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现若隐的关键词：观察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卫东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若现若隐的关键词：观察现当代文学的若干视角试读：

底层文学论

一、“底层文学”的概念

从它的词源上说，“底层”很早就被使用。据印度学者查特吉考证，在思想史范围内，“底层”概念最早来自葛兰西，一组研究南亚历史的学者的系列著作在1982年被冠以《底层研究》发表。文学中，高尔基的剧作《在底层》使用了“底层”的概念，描写了生活艰难的群体如体力劳动者、失业者、酗酒者、妓女的生活。上述“底层”虽然与本文所指的“底层”有若干相通之处，比如关注的对象和作者自身的立场等，但是毕竟语境不同，因此不能混淆使用。

新世纪以来，随着“底层文学”现象的凸显，理论界也相应对“底层”和“底层文学”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社会学研究者认为：“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人员与产业工人。”这是从职业人员构成的角度解释底层的一个范例。文学研究者王晓华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界定“底层”概念：“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2.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这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观察的结果。

虽然对“底层”的关注和表述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底层”的说法也被不断使用，但是并未形成“问题”，引起大规模的讨论，因此新世纪以前并未形成较为具有理论张力的“底层文学”的概念。就新世纪“底层文学”概念来说，文学界出现得较早的关于“底层”的讨论是《天涯》杂志2004年第4期发表的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一文。文学界较早关于底层的有影响的作品，是曹征路2004年发表于《当代》第4期的《那儿》。“底层文学”产生及发展的背景比较复杂，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密切相关：1.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但是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比较突出，在经济层面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底层”，产生的物质生存、道德伦理问题亟待解决，引起各方严重关切，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者，较早介入了这一社会现象研究；2.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一直保持着关注底层生存状态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的日常生活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流派都是这个传统的“当代”形式。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从反映现实和社会批判的视角，直接、真实书写了社会转型期底层的生活，是新时期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及发展。有论者将底层的传统置于更为狭窄的线索内，重新审视和发现“底层文学”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政治文化中的“左翼”资源的关系，试图有选择地挖掘、利用其中隐含的“现代”成分；3.底层文学引起的论争涉及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触及当代思想的敏感问题，因此引发思想、文化界的持续关注和讨论，而理论成果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助推力，二者产生了明显的互动关系。

二、“底层文学”与“底层”生存

在“底层文学”中，进城农民工、下岗工人、无固定收入的毕业大学生（“蚁族”）、性工作者纷纷成为小说的主人公，“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小说展开的背景。他们是新世纪文学出现的新的一批“时代人物”，辛苦奔波，挣扎在温饱的边缘，时常为生存焦虑，有时候甚至为金钱铤而走险、触犯法律。作品的故事时间都是当下，有强烈的现实感，有的小说就是根据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改编。20世纪90年代文学固然有“新写实”这样的关注“小人物”的传统，也塑造了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等小人物，但是作品中的冲突仅限于个体的“烦恼”，而“底层文学”中的“小人物”被剥夺得更为彻底，生存更为困难，怨恨和反抗更为明显，因此很多作品都是以鲜血淋漓的凶杀案收场。“底层文学”中的“小人物”缺乏反思和表达能力，因此一直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被压抑，此次终于借助“底层文学”，集体亮相。《那儿》（曹征路）里写到一位下岗女职工杜月梅兼职暗娼：“杜师傅是那样一种人，每天早晨六七点就推着一辆小车，上头装着几个暖瓶，几袋面包蛋糕，穿白大褂戴大口罩满大街吆喝：珍珠奶茶，热的！珍珠奶茶，热的！而到了夜里却换上一身时装，浓妆艳抹，十分青春地去霓虹灯下做哨兵。”《跑步穿过中关村》（徐则臣）的主人公敦煌是一个因为办假证而被抓起来的获释人员；《我们的路》（罗伟章）、《泥鳅》（尤凤伟）、《高兴》（贾平凹）的主人公都是进城农民工；刘庆邦的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小煤窑工人。统计一下可以发现，“底层文学”中包含了现实生活中最贫困、最缺乏尊严、最挣扎的一群人。

底层写作的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希望自己能够“说真话”，反映时代声音，体现着启蒙作家的一贯立场。曹征路从民粹主义和反拨文学风习的角度肯定底层写作的意义：“肯定弱势者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存在价值，赞美他们为尊严和自由而付出的所有努力，而不仅仅是满足少数精英权贵的趣味，这样的文学才是创造，才有存在的理由。”曹征路的基于民粹主义的说法铿锵有力，激动人心，但是也有可商榷之处。“底层”与“人民”概念不同，是一个不具备政治正确色彩的概念，并没有天然道德优势，因此，写底层和肯定底层也不等于天生具有价值合理性。有的“底层文学”迷恋对“底层”不幸、悲惨生活的描述，有故意夸大“苦难”以引起读者怜悯的目的，这一点已经被有的研究者觉察和批评。刘继明认为“底层文学”是“新左翼文学”，特征是“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以及对人民性的强调和现实批判立场”。将“底层文学”置于“左翼”文学视野内，可以强调阶级视角中底层书写的价值，但是却无法解释“左翼”文学的强烈政治诉求在“底层文学”中缺失的状况，而这正是“底层文学”与目前体制之间达成和解的结果。

