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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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帷幄的谋略家(2)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西蒙·玻利瓦尔
西蒙·玻利瓦尔是南美洲北部地区民族独立战争中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也是整个拉丁美洲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中最为杰出的领袖。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功勋卓越的革命者，他被授予了“解放者”的光荣称号。
1783年7月24日，玻利瓦尔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的一个大地主家中。在他的家里，除拥有大片种植园和1000多名奴隶之外，还有金矿、糖厂、房产以及呢绒商店等。与其他地主资本家一样，他的家庭既是压制人者，又是被压制者。对奴隶，他们压榨、剥削、奴役，凭借他们的金钱过着剥削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又受到西班牙殖民者的歧视、压制。所以，这些土生地主资本家迫切希望推翻殖民统治，挣脱殖民枷锁。
1799～1806年，玻利瓦尔先后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留学，吸收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1806年，玻利瓦尔回到祖国，立刻投身于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去。
1810～1812年，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成立，玻利瓦尔因积极革命而成为领导人之一。第一共和国失败后，他重新组织力量，继续斗争。1813年，他率领革命军解放了加拉加斯等地区，打败了殖民军，建立了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他号召人民起来战斗：“向可恨的奴役者宣布一场决死战！”正是在这时，他被授予了“解放者”的称号。不久之后，第二共和国又失败了。玻利瓦尔不得不流亡于牙买加、海地等国家。
当玻利瓦尔来到海地的时候，此时的海地已经挣脱荷兰殖民者的统治而独立了，所以他请求海地总统佩蒂翁支持他的革命斗争。他的愿望满足了，佩蒂翁非常支持推翻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当即答应送给玻利瓦尔7艘船和大批武器弹药，玻利瓦尔非常感谢，表示要像海地那样，赶走殖民者。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1816年3月，玻利瓦尔率领一支200多人的爱国部队，乘风破浪，来到委内瑞拉北海岸的奥里诺科省登陆。这次登陆，玻利瓦尔吸收了前两次共和国失败的教训。他要率领战友们彻底赶走殖民者，他对战友说：“我们不仅要解放委内瑞拉，还要解放新格兰纳达（现在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被西班牙人奴役几百年的地区。我相信，只要南美大陆上的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经过准备，他们决定先袭击加拉加斯，然后占领它，再进军内地。但是，加拉加斯是军事要地，有西班牙军队重兵把守，经过激战，玻利瓦尔的部队伤亡惨重，不得不立即撤退，这次袭击又失败了。
之后，玻利瓦尔认真总结经验，宣布了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号召全体黑人起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这样，就赢得了大量黑人的支持。同时，他还决定，没收西班牙王宫和反动派的财产，许诺分给革命军战士土地，取消印第安人的人头税并保证分土地给他们等。这些措施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大大加强了革命斗争的实力。
军事上，玻利瓦尔也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们不再去攻击大城市、与敌人硬拼，而是把部队引入了奥里诺科河流城的东部地区，对战斗非常有利。
1818年10月，位于奥里诺科河下游的安哥拉徒城热闹非凡，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成立了。此时的玻利瓦尔激动异常，现在的革命爱国军队已今非昔比，黑人、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极力拥护并积极参与了抗击殖民军的斗争，草原牧民也组成抗敌队伍，与他们一道共同战斗，力量大大加强了。
