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丛.2013卷.第2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邦凡,万长松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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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丛.2013卷.第2辑试读：

哲学与文化研究

从《哲学研究》看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及学术影响力

截止到2012年，查阅《哲学研究》，大致可以看到发文最多的前40位作者的情况，如表1所示。表1　《哲学研究》发文最多的前40位作者（截至2012年）二、发文被引用100次的文章表2　发文被引用100次的文章三、分析

发表论文的目的何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唯一答案。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可以有很多答案。对于这个问题，也已经引起联合国的重视。联合国的回答是：发表论文就是为了提高学术影响力。

什么是学术影响力？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一篇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与论文的转载和被引用有关系。当然，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与转引率有关系，但不仅仅等于转载和被引用。一个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影响因子有关系，影响因子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

为了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2010年11月18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正式启动了“学术影响力”项目，目的是在联合国和学术界之间建立起伙伴关系，共同倡导和平与发展的理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发起仪式上指出：“如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分享与合作，人们的思想可以跨越边界和不同的学科领域，从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一个想法可以带来突破，挽救数百万生命。一项新技术也可以让整个人类免受苦难。甚至一种理论也可以促进人们为和平采取行动……学术界为联合国履行使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这一新项目，双方将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项全球性倡议，“学术影响力”项目旨在通过联合国与世界各地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宣传和推广源自《联合国宪章》的十项原则，范围涉及人权、文化、可持续性发展和解决争端等领域。

在此之前，由联合国和中国教育部共同主办的“学术影响力国际研讨会”也于2010年11月1日在上海市开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200多名中外学者与会。

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学术影响力正在快速增强。英国皇家学会指出：在1999—2008年的十年间，中国的学术影响力正在快速增强。2004—2008年，中国的全球引用频率为3.7％，远远高于1999－2003年的1.3％。而美国和英国等引文“大国”的影响力相对下降，2004－2008年，美国和英国的全球引用量分别为30.4％和8.1％，比1999－2003年的36.8％与8.6％有所下降。但是，他们依然是最具学术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两国在十年间依然占据全球引用量的41.95％。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数十年来，在《哲学研究》中发表的论文被引用超过100次文章，只有25篇，占文章总数7196篇的0.34％。而且有2377篇文章1次都没有被引用，占文章总数的33.03％。从2007－2011年的统计看，《哲学研究》CNKI期刊影响因子只有1.326，而同期国内其他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最高是《经济研究》，达到8.609。这说明《哲学研究》发表的文章产生的学术影响力还需要大力推进，这不仅指国际上，而且也包括国内。

参考文献：［1］张宓，张安民．“复印报刊资料”哲学系列期刊学术影响力分析［J］．河北学刊，2009（5）：59-65．［2］姜春林，唐悦，周磊．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9（9）：126-129．［3］张积玉学术期刊影响力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70-76［4］汪继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学术影响力测度［J］情报资料工作，2008（4）：89-93［5］徐维凡客观判断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国际［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2-31（14）［6］戴维民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11-118

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哲学思考

从逻辑层面看，在物种关系方面是产业或者一般生产最终把人从其他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因此，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而产业本身也就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从历史层面看，人猿相揖别，天然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变，人工自然的不断扩大直至发展到社会自然，最终得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打上人的智慧烙印，是通过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制造及其社会性的生产和扩散来实现的。“通过‘常规性’生产即产业化过程，个别的、偶然的和不自觉的人工物转变成为普遍的、必然的和自觉的人工物即社会化的人工物。”因此，“产业的本质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产业化就是人工自然的社会化即社会自然的形成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的产业发展史。

质言之，产业的本质与人的类本质具有同一性。在实践上，人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天然的自然），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和工具（社会的、人工的自然）——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发展社会自然，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与动物那种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片面生产不同，人的生产是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全面生产，而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是真正的生产。换言之，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却能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一部人类产业发展史，就是人类肉体和精神不断对象化、外化和进化的历史。与人本身的内部进化不同，产业的发展是一种不断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外部进化，但这一过程同样表现出受动性与能动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对立统一。

