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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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准备：首都钢铁公司进行改革尝试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筹划实施
●有些工人不住地抱怨说：“新的制度实施后，大家的奖金扣得比较厉害。”
●周冠五踌躇满志地对首钢工人说：“今年我们用节省下来的能源多炼些钢铁，多轧些钢材，大干一场，为国家多做贡献！”
●张彭看了看大家说：“今年市里的日子过不去，就是要给你们加加压。”
中央同意首钢进行改革
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春天到来了。和煦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吹绿了祖国的万水千山，更吹动了华夏儿女的心。
在此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星火，已经在农业领域，在安徽小岗率先点燃，而工业领域的改革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种种迹象告诉人们，一场工业领域改革的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当时国内超大型企业的首都钢铁公司，也将在此次大变革的浪潮中，成为改革的急先锋，创造更大的辉煌。
首钢始建于1919年，属于中国较早的几个钢铁厂之一，原来叫石景山钢铁厂。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首钢发展比较缓慢，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首钢30年累计产铁28.6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首钢迎来了新生，翻身做了主人的首钢人劳动积极性大增，从而使首钢走向快速发展阶段，各项发展指标不断刷新。
1958年，首钢建起了我国第一座测吹转炉，从而结束了首钢有铁无钢的历史。
1964年，首钢又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这也是在我国最早采用高炉喷吹煤技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首钢像其他国有企业一样，都面临一些相同的问题：企业自主权小、工人劳动积极性低等问题。
在当时，担任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周冠五，虽然管理20万职工，但他甚至连签字改造一个厕所的权力都没有。
与此同时，企业没有额外自主获取利润的权力，国家下达多少任务就生产多少，职工的积极性也比较低，上班期间喝茶聊天，人浮于事等问题使这个昔日风光无限的大型企业，走入了它的低谷。
因此，在当时，为了企业的发展，首钢领导层对企业自主权的追求变得格外迫切。
1978年底，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首钢的领导层看到了希望，他们决定乘此东风，大干一场，推动首钢再创辉煌。
1979年初，敏锐的周冠五意识到首钢不改革不行了，而现在国家对待改革上又表示支持。于是，他亲自组织报告，送交北京市和冶金部领导，主动请缨，争当改革试点单位。
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京津沪8个企业为国企改革试点。首钢作为大型企业，名列这批8个国企改革试点首位。
就这样，周冠五的申请，成功了。
7月13日，国务院一口气印发5个文件，对扩权予以明确，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
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
当时，国家给这8个企业的权力和活力是很有限的。
但是，对于周冠五来说说，他终于有一种松了绑的轻松感觉，长期被捆、被压、受束缚而得以解脱的感觉。
只要有一方可以驰骋的空间，不怕它小，周冠五会拓宽它。
从此，周冠五的改革，有了“尚方宝剑”，一场轰轰烈烈的首钢改革拉开了帷幕。
首钢推行三个百分百
1979年下半年，首钢开始进行了改革，首先试行利润留成。
新的改革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这使改革很快就取得了很好的收益。
1979年12月15日，一座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顺利投产，并且不到一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1980年，首钢又实行以税代利，但是这种试行还是小范围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仅仅是对原有政策上的一些松动，还存在“旱涝保收”的弱点，政策的激励作用不大。
然而，就是这种小范围的松动，仍然给首钢带来了不小的成功。工人的面貌变化了，企业的效益提高了。
于是，周冠五决定按着既定的思路，继续进行改革，力争取得更大辉煌。
1980年夏天，周冠五迅速推行一项闻名于中国工业界的“三个百分百”：
1、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
2、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
3、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和以往国有企业里提出政策，常常却没有认真执行不同，这次周冠五提出的“三个百分百”确实是认真执行了。
