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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6 22: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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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颖,许彦主编,郭险峰副主编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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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试读:

前言

《资本论》犹如人类思想史上的皇皇大厦,充满着逻辑的力量和艺术的语言,不仅揭示了资本的奥秘,而且处处闪耀着真理和先知的光芒。时间和实践告诉我们,虽然历经岁月变迁,《资本论》所阐释的原理、方法依然是当今经济发展的指南,它的基本理论依然是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提出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而《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就需要对《资本论》进行深入研究和学习,从《资本论》中汲取理论营养,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

2016年7月,省内众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参与了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主持召开的理论研讨会,就“《资本论》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行研讨,坚持“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指导,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智慧进行了理论总结,探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建构。学者们的研究和研讨既有对《资本论》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的阐述,也有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既有对借鉴《资本论》原理指导五大发展理念贯彻的思索,也有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本书集结了此次理论研讨会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一些观点和思路。本书收录了多名学者的26篇论文,由杨颖、许彦和郭险峰负责全书主编。因为时间仓促,加上编著者自身学识和研究认识的限制,该论文集或有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编 者2016年10月24日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探析

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丁英

摘要:马克思在其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巨著《资本论》中,详尽地阐述了其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原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虽然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科学价值,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更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对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价值加以分析,以期对促进我国生产、再生产顺利进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所裨益。

关键词: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价值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历史巨著《资本论》中,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系统、科学的再生产理论。再生产理论主要包括社会再生产中货币资本重要性原理、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是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原理、社会生产和社会产品的分类原理、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原理等。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虽然是一百多年前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再生产运动的特殊性,而且揭示了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其理论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和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对社会化大生产具有普适性

《资本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虽然是在分析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其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仍然适用。

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撇开社会性质不论,仅从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相通的地方。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原理对现阶段我国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样适用,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而言,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目的是通过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首先需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持续增长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扩大再生产问题,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就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可见,《资本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所进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启示——社会产品供求平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基础。在现阶段,要顺利、如期实现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按照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各产业之间保持合理比例,维持数量上的平衡和物质上的对应。这种部门之间、产业之间的合理数量比例和物质形态对应反映在供求关系上,就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平衡。这种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是价值平衡与实物平衡的统一。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

(一)供求平衡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要求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以及两大部类内部各部门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按比例发展。在社会再生产中,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以及各个生产部门相互产生需求、相互供给产品,因此,社会生产各产业、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是保证社会总产品实现、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

经济增长属于扩大再生产的范畴,社会持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意味着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使社会生产各部门、各产业之间保持合理比例,使各生产部门之间、各产业包括一、二、三产业之间既保持总量的相等,同时又保持物质上的对应,使各产业之间、各行业产品之间保持价值平衡和物质平衡。这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

不过,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可以解决部分社会产品过剩或不足的问题,从而对社会生产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平衡起调节作用。因此,在当今的开放经济中,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各产业之间的平衡不必保持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机械平衡,而应是着眼于全球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平衡,要力求保持在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输入基础上社会生产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

(二)维持社会总供求平衡需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并重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资本再生产所要求的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只能依靠市场调节自发实现,一旦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比例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再生产便难以正常进行,进而社会生产比例失衡甚至爆发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除有市场机制的调节外,还有政府的调节管理。为了维持开放条件下社会生产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以及维持社会总供求平衡,除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外,还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调控作用。

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方向,应是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并重。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从价值角度看,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相互提出需求,从物质角度看,两大部类又相互供给产品,两大部类产品价值上的相等和物质上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同时,宏观经济运行即社会再生产是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统一。因此,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维持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正常比例的基本思路在于供给与需求并重,且二者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并重。通过对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的调整、改革,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物质平衡,保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合理比例,促进再生产顺利进行,经济持续增长。

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分析我国的再生产问题,可以发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即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各产业之间的平衡,实际上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它要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既保持价值量相等,还要保持物质上的平衡。只有这样,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实现,经济才能持续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中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从供给与需求来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供求失衡,结构性过剩,一些行业如钢铁、建材、汽车等产能过剩。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有需求不足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供给侧产品和服务不适应需求造成的。也就是说,供给与需求在物质上不平衡是造成供求失衡、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重要原因。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极端重要性。只有社会生产各部门、各产业之间保持合理比例,从而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价值上和物质上的双重平衡,才能保证生产、再生产顺利进行,以及经济持续增长。因此,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过剩、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现实,要保持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基本思路就在于通过对需求和供给的调整,维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价值上和物质上的平衡。

