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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7 08: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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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开复,范海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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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纪念版)

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纪念版)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纪念版)

作者:李开复,范海涛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7-01

ISBN:9787508652115

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十七个月 向死而生

■如果我能让一颗心不再疼痛,

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

如果我能把一个生命的忧烦减轻,

或让悲哀者变镇静,

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

重新返回它的巢中,

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

十七个月之后,我重新回到了我的工作岗位。十七个月间,我完成了一场向死而生的旅行。

2009年是我的分水岭。《世界因你不同》出版之后,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我创立的公司——创新工场当中去。虽然创业的过程如同在泥土里摔打,但是自由也给了我更多的动力。我希望能把硅谷那样的创业环境带到中国。虽然在那个時候,这感觉有点遥不可及。

我已经习惯了和时间赛跑。创业以后,我的拼命变本加厉。我马不停蹄地拜见投资人,招聘员工,看项目,筛选创业者,做创业辅导。每天,我的日程表密密麻麻。

我想做一个为创业者着想的天使,不利用信息不对称占他们过多的股份,不把自己当作大老板让他们汇报。如果在“快速赚钱”与“帮助创业者”之间产生价值冲突,我坚决选择后者。我相信,创业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不会只投资可以赚到最多钱的事业,而是认同网络是帮助人类成长的工具。

我要做创业者的伯乐,也想做创业者的知己。成立创新工场,我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青年进行创业辅导,希望给中国带来最可贵的创新。

4年之后,本着这样的价值观,创新工场终于初具规模,它甚至出落得比我想象得还好。除了我们投资项目的数量不断增长,很多公司得到了A轮、B轮投资。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感受到了整个中国创业环境的改变。

在创新工场建立后,许多支持创新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一种支持创业的浪潮,汹涌而至。大众创业的氛围,已经非常浓郁。而天使们的出现,让无数的新产品有机会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开花,结果——创业的生态悄然长成。而这种日新月异的氛围,让我犹如驻足硅谷。有人问我,如此多的新基金,会不会觉得竞争很多,我的回答是:“更多的天使,更好的创业环境,这才是做创新工场的初衷!”

被宏大的目标所趋使,我只争朝夕地奔跑在人生的道路上。然而此时,一场人生的海啸降临了。

我病了。癌症。

当“淋巴癌”这个诊断,如同原子弹一般投向了我的生活,我的一切爆炸了。等尘埃稍落,我用做博士论文的精神,研究了数十万字的医学资料。根据国外的学术论文,对比自己的医学指标。我发现,我的滤泡性淋巴瘤,分期虽然是四期,但是都集中在下腹腔,并没有向上扩散,也没有侵犯到骨髓,因此,整体并没有那么悲观。

随着这场人生灾难的到来,我被裹挟着进入了一个病人的世界。我的事业,离我远去了,而我新的发现,是我生命里的唯一曙光。

我经受了痛苦的治疗,每一次,我躺在那里,感到一片广袤的世界正在渐渐消失。病痛,让我谦卑到尘埃里。

我和我最爱的创新工场暂时告别了。而离开的日子,我对和创业者相处的日子有无尽的思念,但是我也对我过去的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追求效率,让我放弃了对身体健康的重视。每天埋头工作,让我失去了欣赏生活中细微之美的眼光。下意识地量化每一件事情的价值,让我忘记了与日常的缘分,与际遇放松相处的机会。我太在乎未来了,这让我牺牲了对很多当下时光的珍视。我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对不在计划当中的事表现得冷漠无情。

在病中,我才体会到,生命是一个旅程,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品味。而所谓只争朝夕,过分追求一个宏大的目标,去最大化影响力,也许包含着一种功利的需求,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人生。这一切其实皆与初衷背道而驰。我暗暗下定决心,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一定改变我的骄傲。

终于,十七个月之后,联合治疗结束了。医生说,我的身体里已经没有大于一厘米的癌细胞。我与癌症交手的日子,正式告于段落。阳光温暖地照耀着,我感受到了上天的无限恩宠与浓浓暖意。

十七个月,我回来了。我的身体得到了修补,我的心灵经历了一次涅槃。这十七个月,我完成了一场生老病死的功课。

我终于可以回到创业者的身边了。

在我离开的日子里,创新工场自然形成了一种没有英雄、人人多出一分力的工作模式。虽然整体环境有了剧烈的变化,但他们都很默契地各司其职、自主决定。事实证明,他们做的决定都很明智,我们的投资选择甚至比以前更好了。我发现之前的过度量化,都只是给自己的无形枷锁。

现在我的工作心态,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我掌控着公司的重大决策,现在,我在公司内更加放权。我每周只工作三天,将工作重心转向制定及调整公司的战略、公司本身的人才招聘和培养、跟媒体和投资人沟通,以及在投资项目最后的把关。随着工作时间减少,我也让出公司股份来奖励表现卓越的同事。

在我一周不工作的那几天,我会四处走走,读读好书,和亲人共度其乐融融的时光,我重视活在当下,保持健康。在我重返工作岗位之后,我最近第一次去了欧洲和硅谷。而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往那样,急匆匆地直奔工作而去。我放慢了脚步,为的是欣赏沿途的美景,也为了和更多有缘的人相遇交谈。在交流中,我并不急于追求每一场会面是否有特定的结果,而是珍视我们偶然有的那一刻灵感碰撞。

过去,我喜欢世界因你不同。现在,这依然是我的人生目标。但是,我更重视和关心的是,除了拥有一个宏大的理想,我是否让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快乐。我是否享受着每一个偶然的来临,我是否享受着与每一个缘分的片刻神交。