推行“三个百分百”后，首钢的各项工作都要按着这个标准执行。就连迟到一分钟，或者在车间不戴安全帽，都会被扣奖金。一般的违规最少扣罚一个月的奖金，严重的则要罚去3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同时，最严重者，还会被降职、撤职。“三个百分百”的实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多年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工作的工人，一下子很难适应这么严格的规定。
有些人不住地抱怨说：“新的制度实施后，大家的奖金扣得比较厉害。”
尽管有个别员工抱怨，但这项政策的最终结果“很成功”。据首钢石钢铸造厂原总工程师高伯聪后来回忆说：
这种责任、考核，奖惩三者结合一体的管理方式，使首钢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很快恢复。“三个百分百”的认真执行，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实行之前，首钢一个月违章违纪的曾达2000多人次，有了“三个百分百”后，违章违纪顿时减少了60%。
与违规违纪减少相伴随的，还有首钢的生产秩序和日益提高的生产效益。
1980年，首钢实现利润和上缴利税都比历史最好水平的1978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看到小小变动带来的巨大成功，周冠五心里更有底了，他看到了改革的巨大作用，更看到了首钢将会有的辉煌明天。
1981年初，周冠五踌躇满志地对首钢工人和干部们说：“今年我们用节省下来的能源多炼些钢铁，多轧些钢材，大干一场，为国家多做贡献！”
然而，就在周冠五准备大干一场时，首钢却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首钢率先实行承包制
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中央要求全国基建压缩，钢铁限产。
1981年4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总局、冶金部等8个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对全国钢铁实行严格限产。
盖着8枚8个单位印章的通知指出：
第一季度重工业产品超产太多，能源、交通和原料供应紧张，轻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
当务之急，必须立即削减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为轻工业让路……
在此次大刹车中，刚刚尝到改革甜头的首钢也未能幸免，根据中央的要求，首钢当年需要减产任务是33万吨钢铁，综合减产9%。
面对这个突变，周冠五等人似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中央的政策必须执行，毕竟首钢作为国有企业，必须要以国家大局为重。
于是，首钢的二号高炉停了。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首钢改革的转机出现了！
原来，在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全面铺开，此时，国家对经济建设投入大增，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显得紧张起来。
于是，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上，会议提出，国家面临着财政困难，各地都要尽可能多交利税，北京市作为全国大企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必须要超计划上缴1亿元利润。
会后不久，参加会议的副市长张彭就来到首钢，来落实北京市计划外的1亿利润问题。
张彭和首钢几位领导在红楼招待所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冠五，原先市里要你们今年力争上缴国家2.7亿元，现在我看不要力争了，干脆来个包干2.7亿元算了。超额多留，亏损自负。怎么样？”
减产9%，却要首钢上缴利润增加。面对这个要求，首钢的领导们都沉默了。
张彭看了看大家，他心里的那本经比首钢更难念。
于是，他又说：“今年市里的日子过不去，就是要给你们加加压。”
最后，还是周冠五打破了这个沉默，他从坐凳上站起来，冲着张彭说：“同意。承包！”
接着，周冠五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张市长，我们同意包干2.7亿元。不过要全体职工讨论同意后，才能正式打报告。”
张彭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了。他狠劲地握了一下周冠五的手，什么话也没说。
张彭走后，首钢几位领导的眉头皱成了一团。他们默默地坐着，都想着心事。
一个领导把首钢所有的家底全抖了出来，它对周冠五说：“周书记，满打满算，首钢的利润最多只能达到2.65亿元。全部上缴也不够呀！”
其他干部也说：“是啊，这样一来，咱们首钢的留成一个也没有了，怎么再生产？还有职工的福利呢？”
周冠五听罢，摇摇头，微笑着说：“这么算账当然没有错，但是仅仅这样算显然不够，很不全面。因为它没有把承包后给职工带来的积极性创造力算进去。而算上这一点又是多么重要啊！”
在当时，对于工业战线来说，承包制还是个新事物，到底承包制有多大威力谁也吃不准。
于是，首钢公司再次召开领导班子和一部分业务部门领导参加的骨干会，专题研究如何攻克2.7亿元的这个问题。
在会上，周冠五首先明确表态：“国家有困难，首钢也有困难。但是，国家的困难比首钢更大，我们要义不容辞地为国家分忧。”
