。同他在一起，康妮虽生犹死。
正因此，当康妮遇上一身质朴但情趣脱俗的猎场看守麦勒斯时，便自然流露出了女性的软弱与柔情，备受失败婚姻折磨和工业文明戕害的麦勒斯立即情动于中，双方情色相生，一发而不可收，演绎了一场性爱激情戏剧。麦勒斯与康妮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是一个根植于自然、富有生命活力的“下等人”。他受过教育，但厌恶他认为腐朽的文明生活，选择了自我流放，自食其力，寄情山水。
令人深思的是劳伦斯对现实的选择：他选择了森林为背景，选择了一个猎场看守而不是选择他情感上最为依恋的矿工来做故事的男主人公。猎场看守这种职业的人游离于社会，为有钱人看护森林和林中的动物供其狩猎，另一方面还要保护林场和动物以防穷人偷猎或砍伐树木。这样的人往往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是有钱人的下人，是劳动者，但又与广大劳动者不同。在劳伦斯看来，这类脱离了俗尘的阶级利益、一身儒雅同时又充满阳刚气的男人最适合用来附丽他的崇高理想。而从根本上说，矿主和矿工虽然是对立的，但他们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双方都受制于金钱、权利和机械，在劳伦斯眼里他们都是没有健康灵魂的人。
从《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劳伦斯的超阶级意识日渐凸显，在今天看来颇具后现代文化意义：劳伦斯从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剧角度出发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认知范畴即资本是靠对劳动力的压榨达到积累。事实上后现代理论认为，资本是靠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掠夺“转化”而成的，劳动力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劳伦斯注意到劳动力脱离自然后的异化特质，同时注意到劳动力在资本转化过程中主体性的丧失，对工人来说他们经历的是双重的异化。而采矿这一行业更是对不可再生的人类资源无情掠夺的最典型范例，在剥夺自然方面双方都是参与者。矿工的罢工运动不过是在工资待遇上与资本家的对立，这并没改变其异化的本质。是在与自然的异化过程中，劳资双方成了对立的统一。劳伦斯从而超越了剥削——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意识，实际上揭示的是整个文明进程中资本对人/自然的物化，揭示出对立的双方都是被物化的对象这样一个真理。所以尽管劳伦斯对于自己出生并生长于斯的矿工阶级在情感上万分依恋，称矿工是这世界上唯一令他感动的人，甚至称之为那是他的“家”，但他在理智上却选择脱离他们。有产者的冷酷无情与无产者的萎靡无奈都是文明异化的不可救药的产物。（劳伦斯的有关论述详见其散文《还乡》、《诺丁汉矿乡杂记》和《我算哪个阶级》等。）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日中天之时，劳伦斯凭着其对人/自然的本能关爱，凭着其天赐的艺术敏感，触及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和疾病症候，其作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显功力，无怪乎他被称为预言家。如果说写实主义作家们如狄更斯、左拉等写的是社会的人，现代主义作家如普鲁斯特、乔伊斯等写的是人的意识的流动，劳伦斯则在写这些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的潜意识、前意识和肉体意识，注重性、性别、阶级、权力、劳动的异化和生态伦理，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关注的焦点，劳伦斯恰恰在文学中表现了这些，因此他的作品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而成为文学的常青树，真是难能可贵之至。一个穷工人的儿子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砥砺亦是关键——生活在肮脏的工业文明与田园牧歌的老英国的交界地带，出身于草根备受磨难，但艺术天分促使他孜孜以求，吸取的是本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从而他的写作超越了阶级出身和阶级仇恨，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而他这样游走在各种文化群体之间的边缘作家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所关注的话语上的天然“差异”者、意义的“颠覆”者和“消解”者。所以说，劳伦斯文学的魅力愈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是得到彰显。
