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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7 0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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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义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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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史略

西安事变史略试读:

文前彩插

引言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80个春秋。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变迁,以及与此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的大量发掘,人们对这次事变的认识更加清楚,对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有其偶然性;但它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它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时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诸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外患频仍,灾难深重。到了20世纪30年代,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19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面对的外来侵略者主要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19世纪80年代以后,与我们只有一水之隔的日本取而代之,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日本早就觊觎中国,首要目标是富饶的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三省地域辽阔,其面积是日本本土的两倍以上,人口3000万,盛产粮食、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这里与日本当时的殖民地朝鲜山水相连,可与日本连成一片。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日本。与1929年相比,1931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下降1/3,对外贸易减少近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黄金源源外流。与此同时,严重的农业危机相伴而来,1931年粮食丰收,米价大幅下跌,农民负债累累。经济危机促使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为了摆脱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日本军部和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极力鼓噪加快侵华步伐。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把侵略的触角伸入东北。它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把辽东半岛、南满铁路攫为己有,并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1931年它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一星期时间,就侵占了中国东北的30座城市,辽宁、吉林两省宣告陷落。不久,日军就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1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同胞被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然而,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并不以占领东三省为满足,接着又染指热河。当时热河的工农业生产比较落后,没有多大的经济价值;但它位于辽宁与察哈尔之间,是东北通向内地和察哈尔的重要通道,还可连接外蒙古和苏联,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屏障和缓冲地带。日军占据热河,既可巩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又为其进犯华北提供了一个桥头堡。

1933年1月,热河陷落,河北和察哈尔危在旦夕。同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也等于认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非法占领。至此,华北门户洞开,已处于日军刺刀的直接威胁之下。

中华民族有着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光荣传统,在华北危机到达极点、国家濒临灭亡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民高声呐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首先行动起来挽危救亡的是北平的青年学生。

北平的青年学生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每当国家遭遇危难,他们都挺身而出,站在救国运动的第一线。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列强要瓜分中国,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北平学生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北平学生身处国防第一线,切身感受到亡国的危险。1935年12月9日,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古都北平爆发了。北平学生喊出的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华北自治”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一二·九”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一场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神州大地蓬勃兴起!

进入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它在继续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同时,大量增兵华北,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南京政府却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全力进行“剿共”内战,压制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政府不抗日,又不允许群众抗日,那么就迫切需要全国各地分散的救国力量联合起来,承担起挽危救亡的使命。1936年3月28日,全国16个城市的学生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他们把促进全国救国力量的大团结视为己任,立即派代表分赴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与当地的学生组织和救亡团体联系,请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

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在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时刻,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了陕甘地区,高高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1935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在政治上放弃关门主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组织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关于军事战略方针,决定“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1]战争结合起来”,红军抓紧准备渡河东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共地下党组织为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救亡运动的领导,成立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由邓洁任书记,胡乔木、王翰、钱俊瑞等为委员,主要负责救国会的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救国会是一个带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入会者没有严格限制,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主张抗日救国的人就可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使分散的爱国力量开始汇合成浩浩荡荡的救亡大军,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是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爆发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在国家危难时刻,不顾个人生死和毁誉,毅然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南京政府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国内时局发生了根本转变:和平代替了内战,团结代替了分裂,出现了全民抗日的新局面。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97~498页。第一章东北易帜一 主政东北

1928年前,张学良和蒋介石还处于敌对状态。蒋介石是国民党新军阀的代表,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支持下,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起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政权。奉系军阀当时除控制东北、华北外,其势力范围一度扩展到江浙一带。1928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主要是剑指当时势力最强的奉系军阀。

豪门出身的张学良,辽宁海城人,1901年出生,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他从小接受封建传统思想熏陶,成年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1919年7月东北讲武堂毕业后,任奉天督军署营长,不久升任卫队旅团长,后又升任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不到一年时间,军阶由少校升至上校。1920年11月,晋升陆军少将。1922年3月,张作霖派兵入关,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张学良在这次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他担任奉军东路第二梯队司令,在讲武堂读书时的战术教官郭松龄任副司令,指挥三、八旅及第四混成旅作战。当奉军败退时,他们率部退至山海关,顽强阻击追击的直军,遏止了直军的攻势,迫使双方停战议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在郭松龄辅佐下整军经武。他们着力培养中下级军官,提高其军事素质;人事任免,坚持以学术能力、战功为准,逐步清除托人情、钻门路的恶习;实行军需独立,完善后勤制度;废除打骂士兵陋习;对士兵严格训练,强调实用。在东北地区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经过两年整顿,奉军统一了编制,统一了制度,开始走向正规化,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此时,奉军号称拥兵30万,其中步兵旅27个,骑兵旅5个,还有成团建制的炮兵。此外,奉军还组建了国内堪称一流的空军和海军部队,1924年从国外购买了120架新式飞机。

1924年9月,张作霖为争夺北京政权,再次派兵入关,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作为奉军第三军军长的张学良,指挥一、三联军共6万人,从正面进攻山海关直军主力部队。正当直奉激烈交战时,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率少数部队回援北京,奉军乘机经热河、冷口,占领滦州,切断直军退路,促使直军动摇。吴佩孚见败局已定,遂由天津乘船南逃。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入主北京。张学良被任命为京榆驻军司令,所部驻北京至山海关一线。1925年4月,张任升陆军中将;同年10月,被任命为第三军团长,辖3个军,7万余人,是奉军的主力。