乔布斯曾说过:“记住你即将死去。”这句话如今已成为我的座右铭,它每天提醒我看清楚什么才是生命中重要的选择;所有的荣耀与骄傲、难堪与恐惧,都会在死亡面前消失,最终,人生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些生命中最美好的体验。

在思考死亡与生命的日子里,我读到了美国19世纪传奇女诗人艾米丽·迪金森的诗。这些诗很多都描写了生命与死亡,让我对生活的认识更加深刻。我想,在细微之处施予美好,你的世界和你身边的生命,都会因你而不同。正如同艾米丽·迪金森写下的诗句:

如果我能让一颗心不再疼痛,

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

如果我能把一个生命的忧烦减轻,

或让悲哀者变镇静,

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

重新返回它的巢中,

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引言从心选择

■价值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留下多少。

■用你的梦想和理想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感恩、真诚、助人圆梦的心态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执著、无惧、乐观的态度来引领你的一生。如果你做到了这些,因缘会给你一切你所应得的。

■不要被信条所惑,盲从信条就是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选择的力量

2009年8月5日,美联航UA888次航班缓缓地在加利福尼亚州降落,我又一次来到了这座再熟悉不过的港口城市——旧金山。

我曾经在这里起飞、降落过无数次。现在,眼前的一切如同油画般慢慢展开:阳光一如既往,温暖地照耀着水面,空气里有股微甜的清新味道,远处旧金山湾的海水,灰中微微荡漾着湛蓝,横跨在海面上的那座著名的砖红色大桥,刚毅挺拔,泛着陈旧的岁月光芒。

坐在车子的驾驶座上,我摇下车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早晨清冽的空气,好像在用心感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心情。我闭上眼睛,再问自己一遍:“你,准备好了吗?”“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做出回答。

我知道,在这里,我将做出又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

尽管前面充满了悬念,但是我依然相信内心的声音。我知道,只有follow my heart(追随我心)的选择,才能激发起身体里最大的潜能,拼尽全力向下一个目标靠近。一如过去很多选择曾带给我类似的人生体验。

我无法忘记1990年夏天那次来到加州的情景,那时我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选择。当时年仅28岁的我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只要再坚持几年就可以得到tenure(终身教授)的职位。这意味着终生的安稳,可以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计算机系中做研究。但是苹果公司希望我放弃这一切,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苹果公司的副总裁戴夫·耐格尔对我说的话,他举着一杯透亮的自酿葡萄酒对我发出邀约:“开复,你是想一辈子写一堆像废纸一样的学术论文呢,还是想用产品改变世界?”

这句话直击我的软肋,点燃了我多年“世界因你不同”的梦想。“Make a difference”——“让世界因我不同”,一直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哲学老师最为推崇的人生态度。想象一个没有你的世界,让有你的世界和无你的世界做出对比,让世界由于你的态度与选择发生有益的变化。老师说,这就是人生存在的哲学意义。Make a difference,将人生的影响力最大化,提供给我一种思考与世界观。

1990年,我做出了职业生涯中第一个重要选择,我放弃了对终身教授职位的追寻,加入了“改变世界”的队伍。这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惊喜。

在苹果公司,我感受到做产品的无穷乐趣,我和同龄人一起畅游在市场前沿,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市场竞争。在一个叫Mac III的小组,我们尝试着把语音识别的技术融入电脑里,试着让躺在纸上的学术论文变成现实。一年之后,我成为苹果研发集团ATG语音小组的经理,后来成为苹果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在苹果,我的团队发明了QuickTime,这个产品点燃了多媒体革命,也帮助促成了像iPod、iPhone这样的奇迹。经过在苹果的成就与挫折,我逐渐理解纸上谈兵的理论创新是无用的,做产品必须与实际相互结合,要做有用的创新。

这次选择奠定了我今后的道路,我放弃了一个铁饭碗,却开始拥抱更精彩的人生。

在这之后,我不再害怕放弃。我相信,只要从心开始,每一个选择背后,都隐藏着一片新的世界。当一个机遇来临,只要正确评估自己的潜能,融入对人生的理解,就能获得这片新的世界。

1998年,当我选择回中国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时,身边相当多的科学家都认为我颇具“冒险精神”。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环境不佳,人才不够优秀,生活条件艰苦。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微软中国研究院成功的可能性不高,这样的选择很可能“自毁前程”。但是,这些都无法改变我追随内心的决定,因为我一直受到父亲的影响。

我的父亲出生在四川,晚年一直在台湾生活。他从来没有忘记对祖国的爱。不管是早年在书房里埋头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还是晚年到美国陪我生活时透露让我回国的愿望,我都能深刻地感觉他内心那一份深厚的感情。父亲在临终之前告诉病榻前的我,他梦见自己在水面捡到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四个字——“中华之恋”。父亲的中华之恋震撼了我,也给了我选择的勇气和决心。

背负着父亲的理想和改变中国科技环境的愿望,我不顾劝阻回到了北京。在那座咖啡色的希格玛大厦里,我们从一个三人小团队开始孤军奋战,到设计出一个研究院运营的体制,到攻破一个个科研课题,微软中国研究院从一个很小的雏形渐渐演变成了一个颇具规模、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机构。我们出的论文在有关领域超过了亚洲任何类似的科研组,甚至足以挑战美国最先进的高校。我们被计算机研究领域权威的《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誉为“世界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员工们紧密团结的合力最终成就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起飞,这也再次见证了选择的力量。

当你听从了内心的声音,你就会全力以赴地为那个声音努力,拼搏,直到到达彼岸。

这个选择带给我两年在中国工作的经历,这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感受到中国的活力,感受到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也让我体验到从无到有创建一个机构的成就感。通过这次的选择,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和自身的优势。这种感觉在我被调回微软总部后更加深刻。与其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当一个随时可被替换的“光鲜零件”,我更愿意利用深刻理解中国和美国文化的优势,在中国做开创性的工作。

