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永玉,吴亚玲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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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友爱(下)试读：
陆游诗激辛弃疾
陆游（1125—1210），南宋大诗人。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当北宋灭亡之际。孝宗时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通判。一生主张抗金，收复失地。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辛弃疾（1140—1207）南宋大诗人。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21岁参加山东抗金义军，创立了名震中原的“飞虎军”。历任湖北、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坚决主张抗金复土，并与陆游有一段忘年的友爱之交。
由于主和派的打击和排斥，辛弃疾曾在江西上饶带湖旁，度过了18年退隐生活。
公元1203年，在南宋政府中专权的大官僚韩侘（tuó托）胄，想利用抗金来巩固自己的权位，便起用辛弃疾，任命他为浙东安抚使兼绍兴知府。于是辛弃疾以64岁的高龄，去绍兴上任。
当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已经80岁了，住在绍兴鉴湖旁，他和辛弃疾是好朋友。辛弃疾经常去拜访陆游，一道谈诗论词，一道议论国家大事。陆游从辛弃疾的杀敌誓愿中，感到心灵的慰藉；辛弃疾从陆游抗金不渝的信念中，受到战斗激情的鼓舞，两个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友谊愈来愈深。
翌年春，宋宁宗赵扩突然降旨要辛弃疾到京师临安（今杭州）去，征询他对北伐的意见。辛弃疾便把要去临安的事情，告诉了好朋友陆游。陆游觉得这是向朝廷提出北伐建议的好机会，心里非常高兴，鼓舞辛弃疾进京面圣要上书皇帝坚持抗金复土的主张。陆游从家里送走辛弃疾后，激情涌动，情思澎湃，爱国主义感情冲击着他的心扉。他伏在书案旁，提笔给辛弃疾写了一首长诗，诗中说：“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陆游认为辛弃疾是古代大政治家管仲、萧何一流人物，做浙东安抚史是大材小用；热切地鼓励他积极参战恢复中原，不要因为受排挤不得志而介意。辛弃疾读了老诗人这首题为《送辛幼安殿撰造朝》（殿撰：宋代有集贤殿修撰等官，简称殿撰；造朝；赴朝廷）的赠诗，感慨万千，非常激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辛弃疾到了临安，向韩侘胄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北伐建议。但并没有得到大用，只是被安排为镇江知府。虽然遭遇的是陆游所说的“大材小用”的处境，但辛弃疾心里还是牢记着老诗人的殷切嘱托和热切鼓励，不以个人得失为介意，在镇江为准备北伐而苦心经营，他预先制成一万件红衲军装，打算招募新兵，严加训练，组成一支北伐劲旅。他还派人四出刺探金国的兵骑数目、屯戍地点、库藏方位、将帅姓名等情况。
但韩侘胄却借故把辛弃疾撤职了。辛弃疾只好回家闲居，身患重病，忧愤交加，再也没有见到老诗人陆游。不久，便病逝了。
当初陆游用“大材小用”四字感叹辛弃疾的不能一展抱负，十分有深意；人才浪费，是封建时代无法克服的现象。
成吉思汗与他的密友
帖木真是一个蒙古贵族家的长子，九岁时，父亲被仇家害死。从此，家境破落，生活贫困，他的母亲诃额仑靠拾野果，挖草根，艰难地养大了自己的五个孩子。
帖木真十三岁时，有一天，家里的八匹骟马被贼抢去了，对于帖木真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于是，帖木真自告奋勇骑马去寻找。路上遇到一个少年正在挤马奶，了解到帖木真的情况，非常同情他。他给帖木真换下了疲惫不堪的坐骑，又给他带了很多食物，然后对他说：“你的生活这样艰难，我们男子汉的艰难和责任都是一样的，我愿意做你的朋友，我叫孛斡尔出，我和你一起去找马吧！”他们走了三天，又经过一场厮杀，终于赶回了那八匹马，帖木真很感激他，回到孛斡尔出的家，执意要留下几匹马作为酬谢。孛斡尔出一再推辞，说：“我是看你有困难才来帮你，这完全是我自愿的，怎么能要你的东西？我家里很富有，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所有的财产将来都是我的。我们是朋友，如果接受了你的酬谢，我还跟你作朋友干什么？”孛斡尔出的父亲纳忽伯颜看到儿子交了一个新朋友，十分高兴，对他们说：“你们两人要团结，要互相关心，帮助，千万不要互相争斗，遗弃对方！”