1819年5月，玻利瓦尔率领2000名革命军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来到了南美洲西部的安第斯山。他们的目的是突袭新格兰纳达地区的西班牙人并占领这个地区。安第斯山横卧在委内瑞拉和新格兰纳达之间，由委内瑞拉到新格兰纳达的通道早已被西班牙军队占领，玻利瓦尔只好率军走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战士们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顽强地走着，有时他们不得不手抓野藤、脚登险石，一个个轮流而过，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革命军由平原初到山地，因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不少人走到悬崖峭壁时，头晕目眩，甚至有人一头栽落万丈深渊，为了社会的独立、人民的富强，贡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终于翻过了安第斯山，战士们欢呼雀跃，精神抖擞，准备以更加坚强的力量去打击殖民军。在新格兰纳达的一片高原谷地上，他们突然发现了敌人，玻利瓦尔立刻组织战士们向敌人发动突袭。随着“冲啊！”的呼喊声，革命军战士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人。
面对从天而降的革命军，西班牙军队惊慌失措，匆忙拿起武器应战。但还未等他们转过身，就被革命军一枪打死了。不少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西班牙人转眼之间成了革命军的俘虏，其中有不少军事指挥官。
这次袭击大获全胜，玻利瓦尔乘胜追击，立刻向波哥大进军。波哥大的西班牙守军顽强抵抗，双方展开了艰苦的鏖战。最后，玻利瓦尔终于取得胜利，占领了波哥大，解放了哥伦比亚地区。
接着，玻利瓦尔率军回师委内瑞拉，以强大的攻势横扫委内瑞拉全境，西班牙军望风而溃，不堪一击。玻利瓦尔把军队开进首都加拉加斯，随即解放了全国。
委内瑞拉解放后，革命军南下厄瓜多尔，与西班牙军队进行了英勇奋战，又大败殖民军，革命军占领了首府基多城，厄瓜多尔宣布解放。
至此，南美洲西北部地区获得了解放。玻利瓦尔看到，应该建立更为牢固的革命阵地，组成坚强的抗敌部队，所以1819年12月，新格兰纳达、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共同成立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玻利瓦尔被选为总统和最高统帅。不久，革命军又多次出兵，扫清了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境内的殖民军残余势力，南美洲北部地区得到彻底解放。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成立以后，玻利瓦尔仍然致力于抗击殖民军的革命事业。为解放秘鲁，他率军与西班牙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秘鲁当时是西班牙势力最为顽固的地区，所以玻利瓦尔经过艰苦的战斗，以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了胜利。所以当秘鲁东部被玻利瓦尔解放以后，就改名为玻利维亚，目的是纪念这个国家的解放者。
玻利瓦尔一生参加过大小472次战役，为南美洲人民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也为世界人民抗击殖民侵略树立了榜样。
1830年5月，玻利瓦尔辞去大共和国总统职务，同年12月17日，因病死去。
赫尔穆特·毛奇
赫尔穆特·毛奇，是德国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元帅、著名的军事谋略家。1800年出生于梅克伦堡的小城帕尔希姆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原是普鲁士军官，普鲁士遭拿破仑打击后，到丹麦军队服役。
1842年，当他42岁的时候，才由干了八年的上尉晋升少校。五十年代后，时来运转，他忠于普鲁士王朝的政治态度和突出的军事才干终于得到普鲁士最高当局的赏识，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升迁。1851年升为上校，1855年晋升将军，1857年任方面军总参谋长，次年任普鲁士总参谋长。这时毛奇已经58岁，其他军官到这个年龄一般都要求退役，而毛奇认为他的事业刚刚开始。“刚刚开始事业”的毛奇，是一个少见的恭顺的人，他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在战争问题上，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他把战争看成是一门生意，他认为，在战争中军事力量代表所投的资本，而胜利则是投资在战争中所带来的红利。他精通拿破仑的战法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毛奇的战争实践，主要表现于两次为争取德意志民族恢复统一的战争，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其军事谋略思想也在其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中得到辉煌的体现。
毛奇担任总参谋长后，不声不响地埋头经营，逐步增加总参谋部的编制，扩大总参谋部的权限，并且大规模地草拟同法国、奥地利乃至俄国的作战计划。为提高总参谋部的地位，他还积极撰写论文，论证和宣传总参谋部的作用。他认为，像拿破仑那样仅凭个人的筹划去指挥作战，在今后的大规模的战争中是不能适应的，而总参谋部在战争时期应当成为总司令（国王）的“唯一顾问”，由它制订战略和策略，协调军力和物力。同时，毛奇还加强对参谋军官的教育和训练，以适应新的战略，执行新的战争计划。
