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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7 09: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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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大春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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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李白·凤凰台

大唐李白·凤凰台试读:

序 再说李白 关于《大唐李白》如何发想

大约从二○一一年起,我开始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社会所出现的一些琐碎的小现象,这些事情有时候发生在生活之中,有时也贯穿到我写作或者是收集材料的某些观点里面。其中一点就是:如果一个社会充满着机会,充满着各种实践抱负的场域,然而有些特定的人从出生开始就没能握有这些机会,甚至永远无法实现他们可能的抱负,那么他们可能会去做什么?

也就差不多在这体会的同时,我正准备动手写《大唐李白》。

李白就是在当时一个盛世之中积极寻找自己机会的人。他出生于公元七○一年,过世于公元七六二年,一生所系,大约与盛唐相仿佛——自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大唐帝国看来最辉煌繁荣的时代。如果把盛唐这个概念和李白的生涯看作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密不可分。

李白出生之前,整个唐朝经由唐太宗、唐高宗,一直到武后,甚至唐中宗,好几代风范各异、行径不同的帝后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持续地扩大其官僚集团。这其中有许多原因,而武后是特别的角色,她本来不该是李唐皇室的继承人,但不论是基于个人的野心,或者是弘教的企图——更可能是借助于佛教经典(如学者所一再指出的《大云经》,其中有女主称帝的启示)——她布置一套全新的统治规模和价值。或许,武则天期望在旧有的官僚集团之外,找到帝国新生的力量。比方说,帮助李唐建立起皇权的关陇集团,一直对武则天这样的当权者有强大的压力。当武则天利用新的考选制度,引进更多的士子之时,官僚集团便开始急遽地扩充。

李氏当国的时候原本就苦于自己的郡望不高,不足以和前代绵延数百年的高门大姓之家相抗衡。所以,从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成的第一部试图建立新士族阶级的书籍开始,无论是称之为“士族”、“世族”、“门阀”,都是世代为高官的家族。唐太宗修《氏族志》推扬时兴冠冕,打击古老门阀;日后新编的《姓氏录》目的和手段也是相近似的,像是和李氏并肩打天下的武氏,也一样不注明郡望,堪见《氏族志》、《姓氏录》之为物,恰是对南北朝以来的高门大第做彻底而沉重的打击。

武则天大量地扩充官僚集团的成员,使得整个王朝所运用的公务员数量增加了十到二十倍。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固然带给帝国经济上的负担,同时也为许许多多原先不可能进入士大夫阶级的人带来希望。不断扩充的贡举、制举、杂举不胜枚举;表面上的说词都是“搜扬拔擢,显举岩穴”,而《史记·苏秦张仪列传》所谓“布衣卿相”的局面,似乎更加真切了。这为许许多多寒门之士——也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年轻人带来无穷的希望。可是,李白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机会。

李白的父亲是一位商人,而且根据种种迹象的判断、资料的比对,我们可以猜想李白的父亲可能是出生在西域的胡商,血统上应该是汉人,但他所从事的行当只能说属于大唐帝国最边远底层的一个阶级。

一般说来,商人除了继承父族的家业、最后成为另外一个商人之外,是没有机会进入到士大夫这个阶级里来的。因此李白根本没有改换门庭的机会,充其量只能南来北往地从事贸易,其间或者从事各种放贷、投资的行为,将本求利,也容有腰缠万贯的前途。然而,这是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呢?这是一个问题。

大约在公元七○五年,李白的父亲李客带着一家人从西域来到了现在称为四川的蜀中绵州昌隆县(由于要避唐玄宗李隆基的讳,而改名为“昌明”)。李白四五岁即成为蜀中的居民。根据他日后的回忆,年幼时曾经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过司马相如的赋作。这表示他的父亲可能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但是这一点不是没有争议。因为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如果在年幼的时候要教导一个孩子从事文章辞赋那样的学习,这样的父亲应该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说不定也具有文人的背景。

关于这一点,我是存疑的。我相信李白的父亲不见得实际教导过李白,那更可能是李白对于亲长教养程度的吹嘘。但李白的父亲的确有可能通过金钱的支持,提供丰富的书籍。在大量如同游戏一般的阅读、模仿启蒙之下,李白生活优渥,等闲不必操烦治生的实务,得此熏陶,他从童年起就长期浸润于经籍文章之教,而没有其他同代士子必须参与、将就的诸般科举、制举考试桎梏。

总之,在没有进学(馆学)念书的背景之下,从年幼时就能熟稔古代辞章之学的经验,堪称是独一无二的。根据《酉阳杂俎》所记,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今《别赋》已亡,惟存《恨赋》矣”。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李白为什么要捏造自己的身世呢?他为什么要夸张父亲给他的文化教养?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白这一生之中极其介意,并且力图振作的一个动机,那就是他不甘心成为帝国底层的一个贱民。在盛世之下,一个非士人阶级的人,未尝不能有野心、抱负,未尝不想成就某些经国济世的事业。李白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认为要从他十七八岁跟随的师傅赵蕤这个人讲起。

赵蕤这个人在历史上所流传的记录不多,只知道他有个和他一样不问俗名世事的妻子,曾经有地方官吏召见他们夫妻,希望赵蕤能出来做官,他严词拒绝。李白曾经跟随他至少三年以上的时间,在这几年当中,有将近一年,李白自己到蜀中其他的城市,包括现在的成都(当时称为锦官城)、峨眉山等处去游历。李白大约在二十五岁之前都在蜀中度过,其间跟随赵蕤学习的一段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赵蕤是一个今天来看“没有中心思想”的人,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纵横家”。所谓纵横家,是以一套又一套尽管彼此相互矛盾、彼此扞格的论述,来达成言辩目的,以解决现实纠纷。这样的人,经常借由工具式的思维来谋求最大的利益——尽管未必是私利,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其功利的、现实的、见风使舵的企图。他们几乎不真正探讨或表现出自己相信些什么。

对于纵横家而言,胜负跟是非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这样的一种人格,这样的一种训练,也许和李白天生的个性有所冲突,可是毕竟对李白的成长带来重大的影响。赵蕤的著作——《长短书》内容还相当完整,就是通过种种反复的举例、辩论,针对一个一个设定的议题进行言辩,和刘向所编的《战国策》、《说苑》、《新序》相当类似,堪称是一部辩论手册,而非思想论著。

李白写文章除了模拟整个《昭明文选》之外,这种辩论术的训练也使得他日后能侃侃而谈,从容应对,在种种与人相互交谈的过程中发挥机智,展现一种过人的风采。我常疑惑李白既然不能够参与名目繁多的科举、制举,为什么还那样用功读书。明明不需要考试,为什么他会那样努力呢。我相信在李白而言,那是一个有趣、恒久而且极其吸引人的游戏。更进一步说,写文章,学人写文章,借用前贤修辞表现而令时人叹为观止的制作,对于李白而言,就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无关乎日后能不能获取成为士族、成为官吏的机会。他只关心一件事情:我的文章比起古代那些高高在上、号称天潢贵胄者,那些诸侯卿士大夫,比起这些人,我李白应该毫不逊色。