底层文学中不乏暴力犯罪，或许这是作家想象中底层表达自我的最好方式。底层由于处于弱肉强食的食物链尾端，物质生活条件极度恶劣，因此为了生存的需要，常常不惜触犯法律和人性的底线。从底层文学看，“逼上梁山”是一个常用模式。“逼上梁山”模式中，常常会有一个受到压迫的底层，然后有一个骄奢的压迫者，底层心理不平衡，忍无可忍，最终进行暴力反抗。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写“我”和九财叔两个挑夫随同寻找金矿的踏勘队进山，感受到物质条件的巨大差异和沟通不畅带来的仇恨后，九财叔激起了渴望金钱的罪恶本能，杀死了踏勘队的人，此后，竟然还要杀死“我”。《马嘶岭血案》写的是一桩恶性杀人案，也是“底层文学”中不多见的极端的冲突，但是唯其如此，才凸显出现实矛盾的尖锐和不可调和。陈应松把主要人物设置为挑夫和踏勘队，地点设置为人迹罕至的深山，实际上还是有意无意地削弱了批判现实的力度。在谈及这篇作品时，陈应松自己并未在意“反抗”，而是强调“个人的孤独”和“万念俱灰中的铤而走险”。《马嘶岭血案》写了底层的爆发和杀戮，但是也并未完全将原因归为阶级矛盾，而是细致入微地呈现了“九叔”的杀人念头是如何逐渐发生，最后在无法遏止的贪欲中失去理智。底层的出路是文本问题，更是现实问题，二者目前并不能达成一致。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也写到了底层与中产阶级的冲突，但是举重若轻地处理了反抗的问题。《谁能让我害羞》写一个送水工男孩与一位中产阶级女性由于误会发生了冲突，当他试图掏出刀子的时候，被她拿出的一把假枪震慑住了，最后被及时赶到的110带走。一触即发的血案戏剧性地收场（本来就是戏剧），暴力的形式发生了微妙的转化，送水工尚未掏出反抗的武器，就束手就擒。女中产拿出的虽然是一把假枪，但是她却对这个“入室抢劫者”连扣了两次扳机——这预示着想象中的社会和谐的破产。《谁能让我害羞》写了一次中产阶级和底层未及展开的冲突，但是背后隐藏着暴力（中产借助的是国家机器）对底层的压迫，而双方的隔膜和仇恨却更令人震惊。底层实施暴力犯罪的目标，更多时候也是底层，他们往往无力推动压在自己身上的重担，只好将其转嫁给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对象。刘庆邦曾经当过煤矿工人，他的题材也集中于煤窑的矿工，为这个特殊的群体书写了一部史诗。刘庆邦的《神木》（后被改编为电影《盲井》）写两人组团专门拐骗“点子”一起到煤窑干活，然后故意弄出事故，以家属的身份勒索矿主，已经多次作案成功。当其中一人赵上河对“点子”元凤鸣产生恻隐之心之后，方案无法实施，两人自相残杀，而“点子”元凤鸣最终逃脱。《神木》不是针对底层的艰难生活，而是展现艰难生活催生下的人性中的残忍和无可逃避的黑暗。尽管小说中写到赵上河有陪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的打算，也在最后时刻良心未泯，但是正因如此，才显示出人性的多个侧面，没有把底层简化为用于道德判断的符号。《马嘶岭血案》《谁能让我害羞》《神木》等作品都涉及底层暴力问题，但是矛盾冲突的双方和解决方式各不相同，这正是从文学视角对底层这一概念的丰富和深化。“底层如何救赎”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必答题”。对于作家来说，只能指出伤痛，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但是无法从现实的层面给出一条出路。农民是底层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人公，他们默默为城市奉献，却在现有的体制下被城市拒绝。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写底层农民宋家银以变态的说谎方式提高自己的身份，狂热追求城市的物质生活，为此她的丈夫常年在城里捡垃圾养家糊口，但是，他们却永远无法获得个人尊严。虽然不乏过度的虚荣心作怪，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宋家银是想获得更为“现代”的生活，不过这一理想却被自己的农村人身份所阻隔，因此她只能选取戕害自己和家人的方式。宋家银一心想改变命运，但是去了北京一趟后，发现“原以为城里千般都是好的，没想到农村人到城里这样低搭，是跪着讨生活的”，“城市是城里人的，你去城里打工，不管你受多少苦，出多大力，也不管你在城里干多少年，城市也不承认你，不接纳你”。贾平凹的《高兴》开端写刘高兴打算做西安人，和朋友五富来到西安打工，最终五富死去，尸体也没法运回老家安葬，老婆只能带回他的骨灰，继续待在城市的高兴陷入迷惘。类似的城乡对立表述，俯拾皆是，充斥于底层文学。

现实如此坚硬，只能无奈认同，底层文学的尴尬和脆弱可想而知。罗伟章在《我们的路》《大嫂谣》等作品中用知识分子“我”的视角观察底层，夹叙夹议，使作品呈现出“观念先行”的效果。现代作家一般刻意保持价值中立，罗伟章却有“故意”逆反的意味。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写“我”是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被拖欠工资、罚跪，饱尝艰辛，但是，“我”却没有说“不”的条件。“我”五年才回一次家，但年后又不得不离别哭泣的女儿和哀怨的老婆，踏上进城务工的路。小说最后写道：“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诚然，对于底层来说，注定是这个博弈场域的失败者，一切皆为贫穷前定，别无选择。王祥夫的《花落水流红》写村子里的女孩没有出路，只能去城里当暗娼，虽然叶子极力抗拒，但是终究敌不过贫穷，也只好如此。曹征路的《霓虹》写倪红梅自己下岗、丈夫横死却得不到赔偿、婆婆瘫痪、女儿生病，为了生存她只能去卖身。底层文学的这种姿态中，包藏着作家深深的忧虑，因为对底层来说，现实的不公固然可怕，但是自己的无能为力却让人感到绝望。

三、底层文学与“表述”

新世纪文论界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非常热烈，核心是“底层”的身份和代言问题，基本还是质疑和讨论底层与底层文学的关系。具体而言，学界发生分歧的地方不是“底层”和“底层文学”的概念，而是“底层如何表述”和“如何表述底层”。