经过这番苦心经营，总参谋长成了同首相、军政大臣平起平坐的重要角色，总参谋部也成了普鲁士军事指挥的枢纽和中心，为此后战胜奥地利和法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曾明确指出：“假如战争爆发，在普鲁士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因素之中，最重大和最难以否认的，就是她的参谋军官团组织，……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在有利于普鲁士军队的优势因素中成为一个最难对付的因素。”
重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提高普军战斗力。在加强总参谋部建设的同时，毛奇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部队建设的措施，从动员体制、军事训练到武器装备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认真整治，在国王威廉一世的支持下，成功地建立了一支37万人的常备军、12.6万人的预备役部队和16.3万人的国民兵。在一系列整军备战的活动中，毛奇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积极采用新的科技成果，用以武装部队、实施军事行动。1864年，普军在对丹麦的战争中首次使用了先进的有膛线的后装填的撞针击发枪。这种枪的射程不及老式枪，但射速超过老式枪的3倍，对于打击敌人的密集队形相当有效，而且可以匍匐姿势装弹射击，便于士兵隐蔽身体。普军用这种枪很快打败了丹麦。对于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军队——奥地利军队，这种枪也同样发挥了威力。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普军曾以半个营的火力有效地阻止了奥军21个营达2个小时，并使奥军遭受了5倍于己的伤亡。后来，奥军以优势兵力阻击普军，普军又以这种枪一举消灭奥军1.8万人，自己损失仅9000人。
铁路也是19世纪的重要科技成果。自1825年英国修建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以后，许多国家都修建了自己的铁路。毛奇曾经参加过铁路管理，对铁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大规模的铁路建造能加快军队的动员和部署，能在短期内把大量兵力和装备投入某个战场，形成优势兵力。他甚至提出了所谓“普鲁士的铁路政治”，把铁路、电报乃至刚刚出现的系留气球都作为战略行动的辅助手段，并把一系列科学如统计学、国民经济学、地理学、测量学等用于战争。1866年，毛奇在对奥战争中，充分利用有权支配的5条铁路干线，将计划中的28万部队、800门火炮全部按时运送到位。7月初，在萨多瓦决战之前，当毛奇在望远镜里看到普鲁士几路大军最终按计划赶到会战地点时，他对国王说：“陛下今天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而且赢得了整个战争。”这场战争，仅用7个星期！
1866年6月，普奥战争爆发。毛奇以63万普军对付58.5万奥军。战争开始后，他指挥普军首先攻占德意志北部各邦，作为自己的战略翼侧和后方，然后他命令普军兵分三路：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指挥第二军团12.7万人，从东北向明兴格雷次方向进攻，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第一军团9.7万人，从北面向赖兴堡方向进攻；比通非特将军指挥第三军团5万人，从西北向明兴格雷次方向进攻。三路大军从三个方向楔进奥军纵深，迅速包围、分割奥军。然后三路普军又汇成两路，目标直指维也纳，经过数次攻击及萨多瓦决战，普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恩格斯评论这次战争时说：“除开以耶拿会战为中心的战局（在这一战局中，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全军覆没）和以滑铁卢会战为中心的战局（如果不算利尼会战的失败）以外，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次战局能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在未遭到任何大的挫折的情况下，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虽然首先宣战，但准备很不充分，后勤供应极差，部队缺少帐篷、水壶、行军锅和其他装具，弹药、粮秣亦无保证，到7月底才在边境集结X万兵力。而普军在毛奇指挥下，军事动员进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到7月底已在边境集结了3个军团约47万人，且装备齐全。当法军于8月2日首先发起进攻后，即遭到普军的迎头痛击。两后天，即8月4日，普军转入进攻，三路大军很快越过国境。南路普军首先重创法军麦克马洪部的右翼，占领维桑堡，接着，双方在维尔特村激战，法军全线崩溃。8月14日，普军中路、北部部队在科尔塞利斯打败法军元帅巴赞，迫使其退守麦茨城。8月底，普军又以两翼钳击的战术把麦克马洪部压缩在色当城内。9月1日，20万普军对色当发起总攻，迫使城内8万多法军、麦克马洪元帅及法皇拿破仑三世投降。不久，巴赞元帅也被迫投降。
毛奇军队生涯70年，其中，担任总参谋长达30年之久，在军事领域的许多方面均有建树，而其丰富、独特的军事谋略思想尤其令人折服。他直接指挥的两次战争，大大削弱了奥匈帝国的实力，实现了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重新建立了欧洲的政治基础。1870年，毛奇受封为伯爵，次年晋升元帅。1888年以88岁高龄退役，1891年病逝于柏林。