1926年7月,蒋介石统帅的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迅速攻占湖南、江西两省,击溃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奉系军阀张作霖纠集和联合其他各派军阀抵抗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11月,张作霖任安国军总司令,发表“讨赤”宣言,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2月,张学良等率奉军6个军进入河南,伺机进攻武汉。4月12日蒋介石“清党”反共,背叛革命,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仍举着革命旗帜,继续北伐。在豫南地区,北伐军与奉军交火,结果北伐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奉军撤退至黄河以北。

冯玉祥、阎锡山投蒋后,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张作霖派张宗昌、褚玉璞守护津浦路,抵御蒋介石的进攻;派张学良、杨宇霆负责西线,展开对冯玉祥、阎锡山的进攻。5月1日,蒋介石占领济南。5月3日,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5000人,阻止蒋介石北伐。

济南惨案前后,南北双方密使往还,讨论奉方和平退回关外,蒋军和平接收京津地区。开始,张作霖不愿和平交出京津地区,在张学良、杨宇霆的劝说、促进下,张作霖终于同意退出关内。1928年6月3日他乘火车离开北平,当次日火车行至沈阳郊区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药炸死。日本之所以要把张作霖置于死地,是因为他对日本并不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日本炸死张作霖,想换一个完全听从他们摆布的新傀儡。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京处理撤军等善后事宜。惊悉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遭遇日军谋害后,力持镇静,5日赶到滦州,将军务交给杨宇霆。为避免其父亲的悲剧重演,他化装成普通士兵,随同卫队营于17日回到奉天。

对张作霖的逝世,东北当局一开始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直到张学良返回奉天,才公开宣布这一消息。7月2日,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议会联合召开大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27岁的张学良继承父业,开始主政东北。二 东北易帜

张学良在以张作相为首的奉系元老的鼎力扶持下,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子承父业,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的“仕途”并不平坦。如何处理同南京和日本的关系,是归顺南京,实现国家统一,依靠全国之力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还是投靠日本,卖国求荣?摆在张学良面前的这两条道路必须由他做出选择,可以说这是对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考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欲扩张在东北的权益,甚至要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它像朝鲜一样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张学良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将军,不愿做日本的傀儡。如今又结下杀父之仇,他对日本人更加不满。家仇国难集于一身的张学良清楚,对外单靠奉军力量无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也没有实力与南京对抗,奉军只有40万人,而南京军队号称百万,且得到英美等国支持。权衡利弊,面对现实,张学良极力主张国家统一,把东北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1928年6月,奉军退出华北后,蒋介石和平接收了京津地区。不久,新疆宣告易帜。此时,除东北还在挂象征着北洋军阀统治的五色旗外,全国都已挂起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表示他愿顺从民意,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表示可派代表去北平谈判。

南京方面接受京津地区后,有人主张立即派兵出关,用武力统一中国;但大多数人不同意动武,主张用和平方法促使东北易帜。蒋介石先是派何成濬去沈阳和滦州,会见张学良和杨宇霆,劝说东北易帜。7月初,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入关,与蒋讨论统一条件。蒋介石7月10日在北平会见张的代表时表示,东北升起中华民国国旗,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和平统一的基本前提。张的代表提出的主要条件是:南京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治机构的领袖,南京不在东北驻军,不干预张学良在东北的人事任免,热河特区并入东北。邢士廉等表示,南京如接受上述条件,东北可以易帜。经过多次讨论,南京决定接受东北方面的条件,用和平方法解决东北问题。

正当张学良准备宣布东北易帜时,日本站出来极力加以反对和阻挠。一直把东北视为自己“生命线”、想吞并满蒙地区的日本,自然不希望中国统一,不希望东北统辖于南京政府之下。7月19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力劝张学良不要与南京联合,并表示如南京军队进攻东北,日本将不惜一切代价,对他全力相助。接着,日本政府又任命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为特使,8月4日赶到沈阳,名为参加张作霖的葬礼,实为阻挠东北易帜。他在几次会见张学良时,态度骄横,气焰嚣张,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他向张转达田中首相的意见,强调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张学良不要与南京联合。张学良向他解释了自己的处境和准备易帜的意愿,并说自己固然尊重日本方面的劝告,但不能因此违背东北的民意。强调统一与否,是中国内政。林权助听到这里,勃然大怒,歇斯底里地狂叫:就是不许你“易帜”!日本已下定决心,即使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也在所不惜!他威胁张说:现在不是评论孰是孰非的时候,你如违背田中首相的意愿,日本将不惜在东北使用武力。林权助又表示,如果张学良专心维持东北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日本将鼎力相助,答应向张提供顾问和其他援助。张学良在答复林权助时再次申明,在事关国家统一问题上,他不能做违反国人意愿的事,同时又表示他已意识到在东北保护日本权益的必要性。

