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清华名家取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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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清华名家取经试读：

内容提要

清华学生向往的学校，在清华学管理在清华学领导在清华学创业发展源于创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博学多才、谦逊幽默少谈多做、行胜于言做事情要务实自强不息、做事严格用行动战胜困难平和待人，真诚做事不停地学习、求实这都是从清华名家的口中得知一要点的。

第一章　不停地学习、求实

■人生范本：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著名语言学家。1910年7月，为清华学校的前身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入康乃尔大学，1914年得学士学位。1915年考入哈佛在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受聘康乃尔大学，任物理学讲师。1920年回国，到清华学校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教师。1921年，再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25年8月，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起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结束，赵元任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1年任清华留美监督处监督，一年后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1938年后，定居美国，入美国籍。此后历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哈佛燕京社汉英大辞典编辑、美国海外语言培训班中文主任、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等，1965年退休。

赵元任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重要著作有《现代英语的研究》、《中国语的文法》、《国语字典》、《中国社会语言学论文集》等。

黄延复在他的《一代学人赵元任》中写到：

民初以来，在我国学界的群星中，有些显得格外耀眼夺目。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赵元任是一位从“榜眼”到哲学博士。

赵元任祖籍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现并人武进县），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天津。曾用名宣重，后即废去，一直名号一致，亦未曾用过笔名。一九一〇年七月，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批庚款游美生，十八岁的赵元任在四百多名来自全国的“举子”中，以第二名高中。这在当时实不亚于一次“榜眼及第”。这次招考共取正榜七十名，副榜一百四十三名。正榜中包括杨锡仁（第一名）、张彭春（第十名）、钱崇澍（第十六名）、竺可桢（第二十八名）、胡适（第五十七名）。关于这次考试，赵元任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记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考语文，题目选自Mencius（孟子）《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Without Rules and Cam-passes One Can not Forms Squares and Circles）。下午英文作文三小时（笔者按：题目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然后等五天，以上两门合格再考。（复考时）第一天考平面几何、希腊历史、罗马史、德语或法语；第二天考物理、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三角；第三天（因雨很多人迟到，再推迟一天）考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可见，那时的留学生考试是很不轻松的。

这批学子于同年八月由胡敦复（民初著名教育家之一，时任游美学务处教务长）亲送赴美。赵元任入康乃尔大学习数学。一九一四年获学士位，再入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一九一五年转入哈佛大学，一九一八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在他六十年教学生涯中，不停地学习，求知，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人们都说赵元任是语言奇才。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方面的天赋。但这也是与他不停地学习分不开的。任何方言在一星期以内，他都可以学会，并且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一九二〇年，哲学家罗素（英）和杜威（美）先后来清华学校参观、讲学，均由赵元任翻译。并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各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那个地方的方言翻译。于是他于年底辞去清华教席，准备到国外去专攻语言学（那时，语言学在中国尚属空白）。赵先觅定哈佛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于一九二二年又去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文学一年。一九二四年，他应聘回清华国学院任教前，又去法、德、英等国考察语言学一年。至此，他已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基础。他先后去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八年，他共发表语言学专著约十四种，论文约二十一篇；一九四八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又用英文写了《中国语字典》、《粤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赵元任可以称得上是精通汉语，但却绝不单是一位汉语学家。在外国语方面，据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这样，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他就成为一位名驰中外的语言学者了。

赵元任的名字，在中国近代音乐家的行列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与音乐艺术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但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与他在这方面所投下的心力分不开。他曾有过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江南昆曲名票，使得他自幼就受到音乐环境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一直没有间断过对音乐的钻研。回国任教或任职期间，音乐活动占去他大部分业余时间。据有人回忆，他经常一个人躲在室内埋头作歌。他室内除各种乐器外，还有一套特制的木鱼，可以奏出乐曲；他曾发起组织过琴韵歌声会。一九三六年，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自作自唱）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至今仍为人喜爱。

□人需要真正的学识

这个世上的东西，无论感情、人格，还是学知、气度以及做事的方式，都需要一个“真”字。没有真正的东西，就不会有真正的回报，尤其是做学问，你没有真正的学识，只能迷惑别人一时，最终还是会被现实所抛弃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真正地追求学问，真正有学识才能保持真正本色，才会博得他人的敬仰和尊重。做起事来，才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只有真的学问，才会为人所敬仰，如果没有博大的学识，文凭决有博大的学识，文凭是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学识水平的。

陈寅恪（1890—196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兼书第门第。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官至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因主持湖南维新失败被革职。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与谭嗣同、陶谦、吴保初一起被称为清末“四大公子”，著有《散原精舍诗》，曾是“新江西派”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真正的学识可以为你赢得声誉和机会。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推荐陈作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真学问，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为人所尊敬。当时清华学校还聘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赵元任做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其时赵正在哈佛大学任教，哈佛要赵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陈寅恪，并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陈寅恪一到清华园，便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的才学风范。他的学生许世臻在《敬悼陈寅恪老师》一文中作如下描述：

……民国十九年……寅恪师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在中文研究所、史学研究所、中文系和历史学系开课。他在史学研究所所开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这两课是隔一年开一次。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系开的课就多了，计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寅恪师身体一向衰弱，学校当局特别尊敬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所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寅恪师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以外，北大的同学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到清华园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惜跋涉的辛劳来学了。寅恪师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

文中提到的那些听课教授，像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京大学的外籍教授钢和泰，皆是一有机会亦必赶来听讲。故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誉。

吴宓回忆说：“1919年1月底至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由俞大维君介见，以琢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述说至为说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吴宓者，更多不胜记也。”又据吴宓的日记记载：“陈（寅恪）群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之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

无论空间如何扩展，真正的学问永远是无价之宝。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的声望。他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藉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牛津大学之聘，前去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牛津，以亲聆陈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记述：“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之高，不是因为别人所说的几句话，而是出自真正的“东西”的。还因为他常常可以解决外国著名学者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次，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境内发掘到3个突厥碑文，纷纷研究，均不懂不通，后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叶番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著名的如法国之沙蜿、伯希和等人均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后经陈寅恪解释，也使国际学者很是满意。这样的不被人敬仰，还有谁可以被人敬仰呢？

□掌握求知的方法

人要不停地学习才会进步，要不断地进取才会发展。但诺大一个世界，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掌握新的知识，为我所用，不断地超越现在的自我而迈向更高的目标呢？当然是学习，但学习又是需要有一定的方法的。

对于一名学生来说，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即将参加考试的同学更是如此。第28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被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连乔指出：

只有方法才是真正最实用的东西。试想，我们学的解析几何，有机化学等等，有几个人在将来会用到它们的？现在的大学生，只要不是热门专业的，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与专业不符的。方法是最重要的，要学会学习，就像学会打猎一样。话又说回来，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可以说没有不会学习的，拿着书慢慢看，慢慢研究，总能学下来的。但各人的学习速度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你时间紧，显然需要找到一个速成法。但如果成天无所事事，那也无所6谓什么好学习方法了。但我想这种情况在准备高考的人当中是不会有的。之所以万事开头难，对于学习，说实话，没哪门课是先难后易的。它之所以难，在于我们对一门新课必须先研究一下学它的具体方法。

首次，要认真听讲。

老师传授知识是通过“讲”来实现的。获取和消化课上内容是高考复习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故而上课要全力以赴，每分每秒都要聚精会神，争取一字不落地听进去，争取当堂理解、记住。同时，高考复习课的听讲，又绝非被动记录，而必须与老师同步思考，形成共鸣，创造积极主动热烈的课堂气氛，这样才是真正地会听讲，会事半功倍。不但要听，而且还要会听，要跟紧老师的思路来听。教毕业班的老师经验丰富，水平高超且责任心强，是足以信赖的帮你考上大学的前进阶梯。因此千万不要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单搞一套，脱离老师的教学计划甚至鄙视和抛弃老师的辅导。只有师生协调，齐心努力，才能创出佳绩。相信老师、尊重老师，总有一天你会由衷地感激老师。这一切，平凡的你，一定能做好。

其次，做好课堂记录。

黑板上老师写的内容，不一定都要记在笔记里，而老师的一些精彩的、关键的和启发性的话却不可漏掉。这些宝贵的“只言片语”，实在应该被及时地捕捉到，保存在笔记上。至于黑板上的定义、律文和简单例题之类，只要书本上有，就大可不必占用笔记的空间。同时，笔记不仅应该记下老师的妙语、老师的思路，更应有自己的感受、总结和质疑。当你灵感突发的时候，当你苦思冥想之后恍然大悟的时候，当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请立刻、毫不迟疑地把这些思想的火花或疑惑写在笔记上（或其它可以永久保留的地方）。它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也许不久之后翻看它时，你会别有一番感觉，那时，你对知识的把握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记笔记的真正意义是启发你的灵感，帮助你思考，使你自己上升一个层次。而不是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唯一目的就是辅助你学习。千万不要走进记笔记的误区。

第三，要及时地做练习。

做题，并不只是做题，而是在做学问，要有思考。每天你做多少题？这些题第二天你还记得清吧？一周之后还记得清吗？高考前能记得起来吗？做完一道题，会你怎么做呢？对答案？继续做下一道？还是停下来想一想？你知道出题人的意图吗？你还有其他解法吗？你从这一道题联想到了什么呢？有没有做过与之类似的题目呢？你的收获何在？那么，要把每道题做透。做完题，别撒手，问问自己上述那些问题。每道题都以一当十，学习的效率提高了，练习的目的达到了，你也从题海里纵身跃出了。每过一阶段，又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统观这些题，做到一题多解，多题一解（找共同方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是练习的真谛。“题海无边，总结是岸”。而且，做题要有选择性、针对性。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真正在练习中得到提高。所以说练习是质、量的统一，有选择地多做题，贵在总结，旨在提高。

第四，要重视教材。

一本好参考书，会令你受益无穷；倘是庸书，则误人子弟甚深。不要误以为参考书都是“宝”，因此选择参考书务必审慎，最好请教老师或同学。同时参考书只是辅助工具，绝不能代替教科书和老师的讲课。

不少高三同学到了复习的后期和高考的前夕，早已一头扎进了成堆的参考书和练习中，极少再去翻翻课本了。也许教科书在许多同学眼中，早就成了迟早要卖掉的废纸，考前根本不去理它。因为同学位的确已经把书翻得很旧了，里面的知识学过一遍又复习过几遍，可能早已倒背如流了。因此，教科书就像一座金矿，已被采掘过数次了，留下的自然只有矿渣。其实这是和种误区。

第五，要学会利用时间。

考前看书，实际上是自学，它能帮助你再次理清头脑，找到“知识的感觉”。它能为你树立信心，更能帮你找出漏洞。如果你能从书的前言、后记、目录、备注、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每一行、每个注解、每道习题、每个标点、每个方字甚至从每一笔划中发现点新东西，你就长进了讲多。看书，还要不同的时间看不同的书，充分利用好你的时间。举个例子：

宋朝初年大名人钱惟演，生长于富贵之家，后来又做了大官。他曾经对下属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读书手不释卷，当然是好习惯，值得学习。古往今来，这样的书迷书痴，为数不少。

这个故事特别之处，在于钱惟演以不同的书籍配合他生活的不同片段，读经史正襟危从，因为要端正心怀，说不定还要做札记呢。这也透露了经史非消遣之书这一事实。相对来说，小说便是消遣书了，所以便可以用闲适的姿态——例如躺卧着——来翻阅。“小辞”不知是滞指诗词的“词”，反正是篇幅短小的读物，因为如厕时间不长，读不完大部著作。这则故事启示了我们一项充分利用时间读书学习的方法：利用零散的时间要因地制宜。

第六、注重劳逸结合。

对于高中生来说，时间是相当宝贵的，对于有限的时间如何合理地利用是值得大家仔细探讨的问题。不应该不以学习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学习的投入程度，而是应该注重质量。重视休息，只有休息好了，才能保证第二天上课时精力充沛，而上课与课下自习相比是重要得多了，而且精力充沛的时候做起题来质量高。有些同学很看中晚上学习的时间，经常熬夜，休息不好，以至于白天精力不足，我要说，这样做，其实并没有延长学习的时间，而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如果休息不好，学习的时候必然不可能全心地投入，思考迟钝，做题速度减慢、质量降低。精力充沛时一小时能做完的题目，在这时恐怕需要两小时，且效果不佳。虽然表面上学习的时间长了，但实际上效果定不如休息好之后全力以赴学习的效果。找到适合自己的作息时间，尽可能最佳地利用时间，如果你掌握了利用时间的窍门，你就会学得轻松些，而效果也会更好些。这不只是对学习，我想对你一生也许都是有意义的。

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学习起来才会事半而功倍。

□计划你的学业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计划，这样，才能够有条不紊，才能踏踏实实达到目的地。学习也是如此。你的学业如何建立？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样完成你的愿望？你应该何时何地付出何种努力？这些，惟有一个统筹规划，才会井井有条，从而助你走向成功。

目标对人来说很重要，但计划怎样实现你的目标更重要。1996年以湖北省理工科前10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张启迪在介绍自己的经验时指出：

高考，对个人来说是如此重要，而考试范围又如此之广，必须做长远规划。什么事只有长远打算，才能稳中求胜。

首先制定一个长远规划，比如一年规划（目标××大学，各科内容学习目标等等），进而做出本月规划，本周计划乃至本日计划，某某时刻该做什么。要时刻提醒你自己，你才能知道要学什么，要怎么学，只有这样，你的学习动机才会强烈，学习效果才会显著，这是第一步。

第二要注意使自己的学习系统化。有的提出这样的步骤，预习+听讲+复习+做题+温习（小结），这也不失为平时学习的好程序。要使学习系统，因高考时间为上午和下午，为形成那个时间的兴奋点，最好使自己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段定在那个时间。而不是浪费很多的时间做无用功。

积极主动的态度对于你成功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要倾向于成功，试想此科学好后的美滋滋的感觉，要勇敢挑战自己的弱项。在难以集中精力学习的弱科面前，你要鼓励自己一定要赢得此次挑战。要把大量的学习任务分开，分成苦干部分，以便使你在每段学习中看到自己的进步：一要制定学习时间计划，二要理解各科的差别，不同的学科，要用不同的复习方法。对于数学物理这类科目，要系统地有步骤地学习，而对于历史、地理这种重内容、思想的科目，应注意学习思想观点以及有关细节。彻底改变你的学习，为你进入考场做好准备。对个人来说，各科之间必有强弱之分，强科自然要让出些许时间给弱科，以求学科平衡。学科平衡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标准分计分法的实行与推广。

第三，要提高学习效率，珍惜学习时间，希望与祈祷考试延期，倒不如把日常生活中经常浪费的时间找出来，然后把这段时间充分、高效地利用起来。

第四、切记学习需专心致志。

全身心地投入，依靠自身能力能够控制自己的大脑，使其高效地工作，无论在什么问题的事件中，无论在什么科目的学习过程中，只要注意力集中，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些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你要集中全力去拼搏，去学习。因为只要努力，学习“本可专心”。

要时刻培养注意力高度集中这种十分有益的习惯，要时刻每天为自己全神贯注地学习制定一个时间。

第五，学会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突破。

中学时代正是一生中可塑性最大的时期，要懂得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突破。不但要有充分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知道自己将来适合干什么，不大适合干什么，知道如何扬长避短以长补短。而且要努力自我实现，就是要把自我设计定下来的目标，通过艰苦的努力变成现实。但自我突破不是必须的，就是要更上一层楼，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要满是于现在的好成绩，要知道，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只要有可能，就不仅要争取在班级、在学校名列前茅，还要争取在县、市乃至更高层次也能排个名次。这样，你给自己提供了成就感，给自己增添了自信心。这种成就感和自信心不仅可以使你在特长的科目上保持已有的优势，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弥补其它科目的不足，并且可以使你成为学有特色、学有专长的有用之才。

计划好你的学习并努力为之奋斗吧，你会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好求学，多求知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古训，也是真理。一个人，只有好学、多学，勇于求知，才是一个聪明人，才是一个能被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容纳的人。在清华，学习，求知不仅仅是学生们的事，而是每一个人的事。