产业发展既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又可以能动地利用自然规律，因此，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在促进产业升级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资本有机构成取决于技术构成；在社会自然的生成过程中产生了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可以利用这些规律制定和实施倾斜的产业政策，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存在历史的路径依赖，又要有现实的创新跨越，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既需要全面统筹、平衡发展，又需要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把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起来；既要强化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还要考虑资源禀赋、组织协调、市场环境以及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政策、人力资本等多种多样的因素，把产业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规律是历史性的、受动的，必须进行能动的社会建构，也就是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实施产业创新。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无疑是重大的产业创新。与强调独创性的原始创新（Originality innovation）不同，集成创新（Integration innovation）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将生产要素组织集成，通过优化组合而创新，从而达到“1＋1＞2”的集成效应。具体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通过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优化组合实现集成创新。因此，战略性和新兴性就成为描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两个基本维度。肖兴志等认为可以从创新性、需求性、盈利性和成长性四个方面理解新兴性，从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四个方面理解战略性。为了进一步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特别是与相邻、相近概念进行比较研究，笔者移植了D·E·斯托克斯的科学研究象限模型，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X轴表示是否具有新兴性，用Y轴表示是否具有战略性，那么就会产生四种象限或产业类型——第Ⅰ象限（代表战略性非新兴产业）、第Ⅱ象限（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第Ⅲ象限（代表非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第Ⅳ象限（代表非战略性非新兴产业）（见图1）。其中第Ⅱ象限，即战略性新兴产业恰好对应着所谓“巴斯德象限”。图1　产业集成创新象限模型

战略性非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经济命脉、安全保证和财富来源，是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产业。在古代，“战”是指战争，“略”是指谋略。在现代，“战略”一词从军事引申至政治和经济领域，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长远性的谋略、方案和规划。战略性的含义首先就是安全性，“对一个产业判断是否具有战略性应该以国家安全为主，而不应该以经济发展为主”。这样一来，保障粮食安全的农业，保障原材料和能源安全的采掘业、钢铁业和重化工业，保障经济安全的装备制造业，保障国防安全的军事工业等到任何时候都是战略性产业，尽管它们都是非新兴的传统产业。其次，战略性应该体现在支撑性上面。目前，大多数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战略地位，产业规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起着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支柱产业既是创造GDP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总之，那些主要分布于第一、第二产业领域的成熟的、传统的支柱产业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方面保障了国家安全。

非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虽是新兴但并不具备上述战略含义的产业。新兴产业是相对传统产业而言的，它是指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而出现的新的产业。目前，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伴随新技术革命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高技术产业；还包括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分化而出现的房地产业（含物业管理）、旅游业、会展业、体育产业、娱乐业（如电玩、动漫产业）等一系列新型服务业。尽管近些年我国房地产业高速增长，甚至成为某些地方财政的支柱；尽管自申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和会展业、旅游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在产业创新、结构优化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上，这些新兴产业还不足以体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因此，这些主要分布于第三产业领域的新型服务业虽因技术和市场创新属于新兴产业，但并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个产业之所以能被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应该是新兴产业，且同时具备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共同特质。”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是指那些已经具有和潜在具有战略地位，能够保障国家战略物资和经济安全并且可以转化为支柱产业的新兴产业。首先，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符合新兴产业的自身特征，也就是说，它是随着新的科学原理的发现和技术手段的发明而出现的，一开始产业的成熟度不高、经济支撑力不强、市场需求量不大；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产业中能够成长为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扶持和自我发展，能够在未来创造较高的价值，引领产业发展方向，进而升级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总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前提，以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基础，能够创造和满足社会新需求，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能在一段时期内成长为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支柱产业的行业和部门。

需要指出的是，非战略性非新兴产业并非无意义或退化的产业；相反，以餐饮业、服装业、零售业、家政业等为代表的传统服务行业，在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活跃市场经济、平衡收入分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直接或间接带动下也可以进行产业创新，在传统产品和工艺中融入新的技术因素和创意，从而扩大市场需求、增加产品附加值。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特征