与古人争胜,与时人较劲,看起来是两回事。如果说将“与古人争胜”来取代“与时人较劲”,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现实之中,基于身家地位不能参加科考的李白,如此积极地学习、模拟,并且一篇又一篇地写那些看起来几乎没有人会欣赏的文章,到最后反而成就了李白作为一个文章家、诗人最重要的训练。成就了此一训练的李白也满足了某种可以称之为虚拟的抱负。在二十五岁离开蜀地之前,李白还碰到了什么样的事呢?我认为接下来的这件事情贯穿李白的前半生,甚至到最后还影响了他的婚姻。

让我们先旁敲侧击地看一眼李白的父亲为自己命名为“李客”这件事。

为什么会有人为自己命名为“客”呢?客就是客人,也就是客商。给自己起这个名字,很显然李白的父亲并不是认真的。李白一定也知道李客并不是父亲的真正名字。

唐朝人非常重视避讳,也就是儿子不能口呼父名,也不能在自己的作品里书写父亲的名字。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白有很多的作品,比如“客心洗流水”、“乐哉管弦客”,至少在他的诗篇里面能找到几十个客人的“客”字,为什么他不避讳呢?一,他本来就不属于严格遵守礼法的士大夫阶级,可以不在乎。可是李白是一个希望自己能够从模仿到乱真,把自己视为一个士大夫的人,应该还是要避讳的。李白不避讳,那就只有第二个可能,他很清楚父亲本名不叫“客”。取名为客,因为他是从西域回来,心态上还是作客,何况他还是一个客商。

身为一个行商成本负担要比一般的店商更多,冒的风险要更高,可是也许正因为交通流动远地的货物,获利也可能更大。还有一点很要紧,就是需要拥有更好的偿债能力以及更卓著的信用。

从实务面来看,既要获利高又必须负担比较少的风险,就应该在一次次长途交易货品的往来之中,建立我们今天所说的仓储和物流中心,以及区域性的交易网络。李客是有条件的,除了李白之外,他还有大小两个儿子。李白很认真地读书、写作甚至吟咏诗歌,可是这些活动并不是承担家族事业的正务,而是先前所说的游戏。相较于同时代其他相同或不同阶级的男子,李白游戏的时间相当长。无论是否读书应考、谋求仕进,唐代男子到了十四五岁即告“成立”,李白的哥哥和弟弟,大约就是过着这样平凡而顺命生活的人。

李白曾经有诗这样说“兄九江兮弟三峡”,他的哥哥在九江,他的弟弟在三峡。九江和三峡两地是长江流域整个水运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两个地方,兄弟待了近乎半辈子。李白的哥哥大概也就是在十四五岁上到九江,幼弟差不多在同样的年纪到三峡扎了根。这显然和整个家族的营生有关。兄弟二人在水运起迄之地,转运东来西就的货物,春去秋来,执业如斯,本本分分从事着物流商的本行。至于李白,他在开元十三年忽然离开家乡乘船下三峡,并且经过九江。可是他经过三峡的时候,并没有去探望他的弟弟;经过九江的时候,也没有去拜访他的哥哥,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看起来,他好像是要躲避与亲人的会晤,为什么呢?

十六七岁的时候,李白可能犯下过杀人的案子,根据他自己的吹嘘,他曾经出手使剑,杀过好几个人。如果李白所言不虚,那么根据大唐律法,唐诗会少掉八成的光辉——李白就来不及把作品传到后世了。李白并没有真正杀人。他也许动了刀——因为他随身带刀。根据日后李白的好朋友崔宗之诗里的形容“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可知,李白的袖子里随时都藏着匕首。可能李白在杀人成伤之后,在进入侦查的过程中,暂时被释放了,后来也不被追究——可能是李客花了些钱帮他摆平官司?接着需要一段平息的时间,李白不能在家乡昌明市上继续鬼混,这中间也许是半年,也许是一年。

接下来要问: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李白去了哪儿?大致上,根据三言两语、极为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推测,他少年时期在一个叫大明寺的所在待了一年多。这会衍生出来另一个问题,寺庙可以让任何人长期居住吗?如果你是一个士人,也就是可以赴考任官的人,则尽管唐人笔记上流传着“饭后钟”(也就是吃过饭之后才打钟,招呼来寺庙僦居的士子前去用餐)那样悲惨的故事,寺庙还是有义务接待各方进京赶考的读书人。但是一所寺庙要让李白这样的少年犯进入,以读书为借口,逃避刑责,大概还是需要更复杂的关系。就此我们可以从当时寺庙与商人之间的经济供输,推敲出他们最可能的交往关系。

这就是我写《大唐李白》最早的一段路径。透过细节追索,我想描绘出一个文学史上没有叙述过的李白。文学史这门课程以及这个概念,是一个近代学院的产物;学院制度生产出来之后,我们学习的人误以为那厚厚的一本书里就是古代文人生活、创作的大体风貌,作品好像总是跟前代的以及后代的作品发生直接的影响关系。我们因此而忽略了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可能更大程度上与他那时代的实际生活有着更密切的瓜葛。

李白的诗、生活与情感之所以还值得我们继续求访,乃是因为整整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时代,还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想象拼凑以及研究理解的痕迹。我才起步而已。(本文从作者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整理而成)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一 一回花落一回新

吴指南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经寒春而入炎夏,常犯一怪疾,便是双眼忽然眩盲,片刻之后,又不知何故而忽然复明。当时他和李白同在洞庭旅次,竟不以此为忧,反而经常在这盲疾突发之际,高声喧闹呼喊:“呜呼呼呀——李十二,李十二!黑了黑了。”

这盲疾,真令李白束手。吴指南却以此为调笑的话柄,说他:“遮莫从那赵黑子学医采药,竟不抵事。”“遮莫”,就是“尽教”、“纵使”的意思——这是出蜀之后,一路上听仿各地行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学舌既久,便也改不了口了。

还不只是调笑,吴指南甚至把这盲疾当作乐事;每当失明,无论置身何处,就只能茫然兀立,举凡一行一动,都得倚赖李白相帮,眼前该出现而不能出现的景致,也须倩李白为他说解、形容。像是某处山峰如何挺特,某处平芜如何旷远,某处水曲如何宛委,某处湖沼如何澄清,兼及某人的肤发衣装、某物的形貌结体,李白都得为他一一状述。

吴指南乐之不疲,感觉李白只在这时刻,才像是与他相知相伴的手足——这是他近二十年来从未曾有的体验。也仗着这盲疾,吴指南不时还像是要索讨旧债似的说:“前数年汝独上峨眉玩耍,却教某一人在昌明自饮自斟,好不幽闷——汝且说来,那峨眉山色,比之眼前又复如何?”诸如此类,李白总不懊恼,有问必答。

直到某夜,正值满月后三日,李白与吴指南相偕来到一座几乎已经荒圮的兰若,向寺僧打探:寺中可有抄写经卷的硬黄纸?僧人支吾以对,似有十分难处,李白竟然罕见地掏出了些许碎银,交付在僧人掌中。吴指南便在此时发了眩盲,远近人物倏忽昏暗下来。他摸索着拉拉李白的袖子,道:“呜呼呼呀——李十二,李十二!黑了黑了,天黑、地黑、汝亦黑!”