日本的干涉和阻挠只是拖长了东北与南京谈判的时间,却没有动摇张学良与南京谋求统一的决心。10月3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南京政府为实现和平统一,决定对东北实行优惠政策,同意东北方面提出的意见:原东北三省的高级官员易帜后职位不变;将热河省划归张学良管辖;由东北派人到南京学习党务,回去后在东北各地建立国民党地方党部。张学良10月12日宣布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10月16日,派胡若愚去南京安排处理有关易帜的最后事宜。南京政府再次决定,有关东北的内政事务,南京概不过问,但外交权原则上收归中央。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宣布易帜,在东北各地降下了五色旗,挂上了青天白日旗。12月31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随后,张又就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东北易帜,实现了全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这使日本觊觎东北版图的企图受挫,但它仍不甘心,坚持扩张在满蒙的权益,妄图解决“满蒙悬案”,获得新建五条铁路的权力。林久治郎在向张学良祝贺荣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时,提出铁路交涉问题。张袭其父张作霖的故技,继续拖延。并说:地方当局已无权过问外交,请日本直接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1929年1月,日本又派曾担任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见张,企图解决铁路权益问题,张以同样说法予以拒绝。

蒋介石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其地位很不稳固。他直接控制的地方只有长江下游几省,其他广大地区则由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1929年1月,蒋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企图裁减其他派系军队,扩大自己的实力。为集权于“中央”,他决定取消各地以军事长官为主席的政治分会,还一手包办召开国民党“三大”,排斥反对派。所有这些“削藩”的举措,遭到各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和反对。各个派系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与蒋发生武装冲突。1929年,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等都曾起兵反蒋,但都被蒋用政治或军事手段予以瓦解。1930年初,阎锡山首先举起反蒋旗帜,他于2月10日致电蒋介石,要求他下野。蒋2月12日复电阎锡山,拒绝引退。于是,反蒋各派及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纷纷前往太原,表示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3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集团军的57名将领联名通电反蒋。“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促蒋下野,并一致拥戴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副总司令。4月1日,反蒋联盟把军队改编成八个方面军,开赴前线。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阎锡山的本兼各职,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阎、冯。一场规模空前的蒋、阎、冯军阀大混战,即将在中原地区展开。

原驻陕西的冯玉祥部队,5月17日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前进,接连占领开封、商丘,逼近徐州。蒋军5月12日从徐州西进,迎击冯军,双方在许昌、临颍一带激战。与此同时,李宗仁、张发奎的军队,在白崇禧指挥下由广西北上,攻占衡阳、长沙、岳阳,威逼武汉。蒋介石腹背受敌,陷于困境。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湖北和粤北的蒋军夹击白崇禧部队,夺回岳阳、长沙,危局才开始扭转。北方的晋军从山东青城附近渡过黄河,攻克济南,蒋军在山东处于守势。国民党新军阀们为争权夺地,互相厮杀,遭殃的是黎民百姓。他们生命遭涂炭,农田和房屋遭毁坏,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面对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局面,雄踞东北、拥兵自重的张学良成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双方都千方百计地争取张站在自己一边来。阎、冯发表言论,举荐张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派多名代表到沈阳游说,希望他参加反蒋联盟,至少也要在关外严守中立。蒋介石先后派方本仁、吴铁城去东北见张,后又派张群把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送到沈阳。蒋还允诺,只要张站在南京一边,黄河以北可由张节制,东北方面可派4名代表到南京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蒋、阎双方都明白,东北军以其雄厚的实力和所处的战略地位,是决定双方力量对比和战争胜负的重要筹码。可以说,当时谁赢得了张学良,谁就赢得了这场战争。

张学良对中原大战的态度,起初是犹豫不决,中立观望。对南北双方的奉承、拉拢,都表面敷衍,虚与委蛇。对各方要求,不置可否,不作任何承诺。经过几个月认真观察和慎重思考,到8、9月间,他才最后确定站在蒋介石一边。张学良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择,主要是考虑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保持国内统一,方能聚集各方力量,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同时他也看到,反蒋联盟虽人多势众,但其中派系林立,各怀异心,联合难以持久。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巧电”,表示:“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并表示“凡我袍泽,均宜静[1]候中央处置”。这就是要各方均听命于南京的蒋介石。第二天,张便命于学忠和王树常率10万精锐部队开入河北省。张学良用“武力调停”中原大战,这是继东北易帜后,他政治生涯上的又一次重要抉择。他不仅帮助蒋从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还在危难时刻助蒋击败了反对派,维护和巩固了蒋的地位。

张学良率部入关,反蒋联盟败局已定。阎、冯会同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等9月初在北平拼凑起来的反蒋政府和国民党扩大会议顷刻土崩瓦解。阎锡山立刻宣布辞去这个政府主席职务,其他官员和代表纷纷逃离北平,退避太原。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9月21日率部抵达天津,26日进入北平。10月10日,阎锡山、冯玉祥等致电张学良,宣布停战。至此,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宣告结束。这次内战,双方参战军队达百余万,死伤官兵约30万人,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难以计数。