劳伦斯试图创造一个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者，这就是麦勒斯。在此劳伦斯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用道德和艺术的标准衡量人，用“健康”的标准衡量人的肉体和灵魂，才选择了麦勒斯这样的人做自己小说的英雄。而森林在劳伦斯眼中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活力，更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精神的纯洁。而森林中万物的生发繁衍，无不包孕着一个性字。劳伦斯选择了森林，选择了森林里纯粹性的交会来张扬人的本真活力，依此表达对文明残酷性的抗争。
劳伦斯真是用心良苦，也真是书生气十足。他创造的简直是成人的童话！他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的，劳伦斯是在废墟和瓦砾上激情高歌的诗人，将全部的悲情化作温情，给人以信心。郁达夫在劳伦斯逝世后不久就读了劳伦斯的作品，他英明地指出：劳伦斯是个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此言极是。所谓厌世，自然是面对汹汹人势表现出的超然与逃避；所谓积极，当然是在看破红尘的同时依然顽强地表现出对人类的信心。于是劳伦斯选择了麦勒斯这样孤独隐居但性力强健的男人做他的理念传达者。这样的男人与世界的结合点只有自己最为本真的性了，他只与脱离了一切尘世丑陋的女人之最本真的东西接触，这就是超凡脱俗的性，与鲜花、绿树、鸟禽一起蓬勃自然地在大森林里生发。谁又能说，麦勒斯不是一棵伟岸但又柔美的橡树？一个复归自然的文明男人，集强健的性力、隐忍的品质和敏感的心灵于一身，对女人和自然界的鸟兽花表现出似水柔情。郁达夫，中国只有郁达夫才能在劳伦斯刚刚逝世不久就做出了一个这样透彻的判断。
一个要摆脱代表死亡与坟场的丈夫的鲜活女人遇上了麦勒斯这样一个卓尔不群回归自然的理想主义男人，在童话般的林中木屋里自然而然相爱，演出了一幕幕激情跌宕的生命故事。小说字里行间荡漾着的生命气息，幻化成大战后废墟上人性的希望祥云，富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在于它童话般的真实性。在这个文本之内，劳伦斯营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它就是真实的。”我想这是一种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
小说创造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能说《查》是一部象征小说：小说中每一样事物都具有象征意义，直至最后整个小说本身成了一个庞然的象征。林语堂谓之“含蓄着主义的性交”，可能指的就是小说的象征性。
这部小说表层的自然主义与深层的象征主义之浑然一体，使其最终成为超自然主义的自然象征主义小说，这应该是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有西方学者认为，劳伦斯文学脱胎于维多利亚传统，但是对这种传统的反讽式模仿，意在颠覆刻板僵化的传统阅读习俗，洗涤被文明玷污了的字词，还其干净本质，这里特别指的是“四个字母”的禁词，从而劳伦斯文学超越了传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识，将自己置死地而后生，亦需要高超的技艺与雍容的姿态。劳伦斯受到激烈的攻击，多来自人们对其“矛”的世俗解读；劳伦斯受到追捧，则因为人们对其“攻盾”的努力的嘉许。劳伦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他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当了一回烈士：这本书在欧美被禁三十余年，在其他国家则长达70余年甚至更多。但他最终还是获得了新生，他唯一要感谢的就是时间，时间可以涤荡一切陈腐、僵化和专制。他的创作终因其对摧残人性的工业文明的抗议、为人性解放的可能性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帮助当代人从虚伪的道德羁绊中得到解脱的“真诚不懈的渴望”吸引了全世界众多读者。
了解了这一层意思，我们就把握住了这部小说形而上的内涵，而不至于停留在其表面的性描写上画地为牢，无端訾议。中国古语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术的真实往往是形而上的。从这个意义上去考察这部小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算一家之言，聊以代序。
与这部小说写作的一些历史和个人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其独特的个性和主观性与时代背景和环境的影响互动的结果。而在于劳伦斯，这样的互动就更为突出。在此略做交代。
1925年，劳伦斯还在美国和墨西哥漫游时，从十六岁开始长期困扰折磨他的气管炎和肺炎终于被确诊为肺结核三期，在没有发明出抗生素的年代，这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眼看大限将至，自己还在创作上徘徊，劳伦斯肯定心急如焚。
