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阿德勒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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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与超越试读：
Chapter 01 生命的意义
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三大约束而生它们构成了现实，人生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或疑问都因它们而生在回答之中，我们将找到自己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人类总是生活在“意义”之中。我们从来无法经历抽象的事物，而需要从人类的角度来体验。即便是最原初的体验也受控于我们人类的观点。“木头”指的是“木头与人类的关系”，而“石头”则意味着“作为人类生活要素之一的石头”。任何试图抛开“意义”来探讨环境的人都必将是如此不幸：他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他的行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任何人都将是无用的——一言以蔽之，这些行为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并没有任何人能真正逃离“意义”。我们只能通过自身所归因的意义来体验现实——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经过解读的某物。因此，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以下结论：意义永远是不完整的，解读的工作或多或少都未完成，甚至它可能是永远也无法被恰当而完整地阐述出来的。也就是说，意义的国度就是各种错误存在的国度。
如果我们询问某个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很可能无法回答。绝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会用这样的问题来困扰自己，遑论寻找答案了。事实上，这个问题就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在我们的时代里，年轻人——更年长的人也不例外——偶尔会追根究底：“但生命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意味着什么？”然而，若说人们只有在遭遇某些挫折时才会提出这些问题，这也是事实。假如生活一帆风顺，无须面对艰难的考验，诸如此类的问题绝不会被宣之于口。与其听其言，不若观其行，人们必定会在各自的行为中提出他们的问题，并加以解答。如果我们能够塞住耳朵，专注于观察人们的行为，就会发现每个人早已得出了他们自己所独有的“生命的意义”，而他们所有的观点、态度、行为、表情、习性、志向、习惯和个性特征都与这一意义紧密相联。每个人都表现得好像他们能够依恃某种对生命确定无疑的阐释。不言而喻，人们的一举一动中都蕴含着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总结，一个“我就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的论断，一种赋予自身的意义、解释生命的意义。
有多少人类，就有多少种生命的意义。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每一种意义在某个层面上来说都是错误的。没有人知道生活的绝对意义，也正为此，任何一种能够有所裨益的解读都不能被判定为绝对错误。所有的意义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衍生变化。然而，择善取优，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么多种解读中分辨出切实有效的和乏善可陈的，掂量出错得轻微些的与错得更离谱的，进而发现较好的解读所共有的要素，以及差强人意的那部分解读中所普遍缺乏的东西。并据此寻找到一个关乎“真实”的公共尺度，一个普世的意义，从而获得解密人类现实的能力。在此，我们必须牢记，所谓“真实”，是与人类有关的“真”，是能够为人所用、所追寻的“真”。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加真实的“真”了。换言之，即便有另一种“真实”存在，那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它，它毫无意义。
人生的三大任务
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三大约束而生，这是三个不容忽视的人生枷锁。它们构成了现实，人生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或疑问都因它们而生。它们一再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常常不得不回答这些疑问，解决这些问题。在回答之中，我们将找到自己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
第一大约束，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星球——地球的坚硬地壳表面，别无他所可居。我们必须倾尽所能，与地球资源更好地共存，同时受它的制约。我们必须健壮体魄、发展心智，来继续我们个人在地球上的生命，确保人类的存续。这是没有人能逃开的挑战。无论做什么，我们的行为都是我们对于人类生活状况的回答：它们揭示了，在我们心目中，必须的、合适的、可能的和有价值的究竟是什么。每一个答案都基于同样的事实：我们是人类的一员，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考虑到人类躯体的孱弱和生存环境中潜在的各种危险，对于人类来说，修订我们的答案，放长眼光并考虑其可持续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唯此才谈得上谋求个人的更好生活与整个人类的福祉。这就像解数学题一样，我们总得找出一种解答方法。不能指望好运，不能依靠猜测，唯一的办法就是使尽全身解数，坚持不懈地工作。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答案来一劳永逸地构建万应灵丹似的真理，相反，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竭尽所能去寻找一个接近完美的答案。并且还得不断努力，以求更上层楼。当然，无论什么答案都无法脱离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一切的利与不利都源于此。
第二个约束，是没有谁是人类中唯一的存在。我们生活在人群中，与他人息息相关。独木难支，单一个体绝无可能与世隔绝地达成其目标。如果他们孤零零地生活，试图独自面对自己的问题，等待着他们的便只有死亡。不但自己的生活将无以为继，亦无力为人类的繁衍生息聊尽绵薄之力。因此，人们多少总会与其他人发生关联，以此来弥补自己的弱点、短处和局限。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人类整体的幸福而言，贡献最大的正是伙伴关系。同样，有关生活的问题，每一个答案都受制于这一约束，都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一旦隔绝，即是灭亡。若要生存，哪怕是情感也要与一个最伟大的问题、目的和目标相一致——这就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个人的生活乃至人类的生命能够延续，全仰赖于与他人的群居共存。
第三个支配着我们的约束在于，人类由男女两性构成。个体与集体生活的存在也都必须考虑这一要素。有关爱与婚姻的问题便受制于这第三条约束，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能够罔顾它而度过一生。人们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的态度与作为便是他们对此所给出的回答。人们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一个人所笃信的唯一解决之道便体现在他的行为之中。
事实上，三大约束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星球家园里有如此多的局限，该如何在其中找出一个可赖以生存的方式或职业？第二，如何找到我们在群体中的位置，以便与他人达成合作，并享受合作的益处？第三，我们该如何自我调整，理解两性的存在以及依赖于两性关系的人类繁衍问题？
