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海人生：横尾忠则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日）横尾忠则

出版社：理想国|湖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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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人生：横尾忠则自传试读：

这本自传完成于一九九八年，距今已经二十一年。后续没有回顾校订，我想一定有很多冗余、需要修正或改写的部分吧。除了这本书之外，我还在报纸上连载过两种传记，以及谈论少年时代的自叙。

这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本自传止于人生半途，或许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本书后续的生活、行动，还有创作方式更为重要。如果未来机会成熟得以出版，大家会了解到接近当下的故事，特别是可以了解我从一九八〇年代转向画家生涯之后的活动。

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如果上天容许我更加长寿，补齐后半生的自传，让故事圆满收尾，并得以让日本和中国的读者们赏光读到，我会无比荣幸。仿佛透过我，中国和日本也可以（在文化、艺术方面）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那么，希望我可以透过书，和大家相会。横尾忠则上京、日本デザインセンター入社

前往东京，加入日本设计中心

兴奋、狂乱。节庆般、“传说般的一九六〇年代”冲过了七十小时。一月四日当天，新婚第二年的我和妻子离开神户前往东京。这趟旅程是因为一年前我加入的大阪广告设计公司国际宣传研究所，要求我们员工和公司一起迁往东京。当时我二十三岁。住在东京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母亲拼命祈求神明让我实现梦想，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天都能听到，甚至到了耳朵长茧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份愿望已经传到天上，只要等待神明哪天回答一声“好”，就可以了。不可思议的事情重重累积，偶然召唤更多偶然，出乎意料的人、事、物自然而然聚集而来，让我实现梦想……我发现这种共时性（synchronicity）是我的命运模式。然而愿望达成前的过程，总是反复摆荡在天堂和地狱之间，非常惊险刺激。天堂和地狱简直就像是存在于我的心里，两者不停相互对决。

此外，我自己也总是在期待“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我从小就很喜欢对自己的命运胡思乱想，猜想自己究竟是为了继承何种使命而生。不知为何，我很喜欢想象一个画面，自己孤身一人被搁在地球上，然而天边却还有另外一个我在凝视自己。我非常喜欢这种非写实的另一种真实，和日常生活相比，我把真实感的重心放在非日常的世界更多一些，我是这样的小孩。

我就是从这样的状况出发，认为自己身上一定有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出生之谜。就现实而言，直到十七岁，我才晓得自己还有另两位生身父母。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对于想象人类的命运这件事真的是永远都不会感到厌烦。直到今天，一想到“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我的心还是会感到雀跃不已。

尿味四溢的涩谷公寓“啊，富士山看起来好漂亮。东京一定有什么好事在等我们。”

山景占满列车车窗。妻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富士山，不禁兴奋地脱口而出。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变得像她那么乐观呢？一直以来，好事坏事总是一并出现，所谓“有好事在等我们”让我有种预感，它的另外一面很有可能也在对面虎视眈眈。我的性格有一部分是这样，总是会事先去考虑事情的另一面。因此我看事情可以看得更透彻，但是相对地有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大胆为之。这种性格真的会让我反复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徘徊。

大阪广告设计公司国际宣传研究所的老板在前往东京之前告诉大家：“我希望那些想要去东京自立门户的人主动退出这次计划。”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想要永远留在这间公司工作，只要有机会，大家应该都会想要“自立门户”。我自己也是这种人，可是我没有退出。

虽然人已经到了东京，通过朋友借到一间涩谷的公寓，可是先前从神户寄过来的行李还没有到。在行李抵达之前，我们暂且窝在市区一间小旅馆里面。那个新年过得很寒酸。所谓行李，也只是几件衣服、棉被、厨房用品，还有木头桌子里面搁的几本书。只要把桌子摆好，棉被铺起来，六叠榻榻米大的房间就没有位置可以站。这间小公寓就算白天也是阴阴的，而且尿味四溢。住在里面的人从房东算起，有脱[1]衣舞娘、酒吧妈妈桑和陪酒小姐、话剧演员、中国医师夫妇、寡妇，还有刚来东京的平面设计师，总共七个家庭。这些公寓的邻居好像以为我们夫妻俩是姐弟。

第一天到涩谷街头走动就遇到很多事。一开始在公寓门口，就有一个开红色保时捷、戴太阳眼镜的年轻人突然跑来跟我问路。这件事情稍微引发了我的优越感。我们刚到东京根本还搞不清楚东南西北，结果却被走在流行尖端的都会年轻人当成是本地人，这件事情真的很爽。顺着荣路往下走，馒头店门口的箱子上堆满馒头，有个走在我们[2]前面的年轻男子唱着《潮来的伊太郎》，瞬间出手偷一个塞进口袋，若无其事走远。这让我觉得东京真是个不得了的地方。晚餐我想要去涩谷食堂吃猪包，可是女店员却一直在那边窃笑，完全没有办法[3]跟她沟通。神户叫猪包的东西在东京叫肉包，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文化冲击。回家路上买了黑白电视机。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更别说彩色电视机都还没有发明。因为我希望在东京生活一定要有电视，所以买得很开心。回家马上把电视装起来，桥幸夫的影像出现在映像管上，摇头晃脑正在唱刚刚馒头小偷唱的那首歌。

我在六本木新办公室的工作是Gunze造丝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告设计，我从以前待在大阪起就开始负责他们公司。

一同来东京的同事里面有位名叫横沟敬三郎的平面设计兼插画[4]家，同时荣获“日宣美展”的特选和鼓励奖，也是日本宣传美术协会的会员。虽然我也在同一个展拿到鼓励奖，自己也是会员，可是面对他的才华真的是甘拜下风。他身材瘦小，可是长得相当英俊。习惯把手放在嘴唇上说话，显露出某种乳臭未干的孩子气。他毕业于京都艺术大学，大我一岁，是个非常亲切的男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距离当时十年，在某个UFO研究社主办的演讲场合遇到。我完全不知道他会对此感兴趣，有点惊讶。当时我觉得自己喜欢UFO有点丢脸，在会场刻意回避他，没想到再过几年就听说他过世了。[5]

公司刚开始运作时，有一个在地录取的插画家山藤章二加入。他是在日宣美展拿过特选的会员，记得比我小一岁。声音很好听，看[6]起来非常认真。那时候东京好像在召开世界设计会议。可是我们才刚到东京，很难知道这些消息，感觉横沟、山藤和我都还在圈子之外。

日本设计中心成立的消息

当时在东京设计界蔚为话题的除了世界设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大[7]新闻，那就是有人成立了一间设计公司名为“日本设计中心”，其中包含十几位日本顶尖设计师参与。这条刺激的新闻好像在预言时代改变，让我开始感到焦虑。我的注意力被强烈转移，随着自己在东京工作，内心同时开始质疑自己：“这样继续待在这间公司好吗？”[8]