于是,一种力量驱使我做出了另一个令人激动的选择。我放弃了世界最大、最成功的微软,从这架庞大的机器上把自己替换出来,选择把另一个硅谷童话带回中国。当我看到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Google(谷歌)决心在中国开拓市场时,我相信,这个机会离我只有一步之遥。我给我的老朋友,Google的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施密特写了一封希望加盟的邮件,得到了张开双臂的欢迎。当心中的声音足够强烈的时候,选择就不该有丝毫迟疑。

尽管西雅图和硅谷都在美国西部,距离很近。但是从那儿到这儿,我却整整走了两个月。一次普通的工作转换意外地演绎成我人生中最大的风波。微软以我违反竞业禁止协议为由,将我和Google一并告上法庭。

我相信,是“从心选择”的力量支撑着我度过了这段日子。它让我从悲愤中渐渐地安静下来,用胸怀接受了不能改变的事情,然后激励自己用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我从30万份邮件中找到了证实自己并没有违约的证据,最终在一场离职风波中赢得了回到中国工作的机会。

这件事情像一面凸透镜,聚焦了人性的美丑,也凸显了“从心选择”的强大力量。当所有的风暴过去,剩下的只有更加坚强的生命、更加坚定的意念。回过头来看这段岁月,我感觉它像金子一样在发光,因为它给予了我人生中更为宝贵的经验,那就是面对人生低谷时如何做出选择,是放任自己的悲伤还是逆流而上?这些经验都被用在了我之后在谷歌中国的四年时光里。

重大的放弃与选择之后,将迎来一片新的世界。加入谷歌中国,这是一段无怨无悔的日子。我甚至可以说,这是截止到目前,我职业生涯中最精彩、最具有戏剧性的篇章。之前的离职风波,让我与谷歌中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感觉它更像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而不是一份单纯的工作,因此,整个过程我都全情投入。

从修改一个搜索结果的微小细节出发,到对公司战略的全盘把握,在整整四年的时光里,我努力地把Google“平等、创新、快乐、无畏”的精神带到中国。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保持着超强的耐心精耕细作。

从2006年强调专注搜索开始,我压抑着身边跃跃欲试的年轻工程师要做更酷、更炫产品的呼声,同时也把那些“想快赚钱,买流量”的声音屏蔽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解决断网问题、提高搜索质量、让整合搜索呈现得更完美”——这是谷歌中国创立后最专注的事情。

直到今天,谷歌中国的搜索质量已堪称最精确、最完整、最即时。而谷歌整合搜索以及搜索百宝箱的推出,让用户获得了最好的搜索体验。我们的市场份额也从2006年的16.1%提高到2009年的31.0%。

而一系列产品的上线也让谷歌中国的版图渐渐清晰。谷歌地图、谷歌手机地图、谷歌手机搜索、谷歌翻译在2009年成为中国使用率第一的相关软件。尤其是音乐搜索的推出,可以让网民首次享受到正版免费的音乐,创立了全球音乐下载的崭新模式。

当我随意走进咖啡馆,看到年轻人在用谷歌的整合搜索查询信息,用地图查看实时交通流量,在iGoogle上挑选自己喜欢的“皮肤”(计算机界面),或者在用谷歌音乐听正版歌曲时,我都会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这甚至让我忘记了以前碰到的冤枉和委屈,也让我忘记了险恶的互联网环境中遭遇的挑战和坎坷。这种改变世界的感觉带来了心中的一股暖流,让我再次相信:只有发自内心的选择才能够支撑你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谷歌的这四年对我来说,又是一次飞跃式成长。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成败,所有的荣辱换来的承压能力,所有的应对暴风骤雨般危机的能力,已经全部融会贯通在我的血液里。现在,这家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这家依然可爱地坚守自己价值观的公司,它正向我发出新的邀请,邀请我下一个四年继续留任。

在我来到美国之前,我的电子邮箱里已经有一封邮件在等我回复,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表格,那是未来四年公司慷慨发给我的股票数额,数目大得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知道,谷歌总部给了我续约的邀请,我知道,谷歌中国有700位我精心挑选的员工,每位都是精英,也是我的朋友。我知道,谷歌有好多重大的新科技创新,从Android到Chrome到Google Wave,等着我把它们带入中国。

那么今天,我会说不吗?旧金山海湾上空一阵微风吹过,让人头脑非常清醒。我知道自己已经想好了答案!我在车载GPS导航仪上输入了1600 Amphitheatre Parkway,Mountain View(山景城露天剧场大道1600号)字样,启动汽车引擎,45分钟之后,就会到达Google那座紫色的大楼。

我的内心又说了一遍:“是的,我真的准备好了!”重新选择

——帮助中国的年轻人圆梦

今天,我开得很慢,仿佛是让自己的心情在辽阔的天空下能够更加安静。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一路向南,把车开上绵延的101号公路,沿途是高高低低的山丘和一片田园风光。很难想象,这里和世界科技的奇迹——硅谷如此接近。

当车进入到旧金山湾南部的圣克拉拉县,人们就会离这个天才的集散地越来越近。路过硅谷的起点帕罗奥多(Palo Alto)市后,从露天剧场大道(Amphitheatre Parkway)出口转出,眼前就是位于山景城的Google了。象牙白色的巨大恐龙骨骼矗立在四座连体的紫色大楼中央,仿佛在彰显一种乖张又另类的风格。这正是Google的风格。

这是一家真正改变世界的企业,是无数天才向往的圣地,每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诞生的往往都是足以影响世界的创意。