有的学者推出了身份为真正“底层”的作品，试图让底层说话。杨宏海主编了《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推出了大量“底层”作家的作品，展示、保留了底层的声音。这种努力有意识地突出了写作者本人的身份。有的来自底层的作家逐渐具有了较高的写作水平，进入了研究者视野，如郑小琼、周崇贤、王十月、浪淘沙、王怀岸、徐东、叶耳、张联等。由于学养、发表渠道、思考力等条件的限制，底层的自我表述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底层”更多写的是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对自身身份和境遇追问的作品并不多，思考深度也不够。

有观点认为底层无法通过文学表述自己。南帆认为“底层文学”的作者值得分析：“来自底层的不一定代表底层。这表明底层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复杂交错。”因为底层文学的主要推动者和代表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因此，“底层”与“底层写作”之间的复杂关联被学者意识到。有观点认为真正身份是底层的文化很难被概括。蔡翔认为“底层文学”不能成为一种思潮，“它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状态，没有任何的记录，都是自生自灭的，而且分散在各种文化或艺术形式当中。我觉得总结出这样一些特点是非常困难的。”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是毕竟底层文学已经是客观现实，应该从作品的角度概括和研究底层文学。有观点认为“底层”无法摆脱和只能接受被表述的命运：“‘底层’只不过是被戏剧化了的一群人，他们永远沉默，尽管从来不缺乏‘代言人’”，“历来伟大的都是‘底层文学’，而不是‘底层人士’”。于是，底层发言的问题呈现出来：他们必须要通过一个中介。理论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给予了阐释：“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沉默的底层最需要被表述”，“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明确说出底层无法表述和表述的困境，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知识分子。理论家固然有自己的解释，而底层文学针对上述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二者之间，既有共识，也有龃龉之处。在底层文学中，不少作品都涉及底层表述的艰难。底层是如何发出声音的？他们能不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这些值得认真追究的问题在底层文学中都能够看到，并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在底层文学中可以看到，“关注底层”有时候仅仅是漂亮的哗众取宠的口号，常常与虚伪甚至阴谋联系在一起。迟子建的《炊烟图》写办事员黑眉奉命组织临场几位经常上访的职工去“野炊”，假装是听他们的意见，实际是调虎离山，怕他们在上层领导视察的时候闹事。几位上访户中计，大家其乐融融地野炊完毕后，开始讲述。“黑眉记录着。他记录了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只要做出写字的样子就是了。”同样是处理底层的表述问题，迟子建选用了温情脉脉的方式，但是，表面上似乎一团和气，却无法融化现实的坚冰。底层的表述受到各方制约，困难重重。

在底层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以他的视角去看底层的生活，《那儿》《我们的路》《马嘶岭血案》都是如此。这个叙述者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表述能力，同时近距离接触底层，因此成为表达的媒介。贾平凹的《高兴》写的是一个来到西安捡破烂的小人物高兴，出人意料的是，贾平凹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高兴》这部小说并未有多少出彩之处，但是贾平凹附在小说后的“后记”却提供了一份关于底层表述的文本。在这份后记中，贾平凹回顾了自己写作《高兴》的经历，谈及刘高兴实有其人，并且还详细介绍了自己与西安城收破烂的底层交往的故事。贾平凹写到，他为了写底层去收集资料，与收破烂的一起吃饭聊天，“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的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了那么多拾破烂的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原因是刘高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每天愁眉苦脸，而是很高兴。贾平凹观察到的情形虽然是个例，他也认为刘高兴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但是却为他提供了不一样的材料和观点。

底层文学的叙述者身兼观察者、表述者和思考者多重功能，并且控制着作品的节奏、力度和走向，他们才是底层文学的真正主角。刘庆邦的《卧底》写报社的临时记者周水明为了能够转正，只身到黑煤窑去做卧底，打算写一篇揭露报道，结果反而被识破身份，失去人身自由，险些丧命，后来在清理小煤窑的运动中才获救，最后他却得知自己已经被报社清退。《卧底》中写到了为底层说话的艰难：周水明的原本目的是为矿工伸张正义，但是却屡遭他们出卖，而报社领导明知道他去卧底未回、生死未卜，却不积极营救，反而把他清退。在整个事件中，底层仿佛被扼住咽喉，虽死命挣扎却根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连代言人都难以找到。

作家关注和表述底层，但是并不能真正完成“代言”的任务，因为二者之间尽管可以深度交流，但是达成契合却很艰难。作家和底层之间，依然是一种“双簧”。作家虽然有时候为了了解底层生活做足功课，但是仍然难免在细节上百密一疏。有时底层遭遇读来颇为戏剧化，失去了淳朴感人的真实性。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写一位刚失去丈夫的民间文化研究者到底层去的见闻，她在观测其他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时（如写到的“嫁死”），也治愈了自己的创伤。小说中写到一位女性蒋百嫂帮助煤窑作假，谎称丈夫失踪，却将死去的丈夫的尸体藏在冰箱中。这篇获得好评的小说的瑕疵在于为了文学效果而扭曲了现实，有评论者认为，将丈夫盘腿放置冰箱的细节有悖生活常识。