我想要再多收集一点详细的信息，顺便跟田中一光先生打声招呼说我来东京工作了，就跑去他位于南青山的家拜访。我们以前曾经在关西碰过一两次面。他家放的音乐是我最不懂的爵士乐。那时我还去松屋百货的优良设计专柜买了一千三百日元的六色茶碗套组当伴手礼。[9][10][11]

日本设计中心的成员包含龟仓雄策、原弘、山城隆一、[12][13][14]田中一光、永井一正、宇野亚喜良、木村恒久、片山利弘[15][16][17][18]、田中博、植松国臣、白井正治、铃木良雄、山下芳郎[19][20]、安斋敦子，等等。从大师到响当当的中坚设计师和插画家都罗列在名单之上。

想要加入这间公司的强烈冲动在我脑中盘旋然后开始高速运转。一旦被这个念头抓住，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思考其他事情了。虽然我应该要对一光先生直接表达这个想法，可是当天我只能迂回在话题旁边没有办法启齿。一想到我的意志不知道传达到几分，就觉得非常焦虑。这烦恼持续了好几天。就算在做公司的工作感觉自己好像也没有在动手。

为了再次正式拜托他帮忙，我在涩谷的香颂咖啡馆“GIRAUD”[21]和一光先生碰面。“咖啡和红茶，你要哪个？”“都可以。”

我的个性总是优柔寡断。“我跟你说，在东京说话要黑白分明，要不然是行不通的。”

一光先生的话一针见血碰触到我的本质，听起来很尖锐。不过我真的是觉得两者都好。我觉得自己做决定很麻烦，交给别人做决定比较轻松，这种心态后来也一直不容易改掉。

话说回来，当时田中一光的设计作品当中确实毫无妥协或暧昧，是非常简洁、神清气爽的设计。

我觉得实际面对一光先生明确表达自己想要加入日本设计中心的想法，需要相当的勇气与自信。为了鼓起勇气，在和一光先生见面之前，必须先辞掉现在国际宣传研究所的工作才行。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把自己逼到穷途末路的状态让自己站在悬崖边上，就没有办法说出肺腑之言，也没有办法打动一光先生的心。所以我设法找借口说乡下老母生病不得不回家，说谎辞掉了工作。我觉得自己这样做还真是大胆。每次好不容易弄到一样东西，我都会像这样用自己的手把它搞垮，我有这样的恶癖。

虽然辞掉了国际宣传研究所的工作，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进日本设计中心。他们决定要在四月一日成立，先前早就已经确定所有成员名单，就算一光先生出面好像也没办法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加入。

因此我就这样在东京落脚，失业了一个月，完全没有收入来源。我联络上一位以前在神户报社一起工作过、现在也在东京的朋友，试着拜托他帮我找找看设计的工作，可是并不是很容易。可以依靠的唯一一条线就只有日本设计中心。对我来说，这个目标或许太大。万一失败的话，我一定会后悔自己辞掉国际宣传研究所的工作。那时我的口头禅“啊，总是会有出路”完全没有办法排解我的心情。终于，二月结束了，再过一个月日本设计中心就要开始运营。

初次和田中一光合作

就在我变得越来越烦躁的时候，一光先生招呼我说要不要替神户[22]劳音的《茶花女》海报画插画。能够和田中一光合作，光是这样就让我产生了自己已经变成一流插画家的错觉而爽翻天。那时候，我[23]画了一张头戴山茶花、脸部瘦长的莫迪利亚尼风格女性肖像给他。可是他不喜欢，叫我再画一张。这次我画了好几十张带去。到头来，他选的还是我最初带去的那一张，感觉好像无可奈何只好用这张。一光先生苦心经营如何使用这张插画的结果，就是让插画横躺，整张图的感觉彻底改变。这种炼金术般的杰出构图让我死气沉沉的插画起死回生。后来一光先生和永井一正先生描述当时的状况说：“横尾用一种乱枪打鸟的做法，用陈旧的信封背面和粗纸画了好几十张插画来给我。”

和这工作几乎是同一时间，Gunze那边也有工作来委托我帮忙。因为先前我在公司负责他们的杂志广告视觉形象，对方觉得不可以突然大改，希望我可以接手继续设计。他们表示说已经和我先前的公司好好谈过，我可以不用担心。虽然我意识到这样子人家可能会想说我把公司的广告主一起带走，心里有点在意，可是毕竟我陷入经济危机，只能把这个工作当成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每次我被逼到绝路，都会有人伸出援手，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这件事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人生的特征之一。Gunze和我的关系之后持续了一段时间。总之透过这个兼差我总算还是可以苟延残喘。虽然拜别人之赐我得以解除经济危机，不过精神焦虑却越来越严重。先前虽然托一光先生帮我接洽日本设计中心的工作，可是或许进展不顺利，一点眉目都没有。除了一光先生之外，永井一正先生那边，也积极帮我向原弘、龟仓雄策、山城隆一等三位董事打听，可是还是无法得知有没有工作。[24]

刚从多摩美术大学毕业的和田诚，以及当时还在多摩美大读[25]书的原田维夫经常会去一光先生家。和田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26]拿下日宣美展的特选，已经决定去LIGHT PUBLICITY工作。他和我同年。我在日宣美展得鼓励奖的前一年，他就已经拿到首奖的日宣[27]美奖。那是名为《夜之玛格利特》的剧场海报，由稻垣行一郎替和田诚的插画做版面设计。当时设计师和插画家才刚开始用这种方式[28]合作，后来这种方法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流行。擅长似颜绘的和田诚替日活戏院免费制作海报。受他刺激，我也去涩谷的东急戏院毛遂自荐问他们要不要请我设计海报。虽然推销成功，可是当时绢印技术还太粗糙，我只做了五六张就放弃了。

整天没事可做。Gunze的工作顶多每个月做两三张就够了。无论如何最痛苦的还是每一天如何运用时间。我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全心投入的事情。我对读书没兴趣，就算看电影也还是定不下心。根本上而言，一旦精神陷入紧绷，兴趣也会跟着不见。过剩的时间开始引发痛苦。我的不安、焦虑，还有极度的孤独，没有办法透过任何事情或任何人解决。总觉得再这样下去我的心或许某一天就会封闭起来吧。当时我不知不觉走到的地方，是道玄坂的脱衣剧场。只有这里不一样。我的心可以静下来，非常不可思议。每次官能的浪潮逼近都会让我接触到宇宙……这种说法有点太夸张，不过我知道每当我陷入低潮，官能的热情都可以让我暂时获得解放，所以我还是常常去。