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Google用自己的正直、谦和、天才的创意以及商业社会少有的自尊赢得了世界互联网用户的心,也曾经带给我一种幸福的归属感。我曾在这座紫色的建筑群里受到意外的欢迎,大厨把他精心制作的5层蛋糕推进了会议室,仿佛庆祝我从一次意外事件中获得重生。我曾在这里数次做有关中国的汇报,把所有的数据和新产品创意用PPT一页一页地呈现出来,得到认可。我曾在这里与艾瑞克·施密特和艾伦·尤斯塔斯无数次地沟通和交流,我能感到,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来自总部的声音多以支持帮助为主。开放式的讨论之后,我总是可以得到需要的理解。这其实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是否放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做出了解读——Google已经在众多落户中国的外企中奋力地走在了前列。

也许是今天我知道我将和老板有一场与以往全然不同的对话,因此,我走进了时间长河的光影里,在内心深处对过去四年进行了一次俯视。

老板来了,我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

艾伦·尤斯塔斯,一个比我大五岁的美国人,他是谷歌工程高级副总裁,掌管着Google最大的资产:一万名工程师。四年前,正是他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通知我:“开复,我帮你争取了一个我相信你无法说不的offer(邀请条件)!”之后,我们开始了四年波澜不惊的搭档生活。艾伦高高的个子,稻草色的头发,总是带着平静的微笑,他习惯于安静地倾听而不急于表态,他是个温和型的老板。“嗨,开复,最近好吗?”艾伦推开办公室的门,和我打招呼。我们的对话总是很轻松地开始。“还不错呀,艾伦。你呢?”我说。

这是我们习惯性的对话。我一边打开电脑,一边和他聊了聊加州的天气。不过,过了一会儿,我的表情严肃起来,“艾伦,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是什么?”艾伦一改先前的神情,马上进入工作状态。“艾伦,我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了,尽管总部非常支持谷歌在中国的工作,我也感觉到这是一家改变世界的企业。不过,我心中还有一个理想没有完成。下一个阶段,我想专注地完成自己心中的这件事。所以,我决定离开公司,我是来向你辞职的!”“啊?是吗?怎么了?开复,我想你知道我们是希望你续约的。我们在4月份就开会讨论了你下一个四年的股票合约。四年前,当时为了弥补你放弃微软股票的损失,我们破纪录给你Google有史以来最高数目的股票。这次我们还是给你一样多。这代表了我们对你过去工作的满意和对你的感谢,也希望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开复,你是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吗?”艾伦明显感觉到很意外。“没有,真的没有。谷歌是我所工作的公司里最让人震撼的。我在这里也学到很多。但是坦诚地说,我不再考虑续约。本来我是打算6月就和你说的,但是你知道,当时谷歌中国忽然发生了急需处理的事情,我想我在那个时候一定不能离开。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将那件事情负责地解决之后才可以离开。现在,艾伦,所有的业务都恢复了正常,我想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艾伦不再像平日那样波澜不惊地微笑。此时,他的语气变得急促,“开复,你先听我说好吗?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有没有任何的条件或者理由可能让你留下来?比如说,你最近接管了东南亚和韩国的团队,我们也一直在和你探讨你的工作范围的扩大。你再考虑考虑?”“谢谢你,艾伦,我真的不是来要求更高的职位和更高的薪水的。我非常感谢公司对我的安排,但我想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谷歌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平稳的阶段。对于谷歌,我现在已经没有遗憾,但我想现在我的人生还有一个缺憾没有实现,我想去弥补它。我可能去创办一家帮助中国青年创业的‘创新工场’,和中国青年一起打造新奇的技术奇迹,我想用自己的主动性做一个掌控全局的工作。我已经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再不去做,我真的很怕来不及了。”“你是说,你想自己去做创业的工作吗?自己做?”“没错!我自己搭建一个平台,创造一批中国的新型企业!”

艾伦沉吟了一会儿,空气里一阵沉默。我想,他心里一定在说:“他疯了吗?他疯了吗?”是的,这个举动看似有些疯狂。但是,在登上飞往加利福尼亚的飞机之前,我已经告诉自己,我想好了,不再动摇。

站起身,我看到窗外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如茵绿草,一个大大的露天剧场在远处静静地独处着。硅谷8月的清晨,空气中竟然有丝丝的凉意。此时此刻的我,内心无比轻松。

的确,Google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品牌。现在,我面对的是世界第一品牌,优厚的薪水和股票,一个风光诱人兼具辛苦的职位,一个被天才们包围的工作环境。当我尝试着把离开谷歌的决定告诉身边的亲人时,他们不禁瞪大了眼睛惊呼:“什么,你开玩笑?世界上还有更好的工作吗?”

是的,这样的工作机会已经千载难逢,那还有什么能够让我痛下决心呢?

我想,那就是来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了。当一个微小的火种慢慢地在心里闪烁,最终蔓延成为燃烧的火焰;当一个并不清晰的潜意识渐渐地野蛮生长,成为了明确的意志;我想,这就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这和我此前很多次的人生经验相似,每一次放弃,都有争议,都有挣扎,都有留恋。但是最终通过理性走向平静,我深刻地知道,每一次放弃与选择,都是“舍”与“得”的对应。但人们只有倾听内心的声音,真正做到“舍弃”,才可能让自己全力以赴,到达心中的下一个“理想国”。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次选择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大。随之对应的,是做出选择时需要的勇气越来越多。我相信,根据一般人的经验,一定时间之后,年龄与勇气的增长就成了反比。