四、底层文学的意义

考察新世纪底层文学可以发现，底层的生活困境的自然主义描写往往只是小说叙事的背景或动因，其中或隐或现的社会批判才是主要内容，这也是底层文学与以往描写小人物的思潮的差异之处。官员腐败、城乡对立、法制失范等社会问题在底层文学中比比皆是，构成了底层叙事的话题源泉。底层文学虽然是写身边小事，背后却是思想碰撞，直指宏观社会中的“死结”，二者之间形成互文。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抗像印记一样烙在底层文学的肌肤上，成为醒目的伤疤，也成为底层文学的标志。曹征路的《那儿》以“我”的视角叙述了“小舅”朱卫国的故事，但是背景却是国企转轨中的问题。“小舅”在矿山机械厂度过了下乡回城后的愉快时光，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并且成为工会主席，但是这一切在企业改革后发生了变化，现实中的腐败现象让小舅无法忍耐，进京上访，被遣送回来后因为无颜面对工友而自杀。长在红旗下，历史辉煌的小舅无法适应急促的社会变迁，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失败的“英雄”。国企改革涉及复杂问题，非文学家所能解释，但是“工人阶级”地位一路下滑和腐败丛生等现实却无从逃避。《那儿》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平正义的失落和理想主义情怀在当代的溃败，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小舅”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那儿”（英特那雄耐尔）的殉葬和招魂，又使作品充满了悲情。批判色彩尤为浓厚的是，杜月梅最后皈依了基督教，从此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上帝的羔羊”，彻底宣告了工人阶级在现实和精神层面的双重破产。《那儿》以饱满的怀旧情怀和尖锐的现实批判，成为底层文学的先声和翘楚，并且催生了底层文学讨论。正是《那儿》中有对“工人阶级”今不如昔的感喟，引起了共鸣，复活了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特有的“阶级斗争理论”记忆。因此，研究者在关注《那儿》的时候，顺理成章会引起左翼联想。不过，联系曹征路的其他作品《霓虹》《豆选事件》《问苍茫》整体考量，并不能认定“左翼传统”是他的一贯追求，但是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现实问题的敏锐观察和大胆揭示。“左翼传统”是观察底层文学的一个角度，但并不是衡量标准。底层文学涉及当下穷人的生活，几乎都会触及社会批判的内容，只不过是隐显问题，这要根据作品的情况具体考虑。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中的所有问题，都能在底层文学中找到影子。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涉及了司法机构玩忽职守的问题、迟子建的《炊烟图》涉及了基层对待上访户的问题、王祥夫的《花落水流红》涉及了农村年轻女孩的出路问题……底层文学中的问题，是现实问题的折射和镜像；底层文学的存在，就是对现实的批判。

关于“底层文学”的作用，作家和批评家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面对现实如实记录，不虚美和不隐恶，既是作家的自我安慰，也是写作伦理的要求。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说：“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就满足了。”张清华认为，底层文学“强化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命题”，“这些作品重要的不是‘对苦难的拯救’，而是‘看见’。我们不能要求苦难的叙述者去消除苦难本身，他做不到，事实上，‘悲剧’的意义也许从来就不是意味着对命运本身的拯救。”低调平和的姿态固然冷峻，但也显示出了底层文学的庄严和责任。

底层文学及其研究引人注目，影响巨大，无疑是新世纪文学发展中取得的地标般重大成就，但是也有需要反思之处：第一，反映底层状况隔靴搔痒，不能深入和彻底。因为必须“戴着镣铐跳舞”，涉及的更为复杂的问题被悬置，例如一些包工头和老板之类的角色充当了社会问题的抵罪羊，但是批判不能止步于此，否则底层文学只能是不伦不类的“伤痕文学”；第二，底层的尊严和贫穷分属伦理和经济两个层面，不能捆绑。底层的尊严问题与贫困无关，民族文化中的某些痼疾和人性中的缺陷造成了他们被双重剥夺，他们遭受到的歧视比贫困来说，更值得警惕；第三，阐释资源匮乏，呼唤原创。底层与底层文学遭遇的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必须以原创的思想和理论予以阐释，但这一局面的形成尚需假以时日。（收入《新世纪文学概观》，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底层文学”向何处去？

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开拓、发展之后，近来，“底层文学”明显进入了僵化停滞的瓶颈，具体表现为：新的作品难以脱离窠臼，没有重大突破；理论建设缓慢，无力形成系统、完整的意义定位；否定声浪此起彼伏，“底层能否被表述”的质疑如影随形。目前，学界正在进行“底层文学”的经典化工作，《那儿》《马嘶岭血案》《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神木》等作品被反复研讨，将来占据文学史一席之地已经毫无悬念，不过，打扫战场和开表彰会也意味着，新世纪以来最令人瞩目的“底层文学”写作潮流呈现出消退和结束的趋势。难道“底层文学”真的就此偃旗息鼓，再无振兴的可能？在这种形势下，我以为，对“底层文学”的发展进行一个小结和理论前瞻，同时对一些观点进行讨论、批驳，就成为有必要的工作。

一、坚持书写“底层经验”

新世纪以来，建筑农民工、煤窑工、乡村留守妇女、下岗工人、卖淫小姐、饭馆服务员、小商贩以及刚毕业的“蚁族”大学生等人物形成了所谓的“底层”，他们是新的历史背景下的“新人”，同时，他们纷纷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最终聚合为文学史上新的群像。当我们这次观察“底层”的时候，发现此前文学史中使用过的“工农兵”和“小人物”等身份都无法拿来描述他们，因此，有关他们的问题也是新的问题。同时，在当下语境中，“底层”庞大的体量无法令人忽视，而他们的诉求与社会大背景的关系更引人瞩目。