辞掉国际宣传研究所的工作已经三个月。日本设计中心就这样在四月成立，完全没有下文，一光先生看起来也比过去更忙。不知何时焦躁开始转换为放弃的念头。我觉得与其抱着难以预测的期望，不如放弃还比较能够从痛苦里面解脱。总而言之一切都已经到达一个极限。

父亲突然过世

四月八日。佛祖诞辰这一天，我人生第一个悲剧降临了。我前一天买了一张火车票，想回故乡西胁走走，顺便转换心情。可是当晚睡得很不好，觉得是枕头害得我睡不着，试着把枕头拍松，最后甚至把枕头丢掉，结果烦了一晚天就亮了。隔天早上，消防车响着吵得要死的警笛通过公寓前面撼动整栋建筑的时候，我家的电话响了。话筒中的声音叠着警笛声听起来非常不清楚：“这里是涩谷电报局，这是电[29]话电报……”我就这样收到了父亲突然过世的消息。

我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感觉好像松了一口气，脑袋空空，待在安设电话机的公寓走廊，穿越玄关盯着好几台消防车经过。那眼不是肉身之眼，仿佛是用意识之眼在看，消防车的红看起来艳丽非凡。我为那个画面感到心醉神迷，自己真的是觉得非常难以置信。我知道每次当我遇到极端惊慌的状况都会这样，那双冷静观察事物的眼睛都会动起来。我事先准备好当天的火车票，仿佛像是预知到父亲的死亡，这个共时性的巧合也太讽刺了。回老家之后，我才知道父亲是因为脑出血过世。根据母亲的说法，父亲半夜坐在棉被上，好像要用手把自己的枕头打包起来那样说：“小忠想要这玩意儿，现在应该给他送过去。”

母亲心里想说：“是吗？”可是父亲就这样砰一声向前倒下断气了。就在那同时，我在东京和枕头对抗度过难眠的夜晚，说不定中途父亲的意识就开始脱离肉身，所以思想才会和我同步。

父亲突然过世这件事情完全颠覆了我的日常生活。父亲在棺木里，全身包覆白衣，口鼻耳的孔洞都塞了棉花，像幽灵一样头上缠着三角巾，套着草鞋。胡须和手脚指甲长得有点夸张，大概是死后突然变长的吧。父亲变硬变冷的身体简直就像蜡像一样，让人感觉带着奇妙的重量。

当我最害怕的事情在现实当中发生，那就已经不能够称之为是现实，我会觉得它好像已经被替换成一种虚构。而且我也确确实实感受到自己会从某个地方冷眼旁观，享受这样的感觉。平常毫不起眼的事物，譬如壁龛摆设之类的东西会突然变得非常有存在感，窜进我的意识当中靠近我。父亲的死变成一种媒介，各式各样的事物、事件借之破坏自然法则，各自独立存在，仿佛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宇宙观。我会出现这样的感觉，应该是因为我的意识灵体化造成的。

我在父亲往生这段时间恍惚神游，结束之后，又再度被拉回到令人头疼的现实当中。不能让年事已高的母亲独自住在西胁的家里。然而我也不可能退掉东京的公寓重新回到家乡去住，结果最后只好把老宅处理掉将妈妈接到东京。妈妈对于离开过去住惯的地方心里一定感到非常犹豫又不愿接受，可是到头来她最期望的还是和我一起住。

我自己当时完全没有办法预测今后的生活究竟会往哪个方向走，就这样把妻子留在西胁，自己一个人先回东京了。想到将来的生活或者人生就觉得心情郁闷，心想不知不觉之间梦想啦野心啦都已经和我无缘了。可是不管我心情有多低落，内心某处总是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平静沉淀在那里。这种感觉究竟是从何而来，我自己也完全搞不清楚。