停顿了一下，周冠五攥紧拳头，大声地说道：“为了保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咱们要把减产减收变为减产增收！”
这“增、减”二字的一删一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但是，周冠五却信心十足，他说：“我们被逼上梁山了，唯一的出路是改革。深化改革，要坚持承包制。我是相信这个包字的，它可以把大家的积极性和智慧调动起来，挖掘出来。企业的潜力会在这个包字中很充分地显示出来。”
接着，周冠五又给大家算了一笔账：1981年首钢将要完成的利润不能是2.7亿元，而应该是3.12亿元。因为除了上缴利润外，还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职工的工资、奖金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
于是，3.12亿元增利目标就这样在首钢提出来了。
这个目标对于此时的首钢来说，可是个大数字啊！要完成这个目标，必须做好战斗前的动员工作。
在首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周冠五开始了动员讲话。他铿锵有力此说：
我们是首钢人，首钢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吗？有。这就是我们是企业改革的先行厂之一。国家把权利放给了我们，把条件交给了我们，同时把责任也就转到了我们身上。
1981年要完成利润3.12亿元，这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必须要攻下来的一个碉堡。
拿下3.12元，不仅对国家有利，我们企业本身也会搞更多的福利设施，包括每个职工的奖金都会有所增加。一句话，3.12亿元的利润我们一定要完成，除非就在首钢的地下发生地震我们才改变这个决心！
周冠五那富有激情地讲演，大大鼓舞了首钢的干部和工人，他们的信心和激情也被调动起来了，纷纷表示支持承包，保证尽力完成任务。
动员会后，周冠五把首钢人的决心报告给了北京市政府。
张彭听了汇报后，非常激动，他忙对说：“冠五，拜托了！非常感谢首钢对北京市财政困难的谅解、支持。”
宣言之后便是行动。
1981年6月，在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首钢改变了国家和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在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率先实行了承包制。
首钢开始全面实施改革
1981年6月，首钢召开了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在此次大会上，首钢正式决定在公司内部实现经济责任制，通过权、责、利结合，以充分调动广大工人的积极性。
首钢改革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层层包干，即第一步把公司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包括上缴利润、分品种的产品调拨量以及节约能源等各项任务，加上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各项工作的要求，包到厂矿和处室，作为他们的经济责任。
然后，各个厂矿、处室把本单位所承担的责任，加以分解充实，再层层包到各个车间、科室，最后，再具体落实到每一个职工。
为了做好首钢的责任制承包工作，首钢党委还认真对责任制进行了总结。经过党委的反复讨论，最后，首钢党委提出了多项措施，以推动责任制的顺利实行。
首先首钢党委要使包干指标要先进合理。为此，首钢管理部门对不同的厂矿逐个进行分析，确定了先进合理的包干任务和指标，使包干单位和个人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和得到好处。
当时，首钢的烧结矿燃料消耗、炼铁焦比、炼钢的钢铁料消耗和初轧成坯率、小型钢材成材率5项指标，上一年在全国同行业中都是先进水平。
当年实行经济责任制后，公司党委又确定了更先进的包干指标，以促使消耗进一步降低。
同时，首钢单位还提出既要“包”，又要“保”，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为此，首钢对所属厂矿在“包”利润、成本和职工定员的同时，还要求“保”产量、质量、品种、合同、安全、环境保护和协作等，并且层层落实，直至个人。
当时，首钢炼铁厂生产的民用铸造生铁，利润小，搞不好会亏本。但是，考虑到许多行业都需要，为了保证其他行业的需要，首钢党委决定民用铸造生铁一吨也不少炼。
为了确保责任制的有效实行，首钢党委还提出要加强企业整顿和实行严格的考核。
为此，首钢决定注意克服好人主义倾向，按“包”和“保”的责任要求，对各厂矿直至个人逐项进行严格考核，领导干部和工人一视同仁，分清是非功过，奖罚分明。
责任制的实行，分配政策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责任制下负责的分配问题，首钢明确规定，必须在保证国家增收的前提下，企业才能多留，个人才能多得。
同时，职工的奖金总额必须牢牢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
奖金也不是“铁奖金”，必须浮动，在有涨有落中摆脱平均主义。在首钢的这些浮动奖金政策的支持下，首钢奖金发放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仅在首钢炼铁厂，高的月份平均每人得奖金16元，低的月份只有6元。
在承包制改革中，首钢还特别注重加强民主管理和专业监督。