关注“底层”的命运，是文学中现实主义“哀民生之多艰”一脉的追求，也是新世纪社会阶层演变给作家提出的课题。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贫富差距显著，仇富心理与日俱增，社会矛盾逐渐尖锐。作家们在讲述自己的写作动机时，往往强调现实生活带给自己的震撼，因此，“问题小说”传统在此复活。其实，为什么写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笔下的“底层”作为文学人物形象，呈现出怎样的面目，而这个面目又具有怎样的丰富性。“底层”写作是取得新的突破，获得文学史的尊敬，还是无功而返，留下一地鸡毛，决定性的因素正在于此。在对“底层”的表述中，“苦难”毫无悬念地成为关键词，苦难经验占据了底层叙事的大部分篇幅。对于作家来说，写出“底层”生活的苦难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因此，作品中惨痛的场景比比皆是。下岗工人的艰难生活、农民工的艰难处境、城市边缘人的艰难挣扎以及他们的态度，组成了一幅“底层”生活的画卷。关于书写“底层”中的苦难的问题，引发了争议。洪治纲在《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中专门批评这种现象，他认为，“很多底层写作的作家陷入一种对苦难的迷恋性怪圈之中，就在于他们笔下的苦难常常处在一种与文明对视的恶境之中。在那里，我们既看不到人类基本的伦理操守，又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变革前景。很多作品，甚至以颠覆日常生活价值观为代价，来演绎苦难的生存景象。”的确，苦难是“底层”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不断地重复咀嚼苦难，就会陷入模式化，因此，洪治纲在对“底层”苦难的渲染中，能够看到其中隐含的焦虑症问题，可谓洞见。不过，洪治纲的指责也有偏颇之处，他对“底层”的理解略显片面。实际上，“底层”只是一个群体，身上并不具有附加的道德判断，因此，他们既可以有人性光辉的闪耀，也可以有龌龊的思想行径，如果不由分说地以启蒙视角来判断他们，则会陷入先验的否定。“底层”和苦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的互生共存关系无法回避，因此，问题不在于写不写苦难，而在于如何通过独特的方式把握和书写苦难。

顺理成章，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底层”文学对苦难的依赖问题，如何超越苦难？我以为，这是引领“底层”写作走出“问题小说”困境的关键，而这，恰是当前理论建设中模糊的问题。洪治纲主张，文学应该“赋予苦难以巨大的温情和无边的悲悯，赋予人物以关怀、爱和救赎，使我们在那些不幸和苦难的叙事中产生一种怀想，一种对不幸命运的敬畏，一种对未来的期待”。显然，洪治纲是站在宗教情怀的基础上论述苦难及其救赎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也可以成立，因为，相对于命运的无情，万物为刍狗，人类只能用互爱来取得在冰冷的世界的一点温暖。《静静的顿河》《复活》《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经典的俄罗斯作品，都在开阔的历史视野内描写了人遭受的苦难，并且从俄罗斯文化中特有的宗教情怀出发，坚信忍耐和信念能够带给不幸最后的慰藉。不过，如果拿这样的观点来要求“底层”文学，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错位。与“新写实”潮流中处于尴尬生活境地的小人物不同，“底层”的生活不仅触目惊心，还拷问现实，带有社会批判的功能。正如《那儿》和《马嘶岭血案》中描述的，“底层”的苦难的来源不是来自命运，而是社会不公，因此，主人公也不必像羔羊一样试图用认同去接近上帝，取得灵魂的安宁。相反，节制苦难，会使“底层”写作陷入犬儒主义，从而无从确立这个题材的当代意义。

我以为，新世纪“底层”文学面对苦难时，既不能无节制地制造血泪场景，搞苦难竞赛，同时，也不能退缩到谅解和忍耐的救赎中，而是应该直面现实，在当前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找到新的突破。问题的症结仍然在“底层”经验，我们仍然要坚持书写，但是，要用新的维度来理解和表现。何为新的维度？恐怕要在探索和实践中摸索，而非使用先验的框架，这也与当代思想状况的现状相符合。从历史经验来看，某种文学潮流的代表作往往是长篇巨作，因此，“底层”经历了一个短篇、中篇的井喷发展，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名作后，还需要一个沉实的、史诗型的长篇来做最后的总结。目前，以《那儿》和《霓虹》引起关注的曹征路，发表了《问苍茫》，试图从总体的角度把握整个现实，包括底层问题，已经显示出了总结的气质，但是，由于作品包容、提炼不够，仍然显得较为简单，提供的新思考不足，所以无法成为能够代表新世纪“底层”文学最高成就的扛鼎之作。不过，《问苍茫》的路向可以借鉴，“底层”命运只有放在当代社会历史变迁中，才可以摆脱顾影自怜和伤感愤怒，进入到现实批判和思想史融合的层面。可以说，只有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同时对“底层”经验非常熟悉，并且能将其纳入到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框架内，又带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作品，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二、期待本土原创理论

当前理论现场中，曾经被丢弃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思想内容和审美规范被重新注意，左翼文学的脉络也浮出水面，成为理论格局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虽然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新左派”身份，但是从“延安—十七年—文革”文学传统汲取资源的做法却是不能否认的。面对新的形势，“底层文学”中出现了左翼文学中的许多元素。曹征路的《那儿》中，“我小舅”是工厂的工会主席，因为国有工厂改革而卷入欺诈案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更为了凭吊自己在工厂度过的年轻时代，他选择了自杀。小说写道：“他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火光中看到了那个英雄，他向往那种生活，那个人肩上扛着铁栅栏，身上中了十几枪，可是还在喊着，让他的狱友往外冲，冲啊，冲啊，为了明天，为了下一代，为了……冲啊，冲啊！”“我小舅”死前做了很多的铁质的斧头镰刀，散落在机床前，他用一个久远而又熟悉的符号为自己命名。他的死，与其说是对革命记忆的殉葬，不如说是试图激活文学史中已经沉睡的左翼文学躯壳。《那儿》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希望借此继承左翼遗产，在这个传统中立足，从而给“底层”及“底层”写作一个名分，同时，也是对现实问题的一个强硬回应。左翼记忆的复苏和“底层”写作的出现于是一拍即合，试图以此来开辟和拓展各自的空间。邵燕君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谈底层文学的困境及对纯文学的反思》中谈及这个问题时说：“‘底层文学’的现状迫使我们认真思考有关‘社会主义文学遗产’的继承的问题，如果说‘工农兵文艺’的创作理念和生产体制已经解体，是否意味着其中的一些优秀传统也要被彻底地丢弃？能否经过改造得到继承？‘底层’的故事，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的故事。”将“底层”文学纳入到左翼文学线索中，虽然看起来“合适”，但是却会给理论带来很多混乱。从左翼文学看，本身有着既定的内核，因此，有很明确的改造社会的主张和行动纲领，而对于“底层”文学来说，不可能将左翼文学的内核接受下来，也就无从谈及接续遗产的问题。仅仅是从表面上看有些相似元素，就从“新左”的视角理解“底层”文学，只能说是一厢情愿。如果抛开理论说，“底层”和“新左”都承担了对当代精神状况的批判，正如刘继明、旷新年在《“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中论及的：“人们开始思考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更符合自己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以及怎样认识当下中国的真实处境，包括社会公正、平等的价值观，等等，再次成为评估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从这个背景下考察，‘左翼文学’的出现，似乎就成为某种历史的必然。”既然面对的事实和解决方式已经全然不同，何苦还要用一个历史上的“旧概念”（虽然加上了“新”）来阐释“新问题”呢？只能说，我们理论的创新能力尚且不够。事实上，“底层”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分层加速、不公等问题，但是，思想界没有生产出恰当的理论，因此只能借用左翼资源，希望能够重温旧梦，结果却给人拉郎配的感觉。