学习是一生的事。一个人一生都要不停地学习，好学而且多学，这才不旺费一生的时间。

陈寅恪从1902年春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断断续续在海外留学18年，在欧洲，他就读于柏林大学，并先后游娜威、瑞士等国，“游迹所至，颇有题咏”。后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就读，再到巴黎大学求学。1910年起入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学习梵文、巴利文2年。1921年再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又4年。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在多数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10多所大学读过书，做过研究，不曾听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曾听说他拿过。一代学界泰斗，学问之大，却没什么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一在奇特之处。但他广博学识，也是举世闻名的奇特之处。而这些，又是由学而来的。

陈寅恪于1926年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职。当时的清华校刊曾忖门登载消息报导：“闻教授在欧美多年，购买书籍极丰，每年翻转送数箱回国，将来悉度置吾校研究室中，则同学诸君大可饱览也。”可见其所学之多、之广。

学习是没有局限的，古今中外，只要是精华，就要学习。陈寅恪学识精深博大，深悉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新观点、近现代科学方法及工具，他同样有极深的造诣。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学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或已死亡的文字，他都精通。这些语言帮助他能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对于国学，陈寅恪同时代的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寅恪却背诵十三经、二十四史也是滚瓜烂熟，如数家珍。这些如果没有苦学做基础，怎么会如此呢？

赵元任曾讲过司马迁的例子，鼓励青年人学习。我国历史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从幼年起开始漫游，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汇集了大量的社会素材和历史素材，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德国伟大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歌德，前后花了60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诗剧《浮士德》。

陈景润说：“我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之前，曾经历了将近10年的准备时间，在这10年中，我夜以继日地学习，有时一连运算几天几夜，连吃饭、睡觉也都忘了。”他还说：“攀登科学高峰，就像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他能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正是勤奋努力的结果。

蒋善国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写道：

在静安先生自沉时，任公先生患溺血症，初入德国医院治疗，继又入协和医院，施用手术。迄未愈而座。时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也。当时清华毕业各研究生全体素服，虔哀祭悼。于逝世前一日，余曾赴协和医院视疾，医生嘱勿见人，遂留名刺书数语而归，乃次日即闻讣音，伤哉！盖任公先生性好动，所谓自强不息者，其在研究室草《中国文化史》讲义，每日约三千言，并指导研究生一切功课。此外每日为松坡图书馆鬻书捐助基金，挥毫不辍，而每晚又必与家人弄麻雀牌，以资消遣，其病纯由于劳累过度。当时名医萧龙友为之诊治，曾谓余曰：梁先生不能静养，病中犹执卷不辍；如能百日内不看书，余定保其痊愈也。次后安葬，余亲为执绋，送葬于西山茔地，其墓近卧佛寺，即民国十四年任公先生为其夫人营葬处也，至此与夫人合葬焉。

静安先生之学深邃湛远；任公先生之学伟大宏博，尤富组织力，不仅其文汪洋浩瀚，娓娓动人已也。静安先生年五十一岁自沉及任公先生五十六岁病殁，先后相距只一年之久，研究院竟丧二大师。如天假之年，则二先生对于国学，当更有发扬也。

清华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也给了我们启示：好学、多学、广学，要有一颗求知的心，你才会不断进步。

□耕耘与收获

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这是每个人都懂得的道理。如果春天的时候没有耕耘的辛苦，那么秋天的时候就不会有丰收的喜悦。学习如此，做事如此，如果要成功，你就要为成功做好准备，不停地前进，直向成功的目标。

一位清华学生这样说他自己：我在初中时也很普通，只不过有一次华罗庚金杯赛上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时老师和父母的朋友都夸奖我，我觉得我不该混日子，我可以成为一各好学生，不能让别人说笑我。就这样我逐渐成为了一名好学生。仔细回想这段经历，我并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不过是竞赛上的考试题在画报上看过一些。因此比一般同学考得高并没有什么。而它却成了我的转折点。开始了我另一种人生。

中考的成绩并不足以使我进入省重点学校，但金杯赛的成绩使我进入了省重点高中。由于担心跟不上会被开除，高一上学期我疯狂地学习，即使其他人玩的时候我也在学习。除了一些课外兴趣活动，我几乎都在学习。那段时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的成绩迅速升到年级前几名。从此以后，我学习起来便轻松了一些。我个人认为，高一第一学期是万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在高中和初中，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差异很大，而且大多数人中考后玩了一个暑假，即使到了高一也无法进入学习状态，而少数人的努力使成绩一跃居上。而且成绩好了以后，无论是自己的要求，还是周围的目光也都不允许你有明显的退步，正像大家看到的，过了高一第一学期，成绩已经相对稳定了。我劝刚入高中的同学不要放松，让自己一入校便停留在很好的位置上。如果没有以前的基础，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个转折。

高二后，我投入到物理竞赛的准备中去。因为保持高一的那种学习的刻苦精神，在竞赛中付出了更多的汗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在全国物理竞赛中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并进入国家集训队，进而保送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做什么事，都是要以许多为代价的。有一个同学，她的成绩是让人望尘莫及的，我也不明白她何以如此高的成绩。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书桌上放着3本做完的物理精编时，我才感受到什么是付出。其实，古训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我们实力还不够，独自苦学时也正是人“穷”之时，而有朝一日学业有成便能用自己的学识和实力去证实自己，去实现理想了。辛勤地付出则是你达到目标的方法。

梅贻琦的父亲梅臣（字伯忱）只中过秀才，后来沦为盐店职员。梅臣生子女各五人，贻琦为长子，一九〇〇年（琦十一岁）随父母至保定避庚子之乱。秋后返津，家当又被洗劫一空，父亲失业，生活困难。一九〇四年，梅贻琦以世交关系入天津南开学堂读书，成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得意门生。在校期间一直是高材生，一九〇八年毕业时名列榜首，他的名字一直被铭刻在南开校门前的纪念碑上。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

一九〇九年夏，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招考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梅贻琦以优异成绩中取。十月赴美，成为清华“史前期”的第一批学生。抵美后，入吴士脱工业大学（Worsec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习电机专业。在校期间勤苦攻读，且省吃俭用，常把撙节下来的余钱积少成多寄回贴补家用。一九一四年夏，梅贻琦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并被选入“Sigma Xi”（美国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大学生的组织）。在美期间，他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士脱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一九一五年春回国，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九月，即应母校清华之聘来校任教。一九二一年，他利用休假机会再度赴美，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物理一年，一九二二年秋，“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国，继续在清华任教。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的“首席教授”。翌年春，教务长张彭春辞职，师生群起挽留，发展成一场“校务改进运动”，成果之一是从这以后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指定，而是由全体教授公选。四月，梅贻琦被公选为改制后的第一任教务长。

从梅贻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清华人的优良传统令人敬仰；从那位学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清华的希望而令人欣慰。

求知的心是最有生命力的，只有抱定这样一种心态，奔向成功，路上才会多出几道耀眼的风景。

第二章　平和待人，真诚做事

冯友兰（1895—1990）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研哲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教授。1928至1952年，执教清华大学，其间，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1946年应邀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2月回国；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评议会委员；1948年12月在校长梅贻琦离校出走后，被推举为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代表及主席团成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二、三届中央委员。一生著述极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晚年，不顾年迈，用十年时间写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是冯友兰的一位学生对冯先生的印象描写

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学者态度”的话，冯芝生先生的态度可说是十足的学者的了。我向来迷信学者。我常以为凡是号称学者的，一定都是具有虚心、和蔼、浑厚、严肃等德性的人物。可是自从北来后，眼中所见的、耳中所闻的一些所谓学者的，却多半与此相反。他们依然同我们不学无养的青年人一样的轻浮、躁急、尖刻、儇荡；有时且较我们为甚。其能完全合乎我的理想的，芝生先生要算是第一人了。

我和芝生先生初次见面是在考入清华那年。那时，我因为很羡慕他的学问，所以大一外国语文系选修课程中大家所最喜欢选的中国文学史，我却不选，而选他的中国哲学史。但那时我的理想中的芝生先生，却还不是后来见到的芝生先生。我的理想中的芝生先生，是一位穿西服革履，态度很活泼，说话很流利的“摩登”先生；因为那时我所能梦想的芝生先生学不过是出过洋，得过哲学博士的人物啊。然而我后来所见到的芝生先生，却大大的与此不同了。记得那日——我和芝生先生初次见面的一日——哲学史班快要上课的时候，我坐在三院五号教室里，目光时常往外望，静候着和我多年渴慕的学术界名流冯芝生先生一睹丰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我所料想不到的人物。他，冯先生——四十上下年纪——穿的是褪了色的自由布大褂，蓝布，破而且旧的青布鞋——毫无笑容的登上了讲台——坐下——一对架着玳瑁边眼镜的眼睛无表情地呆望着我们约有一二分钟（案：此系冯先生的习惯，每次上课皆如此）——开始说话了。他一这时略带笑容——教我们先把选课学程单交给他，然后满口河南腔的告诉我们：这学期用的课本是他自己编的《中国哲学史》，堂上并无讲演，大家可先把指定参考书看好，如有不明白的，可以在班中讨论。不像别的教授立即宣布下课了，他却翻开他的大著——《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后面，把金岳霖先生所做的“审查报告”念了一遍，又解释了一遍（案：此文前面尚有“审查报告”一篇，系陈寅恪先生做的，其中多赞冯书之语，冯先生从未对我们念过），然后随着铃声下课了。

这一次的见面，芝生先生所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具有俭朴、静穆、和蔼等德性的学者的印象……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冯先生的为人，那就是虚心、和蔼、俭朴，让人倍感其高尚。尤其是他那种为追求学术的更高境界，而不惜献身和为培育下一代而鞠躬尽瘁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这一代学习。

□真诚做事，俭朴生活

真诚、俭朴，这是中华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在清华人的身上得以继承和发扬，也是清华特色的做事方式，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优秀品质。

这是张荫麟先生的一位清华校友写的一篇忆文，回忆张先生生前的一些事。

荫麟生活的俭朴，在朋友中也是知名的。从美国回来，有春冬两套衣服，结婚时也没有添置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爱吹烟，烟不论好坏，只讲究越便宜越好，因为横直是吹，不吸的。在昆明住在我家里的时候，在护国路桥头买百寿纸烟数百包，一包值洋三分。房间里满地板全是纸烟头。有好几次吧，忽然看见有好烟，居然吸了半支，一会儿便撑不住了，说是醉了，一而再，再而三，也满不在乎。胃量极大，一顿能吃半斤肉，时常吹牛，在留美时学会了烹调，在我的北平寓所，自己买了两只子鸡。亲自下厨，弄得满头大汗、半身油腻，到吃饭时，却咬不动，嚼不烂，毫无滋味，大家笑了半天。买了一顶新呢帽，出去作客丢了，下次再买一顶鸭舌帽还是丢了，从此只好不戴帽子。结婚后的第二天出去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看见主人，连忙说对不起，累你久候了，主人莫明其妙，过了好一会，才明白他自己是客人。下午我去看他，正满手是泥，蹲在地上抟土做假山，说是把朋友所送的花圈的花来布置花园，好极妙极。我更正说是花篮，他也觉得不对，可是口头还是倔强，掉口文说：“圈与篮虽不同，而其为花则一也。”朋友闹他给起一外号，叫张文昏公，他无法赖，也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把人家书桌上窗纸上全写满了。他还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当然，我也照样还他一嘴。到今天想来，真不禁热泪盈眶，谁又能料到十几年前的恶谑竟然会成为语，这四年来我几次为他写哀悼追忆文字呢？

荫麟死后的一个月，大公报替他发表一篇遗文，大意是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天下为公恰恰是反面，选贤与能呢，选的是不贤和无能，举出实证，文笔很犀利。王靶生先生似乎还加了一点按语，大意说是因为是死者的文字才能发表吧。

荫麟早年即患心脏病，一登高就心悸，同游华山时，攀登铁索，那闭目摇头的情形，惹得游侣齐声哄笑。死，不料偏死于肾脏病。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坏，穷乡僻壤医药设备坏，病一发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假使没有这战争，假使这战争不能避免，而有一个好政府，或者是不太坏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学者的地位和生活的时候，荫麟那样胖胖茁壮的身体，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

中国的学者如此的希罕，已有成就的学者如此的被糟蹋，被淘汰，荫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遗忘了。

但是，我仔细想想，从荫麟身后发表的文字来看，假如这一年他不死于穷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

先生的死是不幸的，面对现实，先生无能为力，但先生是诚实的，不愿为现实而改变什么，先生的精神是可贵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只要心是诚实的，我们就不惧怕什么。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用一颗诚实的心去对待，因为诚实是立身之本。“在创业的时候，诚实宋信要胜过词藻华丽的广告。把你的事业建立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之上，你最终会取得成功。”

在很久以前，一个买主问一年年轻的黑奴：“如果我买了你，你会诚实地为我劳动吗？”这个奴隶回答说：“不管你会不会买我，我都是诚实的。”

我们不止一次地听人讲过诚实的益处。有些人说，他们曾经因为不诚实得到教训，也曾因为诚实而受到奖励，所以应该诚实。对于那些讲究商业道德的人来说，诚实是第一要义。

清华大学的王君向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学生在学科测试时，用了他在家里提前写好的东西。他私下里告诉了同学们，但他的骗行为不小心被揭穿了。商业数学系的张教授立刻停止了那一堂商业数学课。先生脸色芬白地告诉我们，一定要诚实，声音里充满正气。他告诉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虽然这条道路困难重重，但最终有人会幸运地发现真理。而这个学生却在弄虚作假。在真理的殿堂里弄虚作假，以假乱真！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每个人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记先生那怒斥虚假的话语。

你曾经想过所谓无伤大雅的谎言的害处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无关紧要的谎言。所有的谎言者是不可原谅的。“真理、正直、公平和高贵是永远分不开的”，一个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给他的儿子写信说，“谎言来自卑鄙、虚荣、懦弱和道德的败坏。谎言最终会被揭穿，说谎者令人鄙视。没有正直、公平和高尚，就没有人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功，能赢得他人的尊敬。说谎的人迟早都会被发现，甚至比他自己想象地还要快。你真正的品格一定会为人所知晓，一定会受到公正的评价。”

有个人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人在火车上坐下后，把自己的包裹和行李放在了旁边的座位上。后来，车上人越来越多，车厢越来越拥挤。这时，有一位先生问他旁边的座位是否有人。他说：“有人。那人刚刚去了吸烟车厢，他一会儿就回来。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的。”但这位先生怀疑他所说的话，就说：“好吧，我坐在这儿等他回来。”于是，这位先生把行李和包裹拿下来，放在了地板上和行李架上。这个人怒目而视，付出什么说也说不出来。因为那位在吸烟车厢的人是他编造出来的。不久，这个人到站了，他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但那位先生说：“对不起，你说过这些行李是一个在吸烟车厢的人的。我有义务保护这些行李不被你拿走，因为你说这些行李不是你的。”这个人发怒了，他开始骂人，却不敢去碰那些行李。乘务员被叫来了，他听了这两个人的话后说：那好吧。我来掌管这些行李，我会把它放到这一站。如果没有人认领，那就是你的。乘务员对着那个为了占座位而否认自己行李的人说。在乘客们的哄笑声和鼓掌声中，这个人没带行李就灰溜溜地下了车。他刚下车，火车就开动了。第二天，他拿到了自己的行李。为了霸占一个不属于他的座位，他撒谎了，为此他受到了惩罚。

清华毕业的李女士说：“一个人讲了一个谎言，就不得不接着讲更多的谎言。在他悔悟以前，情况会变得很糟糕。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恶果。一个人如果讲过一个小小的谎言，就会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一个斑点，就像水果刚刚开始变质时的小斑点。一旦你允许自己讲一次谎话，那么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说第二次谎话。”

如果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就有坚定的意志，保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完全真实的，他的每一个诺言都要兑现，如果他把自己的声誉看作无价之宝，觉得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注视着他一样，他不能说一丝一毫的谎话；如果他在人生之初就有这样的立场，那么他会最终获得无上的声誉，获得所有人的信任，成为一个高贵的人。

在南北战争中，当罗伯特·李将军在和一个军官讨论进军方向时，一个农民的儿子不经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原来他们军队要向葛底斯堡进军，而不是向哈里斯堡进军。这个孩子通过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总督阿廷。总督说：“如果我能知道这个男孩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我愿意拿我的右手来交换。”一个下士说：“总督，我认识这个男孩，他不可能撒谎。他是个正直的人。”15分钟后，联邦军队行进到了葛底斯堡，获得了大捷。品格就是力量。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高贵的品格和认真的态度，要渴望真理。