在首钢改革的4个月里，首钢就已开过两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经营管理的大事。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特别是广大职工有了发言权，这些都大大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首钢开展的专业监督更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当时，首钢加强了财务、物资、技术、统计等各项专业监督，并对个别单位、个别人损人利己、弄虚作假、搞歪门邪道的行为，及时严肃处理，做到了活而不乱，这样一来，就确保经济责任制健康发展。
面对实行责任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首钢党委还注重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实行责任制后，首钢各级党组织围绕着摆正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加强协作等方面的问题，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经济责任制顺利实行。
经过首钢党委的努力，承包责任制在首钢得到了顺利的实施。
首钢责任制初见成效
1981年，首钢的改革给首钢的面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承包制的实行，极大鼓舞了首钢人的劳动积极性，当时，全首钢的每一个人、每一条战线都在围绕着“3.12亿元”这个目标而奋力拼搏。
在责任制的鼓舞下，首钢上下奋力拼搏的工人有很多，阎广忠就是这其中之一。
当时，阎广忠是首钢初轧厂的一名普通推床工。首钢改革之后，实行了承包制，将责、权、利有机地统一起来，改变了过去无人负责的状况，这使使阎广忠感到自己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特别是首钢公司领导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明确规定了，职工在企业中行使管理企业的权力，进一步保证了职工当家做主，这使阎广忠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此时，阎广忠就想，在企业里职工怎样才算当家做主呢？一个岗位工人，要当家做主，行使民主权力，就应居主人之位，思主人之事，负主人之责，要为企业的大事尽心竭力。
想到此，阎广忠就结合自己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职工在企业里当家做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针对生产管理过程中的薄弱环节，积极主动地观察、分析、思考问题，并及时把自己经过调查研究考虑成熟的意见和建议，毫不保留地向领导提出来。
认识到这一点后，阎广忠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观察、分析，确实为单位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中，有很多条被单位采纳，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阎广忠的工作是需要两个人互相配合的，一人负责操纵轧机，一人负责操纵推床。
在平时的操作中，常常会出现两人之间互相配合不协调的情况：一个不敢咬，一个急着夹，唱不出一个调子。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影响轧制速度，影响产量，而且容易出废品，这对两人的精神压力部很大。
于是，阎广忠就根据他们班的具体情况，细细琢磨解决问题的办法。
很快，阎广忠发现两人配合不好，主要是相互之间对对方的操作特点不熟悉。
在当时，初轧厂采用的是“混合编对”，即一名操作工今天跟你配对，明天跟他配对，变化太快。
于是，阎广忠就想：如果能把一对操作工固定下来，就能很快配合默契，对提高产量大有好处。想到此后，阎广忠非常兴奋，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向车间提了出来。
车间干部听后，十分赞赏，称这是“最佳配方”，并立即在阎广忠所在的班进行试点。
有了这种方法后，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阎广忠所在的班在三大班中，连续数月夺得月产钢坯第一名。
接着，阎广忠的这个建议被三大班采纳，顿时，三大班整个车间的产量都获得了提高。
在多提建议的同时，阎广忠还认识到，企业主人的责任和权利，不仅体现在积极思考、献计献策上，而且还要体现在对自己正确观点的坚持上。
当时，初轧厂轧钢时，钢锭是从操作台下经过的，操作工看不见钢锭的位置，如果增加一块镜子等于操作工多了一只眼睛，可以杜绝撞推床、横钢事故，对提高产量很有意义。
实施这条建议并不费事，只要在台下安装一块一米见方的镜子就行了。可是，建议提出后，领导却没有采纳。
此时，阎广忠就想：我是个岗位操作工，对实际情况最了解，最有建议权，这项建议既然没有引起领导重视，我就更有责任让领导重视。
于是，阎广忠就再次递交了合理化建议书，但还是没有被采纳。
面对多次被拒绝，阎广忠并没有灰心，他把看到的和本人发生的事故记录下来，并且根据自己收集的数据算账，看增加反光镜后，轧制一块钢可以节约多少时间，可以减少多少事故停机时间。进而再算到一小时、一个班可以增加多少产量，一年可以增加多少效益。
有了详细的资料和数据后，阎广忠就把自己的建议直接反映给厂长，这次厂长终于被说服了。于是，建议也被采纳了。
以后多年的实践证明，阎广忠的这条建议是非常有效的，虽说增加反光镜后，轧制每根钢平均才快0点几秒，但一小时最少可多产一根钢，一年就可多轧3000多吨。
作为一名普通的操作工，连技术员、工程师的级别都够不上，然而，阎广忠并不以“小人物”来看待自己，在责任制下，自己也首钢的主人。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后，阎广忠找方法，提建议的劲头更足了。
当时，初轧厂在操作中，经常出现轧翻、轧扭情况。于是，阎广忠就下决心排除这个危及生产的现象。