六月，当我终于从父亲过世的悲伤混乱当中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先前半放弃的日本设计中心突然通知说我被录取了。[1]话剧：原文“新剧”。日本在江户时代发展出“歌舞伎”这一戏曲形式，随着时代演变，明治中期开始出现“新派剧”的改良戏曲，将当代庶民风俗和政治宣传等主题引进表演当中。随后，随着西欧表演概念传入，明治末期又出现写实主义风格的“新剧”，主张艺术性，反对商业性的传统戏曲，发展出现代小剧场。——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皆为译者注。[2]《潮来的伊太郎》：日本畅销演歌单曲，原曲名《桥来笠》。1960年，桥幸夫以这首歌出道并夺得第二届日本唱片大奖新人奖。[3]猪包、肉包原文作“豚馒”“肉馒”。[4]日宣美展：日本宣传美术协会（1951—1970）举办的美术展。日本广告界从1938年就开始组织业界社团“东京广告创作者俱乐部”（东京広告作家クラブ）。1951年创设日本宣传美术协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平面设计团体。从1953年开始对外公开征件，建立起一个新人鱼跃龙门的平台，每年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展览，并积极进行海外交流，渐渐建立权威。粟津洁、和田诚、浅叶克己、田名网敬一等知名画家、设计师都曾获奖。1960年代末，美术系学生们组织“革命的设计同盟”“美共斗”批判日宣美展。1970年，日宣美发表解散宣言，于东京、名古屋、大阪举办“解散展”。由于其对平面设计界的影响力，许多重要作品通过它在设计史上留名。[5]山藤章二（1937—）：生于东京目黑区，日本插画家，擅长肖像画、讽刺漫画。[6]世界设计会议：日本设计界首度为了进行国际交流，于1960年在东京召开这个会议。以赫伯特·拜耶（Herbert Bayer）、尚·普鲁威（Jean Prouve）等人的演讲为基础，布鲁诺·慕那利（Bruno Munari）、索尔·巴斯（Saul Bass）等平面设计师也获邀前来日本。27国、200多名设计师与建筑师齐集于此。[7]日本设计中心：日本デザインセンター，日本的广告制作公司。在“新的设计时代，共同拥有各公司的宣传部”这个宗旨之下，以设计师龟仓雄策、原弘、田中一光、山城隆一等人为核心，取得丰田汽车、朝日啤酒、新日本制铁等公司出资而于1959年所设立的广告制作公司。[8]田中一光（1930—2002）：生于日本奈良县奈良市。昭和时代起即作为平面设计师活跃于业界。平面设计、广告之外，也以设计师身份大大影响了日本设计界。[9]龟仓雄策（1915—1997）：生于日本新潟县，平面美术设计师。代表作品有日本电信电话（NTT）的标志（动态循环）、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海报等。[10]原弘（1903—1986）：昭和时期日本平面设计师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亲自设计的出版物，包含杂志的封面设计等，大约有3000件。特别在装帧上享有很高的评价，美术评论家胜见胜曾评论他为“书本设计的天皇”。[11]山城隆一（1920—1997）：生于大阪，本名三宅隆一，曾于阪急、高岛屋百货宣传部工作，1959年参与创设日本设计中心。1973年独立，成立设计事务处Communication Arts R（デザイン事務所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アーツ・R）。以字体设计的海报《森》引发注意，并曾获许多大奖。作品被纽约现代美术馆、阿姆斯特丹斯特德立克美术馆等永久收藏。[12]永井一正（1929—）：生于大阪，日本平面设计师的代表人物之一，海报设计风格以单一形态的动物或图案为特征。[13]宇野亚喜良（1934—）：1960年代、1970年代日本插画界巨匠。崇尚1960年代的迷幻摇滚，赞扬Pink Floyd（英国摇滚乐团），并深深受其影响。“爱奴”是他创造的有名女性形象：诡谲迷幻的眼神，瘦长的身形，带着性感与叛逆，呈现出大胆强烈的视觉风格。1999年受日本政府颁发紫绶褒章。[14]木村恒久（1928—2008）：生于大阪，东京造型大学客座教授，2008年因肺癌过世。在其作品中，经常可见大胆又创新的设计，仿佛为人们开启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世界。[15]片山利弘（1928—）：生于大阪，日本画家。[16]田中博（1931—）：美术指导。1960年加入日本设计中心。1986年到1996年任董事长，1998年到1999年任董事顾问。[17]植松国臣（1927—2006）：平面设计师、美术指导。曾于伊势丹宣传课工作，1960年到1962年任职于日本设计中心。[18]铃木良雄（1916—2006）：原文为铃木松夫，应为作者笔误。生于静冈。曾任职朝日报社记者，创立日本设计中心。1975年升任董事长，1996年任名誉董事长。[19]山下芳郎：经典设计是1964年东京奥运时替每种运动项目制作小图标，奠定之后奥运图示的基础。[20]安斋敦子：日本设计中心成员，曾在《idea》设计杂志负责编辑一本名为《现代插画》的别册。[21]GIRAUD：这间法国香颂咖啡店创设于1955年东京神田神保町。1960年代后开始拓展郊外型的家庭连锁餐厅和披萨店。1970年代由于札幌啤酒等公司投资，不仅扩大营业，还设立了GIRAUD歌剧奖，成为日本歌剧界的重要奖项（1937—1997），培育出众多歌手。[22]神户劳音：指的是日本神户的勤劳者音乐协议会（きんろうしゃおんがくきょうぎかい），采取会员制。[23]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受到19世纪末期新印象派影响，以及同时期的非洲艺术、立体主义等艺术流派刺激，创作出深具个人风格、以优美弧形为特色的人物肖像画，是表现主义画派的代表艺术家之一。[24]和田诚（1936—2019）：生于大阪，日本知名插画家、散文家、电影导演；另外还从事平面设计、书籍装帧设计，以及词曲、小说创作、翻译等。[25]原田维夫（1939—）：插画家、版画家。1963年至1964年任职于日本设计中心。1964年与宇野亚喜良、横尾忠则共组“Studio Ilfi”，解散后成为自由工作者。经手了许多小说插画。[26]LIGHT PUBLICITY：1951年成立于东京银座的日本第一间专业广告制作公司。[27]稻垣行一郎（1935—）：历经三得利宣传部等业界工作之后，回归学界，于多摩美术大学、九州艺术工科大学、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等地担任教授。[28]似颜绘：一种模仿真人脸孔特征的漫画表现画法。[29]横尾忠则生于兵库县多可郡西胁町（现在的西胁市），从小进入叔父横尾家做养子。这里过世的，是他的养父。胎動の日々蠢蠢欲动的日子“横尾忠则前往东京之后不久，一九六〇年加入日本设计中心。那是日本平面设计最健康的市场鼎盛时期。就在那年，他父亲辞世。准备回老家做法事，启程回故乡兵库县西胁市那一天，他找我碰面。春阳和煦地洒进银座的水果吧，他像少年一样有些紧张，告诉我他想要加入日本设计中心。立于当时关西设计界其中一角来观察，我们会看到利落、商业至上的广告执行，以及与此相对仿佛在竭力抵抗的软弱灵感派。“他一边谈论自己对这方面的不满，谈及放弃过去优渥的工作，以及父亲过世的事，一边平心静气舔着奶油。横尾忠则这个人身上真的是带着一种关西特有的模棱两可的迷彩，无论面对设计会议那种压迫性的气氛，还是参与设计中心这个精锐设计师集团，脸上完全没有出现任何表情变化。”

以上是一九六七年《Design》（デザイン）五月号中，田中一光撰写的《横尾忠则其人及其作品》的开头段落。虽然有时间点上的误差和不符事实的部分，不过可以由此看出我所了解的自己和一光先生眼中所看到的我并不相同。[1]

有件事情是我读到富山现代美术馆前馆长小山正隆先生写的文章才有的新发现。日本设计中心设立当时聚集了十名左右的设计师，然而将我列名其中、积极推荐我的，其实是行事作风和我完全相反的原弘董事。这么令人开心的消息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人跟我提过，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申请加入这间公司之所以会耗上那么久，是因为被人提名之后落选，所以后来才那么难有结果啊。虽然这件事情有点启人疑窦，可是，假设文章描述属实，而且当时我就知道这个消息的话，真不知道我会多么兴奋，又会多么失望。不过不管怎么说，结果是我如愿以偿了。

前往日本设计中心上班那天是六月六日。公司位于银座三原桥的国际明裕大楼六、七层。分配到的案子是“大和证券”。我没立场抱怨证券公司的广告设计根本不可能有趣。靠着一光先生的口才我才得以加入这间天下第一的日本设计中心，光是这样我就必须感恩了。“大和证券”的设计总监是铃木良雄，不过那是因为没有人想要负责这个案子，所以铃木才硬是接下来。其他案子的总监位置都被日宣美会员占去了。我也是日宣美会员，可是毕竟在东京地区的会员之间籍籍无名，心里面虽然觉得很憋闷，可是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头衔的设计师。我刚开始的薪水记得是两万五千日元左右。总监等级是八万日元，听说特约等级是二十万。然而，我的薪水还是低得非比寻常。

身处一九六〇年反对安保条约的示威旋涡

我加入公司第十三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只能用犯太岁来形容，出现了一个最糟糕的状况等我跳进去。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九日——[2]在这几个礼拜期间，反对日美新安保条约的人连日在国会周边集结。[3]十四日聚集到十万人，十五日全学连的示威游行队伍有千名参加者打算冲进国会，和警察部队、右翼团体发生冲突，造成东京大学学生[4]桦美智子死亡这个最糟的结果。