朱塞佩·加里波第
1807年7月4日，朱塞佩加里波第出生在意大利城市——尼斯的一个水手家庭。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封建割据状态，遭受到外来的民族压迫。他年轻时，在他的第三个世俗教员阿莱纳先生那里学到了国语和古罗马史。后来，在同人民群众的接触中，熟悉了他们渴望自由和祖国独立的愿望，并深受爱国主义的传统的影响。他到处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渴望投身于解放祖国的神圣事业中去。1833年，他会见了秘密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的创立者马志尼，并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从此，投身于意大利的解放斗争。1834年在热那亚参加起义失败，逃亡国外，被撒丁当局判处死刑。
1834—1848年期间，加里波第流亡南美。这期间是他奋不顾身地为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而斗争的时期，也是锤炼他的革命勇气和学会游击战争的时期。他不畏艰险，组建革命队伍，始终为争取里奥格兰德和乌拉圭共和国的独立而斗争。1836年加里波第建立了一支游击队为里奥格兰德共和国的独立而战，取得了多次胜利。1843年，他募集了八百名意大利侨民，组建意大利军团，为乌拉圭共和国的独立而战。1846年2月8日，加里波第率领意大利军团在萨尔托—圣安东尼奥进行最后一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加里波第在南美洲指挥的威震四方的战斗，乌拉圭政府授予他极高的荣誉。
1848年，西西里爆发起义，加里波第返回祖国参加革命，组织志愿军。1849年参加罗马保卫战，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失守，加里波第被迫向威尼斯撤退。1854年春，他回到意大利。1860年4月，西西里人民爆发起义，加里波第应邀组织了“千人军”远征支援西西里，帮助起义者，解放整个西西里。1866年他参加了收复威尼斯的战争。1870年参加了普法战争。加里波第拥护巴黎公社的成立，热烈支持第一国际。他不但对意大利的统一，而且对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都作出了贡献。加里波第战斗的一生，始终贯穿了游击战争的思想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无论是海上战斗或是陆地战斗都能体现出他的谋略思想。
其一，借“东风”。借“东风”就是指灵活利用当时的天气、地形等有利条件采取行动。1843年，奥里维进攻蒙得维的亚。蒙得维的亚地处险要，建筑在一个海岬之上，海岬一直伸入宽宽的海湾。城市对面是切罗山，山上设有永久性防御工事，奥里维曾多次进攻而未得逞，切罗山下有个托比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加里波第当时正代替科埃掌管海军。他的主要任务是破坏敌人的海上封锁，并不断横过海湾，保持和切罗要塞的联系，特别是对不断地从敌人右侧突围的行动给予配合。为此，控制处于战略地位的托比岛显得至关重要。有一次，加里波第刚刚将一批战士和大炮运到托比岛上后，空船返回蒙得维的亚，由于天气有雾，海面上显得朦朦胧胧。这时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冒出了几艘战船的黑影，那正是布朗率领的前往攻打托比岛的舰队。双方已靠得很近。这时从对面船上突然传来喊声：“船上是什么人？”如果加里波第应答的话，肯定会被布朗部队发现并发生战斗，显然加里波第不会胜利。加里波第此时没有作声，他抓住天气有雾，双方看不清的有利条件，低声命令不许作声，用最慢的速度划桨。而布朗也给部下下达了同样的命令：雾海夜航，不许随便开枪，以免枪声打乱自己的偷袭的计划。就这样，对方的战船一只接一只地从旁边驶过，，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要是布朗知道，在渐渐远去的又小又破的船上有加里波第，他肯定会以另一种方式作出反应。这次加里波第以谋取胜了。
其二，声东击西，迷惑敌人。这是加里波第在军事上常用的战略战术之一。1860年4月，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爆发了人民起义，遭到西西里王国军队的残酷镇压。加里波第决定远征西西里去帮助起义者，并招募了1000多名志愿军，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千人军”，于5月初远征西西里。加里波第率领部队一路征战，长驱直入，进抵巴勒莫城下。敌军正在巴勒莫周围构筑堑壕，他们至少有22000人，远远超过加里波第能用来对他们作战的兵力。如何以少胜多，这是加里波第所要考虑的问题。从20日起，加里波第向敌人的警戒部队和配置在蒙雷阿勒及帕尔科附近的阵地发起进攻，使之产生错觉，以为他的主攻方向是城市的西南部。加里波第把进攻和佯装退却巧妙地结合起来，诱使敌军将领把愈来愈多的部队从城里派到西南郊，到24日，敌军有10000名左右开到了城外。这正是加里波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且战且退，用这种策略使敌军几乎减少了一半。突然，他改变了方向，出其不意地把主力调到巴勒莫附近濒海的米集耳美里谷地。27日凌晨，巴勒莫的全体居民都拿起了武器，在他们的配合下，加里波第强攻巴勒莫城东南部的特尔米尼港，一举解放巴勒莫。西西里全境解放不久，加里波第又率部渡过墨西拿海峡，直捣西西里王国首都那不勒斯，从而整个意大利南部从波旁王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加里波第这次率领“千人军”远征西西里是他远征史上最英勇的一页，是用革命手段为统一国家而进行斗争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他用武器很差的劣势兵力打败了装备精良的优势敌人，恩格斯把这次进军称为“本世纪最惊人的战绩之一”，而称加里波第不仅是勇敢的领袖和卓越的战略家，而且还是足智多谋的统帅。