个体心理学发现，一切人类问题都可以归类到这三个主题中：职业、社会与性。通过审视面对这三类问题时的反应，人们就能够了解到他们自己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举个例子，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一片空白或不尽如人意，工作上一无所长，没什么朋友，甚至以与人交往为苦。从这种种他加诸自身的局限与制约上，我们可以推测，他必定视生存为难事，认为生活中危机四伏，少有机遇，而且常常遭遇失败的挫折。他的生命空间如此狭窄，犹如在宣示着这样的观念：“生活即意味着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把自己圈起来，全身而退。”
反过来，我们再设想这样一个人，他拥有亲密融洽的爱情生活，工作卓有成绩，朋友很多且交友广阔，无往不利。那么他一定是将生活看作一项创造性的使命，认为生活提供了无数的机遇，也不会有什么闯不过的难关。他在面对生活中各种问题时的勇气所传达的是：“生活就是对人的兴趣，就是成为整体中的一份子，将我的力量贡献出来，谋求人类的福祉。”
社会情感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所有错误的“生命的意义”与所有真实的“生命的意义”都有其各自的共同点。那些看起来失败的人——神经官能症患者、神经失常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性变态者和卖淫者——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他们缺乏同伴感和社会兴趣。在处理有关工作、友情及性的问题时，他们不相信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合作来解决。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是完全个人化的，即无人可由他人的成就中获益。他们所追求的成功，事实上仅仅是一个成就虚幻的个人优越感的目标，而他们的成就也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
比如，谋杀者们承认，在手持武器时会感受到一种权力感，但很显然，他们只能自我认可其重要性。对于除他们以外的人来说，诸如仅仅拥有一件武器便等于获得了某种超凡价值的推论是不可思议的。归根结底，个人化的意义其实毫无意义。只有在沟通交流中有效的意义，才是真正的意义：正如一个指代某物的名词如果只为某一个人所了解，那它便是无意义的。我们的目标与行动亦是如此，它们唯一真实的意义便是对他人的意义。每一个人都为追寻意义而努力奋斗，个人的意义完全建立于对他人生命的贡献之上，如果不能明了这一原则，人们就常常会犯错。
有一个关于小宗教教派领袖的故事：一天，她将追随者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下一个星期三就将是世界末日。她的信徒们大惊失色，立刻变卖掉所有家当，抛开一切所谓世俗的烦恼，等待着预言中滔天大祸的来临。然而，星期三静静地过去了，与往常没有任何不同。一到星期四，信徒们就怒气冲冲前来质问领袖了。“看看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麻烦，”他们说，“我们抛下了所有的财产。对每一个遇见的人说世界末日将在星期三降临，当他们嘲笑我们时，我们还坚定不移地告诉他们，消息来自一位绝对可信的权威人士。结果呢？星期三就这样来了又走了，世界仍好好地在那里。”“但是，我的星期三，”这位女先知说，“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啊！”就这样，她用一个完全个人化的概念来保护自己免遭责难。因为个人化的概念是永远无法被验证的。
所有真实的“生命的意义”都有一个共同标志，那就是它们都具有普遍意义——能够为众人所分享，为他人所接受。对于生命中种种问题来说，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是为他人树立的样板范例，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解决普遍问题的成功之道。即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无法超脱出“卓有建树”这样的评价——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被其他人认为是举足轻重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称为“天才”。在这样的生命中所传达出的意义总是告诉人们：“生命，就意味着做出贡献。”我们并非在这里谈论所谓的动机，因为我们不在乎宣言，只关注实实在在的成果。但凡能够处理好人生问题的人，其所作所为无不传达着这样一个信号，即他们仿佛已经透彻地、自然而然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懂得最根本的东西在于对他人的关注以及集体协作。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看起来都符合人类的群居本性，在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努力寻找不损害他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对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全新的观点。人们会怀疑，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关注他人以及合作，这真的是对的吗？也许还会问：“那么个体呢？如果一个人永远只考虑其他人，只体现在他人的福利之中，不是一定会损害他本身的个性么？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总得有某些人为了谋求发展而需要首先考虑他们自己的问题吧？难道不应该让某些人首先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加强自己的个性吗？”
我相信，这种观点是一个巨大的谬误，它所提出的问题也根本就是个错误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根据他总结出的生命意义行事，希望有所贡献，而他的一切动机也都直接指向目标，那么自然就能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唯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最终目标。他们将根据个人目标的要求来打造自己，培养社会情感，在实践中日臻成熟。一旦目标确立，训练便随之而来。之后，也只有在这以后，人们才会开始武装自己，解决生命中的种种问题，磨练自己的能力。就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吧。如果我们关心自己的爱人，如果我们能够竭尽所能地令爱人的生活舒适富足，那么自然就会呈现出最好的自己。反之，假如我们认为应该在一个纯粹的环境下发展自我人格，拒绝一切有利于他人的动机，那么只会成为一个嚣张跋扈、令人生厌的家伙。
关于贡献与合作正是生命的真义这一论断，还有另一个明证。环顾周遭，如今我们继承到的一切都来自祖先的馈赠。放眼看看吧，他们留下来的全都是造福于人类的东西，农田、公路、房屋建筑，历历在目。祖祖辈辈的人生经验，借着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应对各种人类境况的技术传递给了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对人类福祉有贡献的人留给我们的。
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那些从不合作，为生命赋予了其他的意义，只会问“我能从生命中得到什么”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终究不过是灰飞烟灭，了无痕迹。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个体早已死去，就是在整个生命中也庸碌无为。就好像是地球本身在对他们发言：“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不配拥有生命。你们的所谓目标，所谓奋斗，所谓珍重的价值，所谓思想和灵魂，毫无未来可言。滚开吧！你们不受欢迎。灭亡吧，消失吧。”所有认为生命的意义并非合作的人们，永远只能得到一个最终判词：“你一无是处，没有人需要你。走开！”当然，在我们当下的文化中还能找到许多不完美的地方。只要发现有哪里不令人满意，我们就必须去改变它，而这改变长远来说也一定是对人类有益的。
