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戴维·麦克莱伦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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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试读：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编委会

顾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序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杨金海2016年6月16日于北京西单

第三版前言

我在本书每一章的后面都补充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对最后一章与结论的内容也作了扩充。戴维·麦克莱伦1998年5月于坎特伯雷

第一版前言

近百年来，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繁杂，有时竟难以捉摸，想要对它作出很全面的考察，必定会流于肤浅。我力图要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描摹出来。为了让这一思想历程清晰可辨，多少有必要论及其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但我又并不想搞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史来。当然，无论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演进过程感兴趣，还是那些对其中某些特定的观点——如葛兰西或阿尔都塞的观点——感兴趣的读者，但愿我都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知识内容。基于我的著作只是介绍性和概述性的，我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附上了一份分量不轻的深入阅读材料，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评注、解说（为读者提供出有关各参考读物的内容指引——尽管在选材上多少有些主观）；另外更大的部分是纯粹的参考文献目录。

实际上，盖伊·夏普（Gay Sharp）在本书的每一页上都予以润色，改进了本书的风格；托尼·特里维利（Tony Trivelli）在“葛兰西”一章中给了我实质性的帮助；尼克·卡斯韦尔（Nick Caswell）和杰奎·鲍威尔（Jacqui Powell）为参考文献的开列提供了基础性的工作；乔伊斯·麦克雷（Joyce Macrae）和玛丽·纳什（Mary Nash）出色地准备了本书的付印稿。戴维·麦克莱伦1978年9月于坎特伯雷

导论 马克思的遗产

乍看起来，马克思似乎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一整套牢固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称之为其研究工作的“主导线索”中，他认为自己已经表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人类组织社会生产及使用工具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一定的意识形态。因此，人类进行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人类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会超过生产关系。这时，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的阶段就会开创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只有当这些生产力在现存生产关系下发展到了尽可能充分的程度，旧的社会秩序才会崩溃。我们可以列举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四种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渐进的四个时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造成社会分裂、对抗的最后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一解体，人类社会的史前史也就宣告结束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将随着革命时期的到来而终结；而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崛起，通过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并经过一段专政时期，创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马克思的思想也暴露出一些严重含混不清的地方。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手稿混乱不堪。他的著作不仅没有完成，而且那些为数超过实际发表著作的未刊草稿还表明，他已对自己的学说全盘作了一番新的评价——至少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逝世时，人们对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过于简要的《共产党宣言》和艰深的《资本论》这两部书获取的。1930年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以及194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问世，这两件事是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产生影响的最突出的例证。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观念重新发现的角度来书写。而这些可以重新发现的观念多年来要么为人所忽略，要么无人知晓——至少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这样的。

马克思的遗产自相矛盾的另一个多少有些必然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法不容许把自身概括为几个简单的公式。既然马克思在年轻时曾发觉他的导师黑格尔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这种矛盾也出现在这位弟子自己身上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辩证的思想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是开放性的，没有止境：只要主观因素是与客观因素相统一的，理论便总是与实践不断地相互影响，并不断发展。马克思本人生前就曾改变，并发展了自己的政治观和经济观。

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要求其追随者们不是去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卓著，马克思主义就越倾向于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的学说。群众性政党是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其中最为激进者倡导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所有被排除在新工业社会成就之外或不能从中充分受益的人具有号召力。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那种把革命的热情和变革的要求同历史的视角与对科学性的宣称联系起来的罕见能力，使它显得与众不同。然而正是这样，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被简单化、僵硬化和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成了千百万信奉者的简单信念，给他们灌输了最后胜利的信心。这就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它们离马克思最初的思想越来越远，并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的一种异端观念，即常说的“修正主义”。

最后一点，也最明显的一点是：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毫无道理了。诚然，马克思对德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性质谈过一些看法，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考虑过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但还是不可思议的是，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未来革命的战场；而现在，这位思想家却明显地被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广为尊崇，被尊为导师。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发生在这样的国家：经济福利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足以保证革命以后人民享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然而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这样一些国家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那里，资源的匮乏意味着政治自由是件无法获取的奢侈品。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某种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充当了群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意识形态。

在此，我们想简要概述一下马克思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这些关键领域中的观点的自相矛盾之处，以此来表明马克思遗产中所包含的一些难题——至少是这份遗产的承继者们心目中的难题。