加里波第于1882年6月2日在卡普雷拉岛去世。
亚伯拉罕·林肯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因为废除黑人奴隶制而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1836年，他通过考试成了一名律师。林肯青年时期就痛恨奴隶制度，因为林肯当水手时曾多次运货到南方，亲眼目睹了奴隶主的野蛮残暴和黑奴的悲惨境况。他当了议员之后，经常发表演讲，抨击黑人奴隶制，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力。1854年美国共和党成立，因为这个党主张废除奴隶制，林肯就加入了共和党。1856年在共和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1858年，在参加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竞选时，林肯发表了一篇题为《裂开了的房子》的演说，他把南北两种不同制度并存的局面比喻为“一幢裂开了的房子”。他说：“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林肯的演说语言生动、浅显易懂，表达了北方资产阶级的要求，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因而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1860年，林肯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当选，严重威胁了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他们反对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林肯出任总统。为了重新夺回国家领导权，维护黑人奴隶制，他们在林肯就职之前发动了叛乱。1860年12月，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接着密西西比、佛罗里达等实行黑奴制的州也相继脱离联邦。1861年2月，他们宣布成立一个“美利坚邦联”，推举大种植园主杰弗逊·戴维斯为总统，还制定了“宪法”，宣布黑人奴隶制是南方联盟的立国基础。
1861年4月12日，南方联盟不宣而战，迅速攻占了联邦政府军控制的萨姆特等地。南北战争爆发。林肯本人并不愿意用战争来废除奴隶制，他认为可以先用和平的方式限制奴隶制，然后再逐步废除，而关键是维护联邦的统一。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北方政府根本没有认真备战，而南方则是蓄谋已久，他们的军队装备优良训练有素，所以，北方被南方打得节节败退，连首都华盛顿也险些被攻陷。
北方在战场上的失利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使林肯意识到，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废除黑奴制，解放黑人奴隶。1862年5月，林肯签署了《保地法》，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10美元登记费，就可以获得一块土地。这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民奋勇参战的积极性。1862年9月，林肯又亲自起草了《解放黑奴宣言》草案。1863年1月1日正式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宣布即日起废除叛乱各州的奴隶制，解放的黑奴可以应召参加联邦军队。黑奴获得自由，从根本上瓦解了叛军的战斗力，也使北方得到雄厚的兵源。
这两个法令的颁布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战场上的形势变得对北方越来越有利了。1863 年7月1日到3日，双方在华盛顿以北的葛提斯堡展开了内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双方展开了三天三夜的激战，北方军重创南方军，从此北军开始进入反攻。
南北战争被称为继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第二次革命，这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林肯成为黑人解放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奴隶主对他仇恨万分。1865年4月14日晚上，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里看戏时，被南方奴隶主指使的一个暴徒刺杀。林肯的不幸逝世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震动，美国人民深切哀悼他，有700多万人伫立在道路两旁向出殡的行列志哀，有150万人瞻仰了林肯的遗容。