因此,我坚定地在此刻做出选择,生怕日后再没有机会。

回望我的工作经历,经过苹果、SGI、微软、Google四个世界顶级公司的历练,我感觉到内心渐渐充满了一种能量。这种能量让我从心底生发出很多有关产品的奇思妙想,我的一些思绪常常在空气中驰骋,却又被眼前现实中巨大的工作量所淹没。逐渐的,我希望我能有不囿于眼前紧密的日程表的一片空间,能够放松地让这些奇思妙想落地生根、发芽,以至于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去“惊喜”。不仅如此,我希望把所有聪明人关于科技的奇思妙想集中到一个盒子里,然后让它们经过碰撞,擦出火花,最终经过经验丰富的导师的指导,形成独立的团队投入运作。我的理想是让这个盒子成为“哈利·波特的魔法书”,产生“改变世界某个细枝末节”的魔力。

在谷歌中国工作期间,时常有人问我对别的工作是否感兴趣,也有猎头悄悄地给我写信。但是,我恪守着对谷歌的承诺,尽心尽力、忠实地跟随着那些紧密的时间表旋转。今天,当一个新的节点出现的时候,我知道谷歌中国已经从平地跃起,走入了大多数网民的视线,成为一家成熟、稳健、受人喜爱的公司。此时,我终于看到那片更广阔的森林向我招手,尽管通向那里的道路也许满是荆棘。

过去这11年断断续续在中国的工作经历,以及父亲对我的影响,让我对中国这片土地充满了难以表述的感情。因此我毫不迟疑地仍将下一个目的地定位在这里。尤其是我与中国青年十年的交流与接触,让我相信这里的智慧内存无比强大。

父亲曾经想写一本书,叫《中国人未来的希望》,而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和中国的青年有着近距离的交流。我相信,中国青年的未来,正是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因此,当时机逐渐成熟,我终于可以轻装前进,和中国的年轻人站在一起时,我将把毕生工作所得的经验亲手教给他们。

我希望能够和他们在一起,让我之前积累的工作经验,能够很好地帮助他们建立团队、孕育文化、提升领导力。我希望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所创立的“创新工场”提供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有资金、有时间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而我也愿意充当一个创业教练的角色,站在他们身边,告诉他们我所犯过的错误,让他们能够飞过一片时间的海洋,找到到达成功彼岸的捷径。

是的,这就是我的新选择。

从一个资深职业经理人的角色里脱身而出,变成一个带领年轻人的创业者,一个互联网“创新工场”的带头人,一个创业者的教练。我相信,我还能找到从无到有创建一个机构的热情。对于新的公司,我想会有不止一笔的巨额资金来自四面八方。但我相信这并非普通概念上的创业投资,盼望着飞速取得回报,也不同于人们所熟悉的“天使投资”,把金钱投入一个看好的项目。我们要做的是从无到有地建立、投入、孵化,不离不弃地指导、跟踪,一直到它们羽翼丰满。

审视自身,为什么我的内心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我与我在读博士期间的同学兰迪·鲍许教授有着十分相近的想法。罹患胰腺癌的兰迪在过世前曾经做过一场风靡全美的讲座,题目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该讲座的视频在不同视频网站上被点播了上千万次,《华尔街日报》把这次讲座称为“一生难觅的最后的讲座”。兰迪除了告诉人们应该不断打破自己内心的砖墙,克服恐惧追寻自己内心的梦想之外,还讲到了真正伟大的目标:帮助别人完成梦想,做一个助人圆梦者。

他说:“我发现,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唯一比实现自己的梦想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越来越相信,当我已经完成了很多梦想之后,我更大的愿望就是帮助中国的年轻人圆梦。这将比个人的成功更具有意义,也可以将我个人的力量尽可能地放至最大。

我一直认为兰迪教授所说的“Lead your life(引领我的一生)”这句话既简短有力又意味深长。“Lead your life”而不是“Live your life(过一生)”,也就是说,不要只是“过一生”,而是要用你的梦想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感恩、真诚、助人圆梦的心态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执著、无惧、乐观的态度来引领你的一生。如果你做到了这些,人的一生就不会再有遗憾。而如果说之前的选择我是在一个框架之下,那么现在的选择,更有“Lead my life”的色彩。

因此,我热切盼望着和中国的年轻人并肩作战的日子,那将是一段更为大胆的、未知的旅途。

这就是我最新的关于选择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人的一生将会面临着无数的选择,每一步走出都会决定着“人生下一步”这个严肃的命题。它如此玄妙,又如此令人紧张。很多的中国青年都在不同的场合问我,怎样才能拥有选择的智慧?

我的答案就是,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向人生更远的方向看去,而不是被眼前的喧嚣所迷惑。

正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曾经劝慰年轻人的那样,“不要被信条所惑,盲从信条就是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你未来的人生之路,就在你的每一次选择中。第一章顽童

■那一刻,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小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著,随时都可以买。”

■母亲像打造一块璞玉一样,精心地打磨和教育我。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严谨和务实,什么是品行和礼仪,什么是快乐和温馨,什么是忠孝和诚信。

■父亲的冷静却让我感到意外,他只是把我叫到他跟前说,“希望你以后不要让自己这么失望!”这句话掷地有声,它的力量,让我的愧疚到了极点。那种突如其来的自卑和悔恨,让我感觉到自己如此失落。从此之后,我时时刻刻铭记着这句话,这让我内心的城堡里有了一个守望者,让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自己失望。父亲和母亲的相遇

翻开旧旧的相册,发现勇于选择的基因早就埋藏在父辈的血脉中。父亲曾只身跳上通往日本的航船,苦学5年。母亲在12岁的时候就自己做主,踏上一列从东北开往北京的列车,执掌自己的命运。两个人在人生某一个节点奇妙地相遇。