总是有人能够明白这一事实，他们知道生命的意义便是关注人类整体，他们愿意努力促进社会利益与爱的增长。我们能够看到，所有宗教关注的都是人类的救赎之道。在人世间一切伟大的行动中，人们总是努力提升社会利益，而宗教则是其中最伟大的努力之一。只是它们常常被误读，并且也很难说究竟要如何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除非有一个办法能更切实地解决这一共同任务。个体心理学从科学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同时还期望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我相信，这是一个进步。通过提升人们对于所处群体和人类福祉的关注，或许科学比政治、宗教等其他运动都更有成效一些。尽管角度不同，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提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注。
我们所领悟到的生命意义既可能成为人生历程中的守护天使，也可能成为挥之不去的恶魔，那么显然，了解这些意义的形成与由来就十分重要了——它们是怎样区别于其他意义的？万一领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偏差，又该如何将它们导入正途？这正是心理学要做的事情，是它有别于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地方，它让我们得以理解各种不同的“意义”，知晓它们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乃至命运的。
儿童成长期的经历
早在个体的生命之初，就已经能够展现出人类对于“生命的意义”的探索了。即便是小小的婴儿，也会努力去判断自己所拥有的力量以及在所处生活环境中的地位。五岁前，儿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能够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和任务，我们将这称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形成了个人最为根深蒂固，也最恒定的概念，知道能对世界和自身期待些什么。从此以后，世界在他的眼里就被放进了一个固定的统觉框架中。一切经验都得经过解读后才会被接受，而这解读又往往离不开儿童时期形成的对生命意义的原初理解。
哪怕这个意义大错特错，哪怕面对困难和任务时一再被误导，总是摆脱不了苦恼与不幸的纠缠，人们还是不会轻易放弃它。要纠正我们观念中对于生命意义的误读，唯有重新审视造成这一错误认知的环境，回头寻找到错误之所在，最终完成统觉框架的修订。在极少数情形下，也可能有人被歧途导向的严重后果所迫，自行修正了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从而成功调整了自己的处事方式。然而，若无一定的社会压力，若非意识到继续旧的行为态度无异自我毁灭的话，人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走出这一步的。通常来说，人们要调整其生活方式，最有效的方法是借助于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帮助，因为他能够了解这些意义，能够帮助人们发现最初的错误，并提供一个更为恰当的生命意义。
让我们来勾勒一幅简单的图画，看看童年情境在不同方式下的诠释。对不同的个体来说，童年的不愉快经历可能会被赋予大相径庭的含义，并由此导出截然不同的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比如，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如果对未来产生了影响，人们就会无法释怀。有人会想：“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样不幸的状态，确保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好一些的环境下成长。”而另一个人也许就觉得：“生命太不公平了！其他人总是那么幸运。既然老天这样对待我，我何苦要对这个世界好？”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父母在提及他们的孩子时会说：“我小时候也吃过很多苦、遭过很多罪啊，我都扛过来了。为什么他们就做不到？”又或许，第三个人的感受另有不同，他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应该被原谅，因为“我有个不幸的童年”。在每个个案里，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都会直接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上，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他们就永远不会改变行为的方式。
这是个体心理学有别于决定论的地方：经验本身无法决定成败。我们并不会因经历本身所带来的冲击而受伤——也就是所谓的“创伤”——而只是从中提取出符合我们目标的东西。决定人生的不是经验，而是我们自身赋予经验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某些特定的经历当作未来人生的基础，那么或多或少就已经开始误入歧途了。生命的意义不为环境所决定。我们通过赋予环境的含义来决定自己的人生。生理缺陷
然而，童年期的某些境遇常常会导致对生命的错误解读，大部分的失败人生也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这类童年情景的人身上。幼时曾饱受身体残障和病痛困扰的儿童往往属于这一类。他们经受了太多苦楚，以至于很难感受到为社会做贡献即是生命的全部意义。除非有某个亲近的人能够引导他们将注意力从自身的种种问题转移到关注他人上，否则他们的眼里多半都只看得到自己。在如今的社会里，他们的自卑感还颇有可能因那些怜悯、嘲笑或厌恶排斥的目光而越发强烈。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可能变得孤僻内向，丧失掉成为社会中有用一员的期待，甚至觉得遭到了整个世界的羞辱。
我想，我是第一个描摹出这些孩子所面临的困境的人，他们或者机体不健全，或者腺体分泌出现了失调。科学在这一分支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若是继续沿着固有道路走下去的话，我却很难看出它还能有怎样的发展。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满足于仅仅将失败归咎于基因或生理的问题。没有什么生理障碍能够强迫一个人进入扭曲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生理机能（腺体）在两个孩子身上会产生一模一样的效应。事实上，我们反倒常常看见那些克服或正在尝试克服困难的孩子一步步拥有了非比寻常的有用才能。
由此可知，个体心理学所宣扬的并不是优生学理论。许多杰出的人物天生就有着某种生理缺陷，却为我们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许多一直饱受病痛困扰，甚至英年早逝。他们总是努力对抗困难，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物质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进步与发明。抗争令他们强大，令他们能够走得更高更远。我们无法从生理上来判断为什么思想会变好或变坏。然而，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身有残疾或患有内分泌类疾病的孩子还都没能得到正确的培养。他们的困境无人了解，大多数人都滑入了自我中心的深渊。为什么我们总能在那些从幼年起便遭遇生理困境的孩子身上看到那么多失败的情形？这就是原因所在。溺爱
常常会导致儿童误解生命意义的第二种情况，便是溺爱。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会觉得自己的意愿就是金科玉律，一定要得到满足。他们享受着众星拱月般的照顾，却不需要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以至于渐渐将一切看作理所当然。结果就是，等到他们不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其他人不再优先照顾他们的感受时，巨大的失落感便席卷而来。他们开始觉得遭到了整个世界的背叛。此前的成长经历只教会他们伸手索取，却不曾让他们学会付出，更没有告诉他们应对问题的任何其他方式。他们被身边的人照顾得如此无微不至，甚至丧失了身而为人的独立性，不知道原来自己也是可以动手做些事情的。被溺爱的孩子的主要兴趣中心只有自己，从来没能理解合作的用处与必要性。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要求他人的帮助。这些曾经的宠儿从心底里坚信，只要能夺回众星拱月的地位，就能迫使其他人认识到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并且他们的一切愿望都应该得到满足。唯有如此，他们的境遇才会越来越好。