从此，帖木真和孛斡尔出成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最亲密的伙伴，他的一生都和成吉思汗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1206年，帖木真统一蒙古各部族，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人称“成吉思汗”。他把从少年时代起就与他作伴，以后又随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孛斡尔出封为右翼万户，在封赏的仪式上，成吉思汗深情地回忆了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他说：“我小时候去找马遇见你，你就和我作伴，你父亲有家财，为何与我作朋友呢？这是因为你是个很重义气的人。后来你又与我并肩战斗，行军中遇雨，你披着毡袍，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为我挡雨，让我休息。对于我做的事，正确的，你鼓励我，帮助我去做；错误的，你批评我，阻止我去做。你是我最好的伙伴，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得到这样的赏赐是当之无愧的！”
正因为有孛斡尔出这样一些忠诚的朋友的辅佐，成吉思汗才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征服为数众多的文明民族和国家，并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战绩震撼了世界。
明成祖与浡泥国王的友情
中国与文莱（浡泥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具有悠久的历史。
明代朱元璋建国后，于洪武二年（1370年）八月，主动派出都监院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浡泥国。他们在海上航行历时七个月，经暗婆国（即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后抵达该国。双方经过亲密交谈，并进一步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
第二年八月，淳泥国王马漠沙派出专使，随同张敬之等同来我国回访，得到了太祖朱元璋的厚礼相待，明永乐三年（1405年），麻那惹那乃接任王位，又遣使来华，受到了明永乐帝朱棣的盛情款待。当时，浡泥国正遭受暗婆罗国的侵略，但不堪忍受其政治压迫和经济勒索，又鉴于明朝对外奉行友好的国策，在浡泥国访华使节返国后，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亲率王后、王子及王弟、妹、王亲和陪臣等150人组成的访华代表团，专程来华进行友好访问。消息传来，明成祖朱棣特派专使前往福建泉州迎接，明永乐六年（1408）八月乙未日，浡泥国访华团来到了大明王朝的首都南京。当天，明永乐帝朱棣在内宫华盖殿设宴，为浡泥国王洗尘。接着，又在奉天门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后，将他们迎至国宾馆——会同馆歇息。中国明代皇帝朱棣和浡泥国王之间的亲密交谈，为两国人民的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
一月后，浡泥国王忽然患病。为此，明永乐帝朱棣万分焦急，他即派国医日日夜夜为他诊治疾病，又派皇亲、重臣前往探望国王的病体。日继一日，天天如此。于同年十月浡泥国王病势益重，眼见自己重病难愈，随即嘱咐王后：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如果他一旦逝去，愿将遗体：“托葬中华。”还叮嘱年幼的王子，愿与中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十月乙亥日，国王病逝于会同馆，终年二十八岁。明永乐帝朱棣闻悉噩耗，沉痛哀悼，举行国哀。又派皇太子率文武大臣前往祭奠。当浡泥国王后转达国王临终前请求“托葬中华”的遗愿后，永乐帝朱棣立即答应。并命太常寺择日、选地，工部为国王赶制葬具，砌陵墓，还由礼部主持安葬仪式。当月庚寅日，举行奉安典礼、归葬坟茔并建享殿于墓前。专拨三户人家常年守墓。规定由礼部主其事，每年春秋二季举行祭祀。
现在浡泥国王之墓，坐落在南京市安德门外，乌龟山之南麓。这座墓前的石刻，有神通石碑一通，华表柱础一对，翁仲两对（马伕二、武将二），石马、石羊、石虎各一对，以及享殿的石柱础若干。这些雕刻精致、形象栩栩如生的石刻碑，置于松柏翠竹丛中，使这座陵墓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而富有生气。