为酬答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功劳,南京允许入关的10万东北军占据河北省的各个战略要地,中央军则驻扎外围地区。南京当局还决定,所有华北善后事宜,统由张学良负责处理。为兑现东北军入关前南京政府允诺的条件,10月3日,于学忠就任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就任河北省主席,并把河北省省会移到第二军驻地天津。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正式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张群代表南京政府专程到沈阳参加典礼。11月,张在北平筹设副司令行营。南京政府又于1931年1月1日明令北平副司令行营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于是,张学良的势力范围由东北扩展到华北,冀察两省及平、津、青岛三市均由他控制,晋绥也归他节制。

11月12日,张学良以国民政府委员名义偕夫人于凤至应蒋之邀到达南京。蒋派张群、贺耀袓专程到济南迎接。张在南京逗留20多天,与蒋多次接触,磋商东北、华北有关事宜。张还由蒋介石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翌年5月,张学良第二次去南京出席国民会议。张在浦口过江时,江上的军舰和南岸狮子山的炮台礼炮齐鸣,南京军政大员齐集下关迎接,金陵城内到处张贴欢迎标语。张被推举为国民会议主席团成员,曾主持两次会议,与会者摄影时张与蒋并列前排中央。张俨然成为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第二号人物。

张学良竭诚拥戴蒋介石,为表示诚心诚意地与蒋合作,他倾囊相助。张把东北海军20多艘舰船全部送给蒋介石,其中包括当时国内吨位最大的“海圻”号和“海琛”号。南京没有独立的炮兵部队,张送给蒋一个炮兵队,把炮兵司令邹作华也送了过去。张还把最好的空军教官送给蒋的航空学校。张学良对蒋介石如此忠贞不贰、信赖无疑,九一八时他不折不扣地仿照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就毫不奇怪了。

[1] 《民国日报》1930年9月19日。第二章“不抵抗将军”一 东北沦亡

侵吞满蒙,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这是日本田中内阁1928年制定的“大陆政策”。关东军是实施日本这项基本国策的急先锋。关东军中的少壮军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疯狂鼓动武装侵占东北,并于1931年6月秘密制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柳条湖铁路爆破计划”。

九一八前大批东北军的精锐部队接连入关,严重削弱了东北地区的防卫力量,这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方便。1930年9月,张学良为助蒋平定阎、冯,派10个旅的精锐部队入关。1931年7月,拥兵6万的石友三在冀南邢台发出反蒋倒张通电,挥师北进,企图先占领平津,再夺取东北,以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为平定石友三叛乱,张学良又从东北抽调4个旅进关参战。九一八前,东北军入关部队已达20万人左右,且都是精锐之师;留在关外的10万左右东北军,大多是装备较差的省防军。

张学良1931年5月从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后回到北平,因患严重的伤寒病住院治疗。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东北。有关东北的军政事务,他委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代为处理。这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发动事变的蛛丝马迹已日益显露。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示机宜。蒋介石7月11日复张电中说:日本阴险狡猾,但现在不是我们抗日之时,劝张“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张学良自幼即痛恨日本侵略,后又结下杀父之仇,誓与日本不共戴天。但他当时认为日本军事实力强大,仅靠东北军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战争一旦爆发,中方必败。他1928年“易帜”,这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他很容易接受并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形势吃紧后,王以哲等部分东北军官员建议从华北抽调部分东北军充实东北防务,张学良不予采纳。日本在东北不断挑衅,制造事端,先后发生“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引起国人极大愤慨。蒋害怕群众掀起反日浪潮,7月23日发表告国人文告,强调“攘外必[1]先安内”,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9月初,荣臻、臧式毅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东北的危急形势,张除将情况转报南京外,嘱咐来人说:东北的大事请张作相、臧式毅、荣臻酌情处理,重要问题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9月6日,张学良致电荣臻,指出:对日外交“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张作相曾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张学良向他发出特急电报说:“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2]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是因为事先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同时也因为他对日本的判断有误,正如后来他在台湾恢复自由后向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反复解释的那样:“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的判断是日本的军人实在是无能,实在是狂妄。我当时想,假如他们真这么做,不但对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设我是日本人,我决不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后果对日本[3]一定是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张学良在向历史学家做口述历史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九一八时“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日本从来它也不敢这么样的扩张,这么大的厉害,怎么敢?!那么,我也判断:这于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么样做法,世界上你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迷信什么‘九国条约’啊,什么国联啊,门户开放啊这些玩意儿,你这样一来,世界上你怎[4]么站脚?”张学良的这种思想,严重影响了他的部属。尽管当时东北形势已危急万分,可是东北当局丝毫没做应变准备。事变发生时,在沈阳的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为其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在沈阳为其父祝寿,黑龙江政府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驻沈阳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营内,两个团长也回了家。枪响后,团长王铁汉才匆忙赶回北大营。由于事先毫无准备,部队指挥失灵,在遭受较大伤亡后,被迫退出北大营。当晚,沈阳即被日本关东军占领。

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正在北平一个戏院里陪英国公使看京剧,当他得知荣臻来电话报告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时,急忙赶回协和医院与荣通电话。荣向他报告了日军进攻情况,并说根据南京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没有抵抗。

张学良连夜在协和医院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开会。张对大家说:日军挑衅,我们守土有责,理应抵抗;不过仅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应付。我们应速报中央,听候处理。如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义不容辞。张不想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殃及全国。