李白放低声道:“钱塘龙君将兴风作浪,此去泾阳数千里生灵不免一劫,待某办了大事,再与汝细说原委。”

隐隐约约地,他能够听见李白窸窸窣窣同那僧交谈。问答间不外就是那纸的尺幅、颜色,僧人约莫是纳人银两,话也多了起来,直道此纸经匠作染过黄檗、白蜡,料质坚韧,写来滑顺晶莹,写后金光四溢,可以百年不受蠹虫蛀蚀,早些年寺中有人尚知作字的,经常用之抄经云云。

李白只回了句:“当即要烧化的,毋须在意甚长久。”

那僧一听这么说,便不住地啧声叹息道:“可惜、可惜。”

吴指南问不出所以然,只能一路听将下去。他听见李白共那僧齐动手脚,将纸张挂在壁间,接着便舀水磨墨,其声碌碌然,磨罢了,像是从身上某处摸出一张藁草,逐字逐句念了下去:

灵氛告余以所占兮,将有不惩之事。毋宁捐所缱绻兮,临八表而夕惕。夫化行于六合者,出于渊、见于田、飞在天,此龙行之志也。胡为乎雷其威声,电其怒视,催风则三日折山,残灭噍类;布雨则万顷移海,喧哗儿戏。私抱枨触而难安兮,岂遗苍生以怨怼?三千大千,一身如寄。为龙为蛇,不报睚眦。

片刻再读、三读,大约是确认字句无误之后,李白又吩咐那僧:仍得备办几桩物事,始能克竟全功,所需者除了铜盘一只,炙箩一架,还有“五谷茎秸,松柏膏脂”。那僧不免嘀咕了几句,听不出来是微有抱怨还是仔细斟酌,总之就是这么念叨着,人也就去远了。此后,便是一段漫长的寂静。而在这寂静之中,吴指南仿佛听见了李白在贴挂着纸张的壁前濡毫作书的微小声响。“汝写字?”

李白不答。但闻笔毫在硬纸上擦拂刷掠,片刻不停,李白口中自念念有词,满纸写毕之后,才走近他,又诵过一遍,才低声道:“此作非比寻常。”“汝向来如此说。”吴指南笑道。“今番不同,这是给龙王写的。”李白凑上前,附耳说罢,似乎早就料到吴指南会讶异声张,举手便把他的嘴给捂上,接着道:“汝瞎即瞎矣,也一并作哑了罢!”

好半晌,那僧才慢腾腾返转了来,手上推一轮车,轧轧作响。李白这厢收卷起字纸,连声道车上还有敷余处,便扶着吴指南登车,自在车后掌握轸柄推行,并那僧三人作一路走。不多时,便听见了水声,由远渐近,似欲侵身,通体上下也感染到一股沁凉之意。

自从来到洞庭,每当吴指南不醉、不睡亦不盲之时,与李白沿湖而行,随走随歇,消磨白昼光阴,入夜则寻觅了能安顿骡马的民家求宿,至晓则纵意所如,行行复行行,说是观览山水,不如说各人满眼自寓心事;真个是漫无来处去处,仿佛此身之外,只余天地而已。他们的确见识了云梦七泽的浩渺广袤,可是吴指南始终感觉,仅仅相去咫尺的李白,却像一阵阵若有似无的袭人夜风,恰是越过了千里烟波,拂面而来——却又在转瞬之间,牵衣而去。

在风中,他们都听见了船歌,一舟子引吭唱着:“学陶朱,浮五湖;唤留侯,戏沧州——此身在不在?江河万古流。”等渔歌在夜风之中荡远了些,李白停下脚步,帮扶着吴指南下车,吩咐那僧:“便是此处了。”

吴指南摸着腰间酒壶,灌了几口,问道:“到此则甚?”

当下没有人接腔,在一片沉暗阒黑之中,吴指南只能从些微响动揣想:李白大约是摸索着囊中所携之物,一阵敲磨撺掇,还带着金铁交鸣之声。很快地,便生起了野火。片刻间火势稍稍大了些,烟燎扑面,可以嗅出那燃物是谷皮麦秸之类,杂以松脂柏膏,冲鼻一阵异香,久久不散。

直到火势突地大了,光灼热炙,倒教吴指南眼帘上乍然蒙上殷黄,那黄光随即淡了些,吴指南勉强眨着眼,眨得泪水如泉,盈盈涌出,随即模模糊糊看得见些许形影,先前那一阵眩盲,算是过去了——他渐渐可以看见夜暗中的细浪,还可以认出不远处一口叠架着护栏护盖的废井;就在他面前三数尺开外,的确生起了数围方圆的明火,铁架铜盘,应该就是李白同那僧方才敷设的了。

一阵一阵的东南风不时扰动着白烟,李白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烟的去向,也像是在等待着那烟再往空中蹿升,接着,他猛然甩袖出手,将一卷纸掷在烈火烧烤的铜盘之上,也就是转眼之间,纸卷发了蓝色焰苗,随即漫染作一团晶亮,居然若有去意,乘风而起,火星逐高逐散,就在十丈上下之处,灰烬腾飞于夜色,烟霭则沉隐于湖光。

然而,李白始终不发一言。吴指南一壶几乎饮尽,意兴饱满复阑珊,忍不住尽作忿气发了,斥道:“汝大事办了否?某小人,不通文字,遮莫使某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然则即此你我便海角天涯,各散一方,岂不两般快意哉?”

李白一向不作怒声,也一向不擅应付他人怒气;尤其是对吴指南,总只能变些手段哄慰。于是随手朝空一指,那是暮春荒月十八的月轮,不圆不缺,无甚可观。李白权且这么一指,迳向湖边走去,正想着该数说些新奇巧怪的言语,好消解吴指南的懊恼,不料一条魁伟的身影应指而出,端端正正招呼了一句:“太白果然在此!”

吴指南听得这一声喊,陡然一惊,来人虽非刻意作势,却中气饱满,回音缭绕,一时间湖山震荡,连远方的波涛,亦随之嗡嗡然作瓮中之鸣。李白也大感意外,没想到这般夜晚,如此郊坰,居然还有能叫得出他字号的访客,便迎步向前,一面拱手为礼,一面道:“贵客枉驾而来,有失远迎……”

话还没说了,来人一挥大袖,闪身避过李白的一揖,倒有几分意思是冲着吴指南说话:“汝后生嘈闹喧哗,岂不怕惊动了洞庭龙君?”

这人形躯高大近丈,深目隆准,一张阔嘴微微前拱,倒有几分鸟喙的形貌。他穿着一身及踝的紫袍,手中握着绿玉杖,头上戴着一顶小金冠,恰恰裹住朝天一髻,那金冠灿烂夺目,形制与李白所见过的吏员所系戴的官帽绝不相同,却别有一番华贵的气派。最为奇特的,是他的肩膊上扛着一头似熊非熊、似罴非罴的怪物,不时左张右顾,睛光猛厉,但是这怪兽的嘴吻却一迳上扬,竟带着些许温驯的笑容。“原本应该拜临贵寺才是。”这人一矮身,坐在荒圮的井阑上,对那僧人说道,“可是屋宇狭仄,不如趁此风凉——风凉么,亦趁酒香。”说着,举起绿玉杖一指,扬眉注目,盯着吴指南腰间酒壶,道:“汝亦好饮?”