费宏访友谢罪
明朝时，在都城北京，一次皇帝对各地来京的读书人进行考试。没想到，考上第一名中了“状元”的，竟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费宏。看到把自己的名字列在最先头的“金榜”在长安街上挂了三天，费宏的心里高兴极了。他很快就骄傲自大起来，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有一天，一位旧时的朋友来找他聊天，因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两个人争论起来，互不相让。费宏认为这是伤了自己这个“状元”的面子，一时火冒三丈，就打了那个朋友一个嘴巴，朋友捂着脸，气愤地走了。从此，一对好朋友就互不来往了。
不久，费宏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十分生气。他连夜写了一封长信，严厉地教育儿子：“你年纪轻轻，却如此不敬重朋友，实在太不象话。你应该赶快到那位朋友家去陪礼，不然的话，你就会犯更大的错误！”随着这封信，还寄去了一根竹板子，要求儿子拿着竹板子去向朋友请罪。
读完父亲的信，费宏感到很羞愧。他立刻遵照父亲的要求，直奔那位朋友家。可此时朋友还没有消气，不愿见他。他一连去了三次，都被对方找借口拒绝了。费宏更加不安。他第四次去，就求别人先把父亲的信和竹板子送给那个朋友，请他过目。
忽然，那位朋友流着眼泪跑出来迎接费宏。费宏见他这么伤心，以为他还在记恨前些天的那件事呢，就连忙道歉说：“我太对不起你了，请你别再生气吧！”那位朋友连连摇头，说：“不，我不是生你的气，看了别人送进去的信和竹板子，我太感动了！你有多好的父亲啊！你有了过错，他这样认真地教育你；可是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我有了什么毛病，就听不到他的管教了。我是为这个才哭的呀！”费宏说：“咱们朋友之间，也要互相指出过错，互相帮助改正毛病啊！”从此以后，他俩共同严格要求，友谊更加深厚了。费宏后来成了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
顾贞观赋词救挚友
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和著名诗人吴兆骞同为江南才子，一个填词，一个作诗，在清初的文坛上崭露头角，名气大震。早在青年时代，他们就诗酒交往，过从甚密，或蠡湖泛舟，春郊驰马；或围棋击筑，谈诗论文，志趣相投，肝胆相照。
清顺治十四年（1657），吴兆骞参加江南乡试，考中举人，不断有人揭发考场弊端，引起顺治帝震怒，核准礼部所奏：“钦定试期，亲加复试，以核真伪。”吴兆骞就和其他所有中举者一起被押往北京复试。考场上除考官罗列监视外，堂上摆着桎楛镣铐等刑具，堂下排列着举刀持棍的武士，且每个举子身边还有两个护军夹立监视。在这种气氛下，参加复试的举人大都战栗不安，失去作文赋诗的灵感，有的甚至抖索着连笔也握不住。吴兆骞虽有才华，但也受到环境的影响，未能终卷，遂亦以舞弊定案，被杖责40大板，遣送至8000里外的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去戍边。
吴兆骞离京出塞时，诗人吴梅村挥泪相送。作《悲歌赠吴季子》诗一首以寄托友情。
1660年8月，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下游侵扰，统领巴海率领军民迎击，吴兆骞写了一首题为《奉送巴大将军东征罗察》的长诗，谴责罗察（即沙俄）的暴行，歌颂巴海率军抗战的爱国正义行动。
吴兆骞被遣送到黑龙江戍边后，顾贞观为好友蒙受不白之冤感到悲伤，立下“必归季子”的誓言。但这个案件是顺治皇帝所亲定，继位的康熙皇帝并无昭雪之意。当顾贞观接到吴兆骞从戍边寄来一信时，才知吴戍边的苦况：“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镝呼风，哀笳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霜，妇复多病，一男二女，藜藿不充，回念老母，茕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
顾贞观读信后，凄伤流泪，深知身居绝塞的好友的凄苦。救友生还已刻不容缓。当他了解到朝廷中身居要职的宋德宜、徐翰学过去与吴兆骞都有过交往，便连夜奔走于这些权贵之间。谁知人情淡薄，世态炎凉，这些已飞黄腾达的高官显宦根本不愿出力解难。顾贞观一筹莫展，百感交集，于是挥笔写下了《金缕曲》二首，作为给吴兆骞的复信。