说干就干，阎广忠先从钢锭温度上找原因，但是，在钢温正常情况下，还是翻扭。
接着，阎广忠就同班里同志又在压下量、辊缝、对角线、轴向窜动、附属设备状况、孔型磨损及操作方法等方面找原因。
经过阎广忠等人一次次地仔细分析，这些原因也被一个个否定了。
难题不好解，可阎广忠又不甘失败，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促使他干下去。
在上面几个方面没找到原因的情况下，阎广忠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轧辊上，每换一套辊，阎广忠就仔细观察。
经过两个多月的观察，结症点终于被阎广忠找到了，原来有的辊一二孔是单侧壁，有的是双侧壁，双侧壁由于展宽大，给三、四孔的料就不规矩，造成翻扭。
于是，阎广忠就果断提出了取消二孔双侧壁的建议。经过实践论证，这个建议被领导采纳了。
取消二孔双侧壁后，翻扭这一现象消除了，从而为单位减少废品，多轧钢创造了条件。
实践使翻扭尝到了甜头，在以后的工作中，只要建议是正确的，就能被采纳，这更加激发了阎广忠发现新创意、新想法的积极性。
不断的成功使阎广忠深深感到，在首钢，职工管理企业、做企业的主人，已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它激励着首钢的每一名职工，积极发挥主人翁的智慧和创造力，为首钢的改革与发展不断做出更新的贡献。
在以后的多年中，阎广忠还提出了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建议，这些建议对首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首钢改革不仅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它还使首钢职工工作期间违规问题得到解决。
1981年9月14日，首钢动力厂供风车间的两名工人违反规定，离开了机房，造成轴瓦温度过高，险些酿成重大机毁事故。
事故发生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起未遂事故，而且其中一名还是单位的党小组长，平时一贯表现良好，于是都去给这两个工人说情。但是，厂领导从整个厂的经济责任出发，果断决定取消了这两个人的全部奖金，管理这两个人的车间主任、班长的奖金也作了部分扣除。
这一处罚决定的做出，在首钢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时间，关注质量，关注纪律，安全生产成了每个一线工人的座右铭。
首钢改革给首钢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一时间上至干部领导，下至普通个人，从一线生产部门，到后勤服务单位，每一个首钢人的精神面貌、工作状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与此同时，各级各地媒体、工业战线的宣传部门都争相报道首钢的改革。
11月30日，新华社记者徐人仲的一篇报道，真实地反映了承包制给首钢带来的变化。徐人仲写道：
首都钢铁公司从今年6月起，实行经济责任制。几个月来，企业面貌发生了深刻地变化，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广大职工精神振奋，为国分忧，大干四化的主人翁责任感日益增强。
首钢实行的是利润层层包干的经济责任制。把他们实行经济责任制以后7月至10月的盈利情况和今年上半年相比，平均每月利润增长21%，创历史最高水平；平均每月的生产成本降低了7.4%。
广大职工中，关心国家、关心企业的更多了，认真负责、勇挑重担的更多了，精打细算、当家理财的更多了，钻研业务、好学上进的更多了。
1981年底，首钢实现利润3.16亿元，不仅实现了3.12亿的目标，还超过了400万。
看到这个成果周冠五笑了，整个首钢都笑了，他们看到了承包制的巨大魅力，更看到了首钢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曲折前进
●蒋一苇、林凌哈哈大笑道：“周书记，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你不说，我们也会写的。”
●吕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这样吧，国务院领导不是说把递增略提高一点吗，我看递增率变成6%，好让有关的部门放心。”
●参加座谈会的代表还高兴地说：“这次学习，是国家经委为我们各地工业部门培训完善经济责任制的‘种子工厂’啊！”。
首钢递增包干被搁浅
1982年初，首钢在上年实行“利润包干”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利润递增包干”的新的承包方案：
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7.2%上缴国家，超额归首钢。
超额部分按照60%用于生产发展、2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20%用于工资奖励的方式，自主分配使用。“利润递增包干”的承包方案，一方面是国家不再给首钢一分钱的投资，职工的工资、福利，还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全由企业自己来解决。
而另一方面，周冠五等人是希望通过“利润递增包干”，让国家允许首钢一包几年或者10多年不变。
包干后，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这就是周冠五的“递增包干”。
然而，就在首钢抖开翅膀准备腾飞的时候，有人对首钢1981年的承包投来了大惑不解的目光。他们怀疑承包制到底有没有这么的效力，怀疑2.7亿元是否有水分。
不久，国务院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首钢调查真伪。