他是不甘心自己长时间内写不出力作的。1920年《恋爱中的女人》出版后并未引起轰动；后来的《迷途女》被认为是为钱而写的平平之作；《亚伦之笛》《袋鼠》和《羽蛇》虽然独具匠心，但一时难以获得认可，评论寥寥，且抨击者为多；《林中青年》是与别人的合作，乏善可陈。而他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和游记等并非他的根本关切。他的写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才是他的生命支柱，这来源于他对长篇小说的本能认知。查出肺结核三期后，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
这一年是他创作上的“休耕年”，他开始潜心于理论探索，写出了一系列小说理论方面的随笔。他的理论探索为他的扛鼎之作找到了关键词，这就是要张扬“生命”。其实劳伦斯1912年与弗里达私奔到意大利北部的加尔达湖畔时就已经通过直觉触及未来十几年后生命最终结束之时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的主题了，其理念在游记《意大利的薄暮》中已经初露端倪，他要做的只是等待和寻觅，寻觅将这理念附丽其上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将这理念戏剧化。这一等就是14年，等到医生宣判了他的死刑。
随后他在1925年和1926年最后回故乡两趟，看到英国中原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他终于失望而去，彻底与阴郁冷漠的英格兰告别。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在那里，阴郁的故乡与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两相冲撞；在那里，他以羸弱的病体考察了意大利中部古代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墓葬和完好如初的彩色壁画，伊特鲁里亚人充满血性的性格，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对神灵的虔诚膜拜，对死亡的豁达，这些与基督教文明下人的物欲横流和人性的异化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劳伦斯深深地迷上了罗马人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意大利人真正的祖先伊特鲁里亚人：“苗条，优雅，文静，有着高贵的裸体，油黑的头发和狭长的脚板。”意大利的现实和远古都感召着劳伦斯心向往之。于是，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终于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生命之书，一首生命的抒情诗。
本译本根据1994年企鹅公司出版的剑桥1993年版的平装本译出，意译了书后绝大部分注解并针对中国读者可能的阅读障碍增加了一些译者注解，这些译注得益于我多年来对劳伦斯的研究，亦得益于我在劳伦斯故乡的生活常识——我愿意把我读书得来的和在英国生活中得来的与本书有关的知识都通过做注来与读者分享，帮助读者贴近作品，这些是原著的注释所不能提供的。译者所撰的注解条目散落于翻译的注解条目之间，但都一一列出，如有错误，文责自负，以免牵连原注。黑马1993年1月5日2004年7—10月改写2009年3月2017年7月修改
第一章
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场悲剧，所以我们不再做如是观。大灾大难已经发生，我们身陷废墟，开始在瓦砾中搭建自己新的小窝儿，给自己一点新的小小期盼。这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没有坦途通向未来，但我们东绕西绕，或者翻越障碍前行，不管天塌下几重，我们还得活下去才是。
康斯坦丝·查泰莱的处境大致如此。大战给她带来了灭顶之灾，也让她长了见识，她明白了，人活着就得学会应对一切。
1917年克里福德·查泰莱请了一个月的假回来与她完婚，蜜月后他又回了佛兰德斯战场。可六个月后他就伤残了，运回英国时浑身几乎支离破碎。康斯坦丝，他的妻子，时年二十三，他二十九。
他生命力极强，不但没死，破碎的身体似乎还复原了。一连两年他都在接受医生的治疗，两年后医生宣布他痊愈，但腰部以下半截却是永久地瘫了。
1920年，克里福德和康斯坦丝回到了克里福德的祖宅拉格比庄园。他父亲去世了，克里福德就继承爵位成了克里福德从男爵，康斯坦丝因此成了查泰莱男爵夫人。他们在这颇为凄凉的查府里开始料理家务，过上了婚后的生活，但手头有点拮据。除了有个离家在外的姐姐，克里福德就没什么近亲了。长兄已经战死，查家就靠他来支撑。但他永远残了，明知自己不会有后嗣，还是回到这烟雾弥漫的中部老家维持查家的烟火，能撑多久就撑多久吧。
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可以自己摇着轮椅四处活动，他还有一辆带篷子的轮椅装了马达，因此他能独自驾驶着轮椅在花园里慢悠悠地兜风，还能驶入那座美丽但凄凉的邸园中去，他心里着实为这座园林感到骄傲，表面上却要故做轻描淡写状。
受尽苦难的他，看上去却不那么沧桑。他表情奇特，一脸的容光焕发，生气勃勃，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满面红光的他，浅蓝色的眼睛目光炯炯，咄咄逼人，肩膀宽阔结实，手臂刚劲有力。他的华贵衣着都在伦敦定制，漂亮的领结是从邦德街购得。可在他脸上还是能流露出一个残疾人警觉提防的神情，眼神里还是透着一丝儿残疾人的空虚。