如果人们在商业交易中都很真诚，讲真话，那么双方的合作就不会破裂。商业交易需要双方都做到正直诚实。当人们不再互相信任的时候，就永远不会达成交易了。

□平和待人，充满爱心

这个世界因为充满爱而存在，因为爱而生机勃勃。一个满是爱心的人，会是个快乐的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会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谁都希望自己每天生活在平静和平的空间里，谁都愿意与一个平和的有爱心的人打交道。那么，你自己在做事的时候，是否注意重叠这两点呢？如果没有，就向清华人学习吧。

冯芝生：严正的师者

这是冯芝生先生的一位清华学生写的一篇回忆他的文章：

吴讷孙（笔名鹿樵，六十年代在台湾发表小说《未央歌》，反映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学生生活）曾对我说他在联大上二年级时，有一个时期感到生命空虚，毫无意义，准备自己结束生命。忽然想到要去拜访冯友兰先生，请教人生的真谛。经过冯先生的劝导，吴讷孙改变了他的消极太世的人生观，从此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由此可见，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对青年人所起的巨大感化和教育作用。

抗战八年，在这期间，文科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没有任何出国深造和研究的机会。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清华大学分到两名赴美留学机会。芝生院长为文科各系争到了这两个名额。经过口、笔头考试，哲学系王浩学长（数理逻辑专家）和我考取了。芝生先生对我们寄以厚望，勉励我们勤奋钻研，学成后回清华服务，把清华的文科办得更好。

一九四六年敉，我有幸与芝生先生同船赴美。那条般本是二战时期的运输船，战后改为民用。芝生先生赴宾州大学讲学，并与人合作译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为英文。我则随留学生团赴美留学。九月二日自上海启航，九月十四日抵旧金山。有一晚，在甲板上，芝生先生和我畅谈办外语系之方针。他重视培养中西文学之通才，特别强调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熟悉当代学术研究的方向和成果。他不赞成复古主义和抱残守缺，主张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芝生先生这一办系方针今后将会逐步实现。

在祖国解放前夕，我曾和芝生先生通过数封信。他总是鼓励我学成后回清华教书。我于一九五〇年夏回到了清华。同年秋天，我在清华工字厅与徐述华女士结婚，芝生先生和任载坤师出席了我们的结婚仪式，我们深感荣幸。

我跟芝生先生上一年的课，敢十二分负责的说一句，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不大合理的话，也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很随便地话。他说话时，老是那样的审慎，那样的平心静气。他，我可以说，才算完全地理性的动物。——我平生看见过两个完全地理性的动物：其一是我的母亲，其他便是芝生先生了。芝生先生因为教的是中国哲学史，所以有时也批评胡适之先生。但他的批评胡适之先生和时下一班人的批评完全不一样。时下一班人的批评不是恶意的攻击，便是盲目的谩骂，很少会使我们旁观的人为之心折的。芝生先生不是这样，他是站在学术的立场来批评的。他说：“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共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样的远啊！”（他的话大概如此，我不敢担保有无记错）这个批评对不对，不必我来断定；但我相信芝先生的态度是公正的。有一次，他竟替适之先生当起辩护来。他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来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十多年前说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我在学校内听到的批评适之先生的话，可算不少；但大概都带点酸性。其能完全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出之者，芝生先生真的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在芝生先生的晚年，当我每次探望他时，他总要问起他的老友、我的老师吴宓先生的近况。可见芝生先生对清华的同事和学生感情很深。芝生先生生前说他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却担任清华的文学院院长，而胡适和汤用彤两位先生都是清华毕业的，却先后担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正如芝生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的那样，西南联大继承和姨扬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传统和学风，作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和联大人文科学的最高学术带头人之一的冯友兰先生，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冯友兰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对我国解放前文科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冯友兰先生解放后不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功绩不会被人忘记，将永远载入史册。

梅贻琦：仁爱的师者

在道德作风方面，梅贻琦几乎做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在台湾有人称他为“当代圣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梅贻琦认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傅任敢先生在上面提到过的那篇文章中，比较概括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地，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乎使人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肯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子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学校为幌子而达到了升官发财的目的，我们便知道真爱学校之不易；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大声疾呼地叫人爱国救国，自己却无贡献，或且因而有所获得，便知默默无言地做着爱国工作之难能；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办学的人视办学如做官，视学校如衙门，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便知一个大学校长之有礼地对待一切人们之可贵；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爱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或者爱护其名，放纵其实，甚或利用其实，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教育才有差落。”

不管是严正，还是仁慈，深藏在他们心中的，还是对下一代的关爱。能有一颗爱心来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所有人，面对一切生命，那我的心将是一颗圣洁的心，世界也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清华园，有一种浓重的自由平等的气氛。为人师者更有一个宽宏博大的情怀。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校园中，它无处不在。因为它是清华人的一种精神。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金岳霖先生，它是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一个人：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湖南长沙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毕业赴美留学，先生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2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应清华学校大学问之聘，任哲学系教授，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创办人之一。抗战期间，执教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亦是清华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回北平，仍为哲学系教授。

1949年后，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务。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去，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

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肖珊，曾问过金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课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不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大腿。——火腿是很少人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师者，张教授出解惑也。然舍先生之为师者，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学术上只有高低之分。没有辈份之分，自由平等的精神尤其需要提倡。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肖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重叠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界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英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像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初见马约翰先生，你未必能知道他是体育部教授；初见郑桐荪先生，你也未必敢断定他是教务长；可是，金岳霖先生，你却一望而知他是哲学大师。真怪，无他身上的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儿似的。

眼镜厚厚的，帽子的边沿务求其低下，好遮他眼前的光。有时候西装外面套一件大褂，有时候大褂外面又套一件棉袍。这都有理，不是乱来的。光穿一套西装冷点，你说再穿点儿什么？冬天屋子里的温度比外面高那末许多，所以一进屋必脱掉外衣，可是脱下棉袍后难道光穿短衣不成？所以里面有件大褂预备着。

走起路来总是慢慢地，手中常常提着那个“教授皮包”，口中常含一支纸烟。是的，他很喜欢吸烟，最多忍一小时必须吸一支，所以遇有考试时，他不能监场至两小时，中间总会出去一次吸几口烟。

吸烟确实可以帮助人思考，听说他自己坐在屋子里时，拼命运用思想，想不出就吸烟。谁都知道，金先生的头脑清楚极了，那都是他自己训练出来的。

因为是怀疑派哲学家之故，遇事则以怀疑的态度对付：“靠不住吧？”

讲书时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所以听讲者有时感觉太深奥。其实，今天讲的功课，经过自己的思考，过一天或两天必非常清楚了。即使听讲时有不懂，可是兴趣总是浓厚的。金先生由课堂外面带来了兴趣，逼迫你高兴听他讲话。有时候他把你讲笑了，他都以怀疑的态度问：“笑什么？”

关于金先生，我无须多说，因为只要见过他一面，你立刻你得一个很深的印象，比看这个印象记要来得清楚。金先生生活俭朴待人和蔼，一生都投身于学术研究之中，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端架子，宽宏大度。真心真意地生活，他是清华教师群落中的一个代表。

真心待人，别人就会按纳你

将心比心，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别人也就会用相应的态度来对待你。你用什么样的努力来做事，也就会有相应的结果来回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在待人的时候用真诚的心来付出，别人才会愿意与你共事，才会接纳你。

微笑的作用：

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事，心中有着多大的怨恨，都能够保持着一颗真诚平静的心。并用轻松愉悦的心境都会使你保持快乐，与人友好相处，举止优雅，那么你就会为生活创造一个新气象。

我认识一位女士，在她所到之处，总能用自己的活力和热情景他人。她总为：微笑是无价之宝。于是，每个为她服务或提供方便的人，心中都很舒畅。正是这位女士甜美的微笑使别人心存感动，同样，她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在漫漫人生路上，如果每个人都能用一颗爱心对待别人，以希望代替失望，以踌躇满志代替灰心丧气，那该是多么快意的事啊！即使是报童、擦鞋工、汽车修理工、开电梯的人，我们也不应忘记施予一份热情。当你在买报纸时，让人擦皮鞋时，走出电梯时，或修理完汽车时，面带微笑向他们致意，你会使他们感到如沐春风，觉得你有一付好心肠，并给你最真诚的祝福。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呢？它比那些所谓的要事要有意义得多，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生活也会更加丰富多彩。

不管你拥有什么，都别忘了与他人分享，但要真诚，虚情假意地付出只会使人顿生反感。这个世界最稀缺的东西就是爱心。有一位伟人说过：“一路上播撒你爱心的种子吧，这条人生之路你无法再重走一回。”

我们不防想想：你平常最习惯面带着什么样的表情？是尖酸刻薄、怒气冲冲还是蔑视一切？是冷漠淡然还是不耐烦？是粗暴还是贪得无厌？在与自己的下级和同事相处时，是反复无常还是略带忧郁？或者，你总是面带微笑地乐于助人？其他人是以笑脸迎接你呢，还是一见你就回避而恐不及？如果有人一见你就浑身不自在，那简直太不幸了。

有们每天面带什么表情生活，是关乎自己与他人的大事，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我曾在一个人的手下做事，他总是面带微笑，以笑脸应对生活和工作，这是他的一笔巨额财富。不管他遇到多么令人气愤的事，你从来不会从他的脸上看出怒容，即使心中的愤怒像即将喷发的火山一样，他的脸上仍然露出安说的神情和快乐的笑容。他的嘴角总是微微扬起，好像自己又听到了什么好消息，迫不急待要与你分享。

许多人都想知道他的成功秘诀。他们认为，他的能力一般，殊不知，正是他那始终挂在脸上的迷人微笑帮了他的大忙，为他赢得很多朋友，客户也很乐意与他打交道。

真诚而机智的与人合作

大凡有成就的人，差不多都是与人合作的高手——别小看合作这件事，想一想自己为什么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成功？分析起来差不多都是因为在“合作”二字上出了毛病：一是压根没有人找你合作，可能因为你在别人心目中的能力、信誉和影响力尚且不足，别人想不到你；二是你自身的信誉可能确实有些问题，让别人产生了某些怀疑；三是因为缺乏合作意识和合作技巧，使你经历过几次失败的合作，这将对你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这样，你即便主动去找人合作，别人也可能心有疑窦，不敢轻易与你携手，你也可能因此而丧失成功的机会。

所以，成功的合作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似乎只有少数人有过愉快而成功的合作，大多数人都在合作过程中因为不能正确和技巧地处理彼此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而闹得分崩离析。也许这便是成功者只占少数的原因。

那么，你怎样才能使别人愉快地与你合作呢？

你相信自己的主意，胜于相信别人用“银托盘”奉献的主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还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呢？你首先提出建议，再让他人作出必要的结论是否更好些呢？

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州当州长的时候，和那些政治活动家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成功地进行了不合他们心意的改革。他是这样获得成功的：每当任命一个人担任什么重要职务的时候，他总是邀一些政治活动家共同商讨。“首先”罗斯福说，“他们会推荐明显不适宜的候选人。我对他们讲，任命这个人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因为社会舆论通不过。随后，他们又向我提出另一个人选，但对这个人既不说出他的长处，也找不到他的短处。通常我就说，舆论界不希望这种人占据这个位置。我请他们另举贤能。第三个候选人比较合适些，但仍不完全合适。最后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并请他们再考虑一下，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我自己选中的那个人。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的同时，我宣布了对这个人的任命。我对政治活动家们说，为使他们满意我是尽和而为了。现在该轮到他们助我一臂之力了。他们也没有忘记我对他们的帮助。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支持了我提的候选人。”

每当罗斯福任命谁担当重要职务时，他总是让政治活运家们感到这是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候选人，体现了他们的意图。

威尔逊当总统时，爱德华·豪斯上校对美国的内外政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威尔逊向上校征询意见多于自己的内阁成员。

这位上校运作何种手段使得他对总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和总统关系密切后，”豪斯说，“若想要他相信某个想法是正确的，最好不过的办法就是向他顺便说出这种想法，这样能使他对此感兴趣，使他觉得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当我第一次这样做时我就发现此种办法意外地有成效。我曾到白宫极力劝导总统承认他所赞成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几天后竟听到总统把我的观点当作他自己的观点说了出来，真使我感到惊讶。”“这不是你的想法，而是我的想法。”豪斯是否会这样打断总统的讲话呢？当然没有。他很机智、灵活。他不需要夸奖，他要的是效果，他能使威尔逊总统把他的意见当作总统个人的意见，更有甚者，他竟然大声夸耀威尔逊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我们要牢记，每天同我们打交道的人都同样存在着威尔逊的这种弱点，因此我们要像豪斯那样为人处事。

交际就是要与人合作，所以在交际中需要掌握方法，不过不要失去一颗真诚的心，因为只有只有用真诚的心去对待别人。才能得到真诚的回报。

第三章　用行动战胜困难

■人生范本：华罗庚不怕挫折，迎难而上

华罗庚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父亲是个小小杂货店的店主。

他的学历，不过是初中毕业，另外加上在职业学校读过一年半，未毕业即因交不起学费，而被逼退学。而且他在20岁那年，还因一场伤寒病而变成瘸子！

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是一个瘸了，如果他稍为少一点毅力，那就必将是庸庸碌碌过这一生了。

但他通过自学，却变成了大数学家，这还能说是“平凡”么？

华罗庚无疑是数学的天才，但他的“天才”也是经过磨炼，“锋芒”始显的。

你大概想不到，这大数学家也曾在数学这一科考试不合格吧？这是他读初中一年级时候的事情。香港作家梁羽生曾问他是不是因为他曾触犯那位老师，老师故意不给他合格，他说：“不是，我小时候是很贪玩的，常常逃学去看社戏。试卷又写得潦草，怪不得老师的。”

经过这次教训，从初中二年轻开始，他就知道用功了。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升学。1927年春天，华罗庚到了上海，考进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读职业学校的费用虽然较少，一个学期（半年）的膳费和杂费也得50块洋钱。华罗庚因是清贫学生，申请免交学费已得学校当局批准，但膳费是必须自己出的，他的父亲已经十分贫穷，这50元是再也筹不出来了，于是华罗庚虽然只差一个学期就可毕业，还是被迫退学，回乡帮父亲料理那间小小的杂货店。

一个数学天才难道就要在杂货店终其一生么？不会的，有志者事竟成。华罗庚借来一些数学书籍，开始他的自学了。

但阻力马上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看不懂数学书上那些古怪符号，对儿子大发脾气：“你看这些天书做什么？书又不能当饭吃，还不赶快招呼顾客？”多年后西方一本数学杂志刊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华罗庚，抱着几本破书，被拿着烧火棍的父亲追得满屋子地团团转。父亲威胁儿子，要他把数学书扔到火炉里。

杂货店生意不好，他父亲帮人收购蚕丝，白天收购，晚上算账。有一晚算错了1000多元，算不清明天就不能开工。华罗庚说：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父亲不相信儿子有这本领，但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心情，把两大本账簿交给他。结果华罗庚牛刀小试，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算清了。父亲一看，学数学果然有点用，这才不再阴止他学数学。

之后，华罗庚的数学天才被王维克看中，推举他在金坛中学当了教师。他不过是初中毕业，竟然在中学当起教员，虽然只是教补习班，亦已有人看不顺眼了。王维克和当地士绅的关系又不好，于是一班士绅联名向县教育局控告王维克“十大罪状”。“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也成为王维克的十大罪状之一。那位教育局长似乎还颇明事理，他批下来说：“学生焉得为私人，受控各节，大致类此，不准。”

不过王维克虽然官司打赢，但他不堪排挤，又来一次指袖而去。华罗庚的补习教员也干不成了，不过学校仍然用他做会计。“运气”才好了不过一年，第二年又变坏了。19岁那年，华罗庚母亲因病逝世，他自己也染上极其可怕的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

这场大病，从旧历腊月廿四日开始，足足病了半年。请来的老中医对他父亲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

但终于“奇迹”出现，他并没如医生断定那样夭亡，到了第二年端午节那天，他终于能够起床了。这“奇迹”或许正是由于他那顽强的求生意志，才能战胜死神吧。

但可惜“奇迹”的出现也未能使他恢复如初，而是造成了一个“终身缺憾”。他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从此，他是必须扶着拐杖走路了。金坛中学会计的职位当然也丢了。