此时，周冠五和首钢人都对工作组寄予很大的希望。面对工作组，首钢不需要粉饰，不必夸大，因为工作组只需看一看承包制给这个企业以带来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就会明白承包制的巨大好处。
同时，周冠五和首钢人还希望，工作组能够在发现承包制好处时，能够给承包制说一句赞扬的话，以平息各种压力和质疑。
但是，首钢人失望了。
工作组在首钢前前后后调查了40天后，调查人员最初对首钢承包制的怀疑消除了。但是，尽管没有怀疑了，他们仍然不肯承认承包制的好处，更不肯为承包制说一句肯定的话。
就这样，国务院工作组走了。
就在首钢人心怀忐忑时，又有两个人来到了首钢，这就是经济学家蒋一苇、林凌。
蒋一苇、林凌也是国务院领导派来的。原来，国务院领导对第一个工作组的调查是不满意的，为此他们又派出了第二批调查人员。
蒋一苇、林凌到来后，他们被首钢的大包干吸引了。刚刚结束的1981年大显神威的大包干，像一炉新出炉的钢水映入两位经济学家的眼帘。
承包制给首钢带来了巨大变化：首钢的一切人的话语都是新鲜的，一切车辆的飞轮都是冒着热气的，一切歌声都是向着明天唱的！
蒋一苇、林凌被感染了，他们亲自察看，召集人座谈，走访职工家庭来详细了解首钢的变化。
在首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两位经济学家和周冠五进行了多次地贴心交谈。
在会谈中，周冠五提了个建议：“把我们要搞递增包干的想法写上。”
蒋一苇、林凌哈哈大笑道：“周书记，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你不说，我们也会写的。”
很快，一份《从首钢看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报告摆在了国务院领导的案头。
蒋一苇、林凌在这份很有份量的报告中，真实地记录了首钢改革的成果和首钢人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期盼。报告写道：
扩权3年，首钢利润净额共8.26亿元，比扩权前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45%；3年向国家上缴利润7.3亿元，平均每年比1978年增长34%。
扩权前，国家一手从首钢收得利润，另一手又拨给首钢基建与专款投资。
扩权后，上缴国家利润逐年增加，国家返还的拨款逐年减少。3年国家实收共5.9亿元，比扩权前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75%。
从首钢看，改革并不冲击国家财政收入，而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首钢的同志认为，像首钢这样管理有基础、潜力的企业，还有不少，实行全额留成对企业的鼓励作用不大。他们主张最好是实行逐年递增的包干办法，既保证国家收入稳定地逐年增长，企业又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份有事实、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国务院的领导审阅后，非常重视，并在报告上批示：
同意文中意见在首钢试点，最好上缴利润递增率再略高一点。请经委给有关方面打招呼，予以配合。
看到国务院的这个批示后，周冠五和首钢的同志们都非常兴奋，他们感到首钢的腾飞就要到来了。
然而，问题并没有如此轻易地解决。
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已经一个月了，因为部分领导不同意在首钢搞递增包干试点。因此，有关部门对首钢改革的文件，却迟迟不下，没有红头文件，光批几个字是不算数的。
一晃，3个月过去了。
当时，首钢的广大职工早就听到了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着大干一场呢！此时文件迟迟不下，周冠五非常焦急。
无奈之下，周冠五还得向中央求助。
很快，事情反映到国务院，并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召集几个有关部门和首钢的同志专门协调此事。
会议开始后，吕东传达了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接着，首钢的代表也讲了他们改革的成果。
随后，国家经委、冶金部和北京市都发表了支持首钢改革的意见。
但是，有一个部门的代表却是一言不发。
首钢的与会代表急了，他们无奈地说：“公司刚刚开过职代会，大家都准备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去干，眼巴巴地等着文件下来。”
吕东也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我是当过冶金部长的，知道这递增5%是个很不容易的事。这样吧，国务院领导不是说把递增略提高一点吗，我看递增率变成6%，好让有关的部门放心。”
那个部门的代表仍然没有口音。吕东似乎有点忍耐不住了，便直呼其名地问有关部门的那位领导：“你是不是不同意首钢搞递增包干？”
这位代表干脆说：“是的，我们不同意这样搞。”
就这样，协调会也没有能解决首钢的问题，首钢的递增包干被暂时搁浅了。
国务院批准递增包干
1982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值得重视。
为此，薛暮桥向全国工业战线的同志，推荐了当时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一书，薛暮桥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做到既能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又能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提供了像这类重点工业企业如何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有益经验。