他几近丧命，所以倍加珍惜自己的残生。他充满渴望的炯炯目光里透着巨大打击后生还的骄傲。可他受伤过重，身心深处已经有什么东西被彻底摧毁了。一些感觉已经灰飞烟灭，只剩下一个毫无感觉的空壳。
康斯坦丝，他的妻子，脸色红润得像个乡下姑娘。她生着柔顺的棕发，身体健壮，动作悠缓，身上蕴藏着过剩的精力。她那双湛蓝的大眼睛里露着好奇的目光，说起话来声音柔和，活脱儿一个乍离乡村的女子。
其实她并不土气。她的父亲老马尔科姆·里德爵士曾经是著名的皇家艺术学会会员，母亲则在拉菲尔前派艺术盛行时期是修养甚高的费边社成员。从小在艺术家和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中间耳濡目染，康斯坦丝和姐姐希尔达可以说是受着反传统的美学观念影响长大成人的。一方面她们被家长带着去过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接受艺术熏陶。另一方面，她们还被带去海牙和柏林参加社会主义者大会，会上发言的人们言谈文明，举止大度。
这姐妹俩从小就对艺术和思想政治之类的东西毫无隔膜，那是她们天生于斯的环境。她们既有见多识广大气的一面，又有狭隘乡土的一面。在她们身上，大气与乡土气相得益彰的艺术观与纯洁的社会理想是并行不悖的。
十五岁上她们被送到德国德累斯顿去学音乐等科目。那段日子很是愉快。她们在当地学生中间毫无拘束地生活，同男人们争论哲学、社会学和艺术问题，在这方面她们和男人一样优秀，而因为她们是女子，则显得比男人还强。她们与强壮的男生结伴，背着吉他到森林中去远足，唱起人称“候鸟”的徒步旅行者之歌，她们感到了自由。自由！那是个多么伟大的字眼儿。在旷野里，在晨曦中的林地间，和那些身强力壮、歌喉动听的男孩子们在一起，为所欲为，畅所欲言。最重要的是能畅所欲言，能充满激情地交谈。而爱情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伴奏曲。
希尔达和康斯坦丝在十八岁上初涉爱河。那些和她们放谈、高歌、在林间自由自在徒步旅行的男孩子们自然想跟她们建立爱的关系。姐妹俩起初对此有疑虑，可是既然这些东西都畅谈过了，就应该是不可或缺的。而那些男子又是那么低声下气地渴求她们，女孩子们为什么不能表现得像个女王，将自己当做礼物赠与他们呢？
她们就这样将自己当做礼物赠与了和自己争论最透彻、最亲密无间的青年。那些争论和讨论是最举足轻重的事，而做爱之类不过是某种向原始的回归，有点扫兴。事后反倒对那男孩子不那么爱了，还有点厌恶，似乎是他侵犯了自己的隐私和内在的自由。因为，一个女孩子的全部尊严和生命意义在于获得一种绝对完美、全然高贵的自由。一个女子的生命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呢？其意义就在于摆脱那种古已有之的肮脏的交媾和支配—服从的关系。
无论人们怎样对此动情，性这东西终归是古已有之的肮脏的交媾和支配—服从的关系。歌颂它的诗人多是男性。女人一直明白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美好，更高尚。而现今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这个道理。一个女人最美丽纯洁的自由绝对比任何性爱更美好。唯一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男人比女人落后许多，他们在性事上固执如犬。
因此女人不得不让步。男人就像孩子一样贪婪，他要什么，女人就得给他什么，否则他可能会像个孩子一样气急败坏，愤然而去，从而毁掉一段美好的姻缘。女人尽可以屈从于男人，但她内在自由的自我却不会屈从。这一点并没有被歌颂性爱的诗人和说教者充分注意。女人可以接受一个男人，同时却并不放弃自我。她当然可以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同时并不受男人的支配。相反，她可以利用性这东西来支配男人。在性交过程中，她只须收紧自己，听任他尽情到终了而自家并不进入高潮。然后她可以延长交媾达到高潮，把他仅仅当成一个工具。
大战爆发，两姐妹赶回国，此时她们都有了爱的经验。除非和哪个青年特别谈得来，她们才恋爱。和某个聪明绝顶的小伙子热烈地放谈，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一连数月，这样的谈话给她们带来的震动是惊人的、强烈的、难以置信的，这种感受如果不是亲历，她们是不会懂的。“汝将有可与之交心的男子！”这来自天堂的许诺并不曾耳闻，可在她们不知不觉中竟然成真了。
这些生动、触动灵魂的心交会唤起亲昵的感情，如果此时性交不可避免，就随它去。这标志着一章的结束。这本身就令人激动：它唤起体内奇妙的震颤，那是自我意志最后不由自主的抽搐，就如同最后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特别像一行星星标号，既表示一个段落的结束，又表示一个主题的间歇。
这姐妹俩1913年回来度暑假时，希尔达二十岁，康妮十八岁。她们的父亲一眼就看出她们有了爱的经历，就像哪个法国人说的那样：如此这般领略爱情之一二。他自己是个老手，便顺其自然了。至于她们的母亲，她神经质，正是风烛残年，她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们能“自由”，能“如愿”。她自己这辈子从来就没有自立过，她走了背字儿。天知道这是为什么，按说她有自己的收入，也有自己的想法，怎么会如此呢？她埋怨自己的丈夫。事实上这全是因为她无法挣脱某些束缚心灵的陈规所致，跟马尔科姆爵士无关，他放任自己智力超群、充满敌意的神经病妻子当家做主，自己则另行其是。