设计师们平常对政治毫不在意，可是神经还没有大条到完全不把安保问题放在眼里。当年召开完世界设计会议之后，虽然设计师不再只替商业主义抬轿，会更主动积极介入社会问题，往“有想法的设计”这个方向靠拢，可是我并不认为个别的设计师之间有人在特别注意这件事。

日本设计中心是一间公司，同时也是一个创作集团。安保运动对于测试设计师的社会化程度还有政治意识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那时我们做了很多蓝底白鸽剪影、不书文字的警示牌——图样由董事龟仓雄策设计，大伙跑到银座大道上游行示威。设计师打造的跨性别奢华造型，搭配上这个漂亮的鸽纹警示牌，就算路人误以为这[5]群人是牛排馆或酒吧改装开幕派出来的兼差广告牌人大队也完全不奇怪。在路人眼中，我们看起来应该距离激烈的政治斗争非常遥远。

太阳西下的时候，这支穿着古怪人丁又稀少的示威队伍走到国会附近，便遭遇到当天号称十万人或者是三十万人的巨大人潮旋涡，歪七扭八的示威队形瞬间就被冲散。我们位于旋涡最外侧，后方警察部队和右翼团体马上逼近过来。我们看了看手上那面举棋不定的鸽子警示牌。“你们是右派还是左派？”手持木刀应该是属于右翼的男子大叫。“是，是，我们都一样。”“说一样我听不懂。”“是，这个——我们是右派。”

我们这个示威队伍真的是变成只能用丢脸来形容，这么说来鸽子的图纹也不是不能被理解成右翼的象征。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是内心觉得不参加游行比较好，以后都不要跟了。这就是“有想法的设计行为”吗？我在心里碎碎念。

好不容易终于瞒过右翼，紧接着，头戴钢盔、毛巾蒙面、手上握着棍棒当武器、杀气腾腾的全学连队伍又浩浩荡荡开来。他们对这面身份不明的鸽子警示牌也相当不信任。这次我们在对方开口询问之前就主动发言。

我们的想法和你们一样。对吧，是这样吧？还征询左右伙伴的同意。这已经超越丢脸，只能说是悲哀了。然而我在这时感觉到鸽纹警示牌的魔力和它所伴随的危险。我了解到超越语言和逻辑的视觉语言里面蕴含的心理影响力有时候足以扰乱人们的想象，同时，依据不同的对象也可以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它具备这样的性质。

总而言之，龟仓雄策设计的这个鸽子警示牌既有可能变成攻击对象，也可以瞬间变成护身符。砖块碎片从某处飞来，警察部队的喇叭大声叫嚣，直升机的噪声，口号的呼喊，记者们的相机闪光和电视台的照明此起彼落地点亮，我的神经因此亢奋异常。激发这种暴力狂乱的能量似乎带着节庆的气氛，将我的意识提升到高亢的境界。

手上的警示牌不知不觉掉了。伙伴们彼此之间如果不排好阵形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处境。我们就这样组着阵形被巨大旋涡的核心吸进去。我右手揪着永井一正，左手勾宇野亚喜良，他侧边是田中一光，我在这样的姿态下陷入一种错觉，仿佛这些日本设计界的核心人物正在引领我前进，真的是非常陶醉。

当天凌晨零时，新安保条约在参议院没有进行决议的状况下自然获得承认。总而言之，我不知道参与这个国民运动（？）是否真的能让设计师更加具备或者拓展社会意识，可是就我而言，在这事件之后悲剧就发生了。

拇指被“TOYOPET”的门夹到受重伤

游行结束，我和田中一光、永井一正、宇野亚喜良他们一起搭出租车回家。我坐副驾驶座的时候，明明右手拇指还在门外，自己却毫不留神直接关门，造成关节破裂。我滚到车外，应该是痛到失神。一光先生看到这样还说：“横尾怕痛痛哟。”他就算只是要嘲笑人也要引人注目。“就算我的手肿到像戴手套一样，我也从来不会喊痛喔。”虽然我这样笑着回答，可是事实上这个伤重到花了两个月才康复。[6]“当晚‘Toyopet’出租车的门正要关上的时候，他的拇指被门夹到骨折。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当时还有谁在旁边，只记得刚好看到他摔下去。那是他进公司第十天的事。就身为目击者和领导者而言我对他有责任，就身为保举他进公司的推荐人而言，我又必须顾及自己的面子，这让我非常困扰。”（同前引自《Design》）

这是田中一光对当时状况的描写。

受伤虽然痛到我晚上几乎不能入睡，但是毕竟刚进公司加上必须顾虑一光先生的立场，我没有请一天假。当时每三天跑一趟医院，可[7]是我说“病院”的发音别人听起来好像是“美容院”，大家好像都笑我，觉得我干吗那么常跑美容院，真是个怪人。状况就像一光先生文章写的那样，不仅我自己本人对右手不能用感到困扰，就董事的立场而言，我也确实造成一光先生很大的麻烦。明明这是我自己不小心，但还是自然而然开始躲一光先生。

不单是我，很多人都很重视田中一光。永不妥协的田中一光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其他人也不放松。譬如说，他在公司某位知名的摄影师面前把刚显像出来的底片剪掉；助手把手撑在桌上和一光先生说话，他就拨开他的手。证明一光先生有多严格的例子非常多。然而，很明显大部分的状况都是对方没有把事情处理好。

某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一光先生和永井先生跑到我那间破烂公寓来。为了告诉他们两位怎么过来，我跑到我家附近接他们，回家路上，一光先生在杂货店买了草莓给我。“横尾，你会洗草莓吧？”一光先生问。我完全不会做家事，没有自信，就用一光先生听不到的声音小声问永井先生说：“一光先生很会做菜，可以请他帮忙洗草莓吗？”没想到我的话被一光先生听见了。“面对前辈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对不起，对不起”，不管我道歉几次好像都没有办法被他原谅。当晚，我在心情不好的一光先生面前变得非常渺小。隔天，因为永井先生跟我说再说一次抱歉比较好喔，我又去找一光先生低头赔罪，可是他的心情好像还是没有恢复。

和老婆吵架的时候，面对我无理取闹的言行举止，妻子经常会威胁我说：“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一光先生。”[8]

一光先生某天在公司手拿两张正片透光在看。这时外送面店的小伙子靠到旁边，越过一光先生的肩膀盯着底片，指说：“这边这张比较好。”虽然语出突然，可是这时候一光先生对他的反应却非常友善，让周遭的人都笑了。

田中一光会贯彻自己的信念不容妥协，这是事实。相对而言，这也反映出设计师当中贯彻信念的人真的很少。就这个层面看，一光先生是少数值得尊敬的设计师之一，同时一光先生对于设计所投入的热忱和社会使命感也是别人的两倍。不管怎么说，我最欠缺的部分就是礼貌。面对一光先生的宽容，我常常都会借此耍赖。