作为成年人，这些曾经被宠坏的孩子或许会变成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危险的群体。其中一些人可能戴上冠冕堂皇的良善面具；有的会变得非常“可爱”，却只是为了伺机左右他人；然而，一旦被要求在常规的工作中像常人一般与他人合作，他们便会“罢工”不干。也有人会表现出公然的抗拒——当他们无法再轻易找到一直以来所习惯的关怀与纵容时，便会觉得遭到了背叛，认为整个社会都在与自己为敌，于是开始试图报复他人。如果社会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他的生活方式的否定（事实上这很有可能），他们就将这种否定作为遭到了不平对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对他们毫无用处的原因了，一切惩罚只是进一步印证了“人人都与我为敌”的观点。但无论被宠坏的儿童后来是消极罢工，还是公然抗拒，无论他们是选择“恃弱凌强”，还是暴力“复仇”，一切的根源仍旧在于同样错误的世界观。我们甚至会发现有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手段，但目标始终如一。在他们的心目中，生命的意义就是成为“第一”，被视作最重要的人物，可以予取予求。只要坚持这样的生命意义，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就都会是错误的。忽视
第三种容易形成错误人生观的是被忽视的儿童。这样的儿童无从得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所构建出的生命意义中完全没有这类积极的因素。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当遭遇生命中的难题时，他们总会高估困难的程度，同时低估自己获得他人帮助与善意的能力。在他们的眼中，世界是冷漠的，毫无友善可言，而且还会一直这样冷漠无情下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意识到，只要做出有益于他人的努力就可以为自身赢得喜爱与尊重。因此，他们只能就这样抱着对他人的怀疑生活，甚至无法相信自己。
没有什么经历能够取代慷慨和无私所给予的影响。作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便是让孩子在生命之初便体会到信任“他人”的价值。之后，父母必须进一步加深加大这种信任感，直至它充溢在孩子身边的整个环境中。如果他们在第一个任务上失败了，无法赢得孩子的关注、喜爱和合作，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若想在将来建立起社会兴趣以及与他人的伙伴关系就会变得极其困难。每个人天生都有关注他人的能力，但这项能力必须经过后天的培养和练习才能得以无碍发展。
如果我们能够研究一些被忽视、仇视或不受欢迎的儿童的极端案例，就有可能发现他们完全看不到“合作”的存在，与世隔绝，无法沟通交流，全然无视一切有可能帮助他们与他人共存的东西。但是，就如我们一直以来所能看到的，这样生活的个体总是难逃灭亡。一个孩子能够顺利度过婴儿时期，就证明他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关爱和照顾。因此，并不存在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讨论的其实是那些得到的关爱少于常规水准，或仅在某一些方面被忽视的儿童。简而言之，所谓被忽视的儿童，就是那些从未真正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的孩子。可悲的是，在我们的文明里，如此多的孤儿或弃儿都经历着失败的人生，基本上，我们必须将这些孩子都纳入被忽视儿童的范畴。
这三种情形——生理缺陷、溺爱和忽视——都很有可能导致当事者对生命的意义做出错误的解读。生活在这些环境下的儿童几乎总是需要外在的帮助，方能修正他们面对问题时的行为方式。唯有依赖帮助，他们才能寻找到一种对于生命的更好的理解。假若我们稍稍留意一下——更确切地说，我们真的关注他们并且受过相关训练——就能从各种细微的言行中看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
最初的记忆与梦境
一项针对梦境和联想的调查可能被证实是有用的：个性人格无论在梦境中还是现实生活中都不会改变，但在梦境中时来自社会的压力相对较小，也无需那么多的戒备与隐藏，个性得以更多的释放。然而要破解人们赋予自己以及个人生活的意义，最有力的帮手便是他们的记忆库了。每一份记忆，哪怕是被他们自己视为微不足道的琐事，都很重要。只要记得，就说明它们值得记忆，而之所以值得记忆，是因为这些都与他所设想的生活相关。它在对他们附耳低语，“这是你应该期待的”，或“这是你一定要避免的”，甚至断言“这就是人生”。在此我们必须重申，经验本身并非如它们在记忆中所占的地位那么重要，重要的只是它们的用途——被用来印证生命的意义。每一份记忆都经过了我们的粉饰。
要了解个体理解生命的特有方法始于何时，以及要揭示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形成对于生命的态度的，早期的童年记忆格外有用。最初记忆之所以拥有如此特别的地位，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储存了个人对于自我及环境的最初基本判断。这是他们的第一份表现评估，第一个多少接近完整的自我标记，也是第一次被提出要求。其次，这是人们个体自觉的起点，直至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传记。因此，我们常常能在其中看到弱小、不足的自我感知与将强大、安全视为理想目标的反差。就心理学的目标层面而言，这份记忆究竟只是人们能够想起来的最初记忆还是真正的最初记忆，乃至这份记忆本身是否源于真实事件，都无关紧要。记忆之所以重要，仅仅在于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在于它们所展现出的对于生命的解读，乃至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就让我们看几个有关最初记忆的例子，瞧瞧它们所展示出的“生命的意义”吧。“咖啡壶从桌上掉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生活！如果一名女子的人生以这样一种方式开端，那么她会时时感到无助，总不由自主地夸大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危险与困难，这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她会在心底里责怪其他人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同样不应感到惊讶。毕竟曾有人粗枝大叶地将一个小孩子丢在一旁，让她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另一个对于世界的类似印象来自另一个最初记忆：“我记得三岁时曾经从童车里摔出来过。”这段最初记忆后来演化成了重复出现的梦境：“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我在午夜醒来，发现火光映红了天际。星辰纷纷坠落，另一颗星球飞快地向我们撞来。但就在撞击发生前的那一瞬，我醒了。”这名病人还是一位学生，当被问到是否害怕什么时，他回答：“我害怕无法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很显然，最初的记忆和不断重复的梦境令他气馁，一直加重着他对于失败和灾难的恐惧。
一名十二岁的男孩被带来就诊，他有遗尿（尿床）的问题，而且总是与母亲发生冲突。他最初的记忆是：“妈妈以为我走丢了，冲到街上大声叫我的名字，她吓坏了。但我从头到尾都躲在家里的碗橱里。”在这段记忆里，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意味：“生命意味着通过制造麻烦来赢得关注。只有通过欺骗才能获得安全的保护。没有人关注我，可是我却能愚弄别人。”遗尿能够确保男孩始终处于担忧与关注的中心，而他的母亲则用自己的紧张和对他的焦虑肯定着男孩对于世界的认知。