当前，文学生产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能够吸引眼球的问题被反复炒作，而严肃文学无人问津。对于作家来说，这样的写作氛围使他们无法静心思考，提不出自己的问题，只能拾人牙慧，而成名欲望又使他们敢于“搏出位”，铤而走险。一旦“底层”成为“热点”，就有不少作家抱着其他的目的奔走相告，闻风而来。个别作家将“底层”叙事搞成了欲望奇观，将医疗、教育、伦理各种问题强加在主人公身上，让他成为一个负担苦难的倒霉蛋，以此来吸引读者，博得“底层”文学理论家的赞赏。一番折腾之后，整个“底层文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名声受到很大影响。有的理论家不去甄别，采取整体否定的态度，认为“底层文学”是在“消费苦难”。当然，反对消费社会的恶劣炒作没有错，“一竿子打死一船人”也很快意，并且也省去了挨个研究的麻烦，但是，这样的做法却埋没了很多不断探索的作家，可谓不公。看似义正词严，其实隐藏着的仍然是理论的无力，因为“底层”叙事的源流和个性无法被挖掘，只能“一锅烩”。辨别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主张回溯其思想来源，这样，很多问题就比较清晰了。有的投机作家本来没有关于“底层”的思考，看到“底层”写作有机可乘，于是写起“底层”来，结果必然是以惊悚和猎奇为主，专门写农民工杀人和逼良为娼，乃至村中留守妇女的同性恋，而一旦资源耗尽，只好去找其他热点去了。不过，应该看到，确实有不少作家一直关注“底层”，并且奉献出了优秀作品，所以，需要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刘庆邦一直关注矿工的生活状态，书写了很多小煤窑中的故事，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包括《神木》《到城里去》等作品。《神木》中，设计杀“点子”敲诈的情节令人发指，但是作者并不刻意渲染，而是着力挖掘人性黑暗深处潜藏的美好，具有强大的美学震撼力，当属整个“底层”文学中的精品。从文学商业化的角度来质疑所有“底层”文学，显然是戴有色眼镜的做法。

从理论上说，“底层”问题不能是一个“点”，而应该存在于一个网状的阐释结构中，但是，目前来看，整个阐释系统并未建构起来。首先，“苦难—对抗”模式是缺失的，不管“底层”遭到怎样的打击，对抗总是付之阙如。《那儿》当中的工人阶级“我小舅”，也不过是用汽锤砸死自己。李云雷在《“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中说，整个“底层文学”如同一部《水浒传》，有高俅童贯、有董超薛霸、有西门庆牛二，就是没有武松、鲁智深。没有出现“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英雄，不是逻辑的问题，而是作家综合各种因素后的无奈选择。正是基于此，“苦难—忍耐”成为主流的阐释方式。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我”长期在外打工，饱受人格凌辱，只有过年才可以回家见到女儿，但是，几天后，又要踏上外出打工之路。看着哭泣的女儿，“我”想，“哭吧孩子，哭是你的权利”，而在结尾，只能强调，“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为什么只有哭泣？为什么给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答案？罗伟章在这里强调的忍耐，绝不是来自西方宗教教义中的含义，而是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决定。更多的时候，“底层”叙事中出现的是“苦难—迷惘”模式，主人公们一通折腾，却无法看清楚自己，在现实中迷失。迟子建的《炊烟图》写林场的小办事员黑眉负责将几位上访户带到郊外，表面上说是听他们讲自己的困难，实际上是隔离，防止他们在上级视察的时候闹事。黑眉面对大家的困难，认真记录，但是他知道，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在这个故事中，苦难及其诉说都发生了偏差，各种不相干的因素占据着中心，真正的问题永远躲避。更可怕的是，苦难成为戏谑和反讽的对象，“苦难—解构”完全颠覆了“底层”叙事的现实主义基调。贾平凹的《高兴》中，写拾荒者刘高兴非但不是老实巴交，反而喜欢讲俏皮话，而他将五福的死尸运送回家的情节也充满了喜剧色彩。改编后的同名歌舞电影作品《高兴》，更是喜气洋洋，连唱带跳，还让五福在高兴自制的飞机上复活，在西安城上空呕吐。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固然说明“底层文学”的活跃，但是也分明表现出，作家们在“如何面对苦难”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底层”如何救赎，尤其是现实层面，还是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制约“底层文学”的瓶颈。