林肯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为推动美国社会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美国人民的崇敬。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威望甚至超过了被称为“美国之父”的华盛顿。
曾国藩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他早年热衷于追求功名，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此后十多年间，他究心于诗古文辞、宗明理学，使他成为一名正统的封建理学家，有“儒臣第一流”、“一代儒宗”之称。1853年初，太平军向湖南进军，咸丰帝命令吏部左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从此弃文就武，从办团练开始，募陆军、水师，创立湘军。1853年，曾国藩在湘潭发表反革命宣言书《讨粤匪檄》，督师东下。4月初，太平军在岳州大破湘军陆师，接着，又在靖港重创曾国藩所率水师，曾国藩悲愤投水，被左右救出。适逢湘军将领塔齐布在湘潭战场获胜，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曾国藩的湘军才转为优势。同年8月以后，湘军相继攻陷岳州、武昌、汉阳，并在田家镇击败太平军水师，曾国藩从此控制了长江上游。1855年2月，太平军反攻，湘军水师的湖口惨败，曾国藩再次投水，被左右救出，后率残部困守南昌。次年秋，乘太平天国天京变乱之际，重新聚集兵力，发动反攻，再次占领武汉、九江、安庆等地。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赣、皖四省军务，分兵三路同时攻取浙江，支援上海，围困天京。1864年7月攻陷天京，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因屡战屡败，遂自请开缺留营。后任直隶总督，又调两江总督。1872年六十二岁时死于南京。著作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一生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1811年至1852年为前期，主要从事科举、研究学问；1853年至1872年为后期，这一时期的活动，使他成为近代军事史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风云人物。著名的护国军将领蔡锷认为：他的“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可见，曾国藩在近代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值得研究和重视。
从1893年—1872年，曾国藩以近20年的时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他在世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称，而清朝统治集团则给他挂上“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这些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说明曾国藩手段残酷，血债累累，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军事策略上确实有高于其他清朝将领之处。
当曾国藩办团练、创湘军的时候，正当太平天国建都金陵不久，太平军即溯江西征。曾国藩的基本对策是：首先集中水陆兵力，消灭进入湖南的太平军；沿长江北上，略取武汉，扼上游形势，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尔后再图九江、取安庆，击破天京屏障，断绝天京粮源，最后围攻天京。为了实现自己这一整套战略构想，曾国藩始终在关键时期把握住战略重心。这里仅举两个事例加以说明。
1853年太平军西征军进入湖北作战，咸丰帝在二十多天内，连下四次诏书，命曾国藩率领湘军，迅速支援湖北清军作战。但曾国藩却没有立即出师，而是上奏“暂缓赴鄂”，以专力兴办水师。他明确地提出，只有先办好水师，才能出师作战，否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咸丰帝不得不批准创建水师计划，后当曾国藩埋头筹建水师之际，咸丰帝又迫不及待，亲自朱批要曾国藩“激发天良……赴缓，以济燃眉”，但这时曾国藩的水师尚未建立就绪，便以“饷乏兵单”，“必候张敬修解炮到楚，……稍敷配用”为由，再次奏请暂缓出兵。结果，曾国藩在水师建成后，于1854年3月底，在湖南湘潭战场大败太平军水军，迫使西征军退出全湘。湘潭战役后，湘军从湖南出发，以“建瓴而下”之势，攻陷武汉，控制了长江上游，实现了曾国藩第一步战略计划。
又如，1858年，翼王石达开率军转进湖南，同时捻军纵横黄河、淮河流域，威逼直隶，清政府对用兵重点不知所措，有以石达开军为攻剿重点，主张尾追不舍等议。曾国藩分析当时形势，认为石达开军今非昔比，一旦脱离天京，“窜扰楚、粤、流贼之象也”，成不了大气候，无需跟踪追击；“皖、豫诸捻，股数众多，分合不定，亦流贼之类也”，不足为患。而“逆贼洪秀全踞金陵，陈玉成踞安庆，窃号之贼也”，当全力剿灭，因此提出，“目前要策，必先攻安庆，以破其老巢”，一旦攻下天京，则大局一振，其它各路“贼匪”不难戡定。曾国藩的直捣天京的谋略是有远见的，不久，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主张，命其署理两江总督，向苏浙进军，直捣金陵。