1938年的冬天,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纷纷沦陷,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西安某地,任职于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的李天民正在进行抗战宣讲,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台下青年们的激情被台上这个年轻人点燃了。爱国演讲使这个年轻人周身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他个头不高,但情绪激昂,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台下的茫茫人海中,有一个19岁的年轻女孩,正满眼爱慕地注视着他。

那就是我的母亲,王雅清。那一天,是我父亲母亲的第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也是他们相伴50载风雨人生的起点。

站在演讲台上的李天民,就是我的父亲,1909年生于四川华阳(现今的成都市华阳镇)。父亲不苟言笑,严肃谨慎,加上我11岁时又远渡重洋,此后多年在美国生活。所以,天然的距离导致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我和父亲沟通很少。

所以,关于父亲,很多细节现在已经无从知晓,这成了我最大的遗憾。此后多年,我把对他的了解,尽最大的努力拼接成一幅完整的人生图画。

对于父亲,我的五姐李开敏曾经写文章对他有点滴回忆,“父亲13岁从军,身高还不及枪杆子高,后来因为内乱,部队解散,重返家园,曾被安排到一父执辈家中协助管家,但父亲一心向学,后经何姓乡亲的赞助,前往日本留学。”

母亲告诉我,不懂日语的父亲,寒窗苦读5年,获得了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学位。那段时间,独在异国他乡的父亲经常感觉寂寞。晚年的时候,他多次回忆起当年的留学生活,每当想起一位中国太太吟唱《阳关三叠》一解乡愁,都会为之动容,不能自已。

从日本回国以后,父亲先是在南京《中国日报》任总编辑,他在当时算是个才子,文笔极佳。后来,父亲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战前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后又至西安行政训练所办理训导教务,在成都“青年团”工作,任干事长。1948年,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

在遇到我母亲之前,父亲曾结过一次婚。那时候他也就19岁,婚后留有一儿一女,也就是后来跟随我母亲生活的大姐和大哥。不过,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老二后不久就过世了。父亲十分悲痛,这也导致他之后4年没有再婚。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拉扯着一双儿女,度过这4年漫长岁月的。

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她年轻时候的经历更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记,一部现代女性奔向自由的奇趣史。

母亲出生在东北(辽宁通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马大,她却只有一米五八。据说,她从小就像个男孩儿,性格活泼爽朗,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不过很快,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结束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时局纷乱,人心惶惶。那一年,母亲只有12岁,却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跳上火车,跟随流亡学生到了北京,从此背井离乡,与家人经别数年。后来,我发现我的命运与母亲惊人的相似,也是11岁那年,我离开了台湾。

在北京,母亲和流亡学生一起,在天坛附近继续求学,上了东北人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一所中学。6年后,她考上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只身闯荡大上海。

母亲老爱给我们讲她当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壮举”。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母亲靠车窗坐着,悠闲地用勺挖半个西瓜吃,站台上,几个小混混不怀好意地冲她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笛声长鸣,火车就要开动,这时,母亲冲那几个混混招招手,等他们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亲一扬手,半个西瓜啪的一声扣在了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此时,火车缓缓离站,将几个呆住的小混混远远抛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亲还经常给我的两个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女儿们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上海东南体专,母亲专修体育,她的短跑成绩非常突出,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她当时的梦想是参加一次奥运会,甚至开始为1940年的奥运会作准备,但是无奈,因为“二战”的原因,那届奥运会取消了,母亲的奥运梦也因此破灭。

母亲年轻的时候端庄美丽,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张卷着头发、穿着舞会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被照相馆老板看中,放大数倍挂在了照相馆门口。没想到,这张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复旦大学男生们的关注,一些男生总能通过照相馆老板问到母亲的地址,跑到东南体专偷偷地“欣赏”。据母亲说,当时怎么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母亲到了80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1938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10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我的出生

1939年,父亲和母亲相恋一年后结婚。母亲跟随父亲回到四川,小两口单住一年后,搬去跟我严厉的祖母和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20岁,父亲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4岁,是我的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新妈妈”,甚至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己出,他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心俱疲,拉扯他们十分不易。

父亲在大陆期间,和母亲生了二姐、三姐和四姐三个孩子,5个孩子让这个家庭变得闹哄哄的。

这一大家子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离散。

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从四川往台湾撤退时,父亲没有带走母亲,也没有带走一个至亲骨肉。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她深知没有男人支撑的世界,很可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像风雨中的残叶一样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5个孩子,还要照顾婆婆,不但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要承受各种外来的压力。

1950年初,坚强的母亲终于决定结束这种分离的生活,冒险带着5个孩子去台湾寻找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母亲辗转得到一张去广州的“路条”,也叫“通行证”。得到了通行证后,一家人就立即乘火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以后,才千辛万苦地从重庆到达广州。

据说,在去广州的路上,母亲带着5个孩子辗转奔波,一路上经常遇到检查。尤其是从广州到香港的路程中,非常艰辛,他们在香港生活的费用,只能依靠一小块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入手电筒中,希望不被发现。一次,检查人员看到了母亲带在身上的手电筒,刚刚想要拆下来检查。在我妈妈怀里的四姐,当时也就一岁半,用稚嫩的四川话叫了一声“baibai(伯伯)”,还不断地微笑。检查的那个人愣了一下,俯下身去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就忘记去拆手电筒了。这一声“baibai”,可谓在危在旦夕之际挽救了我们全家。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州以后,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据说,当时很难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5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到了香港,她才打电话通知父亲,她即将带孩子们赴台,这是他们分居海峡两岸之后的第一次联系。

母亲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性格谱写了她平凡却动听的人生乐章。这种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中,此后的每个关键时刻,要做各种选择时,这种坚忍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让我每每遇到困难时,总会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为我坚信,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来源于我的母亲,它叫作“坚持”。