第二天,张学良在北平先后召开东北外交委员会会议和部分学者、名流、政客和部属参加的座谈会。他在这两个会上都强调要听命中央,依赖国联。23日,张派万福麟、鲍文樾专程去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请示。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去九江,督促对江西的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后,9月21日赶回南京,召集党政军各界要员商讨对策,强调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主张把日本的入侵提交国联和“非战公约”签字国处理。他在南京国民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告诫民众要“严守纪律,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5]动”。22日,蒋介石对南京参加抗日游行请愿的学生们也发表了与上述内容相同的讲话。蒋在接见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鲍文樾时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6]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由于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关东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地占领了东三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不过1万多人,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10余万人。仅就沈阳而言,中国军队人数超过日军几倍,占绝对优势。但在不抵抗命令束缚下,东北军不抵抗,日军的突然袭击得手,在一两天内就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丹东)、营口、本溪等地。不到一个星期,辽、吉两省的大部分地方相继陷落。日军只是因为兵力不足和担心引起国际干涉,特别是害怕黑龙江对岸的苏联干涉,才没有立即向黑龙江发起进攻。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请其制止日本的侵略。国联两次做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侵略东北并撤兵,日本根本不予理睬。11月,英、美、法等国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军队撤入山海关,日军停止进攻辽西地区。日本为缓和国际舆论压力和向东北增派军队,假称同意英美等国建议,由其驻华代办矢野出面与张学良交涉。张学良、蒋介石为换取日本停止进攻锦州,决定接受英、美的建议,将驻锦州的东北军三个旅调往关内,锦州及大凌河右岸由公安骑兵总队维持治安。可是,日本接受锦州中立区的建议只是个缓兵计,当大批东北军从辽西撤往关内后,日本便将4万多部队部署在沈阳及其以西地区,准备进攻锦州。1932年1月2日,日军强渡大凌河向西进犯。此时,在辽西地区还集结着4万多东北军正规部队和公安部队,有人主张要拼死抵抗一下,可张学良仍不主张打。结果,1月3日锦州失守,日军1月10日前即进到山海关外。2月6日,哈尔滨宣告失陷。至此,东三省全部被日军占领。

东三省的沦陷,主要责任无疑应由制定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来负;但守土有责、忠实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而招致领土丧失的张学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国人讥称他为“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仅导致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东北同胞成为任人宰割蹂躏的亡国奴,也使他自食苦果。如果说,袓宗庐舍的被毁和万贯家财的流失还是小事的话,那么,10万守军溃散,东北空军彻底毁灭,流落到关内的26万东北军须依靠南京接济和施舍来过活,赖以雄踞一方的地盘丧失,由此而带来的声誉降低和政治地位的下降,这对张学良来说不能不是致命打击。实力的削弱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在政治上成为他人的附庸。二 下野赴欧

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张学良1931年12月15日向南京政府提出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南京政府照准,改任张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北平。

东三省沦陷后,热河和河北直接处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之下。为加强山海关一带的防务,张学良于1932年7月设立临永警备区,任命驻守山海关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为警备司令,增派步兵、骑兵各一旅及炮兵、工兵各一营归何指挥,负责守卫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他指示何柱国要凭险据守,防止日军向关内进犯;但要避免与日军接触,以防事态扩大。这种不战不和的方针,反映出此时的张学良既想抗日又不敢单独抗日的矛盾心理。

日本关东军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轻易占领东三省,使其实力和地位得以迅速膨胀,这使日本另一支侵华军华北驻屯军极为羡慕和眼馋,急欲仿效,首先要在山海关发难。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山海关南和秦皇岛都驻扎军队。城内虽有两营中国军队驻扎,但受上述条约限制不得设防,构筑工事。1932年1月1日晚,华北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长河落正次郎发起对山海关的进攻。他原以为中国守军不会抵抗,可是日军进攻开始后,城内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何柱国严守不扩大事态方针,战斗打响后,他不派兵支援山海关守军。城内的两营中国军队面对敌人海陆空军的联合进攻,孤立无援,结果除少数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1月3日下午,山海关宣告失守。日军攻占山海关,为其进犯热河解除了侧翼威胁。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基地,发起对热河的进犯。

当时守卫热河的汤玉麟,是张作霖的老伙伴,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汤被任命为热河省主席。到任几年来,他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专横跋扈,是个腐败无能的“土皇帝”。伪满洲国成立后,他又同日本勾勾搭搭。张学良有意撤换他,但考虑到他属父辈,于是先征询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劝张学良慎重从事,张学良犹豫不决,没撤换他。汤知道后更为不满。张作相派人前去劝说,汤虽表示守土有责,但他毫无抗日的决心和准备。在九一八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热河没有认真修筑防御工事,防御能力十分薄弱。

在日本发起对热河进攻以前,蒋介石于1932年1月25日致电张学良,指出日军侵犯热河,已为期不远,要求张学良“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并强调:“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7]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蒋在此电中还表示,他已准备6个师的兵力,可随时北上增援,还可接济粮食、弹药。蒋介石的上述许诺是讲给人听的,以表示他主张抵抗日本侵略热河;事实上他的这些诺言并未完全兑现,到日军已发起进攻热河时,他才匆忙令驻守潼关的黄杰第二师,驻徐州、蚌埠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驻孝感的刘戡第八十三师北上。