二阙《金缕曲》，对患难之友“悲之深，慰之至，叮咛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中流出”。这种忠贞生死之谊，至情之作，终于感动了顾贞观新结识的一位朋友——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字容若，是清代满族最杰出的词人，其父明珠，官至太傅，主持朝政多年。纳兰性德虽出生在门第显赫的贵族家庭，18岁就中举人，22岁被康熙皇帝选为御前侍卫。但他却无意于官职的升迁，喜欢治学，写诗赋，惜友情，重然诺。“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他与顾贞观一见如故，互相倾慕。当他读了顾贞观的《金缕曲》后，心情十分激动，向顾表示，“不玉成此举者，非人也！”决心承担营救吴兆骞的重任。在他的一再恳求下，其父终于应允以重金赎回吴兆骞。由明珠出面，宋德宜、徐翰学等人也同意捐款相救。
康熙二十年，51岁的吴兆骞终于回到了北京，当他出现在纳兰性德家里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枯槁发须皤然的老翁，在宁古塔的凄苦生活，使他过早地衰老了。这时，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感激之情化成了滚滚热泪，他在好朋友面前痛痛快快地恸哭了一场。纳兰性德把他留在家中担任授读，“三载宾筵，锦衣鼎食”。可惜他已经是一段膏蜡燃尽的残烛，到54岁时就因病逝世了。
吴兆骞在坎坷的一生中，写了许多诗文，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文学遗产——八卷《秋茄集》。顾贞观写给他的二阙《金缕曲》，因为纳兰性德在祭吴兆骞的文中曾说：“金缕一章，声与泣随，我誓返子，实由此词。”所以被人传诵为“赎命词”，成为清词中的压卷之作。顾贞观与吴兆骞间的生死之交，成为文坛佳话，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
张际亮与姚莹患难与共
张际亮与姚莹不仅是诗友，也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朋友。
张际亮，福建建宁人。他才华横溢，秉性耿直，不随流俗，广结大江南北的仁人志士，如林则徐、姚莹、魏源、黄爵滋等，其中与姚莹的交往最为密切。
姚莹，安徽相城人，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抵抗派将领。他拥护和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积极了解外事，关注国计民生。就任台湾兵备道后，坚决抗击英军侵略，为保卫祖国海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反而遭到昏聩腐朽的清政府的革职查办，被横加罪名，逮入京师问罪。这一冤狱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际亮闻讯痛心疾首，此时他重病在身，仍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为姚莹鸣冤伸屈。决定亲自伴陪姚莹进京，以示对好友抗敌卫国之举的支持和对清廷制造冤狱的强烈抗议。
1843年7月，押送姚莹入都的囚车途经淮上，张际亮在此迎候多时，做好了护送友人北上、同赴囹圄的准备。姚莹为张氏义举感激不已，但极力劝止张际亮进京。然而，张际亮决心已定，毅然抱病陪随姚莹的囚车，踏上了凶多吉少的北上艰途。
像张际亮那样对清廷制造冤狱、打击贤良深表不满的志士不乏其人。当姚莹被押至北京南郊的长辛店时，竟云集了三十余位京官名士在此相迎。姚莹入狱后，人们更是为之奔走营救，不惧危险入狱探望。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把姚莹释放。可是，本来就病魔缠身的张际亮，此时因长途跋涉使病情愈益恶化了。京师诸义士为张际亮的高风亮节所感动，纷纷前来慰问。张际亮在临终前请求姚莹协助他整理自己生平所撰诗作，后世所传《恩伯子堂集》就是由姚莹在张际亮病榻前编纂好，经张氏首肯，并于他故后刊行的。
张际亮的病逝，使姚莹悲痛万分。他以真挚的感情，写下了《祭张亨甫文》和《张亨甫传》寄托对故友的深切缅怀，他洒泪护送张际亮灵柩回故里安葬。
张际亮抱病扶囚车北上，为友伸冤；姚莹挥泪护灵柩南行，报友恩情，这是一幕多么悲壮、感人的情景，它不仅反映了姚、张和人间的生死交往，同时也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赤诚报国的生动写照。
秋瑾与徐自华的生死之交
徐自华，浙江崇德人。她自幼聪慧，博通经史，工诗善词。南浔富绅台群创办“浔溪女校”，徐自华以其才华扬名远近，被聘主持校务。
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经陶成章介绍前往浔溪女校教授日文。秋、徐二人一见如故。秋瑾开始还只是对徐自华的处境表示同情，在交往中她发现徐自华及其妹妹徐小淑（秋瑾的学生）等人的思想颇可启发，于是便向她们宣传男女平等的进步主张，甚至直接给她们灌输反满革命的思想。徐自华姐妹很快就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徐自华不顾家庭的激烈反对，与秋瑾私定生死之交，而且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后来还加入了光复会，从此便成为革命党了。