三、走出自我否定思维

毫无疑问，书写“底层”的作者不是“真正”的底层，这是“底层”文学的原罪。相当多数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纷纷表示无解，并且因此不看好“底层文学”。南帆在《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中认为，底层缺乏表述的能力，“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在南帆看来，“底层”的表述都是经过知识分子加工和过滤的，这个过程才更应该加以讨论。如果按照南帆的观点，“底层写作”就不能成立，同时，“底层”将永远沉默。从事实看，问题不会停留在这里，因为“底层”由“代言”（知识分子）发声的问题已经存在，并且，作为一个传统，从《伐檀》《卖炭翁》到高尔基、小林多喜二，绵延不绝。于是问题进一步推进：“底层”如何发声？这个问题也很容易回答，那就是依靠“代言”者（知识分子），其实事实也是如此。问题最后就集中在，而且学界分歧也表现在：“代言者”（知识分子）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底层？陈晓明是“写实派”的代表，主张不带感情，直接书写“底层”的经验，他在《在底层眺望纯文学》中认为，“底层”不是作家“居高临下同情的对象，而是一个平等、作为审美关照对象而存在的艺术形象”，应该“在苦难中写出他们的倔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的存在以完整性的审美特质”。如果仔细思考可以知道，作家不带任何情感介入“底层”，只能是理想化的情形，多数时候，作家都是有或隐或显的价值观的。正是在这里，作家分成了“民粹派”和“启蒙派”。民粹派认为“底层”具有道德优势，因此“底层文学”是“新人民性”文学，而启蒙派则对“底层”中的黑暗和缺失更为敏感，继而对“底层文学”的动机和内容持怀疑和贬抑的态度。不过，学界就此严重分歧的问题并未交锋，这不仅是新世纪以来“各说各话”学风的表现，还存在“政治正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还体现在“底层”文学题材应该涉及的范围、立意等内容。实际上，知识分子书写“底层”这个判断本身就隐含着严重的不对称，也埋藏着严重的理论祸患，但是，无法改变。目前，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批评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已是共识，这既是知识分子理论整体衰落的表征，又是现实处境，因此，让他们负担“底层”的发生问题，逻辑前提就无法自洽。即使可以勉强用知识分子批判立场之类来为自己打气，但还是难以掩饰书写者身份不明的困境。

既然书写者并不是“底层”，那么，他写出来的是否是“伪底层”经验？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一部分作家不熟悉“底层”生活，于是根据晚报上的社会新闻闭门造车，弄出来了很虚假的“底层经验”，其中，还闹出过两个作品都来自同一新闻，情节雷同的笑话。一些有想法的作家于是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自己收集资料，但是，这仍然无法摆脱“二手”经验的困窘难题。解决此问题有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寻找真正的“底层”来写作。实际上，已经有人召集真正一线的“底层”来书写，不过写作质量无法保证，因此影响不大。所谓“真正的底层”提供的经验，因为反思和表达能力不够，反而平庸，并不具有文学发展史上的材料和观点的价值。一个悖论已然出现：“底层”不发声，因此，现在发表的“底层”经验全假。现在，我们必须站在悖论上看取“底层文学”，否则，将被拖进理论的死胡同无法逃脱。从历史来看，对“底层”生活的同情一直贯穿在文学书写中，“底层”也因此成为过作品的主人公，但是，不能否认，他们身上缺乏文学所需要的情节张力，所以，不必特意强调一定写“底层”及其经验。我以为，总是在表述问题上纠结，讨论“底层文学”是不是“底层”，够不够真实，结果，反而孤立了“底层”与社会的联系，并且偏执地认为应该有全新、不同的“底层经验”，为自己设置了陷阱。其实，“底层经验”与“文学中的底层”是有区别的，二者不是互换的关系，而试图从文学中找到“底层”的经验，也是强迫“底层文学”脱离其“文学性”的做法。理论上不再一味聚焦“底层经验”的真实与否，反而可以把作家从桎梏中解救出来，让他们在更宏阔的空间内观察和书写“底层”，将“底层”写作带入更高的境界。索性承认“底层”写作者的不可靠，不再强调底层经验的正当性，无疑是目前“底层”文学研究中的战略性问题。“底层”无法发声，代言人又不可靠，“底层文学”的意义表现在何处？自从“底层文学”概念被提出，这种质疑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显然，从理论上要对此给出一个说法。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中对此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底层文学“强化了我们时代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命题”，“这些作品重要的不是‘对苦难的拯救’，而是‘看见’。我们不能要求苦难的叙述者去消除苦难本身，他做不到，事实上，‘悲剧’的意义也许从来就不是意味着对命运本身的拯救”。在张清华看来，解决“底层”的现实存在问题不是写作者的任务，但是，通过写作让“底层”呈现，却是写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从写作伦理的角度看待“底层”文学的意义，确实让“底层”写作者如释重负，但是，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真是要悬置“拯救”吗？“底层文学”的尴尬正在于此：我们无限悲悯地讲述一个个“底层”的故事，但是却对他们的现状无能为力。

从社会学角度看，“底层”问题显然是当代值得重视的真问题，正如孙立平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中所说：“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底层”的出现，既是问题的表征，又是问题的结果。从更大的视野来看，社会结构中的“底层”是一直存在的，由于各种原因，挣扎在“水深火热”状态中的“底层”也是很难消弭的，而诉诸社会革命解决问题，结果只能是烙饼翻身，解救一部分的同时制造了新的“底层”。文学不能承担现世“拯救”功能，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对“底层文学”表示失望？我以为，我们仍然需要建立对“底层文学”的信心，理由如下：“底层”写作本身先天是一种社会批判，这是催促和监督“上层”关注、改善社会矛盾的管道之一。同时，“底层文学”中充满悲悯和同情之心，而这，也是文学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慰藉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这样的辩解是无力的，也不能更充分地说明“底层文学”的意义，但是，这是“底层文学”立足的基础，也是这股潮流能够继续前行的出发点。如果“底层文学”中都缺失了鲜明的公平正义、博大的人文关怀和深切的人性关照，那我们还指望当前的文学做些什么呢？正是由于“底层文学”中隐含着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希望它能够走得更远。