在上面的案例中，这名男孩早早得到了“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这样有关生命的印象，并且得出了结论，即，只有别人因他的行为而不安时，他自己才是安全的。唯有如此，他才能安抚自己说，身边的人会在他需要时赶来提供保护。
下面是一名三十五岁女子的最初记忆：“那时我正一个人站在黑漆漆的楼梯上，某个只比我大一点点的表哥打开门，跑下来追我。我被他吓坏了。”从这段记忆看来，她可能不太习惯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尤其是无法与异性轻松相处。事实上，她的确是独生女儿，而且在三十五岁时仍然未婚。
而下面这个例子则展现出了一种发展得较好的社会情感：“我记得妈妈让我推小妹妹的婴儿车。”但即便是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仍有可能找到一些不那么积极的痕迹，比如只是擅长与较弱者相处，或是对母亲的依赖。当家庭中有新的孩子降生时，引导大孩子们一同来照顾婴儿通常都会是最好的选择，这能够帮助大孩子们学会关怀家庭中的新成员，并给他们提供分担责任、帮助他人的机会。如果大孩子们愿意帮助父母，他们就不会觉得新生婴儿抢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关怀与重视，不会心怀怨恨。
想要与人共处的欲望并不总是意味着对他人的真正关注。在被问到最初的记忆时，有一名女孩这样回答：“我在跟姐姐和两个女孩朋友一起玩。”在这里，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了一个孩子正学着与人相处。然而，当她提及自己最大的恐惧时，我们才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她说：“我害怕被扔下。”由此，我们应当可以察觉到独立性的缺乏。
一旦找到并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我们就拥有了解密他整个人格的钥匙。人们常说“本性难移”，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不过是从来没有找到过那把正确的钥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不能找出最初的错误之所在，那么一切论证或治疗都必然是徒劳的。而唯一的改进之道就是帮助人们以一种更强调合作、更有勇气的方式来看待生命。
学会合作的重要性
合作是我们对抗神经官能症倾向的唯一安全保障。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应该培养和鼓励儿童学会合作，应当允许他们自行探索与同龄人融洽相处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共同的小任务，也可以是通过一起游戏。任何对于合作的阻碍都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被宠坏的孩子就只学会了关注自己，即便到了学校，对他人漠不关心的情况也不会改变。功课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只在于能够借此赢得老师的偏爱。他们只听得进去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成年以后，社会情感的缺乏在他们身上会越来越严重。早在第一次曲解生命意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终止了对于责任和独立这两大命题的学习。事到如今，他们毫无应对生命中的考验与困境的能力，满心痛苦。
我们不能因为幼年时的错误去苛责成年人，只能在他们尝到恶果时伸出援手加以补救。我们不能指望从未学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科目上考取高分，同样，也不能期待一个从未学过合作的孩子能正确应对需要合作的任务。但一切有关生命的问题还是得依靠合作的能力来解决，每一项人生使命都不得不在人类社会的框架里，通过谋求人类幸福来实现。生命意味着奉献，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充满勇气地直面自己的难题，并保有胜利的可能。
如果老师、父母和心理学家们了解了在探求生命意义时可能出现的种种错误，如果他们自己避免了这些错误，我们就可以相信，那些缺乏社会情感的儿童最终都能对自身能力和生活机遇有更好的感受。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锲而不舍地努力尝试，而非寻找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来逃避，甚至将包袱甩给他人；他们不会再要求额外的关注或特别的同情；不会满心羞辱地试图寻求报复，不会愤愤质问：“生命有什么用？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会说：“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能做到。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如果有什么需要除旧布新的，那也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完成，无需他人。”倘若生命被赋予了这样的面貌，成为了独立个体之间的合作，那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了。
Chapter 02 灵与肉
从生命的最初阶段到最后时光身体和心灵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着合作它们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心灵与身体的交互作用
究竟是心灵支配身体还是身体支配心灵，人们总是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哲学家们也早已加入了这一论战，孰是孰非，各执一词。他们自称为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为此争论了成百上千次，但这个问题看起来还是那么棘手，至今悬而难决。或许个体心理学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思路，因为在个体心理学里，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心灵与身体的日常交互影响。个体——包括心灵与身体——前来寻求帮助，而如果我们的治疗有所偏差，就无法帮助到他们。因此，我们的理论必须植根于实际经验，并能够经受得住实践的考验。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交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而且有最大的动机来寻找正确的切入点。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已经消解了许多源于这一问题的对立冲突。它不再仅仅是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心理还是身体都是生命的体现：它们都是生命这一整体中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理解两者在这样一个整体中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的生命仰赖于行动，仅仅发展身体是不够的，因为行动少不了脑力的调节支配。一株植物可以生根发芽，但它只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无法移动。因此，如果一株植物有头脑，或是任何一种我们所能理解的心智感觉，那都将非常令人吃惊。就算它能够预见未来，这个功能对它来说也是毫无用处的。比如说，一株植物想到“有人要来了，他马上就要踩到我了，我就要被踩断了”，可是它又能怎么办呢？作为植物，它终究无法转身逃开。
然而，一切能够行动的生物都能预见事情的发生，并据此决定行动的方向。这就暗示了他们是有头脑或灵魂的。知觉你当然是有的，否则你就不会有行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
这种预见并指挥行动的能力是心灵的核心机能。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明白心灵是如何支配身体的——它负责为行动设定目标。仅仅是不时地触发随机行动还远远不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既然是心灵的职能确定了行动的方向，所以心灵就处于生命的主导地位。反之，身体也会对心灵产生影响，毕竟行动的是身体本身。只有借助于身体的物理能力，不超越它的限制，心灵才能指挥身体行动。举例来说，如果心灵要指挥身体飞上月球，那除非找到一种克服身体局限的技术，否则它注定要失败。