对一个有残疾的人来说，谋生都有问题，还能够“梦想”攀登学术的高峰么？

他变成跛子，但并没有倒下去。他在数学书籍中发现了广阔的天地。

多年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我别无他选。学别的东西要到处跑，或者要有设备条件，我选中数学，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

于是他就凭着一支笔，一张纸，和从王维克那里借来的几本书，后来又添上了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每天在杂货店关门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管家人的埋怨，苦读、钻研。

他好学，又能深思。读过的书在他脑中由繁化简，真正做到了触类旁通。这种自学的锻炼，造成了他一种独特的本领，研究问题，一抓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经过了5年的自修（从16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学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熊庆来坐在他的数学系主任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看完这篇文章，他抬起头来，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有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就这样，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1931）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在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床，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留学了。

华罗庚到达剑桥地，适逢系主任哈定在加拿大避暑，他根据维纳的推荐，临行时嘱咐其代理人说：“东方的华某在此，可以告诉他，由于他的著作很多，一年时间即可完成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听了这个“优待”时说：“我此来的目的，并不在于用多少时间得什么头衔，我的志愿是在数论和分析方面，都得到深造的机会。我想先听权威学者关于数论方面的课，再用若干时间听分析方面的课，这样，两方面的精华我都能取得，然后研究以‘分析’来解释‘数论’，再以‘数论’来阐发‘分析’。”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出色地解决了一个个当时著名的难题，如“华林问题”，“泰利问题”等，并写了20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提他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

□从逆境中奋起

假如真有上帝，天下会像天堂一样，人间会处处洒满阳光。然而，理想与现实相差太远，这个世界上苦难太多，我们的生活中压力太大。谁来拯救自己？奇迹该怎样发生？无数的人有无数的困惑，无数的追求有无数个答案。而成功者选择了这样的道路：从灾难中爬起，从废墟中新生。只要点燃了自己那熊熊的生命之火，辉煌的成功大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

我非常佩服香港董建华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拼搏的吧！1982年，船王董浩云去世，作为长子的董建华理所当然地成了董氏家庭的掌门人。但是，落在董建华肩上的却不是荣誉的掌声，而是灾难与空前的压力。

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对亚非拉的产品需求枯竭。整个欧洲、美洲经济接近萧条状况。

世界航运业的衰败也于1982年彻底表面化，巨大的灾难降临到刚刚接管东方海外集团不久的董建华头上。

最让今天的人们扼腕叹息的，就是叱咤风云的船王董浩云当时并没能预见到这一点，反而去大规模扩充船队，从而使董建华身上的重债不堪重负，几至折戟沉沙。

首先是船价大跌。这使董建华名下的财富大幅度“缩水”，其资产净值在1982年为25.1亿元港币，到1984年则只有18亿港元。

公司的业绩同时也一落千丈，在船只吨位严重过剩的状况下，想卖船也不是容易的事，没有人肯在这种背景下买船，把负担往自己身上压。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982年，尽管董建华用尽一切办法进行补救，但财务危机之漩涡还是将董氏家族卷入了其中。这个时候，他不仅欠银行的钱还欠股东的钱，欠日本造船厂的钱。据说，董家所欠的钱和奥地利的国债一样多。当时汇丰银行是董家最大的债主，仅此一家，董建华名下的债务就高达百亿港元。这意味着每年5亿元的利息。最高时，有人统计，董建华欠债达28亿美元，也就是说250亿港元。想想吧，背负这么重的负担，怎能不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试想一下，150多个债权人接连不断上门的状况是何等苦楚；说服债权人和银行不要冻结资产，让他有个翻身机会，该需要多大的勇气，该忍受多少的白眼和冷面孔；有进连续和债主开会，打20多个小时的电话处理纷乱的事务，又该是多么艰辛。何况那是在业绩低落的情况下，还要面对美国轮船公司低价抢货的挑战。内忧外患一起涌来。

让董建华倍感凄楚的还有世态炎凉。当董建华随着事业处于巅峰的董浩云周游世界时，所爱的待遇是何等荣耀，然而，当他身处逆境时，无情的商场给董建华尚存的天真上了毫不容情的一课。

债台高筑，债主盈门，尽管董建华用尽浑身解数，游说各方财团，想尽一切措施，如出租轮船，减少船舶数量甚至变卖分公司，但东方海外的财务始终没有起色。1985年9月，伤痕满身的董建华无奈宣布：东方海外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停牌，待债务重整后再行复牌。

正在此时，日本的东绵承造商社对摇摇欲坠的董氏大厦进行了最后的打击：货柜船必须要按时交货。

这一打击是致命的：若不及时付款接船，董氏家旅族将被迫清盘。

董氏大厦自身已难支撑，平衡已被打破。若无强援，必将倾覆。

1985年，董建华的事业似已走到穷途末路。虽然采取了降低成本、降低压力的多种手段，但对于奄奄一息的东方海外来讲却收效甚微。如同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其自身免疫系统根本应付不了凶猛的病情，一般的医生也束手无策，只有等待扁鹊、华佗之类的神医了。

汇丰银行是董家最大的债权人，据说，董家的欠贷高达100亿港币之巨。看到董建华苦苦奋斗，却周身是债，自救乏力，汇丰银行决定冒一次险。1985年9月，汇丰银行在会同中国银行向董建华贷出1亿美元的备用贷款，解救他被人起诉的燃眉之急后，决定再以新船为抵押，帮助董建华度过日本人这道难关。

就像失血过多的病人得到了血液补给一样，东方海外算是躲过了清盘厄运，然而大病未愈，积重难返。若想有所作为，非得再有带造血功能的“营养”补允才行。然而，有谁会再帮助董建华呢？

1986年3月，与董浩云私交甚笃的大富豪霍英东伸出援助之手，这对董建华来说，无异是久旱逢甘霖，无异于雪中送炭。

霍英东这笔救人于危难的注资，给东方海外带来生机。董建华宣布，重整公司债务。

董建华拿出了全部家产，全部注入重新组合的董氏集团。

董建华首先要做的，是说服150多个债权人同意他的重组方案。为此他不惜将全部资本投入重组后的公司，而把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交到债权人手中，自己实际上成为公司的高级“打工仔”。董建华的决定以及其行动时的坚定，征服了所有债权人，他们同意了董建华的决定。从1985年开始的公司债务调整，直到1986年5月17日这天，董建华宣布设立一家新公司——“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持有东方海外65%的股票，余者为霍英东名下的公司所持有。

这次重组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1987年才结束。这两年是董家最难挨的一段时光。股票被迫停牌，公司控制权落入他人之手，公司欠债达26.8亿美元，预计要到2002年，公司才有可能夺回控制权。不过，希望也在增加。1987年，东方海外股票恢复上市买卖，公司业绩不再下滑。

80年代末，世界航运业开始复苏。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繁荣，航运业、造船业再度繁荣。东方海外挟重组之威势，抓住时机，度过了难关。到1990年，公司的亏损额度已由26亿美元下降到600万多美元。1994年9月，东方海外的股东们在9年之后首次获得股息，董氏家族也完全取得了企业控制权，控股比例超过50%，董氏家族这才真正重见天日。

东方海外，如今已经极其壮大，其资金逾百亿港元，经营24艘货柜船，办事处遍布145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底营业额达到16.7亿美元，雇员达3000人。

1995年12月13日，香港港口热闹非凡。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货柜船“东方海外香港”号举行下水典礼。李嘉诚、陈方安生参加剪彩仪式。笑容满面的董建华以新船王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

东方海外的业务也在不断地发展。1996年，它与美国总统航运、日本大阪三井、马来西亚国航运、英国渣华邮船联手，开辟亚洲至西北欧航班轮运。和总统航运、大阪三井开辟东亚、南亚至美国西海岸航运，与太平洋船务合作开辟南亚至奥大利亚航运。同时，董建华吸取父亲的教训，开展了多样化经营，在房地产、酒店业、食品业、货包业等方面投资，于分散投资内险中求多样化共同发展。

董建华重新树立起了他的船王地位。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董建华又被推选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从而书写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华章。

从逆境中奋起，这才是强者的作为。横逆穷困是锻炼豪杰的一把炉锺，能受其锻炼者，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者，则身心交损。

□面对失败，自强不息

失败是一种痛。在遭遇失败后，痛定思痛，唯有自己挽救自己，自强方可生机不断。

种种事例，举不胜举，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危机不可怕，困境不可怕，只要你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对待生活，机遇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失败是成功之母

美国商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如果从未破产过，那他只是个小人物，如果破产过一次，他很可能是个失败者，如果破产过三次，那他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失败往往是胜利的开端，当我们遇到小挫折时，我们能非常理智地对待：吸取经验，重新开始。但当大的挫折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就往往会惊慌失措，甚至从此一蹶不振。事实上，失败的经历不仅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而且会给你增添新的前进动力，善于利用失败者不仅能卷土重来，面且可以更上一层楼。

失败是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学习机会。成功固然可喜，但失败中才能更清晰地反映出我们身上的弱点。

失败也是磨练意志、培养坚强品质的宝贵时机。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我们往往因缺乏锤炼而败下阵来，而失败则为我们提供了锻炼意志的宝贵时机。

失败交给我们选择权，福特与艾柯卡之间的事便能说明这个道理。福特开除了艾柯卡，同时也造就了艾柯卡，否则的话，他会因在福特总经理宝座上坐得太久而腐烂。确实，如果不是这次失败，艾柯卡最多只是以一位优秀管理者的身份载入史册，而不是作为“美国最出色的企业家”。

因此，失败不可怕，失败之后不能将自己的经验升华，使它在你生命中不具有新的价值，这才是最可怕的。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塑造自己，包括四个阶段：（1）失败是有原因的

清华的经济学家李教授将失败的原因分为九类，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自己。

①缺乏交选举才能。你应该认真地反省一下，你是否缺宪法交际才能，交际才能包括“等人不要淡漠”、“善于听取话中之话”、“善于提出和接受批评”、“情绪要稳定”。

②不能适应环境。最大的成功要求个人的能力、个性、风格和价值观与工作环境的文化相吻合，由于个性、价值观念而影响事业的情况不胜枚举。

③没有尽全力，有人害怕失败，失败的阴影总是笼罩着他们，所以从不舍身冒险，其实这样反而增大失败的可能性。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自信，要想成功，心目中首先要有一个成功的自己，这个内心形象能激励你去闯自己的路。

④没有把握机遇。不能否认，机遇对于一个人的事业相当重要，如果把握不住，因之失败是完全有可能的。

⑤自毁行为。许多人明知自己的某种表现会导致失败，却控制不住自己，一犯再犯。自毁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心理因素：他们害怕为成功而努力，想以“自毁”作为退却的借口，消灭自毁行为首先要认识它，正视它的心理动机。

⑥没有专心做一件事。这是很多聪明人致命的弱点，他们大起大落，干了许多事，结果一件没干好。这也是冒险家的常犯毛病，他们一旦成功后，就以为自己可以点石成金，往往不作准备，盲目出击，招致失败。

⑦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性别、年龄歧视往往是失败的原因，而且作为牺牲品，个人往往无能为力。但是，你可以认识、预见这个问题，主动采取措施避免它。

⑧不会管理。人们都是从一个具体环节开始他们的事业的，但是，取得成就的人最终会升到一个需要管理别人的位置，关键是要能及时认识到这种转变。或者拒绝它，请别人代为管理，或者进行学习，了解该如何管理他人。因此而失败的人大多数是没有及时调整自己，仍然用习惯了的技术工作的方式进行管理工作。

⑨踌躇不前。你明知应该行动，却迈不开步子。你或许感到自己将被提升，或许感到情况会恶化，理智告诉你必须改变自己，而你却不能，这是许多失败者的弱点。踌躇不前意味着让环境操纵你的事业，解决的办法是具有明确的目标并敢于承担风险。（2）找出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第一步，也是我们从失败中学习到的最基本的东西。而失败能为我们带来的最大转机，是它赋予了我们一个重新进行选择、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

失败是对事件的评判，在你从失败中汲取力量，重新驾驭自己的生活时，不仅要学会客观地寻找失败原因，尤其重要的是，要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过去，从中寻找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一位乒乓球运动员在谈及失败时说：“不知怎么，在我们心中输的感觉都比赢的感觉更强烈。”任何一名运动员都明白这点，都必须搏击这种情绪。你可能打了10个好球，失了最后一个，结果你记住的不是那10个好球，而是最后一个，当时的情形在你脑海里反复显现，心中也就越记越牢。我们都这样把输看得比赢更重。诀窍是重新调整心中的事件，赋予它们同等重要的机会。

一位著名的报纸发行人经历了几年的失败后，她决定创办一个全国性杂志增刊，专门讨论伊朗与心理的问题，为此她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得到的却是无休止的挫折，正在她处于困难境地，设法解决下一个怎么办的时候，一家大报社提出愿意考虑她的设想，并提供大规模资助。这个消息令她欣喜万分。但是，报社董事们研究了她两次杂志的样本，多次与她会晤，经过多方考虑，还是没有接受她。

但她不仅承受了这次失败，而且感谢报社董事们，是他们帮助她进行了一次艰难的选择，她认为：

当谈判失败时，一切都非常清爽，没有沮丧，因为我确信这是最佳机会，既然没有谈成功，我再也不抱希望在两三个月内实现梦想了。“为了成功，我尽了全力，并且不抱怨什么，只是心中感到，办杂志的事就此结束了。”

她开始写求职简历，结果否定了她的杂志的那家报社任命她为专管销售和交际的副总裁。他们意识到：她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洞察力。他们虽然不要她的杂志，却要她本人。

她并不将花在办杂志上的两年视为失败：“我认为那两年相当于运动员用于训练的时间。我成了一个坚强的人，我不把事情都看作障碍。”“头脑中保存着想象中的成功，这使我扩大了交际范围，接触了许多人。回想起来，我那时学到的每一点都为我今天从事这项新工作奠定了基础。”

用最好的意愿去揣度一切，这种方法确实行之有效。在任何时候都努力促使“正面结果”的产生是利用失败的最有效的工具。（3）重新确定奋斗方向

失败有时并不是由于你的能力、学识的不足，而是由于你错误地选择了目标，而失败正是给了你一个重新思考、从错误中解脱的良机。

美国著名的不动产经纪人安德鲁最初是葡萄酒推销员，刚得到这份工作时他非常满足，因为他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于是他认为自己的目标就是“卖葡萄酒”。最初他为一个卖葡萄酒的朋友干活，接着为一名葡萄酒进口商工作，最后同另外两个合作办起了自己的进口业务。这并非出自热情，而是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为什么不？我过去一直在卖葡萄酒。”

生意越来越糟，可安德鲁还是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直到公司倒闭。他不改行，是因为他不知道还能干什么。后来，他终于失败了。

事业的失败迫使他去上一门教人们如何开业的课，他的同学有银行家、艺术家、汽车修理工，他逐渐认识到这些人并不认为他是个“卖葡萄酒”的，而认为他是个“有才能的人”、“多面手”，他们对他的看法使他抛弃了原来的目标。

他开始猛醒，仔细分析，探索其他行业，检查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最后，他选择了和夫人一起开展不动产业务，使他取得了推销葡萄酒永远不能为他带来的成功。

许多职业专家认为，一个人一生中至少要经过两三次变换，才能最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特长的事业。

生活往往假失败之手，迫命名你进行这一次次的探索和调整。然后方让你走向成功。（4）要有新思想

失败将我们推到一个转折关头，我们的任务是作出下一步的打算。如果仍然以过去的思想来看待将来，完成这一任务将是无比困难的，探索示知世界需要的是新鲜的思想，即运用崭新的思维方式去发现选择的机会，扩大你的选择范围，获得进行新的选择的机会。可以采用：

①循环利用你的才能。许多人将工作视为一向固定的、不可转移的东西。其实，你过去的工作是多项技能和多种经验的总结，可以在其它地方进行组合，重新加以利用。

福克斯公司的制片人里尔的事迹便限能说明问题，在一次失业后，他确信自己的事业从此结束了，因为他认为拍电影是自己唯一能干的事业。一天，里尔偶然碰到一位老同事，这位朋友认真地为他进行了分析：“你有很多本事，首先，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向总部的家伙们出售电影计划，你是个了不起的推销员。而且，你总能为自己的电影写出最佳广告，在紧要关头，搞宣传写作，你有作家的能力。除此之外，作为优秀制片人，你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如今，里尔成了一名优秀的电影宣传作家。