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逝世时，其基本原理还不清晰。劳动价值理论是否可作为分析现实经济活动的有益工具，还有待于马克思的遗作《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有待于马克思对于价值转化为价格这一问题的解答。但对他的许多追随者来说，马克思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一些较为直接的实际问题上，马克思虽然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不可避免，但确切的（崩溃）机制是什么，他则并不很清楚。是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可以找到关键性的线索，还是生产过剩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消费不足问题，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马克思远未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时至今日，这仍是个颇具争议的主题。再者，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虽然他正确地预言了垄断的增长，但并未分析垄断的运动规律，更不用说帝国主义的运动规律了。当时，这个问题才刚刚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野，而今早已成为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论述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问题了。

在社会学方面，《共产党宣言》曾经把阶级对立加以简单化，宣称“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1]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中产阶级和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所进行的研究，似乎提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甚至连伯恩施坦（Bernstein）也会感到意气相投的观点。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打算界定阶级的尝试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仍未完成。马克思在这个方面留下的一大空白则是关于农民的论述。鉴于西欧农民普遍持保守态度，马克思不无沮丧地谈到“农村生活中的白痴状态”，并认为农民在任何革命运动中充其量只能起一种从属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十分明显，随着马克思主义重心的东移，随着以农民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显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念同这种现实之间的联系就日益微乎其微了。

但是，马克思著作中最大的缺陷在政治学上。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及其实际增长，显然是马克思远未注意到的一种现象。尽管马克思曾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作过有力的分析（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但他并没有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本来，他是要就这个专题写一部专著的。在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中，据他自己说，这本是他（也唯有他）能够圆满完成的唯一部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者才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方面大大超过马克思本人。尤为重要的是，从实践的角度去看，马克思用不着去处理领袖、政党、群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马克思在其中积极从事活动的组织，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前者是一个只有几百个成员的宣传团体，后者是由各种政治派别和工会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群众性政党的时代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出现的。虽然马克思曾宣称工人阶级的解放要由自己来实现，但事实却清楚地表明：从马克思本人起，工人阶级的领袖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资产阶级出身。因此，任何人——不管是主张建立高度集权的“先锋队党”以领导工人（否则工人就会对政治抱有极不成熟的看法）的列宁主义者也好，还是主张政权应由工人大会直接授予的自由主义社会党人也好，都可以有恃无恐地宣称自己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统。

最后，还有马克思的哲学遗产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谈到要扬弃哲学。他的意思是说，基于哲学所提出的是理念原则和本质，而社会主义革命将会把这些理念原则或本质体现在社会—经济的现实中，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哲学将失去其作用。然而，由于这一革命为期尚远，人们还不得不研究这些“给柏拉图作的脚注”，何况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数不断增加，也需要有一种作为具有融贯性原则体系的“哲学”，对宇宙作出全面的解释。鉴于19世纪末的文化风气，这种哲学不得不用科学的、甚至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表述。虽然晚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带有这种态度的一些痕迹，但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形态的是恩格斯；而使之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则是共产党正统派所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卢卡奇率先重申了马克思思想中那些黑格尔的（因而是赤裸裸反科学的）因素，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则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0年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异乎寻常地突出了人道主义与异化这两个概念，接着又就“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谁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如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一分歧又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上。深入阅读材料有关马克思的著作和第二手文献，相当详尽的关键性参考文献可见于麦克莱伦所著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 1995），469~489页。注释[1]K.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D.McLellan（Oxford and New York, 1997），p.222.

第一编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第1章 恩格斯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以后，在解释他的思想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人们认为，作为马克思的挚友和同事，他对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有着权威性的独特见解。通过热忱的书信往来，他充任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忠实顾问，把惊人的渊博学识奉献给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而论，恩格斯在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显然都与马克思原来的思路很不相同：第一，马克思主义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这条道上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第二，面对以革命党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民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恩格斯不得不作出了妥协、予以承认。

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这些倾向在马克思逝世前就已有所滋长。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曾有意识地实行过“脑力劳动分工”（马克思注重研究历史和经济学，恩格斯则侧重军事战略和自然科学）：自相识起，他们在方法论上就一直有着细微的差异。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上缺乏深厚的学院式训练，而且他的工作生涯主要是在非常实际的工厂管理中度过的。甚至在他们分别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初稿中，比起马克思来，恩格斯更略微倾向于[1]进化论和决定论；后来，恩格斯独特的兴趣领域又必然带来他在方[2]法论上不同的侧重面。然而，必须牢记的是，在恩格斯阐发他的哲学观点的三部主要著作中，有两部是在马克思生前写成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到1925年才最终出版，但初稿在1873年就开始撰写了。《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Volkstaat）上连载[3]前，恩格斯实际上把每一期都念给马克思听过。只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才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写成的。哲学