2月17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等与张学良一起到热河省会承德视察,以表示支持热河抗战。宋对热河军民讲了一套空话,说什么你们打到哪里,我宋子文就到哪里,中央誓做你们的后盾。他慷慨激昂地发表完演说,就匆匆返回北平。至于敌我态势、作战方针等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他未做任何说明。

2月21日,10万多关东军和伪满军队分三路向热河展开进攻。同一天,张学良才匆忙做应变部署,成立2个集团军,各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下辖于学忠的第一军团、商震的第二军团和宋哲元的第三军团,负责防守滦东及至喜峰口长城一线。第二集团军由张作相任总司令,下辖万福麟的第四军团、汤玉麟的第五军团和张作相自兼的第六军团,负责防守热河。

张作相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是在日军进攻热河三天之前才决定的。他临危受命,仓促上阵,指挥不灵。汤玉麟根本不想抗战,其他部队刚刚进入热河,立足未稳,各线兵力还未完全集结。日军进攻一开始,汤玉麟的旅长崔兴五就叛国投敌,把开鲁拱手让给敌人,致使北路日军直袭赤峰。万福麟部战败后不按计划向承德集中,而直奔喜峰口。当热河危难之际,汤玉麟急忙用汽车队和骆驼队运走自己的财产,并于3月3日撤出承德,逃往天津日租界。孙殿英退往察北。张作相空手退回古北口。日军仅用13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河。

继东三省后,热河又陷入敌手,全国人民悲愤到了极点。除怒斥南京政府外,失土有责的张学良也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严厉谴责。这些谴责,有的来自社会舆论,更主要的是来自南京和地方的高级官吏。两年前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反蒋,最终因东北军入关而垮台的汪精卫,如今是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热河沦陷后,他率先挑起谴责张学良的运动。他攻击和挖苦张说:你在以往内战中对自己同胞作战十分勇敢;而如今面对外国强敌,却胆小怯懦。汪要求张辞职下野,以免使平津再步东北和锦州之后尘。阎锡山、冯玉祥、孙科以及广东、西北的军事将领也附和汪的意见,呼吁张下野出洋。

3月7日,张学良引咎辞职。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力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虽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8]张恳请南京当局“速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张同时表示,他要坚持长城一线,并拟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他下令缉拿临阵脱逃的汤玉麟。万福麟败退后想回北平,张学良严令他率部反攻,如擅自回来要拿人头见他。

蒋介石决定让张学良做替罪羔羊。3月6日,蒋离开“剿共”前线南昌,经武汉到达石家庄,宋子文陪同前来。在这里,蒋征询何应钦、黄绍竑等对张学良辞职的意见,何、黄均表示赞同,并说张辞职后东北军不会发生问题。蒋听后更加放心,遂于3月7日电邀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从北平乘火车于3月9日晨到达保定,他在火车上对随行人员说,此次前来是想同蒋商量反攻热河的计划。若是中央决心抗日,就应对日宣战,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与日本一拼,他有决心亲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蒋介石派宋子文先到保定,向张传达蒋同意他辞职的意向。宋形象地说,譬如二人同舟,风浪骤起,必有一人先下水,否则将同遭灭顶之灾。张听后决定代蒋受过,辞职下野。他对宋说,当然我先下水,请蒋不必烦心。蒋介石本人9日下午到达保定,张与宋登上蒋的专车,蒋对张说:现在全国舆论攻击我们二人,我与你是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难免同遭灭顶之灾。所以我同意你辞职,待机再起。

随后,宋子文与张学良商议张辞职的善后事宜。张要求保留东北军,并建议这20多万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五十一军,于学忠担任军长,下辖5个师;五十三军,万福麟任军长,下辖6个师;五十七军,何柱国任军长,下辖3个师;六十七军,王以哲任军长,下辖3个师。张、宋还商定,于学忠仍任河北省主席,派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担任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当日深夜谈完后,宋子文去向蒋复命。蒋因张的辞职保住了他的地位,不得不同意张保留东北军的要求,并答应每月给东北军200万元军饷,其中130万元由南京拨付,另70万由华北解决。

张学良返回北平后,立刻于3月11日宣布辞职。同日发表通电,以自己“易帜”后的经历表白对蒋和南京的一贯忠诚,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今日辞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电文说,他就任以来,“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而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导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民国)十九年秋余奉命入关,拥护中国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盖余深信,惟健全政府,然后可以御外侮也。‘九一八’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主张公道,洎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仍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接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通电说:“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命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办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此时的张学良,对他的部属和官兵深怀眷念和惜别之情,在通电中深情地说:“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等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加以援助,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9]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斯愿矣。”

3月12日,张学良乘飞机离开北平到达上海。在这里,他以惊人的毅力戒除了始于1925年的吸毒恶嗜。4月10日,他在夫人于凤至和赵媞、三个子女及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陪同下,从上海搭乘意大利邮轮赴欧洲“考察”。