整体性是社会自然系统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系统之所以成为系统，就是由于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非加和性关系。这种非加和性表征着新属性的出现，表征着系统与其组分之间的质的差异，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句话多少有点神秘，其实它的含义不过是组合性特征不能用孤立部分的特征来解释。因此，复合体的特征与其要素相比似乎是‘新加的’或‘突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社会自然系统，其基本特征是组合性的，具有新加的和突现的性质。这些新的属性不是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特征的简单叠加，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约束、选择、协同、放大的结果。温家宝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基于系统论的分析和温总理的论述，笔者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具备以下主要特征。（一）核心技术创新驱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为驱动力的，同时也是核心技术创新的深度应用和产业化平台。“理论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顶端或前沿，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生产核心技术上有革命性的突破。”核心技术（Core technology）是指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确定了技术路线之后能够支撑产品实现的关键技术和工艺。核心技术是企业产品平台的基础，也是终端产品价值的主要承担者；而产品平台是众多核心技术的集成，通过产品平台实现了核心技术的最终价值。目前，芯片和软件已经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能否实现这一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将影响到电子信息、生物医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在芯片与软件方面，我国的技术和产品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为此，《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发展“核高基”确定为16个重大专项中的第一个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开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产品价值大、带动性强，不可能通过购买或模仿得到核心技术。历史上，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等重大项目获得成功，都是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结果。因此，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不建立自己的产业技术体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句空话。从战略性的高度看，如果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没有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国家安全也将难以保障。（二）进口替代市场导向

历史上，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渐构建起来的；理论上，这一战略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通过引进外资、赚取外汇以进口急需的技术和设备。实践证明，出口导向战略在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为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过境迁，我国资金已经比较充裕，特别是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而人口红利几近枯竭，环境承受力已达极限，表明外向型经济无论是从历史还是逻辑的角度看都失去了合理性。更为严重的是，在“市场换技术”的指导方针下，我们以极为稀缺的国内市场资源换来的只是国外二三流的技术，而并非真正的先进技术、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加上我们没有做好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功课，导致我国对国外关键核心技术的长期依赖，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研究表明，引进外资不会自动地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相反，一些成功的经济体在封闭市场下，通过保护民族产业而实现了经济振兴。因此，争取市场、扩大内需，才是企业追求技术进步的源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回到进口替代的市场导向上去。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今天，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措施容易受到诟病，因此，对国外拥有核心技术的最终产品实行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外汇管制等），对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融资、税收、出口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对购买和接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服务的用户提供补贴等，都是从出口导向到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转变的必要手段。（三）稳定的产业政策扶持

长期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但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凡是出口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比较高。因此，不能完全依赖于通过扩大出口带动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尽管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初难以和国外高技术企业争夺国内市场，更别说占领国际市场；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旦获得成功，它给企业和社会带来的收益往往是一般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千上万倍。所以，政府应制定和实施稳定的产业扶持政策，采取直接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措施扶持弱小，确保市场提供正确的信号和激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是要加快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加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创造条件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在后危机时代，各国都打响了优秀人才争夺战，就连世界科技领跑者的美国也不例外。201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提出，2011财政年度继续大幅度增加联邦财政对科研的资助，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等3个主要科研代理机构的科研预算比上一财年增加1倍。在2011年美国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又提出在未来十年内将培养10万名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教师，并且呼吁把在美国大学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全部留在美国。所以，没有长期稳定的产业政策扶持、没有有效的研发（R&D）投入以及研发强度（R&D/GDP），特别是没有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相对稳定的研发队伍，战略性新兴产业只能是后危机时代一道美丽的光环。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需求为其提供了强大推动力。由于资源禀赋、科技水平、工业化程度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会有所不同。但是，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找到其内在规律性，这对于我国现阶段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科技革命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根本动力

纵观科学技术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即产业革命，继而促生一个或一批新兴产业。由于采用新技术使生产效率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新兴产业逐渐演变为主导产业并通过关联效应将新技术扩散到整个产业系统，进而引起产业技术体系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科技革命不仅是思想的解放，而且是生产力的解放；产业革命诞生的不仅是新兴产业，而且引发了战略产业或主导产业的更新换代。