②将工作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大部分人都将工作视为严肃的事情，进行事业选择时，往往忽视乐趣、嗜好、消遣。实际上，工作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娱乐，如果你觉得自己在业余爱好上富有创造性，那么，失败其实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试着将你的爱好与事业结合起来。

③自己创业。在事业失败时，放弃所有顾虑，放手一搏，反而可能成为伟大事业成就的契机。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有人曾进行过调查，发现最先富起来的是这样两批人：一是最早的个体户，他们大多是待业青年，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为社会中最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升的一批人。另外一批是当年的老三届、知识青年，他们也满怀壮志，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技术能力、知识结构上都有缺陷，因此，成为较早“下海”进行创业的人。当然，这些现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它们说明一个道理：失败让人无所畏惧，以便更勇敢地捕捉机会。

所以，失败并不可怕，你要有重新面对生活，重新走向成功的勇气。认真地认识一下自己，反思一下过去，失败是成功之母，树起信心，重新前进吧，你正在走向成功的路途中。

□度过劫难，创造辉煌

劫难是比困难还“难”的困难，是比逆境还“逆”的逆境。如果度过了劫难，下面的路途上，肯定会有鲜花，会有辉煌。

1966年，在全国爆发了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在劫难逃，教育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清华大学既有令人痛定思痛的严重教训，也有在逆境中的愤起抗争的苦斗。

动乱骤起，蒋南翔校长被迫停止工作，学校各级负责人、教师受到严重迫害，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陷入全面瘫痪。清华园再次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接管了学校的全部工作，进行所谓的“斗、批、改”，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从1969年5月起，3000多名教职工被送往江西鲤鱼洲农场接受“再教育”。迟群等人假手清华炮制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所谓“经验”，违背了教育工作的规律，在国内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清华大学自1966年夏停止招生后，于1970年下半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从1970—1976年，招收了六届“工农兵学员”共16995人。由于入学不经过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很难保证教学质量。但是清华师资力量强，教学态度认真，虽然当时政治运动不断，教师仍然以其高度的责任心和渊博的学识把他们带进治学的门径。

在那动乱的年代，清华教职工从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出发，从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出发，对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和“四人帮”摧残教育事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多次抵制，在逆境中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清华大学一代代学子形成的优良传统，进行了艰苦而顽强的奋争。

在“文革”在风暴到来之前，1964年春节座谈会后，清华大学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努力稳定局势，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顶着风浪前进”，“为生存而斗争”。

十年动乱中，蒋南翔校长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一个教育家坚持真理的勇气和骨气。迟群等人炮制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在当时曾被视为金科玉律，但蒋南翔不顾个人安危，实事求是地对这篇文章逐段写上批语，把谁也不敢公开冒犯的“金科玉律”批得百孔千疮。

1972年前后，以何东昌、艾知生、滕藤等同志为代表的清华大学教育工作者挺身而出，为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进行了艰苦的努力。

1975年，原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联名上书告发迟群等人肆虐清华的劣迹。

这一次次的抗争与苦斗，招来了进一步的迫害。广大的教职工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顶着各种压力，克服各种困难，认真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教学科研工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教学方面，力求使学校工作能符合教育规律，对文化程度低的学生集中补习文化基础课，恢复基础课教研组和实验室工作。在培养“工家兵学员”的同时，对“文革”中留校的青年教师补习数学、物理、外语等基础课，开粉了固体物理、激光、物质结构和催化等四个研究班，培训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电机工程专家高景德教授，从生产实际出发，写出了在理论上颇有创见的专著《串联电容引起的电动机自激》，为江西、青海、山西等地的电力系统和石油化工系统解决了若干重大技术理论问题。其他如黄河泥沙研究、130系列计算机和高压钠灯的研制、我国钍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预应力混凝土压力壳的研究等项目，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76年10，正义的力量粉碎了“四人帮”，清华大学迎来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再次出现勃勃的发展生机。

有些劫难是无法避免的，但劫难中我们也要保持自强的品性。不能因之屈服或消沉萎靡。清华做到了这点。

□不怕挫折，走向成功

挫折没有劫难振憾人心，但它给你提出的却是连续不断的“问题”。劫难如同高考，会主宰你将来的命运，而挫折却如平时小测验，测验多了，你的成绩也体现着你的水平。

人们对成功者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然而，我们更应该鼓掌的是成功者们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的进取之心。正是因为有了进取之心，才使我们能够领略到成功者的风采。

威廉·波里索曾经这样说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拿来算做资本。任何一个傻子都会这样做，但真正重要的事是要从你的损失里获利。这就需要有才智才行，而这一点也正是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傻子的实在区别。”

波里索说这段话的时候，刚在一次火车失事中摔断了一条腿。卡耐基认识一个断掉两条腿的人，也是一位从不幸中顽强崛起的好汉。他的名字叫班·符特生。卡耐基是在乔治亚州大西洋城一家旅馆的电梯里碰到他的。在卡耐基踏入电梯的时候，注意到这个看上去非常开心的人，两条腿都断了，坐在一张放在电梯角落里的轮椅上。当电梯停在他要去的那一层楼时，他很开心地问卡耐基是否可以往旁边让一下，让他转动他的椅子。“真对不起，”他说，“这样麻烦你。”——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一种非常温暖的微笑。

卡耐基非常欣赏这个跛子，于是去找他，请他说说他的故事。“事情发生在1929年，”他微笑地告诉卡耐基，“我砍了大堆胡桃木的枝干，准备做我的菜园里豆子的撑架。我把那些胡桃木枝子装在我的福特车上，开车回家。突然间，一根树枝滑到车上，卡在引擎里，恰好是在车子急转弯的时候。车子冲出路外，把我撞树上。我脊椎受了伤，两条腿都麻痹了。那年我才24岁，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走过一步路。”

卡耐基问他怎么能够这样勇敢地接受这个事实，他说他当时充满了愤恨和难过，抱怨他的命运。可是时间仍一年年过去，他终于发现愤恨使他什么也做不成，“我终于了解，”他说，“大家都对我很好，很有礼貌，所以我至少应该做到的是，对别人也有礼貌。”

卡耐基问他，他是否还觉得他所碰到的那一次意外是一次很可怕的不幸？他很快地说：“不会了，”他说，“我现在几乎很庆幸有过那一次事情。”他告诉卡耐基，当他克服当时的震惊和悔恨之后，就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开始看书，对好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喜爱。他说，在14年里，至少念了1400多本书，这些书为他带来崭新的境界，使他的生活比他以前所想到的更为丰富。可是最大的改变是，他现在有时间去思想。“我能让自己仔细地看看这个世界，有了真正的价值观念。我开始了解，以往我所追求的事情，大部分实际上一点价值也没有。”

看书的结果，使他对政治有了兴趣。他研究公共问题，坐着他的轮椅去发表演说，由此认识了很多人，很多人也由此认识他。后来，班·符特生——仍然坐着的轮椅——成了乔治亚州政府的秘收长。

卡耐基在纽约市办成人教育班时，发现很多成年人最后的遗憾是，他们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似乎认为没有接受大学教育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卡耐基知道这话不一定对，所以他常常对这些学生讲一个他认识的人的故事，那个人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他家里非常穷苦，当他父亲过世的时候，还得靠他父亲朋友们募捐，才把他父亲埋葬了。父亲死后，他母亲在一家制伞的工厂里做事，一天工作10个小时，还要带一些工作回家做到晚上11点。

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这个男孩子，曾参加当地教堂举办的一次业条戏剧演出活动。演出时他觉得非常过隐，因而他决定去学演讲。这种能力又引导他进入政界。30岁的时候，他就当选为纽约州的议员，可是他对这项责任却一点准备也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研究那些要他投票表决的既冗长又复杂的法案——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法案就好像是用印地安文字所写的一样。他怎么也无法把他们弄明白。在他当选为森林问题委员会的委员时，他觉得既惊异又担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讲过森林一步，对森林的问题一无所知；当他当选州议会金融委员会的委员时，他也很惊异而担心，因为他甚至不曾在银行里开过户头。更别说要他去做金融管理了。他当时紧张得几乎想从议会里辞职。在绝望之中，他下决心苦读，把他那天知的柠檬变成一杯知识的柠檬水。经过不断的努力，他终于从一个当地的小政治家变成一个全国的知名人物，而且《纽约时报》也称呼他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市民。”

这就是艾尔·史密斯。

当艾尔·史密斯开始他那自我教育和政治课程10年之后，他成为对纽约州政府一切事务最有权威的人。他曾4度当选为纽约州长，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1918年，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6所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和哈佛——把名誉学位赠给这个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

艾尔·史密斯亲口告诉卡耐基，如果他当年没有一天工作16个小时，化负为正的话，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所以，你若处于置逆境中时，不应当惧怕，而应喜欢这个环境，努力在这个环境中锻造自己，这样在以后的奋斗历程中，你就能较容易地越珲一个个障碍，顺利地步向成功。

第四章　自强不息、做事严格

■人生范本：陈寅格

严以律己

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是其中最有趣的的要算陈寅格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教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有一位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美国着棉裤、足下蹬丰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格先生了。

进清华后，和同乡们闲谈，偶然提出了一个“谁是清华最好的教授”的不大聪明的问题来。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答应了“陈寅恪先生”——一个刚被我认识的名字。这几个同乡都是有眼力有识见、而且都跟着陈先生上过课的人。他们的话，我自然相信。但奇怪的是，不但同学们对陈先生这样地推崇，就是教授们也一致的推崇陈先生。每回我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辄看见冯芝生先生很恭敬的——好像徒弟对着师父那样的恭敬——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路，一边听话，直至教室门口，才相对的打了一个大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很使我们感觉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因此，我便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像陈先生那样的人，在现在一班自命站在时代前线的人的眼光中，大概是再落伍也不过的了；但是为什么他又是那样的伟大呢？我想也许就是因为他肯落伍，肯不跟着一班只会呐喊不会做事的人去抓住他们的所谓时代精神，所以才这样的。这便是先生的精神，先生不声不响地做学问，不为名昨，严格地奉行着自己的准则。

先生为人在各个方面从不特殊，旧日清华的教授大多数每年开两门课。当时先生开两门课不特殊，也特殊。先生自少年时即体弱多病（见先生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七）关于寅恪之婚姻（补文）》，石泉整理，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八年中，颠沛流离，温饱都成问题，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教学研究不辍。后又远渡重洋，双目失明，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在这样情况下，以超人的精神意志，坚持开两门课，似不特殊，实特殊也。

一次午饭后，先生命我去中文系，请中文系安排他授课的时间，他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当时，先生是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从我和先生见面后几个小时，看到先生双目失明和健康不佳，内心一直感到凄苦。听到先生的话，我冒失地说：“您身体很弱，在历史系讲一门课已经够累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讲课？”先生看了乍我，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就这样，先生开了两门课。“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朴素的语言的内涵是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是真理。先生是义宁陈氏忠义之家的第四代，渊源于贤者之门，不是偶然的。

我在记述一九四六年寅恪先生在清华讲授两门课，又联系到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讲两门课的情况，旨在说明先生一生的教学都是如此。他的教学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晋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不同，每次内容都是新的。先生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丝毫不苟。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先生备课讲课时，我始终在他身边，为他读通鉴和多种史籍，检视史料；他口授我抄写讲课纲要，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史料。一字之误，他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先生极为劳累，他用他的生命去作他认为应作之事，他认为平常事，这就是先生所说的“怎能不干活”的深刻涵义。先生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的后四句云：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人”之典出于荀子劝学篇，荀子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何谓为人，即读书为了给别人看，得到吹捧，自吹自捧，得名得利，得到各式各样的官，头戴各式各样的高帽子。何谓为己，即“读书不肯为人忙”，先生有正确的解释：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谤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文所云读书为了得到吹捧，为名为利，是俗谛；上文所云先生忠于教学职守，是真理的发扬，下文谨述先生求真实供鉴戒的史学思想，是极高的史学研究造诣，也是真理的发扬。就先生而言，前者属于做人，后者属于治学；前者为高尚道德品质，后者为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二者同源一体，不可分割。不学习和了解先生的做人及其质直的思想感情，就不可能了解和学到先生的治学和学术成就。

先生的一生都是在自强不息的奋斗，靠着这种精神才在学术上取得了成就，三心二意是不可能求得真才实学的，如今还有谁肯像先生那样做学问呢？

先生讲授唐史备课要使用通鉴、通典、两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多种史籍文献。前四种书，先生指定他要听读的部分，要我事前准备。后三种书和其他有关的书，需要时先生命我检阅。大书桌旁摆着两件小沙发，我面对先生坐着，我的背后是一书架经常使用的书。先生特别重视通鉴，道德听读。我一字一句地读，先生听着思考着。有时，先生命我再读一遍，更慢些。通鉴听读完毕，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先生口授我写。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通鉴还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更仔细一字一句慢读，果然发现，我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我感到惭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要学先生治学，就要像先生那样一字不苟；要学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样一丝不苟。

通鉴通读完毕，同样听读通典、两唐书，最后，先生口授，我写下类似讲课纲要也类似一篇文章提要的草稿。这一草稿要不断修改。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先生对工作时间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十点，休息二十分钟，在上课前，我写满两块大黑板。先生准时讲课，我扶着他走进教室坐在藤椅上，并禀告先生黑板上写出史料的顺序。先生即闭目讲课，讲授过程中，时常要增加一些史料，我即遵命写在黑板上，并念给沉重听，两节课，中间虽有休息，先生已很劳累，靠坐在沙发上闭目休息，我做些有关备课和沉重作业的事。

严以治学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也好，×××她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陈寅恪晚年提出这一原则十分重要，这样，他就提前预防了在他死后滥充他的学生的人。本此原则，陈寅恪晚年，真正够得上他的学生为数极少。刘节（字子植，清华国学研究院1928届毕业生，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是其中一个。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乾嘉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刘节敢于讲出这样“触目惊心”的话绝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有着真正的、陈寅恪式的学术思想为基础。换句话说，他确实受过陈寅格的真传。

在授课过程中，陈寅恪更是一本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态度。在30年代课堂讲授期间，他虽身体瘦弱，但从不辍讲，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一次假；他治学、讲授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央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以武则天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驱使下，纷纷涌去听讲，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结果，为学术而来听者获益匪浅，为好奇而来者大失所望而去。在课堂上也是如此，他讲课总是平铺直叙，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失太快之感。他讲课的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课可以听上好几遍，仍有新鲜感。

在陈先生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代学究的治学之风，更能看到一种精神，一种民族精神，那就是身处逆境，自强不息。这也是清华的精神。以这种精神处世的人，我认为是了不起的，以这种精神做事，能有什么事做不了呢？

□团结奋斗，不断进取

漫步在清华校园，注意过往的每一个人，你可以发现他们是那样的自信与快乐。如果你仔细体味，更能感到有一种融洽的气氛，仿佛亲情一般连结着你和我。所有的清华人仿佛一个整体，他们互敬互爱，共同奋斗进取。正是这种精神，使清华不断发展壮大。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清华为祖国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1959年6月前苏共中央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以后就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带走一切资料；还讥讽中国离开他们的帮助“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宋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中国人憋着一肚子气，发愤图强，开始自行研制原子弹，并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定为“596”。当时国防尖端事业发展非常迫切，按照周恩来的话说，那就是政治任务，还特别成立了核武器研究院，清华校友王淦昌、彭桓武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北大校友郭永怀，三人同时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集聚了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和尖端人才。其中清华校友占很大比例，有不少工作如采样组等都是50年代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们为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和爆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核事业中的清华人有钱三强、汪德熙、朱光亚、唐教威等均因杰出成就而被选为中科院院士，还有赵九章、王大衍、陈芳允、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治、刘广钧、胡仁字、乔怡……其中邓稼先还被张爱萍将军称之为“两弹元勋”，这是受之无愧的。应该说，这与清华大学早期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名师的教育培养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风有很大关系。现在他们终于走出使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重要一步。在原子弹的研制中，众多的优秀科学家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他们的水平与欧美研制原子弹的著名科学家相比毫不逊色，这是历史事实。