(三)现阶段宏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基本思路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供求关系呈现失衡状态,具体表现为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一些行业主要是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严重。这种产能过剩不是总供给绝对大于总需求造成的,而是结构性过剩。一方面,部分产业、部分产品产能过剩,主要是诸如建材、钢铁、煤炭等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中高端产品和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却不足。同时,现阶段的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是相对于人们收入水平、有效需求的产能过剩。鉴于目前我国经济结构性过剩的现实,依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社会生产各部类、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原理,想要解决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着手,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调整和改革并重。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化解过剩产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调整供给结构,增加适应市场需求的中高端产品和现代服务的供给,缩减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低端产品供给;另一方面,注重需求侧调整和改革,将需求侧短期的数量调整与长期的结构调整及其与之相关的制度改革统一谋划,共同推进,以促进有效需求持续增长。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调整改革的相互配合、协同推进,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产业之间、产品之间比例失调问题,实现社会供求平衡,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1.供给侧调整改革思路

从供给侧分析,目前我国供求失衡、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与需求不适应。一方面,一些低端产业、传统产业不顾市场需求过度扩张,产能超过市场需求,生产过剩;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收入水平逐渐提高,需求逐渐变化和升级,但供给结构、供给质量未适应需求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导致一部分需求缺乏有效供给。结构性过剩影响经济持续增长,有效供给不足又造成一部分消费能力外流,对经济增长形成阻碍。解决结构性过剩问题的思路在于注重供给与需求相适应,随着需求量、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行供给结构调整。目前我国正在加紧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基于现阶段结构性过剩实际而提出的解决再生产比例失调、实现供求平衡的重要举措。

鉴于当前我国需求调节效果有限的现实,化解过剩产能、解决结构性过剩问题,需要大力进行供给结构调整、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调整、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减少无效供给、低端供给,增加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效供给、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此,产能过剩行业要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去库存、去产能。要引导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压缩甚至关停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产品的生产。对于技术上确实已经落后、产品严重缺乏市场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企业要果断处置,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推动其资源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对于产品仍有一定市场、通过转型升级能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企业,应大力推动其转型升级,使之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创新,提高市场适应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强有效供给能力,为市场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去库存、去产能不应是简单地收缩生产、缩减生产规模,而是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进行产业优化重组,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发展高端产业或产业高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提高供给质量,同时努力创造新供给,扩大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有效供给能力。

从社会层面看,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应通过多方面措施,如发布行业、产业信息,实施相应的财政、信贷等政策,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化,对一些传统产业则推动企业由产业低端向产业高端发展、转化;同时,引导企业根据社会需求变化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增加有效供给,提高有效供给能力,以消费者需求为引领,不断生产和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2.需求侧调整改革思路

从需求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能过剩,部分原因在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需求侧的调整和改革。

需求侧调整与改革不能只是着眼于短期地增加有效需求,而是要协同推进短期数量调整、长期结构调整以及相关的体制改革。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大力促进需求增加,以消化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促进需求长期稳定增长,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投融资体制、外贸体制等领域改革。通过需求侧的结构性调整和制度改革,促进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实现需求与供给协调增长,维持社会供求平衡,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产品销售不掉,产品价值无法实现,社会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无法进行,社会再生产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就需要努力扩大社会需求。社会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三部分构成,目前,我国这三个方面的需求增长都面临困难和问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投资需求增长放缓,外需持续疲软,致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为此,促进需求增长,既要大力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又要深化投资领域改革以促进投资增长,还需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对外贸易增长。(1)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造成我国现阶段国内需求增长乏力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不完善、不合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不适应供给增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更重要的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成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为此,推进需求侧调整和改革,应加紧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首先,要继续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入改革,有效缩小收入分配的个人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产阶层,提高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是扩大社会需求的现实途径。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随经济增长相应增长的机制,使社会有效需求能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增长相应增长。这是促进供求平衡的长效之举。再者,要继续改革完善税收制度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制度,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信息采集机制和监管机制,加强税收征管,使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好地发挥个人收入再分配功能。此外,要继续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福利水平。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随着经济增长逐渐提高,经济增长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深化投融资制度改革,促进投资增长

投资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增长不仅直接扩大总需求,而且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效应,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因此,在目前经济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下,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投资合理增长。