……
首钢实行的经济责任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种企业管理制度。首钢的经验对于建立我国工业企业的科学的管理制度，会有很多启发。
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表态在工业战线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5月中旬开始，国家经委分期分批在北京举办座谈会，组织各地工业主管部门和重点企业的干部学习、研究首都钢铁公司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
学习研究座谈会每期10天。参加第一期学习的人员，有来自8个省、市的经委领导干部，22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和生产、计划、财务、劳动工资等科室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市有关经济院校、党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人员。
在座谈会上，首钢的领导干部积极介绍了他们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还分别作了关于做好生产调度、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劳动工资和思想政治工作等的专题报告。
首钢的实践，为推行经济责任制提供了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受到了与会同志的广泛重视。他们认为，首钢经验对于当前整顿企业、完善经济责任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听了首钢的经验时，都非常振奋，他们一边学习，一边还联系自己地区、企业的现状和问题，对照比较，总结经验，找出差距。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普遍反映，听了首钢的经验收益很大，找到了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途径。
有的参加座谈会的代表还高兴地说：“这次学习，是国家经委为我们各地工业部门培训完善经济责任制的‘种子工厂’啊！”。
他们还表示：“我们一定要把学得的经验带回各地，使之开花、结果，使经济责任制在我们那里，也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工业界的一致赞同声中，首钢责任制改革的阻力逐渐消除了。
1982年7月，首都北京，烈日炎炎。
此时，对于首钢的周冠五和全体首钢人来说，他们经过几个月的渴盼，现在对改革的渴求更加强烈了。
很快，首钢人的期盼就将变成现实了。
7月下旬，在国务院领导的亲自批示下，全国企业整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座谈会上，首钢的同志介绍了首钢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
首钢代表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
接着，辽宁、山东、上海、天津等省、市和大庆、鞍钢等企业共14个单位，在发言中都对首钢的经验给予了很高评价。
有的与会同志说：“首钢改革的经验非常丰富，它是我们企业推行责任制需要学习的经验。”
有的与会同志说：“实际上，首钢改革是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综合治理的经验，是国民经济走新路子，提高经济效益的经验。”
还有与会同志说：“首钢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好样板，它的基本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在会上，国务院的领导也作了重要讲话，当讲到企业扩权问题时，他说：“以首钢周冠五为代表，他们的指导思想明确，就是把企业搞好，对国家多做贡献，这种厂长就要给他权大一点。”
全国企业整顿座谈会和国务院领导的谈话，给首钢的改革消除了阻力。
8月3日，即会议的一周后，国务院领导对首钢进行体制改革再次作了明确批示：
首钢按原定方案试点。
于是，首钢利润递增包干的方案获得通过了。
首钢实施责任考核制度
1982年8月6日，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用电话把国务院同意首钢改革的喜讯告诉了周冠五。
周冠五接到信息后，非常兴奋，他立即通知公司的所有部门，按原定计划实施改革。
一时间，早已焦急等待了几个月的首钢人，像站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一样，听见口令，开始向前起步，冲刺……
当时，首钢的内部承包责任制是科学、严密的。首钢领导不仅将全公司总的生产经营指标层层分解，一包到底，而且把技术业务工作要求也一项不落地承包到各个岗位，连餐厅大师傅切的羊肉片，都有个不得超过0.9毫米的量化指标。“包生产”，“包技术”，这就是首钢的“两包”。
同时，首钢的承包指标还强调先进性、高标准、高水平。用工人的话说，这个指标不是“猫腰拣”，而要“跳起来够”。
承包制使首钢的干部和工人面貌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只知道按领导要求的干的工人，此时，他们对自己的责任、本段、本厂的当月生产任务、全年工厂和公司的生产经营目标，都清清楚楚。
明白了自己任务的工人，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获得了很大提高。