大体有两个因素影响了恩格斯，使他形成了强烈倾向于科学的总的世界观。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得越广泛，就越需要有一种明确的哲学表述来指导党员——尤其是在这个领域已并存相互匹敌的体系之下。而且，很自然地，当时英国和德国越来越注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趋势强烈地影响了恩格斯所提出的系统的哲学指导方针。另一个事实是，恩格斯曾把他生命中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钻研自然科学。恩格斯写道：自1870年退出商界以后，“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Liebig）所说的——[4]‘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这项研究是在同曼彻斯特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Karl Schorlemmer）这样的科学界朋友密切接触中进行的。这其中，以其特殊重大的意义触动了恩格斯的是：能量转化的发现、作为基本的生物转化单位的细胞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兴奋点必然影响恩格斯对自己“世界观”的表述，使他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尤[5]其值得指出的是，达尔文的发现给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遭到同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当大的批评，指责他把生物学中的概[6]念运用于社会。由此看来，恩格斯某些著作的阅读对象必然不仅是工人阶级中受过教育的成员，同样有科学家。的确，他深信“科学越[7]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除了受这种一般性影响外，恩格斯还不由自主地（悖谬地）采纳了他的论敌的某些观点，特别在他的《反杜林论》中（虽然《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作为《反毕希纳论》而构思的）。杜林（Dühring）和毕希纳（Büchner）都是十足的——或者不妨说是极端粗陋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尽管鄙弃杜林的“创造体系”，但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仍宣称：“论战转变为……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8]的阐述”。鉴于杜林、毕希纳、福格特（Vogt）和海克尔（Haeckel）这类思想家提出的朴素唯物主义进化论观念在社会主义者中日益流行[杜林的著作在出版时曾受到伯恩施坦和倍倍尔（Bebel）的热烈欢迎]，恩格斯“为了不在……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

[9]能”，很想技高一筹，驳倒这种进化论，于是就只好提出了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可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方法论上的差异的，是恩格斯经常使用的“物质”这一概念，对马克思的著作来说，这一概念完全是“异[10]己”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谈及“所有存在的物质性”，并说“物质及其存在的方式即运动都是不能创造的……因此是[11]它们自己的终极原因”。然而同时，恩格斯又宣称他的唯物主义不同于“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这种[12]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进一步努力将自己与机械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并附和了一种与谢林（Schelling）及其同时代的“生命力”论者那样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有密切关系的物质观。这种观点给物质蒙上一层看似隐蔽的精神化色彩之类的东西。因为，虽然恩格斯说他的观点“根本不再是什么哲学，而只是一种必须在实际科学中确立和证实自身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但由于他宣称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他还是把某种深刻的目的论因素引入到[13]自己的思想中了。

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而言，最核心的一点是他对黑格尔的理解。恩格斯晚年认为，黑格尔是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思想家，他“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同空想主义者对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是[14]一样的”。的确，在老年黑格尔创造体系的做法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倾向之间有某些类似之处。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把黑格尔“倒转过来”，但得出的结果却不是对于哲学的扬弃加实现（abolition-plusrealisation），而这种扬弃加实现正是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的思想特征。在恩格斯那里，哲学可以有实现和付诸实践的内容这一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恩格斯预期有一天，“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15]证科学中去了”。恩格斯的目标是要建立一门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自成体系的唯物主义。如果说恩格斯的体系主要是以“物质”代替“精神”作为绝对物，这恐怕不能说是过分简单化的评价。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明确阐明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思想家。这些规律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条：“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规[16]律。”显然，只有在极含糊的意义上，这些才可以称作“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用阐述规律的典型格式表达的，即“一切量若增加到足够程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要识别什么[17]是正题、什么是反题，就很困难。而对这些规律的启发、指导性，恩格斯的理解也是模棱两可。有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辩证思维不过是对于自然界不存在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的一种意识。[18]恩格斯为马克思辩护，对杜林指责马克思是借助辩证法规律推论出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命运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说：“相反的，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19]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但与此同时，恩格斯会谈论这些规律的“证明”（他似乎是指“例证”），[20]并且把辩证法描绘成“探寻新结果的方法”，而不简单地是对自然科学结果的一套极其一般性的（据此，有人会说，这几乎是多此一[21]举）概括。