[1]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台北,中正教育基金会,1978,第116页。

[2] 方正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213页。

[3]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第1155页。

[4]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2,第279页。

[5]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3日。

[6] 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

[7]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第624页。

[8] 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8日。

[9]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1期,1933年3月。第三章走联共抗日道路一 随蒋“剿共”

张学良一行5月12日到达意大利,在这里待的时间较久。张受到墨索里尼的热情接待。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曾任意大利驻华大使,与张学良交往甚密。张在意大利期间,齐亚诺经常向张宣传法西斯主义理论,并说中国之所以不富强,是因为领袖太多,主张不统一,力量不集中。对此,张颇以为然。旅欧期间,张还到英国、德国、瑞士、丹麦、瑞典等国考察。他还想去苏联,蒋介石不准他去。苏联方面也不欢迎他去。张欣赏英国的议会民主,但觉得这种办法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政治要安定,就非用开明的集权不可。张学良当时认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法西斯道路,二是共产主义道路。

1933年11月,国内发生福建事变。李济深联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举起抗日反蒋旗帜,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对抗。福建方面曾派人到河北策动东北军共同反蒋。竭诚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一心依靠蒋介石领导抗日收复失地的张学良,在欧洲接到了他在国内的办公室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唯恐他的部属和军队参与反蒋活动,便急忙回国。他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在欧洲的时候,对于返国实在是非常踌躇,当时有这两个问题在我脑海中萦绕着:(1)东北问题是在我张学良身上负着,东北军的改善当然也要我来切实负责,我究竟有无这个决心与能力?(2)尤其是我能否约束住自己?因为对于这两点深加考虑,所以当时是迟疑不决,后来闽变发生了,如果不赶快回来,深恐发生什么问题,那就[1]太对不起国家和长官了,于是毅然决然的回来。”张途经香港时,蒋介石曾派代表前往迎接。东北方面的代表米春霖也到香港欢迎。张在香港曾与胡汉民会面,胡劝张留在香港,参加反蒋的西南政府。张慨然谢绝,于1934年1月8日回到上海。戒毒后出国放察二百多天的张学良身体健壮,容光焕发,与出国前判若两人。

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张学良。张要求到蒋的侍从室供职,以便面对面接受蒋的教诲,遭蒋拒绝。当时蒋正在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他希望张重新统率东北军,参加“剿共”作战,让张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他自兼的总司令职务。张表示同意。本来已厌倦内战、回国就想参加抗日的张学良,为什么回国后又受命“剿共”呢?这主要是因为张学良当时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拥护者。张当时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救国任务中,剿匪乃是[2]开始步骤,肃清共匪实不啻图存救亡的先决问题。”他向其部属训话时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就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不过今日惟一的先决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3]灭赤匪。”

1934年2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张3月1日在武昌就职。他从华北调来10万东北军,其中有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从河北廊房调到豫南潢川、商城一带;何柱国的五十七军,由滦东调到鄂东麻城、宋埠一带;刘多荃的一〇五师,调到平汉路南段。此外,五十一军的两个师和五十三军的一个师,也调到武汉外围的溪口、孝感、花园、黄陂一带;其余的16万东北军由于学忠、万福麟指挥,仍留驻河北,力图坚守这块反攻东北、收复失地的前哨阵地。张学良在鄂豫皖除统率南下的东北军外,还有部分杂牌军和中央军归他节制,共计16个师又4个独立旅,共80多个团,合计约20万人。

原活动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早在1932年10月西去川陕。张学良在鄂豫皖所面对的红军,主要是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的红二十五军,约3000人。应当承认,此时的张学良对拥蒋反共十分卖力。他通过各种形式向部队灌输反共思想,诬蔑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罪恶滔天”,“是目前中国民族国家之当前最大的敌人”。东北军亡省亡家,流落关内,广大官兵不愿参加内战,盼望抗日,打回老家去。张针对这种情况反复向部队宣传蒋的不抵抗政策,说共产党的活动“使着我们无法集中实力与敌国作战,现在我们都应当认识: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所以,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要紧的任[4]务。”张学良旅欧期间,深受当时盛行于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回国后极力宣传法西斯主义是挽救中国的良方,要求其下属和部队要绝对服从蒋介石领导,他说:“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尤其是从我到国外去看了看,更深知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必须绝对服从一个领袖的领导,才能够把国家复兴起来”,甚至说“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地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无疑的,(蒋)委员长[5]是我们的唯一领袖”。张学良不仅坐镇武汉,指挥各路军队“进剿”红军,还时常亲临前线督战。他过湖北的黄安、麻城,河南的潢川、商城和安徽的立煌、六安等地。每到一处,他都向部队训话,鼓励东北军部队要披甲还乡,但必须首先消灭红军。东北军一一五师姚东藩部7月17日在湖北长岗岭与红二十五军遭遇,被歼灭五个营。9月初,红二十五军奔袭太湖县城,又歼敌警备旅一部。这是张学良走随蒋“剿共”道路尝到的第一个苦果。二 损兵折将

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不仅使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转移川陕,也迫使在闽赣地区的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放弃中央根据地,向湘、黔方向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于是,蒋介石由南昌移住成都,指挥对长征红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2月21日,南京下令裁撤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和武昌行营,另设武汉行营,任命张学良为行营主任,其主要任务是整军经武,准备抗日。可是,随着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特别是中央红军经黔川向北转移,蒋介石决定将“剿匪”的重心由华中移往西北,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张学良到西北主持对红军作战。