吴指南听他口气,颇似酒徒,登时忘了正与李白忮气,立即解下壶来递上前去,道:“自江陵打来几斗容城春,某沿途日尽一壶,至今已不多有。”“啊!是‘水边卖’,天之美醁也。”

来客也不逊让,就着壶口一仰脖颈,喝将起来——但听他喉头滚滚汩汩,唇边漓漓拉拉,良久不歇。吴指南正狐疑纳闷:壶中余沥哪里禁得住如此畅饮?岂料来客又将壶递了过来,接在手中,微觉异常沉甸,似较先前还要饱满充足;仰面再喝,风味仍是十足的容城春。

这两人你一仰我一仰,半句闲话也无,不免有些个争胜的况味。如此往返四巡,而壶中酒浆不竭。却在这么一来一回之间,里许之外的湖墅一带竟然大发天光,像是有成束成群的流星,不住地从略见偏斜的北斗口倾泻而出,同时焦雷隐隐,流火照灼,仿佛天上有众神围观吆喝。每当那客满饮一壶,天上便传来一阵叹息;每当吴指南喝罢,传来的则是欢噱的笑声。李白看得吃惊,猛然间想起一则“天笑”的事典,备载于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

东荒山中有一大石室,是号称东王公的居处。东王公是个巨人,身长一丈,须发皓白,鸟面人形,且生具虎尾,常与一玉女投壶为戏。有的传说还敷衍出更多的细节,说经常追随于东王公左右的,还有一头如熊似罴之兽。

投壶,古礼有之。说的是宾主燕饮之余,考较才艺、比斗输赢的游戏,也往往被视为一种仪节,程序十分繁琐。投壶之前,宾主之间要相互请让,为数者三。其壶大腹长颈、口略开张,颈围有二环耳。定制:壶腹高五寸,颈七寸,壶口径两寸又半。投壶之物则分别是二尺、二尺八寸以及三尺六寸之箭;这种箭,专名曰“矫”,一般也不会用之于战阵沙场。

古来规矩,主人三邀请宾客入局试投,宾客须一再婉拒,至三邀乃可开局。一人取箭四枝,主左宾右,在距壶两箭又半之地,试将箭脱手掷入壶中。首发之箭入壶,谓之“有初”,计以十筹。二、三箭复中者,则各计五筹。第四箭再中,谓之“有终”,加计二十筹。

宾主四箭掷毕,加总其筹数之多寡以决胜负。赛局结束,由名为“司正”的予以裁决,“酌者”斟酒,胜者致酒于负者,负者跪承其贶,饮酒受罚。之后,再进入次局;一般以三局二胜为“成礼”,至此无论胜方负方,或是观礼之人,皆一体共饮。《左传·昭公十二年》:“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此为投壶最初之见于文献者。在这一则故事中,原本晋强而齐弱,晋昭公主盟,宴请齐景公,饮宴中以投壶作戏。当时,晋侯先取持一矫投壶,担任傧相的中行穆子为晋侯诵念祝词,道:“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齐侯大为不满,自取一矫,也诵念祝词:“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

不料晋侯、齐侯都投中了,胜负难分。赛局结束之后,大夫伯瑕责备中行穆子道:“穆子失言了!吾国君侯原本就是诸侯盟主,而投壶之戏乃是游戏,岂可以为列国位次之筹?如今齐侯不过是赛局之胜,却可以从此平视吾国君侯,从此再要齐君来依附,恐怕相当艰难了!”由此亦可知:投壶之争自春秋以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实则寓含着诸侯邦国角逐霸业的奥义。《神异经》所述者,远比这一则史料简陋,说的是东王公与玉女投壶,每局一千二百矫,当投矫入壶而得筹,天上就会传来哀呼吁叹之声;一旦投射偏失了准头,矫未入壶,或是入而复出者,天上就会传来欢呼大笑之声。西晋时代的博物学者张华为此书作注时写道:“言笑者,天口流火照灼;今天不雨而有电光,是天笑也。”这一则小故事无头无尾,可是寓意深峭,大约是说上天视人所能,无论智慧、学行、功德、技艺,无不可笑;一旦据此而与人有争胜之心、争胜之行,就显得更为可笑了。

多年之后,李白有《梁甫吟》与《短歌行》二诗,分别有句:“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以及“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都说到了“投壶”、“天笑”,也俱言及强矫变化、异态百出的龙。从写作的习惯上说:诗人几乎不自觉地让“投壶而引天笑”的故事与原本并未出现的龙之意象纠缠在一起;个中原委,似乎须从此夜觅其踪迹。

那客同吴指南以酒量争胜的意气寖高,愈发不可抵挡,其间元气角逐,有惊风斗雨之势,吓得那僧竟一阵烟似的消失了踪影。李白不免担几分惊忧,可是看吴指南难得开怀尽兴,又不忍拂扰。不过须臾工夫,两人又往来了五七巡,两饮者居然不改颜容,了无醉状。

就在各人大约仰了十壶上下,那客不觉打了个嗝儿,口中微微喷出些许赤色的火焰,他举掌稍一掩遮,仍被吴指南看见,指笑道:“看汝生得魁伟,几口酒浆却也容蓄不下哉?”

那客闻言无甚异状,倒是匍匐在他肩上那兽的嘴吻猛可一开,现出白牙血舌,向吴指南恶吼了一声;吴指南也不畏惧,翻脸也对那兽一吼。来客见状,不但不恼,反而大乐,不时将那绿玉杖拄地作声,且道:“后生酒壮胆豪,可能与某再饮几巡否?”

吴指南也不答话,捉起壶来,便向口中倾了——不消说,又是一番你来我往;直到李白岔口道:“贵客与某素昧平生,而迳呼某字‘太白’,可道缘故否?”“观汝文采书迹,岂非太白星君乎?”那客闻言一颔首,缓了缓豪饮之势,叹道,“某自帝尧以来,奉职镇守钱塘,天上春秋未几,已历人间数千载矣。其间所遇下谪仙官,锦袍介铠,文班武列,不知凡几,却还不曾见过一个真男子。”

一口气说到了“真男子”,那客狠狠摇起头来。吴指南则一把从他手上攫过酒壶,且饮且道:“饮中便见真男子,有甚难得?”

那客回头眄了吴指南一眼,道:“汝一鄙野虫豸,泥尘蟪蛄,大凡平生只粗豪斗气耳,何可言男儿事?”随即一指李白,嗔目厉声道:“倒是太白星君——汝作得大好文章呀!”