鉴于目前我国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同时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现实,促进投资增长应有选择性、方向性。要大力促进市场前景广阔的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的投资增长,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逐渐加大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产业、产业高端投资增长,财政政策方面应实行定向促进政策。可对这些行业的企业继续实行减税政策并适当加大减税力度,或直接对这类符合结构性调整要求的投资给予投资方面的税收减免或抵扣。货币政策方面,要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降低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融资门槛,扩大高端产业直接融资比重。针对目前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中存在的货币资本大量集中于金融领域、实体经济融资困难、中小企业融资尤其困难的结构性问题,应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畅通货币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的机制,通过财政贴息、政府或社会担保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将货币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总之,要通过投融资领域的调整、改革,促进高科技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投资增长。这些产业投资需求增长,会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会有力推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优化,促进实体经济技术水平提高,创新能力增强,对经济增长起到持续推动作用。(3)注重对外贸易,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认为,在社会再生产中,对外贸易具有调节作用。马克思指出,“在两个场合,对外贸易都能起补救作用;在第一个场合,是使第Ⅰ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料;在第二个场合,是把过剩的商品销售掉。”而对外贸易中的出口贸易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造成我国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外需持续疲软影响出口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需求侧调整和改革需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过进出口贸易的调节,可以促进社会再生产正常比例的实现,促进社会供求平衡。一方面,通过出口贸易的增长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进口贸易,可以解决国内部分能源和基础性原材料供给不足的问题,缓解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从而促进社会供求平衡,经济持续增长。

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需要针对我国外贸领域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采取相应对策。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多方面困难和问题。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国际需求的角度看,除需要加强我国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磋商协调、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外,就自身而言,在进出口结构方面,要大力调整外贸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改变以中低端产品特别是低端产品出口为主的外贸格局,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贸易,努力发展服务贸易。对外贸企业而言,则需要加快技术进步步伐,着力提高技术水平,增强创新能力,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出口产品成本,增强出口竞争力。此外,还应深化汇率制度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以利于外贸企业进行风险管理,降低外贸风险。

三、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其他启示

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价值上和物质上的平衡,是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启示。除保持社会总供求平衡外,从《资本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其他相关启示。

(一)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流通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认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具有重要作用,货币资本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在商品经济社会,进行商品生产时,首先必须用货币购买生产要素,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进行离不开货币的推动;同时,连续不断的社会再生产离不开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货币流通,货币成为社会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动力,成为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不仅如此,货币资本的积累还是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和基本前提。进行扩大再生产,不仅要求资本积累,而且要求积累的货币资本达到一定数量,能增加正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或开办新企业,要求积累的货币资本能在市场上购买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

马克思关于货币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作用的原理和资本积累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的原理均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再生产以持续扩大的规模进行,经济持续增长,首先必须有货币资本的积累,有一定量的资金投入。没有一定数量的资金,资金数量达不到扩大生产所要求的数量,就不可能用增加的投资资金购买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进行。可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货币资金的持续推动。同时,社会再生产的持续进行,还要求货币顺畅流通,能顺利实现资本的周转和循环。货币能根据再生产进程顺利实现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的形态转化。为此,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要进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就要求资金能顺利流通,资金能顺利向资本转化。

目前我国总体上资金比较充裕,但资金利用不充分,实体经济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究其原因,资本市场欠发达、不完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是重要原因。一方面,大量货币资金集中于金融领域、金融机构,且货币资金向货币资本转化渠道不畅,大量资金沉淀于金融领域,难以有效转化为企业投资资金、生产经营资金;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融资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难以在资本市场筹措资金,致使企业生产、技术改造、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面临严重的资金困难。

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特别是二级、三级市场;进一步放宽直接融资门槛和条件,推动直接融资发展;通过多种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投放;通过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措施,引导金融领域资金、民间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中高端产业。

(二)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促进商品流通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是生产过程、交换过程与消费过程的统一,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在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包括社会产品在价值上和物质上的实现。因此,要顺利实现社会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除需要社会生产各部门、各产业之间保持合理比例外,还要求有顺畅的商品流通、发达完善的商品市场。

目前,在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本身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健全,法治环境欠佳,市场信息不够完备、充分等。市场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些市场发育不充分,如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育不充分,中介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市场运行不够规范。要素市场不发达、运行欠规范,导致一部分生产要素流通不畅,难以有效投入生产和再生产,如科技市场不发达、运行欠规范导致一部分科学技术难以有效转化为科技产品,由此影响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影响技术水平提高,阻碍技术进步;中介市场不发达表现在中介结构、中介组织数量不多,难以适应市场流通的需要,难以为供、求双方提供及时、便捷的中介服务,同时,中介市场运行规则不健全,导致中介市场运行不够规范,中介服务领域虚假信息、欺诈甚至坑蒙拐骗等现象时有发生。