夏天来临，日宣美展的季节又到了。一到这个时节，设计师都不去处理日常的工作，董事底下所有的员工都开始制作日宣美展的参赛作品。我手指受伤两个月还是完全没有痊愈的迹象，剧痛一如既往。因为没办法拿笔，只得以口衔笔画女人的脸部肖像。我替约翰·布雷恩（John Braine）的《金屋泪》（Room At The Top）制作海报，过去和一光先生合作《茶花女》海报时，他曾经横摆我的插图来设计版面，我借用了相同的方式来做了设计。这是一光先生最厌恶的做法，不过当初《茶花女》给我的冲击很大，一时没有办法跳脱一光先生的影响。

当年日宣美展迈向第十届，各界开始发出声音，觉得已经走到一个转折。这表示说，设计师缺乏想法已经变成一个问题。大家认为在担任一个设计师之前，必须要去追究身为一个人应该要如何生存。他们觉得大部分的设计师都身受制约和条件束缚，妥协的结果，造成大家都封闭到小市民心满意足的生活当中，而且似乎都觉得理所当然，甚至对此毫不怀疑。单单用画面表面的一些细节来吸引人，内在究竟想要表达什么，焦点被模糊掉……这类作品充斥会场、俯拾即是，现况就是这样。事情甚至不仅如此。这个展览是基于所谓日宣美风格这种统一的创作路线将其制度化的结果，其实设计师自己也耽溺在这个潮流当中。

创伤康复

我的指伤到秋天突然康复了。再也不需要“像智力不足那样，带着小丑的表情抱着化脓的手指东奔西跑。”（田中一光语）不过这段时间我可不是完全在打混。以前国际宣传研究所承接下来兼差的“Gunze造丝”需要我替他们做袜子的杂志广告设计。虽然这个工作不是非常吸引人，可是还是填补了我羞涩的阮囊。我还翘班跑去早田

[9]雄二的摄影棚进行Gunze专属广告代言人——歌手雪村泉（雪村いづみ）的拍摄工作。

由于“大和证券”没有什么工作，空闲时间很多，我几乎都不在自己的座位上，而跑去其他部门玩。特别是经常跑去宇野亚喜良负责“旭化成”的办公室。他染一头红发，坠饰自脖子耷拉到背上，脚套窄筒粉红华丽西装裤，还喷古龙水，在公司里展露神秘的魅力。他的左手流泄华丽纤细柔美的铅笔线条，创造出不可思议的超现实世界。宇野先生是日本设计中心里面唯一广受大众媒体瞩目的名人。他是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和导演罗杰·瓦迪姆（Roger Vadim）的狂热粉丝，总是心仪恶女和邪恶而残酷的耽美主义者，喜欢“ennui”（倦怠）这个字眼。我早在高中时期就知道宇野亚喜良这号人物。那[10]时候咳咳口化举办青蛙图案的公开征选，获得特选的只有他和和田诚。当时我拿到了佳作，不过完全没有想过八年后竟然会见到这两位功成名就的创作者。

将近年底的时候，组织进行变动，主管“大和证券”的铃木良雄转到“东芝”，负责“日本光学”的永井一正调来“大和证券”。到头来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老板换人。由于“大和证券”上稿的机会不是很多，我自己开始积极针对广告营销的概念进行提案，再依据永井一[11]正和文案梶佑辅的艺术指导，推动以插画为主的DM传单营销。由[12]我、兼差的原田维夫和后藤一之三个人共同负责插画。

原田外号叫“Haracho”，后藤叫“Dora”。这两位该年拿下日宣美展特选获得肯定，受雇成为兼职人员，后来成为正式员工。Haracho和Dora还都很年轻，但是已经拥有自己的绘画风格，相对而言我却没有。为这个传单企划绘制插图的时候，我自忖自己是否能够画出那样的风格，不过在制作过程当中风格还是不停在变。

新的一年开始，一九六一年和前一年相较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我的插画和设计不仅在公司之内，还在业界渐渐获得肯定。借由一光先生的介绍每个月替京都劳音制作海报。我对一光先生很没有礼貌，一天到晚给他添麻烦，可是他再次给我机会还助我一臂之力。这个工作起初是由同事菅谷贞雄进行设计，我负责画插画，但是在进行过程当中我也开始想要自己做设计，所以我们分成古典和流行两个类型分别制作。我选了流行的风格。这个工作不是公司的业务而是兼差。虽然公司禁止在外兼职，董事山城先生也警告我不要兼差、不要再画插画，可是对我来说这个工作很有意思，所以我还是继续进行。

长男出生

五月我家大儿子出生了。因为距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我觉得妻子在日赤医院做完检查就这样直接住院非常奇怪，可是某一天在公司就接到电话通知说孩子出生了。这时孩子已经出世两天。我非常吃惊，跑到医院，结果柜台说只有孩子的爸爸才可以会面，不相信我是孩子的父亲。公司也一样，我禀告说小孩出生他们也当成是开玩笑，完全没当一回事。

对于老大的名字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最后在姓名申请期限最后一天下班前十五分钟冲到了区役所。如果不在十五分钟之内做决定，就必须要更改出生日期。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我都还没决定名字要叫什么。我想要取一个时髦的西洋风名字，身上带着英和字典，一边盯着区役所的时钟一边想，可是还是很难做抉择。虽然真的很焦急，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决定孩子的姓名，老大带着这个名字步入人生到底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一想到这点我就非常担忧。就在我认为什么名字都好，A也好B也好的那个瞬间，A这个符号激发出英和辞典的“英”这个字，我直觉感到“对，就是这个”，于是决定将我的长子命名为“英”。

妈妈处理掉乡下老家前来东京，长子刚出生，一天到晚在哭，再加上我们夫妇俩，四人住在六叠榻榻米大的房里。就算大家是一家人，蜗居的局促还是让人感觉窒息。这时候老妈说要再回乡下去住亲戚家，我也只好接受。加上孩子一哭我就开始感觉烦躁，待在房间里面变得很痛苦，所以又跑到涩谷，逃进电影院或者脱衣剧场里去。[13]

公寓狭窄，房租又高，我试着申请了好几次公团住宅都没有成功。就算回到家也没有办法放松，结果变成每天都拖到很晚才回家。公寓邻居里，脱衣舞娘那间，有位大家叫他“老师”的男人每天都会来上舞蹈课；寡妇那一间，开始有位比她年轻的青年跑来跟她聊天拌嘴；酒吧妈妈桑房间深夜会有客人来访；楼下话剧演员老是在大声练习对白；我们家，则会传出婴儿的哭声——你看这多热闹。