李白突如其来被他这一指,不觉间心为之惊、胆为之寒,五脏六腑在腔中一阵翻涌。“汝斗胆!斥我‘雷其威声,电其怒视,催风则三日折山,残灭噍类;布雨则万顷移海,喧哗儿戏’。”那客坐在井阑上巍巍不动,仿如一座崇山峻岭,当话语中略现愠色,远方的湖泊也跟着发出一阵一阵的吼啸。可也就在转瞬间,怒容竟和缓了,他筋肉浮凸的狰狞之貌一霎收敛,整张脸和悦了起来:“然而文字大佳!读来酣畅痛快得很——若非此等文字,但看某翻云覆雨,再去泾阳坏毁他千里禾稼、淹埋他百万贱民,无非弹指之劳耳。然,既有此等文字,人间毕竟不能不有堪当敬惜之人,岂容某轻躁致祸?是某受教深重了!”“噫!”李白蓦然一怔,张口结舌,“汝竟是钱塘——”“某正是。”“相传尔辈能隐能显,能大能小——”李白朝那客一拱手,道,“春日乘风以登,秋日御风而潜,兴云布雨,钻天入地,驱电鸣雷,固无碍于幽冥之别,常往来乎仙凡之间,则功德亦大矣!”

那客闻言,不住地摇头,反手举杖,拍了拍背上那怪兽的头颅,道:“汝所言,未必尽然!此物同某无异,原本亦是一龙,自人间三代以来,奉天帝之令,镇守荥阳旃然河,向为两京襟带、三秦咽喉,职司济水入河之事。此龙性情谦抑,处事恭谨,能教旃然河终古不溢、不淤,了无过犯。不料当今开元天子客岁封禅泰山,行经彼处,无缘无故,取弓箭射之,矢发而残。自此旃然河流渐伏渐涸,彼郡恐将不免沦为赤地也!人间帝王嗔暴如此,咎由自取,我辈能有何功德可言?”

吴指南被那客奚落低贬,已然着恼,再看他二人你一来我一往,尽打些不着边际的哑谜,更是侘傺难耐,正待发作,不料李白却伸手朝他一指,对那客道:“某曾接闻于本师东岩子赵征君蕤,言尔辈有万变之能;昔年孙思邈号称‘药王’,即从龙王得药单三千。敢请龙君巧施妙手,为我这伴当一疗盲疾?”

李白此言不妄。故事有二;其一,于两百年后为南唐溧水县令沈汾之《续仙传》所录,说的是隋末唐初时,孙思邈至山中采药,尝救一青蛇,未料此蛇竟是龙子,龙王为报其再生之恩,召之至水府,尽发龙宫药方三千道,日后孙思邈才成就了《千金方》三十卷的巨作。

另一说则是当孙思邈隐居于终南山时,北地大旱,西域一僧来长安,自言法术高明,请在长安西南郊的昆明池结坛,为苍生求雨。祈禳七天,昆明池水的确缩竭了好几尺,但见晴空微云渐积,可是雨仍不肯骤落。这时,反倒是昆明池中之龙受不了了,化身成一老叟,去见孙思邈,恳请相帮,孙思邈对老人说:“某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千首,能与某,某即救汝。”

老人喟叹道:“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不多时,这池龙化身的老人便捧着药方三千首,贸贸然来。而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载的十分简略,谨述以:“思邈曰:‘尔当无虑。’自是,池水忽涨溢岸,数日,胡僧羞恚而死。”《酉阳杂俎》所脱漏的正是孙思邈讹索昆明池龙药方的手段。另据方明《琅玕阁杂笔》补充,原来胡僧求雨,只是个障眼法,所借兴之云,乃是昆明池水升成,水愈浅而云愈厚,池龙遂目涩睛枯,行将瞽盲,孙思邈攻破此术,向当时也在终南山游历的司马承祯讨了一道符,过化之后浸水洒入昆明池,登时龙目滋润,喜泪涟涟,才有了“池水忽涨溢岸”的异象;然而仰头一看,云散霾开,九霄以下,依然晴旱——这是胡僧诈术未能得逞的原委。

至于昆明池龙,由于得了这道神符的缘故,日后无论天候如何,总能“旱不减其水,涝不增其波,澄明如镜,一碧万顷”。无论如何,乡人野说,聚讼纷纭,争传着若能借得昆明池水洗浴,可以除眼翳,增目力,开眸光,这又是龙池之水可以愈盲疾的传说了。

经李白这一问,那客竟不置可否,回头却问吴指南:“汝不安于盲乎?”

这是很不寻常的一问。岂有明眼之人忽然睹物不见,却能随遇而安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吴指南回眸看了李白一眼,居然哈哈大笑,道:“某与李十二生小为邻,朝夕相伴,将二十载,至今仍不识此人;某果安于盲哉?不安于盲哉?有甚分别?”

那客闻言讶然,吁叹一声,道:“小人之言,何其壮哉!”

吴指南依旧丝毫不肯示弱,又灌饮一壶,道:“前月在江陵与一酒徒共饮,彼道:某合得一死于此——死也便死了,盲也便盲了,不是说‘鄙野虫豸,泥尘蟪蛄’么?何壮之有?”

那客接过酒壶,一脸茫然,不由自主地起身,肩头龙物亦耸耸欲动,这时洞庭湖上再度卷起了呼吼咆哮,在刹那间恍如百兽齐鸣。“天笑!”李白仰面纵目,向空极望,斗杓之中又冒出无数争先奔窜的流星,挹注于暗夜深处,有如为自己点燃了一条下堕的明路。

也就在这上天发出癫狂之笑的同时,洞庭湖风四面环吹,一时之间,子规鸟鸣声大作,如怨慕泣诉;开元十四年的满春花絮便落尽了。

那客也随着李白的目光向天外看去,看着、微笑着,道:“彼等天门神将,确是笑某。”“有何可笑?”李白和吴指南同声问道。“应是笑某空负千年龙威,一身神力,却被你三言两语便说怯了气性罢?”说着,扬手一指夜空,昂声道,“而今便宜汝等,某且饮酒,不闹风波!”“钱塘龙君襟怀洒落,是江湖万姓之福——”李白长揖及地,肃容道,“李太白感戴莫名。”“汝今凡身姓‘李’,是天子宗室耶?”“某先氏窜逐远边,至国朝神龙初叶遁还,家大人指天枝以复姓,遂为李氏。”

钱塘龙君一皱眉,带着几分困惑,道:“既云‘复姓’,则仍须是皇亲。”

李白一蹙眉,略迟疑,才低声道:“身寄商籍,不堪叙此——”

吴指南不待李白说完,抢道:“此子读书作耍二十年,也混充得士人行了。”