从法治环境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既存在缺乏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的问题,又存在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一方面,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甚至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导致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些问题无法可依,处理问题时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监督、管理难以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又存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如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执法不严、执法过程中随意性大,司法、执法过程中执法不严、重人治、轻法治甚至有法不依的问题时有发生。一些执法人员由于相关经验、知识、水平不足,执法中不能准确把握尺度,造成执法中有失公允;一些执法人员职业道德意识薄弱,执法过程中不严格依法办事,不能公正执法。个别地方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为维护地方利益、小团体利益,往往采取种种手段干扰司法过程,妨碍司法公正,甚至有个别执法人员为牟取个人利益执法违法甚至知法犯法、徇私枉法;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牟取个人利益,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经济秩序,对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造成严重阻碍。还有一些地方社会治安保障不力,治安环境较差。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对社会治安环境整治不力,对违法犯罪行为打击不力,致使当地治安环境较差,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扰乱当地生产生活秩序,影响经济正常运行。

在市场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的顺利运行离不开充分的信息支持,但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领域信息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行业、产业发展信息发布不够及时、充分,影响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中介组织发育不充分和中介市场运行欠规范,导致中介市场信息服务难以做到真实准确、及时有效。

保障商品流通顺畅进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要建立健全各类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

同时,为保证各类市场正常有序运转,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市场运行规则,使各种经济行为有法可依。在加强经济领域立法、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还必须严格执法,通过建立健全执法制度、进一步完善执法手段,强化执法机关内外部监督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养教育,提高执法队伍水平等措施,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加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执法力度。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促进市场规范有序运行,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此外,为保证市场顺畅有序运行,还应加快信息化步伐,建立健全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信息化平台,完善信息技术手段,提高信息化水平,以强化经济领域信息服务。同时,要强化信息服务领域法治化建设,建立健全信息服务规范,加强政府对信息服务领域的监管,努力促进经济领域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准确,以推动市场运行效率提高,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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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J].理论与改革,2016(4):1-4.

[5]何自力.论供给管理的特点及其必要性 [J].理论与改革,2016(4):8-10.

[6]邱海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J].理论与改革,2016(4):4-7.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孙继琼

摘要:积累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阶级属性最为鲜明的部分。撇开资本的阶级属性,从一般意义上考察,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主要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积累机制,其对积累的源泉、积累的主体与动因、积累量的因素、积累的构成、积累的形式、积累的效益等方面的分析,对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资本积累;主要内容;当代价值

积累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阶级属性最为鲜明的部分。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本质、影响因素、一般规律及历史趋势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但是,撇开积累理论的阶级属性,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考察,积累理论所阐述的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对于指导市场经济实践,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资本积累理论的主要内容

对于《资本论》积累理论所涵盖的内容,理论界和学术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观点。狭义的资本积累理论主要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内容包括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以及原始积累和现代殖民理论等。广义的积累理论除了第一卷第七篇的内容外,还包括第二卷的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第三卷中的前三篇平均利润率形成和趋于下降的理论。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笔者主要从狭义资本积累理论出发,对资本积累的本质、影响因素、一般规律及历史趋势等内容进行分析。

(一)资本积累的本质及其影响因素

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本质和源泉。马克思指出:“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作资本积累。”资本家之所以能够积累资本,就是因为他剥削了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也是资本家能够不断发财致富的秘密所在。

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资本积累既是剥削工人的结果,又是扩大对工人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的本质就是“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已经积累得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资本积累的实质表明,建立在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现在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即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规律。

资本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因此,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因素也就是决定积累量的因素。在剩余价值量一定的条件下,积累量由剩余价值分割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决定,其中收入是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收入所占比重越大,资本积累量越小。在剩余价值分割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一定的条件下,积累量就决定于剩余价值量。

影响剩余价值的因素包括:①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越高,同量的可变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就越多,从而积累的数量也就越多。现实中,资本家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来提高对劳动力的剥削,另一方面,还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一部分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②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从而使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价值也降低,这就可提高剩余价值率。同时,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值下降,同量资本便可以购买更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此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也就增加了资本积累的数量。③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的差额越大,对资本积累就越是有利。④预付资本量的大小。在剥削程度一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决定于被剥削的工人人数。如果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不变,则随着预付资本数量的增大,资本所雇佣、剥削的工人人数随之增加,资本家能够剥削到的剩余价值数量也会增加,从而资本积累的数量也会增加。