世界主要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都会有相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18世纪中后期，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在极短时间内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到采煤、冶金、交通运输等产业部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蒸汽机就是这个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19世纪中后期，电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技术很快被应用于交通、钢铁、石化、汽车和城市照明，这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生产、传输和使用就是这一时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应用，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引发了第三次技术革命，其应用领域从计算科学拓展到文字、声音和影像处理、机器设备控制和远程通讯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也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电子计算机就是这一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英国引领了第一次技术革命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德国引领了第二次技术革命迅速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引领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成为当今最强的国家，日本和芬兰也抓住此次机遇，升级为发达国家。相反，苏联忽视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破坏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历史证明，哪个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找准并扶持、引导代表新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勇于担当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领头羊”，哪个国家就有可能跃升为新的世界强国。种种迹象表明，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围绕新材料、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会诞生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不仅要抢占科技革命的先机，而且要以此为动力建构和培植符合国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二）经济危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契机

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前者的“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盘；后者则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过度，然而“透支消费”只不过把这种“过剩”从供给方转嫁到需求方，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爆发从当下推到未来。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产业进步而不断更新。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的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因此，尽管科技进步总能带来固定资本的持续更新，但经济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而固定资本的社会规模的再生产离不开科学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历史上，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成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契机。比如，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创新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无独有偶，德国经济学家格哈德·门施（G．Mensch）利用现代统计方法，通过对112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考察也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因而认为经济萧条是激励创新高潮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创新又将是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可以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超前消费、过度投机、监管缺失等导致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结果。因此，必须重新反思“去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重新回到实体经济，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必须把寻求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反危机的重要手段，以期实现“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的发展战略。比如，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高度重视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主张依靠科学技术开辟能源独立的新路径，力争在18年内把能源经济标准提高1倍，在2030年之前将石油消费降低35％。（三）正确选择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保障

目前，在如何选择和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上，既有产业经济学方面的思考，又有技术经济学视角的考量。与上述进路不同，产业哲学主要是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统一出发，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既要以特定阶段产业结构系统以及系统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战略性；又要以产业结构进化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发展规律为基础把握新兴性，以新兴产业为生长点和动力，以新的战略产业为落脚点和归宿，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了一个生命周期。

众所周知，出于“冷战”思维和经济安全的考虑，战后苏联仍然把军事工业和传统重化工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核工业、电子工业、仪表工业、宇航工业、大型飞机制造业成为当时苏联的新兴产业，一些传统产业如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船舶制造业等更是成为战略产业重点发展。因而，战后苏联迅速形成了强大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当时多数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都开始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围绕着电子计算机、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快速崛起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苏联依旧坚持“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以机器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政策，不仅错过了本轮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而且使机器制造、石油煤炭、黑色金属等传统重化工业长期停滞不前，主要经济效率指标未能达到，人民生活水平长时间低水平徘徊，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联没有根据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适时调整产业政策，没有正确选择和培育发展本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果不仅没有形成一批新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就连传统产业也因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和持续创新的动力而丧失其支撑性。相反，作为产业政策的发源地，战后日本就采取了产业合理化、“IT”立国、知识产权立国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复苏和起飞。