西南联大校歌的最后两句，“待驱逐倭虏复神京，还燕碣”，祖国何时能有威慑敌胆的武器，不再受人欺辱？原子弹的研制，清华学子为它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罗布泊内聚集着多少清华英豪，清华终于励精图治，实现了它当初立下的夙愿：学到先进的科学文知识，以圆祖国繁荣昌盛之梦。

和其它尖端科学一样，核武器的研制也是集体性的工作，50年代中期以后毕业的大学重做具体工作的主力，而清华毕业的学生又占较大比例，新老清华人团结拼搏，克服大西北天冻地寒的恶劣环境，不畏险阻，实现了“爱国、成才、奉献”的新时代精神，这是清华教育的成功，是清华史上一个永远值得荣耀的光辉篇章。

在清华1956年开设的一批新专业中，有工程物理、工程化学、无线电电子学等国家发展迫切需要的专业，其中原子能工程专业是在苏联考察之后，顶住前苏联的压力和反对意见特别创立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支持工程化学系汪家鼎教授与膝藤等同志的建议，向中央申请并获准在200号建设热化学试验室，发展先进的核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发展核武器，而200号工地是清华一支平均年龄23岁半的青年师生建造的试验原子反应堆，这个工地为我国发展核潜艇技术完成了屏蔽试验任务，并且开展了新式船用核动为准的研究。200号工地也是清华核工程教育的基地，这个基地随后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核事业研究的高级人才。而这一点是50年代清华精神的集中体现，那就是自强不息，团结向上，成才奉献的精神。

■人生范本汤佩松锁定目标、全力以赴

自称是“一个清华人”的汤佩松先生现在已经是八十八岁的老人了，比我年长七年零十天。这不到十岁之差却把我们两人划成两辈。正因为辈分不同，加上了我又是个学医未成，在生命科学中半途掉队的人，原是无缘和汤先生相识的。当然，正如送我这本书的朋友说，我们两人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同事过，但他住在大普集，我住在呈贡奎阁，南北相距有一天步行的路程，相见自是不易。他的大名却早已灌入我的耳中，那是因为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和汤先生是莫逆之交。不仅这本回忆录的第一页中有潘先生的名字，而且汤先生在接到我托人带给他赞赏这书的口信后特地签名赠我的那本书的扉页上还写着怀念潘先生的话。

汤先生在清华的教师中念念不忘的是马约翰老师。他说：“我在那时及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克服许多困难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优良运动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是和在清华八年间的强迫性体育制度分不开的。具体地说，体坛巨师，已故的马约翰教授的培养起了极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所说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这两个字很难翻译，而正是清华之所以成为清华人的精神内容。

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在通过实践来培养和锻炼这种基本精神。受过良好运动员训练的人重要的是在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使他所处的社会能赖以健全和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汤先生的自传，那就能对他之所以感激马约翰先生有所领会了。

汤佩松先生的一生确是有点像一场精彩的球赛。他使出浑身解数冲向一个目标，有如球员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这个球门就是他所说的“生命的奥秘”。他一丝不苟地严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难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在别人的前面。这个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样总是有点牵强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学领域里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不达目的不止的劲头，完全像他在球场上踢球一般。我既是个球迷，自容易这样来体会和赞赏他这本回忆录里写下的一生经历。

在汤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门是清楚的，也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十分自觉的。更引人入胜的是他叙述这个目标怎样逐步由模糊而明确，由动摇而坚定，由抽象而具体，由“定情”而坚贞不移。

我们都应像汤先生一样，找准自己的球门并为这个目标全力以赴，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一场精彩的球赛。

超前或敏捷过人是汤佩松先生突出的个性。他老是跑在他这门学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师辈或当时的权威瞠目结舌。再举一个实例：汤先生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完本科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一九三〇年他受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之聘去协助当时的权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题目是“种子萌发期中呼吸作用的温度特征”。这是生物科学当时的前哨课题，目的是在找出呼吸这种生理现象和温度的关系，求得在不同温度中生理上化学反应速度的常数。可是我们这位不甘心在时代水平上“人云亦云”的超前哨兵却“对老板的总的思路开始怀疑甚至厌恶”了起来，因为他认为“呼吸作用只是气体交换的表面工作，离开探索生理功能的实质相差甚远”。

汤先生在完成和老板约定的试验工作的同时，私下却做了一些“黑活”。通过这项“黑活”，他“用CO[一氧化碳]抑制和光恢复方法首次证明了在植物中存在着细胞色素氧化酶”，而且他的实验又突破了当时酶学动力学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数，因为米氏公式只适用于离体单纯的酶本身（in vitro）而不是存在于细胞体内（in situ）的酶活性与氧浓度（分压、底物）的关系。换一句话说，米氏是把细胞破碎后去测定的，而汤氏则在完整生活着的细胞中测定的。这项“黑活”把汤先生真正挤进了探索生命奥秘的大门，而把当时的那些权威一下抛在身后。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在专研学问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

他在一九三三年离美时绕道走欧洲返国，目的是探探这门学科在国际上的水平。他访问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谢）作用的权威。在英国剑桥大学遇见Keilin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这些关于细胞色素在体外氧化还原现象是否能代表它们在体内进行的规律？”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只能由你自己去回答”。这句简单的答语指出了汤先生正在进行的“细胞呼吸作用的动力学研究”将是他在这门学科中“独树一帜”的有自己特色的思路和研究体系。他当即立下决心将为此奋斗终身。这个体系的主导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尽可能简单的，并又在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机体（动、植物或其细胞）在尽可能单纯的化学及物理环境（反应体系）中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一些无组织的（有机）物质是如何通过呼吸代谢、能量转换而变成有形态组构，能进行包括生长、发育在内的生命活动现象（功能）的活生生的生物的？”他明白自己走到了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了。

□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清华要向前，要超越，国人要自强，国家要北大，民族要复兴。我们的祖先说过“知耻者近乎勇”正因为我们还不如别人，所以我们更要勇往直前，去拼搏，去超越。

清华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动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结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1925年为抗议日军炮轰大沽口而爆发的“三一八”游行示威中惨遭枪杀的韦杰三烈士，在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不足惜，但中国要强起来呀！”为纪念这位年轻学生而立的碑是从圆明园搬来的一个被侵略者砍断的石柱，它那宁折不弯的身躯是清华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1928年清华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终于成为大学抗日救亡的重要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的献身意志。

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同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我们不怕落后，也不怕别人嘲笑，只要有拼搏进取的精神，我们就可以赶上、超越。耻不如人只能是我们拼搏向上的动力，清华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重托，更应当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30年代的清华园便最能体现清华精神的所在。“自强不息，厚行载物”的清华精神，渗透在清华教学的各个方面，在清华的体育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约翰先生是其中的贡献较大者，他时刻告诫我们要自立、自强，要知而勇。

清华学校成立初期，虽设有体育部，但体育并未列入正式课程。直到1919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清华体育活动的真正展开，是从1920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清华体育活支斩真正展开，是从1920年马约翰先生担任体育部主任之后开妈的。马约翰，给许多清华毕业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活泼可亲，颇受同学们的喜爱和欢迎。为使学生走到运动场上去，学校采取了强迫运动的方式，规定每天下午4时到5时，为强迫运动的时间。这时，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部锁起来，学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场或体育馆运动，体育教师则到处巡视，加以指导。如有学生仍躲到树底下看书，马约翰就走遍校园的各个角落去寻找他们。他出于一种责任感和祖国的荣誉感去说服这些学生，要他们好好锻炼，要有强健的体魄，以免到国外时，被人讥为“东亚病夫”，不能给中国人丢脸。马约翰的目标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经过他多次劝告之后，躲起来看书的“小夫子”们也都出来活动了。

马约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他勤勤恳恳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主要动力。他幼小读书时，看到周围同学大部分面色芬白，文质彬彬的，心里很难过，就决心要通过体育改变这种状况。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的外籍教师嘲笑中国学生“就是笨，还不如美国的小孩子”！马约翰听了不服，就用事实和那个美国教师“吵了起来”。来到清华后，他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外国人把我们叫“东亚病夫”，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他说：“中国学生在外面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

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但他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1937年底南京失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学生纷纷要求从军，参战。马约翰在大会上也大声疾呼，激发同学们的抗战激情。

当然，在旧中国，“体育救国”的善良愿望终究不会变为现实，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不但使马约翰在业务上取得光辉成就，而且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满怀信心地把握住方向。

在任何时期，我们都不能忘记去爱我们的国家，不能忘记去奉献，这是清华人讲求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人做事的原则。

□自强不息、刻苦勤奋

一个人不刻苦勤奋，自强不息的奋斗，不会有大的成就，一个集体也是一样，清华也正是靠这种精神成为全国各名牌大学的佼佼者。清华的师生们也是靠此才在各个领域成就辉煌。

梁启超先生曾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后来，这八个字就作为清华的校训，对师生都有深刻影响。也可以说，这八个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

清华九十年的历史多灾多难，但“灾难铸就辉煌”。灾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而其中最动人的我以为是两段：一段是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于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另一段则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在“连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这两段，一段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下，一段是在经济压力之下，而两种压力都曾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性的边缘。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清华人的个性主体意识是很强的，以致给人以“高傲”的印象。但这种个人意识总是和民族尊严联在一起，并且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然而尊严来自于实力，民族的尊严来自于国家实力的强大，要想在外国人面前有尊严，我们就必须建设好自己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产生的过程中很少与民族利益联接，甚至是以民族主义为其对立面的。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几乎不存在西方观念中的纯然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人的个性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不可移易的。但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个性化趋势将同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精神纠结在一起，形成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解放的独特道路。

■人生范本之——华罗庚：天才出于勤奋

1931年8月，华罗庚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清华园。这是一位身体瘦弱，面有“菜色”，患有严重腿疾的青年。熊教授立刻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谈话中，他才思捷敏，对答若素。“一匹典型的千里驹”，熊教授很快便作了结论。

到校后的第一个难题，是给他定个什么职称。最理想的莫如给他个助教的头衔。因为在当时的清华做一名助教，实际上就是一名在职研究生，对于进一步培养、深造是十分有利的。但具体到华罗庚，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以他的一点微薄的学历（初中毕业），在家乡做初中教员尚且遇到人事上的重重困难，何况是一名大学助教！所以考虑再三，只能安排他先做一名系图书馆的助理员，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在当时，通常一个大学毕业生初到图书馆也只能是这个职务，而一个初中生通常的职称只能是“见习生”之类。但这一切对华罗庚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跨进最高学府的大门了。在这里，在完成日常工作的情况下，他可以旁听大学课程，业作时间还可“自由”进出图书馆，当时的清华大图书馆，是办内有名的“宝藏”之一。这好比打通了一条通向数学王国的路，华罗庚开始了他的探索行动，俗话说：“一切事物都怕时间，时间唯独怕天才”，以后的事，就看华罗庚的努力了。

华罗庚以极大的毅力来对待他所面临的困难，拖着一条病腿，每天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整理图书资料、收发文件、代领文具、绘制图表等等。工作之余，他就去听数学系大一的课程。据后来有人回忆，在数学课方面，熊先生本来安排他去听解析几何课。他后来对人说：“当时解析几何对我来说太浅近了，即使熊先生的分析班我也可以听懂，不过，当时因为初到学校，新的环境，新的人事，有些话是不便直说的。”人家问他：“你当时的数学程度究竟有多高？”他说：“有些问题已经了解到如数学系三四年级的程度，有些地方则尚差一点。”但熊先生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做法，免修他的解析几何课，而允许到自己“分析”班上听课了。在“业条”，华罗庚如饥似渴地阅读清华大图书馆所藏的中外数学书籍。他后来对友人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徐贤修：《悼念华罗庚先生》）而实际上，他初到清华时，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却远不止12小时。当他离垂清华赴英留学时，清华图书馆所有的数学藏书他几乎都读完了。

哈达玛和维纳，是当时清华数学系所聘的外籍数学大师。哈达玛（Jacques Hadamard），法国人，熊先生称他是“国际数学界数一数二的学者”，来校时是巴黎大学教授、国家数学院会员、世界数学会副会长、世界数学教育委员会会长，据说他还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所以介绍华罗庚读苏联学派的研究成果。维纳（Norbert Wiener）当时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控制论专家，他来清华是受数学系和电机系合聘的，即同时在数学和电机两个系开课。当时清华数学系人才济济，许多后来第一流的大数学家当时都在清华作过研究生或助教，两们国际大师能够对一位“助理员”投以青睐，是足以说明一切了。

华罗庚有一句名言：“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终于在熊庆来先生的力荐下（据说熊先生曾以去留问题在校委会上力争），于1933年被清华聘为正式助教。有位校友感慨地说：须知助理员是职员系统，在当年的清华，由职员系统调任至教员系统，几乎为不可能之事。然而华先生打破了清华的这个相传多年的传统。

■人生范本之二梁启超：刻苦勤勉，孜孜不倦

1917年初，梁启超在清华讲演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的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其实也用不着举别人作例子，梁启超自己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他精力极强，可连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晚年之生活，精神颇感痛苦，然而即在此痛苦环境中，仍本防孜孜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艰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见杨复礼：《梁任公年谱》）

与此过人之精神相辅成，梁启超也具有超人的毅力，其中包括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规律化、合理利用时间等。1928年，梁启超56岁，肾病复发，而且日益加剧，但他也不肯空息时日。在病床上，他“尤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接着，他又发了严重的痔疮，不得不住院治疗。他在病榻读诗消遣时，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以为可得著述之助，随不俟痊愈，携书出院，于10月5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如是者凡七日，至十月十二日，病躯实不能支，乃搁笔卧床。旋又赴北京医院，随以不起”。（同上）他“刻苦勤勉，无时或怠，其起居饮食全有一定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即起，平时每日工作十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逾一小时，逾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同上）。

梁启超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尚且如此刻苦勤勉，不肯虚度时日，我辈更应虚心多学，自强不息。

□身体力行，严格教学

可爱的清华，知识与精神的富足之地。在这里，感谢清华的一代代教员，正是由于他们的严于治学，忠于教育，由于他们的勤奋敬业，无私奉献，众多的学子们才得以成为优秀的人才，国家的栋梁。

清华建校伊始即实行“强迫运动”，即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年到五时，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沉重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但这时的“强迫运动”只是一般号召加行政命令的强制，锻炼时间内仍有人躲在树阴、墙角等幽静的地方读书，而到操场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认真地、科学地锻炼。马约翰来校以后，一到锻炼时间，他就拿着小本子重叠处寻找，不是为了记名字、给处分，而是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锻炼，在锻炼方法上随时加以指导。他提倡锻炼项目多样化，使身体全面发展，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他经常按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别编组，有计划地做些矫正项目，引导他们掌握赛跑、跳跃、器械、球类的基本技术，既提高了兴趣，又增强了效果。

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5曲尺、100码13秒，跳远14英尺、游泳20码等等，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他严格照章办事。著名的文学教授吴宓在校读书时，功课全是优等，但跳远不及格，被马约翰“扣留”，半年后补试及格方准予出国。新生一入学，马约翰就有一个总的安排，定出计划，什么时候练什么项目，什么时候检查身体，成绩差的如何跟上去，成绩好的如何提高，都有通盘考虑。马约翰的普及工作做得很彻底，1952年，学校中有一批结核病患者，集中住在一幢宿舍内，以不动或少动为主，有的是绝对卧床。长期的病房生活使他们精神很苦恼，有的人意志消沉。马约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找校医院大夫联系，对病人施行“体育疗法”。他到病房对大家说：“肺不是纸做的，动一动撕不破的！”每天和大夫一起来病房，根据不同病情组织不同的活动，逐渐加大活动量，后来有的人可以打羽毛球和排球了。经过一段体疗，加上药物配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病人都有好转，有的痊愈后恢复了工作或学习3。特别是在精神上，使病员们都建立了康复的信心。

马约翰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工作热忱，普及体育，为祖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体魄健全的人才。他常引以为骄傲的是许多学有成就的校友在校读书时都是体育爱好者，如前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在校读书时是三个中距离赛跳项目的全校冠军。