(二)资本积累的途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个别资本增大的两种形式: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资本集聚就是指个别资本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来增大自己的总额。但是,单纯依靠资本集聚来增大个别资本的数量,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难以满足规模越来越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资本集中是指已经形成的各个资本的合并,它是通过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或若干小资本联合成少数大资本而实现的个别资本迅速增大。资本集中是借助于竞争和信用两个强有力的杠杆来实现的。

马克思认为,实现资本集中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强制的道路进行吞并”,二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资本融和起来”,前者是指企业并购,后者则是指股份制。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快速积累巨额资本。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可见,资本集中更能适应生产迅速扩张的需要。

(三)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研究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说明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而这涉及资本的构成和它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马克思说:“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应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可见,资本的有机构成首先是一种资本的价值构成,但是,它又和纯粹的资本价值构成不同。资本有机构成是资本技术构成在价值上的反映,纯粹资本价值构成则可能与资本技术构成无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表现为全部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的比重增大,可变资本的比重减小。

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相对人口过剩的出现是必然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成为资本家加强对在业工人剥削的手段。马克思说:“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因为过剩人口形成了一支可供资本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使资本积累任何时候都不会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特别是为其无法避免的工业的周期波动,提供了富有伸缩弹性的劳动力“蓄水池”,以至于如果没有劳动后备军,在波动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将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过剩人口的生产成了现代工业生活的条件。不仅如此,过剩人口的存在,还为资本家增加在业工人的劳动强度以及压低工人工资提供了方便。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总结了资本积累对无产阶级命运的影响,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必然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资产阶级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事业和贫困的积累。马克思指出:“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这一规律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

(四)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以资本原始积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的进行,一方面会使生产不断社会化,生产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之相适应;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积累又使个别资本不断扩大,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不断发展。这会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深化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而资本积累过程不仅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客观物质条件——生产社会化,而且也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主观条件——无产阶级,因此,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正如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二、资本积累理论的现实意义

撇开资本的阶级属性,从一般意义上考察,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主要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积累机制,其对积累的源泉、积累的主体与动因、积累量的因素、积累的构成、积累的形式、积累的效益等方面的分析,对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理顺积累和消费等分配关系,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积累都是扩大再生产源泉,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必须进行资本积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需要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断推进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资金积累方式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态势。1953—1978年,中国经济走过了一条“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益”的路子。期间,积累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路径。1953年,中国经济的积累率为23.1%,1959年上升至43.8%,其后逐步下降,1962年积累率仅为10.4%,到1966年上升至30.6%,1967—1969年有短暂的下降,之后基本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到1978年中国的积累率为36.5%。整体而言,1953—1978年,中国的平均积累率为29.7%。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资本积累呈现出“高积累水平、快速提升积累率”的特征。整体而言,1978—2015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1978年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9.78%,2015年上升至42.53%。其中1978—1991年,固定资本形成率基本维持在30%以内(除1985、1986、1987、1988年外)。1992—2001年,固定资本形成率维持在30%~35%。2002—2008年维持在35%~40%范围波动,2009—2015年固定资本形成率上升至围绕44%上下波动。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业已证明,合理、协调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能够带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失衡,则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失衡和经济效益的低下。因此,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统筹兼顾,推进积累和消费的协调增长。在推进积累和消费协调增长的过程中,要把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积累与消费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一方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是安排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需要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突出位置;另一方面,只有生产发展了,消费才能有所增长,这也要求安排好必要的积累,使生产有所发展。只有统筹兼顾,防止和避免“重积累轻消费”或“重消费轻积累”的倾向,才可能适应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

第二,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积累和消费的协调增长。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对积累有不同的要求,因而也会影响到积累率的高低,从而影响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投入、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需要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增长比例,避免盲目追求高速增长形成高积累,使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

第三,保持投资与消费比例协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需要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加以整合、协调,既保证投资与消费在数量上匹配,又确保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相互弥合。现阶段,在协调投资与消费增长的过程中,应当注意防止投资拉动力度偏大,即投资过度带来经济过热等负面效应。

(二)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积累源泉

马克思关于决定资本积累量的因素分析,为我们增加积累基金提供了可利用的途径。在积累率一定的前提下,一切增加剩余产品及其价值的方法,都是增加积累量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能够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能用相同的或较少的劳动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为增加积累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及积累基金。