十九世纪前后，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冲击着军事领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军队不同程度的改革。在中国，也并不例外，最早推动中国近代军制改革的，便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
1853年初曾国藩吸收明代戚继光办勇营的经验，大办团练，组建湘军，一改八旗、绿营陋习，创造了一种新的军事组织形式。曾国藩对清军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在兵源上，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传统的八旗、绿营部队采取世兵制，弁兵父子相承，世代当兵为业。这固然保证了兵源，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兵惰将骄的恶习。曾国藩为了不使湘军染上绿营的种种恶习，规定湘军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仅不收营兵，也不要“油头滑面、有市井气的、有衙门气的人”。而且官勇数额不定，全部招募，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的不同，随时增减或裁撤。
在编制原则上，讲究定制。原来绿营的编制，分为标、协、营、汛四种基层单位。各基层单位没有统一的级别和人数，指挥系统不明确。曾国藩创立湘军就有十分明确的编制，曾国藩作为大帅，指挥统领，统领下辖分统，分统以下就是湘军的基层单位营，每营级别划一，人数固定，一营如此，千营都一致，水陆两军也都略同。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部署。
在任务职能上，绿营部队是多方面的，包括镇守、差役、河工、漕运、守陵等，杂务过多，必然影响军队素质下降，为了避免这些弊病，曾国藩着意把湘军建成一支功能单一的部队，即明确湘军的唯一任务就是作战，免除任何地方杂役。另外，湘军一建立就是作为一支机动部队使用，哪里有农民革命就扑向哪里。在这个意义上讲，湘军类似大规模的野战兵团，不像绿营主力只是作为地方治安部队存在的，这使湘军的性质更接近部队。
在兵种组成上，改变了绿营单一的陆军成分，以及武器配备上的单一状况，以陆师为主，水师独立成军，步、水、马三营皆有，为战争中的协同作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同时，对于编制上的各兵种，能较合理的配备各种武器，发挥武器效能，如在陆师各营中就编制有劈山炮、抬枪、刀矛、小枪等队，增加了综合作战能力，这种混合兵种正是近代军队的特征。
曾国藩在进行军制改革的同时，还较成功地解决了湘军饷源问题，从而使湘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以发展，逐步使湘军由辅助性的武装力量成为独当一面，自成体系的新式军队。
谈到曾国藩，人们常会想到军阀专制和割据，认为他创立的湘军制度是近代军阀制度的起点，还认为他是近代军阀的鼻祖。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肯定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带有极大的私属性。
第一，在思想控制上，曾国藩的办法之一是搞“训家规”，反复告诫士兵在湘军中如同在家一样，唯有孝敬和服从家长——大帅的意志。长期下来，士兵思想中只有大帅而没有皇帝，只有湘军，而没有朝廷。
第二，在经济上，以往各地绿营兵等正规军皆由清朝中央政府供饷，一切费用出自国库，军队自然听命于朝廷。湘军原非朝廷正规军队，兵部是不给湘军提供饷银的。曾国藩主要靠自己动手筹集饷需，以厘金、关税、捐输等收入来源供养部队。这种由个人控制的、而不是由国家调拨的地方经济收入，对维持一支私属性极强的军队，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同时，曾国藩不惜以重金收买湘军士兵，亲兵、护勇，每名每日给银一钱五分，高出绿营兵士饷给的三倍。这样，湘军士兵在得到口粮和赏赐后，他们深感湘军将帅的私恩，而不是“国恩”和“皇恩”。因而，湘军名为清朝的官军，实际上是统兵将帅的私产。
第三，在组织上，由于曾国藩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各级弁兵层层选募，进退弃取皆由长官决定。这样，就出现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军官则凭个人好恶任免的情况，导致兵为将有，将为帅有、层层节制，使湘军变成一个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武装集团。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在整个湘军中有严密的封建宗法组织：其一，湘军是一支以湖南籍人为主的军队，据有人统计，湘军帮办、营官以上共一目八十三人中有一百四十九人籍贯可考，其中湖南籍人有一百二十四人，占83%；其二，把保甲连座法运用到部队中；其三，在湘军内部，“营是一种父系组织，营官可以被称为父老。哨官可以被称为小兄弟，士卒被称为子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湘军制度影响的扩大，湘军的私属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而产生这些私属性的湘军制度亦为曾国藩的后人所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曾国藩制定的湘军是近代军阀制度的起点或萌芽。