秋瑾在浔溪宣扬激进思想，遭到校方忌恨，被迫辞职离校。徐自华也愤然弃职。秋瑾离开南浔即赴上海，创办提倡女权的《中国女报》。由于资金缺乏，徐自华便毅然与家庭脱离，变卖田产，亲自携巨款到上海帮助秋瑾，共办《中国女报》。1907年，浙江绍兴起义计划就绪后，秋瑾因筹款买武器回崇德，徐自华立即将首饰全部交给秋瑾，并深叹自己不能同行。秋瑾感动不已，将身藏一对翠钏赠徐，并将自己小照一张题诗相勉，挥泪而别。
绍兴起义失败、秋瑾壮烈牺牲。徐自华和吴志瑛冒着巨大风险，去杭州西冷桥畔（秋瑾和徐自华二人曾相约死后同葬西冷）为秋瑾置地造墓。墓成后，徐自华亲自到绍兴迁柩，并亲笔撰写了墓表和墓碑。建造秋瑾墓经历了很多风波，但建成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平掉，并下令通缉徐、吴等人。徐自华自己避难上海，又派人秘密收藏秋瑾墓碑。
为了纪念秋瑾烈士，徐自华1908年正月创议组织“秋社”，她自己被推举为社长。“秋社”是个革命组织，当时只能秘密活动，知者不多。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来到杭州，担任了秋社的名誉社长。徐自华一直主持秋社事务，并在1913年冬，在上海创办“竞雄女校”，完成着秋瑾未完的革命事业。她主持女校长达18年之久，到1930年她才把校务交于秋瑾的女儿王灿芝管理，自己则返杭州专管秋社事务，直至去世。
冯玉祥与孙中山的神交
冯玉祥与孙中山生前虽未见过面，但彼此神交已久，坦诚相待，情感深厚。冯玉祥对孙中山非常敬仰，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信徒。他说：“我景仰中山先生已二十年，信使往还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没有得着见他面的机会。这正是我心中遗憾的一点。可是我从敬仰中对他所生的一种敬爱之情，决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长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孙中山对冯玉祥也了解信任，曾派专人将他的手稿《建国大纲》送给冯玉祥斟酌。这种知遇之感和孙中山的谦虚态度使冯玉祥深深感动，难以忘怀。
早在辛亥武昌起义时，冯玉祥就举兵响应。而后，一直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18年冯玉祥为支持孙中山组织发动的“护法运动”，被段祺瑞免职。后因全军将士拥护冯的正义立场，坚决要求冯继续任职，段怕事态扩大，才只好收回成命。冯玉祥事后致书孙中山，表示虽然还不能直接追随他，但精神上已和他结合在一起了。孙中山派人带亲笔信面交冯玉祥；冯玉祥也派秘书去谒见孙中山，表示“只要用得着我时，无不尽力以赴”。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倒戈反直，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出宫，这一革命行动是与孙中山的帮助支持分不开的。当时冯玉祥对曹锟的贿选和军阀混战深感厌恶，托人带给孙中山对时局的五条意见，提出实行民主，改革政治和团结协商等具体主张。孙中山派代表告诉他，在当前的形势下，首要任务是先打倒反动的直系军阀，冯玉祥答应俟机而动。北京政变成功后，冯玉祥主持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并且请孙中山北上，“共筹统一建设方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热烈祝贺，慨然表示“建设大计亟须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冯玉祥派代表持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孙中山，嘱咐北京警备总司令：“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党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孙先生扶病上北京时，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在一起，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辞职，到京西天台上隐居，后移往张家口，未能与孙中山见面。冯玉祥得知孙中山的肝癌渐渐加重，即派夫人李德全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拜望，孙中山这时送给冯玉祥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冯玉祥全数分发给各部队，令官兵列为正课，悉心研读。