上述产业发展规律表明，新兴产业多产生于技术断裂、经济衰退之际，而后金融危机时代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升级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机遇。苏联的教训和日本的经验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通过科技革命的推动来完成，但是，由于新兴产业在发展之初大多是没有竞争优势的弱势产业和高风险产业，正确选择新兴产业并且进行必要的培育和政策扶持，是促使其快速成长为战略性产业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1］［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2］曾国屏．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产业哲学［J］．哲学研究，2006（8）：3．［3］万长松．产业哲学引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3．［4］［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5］肖兴志，等．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1（7）：47-48．［6］［美］D·E·斯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M］．周春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62-64．［7］王德禄．浅析新兴产业哲学与方法论［EB/OL］．http://www.chinaacc.com/new/287_294_/2010_1_22_xu2233252913122101025675.shtml．［8］李金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辨［J］．财经问题研究，2011（5）：4．［9］［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M］．林康义，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51．［10］温家宝．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EB/OL］．http://www.gov.cn/ldhd/2009-11/23/content_1471208.htm．［11］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0［M］．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0：268．［1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1，207．［13］Mensch G．Stalemate in Technology：Innovations Overcome the Depression［M］．Cambridge，Mass：Ballinger Pub．Co.，1979：148．［14］彭金荣，等．国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及启示［J］．改革与战略，2011（2）：167．［15］肖兴志，等．发展战略、产业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10（8）：40-47．［16］贺正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评价与选择［J］．科学学研究，2011（5）：678-683．

人与自然关系演化过程的哲学思考

人类源于自然，归属于自然。自然界孕育了人类，人类依托于自然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结束渔猎时代以来，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大基本文明形态，目前正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文明史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和状态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文明史的视野内加以审视，清晰地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渐进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阶段性，导致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乃至改造与破坏程度的时代差异性，也因此表现出人类文明的不同水平。如何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将成为人类检讨过去、面对现实、筹划未来的焦点，等待我们从各个角度给予应答。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从人类文明不断演进的轨迹中探索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找到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加速人类向更高文明形态前进的步伐。一、历史与逻辑：农业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分化

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原始的蒙昧时代就有了人类的原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低级形态。那时，人与自然的界线非常模糊，人类主要是利用而不是改造自然界。自然界主宰人类的命运，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敬畏和崇拜，人类只能被动地顺应自然环境以求生存。因此，原始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的。“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此展开，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在原始社会，“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畜牲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与其他生物物种类似，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极为普通的一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完全受制于自然法则。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是自然界的奴隶，处于服从与被支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人类使用极为简陋的石块和木棍等工具，进行采集渔猎活动以获取食物，其生存资源也仅限于自然产品，对这些生存资源的生产过程不加任何“人工”干预。人类是宇宙长期演化的产物，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早期人类对自然现象诸如日月星辰的运行和风雨雷电的发生不能从思维能力的角度做出正确理解，更不能从自然本身予以合理解释，而是借助一种超自然的、人格化的方式“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在精神上形成对天地日月、风云雷电、动物植物、山川河海等自然物神的崇拜，集中表现为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人类神秘自然、好奇事物时的境遇，当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思索，对自身进行认识、对事物进行选择之后，人与自然之间凝结的眷恋之情所展现的图景就会出现新的内容与调整。与此同时，具有“宗教化特征”的图腾崇拜便会向“更高文化形态”的祖先崇拜或神灵崇拜演进。从甲骨卜辞看，早在殷商武丁时期，中国古代就出现了对“帝”的信仰，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到“神农氏”，氏族的首领大都被看作是伟大的发明家。黄帝行医、仓颉造字、唐尧制定立法等的故事也不失为是远古时期人类祖先崇拜有力的例证，表明了古人对其列祖列宗的崇拜。“在希腊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崇拜的对象已经不再是雷电、大海、太阳这些自然对象本身，而是掌管这些物象的宙斯、波塞冬、阿波罗等人格的神。”图腾崇拜以及后来所演化出的祖先崇拜或神灵崇拜，不仅是作为原始人一种朴素信仰的文化现象而存在，也是古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最初表征，体现了当时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生态环境较为稳定的状况。

伴随原始社会的发展和解体，人类社会逐渐从采集狩猎的原始社会过渡到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时代，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形成漫长的农业文明史。农业文明时代，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增加，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分化，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开始有了明确的界线。火的使用、文字的发明以及劳动工具的改进，大大增强了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在农业社会中，青铜器和铁器的相继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提升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使自然界的人化过程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大量有关植物生长规律的知识被掌握并且积累，农业生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加，解决新增人口的生存问题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食物需要，就需要通过不断地扩大农业规模来增加食物产量，于是他们开始靠砍伐森林、焚毁草原来种植庄稼，虽然农业生产得到了提高，食物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是水土流失、荒漠化、耕地退化等一些不和谐现象也随之出现。考古学研究也表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衰落与当地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和耕地生长能力的退化有关；曾是罗马帝国粮仓地的北非，土壤风化使那里的农田变成了沙漠；南美玛雅文明的瓦解也与当地自然的恶化有密切的联系。