恩格斯的认识论是他的唯物自然观的组成部分。在恩格斯看来，[22]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映象”，或是“对现实的事物和过程或[23]多或少抽象的反映”，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24]反映”。同时，恩格斯绝不愿完全舍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理。的确，似乎有点悖谬的是，这个原理最精辟的表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作为他自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发表的；然而，恩格斯关于“实践”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的思想有时却显得很贫乏，例如[25]他曾把它概括为“实验和工业”。历史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和他对历史的研究。像大多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样，恩格斯在历史方面比在哲学方面强一些。如果说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而恩格斯旨在解释世界，这种说法虽有过于简单之嫌，但还是包含了某些真理。恩格斯对历史的研究不同于马克思，不大直接涉及政治。诚然，马克思在晚年确实对原始社会发生了兴趣，并从路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的《古代社会》一书中作了大量的摘录，但正是恩格斯把这些笔记变成一本完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26]的起源》。

恩格斯这本书引人注目的独到之处是，它使社会主义者注意到，在原始社会里两性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更优越一些。这本书尤其对妇女解放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得到了倍倍尔的大力辅助。后来，倍倍尔就相关课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写出了颇为流行的著作——《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然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因过分依赖摩尔根而大为逊色，摩尔根的那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使恩格斯提出了一种过于一般化（普遍化）的进化图式（尤其是考虑到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亚洲和非洲的情况）。而且，既然摩尔根关于原始杂交、群婚以及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的观点都是极其可疑的，那么，据此论述家庭的一节成为这本书最薄弱的一部分，就不足为奇了。更难以理解的是，恩格斯对种的生产（人类的繁衍）与生存资料的生产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严格的二分法划分。这表现在，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第一种家庭形式；还表现在，他把蒙昧和野蛮社会的自然选择与后来才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加以对比——这一切似乎对经[27]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了最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划分。于是，恩格斯似乎认为，原始社会不像文明社会那样在同样的意义上受着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显然比马克思更单线性地描述社会的发展。

当然，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确实是对经济因素的作用强调得不够。这里，部分的原因是：他写作的对象是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对马克思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应用于历史而陷入困境，因此，他力图反驳当时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理论的这种粗糙表述所提出的尖锐批评。

恩格斯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28]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他本人的立场是：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29]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

总的说来，恩格斯的论述可归结如下：上层建筑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偶尔是与经济基础平行发展的；上层建筑能够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它自己特有的结构和规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和一定时期内，上层建筑甚至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归根到底，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的表述中的新颖之处是交互作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用类似于化学分子相互作用的说法表达的，与《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些段落有着有趣的相似[30]之处。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31]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他把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对立起来的说法，有可能把社会过程分割成几个彼此独立的部分，并为以后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准备了理论框架。政治学

这种较少辩证法色彩的理论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必然是更多地从实际问题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便是把某种技术性的方法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该文中把革命后社会的必要的纪律与当时工厂通行的纪律作了比较。起码从1847年写《共产主义原理》以来，他在思想上就存在着倚重非主观因素的倾向，从而使他常常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他倾向于避免强调国家机器必须打碎的思想，而认为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32]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在此，他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很值得予以详尽引证：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33]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这个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纯粹是从生物学中借用的一种比[34]喻说法——连同它的一切内涵。

恩格斯对科学研究的一般倾向，产生出把科学和政治这两者对立起来的二分法：“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35]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恩格斯被迫在一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彼此深深的隔绝中生活，这种环境使他不能施展他那作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的卓越非凡的才能。到了晚年，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节节获胜，使得恩格斯更多地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方面，而不是其革命的方面；并且，他宣布，1848年的策略在各方面都已过时了。就在1895年他逝世前不久，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重版所写的“导言”中，他还声明，社会民主党的成长“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接着，他写道：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19世纪——译者注）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那样在巴黎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征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36]就会延迟、拖延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