钱塘龙君看着一阵阵逐渐飘零到跟前的落花,笑道:“神宇浩渺无极,仙年辽阔悠长,在我等虽只一瞬,在汝辈则节序更张,万物生灭,久历繁琐。唯太白星君之文,千古不易。不过……”说到这里,钱塘龙君迟疑了,像是有着极深的忧虑,不忍猝说。“一回花落一回新,”李白接道,“时移世变,文章又岂有常哉?某生小初识字纸,朝夕戏拟古人文字,《文选》一编,不过是几榻间玩具,摹习万端,还就是自家浅见,当下得意而已;三数载后复观之,多不成体面的。龙君说什么千古不易,见笑了。”“非也非也!”钱塘龙君不等他说完,便急着摇头摆手,道,“星君!权且听某一言。汝今谪在人世,平生所业所习,不外是人间数千寒暑所积,借喻譬之,或为猿鹤,或为虫沙,形貌躯壳耳。然所受于天者,存乎一心,此情可谓‘天真’,断无可改。”“天真不改,有何可忧?”“此正可忧者也。天真之性,直观浅虑,不能应机谋。”钱塘龙君道,“试想,洞庭诸仙撺掇汝焚祷一文,勉我以好生之德,是为苍生乎?抑或别有所图?汝且周旋思忖。”“龙战江湖,荼毒万物,诸仙不忍见此,岂有他图哉?”“非也非也!”钱塘龙君仍是一阵摇头摆手,语气更焦急了,“汝且看而今洞庭湖山之间,俱是上清派诸子,或为仙家、或为道者,彼等奉神祀鬼,博艺多能,数代以来,更杂通医药百工,有生死人、肉白骨之技,此辈岂不能作文章乎?渠所用心,是为竭尔智虑,借尔文笔,日后以此昭著汝太白之名,以为天下作计。”“某何德何能而当此?”“即此一派天真,百世不遇。”钱塘龙君叹了口气,道,“然某所深以为忧者,亦在于此:当今世道,不容天真!”“他实也聪明,实也聪明。”吴指南漫口应了一声,话是称赏,语气却含糊而讥诮,说罢,继续饮他那怎么也饮不尽的壶中之酒。“太白!某所言,慎勿轻忘;当今世道,不容天真。倒是令尊‘指天枝以复姓’为有见识——汝走闯风尘,天家姓氏尽可随处抖擞,好教普天下人敬重汝家郡望。某,告辞了。”钱塘龙君伸手捡了一片因风而来的落花,反掌放在肩头,仿佛就是要让背脊上那怪兽嗅闻,花瓣着衣不堕,只风中微微翕扬。接着,但见他一挺腰,纵起数尺,偌大身躯笔直地坠入井中,但闻如钟似磬般的话语在井壁间回荡着:“汝与某道义未尽,向后,容于有潮汐浪涛处一会!”

湖边废井,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开凿的,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堙塞的,总之早已干涸。不意就在钱塘龙君纵身而入之际,激起数十围粗大的浪柱,冲天直上,半晌未歇。先前那苦脸寺僧听见波涛滚滚之声,近在咫尺,抢忙披衣赶了来,见井水犹喷发着,浪头高出井床数尺,不由得瞠目以对,良久才道:“贫僧挂单本寺三十年,向不知此井有水,宁非我佛显灵?”“他交朋友,非神即仙,非仙即佛;”吴指南冷冷一笑,转脸复对李白道,“独我这白丁,去鬼不远,既然追随不了汝办大事,亦不甘当真死此洞庭——某即此回昌明去了。”

说着,吴指南拔身而起,不料穹苍幽邃,却洞察纤毫;吴指南才一举步,头上三尺之处便訇然爆出一声声天笑,吴指南别无长物,在握只一酒壶,登时咒了一声,将酒壶朝北斗扔去,人却打个踉跄,颠蹶仆倒在火炉旁,一张脸凑近火灰余烬,猛可吸了一口大气。李白抢前搀扶,吴指南翻了个身,大口喘息,或许恰是被这炉火引的,但见他眼耳鼻口有窍之处,竟隐隐冒出青蓝色的火苗。人却还能言语:“李十二,‘春水月峡来’,是否?”

那是数月之前李白和吴指南他二人一行出荆门时,李白在舟中回顾来时江流,曾道:“此蜀水,为我送行,竟也出峡来了。”“枉它这一来——”吴指南当时笑着说,“便不得回。”

是在彼时,李白解下匕首,在风浪间铿锵拔击作响,将就着吴指南的语意,开怀吟道:

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

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逶迤巴山尽,摇曳楚云行。

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

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

自巴及楚,芳洲碧树看似无异,李白未及料到的是,仅仅一年多之后,吴指南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尽头,或许在颠仆之时,吴指南便已然了悟,自己也犹如万里送行而来的锦江春水,一去而不回。

此刻吴指南指着北斗,笑谓李白:“酒壶却教他收去了。”

二 蚀此瑶台月

太原在唐时号称北京,所辖一县,叫做祁。早在高祖立国之前的两百年,此地出过一个豪杰,名唤王神念。这人从本县主簿而颍川太守,奄有一郡之力。由于北魏拓跋氏的崛起,他便渡江向南方萧梁的朝廷通款输诚,算是归顺。从此成为萧梁一朝在北地的边防重镇。

王神念历任安成、武阳、宣城等地的内史,治绩卓著;特别是日后到青州、冀州担任刺史,看当地百姓几乎无神不祀、无鬼不尊,以为如此既有乖于正信正见,又糜费赀财,耗竭人力,于是在禁止淫祠一事上,特别用力。而自两汉以来,刺史向有敬称,是谓“使君”,故王神念有“豹使君”的诨号;豹,就是战国时治邺城,以毁河伯之祠留名青史的西门豹。

这“豹使君”不但性格刚正,也颇知书,旁通儒术佛典,年轻的时候锻炼过骑马射箭的武艺,到老都还精壮矍铄。在《南史·王神念传》上说:他曾经在梁武帝萧衍面前演武;一手持刀、一手执楯,走一阵攻战的套路。猛然间,那左手的楯,竟然变换到了右手,而右手之刀,也赫然易于左手,其间如何,无人能测,而左右交度,驭马往来,堪称冠绝群伍。

到了梁武帝普通六年,王神念已经七十五岁了,身坐散骑常侍、爪牙将军,可以说是极负重望的朝臣,火气仍旧很大;有一回听说海隅之地又有巫风妖雨,大兴邪道,当地百姓惑于其巫,发东山巨石,建筑了既高又广的神庙,立刻亲率部伍,前往毁撤。一阵打烧之余,不料在回程中忽然遇到了狂风暴雨,兼之焦雷迅电,把数百小队困在一处郊野。

这时兵士们惶急不能自安,纷纷鼓噪起来,有人说这是庙神显灵,对不敬信其灵者,微示薄惩。王神念听不得这话,当场抽出一侍卒腰间的利斧,朝雷电密发的远天怒斥道:“王神念在此,岂有他神在耶?”说罢,一斧子向天掷去,竟然没再落下来。雷霆一时而俱寂,风定雨歇,天地开朗。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王神念没来由地生了一场肺病,咳血数升,拖不过十多天。易箦之夕,此公忽然从榻上坐起身来,望着窗外的天空,道:“金鈇莫回,回则有祸,后人须记!”说罢,一倒身便死了。

梁武帝于是下诏,追赠本官,加衡州刺史,赏给鼓吹一部,并赐谥号曰“壮”。他死前的交代,家人的确没有忘记,从此世世相传,斧器不入庭院。不过,三数代之后,子孙们昧于本事,渐渐地也就荒唐其说了。

王神念也不会想到,身后整整两百年,他一个嫡生的玄孙女当上了皇后,也遇上了罕见而难解的麻烦。

李隆基由楚王改封为临淄王是在中宗景龙年间,复兼潞州别驾,在这时,他娶了甘泉府果毅都尉王仁皎的女儿,王仁皎即是王神念的嫡曾孙。景龙四年——也就是李白九岁那年——李隆基从潞州回到长安,这时,他已经拥有了一支名为万骑的武力,着虎纹衣,跨豹章鞯,号称亲军。也就是凭借着这支部队,他消灭了韦氏和安乐公主,也诛杀了太平公主。