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传来，冯玉祥所部全体官兵无不震痛，皆缠黑布七日，以志哀悼。冯玉祥写了悼词，对孙中山给予崇高的评价，并表示要为完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余生。
黄兴与孙中山的深挚友谊
翻开辛亥革命的史册，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映入眼帘：一个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一个是实干家黄兴。他俩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于1904年底到日本避难。次年7月，孙中山为发动革命，亦从海外来到日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诚的介绍，便在神乐坂进行了愉快的第一次会晤。不久，他们共同主持了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并分别被推举为同盟会的总理和协理。共同担当起了领导革命的重任。
1910年6月，黄兴为躲避日警搜捕，隐居在横滨的福住旅馆里。中旬，孙中山从夏威夷来到日本。
那天，孙中山乘坐的美国轮船刚刚靠岸，冒着危险前来迎接他的黄兴就跳上船去和孙紧紧地握手，一直护送到孙中山下榻的旅馆里。两人久别重逢，却很少谈论私事，话题很快转入对革命形势的讨论。他们对各种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未来的若干方针大计取得了一致看法。
两人交谈了很久，黄兴告辞回去，当快要分手的时候，他想起为起义募款的事。于是，问孙中山带钱来没有。孙中山把满满一皮箱钱指给黄兴看，那是他费尽千辛万苦在美国华侨中募捐来的。黄兴根本没有估量箱里的钱数，提起皮箱就走。忽然，他好像记起了什么，对孙中山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你留点，也许你有时需要钱用。”顾不得点数，留给孙中山几迭钞票，匆匆走了。当天，他启程回国发动革命。
据当时在场的一个日本友人追忆说：“我是这件事情的目击者，并且深受感动。金钱的予者与受者，似乎都对金钱的总数毫不在意。这两位领袖之间终生不渝的感情，不能仅仅表述为一般的同志关系；他们对待金钱财物的态度，也经常与此次相同。”
在同盟会成立时，有人出于偏狭的个人成见，总是竭力攻击孙中山，诋毁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导威望，严重损害了革命派内部的团结。1907年间，有人鼓动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坚决反对，他从海外来信劝告这些同志说：孙总理德高望重，是我们的领袖，大家既然希望革命成功，就请不要搞出这些名堂来影响团结，而应当全心全意地拥护孙先生。在黄兴的劝告下，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1914年7月，黄兴乘船赴美国考察，在美国旧金山，接到一些人的来信，挑拨他和孙中山的关系，怂恿他另行改组。黄兴气愤地回答他们：“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唯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在美国各地，他向爱国华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并积极为革命募捐。后来，听到蔡锷在云南成立讨袁护国军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回国协助孙中山进行讨袁革命。
1916年6月，黄兴经日本抵达上海。同年10月31日，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仅四十二岁。孙中山闻讯悲痛欲绝，第二天即发函海内外，哀告黄兴逝世的消息。按照传统习惯，讣告是由死者的亲属发布。而黄兴逝世的讣告则是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赵声与黄兴的革命情谊