这些话被看作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无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应当指出的是，恩格斯曾在当时柏林统治者的压力下，也（极其勉强地）同意删去一些较革命的段落。[37]不过，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讲：在就马克思的政治学说是否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正而展开的那场大论战中，恩格斯这种颇为矛盾的立场为交战双方都提供了弹药。深入阅读材料原著一部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在编辑中，将由伦敦的劳伦斯与威沙特公司（Lawrence＆Wishart）和纽约的国际出版商公司同时出版发行。这部著作总共要出50卷。迄今，已出版到19世纪40年代末以前的各卷。全部出齐尚需10年。唯一一部英文版恩格斯著作选集是由W.O.亨德森（W.O.Henderson）编辑的《恩格斯著作选》。有数种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合编本，其中最常见的也许要数莫斯科版的《选集》。该《选集》的优点是选录完整，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全文以及《反杜林论》的重要章节。另外较为简短的摘编分别有费尔（Feuer）和塔克尔（Tucker）的选本。莫斯科还出版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宗教》《论爱尔兰》《论英国》与《论文学与艺术》等诸多的专辑。劳伦斯与威沙特公司和纽约的国际出版商公司分别翻译、出版了《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单行本。后者的版本还载有由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所写的重要导言。恩格斯有关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已由埃莉诺·马克思所编辑出版，标题为“1848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关于军事题材的论述《军事批评家恩格斯》由W.O.亨德森和O.查洛纳（O.Chaloner）合编。这两位编者还编辑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新译本。该版本的评注对恩格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与此相反的态度，请参见潘瑟（Panther）的版本，它附有霍布斯鲍姆（Hobsbawm）写的“导言”。评论S.马库斯（Marcus）从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撰写了一篇关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的评论——《恩格斯、曼彻斯特与工人阶级》。在各种传记中，有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所著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缩写本，与他所著的德文版两卷本的传记相形见绌，这个两卷本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好的传记版本。相比而言，格雷斯·卡尔顿（Grace Carlton）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幽灵般的预言家》就显得很单薄。俄国出的英文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内容详尽，但却是一个极端偶像化的典型，东德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传》也是如此。最近，有W.O.亨德森的两卷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面世，这部传记以个人事迹和史实见长，但通篇对恩格斯缺乏同情，实际上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理论家来评价。关于恩格斯晚年的个人生活，也可参见Y.卡普（Y.Kapp）的《埃莉诺·马克思：多事之秋》。麦克莱伦的“现代名人录”系列里有一个短篇——《恩格斯》。克里斯特·阿瑟（Christ Arthur）有关恩格斯的世纪巨卷是上乘之作。参考文献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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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s and the Genesis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6（1977）.注释[1]参见H.Bollnow, ‘Engels’Auffassung von Revolution und Entwicklung in seinen“Grundsaetzen des Kommunismus”, 1847’, Marxismusstudien（Tübingen, 1954）。[2]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差异的探讨，参见D.Hodges, ‘Engels's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Socialist Register, ed.R.Miliband and J.Savile（London, 1965）; A.Gamble and P.Walton, From Alienation to Surplus Value（London, 1971）pp.51ff.; I.Fetscher, Marx and Marxism（New York, 1971）pp.162ff.; R.DeGeorge, Patterns of Soviet Thought（Ann Arbor, 1966）pp.77ff；尤其可参阅M.Rubel为K.Marx, Oeuvres, vol.3（Paris, 1975）所写的导言。[3]这方面的证据来自1885年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4]F.Engels, Anti-Dühring（Moscow, 1954）p.15.[5]参见E.Lucas, ‘Marx’und Engels'Auseinandersetzung mit Darw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9, 1964。[6]参见L.Krader,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in Ethnology Compare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73, p.243。[7]F.Engels, Ludwig Feuerbach…（Moscow, 1946）p.60.[8]F.Engels, Anti-Dühring（Moscow, 1954）p.13.[9]Ibid., p.99.[10]但对约瑟夫·狄慈根的著作来说，并非如此；“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最早就源于他，恩格斯对他的著作也表示了极大的赞许。[11]F.Engels, Anti-Dühring（Moscow, 1954）pp.71ff.[12]Ibid., p.31.[13]参见F.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Moscow, 1954）p.209。恩格斯还认为，当太阳逐渐冷却时，所有的行星都要落回到太阳中去，这个过程是循环的。但这并非是宇宙的末日，因为物质将再次开放出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理性”（同上书，39页）。[14]Ibid., p.17.[15]Ibid., p.32.[16]Ibid., p.62.[17]参见R.Cooper, The Logical Influence of Hegel on Marx（Washington, 1925）pp.103ff。该书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评价不足的探讨。[18]例如，参见F.Engels, Anti-Dühring, p.19。还可参阅：G.Stedman Jones, ‘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New Left Review, 79（1973）pp.28ff。[19]F.Engels, Anti-Dühring, p.152.[20]Ibid., p.153.[21]对恩格斯辩证法的含义和潜在的重要性的详细分析，参见S.Hook, 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New York, 1940）pp.183ff。就捍卫、并应用恩格斯的方法所作出的尝试，见M.Kosok, ‘Dialectics of Nature’, inTowards a New Marxism, ed.B.Grahl and P.Piccone（St Loui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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