在这两次政变中,王仁皎和他的一双子女——临淄王妃和她的孪生哥哥王守一,都曾参与机要,史称:“将清内难,预大计。”

王子妃也终于在先天元年、李隆基登基之后,被册立为皇后。王仁皎首先受封为将作大匠,随后任太仆卿,封祁国公,迁“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可以自辟官署,平肩宰辅——虽然没有首相的实权,也恰可满足王仁皎大量积聚财货的欲心。《新唐书·外戚传》上用十八个字道尽他的后半生:“避职不事,委远名誉,厚奉养,积媵妾资货而已。”

王仁皎死于宋璟和苏颋被罢黜的前一年,也就是开元七年,得寿六十九岁。皇帝赠以太尉,并在名义上封了他一个益州大都督的官职,谥号曰“昭宣”。这一切都行礼如仪,略无半点异状。出殡行列启行的时候,皇帝还亲自登车,相送至望春亭,远远一望,转身对宰相张说道:“且为太尉立块碑罢!”这是相当特殊的荣宠,不但由张说撰文,皇帝还亲笔书石,命工镌刻。

不但王仁皎位极人臣,备享荣贵,连王守一也得以尚娶清阳公主、封晋国公,迁官至殿中少监,累进太子少保,还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可是,王氏一家人并不明白,这一切都只是表面文章。

王仁皎生前侈靡逾制,凡家用器物,仪仗卤簿,常仿效皇家。贪婪加以僭越,不时会引来物议,皇帝表面上似乎从来没有介意过。帝后之间,平居若无龃龉,这种事本来还可以容忍。秉乎常情而言,尽管天子夫妻共患难于少时,长久相处,自然不无扞格,其中最难启齿而又隐衷深切的,就是皇后无子乏嗣的一节。

偏偏就在皇帝特别加恩书碑之后,王守一居然上表,请求援引睿宗皇后的父亲窦孝谌的旧例,希望能将王仁皎的坟墓筑高,至五丈二尺,这就引得大臣相当不满,反对最力者,正是侍中宋璟,以及门下侍郎苏颋。

他们的谏书里,有这样的字句:

夫俭,德之恭;侈,恶之大。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坟,盖此道也……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闲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今以后父之宠,开府之荣,金穴玉衣之资,不忧少物;高坟大寝之役,不畏无人。百事皆出于官,一朝亦可以就。

这是直白地警告皇帝,昔年窦氏所作所为,已经是皇室姑息所致,而当时的大臣显然也并不能同意;此中更要紧的一个论点是:奢靡恰是礼仪之敌。而宋璟的文章还给了皇帝一番重大的提醒:当年韦后也是为父亲“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祸不旋踵,为天下笑”。换言之:请求逾制加高坟陵,应该看作变上作乱的征兆。

皇帝与皇后渐渐疏远,以及有宠于武惠妃,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对于惠妃的姓氏,皇帝不是没有顾忌,不过,王家请立高坟所引起的反感和正宫久而无子的事实,却随着时光流转而酝酿成应否废立的问题。皇帝曾经和受封为楚国公的秘书监姜皎讨论这件事。

姜皎在李隆基尚未为太子之前就因世荫而任内官,迁尚衣奉御、拜殿中少监,和李隆基连床而坐,击球斗鸡为友。等李隆基当上了皇帝,还呼他“姜七”,时赐以宫女、名马及诸般珍宝器物,不可胜数。

姜皎当时的职官,实与废立之事无涉,这纯粹是皇帝找宠臣拿主意、打商量的意思。姜皎却另有所图,把这番秘而不宣的“圣意”当作了市恩的礼物,向皇后泄漏了。这件事由皇后的妹夫、嗣濮王李峤揭发,显然有向皇帝兴师问罪的情绪。

这一番废后,究竟当真几何,恐怕永远是个谜。君臣二人之会,原是密商,一经公论,就成了国家大事,非得按程序穷治皇后失德的理据不可。皇帝心虚,当然不肯承认;可若是断然否认,迳指其说无谓,则日后便很难重启废后之议了;其处境矛盾可知。此时,中书令张嘉贞微伺主意,也为了让王皇后不尴尬,想出个法子打开僵局。

张嘉贞是在宋璟、苏颋罢黜之后升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掌握相权的;不到几个月,便因为处事圆滑干练而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迁中书令。他斥责姜皎“妄谈休咎”——也就是说,根本不问姜皎和皇帝之间有无密商,只针对他提醒皇后的闲言碎语而问罪。结果是“杖皎六十,流钦州,(姜皎)弟吏部侍郎(姜)晦贬春州司马,亲党坐流、死者数人”。姜皎的六十杖打得相当结实,由于刑伤过重,死在流放的路上。

也就在姜皎的死讯传来之后不久,皇帝下了一道敕书:

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这原本是两道不相干的旨意,并置于一敕之中,就有了显著的标的,这是在张嘉贞的“妄谈休咎”之断上另做文章,警告皇室近亲之间的往来,实有结合作势、倾侧天威的危险。而占卜之徒更可能借神秘之说、奇幻之术为当局带来莫大的威胁。

偏偏王皇后兄妹信邪,求子既不能得,只好求神。王守一找来一僧,法号明悟,说是能发动南北斗星,作鬼神法,但须书天地字与皇帝之名,与另一方刻写了天地字样与皇后之名的牌主,相合而共祷,其词曰:“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就能够有效验。

此法枢纽,在于书写帝后之名的牌主,需是同一块剖开的霹雳木——也就是要从天雷劈倒的树上锯取。

明悟对王守一道:“贫道偏有此物,且般般皆符合征应,足见天意不爽。”

王守一大喜,连忙问道:“何说?”

明悟笑道:“这物事乃是青州所得,有大树千年,枯倒于野,干上有一铜斧,烂柯触手即碎,唯余斧头而已。若得以此斧析此木书名,正应了‘天授而不假人以器’的道理。”

王守一不记得传家宝训有“金鈇莫回”之语,就算记得,大概也不以为这霹雳木会带来横祸。纵使以家训为无稽,日后遭难,也还或多或少与不读书、不习史有些关联。

早在西汉武帝之时,就有陈皇后故事为前车之鉴。

世传陈皇后之名为阿娇,为汉武帝刘彻的表姊。父亲为堂邑侯陈午,母亲则是馆陶长公主刘嫖——刘嫖也是刘彻的姑姑。

李隆基与刘彻的婚姻有十分相似之处。他们在缔结亲事的时候,都还没有储君的身份;时移势转,天命忽临,而皆为一代雄主。李隆基的妻族在他得以踞大位、拥大宝的路上,出了死力;而馆陶长公主刘嫖在刘彻被册立为太子的关键时刻,也是参赞的主谋。由于出身形势所系,陈皇后和王皇后都不免自恃身份,令汉武帝和唐玄宗不得不稍假辞色,而予以相当的尊礼,以至于夫妻之间,恩爱渐薄。此外,因为没有子嗣又不获圣宠,万般无奈而求助于淫祠,也是这两位皇后命运相同的一点。