某天，透过公司管理部门朋友的介绍，我跑去拜访练马的不动产公司。“我想要买地……”“是你想要买吗？”对方露出惊讶的表情。“当然。”我充满自信，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心想就算把口袋里的现金掏出来给他看也没问题。因为继承父亲的遗产加上卖掉乡下的房子和土地，身边多少有点钱。

可是如果没有介绍人的话，对方一定不会搭理我吧。他驾车带我前往杜鹃花丘看地，说现在虽然是农地，可是申请做住宅用地很简单，一坪不到九千日元。我非常冲动，当场就买下七十坪。

可是那块土地一下子就撞到道路计划，结果变成没办法盖房子。我没有马上要盖房子，所以就要求东京都厅提供替代土地。都厅给我的土地名叫野野谷，比杜鹃花丘更远，是一个竹林丛生的地方，简直像位于田园郊野正中央。我一点都不想在这么偏僻的地方盖房子，不过毕竟没有损失土地，所以就忍了下来。不管东西大小，我购物都是像这样凭一股冲动。明明现在连一个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却买下一块不能盖东西的无用多余之地，想法真的是很跳跃。

无论如何，老大出生之后我们家必须要搬到大一点的房子。现在的地方距离涩谷很近虽然很方便，可是要宽阔一点就一定会离市中心更远。这时我找到一个面对淡岛路、名叫池尻的地方。住屋有个六叠榻榻米大的房间和一个四叠半榻榻米大的木地板房间。永井先生、Haracho、Dora都来帮忙搬家。

搬家那天电视在播职棒明星大赛，永井先生他们在忙碌的搬家过程当中无视我黏在电视前面的行为。在老大哇哇的哭声中，永井先生他们以惊人的高超技术进行搬家工作。平常永井先生连把右手边的东西移到左边都懒，他在冷冽的空气中只穿一件POLO衫，一条为当天准备的新牛仔裤，以一身轻快的装扮担任Haracho和Dora的总指挥，一下子就搬完了。

掌握自己的风格

日宣美展从这一年开始，针对会员投稿规则做了大幅度的改革。挥别长久以来都用原创新作投稿的惯例，改成“我的工作”（实际获得采用的印刷作品）和“我的提案”两大类别。要说和自己相关的“我的工作”，只有兼差制作的京都劳音海报而已。至于“我的提案”这方面则是团队合作比较突出。我在这个类别协同木村恒久、宇野亚喜良、片山利弘等人共同进行制作。虽然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当时做了什么作品，但印象中是曾请一位年轻建筑师帮忙。在这个共同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也记得自己好像曾和团队里面的谁吵架。

过去海报展示的展览会比的是表现手法有多新奇，“我的提案”这个项目则想要进一步蜕变，透过主动性的整合，用更新的观点来进行工作，所以才会设立为竞赛类别。然而我对这个“提案”完全没有兴趣。实际投稿的大部分“提案”作品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都缺乏个性又无聊。我觉得就算不大费周章用这种形式来提问，只要设计本身可以具备独立存在的作品价值，它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提案”。重点是，这个问题关乎每位设计师的个人想象力，这样一来，日宣美假使抱有什么奇怪的“思想”反而会造成大家的困扰。这样一想，看到龟仓雄策、原弘、山城隆一这些大师共同制作的“提案”光荣落选，不禁松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日本设计中心的设计师以某种形式接收到两种相对的[14][15]设计风格影响：瑞士卡尔·格斯特纳提倡一种名为“新图像”的抽象构成主义，延伸发展自包豪斯的造型思想。而美国广告公司[16][17][18]DDB和乔治·路易斯则代表概念先行的“零图像”。

我对“新图像”的抽象设计或“零图像”的广告设计都没多大兴趣，只有《时尚先生》（Esquire）中乔治·路易斯运用照片加上大胆的美术指导所创作的封面设计强烈吸引到我的注意。当时我最关心的[19][20][21]是“图钉工作室”的梅顿·戈拉瑟、西摩·切瓦斯特、保罗·戴[22]维斯这群插画家的活动。他们共通的风格是以美国黄金时代的怀旧意象为原型，那种复古的质感鲜活到让我怦然心动。[23]

当时日本插画深受美国画家本·沙恩、漫画家索尔·斯坦伯格[24]，还有以电影《日安忧郁》（Bon-jour Tristesse）、《金臂人》（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等字卡（title background）设计闻名[25]于世的索尔·巴斯等现代主义创作者影响。因此“图钉工作室”那种装饰图样的插画相较之下看起来很古典，风格非常通俗，我不认为可以马上被崇尚现代主义的日本设计和插画界接受。可是我从这些人的画作当中获得非比寻常的启示。那就是：插画可以摆脱文章或广告的从属身份，如同绘画一样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26]

特别是保罗·戴维斯的素朴绘画，还有袭用超现实主义语法做文化批评的插画，他将现代主义长期否定的人类情感反转成为积极表现的对象。基于保罗·戴维斯带给我的启示，我意识到自己确实掌握[27]到了某种感觉。保罗·戴维斯的作风像是亨利·卢梭在模仿雷尼·马[28][29][30]格利特，我则在思考用比亚兹莱的感觉来画基里科的风景，想画这样的画。虽然想法和技术有很大的冲突，可是借由这种黑白装饰性的钢笔画，我首度成功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我用装点细密黑白棋盘网格的插画风格来制作京都劳音的海报，还有一光先生后续引介的藤原歌剧团系列海报。先前和永井先生合作“大和证券”DM设计的插画，还有神户劳音《东京合唱团》（東京コ[31]ラリアーズ）的海报获得东京美术指导俱乐部的银奖和铜奖。入行之后首度获得业界的奖项，让我燃起意想不到的强烈自信。和宇野亚喜良合作制作绘本《海之少女》（海の小娘）也是在这个时期。这[32]本绘本用红青两色套色印刷，创作概念像是毕卡比亚“透明时期”的作品那样，将我们两人的插画叠合印刷，以红蓝两色的玻璃纸叠在插画上试着抹平其中一种颜色。观看立体电影的时候会戴蓝红两色的玻璃纸眼镜，我们是从这里获得灵感，可是成品看起来并没有立体的感觉。

我和永井先生一起负责“大和证券”之后，替报纸广告绘制插图的工作增加了，可是我还是一如既往在图书室里面看书，跑去其他部门闲聊打发一天。永井先生也是一天到晚从办公室的窗户盯着银座四丁目服部钟表行的钟楼，嚷嚷“差不多该吃午饭啦”，或者“差不多该下班了，去看看电影吧”之类的话，看起来空闲时间太多。他啥都不干静静待着，结果发现自己开始变胖。