劳动生产率不仅直接影响资本积累量,而且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1995—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期间的平均增速达8.6%,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高出7.3个百分点。尤其是2005—2007年,劳动生产率均达到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分别为10.3%、12%和13.1%。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不断提高,1995—2015年中国单位劳动产出也大幅增加,且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1995年单位劳动产出为1 535美元/人,2015年则上升至7 318美元/人,是1995年单位产出的4.77倍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单位劳动产出仍然较低。2015年,中国单位劳动产出仅为7 318美元/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1 169美元/人,仅为美国单位劳动产出的7.4%,日本的9.6%。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仍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依靠高强度要素投入、大规模产能扩张和排浪式消费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未来,只有通过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才能从根本上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第一,提高劳动者素质。首先要注重培养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意识,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和提高,并使之与职业技能培训紧密结合;其次要改革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技术技能人才通道与其他人才通道的相互衔接和沟通,为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此外,提高劳动者素质,还需要营造有利于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环境,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劳动者学习成才的培训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

第二,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实践表明,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推动技术进步,首先要完善多种政策工具有机衔接的政策体系,营造有利于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良好氛围;其次,要建立与创新业绩和贡献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此外,要加大资金投入,逐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先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信贷为支撑、民间资本为依托的多元化、多渠道科技投入体系。

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推动劳动力市场完善,能够使低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更顺利地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也有利于就业的自由选择,实现劳动力资源更加有效的配置,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需要建立健全的就业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升劳动力供给与行业需求的匹配度。同时,要加快就业制度改革,逐步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域分割,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为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就业奠定基础。

(三)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中关于资本家是积累的主体、资本家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迫于竞争压力,不断进行积累的客观必然性告诉我们,推动经济增长,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把握社会需求趋势,适应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主发展,实现经济的自主增长。为此,必须深化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保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之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切实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责。马克思积累理论告诉我们,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并积极关注积累的规模和效益,是因为他们是资本的所有者,积累的规模和效益决定着他们获取剩余价值的多少,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使国有企业成为自觉执行积累职能的主体,国有企业的发展与经营者及全体职工的利益紧密结合,才能使国有企业自觉地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责。为此,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依法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第二、保护非公有制企业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经济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推动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是在政策上必须要清除各类歧视性规定,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四是要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上来,主要是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技术进步和扩大就业的关系,推动就业增长

为了深入研究资本积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资本有机构成范畴。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揭示了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对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技术进步和扩大就业的关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有机构成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的价值构成。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受到资本技术构成高低的影响,因此,不同国家之间,或者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由于技术水平的不同而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也各不相同。从中国的实践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中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其运行态势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资本有机构成的相关变化的若干规律。与此相对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1979—2014年,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由1979年的0.287下降至2014年的0.049。这一趋势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正在逐渐减弱,即每带动一个百分点的就业增加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分阶段特征看,1979—1981年,就业弹性系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1979年的0.287增加至1981年的0.627。此后,就业弹性系数不断下降,从1982年的0.398下降至1991年的0.123。1992—2004年,就业弹性系数进一步下降,大致在0.07~0.15范围波动;2005—2014年就业弹性系数的波动范围为0.03~0.07。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客观上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是从再生产的较长时间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单个生产部门看,只要该部门资本总量的增长快于资本构成的提高,就业人数也是会绝对增加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绝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大部分企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能普遍增加利润,有利于个别企业和社会大多数企业增加资本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此外,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会使一定价值和剩余价值体现在更多的产品上,能为扩大再生产提供更多的物质资料,有利于扩大就业。同时,大工业下机器的使用会创造新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新的产业部门,还会创造配套的产业服务,使产品生产呈现多元化,扩大社会的就业需求,从而对就业产生创造效应。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虽然一些传统的产业,如农业、采掘业、钢铁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等部门减少了就业人数,但从整个社会看,中国就业总人数却不断增加。1978—2014年中国的就业人数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1978年就业人员数为40 152万人,2014年就业人员数增加至77 253万人,是1978年的1.92倍,比1978年多出37 101万人。尤其是2010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速呈不断下行态势,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4年7.3%,但是期间的就业弹性系数仍有微幅上升,就业弹性系数从2010年0.034上升至2014年0.049,说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效应有所增强,这是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当前,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严峻复杂的就业形势,需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处理技术进步和扩大就业的关系,推动就业增长,要多措并举,稳定实体经济增长,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多项政策的协同配合,促进和保持就业岗位的持续供给,使就业总量不断增加。同时,要积极推进就业转型,降低结构性失业风险,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第一,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要保证就业的稳定增长,首先必须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只有资本总量扩大了,可变资本才会增加,进而才有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因此,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而保证资本总量的绝对增加,是就业增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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