所以姑娘们才得以“自由”，过了暑假就回德累斯顿的大学继续学音乐，回到她们的小伙子身边。她们各自有个小伙子，恩恩爱爱，心心相印。凡是男孩子们能想能说能写的美妙词句，他们全都奉献给了这两个姑娘。康妮的小伙子是个学音乐的，希尔达的那位则是学技术的。他们简直就是为这俩姑娘而活着。当然这种激情还是精神上的。而在别的方面他们有点受冷落，尽管他们并不明白这一点。
他们身上明显有经历过爱情的痕迹，也就是说有了肉体上的经历。奇特的是，爱情是如此精细无误地改变了男女双方的肉体：女子更娇艳了，更丰满娇嫩了，棱角磨圆了，脸上带着渴望或得意的表情。男子沉静多了，内向多了，肩膀和臀部也不那么气势汹汹的了，收敛了许多。
肉体受到性的刺激，姐妹俩几乎是屈服了那奇特的男性力量了。但很快她们就恢复了理智，把性刺激看作是感官刺激，从而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反倒是男人，因为感激女人给了他们性，就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她们。过后他们看上去倒像是丢了西瓜拣了芝麻。康妮的小伙子有点郁闷，希尔达的情人则说起风凉话来。男人就是这样啊！忘恩负义，贪得无厌。你不要他们吧，他们恨你不要。一旦你要了他们，他们还会因为别的理由恨你。或者什么理由也没有，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是贪得无厌的孩子，得寸进尺，女人无论怎样做他也不满足。
但战争爆发了，希尔达和康妮再次赶回家来。在这之前她们五月份回来过一次，是给母亲奔丧。1914年圣诞节前她们的德国情人都死了。当时姐妹俩为自己热恋的男子痛哭了一场，但过后儿说忘就忘了他们，心里再也没他们了。
姐妹俩都住在肯辛顿父亲的房子里，其实那本是母亲的家。她们和剑桥毕业的年轻人过从甚密，这是些号称捍卫“自由”的人，身着法兰绒裤，柔软的衬衫领口敞开着，教养良好，感情奔放，言谈轻声细语，举止细腻。随之，希尔达突然就嫁了人，男方长她十岁，是这个剑桥圈子里的师兄，手头宽裕，在政府里有一份舒适的差事，他家几代人都在政府里供职，业余他还写点哲学随笔。她和夫君住在威斯敏斯特区，来往的都是政府里的人，算是个正经人圈子。这些人并非精英，却是或者说会成为国家真正的智慧栋梁：他们言之有物，至少听上去如此。
康妮干点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交往的是那些穿法兰绒裤、固执己见的剑桥生们，这些人对什么都冷嘲热讽。她的“朋友”就是二十二岁的青年克里福德·查泰莱，他刚从波恩赶回来，原本在那里学习采煤技术。在这之前他在剑桥上了两年学。现在他在一个出色的军团里当上中尉了，穿上合身的军服，更是目空一切。
和康妮比，克里福德·查泰莱更属于上层社会。康妮是富裕的知识分子，而克里福德·查泰莱是贵族，虽说不是大贵族，但终归算贵族。他父亲是个准男爵，母亲则是个子爵之女。
克里福德虽说出身比康妮高，而且“社交面”更广，可就是不但没康妮大气，反倒比康妮害羞。他在他那个狭窄的“大世界”里更游刃有余，那个“大世界”即是有地产的贵族们组成的小社会。而到了别的大世界里如大量的中下阶级和外国人当中，他就变得羞涩紧张起来。直说了吧，他就是有点怕大量中下阶级的人，怕与他不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外国人。他有点感到无能，感到无力保护自己，尽管他的特权受到了绝对的保护。这事儿听上去费解，但在我们这个年代里就有此等怪现象。
正因此，他让康斯坦丝·里德这姑娘身上所特有的那种从容自信给迷住了。在那个混乱的外部世界里，她比他能多了。
不过他也算是个叛逆，甚至背叛了他自己的阶级。可能说叛逆言重了，过于言重了。他只不过是随大流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反陈规陋习，反任何权威而已。父辈们是荒谬的，他那个冥顽不化的老爹则荒谬到了极点。政府是荒谬的，我们国家那个踌躇观望的政府则备加荒谬。军队是荒谬的，那些老不死的将军们全这样，那个红脸儿吉切纳则荒谬绝伦。甚至这场战争就荒谬到家了，尽管它杀死了不少人。
事实上，一切事物都有点荒谬，甚至是荒谬透顶：任何东西只要与权威有关，无论是政府里、军队里还是大学里，都荒谬到了一定程度。只要统治阶级自命不凡地要统治，他们就荒谬。克里福德的父亲乔弗里男爵就荒谬至极。他砍伐自家的树木，把他的工人从煤井里像拔草一样弄上来推到战场上去，可他自己却躲在后方自称爱国。还有，他为国家花钱，落得自家入不敷出。
克里福德的姐姐爱玛·查泰莱小姐从中部到伦敦去做护士，心中暗自讥笑乔弗里男爵和他坚定的爱国心。身为继承人的长兄赫伯特干脆就公然嘲笑，尽管砍伐下来给战壕当支柱的木头是他的树。而克里福德则只是不自然地笑笑。一切皆荒谬，没错。可是，如果这荒谬离自己太近，当自己也变得荒谬时又会是什么情形呢？至少另一个阶级的人如康妮对有些东西是严肃认真的。她们还是信点什么的。
她们拿丘八、强制征兵的恐惧、食糖和儿童奶脂糖短缺这些问题很当一回事来认真对待。在这些问题上，当局犯了荒谬的错误。可克里福德却对此不怎么上心。他认为当局压根儿就荒谬，而不是因为奶脂糖和丘八的问题才荒唐。
当局感到荒唐了，可行为还是照样荒唐不经，一时间乱得天昏地暗如“疯帽匠的茶会”。直到那边乱得不可收拾了，洛伊德·乔治出来收拾残局了。可他的做法竟是荒唐得没了边儿。弄得那些信口开河的年轻人再也笑不出来了。