汉武帝的别宠卫子夫于建元二年入宫,三年成孕,这是对中宫地位的一大威胁。陈皇后就曾经挟长公主之力,囚禁卫子夫之弟卫青;并多次在汉武帝面前寻死觅活。也有传说,陈皇后前后花了九千万钱,请人进宫传授“媚道”,甚至引一女巫名“楚服”者,入内寝施“巫蛊祠祭祝诅”,这件事被论以“大逆无道”之罪,楚服当众枭首,一时之间株连所及,竟达三百多人受诛。汉武帝随即赐诏于陈皇后:

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陈皇后的故事流传既久,附会滋多,其中最著名的,还包括长门“千金买赋”一节。这一段相当可疑的情节,却对李白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长门赋》初载于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文学集团所编纂的《文选》。所载故事如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倒还吻合史事;至于“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就完全捕风捉影,信口开河了。

历来不信《长门赋》故事者,多以赋前这篇小序立根据,认为司马相如在世时,并不会得知刘彻死后的谥号为“武”,所以不应该在序中写下“孝武皇帝陈皇后”的语句。不过,信之者也可以辩称:序是昭明太子等人代作,而不必因此见疑于司马相如。

真正不可信的,反而是最明显的一点:陈皇后并未因《长门赋》而重获圣眷。卫子夫很快地接掌中宫,而陈皇后的兄弟陈须和陈蟜,也在长公主刘嫖过世之后、服丧其间,因争财、行奸而获罪,被迫自杀——这和八百四十年后王皇后的命运如出一辙。两位皇后家破人亡,也都没有重新回到君王身边。

李白再度离家,自三峡出蜀,是在开元十三年,他二十四岁。这是一趟曲折而缓慢的旅程,他似乎有意迟回其行,以一种漫兴于山川之间的从容意态为之,甚至还重新跋涉了先前出游之旅所过之处。

而就在此前不到一年的七月己卯日,王皇后正因“剖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名”的“厌胜”之事而被废,郁郁死于宫,世传其宽大雍容之名,但是仍不能庇佑其兄王守一逃过严厉的制裁——他被贬为潭州别驾,一个极卑微的小官;而在半道上就接获皇命赐死了。这桩情节重大的案子还不算牵连太甚,传言渐渐散播到远方。李白风闻此事于道途之间,写下了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内容是这样的:

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蝃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晖。浮云隔两曜,万象昏阴霏。萧萧长门宫,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实,天霜下严威。沉叹终永夕,感我涕沾衣。

此外,他还有两首异曲而同工的《白头吟》。其一如此:

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此时阿娇正娇妒,独坐长门愁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兔丝固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见青陵台。《白头吟》其二如此:

锦水东流碧,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闻道阿娇失恩宠,千金买赋要君王。相如不忆贫贱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见求,文君欢爱从此毕。泪如双泉水,行堕紫罗襟。五起鸡三唱,清晨白头吟。长吁不整绿云鬓,仰诉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谁道土无心。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枝羞故林。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还有梦来时。鹔鹴裘在锦屏上,自君一挂无由披。妾有秦楼镜,照心胜照井。愿持照新人,双对可怜影。覆水却收不满杯,相如还谢文君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唯有青陵台。

这三首诗都是以废后为题旨所系,自开元十二年之后,二十年间,对李白却造成了无可逆料也无从回避的巨大影响。

李白出川时已经是个晚熟但终于自立的成人;他面对世事,直观用情,却犹满怀天真,不知道一时之文字,会辗转于他时形成全然异样的解释,竟然有一天会扑回另一个生命现实之中,摧毁原本的生活。那光景,犹如王神念掷天之斧,终究有堕回人间、形同霹雳的巨力。

李白写《蟾蜍薄太清》时另有怀抱,写《白头吟》时也独具感伤。这些,都在出蜀途中逐渐酝酿,具现了他自己的酸楚;然而令他万万不能逆料的是:这种直陈其事、曲发我怀的辞章,却也可以在迢递多年之后,成为他亵侮圣明的证据。《白头吟》两篇,显然是一诗之初、再稿,其修订至再,情由如何?而于陈、王二皇后,同一题材,三致其思,又是什么缘故呢?

关于废后故事,闻者向所留心之处,多在宫闱争宠、色衰爱弛或是庶子夺嫡之事。《长门赋》之作,开启了这一题材的滥觞,无论是否出于司马相如亲笔,都堪称旷世杰作。其佳处在于它摆脱了人事、权力、名位以及制度争议的喧嚣,利用赋体不惮辞费、刻画入微的特性,将篇幅还给一个美丽而憔悴的女子。

这种描写的方式,一反屈原骚体那种凡遣字必有比拟、凡造语必有指涉、凡用事必有寄托的惯性;其反复陈词,就是让读者缓慢地、细腻地、亲切地观玩一个失意的妇女,如在指掌间抚触,如在眉睫间窥巡,如在肺腑间徘徊。

个别的章句一旦抛开了那些美人君王、香草君子的取譬,使之重返具体而鲜活的对象——也就是郁怀偃蹇、流涕彷徨的女子。那些政治上取直远佞、亲善除恶的寓意,必须被隔绝在单纯的情思之外;司马相如用《长门赋》再一次发明了赋体——直陈其事,直抒其情,直体其物。

这个手法,在《长门赋》是有作用的。因为要让一个已经对废后失欢无感的君王再生恋慕之情,就必须借由生动的文字凝结其视听,撮聚其志意,全然专注于一人之身,重启君王昔日的记忆,也重燃其爱欲,重拾其怜惜。《长门赋》在李白心头所引发的联想,以及于写作的旨趣,却很不一样。他不但不怀疑这篇作品可能出于伪冒,反而透过诗篇,进一步将汉武帝和司马相如、陈皇后和卓文君的命运绾结成一体。

这就牵涉到司马相如本人的故事。在《西京杂记》上记载了一则传说,如果传闻属实,当系其事于司马相如献赋得官之后,归家于茂陵时,无何而起了少年之心,想要在茂陵当地再娶年轻的女子为妾。卓文君遂写成了一首《白头吟》,其词如此: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这首诗是否出于卓文君,也大有可疑,只不过宁可信其有而成就了辞章动人的奇谈。唯诗中言及“御沟”,实在不可解。因为显然是在晋代以后,崔豹《古今注·都邑》才特别解说了这个语词:“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抵触垣墙,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也。”

到了南朝谢朓《入朝曲》“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的句子出现,“御沟”也才逐渐进入文人诗歌。

而以卓文君的经历见闻,很难在诗中调遣这样一个词汇。然而无论如何,李白却宁可相信卓文君这首诗彻底改变了司马相如的心意。

这就要从李白那三首诗写作的次第一一耙梳。最早写成的,是《白头吟》之二。

此篇较《白头吟》之一稍长,而且芜杂;非但文理跳脱,意象纷歧,多了许多细节——像是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有市门题字“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的一节,据此,李白就多写了“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日后一旦相如异心忽生,李白也忍不住增加了“相如不忆贫贱日……茂陵姝子皆见求”的枝蔓。

在刻画卓文君怨慕情切之际,李白更放手施以繁复的描写:“五起鸡三唱,清晨白头吟。长吁不整绿云鬓,仰诉青天哀怨深。”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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