全家福(1962年)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于孩子众多,也不算富裕。父亲在台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有一定的收入,但远远不够抚养成群的孩子。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妇女,在台湾金瓯女专当了11年体育教师。在我出生前,即使是母亲在1953年生了五姐以后,也依然一边工作,一边抚养6个孩子。

1961年,43岁的母亲意外怀孕了,这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个家已经有6个孩子了,分别是大姐李开芸、大哥李开宁、二姐李开蓉、三姐李开露、四姐李开菁以及五姐李开敏。

能否让这个生命降临?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劝说母亲放弃。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一场炼狱。而且按照医生的说法,如此高龄的产妇,生下痴呆儿的概率很大。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只是咬住嘴唇,轻轻地说出了三个字——我要生。

1961年12月3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过程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变数,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童年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惊喜)。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川都已经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人物讲话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定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给我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坐定半个小时,把头发理完。

生日(4岁):三姐帮我吹蜡烛

唱反调,几乎成了我的最爱。妈妈经常告诫我,不要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面,说是会黏住肠子和胃,我却偏要“以身试法”,把口香糖咽下去,以证明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妈妈要我小心别把口香糖粘在头发上,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故意粘在头发上,头发果然被粘住了一大块,怎么摘也摘不下来,急得我只能拿一把剪刀,把那块头发一把剪了下来。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顶着“狗啃泥”的发型去学校。

这些都是我犯下的“罪行”里最轻的。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算是闯了“大祸”,但母亲都是一笑而过,并没有严惩我们这些“犯罪分子”。

记得当时我们邻居在院子的池塘里养了很多鱼,有人问起数目的时候,他总是夸口说有100条。我不太相信,老琢磨着怎么揭穿他,可鱼总是游来游去的,每次去数,都没有办法数清楚。

终于有一天,邻居一家人都出门了,我们几个孩子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个“大胆求证”。我们跑到池塘边,用水桶舀池塘里的水,忙活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水舀干了,一数,发现根本没有100条鱼。我们心满意足,自觉戳破了邻居的“惊天”谎言,根本顾不上那一池鱼的死活。

后来,邻居气急败坏地去找妈妈告状。我们被吓坏了,都以为这次“在劫难逃”。而母亲竟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们,她一边笑一边给邻居道歉,私底下,她甚至觉得这件事有点搞笑。现在想来,原来一个“顽童”,其实也潜伏在母亲的内心。

除了照顾孩子,妈妈最大的嗜好就是打麻将,她总是哄我早早上床睡觉,好跟朋友专心打麻将。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上床睡觉。

每次我上床以后,总是一个人躺在黑黑的房间里睁着眼睛,想:“为什么小孩子必须睡,而大人可以接着玩呢?”每次我都深感失落,恨不得将睡觉时间缩到最短。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睡觉,就突发奇想,何不把家里所有的钟都拨慢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趁家里没人,爬上高高的柜子,拨慢了大大的钟,又潜入母亲的卧室,调慢了她的闹钟,接着跑到姐姐的房间里,弄慢她的手表。一轮下来,我满头大汗,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程”。

当晚,我顺利地晚睡了一个小时,特别得意。可第二天,全家老小都被害得晚起一个小时。上班的、上学的,鸡飞狗跳,落荒出逃。姐姐们怨声载道,恨不得把我掐死。而就算是这样顽皮,妈妈还是宽容地对我,没有骂我,甚至说,“幺儿还挺聪明的!”

去美国以后,我学会一些美国式的捣蛋方法。偶尔回台湾过暑假,就想尽办法损人,我最喜欢的一种是“电话捣蛋法”。作为“孩子王”的我经常成为总指挥,带着外甥和外甥女们一起玩。比如,我们经常趴在一本厚厚的台湾电话簿上,找到奇怪的人名,就打给他们,开一通玩笑。

还有一种更过分的。先随便拨通一个电话号码,对方接通了,我们就会说:“这里是电话公司,现在正在你们家外面调试电话线,你们家电话会响,但是千万不要接噢,因为一接我们就会触电了。”对方说:“好。”此后,我和外甥们开始一次次地拨打这个电话,对方一开始肯定是不接的,但每隔5至10分钟,我们就会打上一阵,对方最后总会忍不住接一次。在接通的那个瞬间,我们马上模拟触电的声音,惨叫三声:“啊,啊,啊……”吓得对方把听筒都扔到地上。

外甥眼里的孩子王(从左到右:开翔声、顾伟川、我、开宇声)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伟川合著了一部“科学、武侠、传奇、爱情”巨作——《武林动物传奇》,主人公就是我的家人,我给他(她)们每个人都编了个名字,他(她)们要么行侠仗义,要么惩恶扬善。

在开篇的人物介绍里,我根据他(她)们的性格特征画了像、做了诗。我的四姐李开菁,当时又矮又瘦又黑,我却给她起名“擎天柱白高飞(肥)”,配诗是“人人都向她低头,只是因为她太高,眼睛也是十分好,是否投进了这个球?”在这首嘲笑她太矮、篮球打得不好的歪诗旁边,我还配上了“白高飞”的图片:一个又矮又瘦又丑的小人,拿着比她长好几倍的长矛。四姐气得要命,我和伟川却觉得有趣极了。我们给另一个外甥画的是一个穿着古装的猪八戒拿着叉子的形象,我们对他也有详细的描述,“得其母遗传,体重三千斤。得其父遗传,没有好脑筋。”

当然,我也没忘了自嘲,书里有句话“你要记住啊,愈吃就愈胖,愈胖就愈不动,愈不动胃就愈大,胃愈大就愈胖”,就是爸爸讽刺我胖的名言。

在这部长达数万字的小说里,我们每个字都是亲笔而书,每幅插图都是亲笔绘制,我们还在每页的右上角标上页数,做得如同一本真的出版物一样。在这本“手绘本”的最后,我还写上几行字“1972年8月3日发行……翻印者死!”《武林动物传奇》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争相传阅这部小说,大家都被里面的人物逗得哈哈大笑,妈妈也觉得非常了不起,一直珍藏着这本武侠小说。这可能是我儿时最大的“文学成就”了。据说,邻居们听说了,都纷纷跑来借阅这本传奇,在小街区刮起了一阵风潮。我当时还跟母亲开玩笑说:“要不然我们真的卖给他们算啦!”