人类的活动比其他任何生物都要多。这不仅是说他们的活动方式更多——这一点从人类手部的复杂动作中可以看出——还在于人类有能力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影响环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心灵对于未来的预见能力得到了高度发展，同时人们也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以期通过有目的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我们还能看到，除了阶段性的目标和相应行动之外，在每一个人类个体的行动背后，都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行动。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这样一种感觉与人们身处的情境有关，它意味着我们已经克服了生命中所有的困难，终于生活在安全与胜利之中。考虑到这样的目标，一切行动和表现都必须协调统一。而为了达成最终的理想目标，心灵也不得不完善成长。
身体也是如此。它也要努力成为一个整体：理想的目标早已深植于胚胎之中，身体在始终为之努力发展。打个比方，假如皮肤破了，身体就会着手修复使其完好如初。然而，身体并非孤军奋战在发掘自身潜能的工作中，心灵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提供帮助。锻炼、训练乃至常规卫生保健的价值都已得到验证。在奔向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这些都是心灵给予身体的帮助。
从生命的最初阶段到最后时光，这种关于生长与发展的合作始终不曾中断。身体和心灵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着合作。心灵如同马达，调动它在身体中所能发掘的一切潜能，使其成为牢不可破的安全堡垒。而在身体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表情和征兆中，我们都能看到心灵目标的印记。一个人在行动，那么行动中总有某种意义。人们转动眼睛，移动舌头，扭动脸上的肌肉，这便是表情，表情自有其意义，而正是心灵赋予表情意义。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探讨心理学——或关于心灵的科学——所要应对的究竟是什么了。心理学的宗旨在于研究个人所有表现的含义，找出他或她的目标，并将这个目标与其他人的进行比较。
在为了达成“安枕无忧”这一最终目标的努力过程中，心灵常常需要将目标具体化，也就是说，弄清楚哪里是“安全”的，如何才能到达。当然，总会有走岔路的时候，但若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就根本不会有行动。当我移动我的手时，心里一定已经有了一个行动的目的。有时候，心灵选出的方向可能通往灾难，但这只是因为心灵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这个方向上有最大的利益。所有心理上的错误都是这种行动方向选择上的错误。安全的目标是人类所共有的追求，只是有的人在寻找它的所在时发生了偏差，选择了错误的方向，以至于走入歧途。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表现或病征，但却无法理解它背后的含义，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尽可能将其简化为一个单纯的行为。让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偷窃。所谓偷窃，就是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分析一下这个行为的目的，无外乎是：窃取财物来让某人变得富有，并且因为拥有更多的财产而获取更多的安全感。那么行为的根源就在于贫穷和有所缺失的感受。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出个体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感到有所缺失。最后，我们就能看到，他们是否采用了正当途径来改变环境和克服缺失感。他们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抑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我们无需责备他们的最终目标，但或许可以指出他们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
正如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里，个体就已经奠定了自身心灵统一的基础，并建立起了身体与心灵之间的联系。在这个阶段，他们将自己遗传得来的能力以及从周围环境中得到的感悟加以消化、处理、调试，以此获得优势。在第五年的最后，个性就已经形成了。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勾勒，对于目标的追寻，他们的行事风格乃至情感倾向都已定型。这些在日后也可能被改变，但前提条件是，他能够摆脱童年时形成的错误观点的桎梏。正如他们之前的思想和行为都与其对于生命意义的诠释相一致，现在，如果他们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统觉，那么之后的思想与行为也会与其对于生命的全新解读相一致。
个体通过感官与所处的环境发生接触并接受刺激。因此，从人们训练自己身体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从环境中接受到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应用他们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留意到人们观察、聆听的方式，了解到能够吸引他们的都是什么，就能对其人有较深的了解。这就是姿态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它们能告诉我们，个体是如何训练自己的感官，又是如何利用它们来选择表达方式的。每个姿势都自有其含义。
现在，可以加上我们对于心理学的定义了。人类的感官受到刺激后会产生各种心理反应，而心理学就是一门理解分析这些反应的学科。同时，我们也能够渐渐了解，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心灵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身体无法适应周围环境，难以满足环境的要求，那么往往会成为心灵的负担。所以天生残疾的儿童心智发展相对较为迟缓。对他们的心灵来说，要影响并指挥身体优化发展，难度会更大一些。残疾孩子需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心智努力、更集中的精神，才能达成同样的目标。这往往会导致他们的心灵变得不堪重负，个性则容易变得自我中心、傲慢自负。当儿童总是关注他们自身的生理不足和在行动上的困难时，就很少有精力顾及自身以外的事物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关注其他的人与事。结果就是，他们的社会情感和合作能力都会相对较弱。
生理缺陷会带来许多障碍，但这些障碍并不意味着无可变更的命运。如果心灵本身积极活跃，努力着要克服障碍，那么这个人也有可能和那些天生健全的人一样成功。的确，尽管受到重重阻碍，身有残疾的孩子仍旧常常能取得优于天赋更好的孩子的成就。例如，有一个男孩，因为视力缺陷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压力，于是更努力地集中精神想要看清楚，对于视觉世界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对分辨颜色和形状更有热情。结果，与那些从未尽心费力去观察的孩子们相比，他对于视觉世界的鉴别力反而要好得多。就这样，原本的短板也可以转化为巨大的优势——但只有当心灵找到了克服不足的方法时才有可能。
许多画家和诗人都饱受视觉障碍的困扰。但这些不完美都被训练有素的心灵所克服，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比其他拥有良好视力的人更懂得运用自己的眼睛。同样的补偿作用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更常见，那就是完全看不出是左撇子的孩子。在家里，或在刚进入学校时，他们都被训练使用他们原本并不出色的右手。就这样，他们为原本并不具备优势的书写、绘画和手工做好了准备。我们可以预期，如果心灵能够克服这些困难，那么，原本有缺憾的右手就往往能够发展出高超的技巧。事实恰是如此。许多天生左撇子的孩子能用右手写出更漂亮的字，表现出更高的绘画天赋，甚至在做手工艺时更为灵巧。通过找到正确的技巧，借助积极性、训练和练习，他们将劣势转化为了优势。