在教学上，国立清华大学以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在教育思想上受“自由教育”（“通才教育”）影响颇深，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改办大学之后，学校继承了清华学校时期治学严格的教学作风。清华大学的教师多是严师、良师，教学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许多重头课，特别是基本课程，要求很高。例如“静动力学”，被学生称之为“天下第一关”。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对学生的作业、实验、实习、绘图等基本训练，都有严格的要求。考试很多，考题很难，严禁作弊。淘汰率很高，理学院、工学院沉重的淘汰率，一般都在50%以上，最低也在30%以上。在学生中养成了用功勤学的作风，在四年大学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一生受益无穷。

从清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虽经艰难、曲折和战乱，但由于清华师生深谙教育的基本规律，又负报国之志，更兼振兴民族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教者严于治学，学者勤奋读书，教学相长，确立了清华大学在国内作为名校的地位。名校、名师，也造就了一批成名的学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从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建立，到1948年清华园新生，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2549人，并选派了一批留美公费生，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佼佼者。

在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在建校初期，还是在二三十年代学校顺利发展阶段，或者在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清华始终以执著的爱国精神和严谨的学风教育莘莘学子，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不仅为祖国培养了一代代优秀学者，而且涌现出一批批民主斗士和人民解放的先锋。不少清华学子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永垂不配的烈士。

吴有训（1897—1977）

字正之，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高安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南昌二中任教一年。1921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入学，攻研物理学，深受其师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A.H.Compton）教授的器重。1925年起担任助教，并随康普顿从事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其间，为证实“康普顿效应”作出了贡献。

吴有训于1927年回国，初任江西大学筹委会委员，半年后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31年曾代理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一年。1934年后，任物理系主任，至1937年。抗战后，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并担任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清华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3年至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至1948年底。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教育部长等。1950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政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主任。长期致力于X射线对原子气体的散射研究，与康普顿合著《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d射线的波长》。

号桐荪，教育家和数学界老前辈，清华大学数学系创办者之一，江苏吴江人。

郑之蕃于1905年考取江苏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攻读数学，得学士学位，继入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12年学成回国，先后执教于南洋公学、安庆高等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曾担任安庆高等学校教务长及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监。在安庆时，与苏曼殊、沈燕谋共事，合编《汉英辞典》与《英汉辞典》。

1922年夏，郑之蕃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为高等科讲授《高等微积分》、《复变函数》等现代学课程，他是在清华学校中最早讲授数学的中国教授。1925年5月，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郑之蕃即根据学校的规划，着手筹办数学系。1927年，清华数学系正式成立，他担任了第一任系主任，为该系的创建和课程的开设，付出了不少心血。当时全仅有教授二人，即他和熊庆来。1928年清华学校发展为清华大学，熊庆来担任系主任，郑之蕃乃专心致力于数学。1934年夏起，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一年。抗战期间，郑之蕃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仍是清华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回北平，仍为数学系教授。1952年因年老退休。他在清华执教40多年，教学认真负责，深得同学们的敬爱，著有《微分方程初步》和《四元开方释要》。

郑之蕃既是数学界的老前辈，又是诗坛名人，遗著有《吴梅村诗释》、《宋词简评》等，作诗论诗都十分精彩。退休后，常与其妹夫柳亚子相唱和，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著名物理学家、电机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亚栋，号仁杰，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1922年5月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吴士脱大学，1924年获斯坦福大学工学士学位，1925年任吴士脱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师，1927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在西屋电机制造公司任工程师一年。1928年回国，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1937年6月接任厦门大学校长，在其主持下厦门大学一跃而为东南著名学府，被李约瑟称为“加尔各答以东最佳学府”，荣获三等景星勋章。1944年赴美讲学，任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校访问教授，1945年回国途中又讲学英国牛津大学。1945年9月回国，应聘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47年8月，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病逝于美国旧金山。著有《普通物理学》、《普通物理学实验》、《交流电路》、《交流电机原理》等书。

吴晗（1909—1969）

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杰出历史学家，坚强民主战士，优秀共产党员。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1937年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精于明史。他热爱祖国，痛恨国民党独裁统治。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中，与闻一多等并肩战斗，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1946年随清华大学回到北平，一边执教，一边在教师中做宣伟组织工作，多次起草教授们的宣言和声明，揭露国民党的独裁与反人民。1948年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离校奔赴解放区。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主要著作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读史札记》、《灯下集》、《海瑞罢官》等。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动乱中，遭“四人帮”残酷迫害，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

熊庆来（1893—1959）

字迪之，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云南弥勒人。早年就读于云南方言学堂（后改称云南高等堂）及英法文专修科。1913年赴欧留学，进入比利时包芒学院（Institrte Paumant）预科，1915年后相继就读于法国格洛诺布（Granoble）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Montpel-lies）大学、马赛大学等校，获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初为云南工业学校及路政学校教员；同年秋任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

1926年秋，应聘到清华，担任数学系教授。1928年起担任系主任，直到1937年夏。他是清华大学数学系主要创建者之一，载誉海内外“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担任清华数学系主任任期内。1931年作为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1931年至1933年，在巴黎专攻函数论，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

1937年秋，出任昆明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夏，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会议，遂留巴黎做数学研究工作，不断有论文发表。1957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研究员、研究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等。

钱三强（1913—1992）

原名秉穹，浙江吴兴人，杰出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助理员。1937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伊莱纳·居里教授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菲来德里克·约里奥教授领导下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直到1941年。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3—1948年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研究室进行研究工作，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起，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6年曾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钱三强对原子能科学技术的突出贡献，是发现了核反应三裂变。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1950—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1952年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中国科学院秘书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58年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致力于原子物理研究，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

这些，只是这一群体中的少数几个，近一个世纪以来，清华就是秉承着严格教学的精神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人才。

□以民族发展为己任

自强不息，以民族发展为己任，又是清华人的一个任务，从清华的前身开始，民族精神就始终贯穿着清华学习的赤诚之心。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从清结的历史变适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爱国精神。

清华学子的血是热的。他们身在高等学府，心与人民大众紧紧相连，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蹂躏东北、虎视华北、妄图亡我中华、侵占全中国的危急关头，清华的先觉者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震撼人心的吼声，鼓舞着大批受国青年积极投身于“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许多热血青年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杨学诚、黄诚、纪毓秀、凌则之等革命者为了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姚依林、宋平、蒋南翔、荣高棠、李昌、张承先、康世恩等则在爱国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和骨干。

清华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呼吸共患难，这是孩子对母亲的感情，每个清华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大学辗转南迁。先在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再迁至云南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时，三校风云际会，和衷共济，艰苦办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栋梁之材，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永志难忘的一章，三校之间也结也了很深的友谊。

西南联大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校风和爱国进步的光荣传统，和全国人民一起广泛、深入地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胜利后，面对两种前途、两种命运，联大师生深感内战威胁，加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行列。1945年11月26日，联大宣布罢课，12月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和南菁中学教员于再、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四烈士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一二·一”运动教育了人民，促进了各阶层人士的觉醒。闻一多教授本来是一位“痛饮酒，熟读离骚”的学者，在事实的教育下“折案而起”，成为民主的斗士。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教授（七君子之一）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闻一多把个人的生死置于度外，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我们要准备像李公朴先生一样，前足跨出了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倒在特务的枪下。闻一多宁肯倒下，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9页）。他的道路，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道路。

闻一多的精神，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清华人说：我们都不能丢掉这种精神。因为他是民族的火炬，会永远照耀我们前进。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联大正式宣靠结束。联大期间，三校师生精诚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和衷共济，献身教育事业，开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我的联合办学之先河，深为教育界、科学技术界人士所赞誉。联大建校后，曾作校歌一首，以鼓舞全校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同仇敌忾，为国分忧，为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造就栋梁之材，其歌词极其悲壮；寄调满江红也大有深意；联大结束之时，为纪念教育史上这一空前的壮举，三校共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回顾了三校南下联合办学的艰难历程，阐明了联大办学的宗旨、精神、作风和成功的经验。其碑铭则在痛定思痛的痛史既逝之后，对未竟的事业充满希望。现将联大校歌歌词及联大纪念碑碑铭录之如下，以飨读者：【居中】西南联大校歌歌词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居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铭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　臬，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弟兄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竭；

从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办学方针、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教学作风与战前基本上一脉相承，保持了清华的治学精神和文化特征。复员之初，校方曾力图重整旗鼓，恢复战前清华的繁荣，然而南京政府意在“剿共”，将教育置于脑后。由于当局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闹得兵荒马乱、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教育经费短缺，师生员工的生计难以维持，复兴清华往日的优势难以实现。

由于南京政府倒行逆施，局势日趋恶化，全国经济崩溃，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清华师生顺乎历史的必然趋势，投入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行列，爱国进步力量日益壮大。名重我国文坛的学术大师朱自清教授，虽然贫病交加，但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于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其高风亮节，表现了我国民族的英雄气慨，谱写了清华学者的“正气歌”。

今天，清华学子在国内外依旧风采如初。中共现职领导人中，有不少是清华学子，朱容基、胡锦涛、吴邦国、彭佩云、黄菊、朱森林、吴官正、肖身份、王汉斌、傅锡寿、陈士能、田成平、伍绍祖、曾建徽等都是清华大学的民族精神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之中，一天天被发扬光大并为清华的发展凭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

第五章　做事情要务实

■人生范本：闻一多：务实学，丝毫不苟

闻一多之弟闻家驷在闻一多逝世30周年之际，曾这样回忆他的兄长闻一多。

我们弟兄五人，一多行四，我行五。我们嫡堂弟兄十七人，一多行十一；我们经常叫他十一哥，但更多的时候叫他一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的。

他入清华的学名原来是闻多，以后，加了个“一”，叫“一多”，但一多和一哥这两种称呼中的“一字”，彼此是没有关系的。一多兄比我大六岁，他不但是我的兄长，而且也是我的师长，我一生在读书、学习、工作和政治活动等方面，都曾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点。

早在清华念时，他就关心我的前途，鼓励我考清华中等科二年级，写信告诉我准备哪些功课，还要求我写读书心得。后来他在美国留学，虽说学习很忙，还是在家信中经常嘱咐我课外要多阅读杂志，打好普通知识的根底，他说“根底既成，思想通彻，然后谈得上做专门的学问。此非文科独实，实科亦莫不然。”又嘱咐我要多写信质疑问难，“虽远隔重洋，书信往来，节序已迁，但研究学问，真理不改，时间不足以囿之也。”（见闻一多全集四卷，书信，73页）。但是后来针对我的具体情况，他又叫我停止写札记，不如以此时间多读书，获益更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如今你的缺点乃在于‘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甚少，仅就管窥蠡测之知识，思来思去，则纵能洋洋大篇，议论批导，恐终于万言不值杯水耳……例如本次札记中读老子哲学，固见思力，但此种问题，我尚望之却步，况吾弟之初学，岂能必其言之成理乎？此种见我妥存之脑中可也，笔之于书则不值得。故目下为弟之计，当保存现有之批评精神以多读史书……杂志除《创造》外，若《学艺》、《东方杂志》、《民锋》、《改造》亦宜多看，以求得普通知识……”（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今天重温他对我的这些恳切严明的教导，不但使我深受感动，而且觉得他这种务求实学、不尚空谈的治学态度，对今天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有益的。

令人难忘的是暑假两个月的家居生活，他给家里带来的那种自由、活泼、新鲜的气氛。我们家庭虽说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但是读四书五经的传统习惯仍然存在。在经子史集四类书籍中，父亲主张读经，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而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稿本，重叠杂沓，每隔几天，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从他青年时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我上中学以前，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念书的，因此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对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词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来了。他在某一年暑假给他的朋友和信里曾写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他到了昆明，接着我也就去昆明了。我第一次看到的关于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书籍，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是一多兄交给我的，而在看完以后，又遵照他的嘱咐传递给另外一个朋友了。在新华书店还没有在昆明设门市部以前，我看到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书刊，多半都是从他那里取来的。他的那些仗义执言，追求真理，爱憎分明，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讲演，如《可怕的冷静》、《画展》、《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人民的世纪》等等，曾经感动过许多人，也感动过我，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尽管我当时常常感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过：“千百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不是我们不想研究学问，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

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我写了一篇介绍戈吉野的文章，发表在昆明文艺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国十九世纪唯美派诗人，读一点或介绍一点唯美派的理论和作品，就其本身来说，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种局面下谈唯美派，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问他看到那篇文章没有，他笑着说：“你现在还写这类文章啦！”我回答说：“那是我在这方面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但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艺术好比是座公园，城市里总该有这么一块清静的地方。”“不对。”他立刻回答说，“在非常时期，公园里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语道破文艺问题的实质，使我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不久以后写了《死去再生——向罗曼罗兰学习》的短文。

一多兄一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是很多的，上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而已。

一多兄是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生活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他从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转到过问政治，从埋首钻研古籍转到毅然走出书斋，从“一个观念论者”变成为投身火热斗争的民主战士。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的心，这颗心差不多贯串在他一生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项行动之中；他也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参加过国家主义派，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阵，但这也都和他为祖国寻求出路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在不到五十年的短短岁月里，他一直在摸索，在寻找。这个“几十年来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真理”，终于在实际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那就是人民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而在一经找到之后，他便勇敢坚定地走下去，直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他虚心学习，勇于否定过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无私无畏，临危不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和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以及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新诗创作和古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而他那种严肃认真、丝毫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多兄年轻时，每于家人说他糊涂、不喜应酬时，便脱口而出回答道：“吕端大事不糊涂。”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完全做到这一点了。今年是他逝世三十三周年，她是他的八十诞辰，谨赋诗二首，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一书生岂昧兴亡责？事于大处不糊涂。痛斥豺狼拍案起，滇南高义震神州。二一人倒下万人起，热血从来不白流。目睹河山新景色，阿兄应亦喜丰收。

闻先生做人处世，正是靠的这种务实的精神。为求真才实学，可以十年不下楼，为求国求民，可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样一颗赤诚的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呢？

做小事，怀天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东林书院的对联，千百年来，警示着每个国人，要心怀天下勇于奉献。今天，清华人更好地继承了这种精神，每一个进入清华园的人都明白，这是自己的责任。

清华人率先提出了“从小事做起，心怀天下”的口号。清华人认为真正聪明的生命哲学是：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既不过分计较名利得失，但也不应超脱得近乎麻木。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和事业，而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又要乐观、理智地战胜和消除它。

老校长梅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

成功与不成功之间的距离，并不如大多数人想像的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成功与不成功只差别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每天花5分钟阅读、多打一个电话、多努力一点、在适当时机的一个表示、表演上多费一点心思、多做一些研究，或在实验室中多试验一次。

在实践理想时，你必须与自己做比较，看看明天有没有比今天更进步——即使只有一点点。

只要再多一点能力。

只要再多敏捷一点。

只要再多准备一点。

只要再多注意一点。

只要再多培养一点精力。

只要再多一点创造力。

……

人生步至老境，生命逐渐走向平静枯淡，但平静并非无动于衷，恬淡也并非冷漠，所有的风雨沧桑并非为了陶冶出一种“麻木”。沧桑之后，应是悲天悯人的大慈大悲，以宇宙为家园，以万物为兄弟。此时之人世，已剥去“找”字所设的屏障，人的潜力会得到超乎寻常的发挥，在别人的幸福里叠印着自己的汗与泪，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快乐。所以古人说：“以宇宙为一身者，无不平之憾矣！”有的人虽具雄心壮志，却着眼于一己的得失，赢得起输不起，一遭挫折，则郁闷填胸，自然不得长寿；有的人只眈于物质享受胸无大志，人生无一种高飞的企盼，生命在无所事事中日渐苍白直至虚无，自然也无法长寿。长寿的人是拥有伟大的人生的人，他的人生里，兼有严谨与豁达之优点。生命时时都会有进展和创造，生命之树自然常青常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远离人生是一种超脱，切入人生则是大智大勇。大智大勇的人总是让生命成为一个大于我的存在。

如果说/我爱世界/我本是世界的燃料/那世界是我的燃烧。

怀着澄明清澈的心境去做一次炽烈的燃烧，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世。

拥有这种心境，并怀着这种心境做事纵然是一件小事，也是不平凡的，因为它饱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对人生的至诚。

□科学研究就是生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振聋发聩，我们谁也不敢忘记这句话，清华人更不敢忘记正因为在这方面的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一直受困挨打。今天我们要用科学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清华当然是第一线上的排头兵。