其次，还应该看到，造成后来脱离中央制度的军阀制度，并不是曾国藩的本意。如果说曾国藩从创立湘军开始起就怀有个人野心，向中央政权闹独立、要权力，那是不公允的。其一，曾国藩的思想体系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以维护封建“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统治为核心的。无论从政治思想到治军思想，从创建湘军到最后病逝，从理学家发展到洋务派，曾国藩始终没有脱离儒家的核心，没有割断同儒家的思想联系。因此，儒家忠君的思想是不允许曾国藩有脱离中央的越轨行为的。其二，曾国藩所依靠的湘军核心力量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觉悟低下的农民，即所谓“儒生领山农”。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受封建正统思想训练，终生以忠君卫道为职责；而中国农民阶级当时是一个被动的阶级，他们深受几千年不断被宣传的“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影响，因此，他们容易和曾国藩的思想相一致。其三，曾国藩创办湘军，改革军制，意在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但由于湘军制度造成的私属性，同时动摇了清王朝的军事基础。对这一严重后果，曾国藩完全处于当事者迷，至死也未能认识到。其四，曾国藩握有重兵，确实有条件向中央闹独立，要权力，但在实践上，曾国藩却一直在接受清廷的命令和调遣，不曾也不可能抗命，因为清政府一直没有丧失对曾国藩的约束力，曾国藩个人的荣辱贵贱全在清廷的掌握之中。如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就被迫自剪羽翼，解散了自己的军队。从中我们看出曾国藩本人虽然没有去削弱清廷统治力量的意图，但在客观上，他制定的军事体制，却在近代中国反动统治阶级政权更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近代史上的新旧军阀都尊奉他为开山鼻祖。
太平天国革命前，清政府没有自己的海军，仅有绿营水师。绿营水师分为外海和内江两部分，它们仅作为陆军的附属，“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实不能作战。相比之下，太平军于1852年底，在湖南益阳、岳州等地建立水师，粉碎了清朝“广西炮船”、“江南水师”的抵挡，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当时的形势下，曾国藩十分清楚，要攻克天京，首先得控制长江，而控制长江，便要有一支比太平军水师更为强大的水师，长江千里，“必以战船为第一务”对付太平军，“非舟楫无与之争利害”。于是曾国藩不惜重金，努力搞起一支内河水师，且在技术装备上，大大超过了太平军。经过几年激战，曾国藩不仅依靠湘军水师夺取了长江水面的控制权，而且将湘军水师发展成为独立的军种，能密切配合陆军作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如1863年6月，曾国藩在围攻天京时，调鲍超率陆军攻占浦口，随后掩护水师攻陷了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伏洲。湘军水师的这一战果，不但突破了太平军的长江防线，而且完全切断了天京与江北联系的唯一通道和物资供应线。关系委实非浅，可以说是围攻天京的第一个关键性胜利。所以清政府在重占金陵后，论功行赏，称“论平寇功，以国藩创立舟师为首”。
湘军水师的筹建晚于陆师，它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的，但是在湘军系统中，水师的技术装备远远胜于陆师。从它成立之初起，曾国藩便多方采购大量的洋枪洋炮，用以装备水师，他的炮船非“夷炮”不用；相继在湖南、江西等处正式设船厂制战船，使船厂为湘军水师提供可靠后勤保障；抛除旧绿营水师的积习，加强湘军水师训练。这样，就将湘军水师建成为当时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内河水师，而不是一支照例使用旧装备的地方部队。
对湘军水师的发展，曾国藩的眼光是深远的，他能正视水师和近代海军的差别，他说“轮船之于长龙、三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霄壤”，深感水师不适于出海作战，船只亦不能与西洋轮船相比。因此曾国藩乃萌生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想法，决心试制新式船只，建设近代海军。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该所不仅制造洋枪洋炮，而且还成功地仿造出了中国的第一只小轮船——“黄鹄”号木壳小火轮，中国近代造船业由此开端。曾国藩还派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筹建了江南制造局，生产出了一些兵船及船上大炮。他还以江南制造局为中心，建立上海编译局，大量翻译有关船炮制造和海军技术等方面的外国书籍，这些书籍使中国更深入了解西方船炮技术，促进近代海军的发展。他还会同丁日昌初拟核定外海水师章程，提出建立三支海军，其中“浙江、江苏建于吴淞；山东、直隶建于天津；广东、福建建于南澳，各备轮船十号、艇船二十号、专泊洋面”。以后清朝的南洋、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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