只有那些希望为整体出力而非局限于关注自身的孩子，才有可能成功学会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果一个孩子只想着摆脱自己所遇到的困难，他就会一直落在后面。只有当他发自内心地找到了一个能够激励自己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所带来的成就比阻挡他的障碍更大时，这个孩子才有可能打起精神来。
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指向何方，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朝着自我之外的目标而努力，那么自然而然地，他们就会很好地训练自己，做好准备，以求达成目标。任何困难在他们眼中都不过是成功路上需要跨越的障碍而已。反过来，如果他们的兴趣点只在于强调自身的不足，或是虽然对抗这种不足，但只是为了使自己从中脱身，他们就很难取得真正的进步。一只笨拙的右手不会因为人心里想着要变得灵巧，盼望着少些笨拙，甚至避开那些会显示出其笨拙的场面，就变成了灵巧的右手。只有通过实打实的练习，笨拙的手才有可能灵巧起来，并且对于“将来能够做好”的渴望，要远远超过当下的笨拙所带来的挫败感。如果孩子们要调动他们的能量来克服困难，那么一定得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行动目标，这个目标建立在对于现实、他人乃至合作的兴趣之上。
关于遗传特征及其可能发生的作用，我在研究有遗传性肾病的家庭时发现了一个好例子。这些家庭中的许多孩子都受到遗尿这一问题的困扰。不同于上一章的例子，这是真实的生理残疾。它可能表现为肾病、膀胱疾病或是所谓“脊柱裂”（spina bi☆da），也常常有存在腰椎问题的可能，这可以从对应区域皮肤表面的痣或胎记上加以推测。然而，这种生理缺陷并非遗尿的唯一原因。孩子们并不能完全控制他们的身体，他们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使用它。比如，有的孩子只是在夜里尿床，却从来不会在白天尿湿自己。有时，由于环境或父母态度的变化，固有的习惯会突然消失。如果孩子们不再利用自身的不足来达到他们错误的目的，那么遗尿是可以克服的。
遗憾的是，大部分遭遇遗尿问题的孩子都接受到了错误的刺激，以至于不去试图克服，而是任其发展。有经验的父母能够给予孩子适当的训练，而没有经验的父母则有可能导致这一趋势毫无必要地延续下去。通常来说，在遭遇肾病和膀胱疾病困扰的家庭中，便溺这件事情往往承受了过多的压力。父母太过努力于制止遗尿的发生，这恰恰是不适当的。如果孩子们发现这件事情被过分强调，他们就可能开始发起抵制。这将给他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表达他们对于这类训练的反抗。而这些反抗父母处理方式的孩子，总是能够抓住父母最大的弱点来发起进攻。
德国一位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发现，相当一部分犯罪者的父母所从事的工作都与阻止犯罪有关，如法官、警察或狱警。而老师的孩子常常冥顽不灵。我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个结论，而且我还发现，心理学家的孩子出现精神问题的比例惊人，而牧师的子女中常常出现少年犯。同样地，如果父母在便溺问题上太过紧张，孩子就很有可能通过他们的遗尿来表达：他们有自己的意愿。
梦境是如何唤起与人们倾向行为相应的情绪的？在这一点上，遗尿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尿床的孩子常常梦到他们起床去了厕所。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解脱了自己的负疚感：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尿了。尿床有以下几种目的：引起关注，操纵他人，争取在黑夜里得到和白天同样的关注。有时它也被用于制造对立，这个习惯就是战斗的宣言。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审视它，很显然，遗尿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孩子们用他们的膀胱而不是嘴来说话。生理上的问题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我观点的方式。
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自我的孩子们大都承受着某种压力。通常，他们都是些被溺爱的孩子，但出于某种原因却不再是家人关注的中心。或许是有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发现自己再也难以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关爱与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遗尿代表着孩子想要拉近与父母的关系，哪怕是通过这种不太愉快的方式。事实上，这是在说：“我还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大，我仍然需要被照顾呢。”
在不同的环境，或是不同生理缺陷的前提条件下，孩子会选择其他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整夜哭闹不休，通过制造声音来赢得关注。一些孩子会梦游、梦魇、掉下床铺，或是口渴要水喝。引起所有这些表现的心理背景都是一致的。而具体选择的症状则一部分取决于孩子的生理伪装，一部分取决于外在环境。
这些案例都很清晰地展示了心灵作用于身体的影响力。很有可能的一点是，心灵不单影响到某个特别的生理症状的选择，还决定和影响着一个人的整体体质。关于这个假设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何况也很难确定究竟怎样的证据才算成立。然而，一切迹象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如果一个男孩性格羞怯，那么他的羞怯就会反映到他的整体发展中。他不想进行身体锻炼，或者说，他无法想象这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结果就是，他绝不会有效地锻炼自己的肌肉，并会忽略一切相关的外在影响，哪怕这些影响通常总是能刺激肌肉生长。而另一些孩子则会允许自己将兴趣投注在锻炼肌肉上，与封闭了这种兴趣的羞怯孩子比起来，他们在健身训练上所能取得的成绩会更加出色。
从以上种种观察中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身体的整体外形和发展受到心灵的影响，并且能够反映出心理上的错误和缺失。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如果一个人无法找到弥补其身体缺憾的满意方法，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就会明白无误地将心理和情绪的问题统统暴露出来。例如，在一个人四五岁之前，内分泌腺本身是可以受到影响的。腺体的缺陷并不能对行为产生强制性影响，但它们却会不断受到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整体环境、孩子寻求接受影响的方向与途径，以及他们心灵的创造性活动。
感受的角色
所谓“文化”，便是人类活动对所处环境所做出的改变——人们的心灵引导身体做出各种行为，其结果便是我们的文化。心灵启迪我们的工作，同时指引并辅助身体的成长。最终，我们会发现，每一种人类的表达方式都打上了心灵决断的标记。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一味强调心灵的重要性是可取的。如果我们要克服困难，健康的身体必不可少。因此，心灵所要做的其实是控制环境，保护身体免于病痛、疾患、死亡、伤害、事故和功能损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化出喜悦与痛苦的能力、想象力以及辨别环境优劣的判断力。
感觉训练身体对每种情形做出特定的反应。幻想和辨识都是预见未来的方法，却又不仅限于此。它们激发出恰当的感觉，以使身体做出反应。通过这种方式，借助于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描绘和设定的努力的目标，个体的感受得以成型。尽管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身体，人们却并不依赖于感受——人们总是首先依赖于他们的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