总体来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仍然有限，自然对人类仍居支配地位。人类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生态系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也仅局限于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范围之内。农业时代的技术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正如海德格尔在分析古代技术特点时所说“风车的翼子的确在风中转动，它们直接地听任风的吹拂。但风车并没有为了储藏能量而开发出气流的能量”。在农业生产中，人类通过创造适当的条件，使自己所需要的植物和动物得到生长和繁衍，并且改变其某些属性和习性。农民与土地、大自然保持着直接的接触，人类尊重和敬畏自然规律，以期通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换得生存的稳定。这就表明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较为稳定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还未占据主导地位。在强大的自然力的制约下，人力还不能超越自然力的约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二、发展与代价：工业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把人类推进到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凭借手中的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人类开始耀武扬威，与天斗、与地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成了人们处理与自然界关系的炫耀性的口号，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出现巨大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

人的存在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即人是宇宙中唯一能够打破他所属的那个物种赋予他的生物学限制的物种，超越自然本能的限制，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动，充任自己生命的主人。近代，以高扬“人文主义”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动摇了封建教会和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破除了人们对上帝的迷信，肯定了人的作用，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以理论和实验为主要形态的科学也在这时彻底与生产分离，并独立存在和发展。随之欧洲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把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工业共同强化了人类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成为人类获取财富与资本的魔法师，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助产婆”，大量的社会财富被积累起来，资本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工业经济有可能是人类社会最短暂、最浪费的经济形态，人类以高于收益多倍的代价换取了自身的“飞速发展”，创造了畸形且昂贵的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兴起，把人类带入了工业化的时代。依靠工业技术和社会化的大生产，人类“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两百年中，幸运地找到了自然界早已准备好的能源和资源贮备，从而使工业结构中的能源结构和资源结构得到满足和维持”。大量的工业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被源源不断地拉进了工厂，转化为满足人类消费所需求的商品。人类在加快对自然索取的同时，也慢慢产生了主宰、奴役和支配自然的行为，人类逐渐成为自然的最高统治者，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尖锐的矛盾。

进入工业社会，原有的农业社会就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迅速扩张和恶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工业化释放出的活力虽然成就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但财富的增长却未全面顾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之相伴的却是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集中表现为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城市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污染等。由于世界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呈现出日益锐减的状况，并危及到人类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粮食的短缺和稀有物种的灭绝，使本来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了人类与自然正行进在一条冲突的航线上，人类活动已对环境和临界资源构成了严重而且是无法弥补的破坏。人类的种种不合理的行为，已经违背了自然界的生态法则，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每年有600万公顷农田变成沙漠，1100多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破坏。在欧洲，酸雨破坏了森林、湖泊以及各国的艺术和建筑遗产，使大片土壤酸化以致达到不可恢复的地步。矿产的燃烧将二氧化碳排入大气中，造成了全球气候逐渐变暖，这种温室效应到21世纪初可能将全球平均气温提高到足以改变农业生产区域、提高海平面使沿海城市被淹以及损害公民经济的程度，其他工业气体有耗竭地球臭氧保护层的危险。

在我国，自然灾害的频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除了与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主要指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气候等）有关之外，还与诸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乱采滥挖、过度放牧、过量开采等一系列不合理的行为有关。原来地理课本上常说的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已经不再是现实，取而代之的是“人多地少，资源短缺”，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资源短缺的同时，资源破坏和浪费又非常突出。滥采、滥垦、滥伐屡禁不止，资源的产出率、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低，生产、流通和生活方面消费惊人，排放总量多年居高不下，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散。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2％，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4亿。目前我国日排污水总量1.3亿吨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大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的水源污染严重，占86.67％。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物种濒危现象十分严重，我们目前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经处于濒危或者临界状态。