1916年，赫伯特·查泰莱战死，所以克里福德接替他成了继承人。这甚至让他感到害怕。作为乔弗里男爵的儿子和祖宅拉格比府的后人他感到责任重大，无法摆脱。但他同时也明白，在喧闹的外部世界人们看来，这也是荒谬的。现在他成了继承人，担起了拉格比府的责任，这老拉格比。这还不够可怕吗？！但也很了不起，不得了！但也着实荒谬。
乔弗里男爵却丝毫不感到荒谬。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憋足了劲儿固执地要拯救自己的国家，保住自己的地位，不管是洛伊德·乔治还是别的什么人当政。他是那么封闭，那么与真正的英格兰隔绝，有时那么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看好霍拉修·博特姆利。他捍卫英格兰和洛伊德·乔治，就像他的祖先捍卫英格兰和圣乔治一样，从来弄不清这个英格兰和这个乔治与那个英格兰和那个乔治有什么不同。所以乔弗里爵士才砍伐自己的树木，原来他是为了捍卫洛伊德·乔治和英格兰，英格兰和洛伊德·乔治。
他还要克里福德娶妻生子。克里福德觉得父亲是个不可救药的过时人物。可他自己又比父亲强多少呢？他除了躲避荒谬的东西就是想逃避自己的地位给自己带来的荒谬，仅仅如此而已。因为无论自愿与否，他最终还是郑重其事地继承了爵位，入主拉格比府。
战争开始时的狂热劲儿消停了，破灭了。死人太多，恐惧太甚。一个男人需要支持和安慰，需要在世界上有个安全的港湾停泊下来，需要一个妻子。
查泰莱家三姐弟很怪，虽然与外界关系不少，却在拉格比府里封闭地生活着。孤独感使他们更亲密，因为他们感到地位不稳，感到无力自卫，尽管他们有爵位和土地，或许也正因为有这些东西才自危。他们与生活其间的工业化的英国中部地区隔绝着。他们也同自己的阶级隔绝着，这是他们的父亲乔弗里男爵造成的，他生性多虑，固执己见，孤僻封闭。子女们嘲弄他，但也很理解他。
他们仨发誓说要永远住在一起。可现在赫伯特死了，乔弗里男爵要求克里福德婚配。乔弗里男爵嘴上很少提这事，他本来就少言寡语。可他那种沉默无声的坚持态度令克里福德感到难以反抗。
可爱玛对此说不！她年长克里福德十岁，她感到克里福德的婚事是对他们姐弟约定的抛弃和背叛。
但克里福德还是娶了康妮，同她共度蜜月。那是可怕的1917年，他们两个人亲密无间，就像站在正在下沉的船上。结婚时他还是个童男子，但他并不看重性这东西。除此之外，他和她十分亲密。而康妮则对这种超越了性和男人的“满足”的亲密颇感惊喜。克里福德就是和许多别的男人不同，他对性的“满足”并不在意。他们之间的亲昵要深刻得多，更是人的亲情关系。性不过是心血来潮的事，或者说是次要的事：它是正在废退的人体器官笨拙地坚持进行的一个奇怪程序，真的是可有可无。
康妮特别想生几个孩子，为的是加重自己的分量与大姑姐抗衡。可1918年初克里福德瘫着回家来了，而康妮还没有孩子。乔弗里男爵为此抑郁而死。
第二章
康妮和克里福德回到了拉格比府，那正是1920年秋天。爱玛小姐仍然对弟弟的失信怀恨在心，就离家去了伦敦，住在一小套公寓里。
拉格比府是一座狭长低矮的褐色石头建筑，始建于18世纪中叶，以后不断扩建，直到拥挤不堪，没了特点。它坐落在一片布满了老橡树的高丘上，看上去挺像样。可惜的是从这里看到的是附近特瓦萧煤矿烟囱里喷出的煤烟，远处雾气沼沼的山上是特瓦萧村杂乱无章的破房子——这村子几乎就从园林的门口开始，拖拖拉拉足有一英里长，看上去丑陋无比：满村都是一排排寒酸肮脏的小砖房，青石板顶，棱角尖锐，模样既别扭又死气沉沉。
康妮习惯了肯辛顿、苏格兰山地或苏塞克斯的丘陵草地，那是她心目中的英国。她一眼就看透了这个毫无灵魂、丑陋无比的中部煤铁世界，但凭着年轻人的毅力她忍了。这地方令人匪夷所思，不去想它就是了。在阴沉的拉格比府房间里，她听到了矿井上筛煤机的咣当声，卷扬机的噗噗声，火车转轨的咯噔声和矿车嘶哑的汽笛声。特瓦萧的矿井台在燃烧，烧了不知多少年了，扑灭这火得花上一大笔款子才行，干脆就让它烧着去。当风从那边刮过来时，经常是这么个刮法，房子里就充满了烂泥里烧出的硫磺恶臭。即使是无风的日子里，空气里也总是弥漫着地下冒出来的杂味：硫黄、煤炭、铁或硫酸。这煤尘甚至永久地吃进了冬玫瑰花瓣里去，令人难以置信，就像黑色的吗哪从厄运的天空而降。
就这样，它和别的东西一样是命中注定如此！这状况很糟糕，可为什么要抗争呢？你抗不过它，它依然故我。一个人也是要活下去的。生活，都一样！夜晚低沉的黑色云层里，红色的斑点在燃烧着，抖动着，扩散着，肿胀着，收缩着，就像烧伤一样疼痛。那是矿井上的高炉在喷火。最初这些高炉令康妮害怕，但她又想看：她感到自己就像生活在炼狱中。后来她习惯了。到了早晨，天开始下起雨来。
克里福德号称喜欢拉格比庄园胜过伦敦。这片乡村有其顽强的意志，这里的人胆大妄为。康妮则怀疑，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肯定是既没有眼光，也没有头脑。这里的人无精打采，形容枯槁，就跟这周围的乡村一样意气消沉，而且待人不善。他们也有让人感到惧怕和神秘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那口低沉含糊的土话，还有他们成群结队下班回家走在柏油路上时打了钉子的矿靴底发出的咔咔声。
这位年轻的乡绅还乡并没受到欢迎——没有欢庆活动，没有代表出来迎接，甚至没人来献花。他们的汽车开上了一条阴森森的树木夹道的昏暗潮湿车道，开到园林的坡地上，看见一群浑身湿漉漉毛色发灰的羊在吃草，一直开到小丘上，开到拉格比府深褐色的房前。女管家和她的老公在房前徘徊着准备说句欢迎词儿，那模样就像两个站在地里心中没底的佃农。