清华改大学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梁、王、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1958年“大跃进”以及“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重科学的精神，是清华人治学的原则。忠于科学，热爱科学，才能求得科学的真谛，清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不敢忘记自己的追求。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清华教授钱伟长虽然提出“谨小慎微，防备有小辫子”，他还是被抓住了小辫子，并且戴上了一顶顶“大帽子”。他提出的保护科学家的意见被认为是很恶毒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老清华”一席谈话，使钱伟长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挑拨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提倡资本主义制度，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等大帽子，被划为右派遭到严厉批判这些无中生有的事，使我们的科学家不得不离开科学的前沿阵地。钱伟长的一切社会职务被撤销，虽然保留了一个教授头衔，实际上他人事教育和科研的权利被剥夺了。他那双曾经参与过多少飞机、火箭、卫星上天工作的双手，将只能挥动扫帚和托把；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的生命要在日得一日地扫打卫生、清除而所的杂务中流逝。虽然他所写的《应用数学》一书出版社决定不予出版，却还要他赔“毁版费”，但钱伟长仍以“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真正生命，放弃了科研，科学家的生命就停止了”为信条，为报效国家与人民，以加倍的努力从事科研活动。他写出了大量论文，其中《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一文，将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一项足以为国争光的重要成果。遗憾的是，1964年，当钱伟长将这篇论文投寄《力学学报》时，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退稿了。四年之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鹫津久一郎在他所著《弹性力学及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节中，提出了与钱伟长相同的观点，为国际所承认。本来就该归于中国人钱伟长的荣誉，却属于鹫津久一郎了。

陈景润为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枯燥的数学论断，在各方面外在条件都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下，就凭着手写心算的最原始的操作工具，硬是解决了这一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当时的陈景润确实已到了“食不知味”的投入地步，由于热爱，由于浓烈的数学芳香引诱他忘记了一切外在的事物：捧着书撞在树上；不吃饭也不知饥饿为何物；斗室之中，演算草纸杂乱铺陈，几无下脚之地；与人交谈，口呐呐而不知所云，神情恍惚，已进入“病态”境界。但，实实在在那不是病，那是由于热爱而过分投入的状态。可见要知道在那种现实的条件下，陈景润没有那种由于爱而深深投入的状态，恐怕现在数学界还不知有多常委会在攻坚不已呢！

热爱事业，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有些做领导工作的人被下属戏称为“工作狂”，那份对工作的热爱之情就可见一斑了。但是也正因此多数人可以做出成就。因为“热爱”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内在驱动力是比任何优越的外部条件和外在驱动力更为强大、更为可靠、更为积极的力量。

也正因为热爱，他们才不怕艰难困苦，勇于探索，敢于拼搏，才能摘下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不求闻达于世的实干精神

为人者，要有不为名利的恬淡心境；为学者，更要有不求闻达的潇洒情趣。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定不深心；著书而留意于名誉事功，必无实诣。学者要有踏实苦干的精神，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30年代，朱自清把清华精神归结为“实干”二字。

毕业多年的清华学子谈起对清华精神的感受时说：“从学校里的生活、训练到社会上的作风、操守，清结人所执的是民主、自由、进步、实干、独立的精神。”

清华精神没有准确的定义，清华园里也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但每一个清华人，以及对清华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理解它，感觉它，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但凡是有清华人工作、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清华园中，它又无处不有，无所不在。

梅贻琦投身于教育，可以说是至心至诚。他本性宁静恬淡，对名利尤为淡漠，不为高官厚禄所诱。1948年，清华园解放前夕，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至南京，正值孙科组阁，再三邀请梅贻入阁担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辞不就，并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

在一次欢迎会上，梅贻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克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实际上，这也是梅贻琦一生的追求，默默做事，埋头奉献。梅贻琦治下的校风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的新生代领导人中有好多是清华毕业的毕业之初几乎均未从政，而是去基层扎扎实实地从事技术工作，朱容基去东北，胡锦去西北，吴邦国去上海一家电子管厂任技术员，黄菊也在上海基层工作了好多年，傅锡寿则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从事20年设计工作。这种现象正是五六十年代清华培养人才的特色，即注重实际工作能力，从真刀真枪地进行毕业设计到去基层锻炼，心怀天下，又精于从小事做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且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就使这些基层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才干成为他们纵横政界的优势，于是在80年代后中共选拔知识分子干部时纷纷崛起于政坛。

清华人从政的素质何在叱？胡锦涛认为至少以下4条因素是与清华的培养分不开的。即有坚定信念和强烈的追求，是一个脚踏实地、不图虚名的人；不官气十足、高高在上，是一个和群众心心相连的人；发扬民主，在关键时刻能够决断的人；热爱生活的人。

在清华，即使是热爱社会活动的人也不敢不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去学王瑶学长就是个例子。他家在山西，早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即受平津先进思潮的影响；后在清华中文系是一个进步的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骑着自行车奔跑游行阿伍两头，很活跃，曾两次被捕；主编《清华周刊》，喜爱鲁迅，阅读《海上述林》，学习先进的文艺论。这一切，对他到昆明后的学习研究，无疑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他在经历了一段生活波动之后，他已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和前途，自沉地努力充实自己，在联大学习很认真。上朱先生的课，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当时坐在后面听没动手，对朱先生上课的严肃态度和王瑶学长的认真听写，都暗暗地觉得惊异和敬佩。特别觉得王瑶学长这样老实地听课抄笔记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

清华—学生论：

树立了信念，就重在落实了。不会付诸行动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当把理想落实为行动时，就要不甘寂寞，真正脚踏实地的去做。把自己想象为一叶孤舟，看不到岸，只有一片汪洋。成功的果实是辛勤的汁水浇灌在寂寞的根上长成的。

落实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要吃苦。我感到，学习的苦无非两种：绞尽脑汁，案牍劳形，体力脑力上的苦累；而更难耐的则是寂寞，在别人随心所欲时，自己甘坐冷板凳去学。正如一句西方名言所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机会也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脚踏实地，廉逊做事

梅贻琦在清华改革时曾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清华，大师云集，灿若群星。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王力、陈寅恪……这些人，都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权威性人士，但在他人的身上，又有着共同之处：务实、谦逊。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谦逊严谨。他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他的大注方圆，看他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深深地的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他的描写对象观察之细微，之认真，达到了锱铢必究的地步。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他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

在《荷塘月色》中，有“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这样的句子，这蝉声和蛙声是从他观察中得来，是他的亲耳所闻。文章发表后，有位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很重视，马上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又请教昆虫学家、清华大学的刘崇乐教授。刘抄了一段书给他看，书上说蝉一般夜里不叫，但也有叫的时候，该书的作者就亲耳听到过夜蝉鸣。朱自清认为这可能是一次例外，他没有用权威提供的材料去反驳读者，反而回信对该读者表示感谢。并说：“有位生物学家也说夜晚蝉不叫。以后再版，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朱自清留心观察，又不止一次地听到月夜蝉鸣，而那位姓陈的读者又在某刊物上发表文章，引经据典的强调自己的观点。朱自清只好也写了篇《关于？月夜蝉声？》的短文，说明有时蝉确实是在月夜里叫的。他还在文中婉转地写道：“从以上所叙述的，可以知道观察之难。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这里，我们看到朱自清处理此类事情的心平气和，不躁不火的谦逊态度，更体会到了他品辨毫百的创作精神，并由此形成的他散文创作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的风格。

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王瑶学长，他平时刻苦钻研、努力学习，和那些埋头读书昧于时事的同学是不同的，他有政治见解，关心现实，认识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二年初，联大学生已举行了倒孔（祥熙）游行，开始活跃起来了。约自一九四三年始，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奋起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在联大的圈子内声音喊得很大，并向圈子外喊去，为全国文化界所重视，为青年学生们所爱戴。到一九四四年，整个学校风气就转变过来了，由一个“最高学府”变为一个“民主堡垒”。王瑶学长原为清华闻先生的学生，对闻先生具有深切的了解和敬意，在一九四四年双十节后与友人赵俪生书，对闻先生近年来联大的热情活动，作了正确的报道，树立闻先生参加民主运动，通往直前的大无畏形象。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有政治学习的机会。“一二·一”运动后，我们在昆明北郊山地里，曾在一次民盟小组会上碰头，共同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今天虽不记得王瑶学长在会上说些什么，但我相信，他对毛主席这篇光辉的著作，一定深有体会和受益，因为他有政治理论基础。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家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听他夸过口，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

王瑶学长以清华十级老学生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回到清华中文系任教，住新西院，态度安静，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每日按计划行事，跟我们新来乍到的人，颇觉忙乱，无所措手足是不同的。他工作异常积极。首先是教书，那时青年教师一般都教大一国文，王瑶学长除教大一国文外，还开课，就是以《中古文学史论》为蓝本，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这样的课是新课，可说已达教授开课的水平。教课之中，自然有机会修改《中古文学史论》，或者还增写了某些章节，他不会停止在研究生时所写论文的状态。

其次是新的研究和写作。朱自清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主编北平《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余冠英先生实主其事。而此刊自筹备至出版，王瑶学和亦参与其间，促其实现。他的新的研究文章，发表于此刊的有《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读书笔记十则》、《谈古文辞的研读》等。这些都是新的成果，或考据，或论述，都有新意，颇有学术水平。此外还有一篇书评，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四卷第一期，就是介绍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并“提出一些作者对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六月里，朱先生胃病又发了，躺在床上为我给学校事务主任写信，帮我解决接家属住房子问题。大约于同年七月下旬，我在南京给王瑶学长写信，请他代向学校借款，筹备路费。到八月中旬，我得到他的回信，今抄录于下：来之兄如晤：大示敬悉。弟与余冠英先生商洽，已代向学校借妥一亿元，由会计外电汇，可免汇费。此款分四月归还，八月份不在内。惟八月发薪仍无期，弟意若凑够路费，可以即来。安置费俟到此再说，家具等大家可以凑一下，八月薪可做此用。总之，即家眷不来，兄须亦每月寄款回去，则还是乘此时来了好办。且目前似已成非来不可之势，请铁犹豫。何公房子已订妥西院，兄来可于何公旧寓及普吉院任择一处，朱先生住北大医院开刀，危险期已过，情形尚好，但出院最早在兄到此之后，故不必写信给他。照兄预算，“最急需”项已约敷，“次急需”俟在此想法，可以拖下去。苦当然是逃不掉的。这里一切如常，每日阅卷，尚未完毕。余俟面叙，专此即颂。时绥

弟王瑶敬上八月八日

这封信夹在书里，多年未见，一旦得之，遂保存至今。可见他关怀同人，办事妥当，能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是很感谢他的。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严谨、谦逊的态度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解放后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也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了培养学生有高水平的绘图本领，甚至从怎样用刀削钢笔讲起。他教会学生怎样用手握笔，怎样画线，画线时铅笔怎样在手中转动以保持线条粗细均心。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状，和记住它们建筑的时期。

有一次周恩来在怀仁堂开会时间到明清故宫建造于何时，梁思成当即准确回答：“开始兴建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完成于1420年。”

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字体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对每天制图完毕后，仪器需擦洗干净，文具归放在何处也都有要求。

梁思成在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教师，各人的经历和特长，以及脾气性格都不相同。有的擅长设计，有的专攻历史，有的爱好外文，有的长于画画；有人脾气温顺，有人却耿直怪僻。梁思成不拘一格，尊重并发挥各人所长。有一位教美术的教授，精通业务，但脾气倔直，见到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就要直言批评，不留情面，不管你是学者还是长者，是领导还是教授，因此得罪过不少人。聘请不聘请这位教授来清华工作？梁思成公开宣布：“只要他工作好，我让他三分。”

脚踏实地、严谨、谦逊，没有这些品质，就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清华人正是靠这种学风，才取得了一个个成就。

□不望虚幻，只求实学

上天绝无怜人之心。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达到一个目标，唯有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自己的实际行动，靠你自己品格中的一些优点。运气是不可靠的，努力才是实学的好办法。

陈寅恪说：“只有肤浅的人相信运气。坚强的人相信凡事有果必有因，一切事物皆有规则。”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这比坐待好运从天而降可靠多了。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指出：当我们说自己相信运气时，其实就是说我们相信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因素。然而，如果有机会控制这些因素，我确信一定有人会拒绝这种一切操之在我的感觉。因此相信运气不过是个偷懒的借口罢了。

随着年岁增长，我愈来愈不相信运气。过去我认为，生在富豪之家比生在贫民区幸运，但今天看来，这不是绝对的。生在贫困家庭，也许必须加倍努力，而富豪子弟却可能直往下坡走。

如果某人一生的血汗成果在意外中毁于一旦，我们自然会说他运气不好；但他没有防范未然，是否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呢？又或者，这次打击能迫使他痛定思痛，东山再起，坏运之说就不可信了。“因此，我对运气的看法只有一句话：不要相信它。生来就好运或生来运就不好，都是愚人的借口罢了。许多好运是由勤勉和正确的判断形成；运气不好，往往是不够努力或观察力不佳的结果。”

赌徒是运气的忠实信徒，他们必须靠手气决定输赢，这样的人生简直是场梦魇，他们对前途永远茫然，永远无法掌握自己。

人生自有一套游戏规则，技艺纯熟的玩家当然比技艺生涩的人占优势。成功的人多半实至名归，而失败者往往也是罪有应得。相信运气远不如相信你自己。

如果一个年轻人相信运气会从天而降，他就会不断地拒绝各咱机会，因为那些机会都不够好，他所要的是大名厚利、高职位，他不屑从基层起步。我们可以想象，不久人们便懒得给他任何机会了，而他一生很可能就这样耗。一味相信运气，使这个年轻人丧失许多机会。

真正想成功的人，会把运气撇在一边，抓住机会，不放过任何让他成功的可能。他不会等待运气护送他走向成功，而会努力换取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可能会因为经验不足、判断失误而犯错，但是只要肯从错误中学习，等他逐渐成熟后，就会成功。

真正想成功的人，不会只是坐下来怨天尤人，埋怨运气不佳。他会检讨自己，再接再厉。

也许机缘巧合，上帝让某些人交上好运，但如果没有做好这件事的能力，交了好运又怎么样呢？清华人不相信命运只相信实力和拼搏，清华人说：美好的人生和辉煌的成就，都是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的！

也许有很多人都相信运气，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算命，他们相信有些人可以未卜先知，有的人可以预测股市的涨跌，可以断定一个人的福祸，这些人也许可以告诉你是否会成功，或者如何成功。别相信他们，人们不过是善于掌握人类的心理罢了。

从商和从政的人往往奇招百出，让人目不暇接，然而他们私底下费了多少工夫，一般人并不了解。一项新产品的问世，事前需要经过极周密的市场调查，它的成功绝非偶然；一个政治人自我批评的新政诉求，也是长时间明查暗访后，才归纳出民意来。灵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无数愚者用心思而并字典来的火花。

很多人预测成真时，总是谦逊地说：“运气真好。”但我们应该知道，经验与判断力才是他们的利器。坐待运气的人，往往以空虚或灾难临头收场。他们也许会在因缘际会中暴起，但这种繁华很容易变成过眼云烟。大起大落的人，通常就是最相信运气的人。

华罗庚教授强调指出：“勤勉与判断力强的人没有暴起暴跌的危险，他们的成功是持久而可靠的。年轻人常怀梦想，这点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梦想转变成对好运的期盼，就与成功背道而驰了。只有努力与多动脑筋才是最可靠的。”

注重建功意识，不求虚幻的美名

从理论上讲，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岗位，正好使其远大抱负得以体现。据报道，清华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有“后劲”，即一旦适应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会显示出很雄厚的实力（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得心应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总的说来，清华学生赞成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改革。但由于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某些弊端，他们对这种决心仍存有犹豫。并非所有的社会大环境和社会小环境都使他们的自我设计得以实现，甚至有时会使其出现坎坷和曲折。官僚主义体制，论资排辈恶习和妨贤嫉能的风气都是学生们走出象牙之塔以后所遇到的障碍。许多学生一走上工作岗位，便不得不抹去了以前的锋芒和热情，否则，便会变成被压制、被打击的对象。因此，一些学生常常梦想到一个“大机关”的“好工作”，更多的人在大干一场的想法之后留出足够的退路和保险系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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