赵声和黄兴都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革命家，他们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建立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弃学从戎，历尽千险，出生入死，百折不挠。在革命斗争中，两人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友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赵声，原名毓声，字伯先，江苏镇江人，17岁考中秀才。后来江南水师学堂招考，赵声慨然投笔，以第一名录取。因言论激烈，被勒令退学。后入江南陆师学堂插班肄业。
赵声赴日时，结交了留日学生黄兴。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今长沙），考中过秀才，后就读于湖北两湖书院，1902年春被选赴日留学，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接触了革命思潮后，从一介书生开始走向革命。
赵声与黄兴等人相识结成好友，赵声常参加留日学生集会，发表演说，甚为黄兴等人倾慕。赵声东游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察军事。此时，黄兴也对军事兴致很浓，所以赵声常约黄兴去观看日本士官联队的操练。二人还通过各种途径，请日本军官给予军事技术与战略方面的指导。他们都喜欢实弹射击，并曾在东京武术会演习枪弹骑射中获奖牌。赵声和黄兴自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3年夏，赵声从日本回国。同年黄兴也从日本回国，两人都认为革命是必须在国内进行的事。同年，赵声回江苏，被聘为两江师范学堂教员，他暗中创作了一首宣传反清的《保国歌》，传播于长江中下游各地。与此同时，黄兴则去湖南开展革命工作，并在长沙主持明德修业学校。1903年秋，赵声因在南京北极阁拒俄救国大会上演讲倡论革命，被清廷列入缉捕之名，被迫避走湖南长沙，与黄兴故友相逢，格外亲切。
1904年初，黄兴等人在湖南组织华兴会革命团体，并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赵声为与湖南策应，决定往北方活动，故离开长沙，来到北京，后来又到了保定，与革命志士吴樾结交。在这期间，他进入北洋新军任队官（连长），准备借秋操之机举行起义。但因北方风气闭塞，运动无效。赵声又回到南京担任了江宁督练公所参谋官，以后又到江阴教练新军。
1904年底，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流产，黄兴等人被迫逃往日本。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孙、黄二人非常重视赵声深入新军所作的工作，派人与赵声联系，吸收赵声加入同盟会。
1906年，长江中游一带闹灾，湘赣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灾情更严重。黄兴等人决定伺机起义。12月起义爆发，赵声在南京闻讯后，认为时机可乘，积极策划南京新军响应，并秘密派人前往联系。但当赵声率领的新军到达萍乡时，起义已失败，革命军也解散了，赵声只能“摩挲长剑，暗中挥泪”，黄兴后来知道这种情况，也“击桌愧愤，寝食俱废”。两位志士后来都因起义遭到厄运，但却没有气馁，仍然坚持战斗。
1911年4月，由赵声、黄兴分别任革命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在广州领导了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后起义失败，黄兴负伤到广州河南一个同志家养伤，赵声也因迷路，渡珠江来河南，碰到一位出外为黄兴买药的同志，这样，两位战友得以相见。一见面他们就抱头痛哭，黄兴因伤痛晕过去又苏醒过来，要渡河去与清兵拼命，被赵声劝住。
赵声与黄兴先后脱险来到香港。赵声感情上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常以酒浇愁。5月6日赵声患盲肠炎，口中吐血，黄兴派自己的妻子日夜守护在赵声病床前。赵声病情日趋恶化，临终前，神志忽然清醒，并吟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泪随声下，他再一次睁开双眼说：我对不起死去的战友，报仇雪耻就靠你们了。说完，竟泪流不止。5月18日，赵声去世，年仅32岁。
黄兴获悉赵声去世的噩耗，痛不欲生，他设奠哭祭，为他送葬。此后，黄兴在《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中，仍追述赵声逝世之事，认为像赵声这样豪雄英武的人，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而是死于平常的病痛，实在是令人悲慨。表达了黄兴对赵声的深切怀念之情。