吊诡的是，沉默的“底层”是时代的伤疤，而书写“底层”的写作却是文学史中的花朵。“底层文学”作为新世纪文学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一股写作潮流，已经是现实主义当代化的标志。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底层文学”目前陷入彷徨，是就此消歇，还是能够在受创后浴火重生，重新建立新的辉煌？我倾向于选择后者。（原载《文学自由谈》2014年第6期）

“世俗价值”的确立与知识分子的抵抗——考察新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变迁的一个视角

作为新时期“人的文学”及“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世俗价值”一直参与着当代文化的建构并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认同平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世俗价值”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壮大到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带动了当代错综复杂的思想场域中各方力量的变化，并最终影响了中国目前思想界的格局。“世俗价值”从压抑到彰显，而后获得追捧，结果变成一只出笼的猛兽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将当代思想的园地践踏得一片狼藉，这一过程值得反思。那么，世俗化在新时期经过了怎样的历程，文学是如何表现它的，它的“天敌”知识分子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一、被从内部瓦解的堡垒

因为“现代化”本身包含着物质方面的进步与丰富，所以对物质的追求得到了首肯，也为“世俗化”在理论上的合法化提供了支持。“义利之辩”被搁置，拜金主义大行其道，虽然客观上刺激了经济发展，但是也为后来物欲猛烈膨胀无法控制的局面埋下了祸根。“改革文学”思潮中的农村小说率先肯定了金钱的价值，并以此将以前的道德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和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等作品都写的是农村改革初期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也都写了金钱和物质是如何成为新时期的精神主导的。《鲁班的子孙》中这样刻画主人公拿到钱后的心理：“老木匠睡不着，一宿起来数三回，那实实在在是两千块呀！以后可以享福了，可以下小馆吃蒸包猪头肉了。儿女们的婚事么，要办得排场点，座钟、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都给置办上，打点他们熨心！去买点好楸木，结婚的碗柜俺动手，雕上龙，刻上凤，把最后一把老力气留给他们，俺就是去见枝她妈，也用不着落埋怨了。唉唉，枝她妈，你那苦命的人哪！”金钱不仅没有侵蚀，相反还拯救了困境中的灵魂，而追求金钱也就无可非议了，小说正是从这一角度肯定了金钱这一世俗价值的核心。对于僵化、保守的以精神“提升”和道德说教为中心的思潮来说，金钱和物质具有蓬勃向上的活力，无疑是时代转型阶段的革命性因素。正是搭上了世俗化这艘航船，才使新时期初期的文学穿越迷雾，顺利走出“文革”，不过，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始终狐疑逡巡、半推半就。

虽然世俗价值是作为革命的力量被引入自己的批判体系的，但是知识分子却对其保持着一定距离，无法达成水乳交融的关系。即使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压抑，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也并没有因此而被磨灭，而是隐藏在他们灵魂的深处，等待着重新被发掘的那一天。张贤亮的《绿化树》中，右派知识分子章永璘虽然被劳动改造，但是却保持着读书习惯和对音乐、美术的鉴赏能力，“无意中显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者潜在意识中的‘传统’因素”，也正是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喜欢“文化人”的“劳动妇女”马缨花。正如马缨花从来没有想到她能够与章永璘结合一样，章永璘也始终认为自己不过是“秀才落难”，终究会回到自己的位置。《绿化树》采取的是章永璘被“解放”后去寻找马缨花的视角，与其说他是寻找当年的一段残梦，不如说他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完成自我塑造与重新确认。知识分子虽然追求世俗的幸福（马缨花和黄香久在“食”和“色”上拯救了知识分子章永璘），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终极目的，而如果想获取更深层面的意义，就必须否定世俗幸福。新时期初期的知识分子始终摇摆在二者之间，他们既需要对世俗化的肯定，又保持着对它的天生警惕。“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等问题从新时期开始就一直困扰着曾经在“文革”中迷失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始终无法真正厘清这些问题并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结果只能随波逐流，当然也有些不同的思考（顾准、张中晓等），不过声音过于微弱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哥德巴赫猜想》等提高知识分子地位的作品形成了喧嚣的热浪，在鲜花和掌声中知识分子再一次失去了自我。依附于意识形态刚开始可能心有不甘，但是时间久了就成为习惯，得到好处后，就欲罢不能了。“伤痕”“反思”的思潮褪去，知识分子才感到，虽然自己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是依然是“被”提高，反而因此缺少了对体制异议的动力。世俗价值以“现代化”的名义，利用体制牢牢绑定了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只能在这一旗帜下顺理成章地找到自己的栖息地和话语空间，否则，就难以逃脱被“修理”的命运。

世俗价值迫使知识分子必须做出抉择，而就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分化，并引发了所谓“人文精神讨论”。能否既在世俗价值体系中获得认可，同时又符合自身的一贯定位，知识分子试图在其中找到一条苟且的道路，而这一思考也体现在新时期文学之中。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写了一个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倪吾诚的失败的一生，与此前人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大相径庭，甚至有贬低知识分子的倾向。倪吾诚的一事无成说明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评价较低，虽然也有“怒其不争”的成分，但还是折射出知识分子（至少王蒙是这样）对自身的批评，而这一观念不难在“文革”话语中找到根源。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与夸夸其谈却百无一用的倪吾诚做对比的医生赵尚同，他事业成功、孝敬庶母、与丑妻相敬如宾，是“成功”男人的典范，也暗示着王蒙对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认同。正是因为内部的矛盾浅滋暗长，知识分子赖以容身的堡垒不再坚固，而是出现了裂隙，可以想见，一旦遭遇风雨，必将轰然坍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