很明显，个体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影响他们行为的唯一因素。如果没有更多的协助，态度本身并不会导致行动。要引发行动，还需要感受来进一步强化动机。在个体心理学的观点中有一个新的发现，即我们观察到感受从不会与生活方式相悖。感受总会自我调节到与目标相适应。这使得我们超越了生理学或生物学的范畴——感受的起源并不能被化学原理所解释，也不能被化学实验所预知。在个体心理学中，必须以生理过程为先决条件，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心理目标。例如，对于焦虑，我们更关心它的目的与目标，而非它作用于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所产生的影响。
以此推断，焦虑既不会因为性压抑而生，也不会是可怕的出生经历的后遗症。这些解释都太离谱了。我们知道，习惯了父母的陪伴、帮助和支持的孩子有可能发现，只要表现出焦虑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父母，至于焦虑从何而来则并不重要。同样，我们也不满足于对愤怒的生理性描述，经验告诉我们，愤怒事实上是一种用于控制某个人或某种情形的工具。虽然我们承认自己所有的生理和精神特征都来自遗传，但必定要将注意力引向如何利用这种遗传来努力达成确定的目标。看起来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正确方法。
在所有的个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依据实现其个人目标的基本需要，感受的成长发展有着特定的方向，并能最终达到相应的程度。他们的焦虑或勇气，快乐或悲伤，总是与个人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它们的相关力量和优势表现恰恰符合我们的期望。利用悲哀来达成其优越感目标的人不会对他的成就感到满意或欢欣鼓舞。他们只有在悲伤之中才能快乐！我们还注意到，感受可以随意愿而出现或消失。广场恐惧症患者在家里或支配他人时就不再有焦虑的感觉。每个精神病患者都会避开生活中那些他们觉得无法掌控的部分。
情感与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固定不变。比如说，除了面对更弱小者时的傲慢或有所依恃时的勇气之外，懦夫始终是懦夫。他们可能要加上三道门锁，养一群看门狗，装上防盗警报器，却仍然坚称自己像狮子一样勇敢无畏。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焦虑感，但是，在不厌其烦的自我保护之中，他们个性中的怯懦却早已表露无遗。
在性与爱的方面也有类似的证据。当个体的脑海中有了一个性对象时，有关性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通过专注于他们的性对象，人们尽力排除一切与之冲突的偏好和矛盾的兴趣，唯有这样，才能唤起恰当的感受和功能。如果这些感受和功能出现缺失，其具体表现可能是阳痿、早泄、性异常和性冷淡，很明显，这时他已经不愿再抛开那些不恰当的偏好与兴趣了。这类异常出现的根源通常都在于错误的优越感、目标和生活方式。我们总是能在这类病例中发现，患者无一例外地期望着获得同伴的给予，却很少付出，他们缺少社会情感，也缺乏勇气和乐观精神。
我的一名病人在家中排行老二，他深受无法摆脱的罪恶感的困扰。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极其重视诚实这种品质。然而，在他七岁那年，他告诉学校老师，自己独立完成了一份家庭作业，可事实上，这份作业是哥哥帮他做的。这个男孩将他的罪恶感隐藏了三年。最后，他去见老师，坦承了这个糟糕的谎言。可老师只是付之一笑。接下来，他又哭泣着找到父亲，作了第二次坦白。这次他更成功一些，父亲为儿子的诚实而感到骄傲，夸奖并安慰了他。但尽管父亲原谅了他，男孩还是非常沮丧。至此，我们很难回避以下的结论：这位男孩为了这样微不足道的过失而如此严厉地自责，其实是想要证明自己高度的诚实与严谨。家庭中高尚的道德氛围使他期望在诚实方面有卓越的表现。面对哥哥在学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他感到自卑，因此努力尝试另辟蹊径来争取优越感。
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还经历了各种其他形式的自我谴责。他开始手淫，而且从未在学习期间根除欺骗行为。每当考试之前，他的负罪感就会进一步加重。渐渐地，他遇到越来越多此类困难。出于过分敏感的道德心，他的心理负担比哥哥重得多。于是，每当无法企及哥哥所取得的成绩时，自我谴责就成为了他自我开脱的借口。大学毕业后，他原本打算找份技术工作，但强迫性的负罪感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不得不整天地向上帝祷告祈求宽恕。自然，他也就没有时间去找工作了。
到后来，他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不得不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人们认为他已经无可救药了。但一段时间之后，病情有了起色，在做出了一旦反复就能够再次入院的承诺之后，他离开了医院。他改行学习艺术史。当考试再次来临之前，他在一个公共假日里跑到教堂，扑倒在众人面前哭喊：“我是所有人中最大的罪人！”就这样，他再次成功地让大家注意到了他敏感的良心。
在医院又度过一段日子之后，他回到了家中。一天，他赤裸着下楼吃午饭。他身材健美，在这一点上，是足以与他的兄弟或其他人一较短长的。
这名病人的负罪感是表现他比别人诚实的工具，这就是他努力获取优越感的方式。但他的挣扎却指向了生活中无用的那一面。对于考试和工作的逃避证明了他的怯懦和高度的能力不足。而他的整个精神病征则都是在刻意逃避所有他害怕失败的活动。在教堂里的自我贬低也好，耸人听闻地走进餐厅也好，显然都是在以同样拙劣的方式来赢取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这样的行为，而他产生的感受完全与其目标相符合。
另一个证据或许能够更清晰地表明心灵对于身体的影响，因为它是一种大众更为熟悉的现象，导致的是短暂而非永久性的生理状况。这个事实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每一种情绪都有其相应的身体表现。个人会以某种可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绪：或许是在姿势和态度中，或许是挂在脸上，或许隐藏在四肢的颤抖之中。类似的变化也能在器官本身上体现出来。比如说，人们突然脸红或是变得面色苍白，这就意味着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愤怒、焦虑、悲伤和任何其他情绪都在我们的“肢体语言”中找到了表达方式，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肢体语言。
一个人在害怕时会发抖，而另一个人可能发根倒立，第三个人则心悸不已。还有其他人可能出汗、窒息、声音嘶哑，或是畏缩后退。有时人体的平衡也会受到影响，可能没有食欲或是呕吐。对于某些人，这些情绪影响到的可能是膀胱；而对另一些人，受影响的却是性器官。许多儿童在考试时会有受到性刺激的感觉，而大家都知道，许多罪犯在实施罪行之后都会跑去妓院或他们的情人那里。在科学领域里，我们发现，有的心理学家宣称性与焦虑不可分割，而有的却声称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的观点都是基于个人经验的主观意见。因此才会有人能看到两者的联系，有人却完全看不到。
所有这些反应都来自不同类型的个体。研究可能会发现这些反应又多少与遗传有关。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某些身体反应能够提示我们找到他们的弱点和癖好。在同样的情境下，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很可能表现出非常近似的身体反应。然而，在这之中最有趣的，是观察心灵如何通过情绪来触发身体状况。
情绪和人们的身体表达会告诉我们，心灵在判断利弊之后是如何行动并做出反应的。比如说，在发脾气时，个体希望尽快解决他们的困难。对他们来说，看起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击、指责或攻击另一个人。接下来就轮到愤怒去影响身体器官，调动它们行动或是让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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