拉格比府和特瓦萧村之间没有往来，一点也没有。见了面没人脱帽，没人说句客套话。矿工们干脆就瞪着他们：商人们冲康妮抬抬帽檐儿就像见到个熟人一样，冲克里福德则不自然地点点头，仅此而已。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双方都暗自怀有抵触情绪。起初康妮还为村民们默默的抵触情绪感到难过。后来就变得坚强了，觉得那是一针强身剂，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这倒不是因为她和克里福德没人缘儿，只是因为他们是另一种人，一种与矿工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裂痕是难以言表的。这种事在特伦特河以南可能是没有的。可在中部地区和工业化的北方，这种鸿沟就是不可逾越的，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你是你，我是我！这简直是违背普通人性、莫名其妙的事。
不过，按道理说村里人对克里福德和康妮还是同情的。可一到具体的人与人上，双方就势不两立了——离我远点儿！
这里的教区长是个和蔼的人，六十来岁。他恪尽职守，可村民们那种沉默的“离我远点”的态度却几乎让他变得无足轻重。矿工的老婆们几乎全是卫理公会的教徒。矿工们则什么教都不信。在这种环境里，他即使是教袍加身，也还是被当成一个普通人。他不过是阿什比先生，一个照本宣科的牧师，干的是祈祷的行当儿。“就算你是查泰莱夫人，俺们跟你是一样的人！”这种固执的本性起初让康妮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她跟矿工老婆们主动打招呼，她们既提防着她，又故做友善，令她不解。她还常听到那些女人侉里侉气地带着鼻音套近乎说：“天啊，跟查泰莱夫人说上话了，我也成个人物儿了呀！可她别以为我不如她！”这些都让她感到受了冒犯。可这事不可避免。这些不信国教的人就这么冒犯人，奈何不得他们。
克里福德不搭理他们，康妮也学着这样做。她干脆对他们熟视无睹。人们盯着她，像是在看一个蜡人从身边走过。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时，克里福德就表现得十分傲慢轻蔑，他知道他无法对他们友好。事实上，对本阶级以外的人他根本瞧不起，他固执己见，从来不打算妥协。人们对他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他们觉得他就是那么个东西，就像矿井口的废料堆或拉格比府那座房子。
可现在他残了，变的十分自惭形秽，过于敏感。除了家中的仆人，他讨厌见任何人，因为他不得不坐在轮椅中。不过他仍然像以前一样用伦敦裁缝制作的昂贵衣物装扮自己，仍旧系邦德街上买来的领结，如此一来，光看上身，他仍旧和以前一样仪表堂堂。他从来就不是那种女里女气的现代绅士，他生着红扑扑的脸堂儿和宽阔的肩膀，看上去很有点乡土气。可他那文静踌躇的声音，还有他的眼神，既果敢又胆怯，镇定又犹豫，这些暴露了他的本性。他的举止时常傲慢压人，可有时又谦逊文静，几乎是怯生生的。
康妮和他两人相依相伴，但是像现代人那样相互保持距离。他自己内心备受伤害，残废使他一蹶不振，再也轻松活泼不起来了。他是个受了伤害的人，为此康妮一腔热情地守着他。
可她又感到他和别人的联系太少了。矿工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的人，可他只拿他们当物不当人，把他们看作是矿井的一部分而不是生命的一部分，视他们为粗鲁的东西而不是像他一样的人。他挺怕他们，残了以后他不能容忍他们看他的眼神。他们身上有一种奇特的粗野男子气，这一点在他眼里是不自然的，形同刺猬。
他若即若离的，看什么都像低头看显微镜或抬头看望远镜一样。他不接触，跟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实际的接触，除去因为传统的关系与拉格比府接触或出于保护家庭的紧密纽带关系与爱玛有接触，除此之外，没什么东西能真正触动他。康妮感到自己并没有真正触动他，从来没有彻底触及他，或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可触及的，他根本拒绝人之间的接触。
可他又绝对地依赖她，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他虽然魁梧健壮，却无能为力。他可以摇着轮椅活动，还有个装了马达的带篷轮椅可以“突突突”地开着在邸园里兜风。可一旦独处，他就茫然起来。他需要康妮在他左右，以证实他还活着。
不过他还是要有所作为的。他开始写小说，写的是他以前熟人们的奇闻逸事，文笔俏皮，有点恶毒，但说不上为什么，就是无聊。其观察角度特别，很不一般，但缺少触角，没有实质性的触觉。似乎整个故事都发生在一个人造的地球上。不过，既然当今的生活界面基本上是一个虚幻的舞台，他的故事反倒奇特地忠实于现代生活了，就是说符合现代人的心理。
克里福德对自己的小说之上心到了病态的程度。他希望大家都看好他的小说，将它们当成极品。其作品发表在最摩登的杂志上，自然受到的褒贬不一。但对克里福德来说，贬损就是折磨他，像刀子捅他一样疼。这么看来，似乎他全副身心都扑在小说上了。
康妮尽力帮助他。起初她感到兴奋。他什么都对她说，聊得很枯燥，但还是没完没了，坚持不懈，她得竭尽全力做出反应，似乎她全部的灵与肉还有性都得兴奋起来，投入他的小说当中去。这让她兴奋，也让她着迷。