永井先生原本不喜欢活动筋骨，突然之间做起了激烈运动。柔道[33]和空手道各练两个月，去白井义男的拳击中心三天，摔跤两个月，在YMCA游一个月的泳，滑雪两次，紧接着上健身房。塑身的时[34]候我也参加了。因为我内心深处很憧憬像是三岛由纪夫那样的身体。我们利用午休时间跑去涩谷日本塑身中心的健身房练三个月。消瘦的我立即见效，练一个月手臂和上半身就鼓起有趣的小肌肉。永井先生一下胖了六公斤，他以减肥为目标，不知为何徒劳无功，一直没有出现什么效果。当时永井先生还吃时尚模特儿在吃的那种洋菜，是一种果冻状的奇怪食物，也尝试和田式美容饮食九品法那种饮食调养，但是到头来都没有办法持续。

被客户伤害自尊……

一九六二年三月，公司再次调整编制，永井一正和田中一光、白井正治一起调去“丰田汽车”，我则被分发到田中博领导的“朝日麦酒”小组。“野村证券”取代“大和证券”，成为日本设计中心的新客户。而这个“野村证券”由董事山城隆一负责。

转到“朝日麦酒”之后马上变得很忙。这时候薪水稍微调涨，人家也更愿意把设计工作交给我做。然而，“朝日麦酒”的作品对外公开的时候不知为何没有打上我的名字，只以总监的名义发表。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在意，很不爽。虽然和客户共同开会我也可以参加，可是客户完全不在乎我的概念或意见，置若罔闻。可是如果是由总监拿我的概念提案，客户一下子就接受。客户的宣传课长是东大毕业，但是他不相信“眼睛”，比较相信“脑袋”，就算提的是同一个概念，他也一定比较相信总监而不是我。我总是不被当一回事，怀抱着一种被害者的心情，同时也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获得对方的认同。

某次，他偶然之间说话伤害了我的自尊。我拿起手边的相框使尽全力就朝他的头打下去。他抱着头趴在桌上动也不动。我打客户，干下不得了的事，该怎么办才好，这样一定会被公司开除，一定是这样，设计师生涯就到此为止了……[1]富山现代美术馆：位于日本富山县富山城的城南公园内，常年陈列着毕加索和夏加尔等20世纪极具代表性巨匠们的作品。[2]安保条约：指美国与日本签订的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简称日美安保条约，于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签订。宣示两国将会共同维持并发展武力，以抵抗武装攻击，同时也将日本领土内一国受到的攻击认定为对另一国的危害，还包括美军驻日的条文。此条约在冷战时期强化了美日关系，也包括了后来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与经济合作的相关条款。[3]全学连：1948年成立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连合”（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総連合，ぜんにほんがくせいじちかいそうれんごう，All-Japan Federation of Students'Self-Governing Associations）之简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生们为进行教育复兴运动而结成之组织。1960年6月1日，为了反对政府提出的大学理事法案、国立大学学费提高三倍等法案，学生们除了在东京、日比谷野外音乐堂召开“教育复兴学生奋起大会”外，还对文部省进行示威活动。在此机会下，“全国官公立大学高等自治会联盟”诞生，并决议所有学校同时进行罢课。私立学校系统的“全国学生自治会连合关东支部”对此决议亦采赞同配合，结果从6月23日开始，共有全国114校、20万学生陆续加入，号称战后学生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罢课活动就此展开。在此期间，学生们连日不断至国会进行陈情示威，或在山手线的各车站进行街头宣传。[4]桦美智子（1937—1960）：在日本安保斗争中死亡的东京大学女学生。[5]广告牌人：sandwich man，前后背着广告牌的人身广告装扮。[6]Toyopet：丰田汽车开发的车种，后来还专门针对出租车商用开发系列车款，特色在于前后车门是左右对开。[7]日语中，表示“医院”的单词，汉字写作“病院”。——编者注[8]正片：摄影底片的一种，底片本身冲洗出来成色即为正常颜色，就是一般俗称的幻灯片。[9]早田雄二（1916—1995）：早田身为重要电影杂志出版社发行人之弟，担任《电影之友》（映画之友）、《电影迷》（映画ファン）杂志的专属摄影师，拥有相当多接触明星的机会。1959年电影杂志休刊之后，早田依旧以女明星们最信任的摄影师身份替许多杂志提供彩页摄影。同时他也是日本重要的电影剧照摄影师之一。位于东京银座的“早田摄影工作室”更是日本电影黄金年代重要演员们的必经之地。[10]咳咳口化：コルゲンコーワ（Korgen Kowa），以药局门口摆设的青蛙代言角色闻名。[11]梶佑辅（1931—2009）：广告文案、艺术指导。历经电通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参与创设日本设计中心，2001年担任最高顾问，同时经营梶佑辅广告事务所。以丰田汽车和朝日啤酒的广告广为人知。[12]后藤一之（1937—2009）：生于伪满州。美术指导、插画家。1962年到1975年任职于日本设计中心。独立后经手许多的唱片封套设计等工作。[13]公团住宅：一种政府支持的廉价公寓，类似于国内的廉租房。[14]卡尔·格斯特纳（Karl Gersther，1930—2017）：瑞士知名平面设计师，瑞士字体设计（Typography）风潮第二波代表人物之一。他曾求学于巴赛尔设计学院（Basel School of Design）鲁达（Emil Ruder）与霍夫曼（Armin Hofmann）门下，经历了最有创意的字体设计时代。1959年，他与库特（Markus Kutter）创设平面设计与广告公司GGK（Gerstner, Gredinger, and Kutter ），发展成瑞士最大的知名国际广告公司之一。[15]新图像：Neue Grafi。le nouvel art graphique die neue Graphic/the new graphic art/Neue Grafi是一本“二战”后的瑞士设计杂志。继包豪斯（Bauhaus）之后掀起人称“瑞士派”的平面设计风潮。主要创作者包含布洛克曼（Josef Muller-Blockmann）、鲁达、霍夫曼、格斯特纳等设计师，以及插画风的科林（Paul Colin）、罗平（Herbert Leupin）、萨维拿克（Raymond Savignac）。[16]DDB：DDB Worldwide（Doyle Dane Bernbach）。1949年，威廉·伯恩巴克（William Bernbach）与道尔（N.Doyle）及戴恩（M. Dane）在纽约共同创办DDB广告公司，以互动广告打破传统的单向传播。在全球96个国家设有206个分公司或办事处，世界十大广告公司之一，全球营业额达180亿美金。[17]乔治·路易斯（George Lois ，1931—）：美国广告大师。驰骋业界五十多年，帮无数企业做过形象广告，与许多名人打过交道，尼克松、伍迪·艾伦、拳王阿里、歌手鲍勃·迪伦都做过他的广告模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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