童年的时光,短暂而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宽容和娇宠,就像阳光一样笼罩着我,给我无忧无虑的成长氛围。回忆起童年,就让我想起那些肆无忌惮、荒唐可笑却又温暖如斯的时光。在我们捣蛋的时候,母亲没有板起脸孔,严厉训斥,而是如同搭乘一部哆啦A梦的时光机,回归她自己的童年一样,和我们一起经历梦游一般的快乐光影。相对于父亲来说,母亲的爱一直很透明,这也让我从中学会了很多“爱的表达”,让我一生受益无穷。小学

去念小学,是我人生中自己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母亲第一次“放权”给我。

5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仰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了,我就读,如果考不上,我就还上幼儿园。”妈妈考虑了一下,说:“好。”

那一年,她托人让不够年龄的我参加了台湾省及人小学的入学考试。放榜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看分数,结果,在第一张榜单的第一个位置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李开复。妈妈激动地大叫,“考上了,第一个就是你!”我也高兴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在新的世纪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能够早早地考上小学,其实和妈妈的教导不无关系。很小,我就躺在妈妈的怀里念《唐诗三百首》了,别人还不会简单的加减法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在让我背“九九乘法表”了。妈妈很早就注意对我的教育和辅导,这使得小学考题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小学时候的我,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爱说话,爱传小纸条,总是被老师批评。有一次,老师一气之下把我的课桌挪到了第一排,以便随时盯着我。

一次,我上课又是说话,又是做鬼脸,老师警告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老师说:“今天我警告你三次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只能用胶布封你的嘴了。”说完,他真的掏出白色胶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的嘴封成一个十字。我还觉得好玩,正嘻嘻哈哈地笑,只听一个同学大喊一声:“李开复,你妈妈来啦!”

妈妈是来接我放学的。当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都被封住了嘴,并排坐着。我赶紧低下头,把嘴埋在胳膊肘里,不让她看见,可在那种情况下,妈妈一眼就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批评我。

小学期间,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老师挑刺,经常让老师哭笑不得。五姐从小有英文家教,我也耳濡目染学了一些标准英文。因此,当台湾的英文老师念出蹩脚的英文时,我总是起身大胆纠正。比如英语老师把afternoon(下午)念成“啊福特奴恩”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纠正,“老师,好像是念[aftnun]吧?”课堂上一片哄笑声。

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太调皮,还出现过小小的危机。小时候喜欢和同学吹牛,说自己练过武侠小说里的“金钟罩”,还有特异功能,可以吃纸。同学不信,我就马上把练习本上的一张纸撕下来吃掉,同学都看呆了,觉得李开复确实“很厉害”。有同学惊讶地问,“你还能吃什么啊?”我口出狂言,“我还能吃桌子!”同学们都将信将疑。

一般来说,每天中午在教室吃过午饭,同学们都会在桌上趴着午休。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午觉了,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趴在那里啃桌子,一个学期下来,课桌真的被我啃下来一个大洞。

同学们都觉得我可能真有特异功能。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对一个同学说自己还能吃铅笔芯。那位同学十分惊讶,连呼不可能。结果我二话不说,将一支铅笔芯吞进了肚子里。妈妈知道了,匆匆赶到学校,把我带到医院。医生严厉地警告我这是危险行为,还给我开了药,据妈妈后来说,其实那是象征性地开药来吓唬我,因为吃铅笔芯这个行为,实在太让人担心了。

现在想来,我从小就掩藏着一个“英雄”梦,不论在哪个方面,都希望自己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杰出人物,有时候还有些惩恶扬善的梦想。

我甚至还给过班主任一个“下马威”。台湾教育十分严格,老师喜欢打学生的手心板,错误严重的,还要打手背,真的是痛到心里!

当时有位姓徐的班主任,规定上课讲话每人每次罚款两块,罚来的钱缴入班费。记得那时,母亲每天给我十块钱,可以买全套的营养午餐。但我上课爱讲话,常常一天被抓好几次,有时候只能吃白饭,最糟的时候甚至要饿肚子。因为徐老师的罚钱机制,让我午餐越吃越少,最后体重都开始下降。

我想,老师扣那么多午饭钱,班费肯定能增加不少。我计算了班上每个人被扣饭钱的总和,又跑去班长那里查账,发现很多钱没有被计入班费,很显然,那些款项进了班主任自己的腰包。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用左手写一封长信,悄悄塞进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结果第二天,老师被叫去调查,回来以后情绪失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叫,“谁做的我心里清楚,你们这么做简直是无法无天!”同学们深感英雄藏于民间,很是高兴。从此以后,班费再也没有被克扣。

这场“正义之战”,让我很是得意。向不对的事情妥协,向来不是我的性格。我似乎总是沉浸在“武侠”梦里,觉得自己做很多事情都带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豪迈。当然,这么做是否合适,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现在每一次回台湾,我都回母校看看。和姐姐们谈起我们这位共同的老师,我们还是会哈哈大笑。而这件事情,也让我在报考大学期间,对“政治”、“法律”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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