还在1935年5月河北事件时,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免去了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将于统率的五十一军调离河北,开往甘肃,重新任命于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部总司令,令其率部阻止长征红军通过该地前往陕甘。当年夏天,徐海东率部撤离鄂豫皖地区转移陕南时,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何柱国的五十七军奉命尾追,他们经豫西至陕南,后又调到陕北。当张学良决定接受蒋介石命令到西北指挥“剿共”后,东北军除万福麟部五十三军和一个骑兵师驻保定,炮六、八两旅分驻洛阳、海州和武昌外,其余部队逐次西调。董英斌的五十七军驻陇东庆阳、合水一带;新组建的何柱国骑兵军驻邠州、平凉和西峰镇一带;刘多荃的独立一〇五师控制西安以北地区。此时,张学良除统率进入潼关的20万东北军外,杨虎城的十七路军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万来人,也归他节制。在甘肃的中央军胡宗南部3万人,由蒋介石直接指挥。

张学良初入潼关,踌躇满志,无视红军的力量。他认为陕北的红军为数不过几千,装备落后,又是疲惫之师,不堪一击。用他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军队,用不了几个月时间即可把红军“剿灭”干净。9月中旬,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由陕南转战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共7000多人。张学良决定乘红军立足未稳之机,指挥十二三万军队分三路向陕北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企图一举平定陕北。其部署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为中路,由洛川一带向北进攻肤施(今延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为右路,由韩城、澄县向北进攻;位于陇东庆阳、西峰镇一带的董英斌部五十七军、何柱国部骑兵军,由西向东进击。9月15日,王以哲率军部及两个师进入肤施。他以为占据了这个军事重镇,便可控制住陕北局势。正在他得意洋洋,欢庆“胜利”时,红军在崂山的伏击战教训了他。王部虽占领肤施,但他的部队被红军分割在洛川、甘泉、鄜县(今陕西富县)地区。红军抓住东北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歼灭敌人。红十五军团派部分武装围困甘泉城,主力部队则荫蔽集结在甘泉城北的崂山地区,待机歼灭由肤施增援的敌军。10月1日,东北军一一〇师主力出肤施回援甘泉,进至崂山地区后,红军发起突然袭击,激战数小时,将敌大部歼灭,俘敌2000余人,敌师长何立中负重伤后不治身亡。

东北军在崂山遭伏击,张学良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红军接着发起的榆林桥战斗,才深深触动了他。崂山战斗后,红十五军团主力南下,10月25日攻击位于甘泉、鄜县之间的榆林桥。守军是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及配属的一个营,共3000余人,团长是高福源。红军经5小时战斗,攻克榆林桥,东北军死伤300余人,被俘1800人,团长高福源亦被俘。至此,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被分割在洛川、甘泉和肤施。红军这次胜利,才使张学良感到红军的力量不可轻视。此时,他要去南京开会,临行前特意赶到庆阳嘱咐董英斌,因形势有变,部队何时行动,须等待他的命令。

就在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期间,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又被红军歼灭一个师。

中央红军在一年时间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1月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西北“剿总”立即命令董英斌率部沿葫芦河东进,一举歼灭立足未稳的红军,同时解除王以哲部被分割、围困的窘境,打通洛川、鄜县、肤施间的交通线。董英斌10月28日奉命西进,11月1日占领太白镇。位于陕北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七师,也于11月6日推进到鄜县地区。

为击退敌入进攻并扩大根据地,毛泽东、周恩来与徐海东、程子华研究决定,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的东北军一二个师,尔后视情况再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向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发展。为迷惑敌人,红十五军团派一个团加紧围攻甘泉。西北“剿总”见甘泉危急,17日令五十七军的3个师加速东进。20日下午其先头部队一一九师在师长牛元峰带领下进入直罗镇。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地区通向陕北鄜县、甘泉的一个不大的村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不过百户,但是一个设伏歼敌的理想地方。南北有连绵的土山对峙,中间是一条窄长的河谷,最宽处不超过二百米,窄处只有二三十米。敌人进入该地,犹如“蛇入细管”。

红军抓住敌一〇七师孤军深入的有利战机,在其到达直罗镇的当晚就将其包围。第二天拂晓,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从四面八方向守敌发起进攻,上午将敌外围据点攻克,中午残敌500多人退入镇内固守待援。22日上午,东西两路援敌的3个师加紧向直罗镇靠拢,企图解一〇七师之围,但均被红军击退。在西路援敌撤退时,被红一军团消灭一个团。直罗镇内守敌见待援无望,23日午夜分3路突围,24日上午残敌被红军全歼,其师长牛元峰重伤后死亡。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被红军歼灭一个师又一个团,东路援军缩回鄜县县城,西路援军退回陇东。至此,张学良指挥的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攻被击退。

一〇七师在直罗镇被歼灭,使张学良十分震惊。当时他正在南京开会,闻讯后急忙赶回西安,撤掉了董英斌的军长职务,申斥了西北“剿总”代参谋长谢珂。

在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东北军接连打了三次败仗,近3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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