章太炎与苏曼殊的师生之谊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1903年，他以“反清排满”的罪名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即流亡日本，主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传革命，旗帜鲜明地与保守派作坚决斗争。
1907年2月，两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来到《民报》编辑部，章太炎身穿一件破旧的和服，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的双眼凝视着来人。“先生，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光汉。”刘师培走上前拉住了章太炎的手。当年章太炎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时，刘师培是他的学生。“唔，是你，光汉。”章太炎兴奋地丢掉手里的烟，笑了。“先生，这是我的朋友苏玄瑛，他是专门从中国赶来拜见您的。”刘师培把身后的青年推到章太炎面前，介绍着。
苏玄瑛红着脸，叫了一声“先生。“
太炎望着这个瘦弱、矜持，一脸灵气的年轻人，自语道：“苏玄瑛，好熟悉的名字呀！”
刘师培介绍说：玄瑛在《国民日日报》当过编辑。
章太炎说：“对了，我看过你在《国民日日报》发表的《呜呼广东人》，把那些唯利是图，毫无爱国心的人骂得淋漓尽致，太好了！”大家都高兴地笑了起来。一会儿，太炎指着玄瑛对刘师培说：“玄瑛年纪轻轻，难得这样沉稳。”刘师培朝太炎一稽首，半垂眼帘说道：“出家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自然又沉稳，又安静。”太炎闻言惊喜地盯住玄瑛：“怎么？你还是个佛门弟子么？有法号么？”“法号曼殊。”“懂梵文么？”“略微懂些。”玄瑛说着又红了脸低下头。太炎兴奋极了：“这太好了，以后我们有时间可以在一起研讨了。”
接着他们又谈起了形势，又过了一阵，他们起身告辞。准备去给玄瑛安排住处。太炎指着凌乱的房间说：“要是不嫌弃，玄瑛就住这儿吧，晚上闲了，正好有人聊天。”玄瑛被这意外的挽留惊呆了，好一会儿，他才如梦方醒地连连点头。
晚饭后，玄瑛和太炎相对而坐，闲谈起来。太炎问玄瑛：“局势这么紧，到《民报》来怕不怕？”玄瑛含笑摇摇头说：“没想过。”沉思片刻，他又说：“我这次是为还愿而来。”“还愿？”太炎很惊奇。“四年前我在日本留学时，就仰慕先生，发愿要作您的学生，现在我如愿了。”太炎的目光变得柔和了，微笑着吸烟。接着他们谈起了佛学和革命的道理。
玄瑛虔诚地注视着太炎，耳边的声音像海潮缓缓地从远处推来。“先生！”玄瑛喊道。“玄瑛，叫大哥，以后你们都不要叫先生，我是你们的大哥。”太炎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额上的皱纹也渐渐舒展了。
同盟会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日本政府为了满足清政府迫害革命力量的要求，同时也感到同盟会的活动对日本政府也是一个心腹之患，因此，他们迫令孙中山离开日本。作为同盟会喉舌的《民报》，其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无奈，玄瑛只得拼命作画，给报纸的副刊拿去发表，或是拿去卖了，以补办报的经费。
一天，太炎和玄瑛在一起谈话，玄瑛问：“世事这么艰难，大哥你就没想过失败么？”
太炎点起烟，严肃地思索了许久，突然问：“你说项羽算英雄么？”玄瑛点点头。“是呀！大丈夫做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玄瑛轻声叹口气说：“我虽然也常常有一腔激情，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可我的心又太容易灰，太容易冷，只有皈依佛门，求得心灵的安泰。”
太炎扔掉烟蒂，感叹说：“是呀，我有时真羡慕你们斩断烦恼丝，遁入空门。可今天国家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皈依佛门，这难道是男子汉大丈夫该做的事吗？”
玄瑛的脸又涨红了。“想想看”，太炎继续说，“西方人信奉基督，国人供拜释迦牟尼。可是，替万民受难的耶稣，能不能真的替万民受难？普救众生的如来，能不能把苦海中的民众救上篷船？玄瑛，你说你常常灰心，这实在难免，何况你半生坎坷，无亲无靠。你其实本来是一把火，只因为在严寒和苦雨中淋得太久，你的火焰才熄灭了。不过当你为着一个信念而鼓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春天又来了。”
听了太炎的一席话，玄瑛万分激动，他对自己将要走的道路看得更清楚，决心也更坚定了。
1908年7月，日本内阁更迭，新上任的外相小村寿太郎为了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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