1982年8月6日晚，从生产第一线传来捷报。中型轧钢厂上中班的工人，收听得到七中全会公报后，当班就完成190吨轧钢任务，超过计划26.6%。
接班的工人也不示弱，他们再鼓干劲，又创出班轧钢220吨，超过计划46.6%的好成绩。
7日，公司党委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贯彻落实3年规划，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于是，责任制下的首钢再掀劳动热潮。这个公司广大党员带头学习，带头搞好安全生产，带头搞好协作。
一轧钢厂一车间工人，奋战在五、六十度高温炉旁，8月一个工作日就轧出钢材621吨，超过计划14%。
担负制做钢窗生产用材的轧钢二车间，7、8、9日3天，平均每天生产钢材74吨，超计划50%。
为了推动责任制的顺利实行，首钢还特别注重选拔年轻的干部，以更新首钢管理队伍的观念。
责任制以前，首钢厂处级领导干部中，知识分子只占23%，由于外行多、年龄大、病弱人员多，特别是很多干部思想保守，给推行责任制改革增加了不少阻力。
针对这种情况，首钢党委把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坚决破除唯成分论、论资排辈观念和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的偏见，大胆地把拥护责任制改革、懂生产、会管理、有才干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
很快，全公司共提拔了118名厂、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平均年龄45岁，其中83%是知识分子。同时，首钢还提拔了310名年轻的知识分子担任了科长、车间主任一级的领导工作。有些中青年技术干部还担任了厂、矿党委书记和政工处室的领导工作。
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首钢还妥善安排了一批老干部离休、退休和当顾问，一批原来担任正职，但工作不适应的领导干部退为副职或改作其他工作。
在选拔干部的工作中，首钢党委发动干部推荐人才，并到各厂、矿调查和发现人才，经过考核或培训，对符合德才兼备的干部坚决提拔。
首钢党委对中青年知识分子不只是看学历，更注重实际工作能力，注重对首钢改革的认同，对自学成才的人，只要符合条件，也和知识分子一样大胆予以提拔使用。
随着首钢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首钢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最明显的表现是，在首钢的管理层中，抵制改革的干部少了，同意改革，并希望改革再快一些的呼声高了。当然，新干部还带来了新气象，这些年轻干部竞相奋进，竞相为国家多做贡献。
首钢小型轧钢厂自1958年投产后，20年没有达到设计能力。新提拔的3名工程师和一名助理工程师分别担任这个厂的厂长、副厂长以后，他们依靠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勇于走经济责任制的新路子，使全厂生产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不仅产量突破了设计能力，螺纹钢筋产品还获得了国家质量银质奖，并进入了国际市场，这个厂被评为北京市的质量先进单位。
对于新提拔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的中青年干部，首钢坚持按照各自的岗位经济责任制，严格考核。
在考核中，胜任的，鼓励他们继续前进，不足之处帮助他们尽快克服；个别不胜任的，进行调整，使新提拔的干部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劲头。
在这种责任考核制度下，这批中青年干部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勇挑重担，受到群众的称赞。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公司广大职工精神振奋，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经济责任制，使企业经济效益愈来愈好。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首钢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年，首钢实现利税总额6.4亿元，上缴国家利税为5.25亿元。
首钢改革再次遇到挫折
1983年初，周冠五和首钢人在享受了上一年的巨大成功后，踌躇满志，准备在新的一年里，放开手脚，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首钢的成功并没有能使首钢改革的阻力消失，新旧经济体制的争论还是波及到了首钢。
1983年元旦刚过，国家某部的一位副司长带着工作组来到首钢。
工作组来到首钢后，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要了解你们去年的生产情况，分配情况，福利情况。
座谈会开过后，工作组就让首钢的有关部门立即把一些数字送来。
使人没有料到的是，工作组的领导只呆了一天就离开了首钢，其余的人在第二天也走了。
送走这批工作组，处在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环境下的首钢人，隐隐感到有些不妙。果然，工作组走后不久，首钢的麻烦就来了。
1983年2月11日，该部门在一份“简报”增刊上，以“1982年首钢利润分配情况”为题，对首钢的问题进行了“揭露”。
当时，这期增刊报送的范围很广，层次也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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