除此之外他们并没什么实实在在的日子。按说她应该监督管理这个家的。可不行。这里的管家已经为乔弗里爵士工作多年了。那个面容干枯、说话字正腔圆的老女人——你很难说她是个客厅侍女，甚至都不能说她是个女人——她负责伺候用膳，已经在这家里干了四十个年头了。甚至屋里的女佣们也都不年轻了。这真可怕！拿这样的地方你能有什么辙，随它去吧！那些没人居住的数不清的房间，那些中部地区循规蹈矩的事，那些过分死板的秩序，过分的整洁，爱怎样就怎样吧！克里福德坚持添了个新厨子，那是他在伦敦时就曾在家伺候他的老练女人。除此之外，这地方好似一个井井有条的乱摊子。一切都井然有序，一尘不染，一丝不苟，甚至诚实规矩。可在康妮看来，却是个井然有序的乱摊子。因为没有温暖的感情将这一切有机地凝聚起来，这房子就看似一条废弃的街道那么凄凉。
除了顺其自然她还能怎么着？！于是她就听之任之了。爱玛·查泰莱小姐有时会来一趟，看看这里什么都还保持着原样，那张贵族气的瘦脸上顿显得意。她永远也不会原谅康妮，认为是康妮把她和弟弟的默契给破坏了。应该是她爱玛和弟弟一起写出这些小说和这些书，这些查家的故事算得上世界上挺新鲜的事儿呢。这些东西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是世界上的新鲜事，是他们查家的人所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衡量标准。已经飘逝的思想和表现形式跟现在没什么有机的联系。这世界上只有某些东西是新鲜的，那就是写查家的这些书，完全是查家个人的事。
康妮的父亲曾来拉格比小住，他私下里告诉女儿：克里福德的作品挺俏皮，可是空洞无物，是不会流传下去的！康妮看着这个壮实的苏格兰爵爷，他一直很成功，于是她那双依然好奇的蓝色大眼睛变得眼神迷离起来。空洞无物！空洞无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批评家们都褒扬克里福德的作品，他几乎是名声远播了，他的写作甚至还挣到了钱，那她父亲为什么还说他的作品空洞无物？写作写到这分上，还能怎样呢？
康妮这么想，是因为她采取的是年轻人的标准：当下好的就是对的。以后一个当下接一个当下，这些个当下之间并非相互关联。
她在拉格比府住到第二个冬天时，父亲对她说：“我希望，康妮，你别让这种处境给弄成个demi-vierge。”“Demi-vierge！”康妮含糊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行呢？”“你如果喜欢这样，当然没什么不行的！”父亲急促地说。
和克里福德独处时，他也对他说了同样的话。“我觉得康妮不适合当个demi-vierge。”“半处女！”克里福德很明白地将这个法文词翻译成了英文。
他想了想，脸刷地红了。他生气了，感到受了冒犯。“怎么就不行呢？”他生硬地问。“她越来越瘦了，干枯了。她不应该这样的。她不是个鱼干儿似的女孩子。她本是一条健美的苏格兰鳟鱼。”“当然，是一条没有斑点的鳟鱼！”克里福德回敬道。
他想过后对康妮说说她的守活寡状况，可他就是说不出口。他跟她既亲密又不够很亲密。精神上他跟她十分默契，可肉体上他们没有共鸣，谁也不想谈论肉体上出格的事。他们父女俩是精神上亲密，感触上绝缘。
但康妮猜得出她父亲对克里福德说了些什么，克里福德心里有什么想法。她知道他并不在乎她是个守活寡的女人还是个风流女人，只要他什么都不知道或没人告诉他。反正是眼不见心不烦，就当什么事也没有罢了。
康妮来拉格比府快两年了，日子过得恍恍惚惚，只顾一门心思扑在克里福德身上，照顾他，帮他写作，主要是他的写作。两人在这方面不谋而合。他们讨论着，苦心孤诣地做着文章，凭空感到真的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着。
生活就在虚幻之中存在着。其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拉格比府，还有仆人们倒是存在，但像幻影，并不是真的。康妮到邸园和毗邻邸园的林子里去散步，喜欢那种寂寥和神秘。秋天蹚着褐色的落叶，春天掐几朵报春花儿。可这一切都像一场梦或者说是真实的幻影。橡树叶子在她看来就像在镜子里摇曳一般，而她自己则像故事里的人，她摘的报春花不过是幻影，或者说是回忆或文字。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没有触动，没有接触。有的只是与克里福德在一起的生活，没完没了地编织着文字的网，编织着意识的细枝末节，这就是被马尔科姆爵士说成空洞无物、流传不下去的小说。为什么要确凿有物，为什么非要流传下去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同理，眼下的现实表面怎样就怎样，不要想以后。
克里福德很有不少朋友，严格说是些熟人，他把他们都请来拉格比府做客。他请来的各路人都有，包括批评家和作家什么的，这些人会帮着褒奖他的书。被邀请来拉格比让他们感到受宠若惊，于是就说好话。康妮对此完全明白。可为什么不呢？这就是镜子里飞快变幻着的花样儿罢了，有什么错呢？
作为女主人她款待这些来客，多是些男人。她也款待偶尔来访的克里福德的贵族亲戚们。柔顺的她脸色红扑扑的，皮肤属于容易生雀斑的那种，是个乡下姑娘模样的女子。蓝色的大眼睛，褐色的卷发，轻柔的声音，健壮丰满的腰肢，这样的长相和身材被认为有点过时，过于“女性化”。她不像男孩子那样胸脯扁平、臀部窄小，如同一条沙丁鱼。她的体态过于女性化，窈窕不起来。
所以，男人们，特别是那些已经不怎么年轻的男人，对她十分和蔼。可是她知道如果她稍有调情的表情克里福德就会受到莫大的折磨，因此她对那些男人丝毫也不赏脸。她表现得沉静漠然，跟他们没有接触，连想都不想那样。为此克里福德自觉万分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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