工业文明时代，“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想促使人们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从而导致环境的破坏和发展的不持续性，给人类的前景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20世纪70年代舒马赫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成为声讨现代工业文明弊病的经典著作。舒马赫认为，资源密集型的大型化生产导致经济效益降低，贫国与富国的差距拉大，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应当超越对“大”的盲目追求，提倡小型机构、适当规模、中间技术等等。其中，提到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表达的思想：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都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被人类作为认识、改造自然手段的科学技术“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工业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了：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将处于战败一方”。人类违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大自然开始向人类报复：气温的升高、紫外线的辐射、酸雨的蔓延直至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全球性的光顾等等，严峻的现实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人类社会及其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的重要性，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正确道路。三、理想与复归：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

近年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升级，人们在享受现代工业所提供的种种优待的同时，逐渐感受到“文明”掩盖下的深层危机，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现代科技在人与自然的冲突面前苍白无力，而人自身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也显得无能为力。于是，一向要“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冲动慢慢冷静下来，“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似乎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特别追求和至高境界。工业文明带来的自然界的报复向人类提出了警示：人的生存与发展，绝不能脱离唯一的生存环境——地球，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等于自毁家园。在理念上，人们慢慢地注意到环境恶化的严重性，并力求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错误途径中逐步挣脱出来。也正是在由错误向正确途径转变的过程中，客观上也促进了现代环境科学与生态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运用生态学理论和观点对工业文明的危机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在实践中，人们逐渐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且将其推上当今社会发展主旋律的位置，进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时代潮流。“人类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与大自然共生和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否则，人类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自身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将会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黑色”工业文明的衰败之时，正是新的“绿色”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萌芽、生长之际，它的出现昭示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生态文明具有独特的基础和区别于其他文明形态的特征：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与资源的枯竭为现实起点，以“人是自然的一员”为哲学基础，以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作为着力点，以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思想和实践归宿。因此，生态文明是一种更先进、更高级、更有生命力的“全球性”的真正的文明。

早在20世纪中期，人们就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哈里森·布朗在美国出版的《人类前途的挑战》一书就提出了由于人类自身的不稳固以及不节制的资源开发，世界终将随着工业文明的衰亡而大受创伤，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有权威的政府严格限制个人的自由，通过认真地计划而制约工业文明的成长，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观点。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真正揭开了全球对人与自然共同生存问题大思考的序幕。在人类认识和处理与自然关系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可持续发展概念及其理论的提出无疑向着“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可持续发展”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1987年，在联合国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的共同未来》一书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问题早就引起了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级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时隔一年，江泽民同志又发表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列为十二大关系中的第三大关系。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随后，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又相继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五个统筹”的发展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这些无疑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认识基础上。最近，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不仅要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且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

就现实而言，生态文明还不是事实，而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发展目标，需要全人类共同不懈地为之努力。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不是单纯的主观臆断，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全人类理性的选择。因此，调适人与自然的冲突，重新规范人类自身的行为，彻底消除工业文明带来的不文明现象，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树立正确发展观，善待自然。人源于自然，人依赖于自然而生存，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都离不开自然，自然界是人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观念的树立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不仅利于自然系统的稳定，也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生存于自然之中，时刻享受着自然的恩泽，我们必须从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做起，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其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今天的问题是由发展而来，也应该通过发展的途径来解决，从发展模式中寻找出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仅仅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是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吸取人类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再受到自然的惩罚的历史教训，树立生态发展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环境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循环经济是将人类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这样的循环式流程，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相协调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目标的经济模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加快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最后，加强污染治理，重视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趋势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经济建设要与环境、生态、资源建设相协调，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加强污染治理，净化生产和生活的废物，可以持续地为经济发展提供自然资源，有利于人类繁衍生息和社会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由高投入、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在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过程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解决前进中诸如人口、资源和环境的问题，重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推动社会向生态文明的方向发展。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在经历了盲目征服自然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狂热之后，终于明白：既坚持以人为本，又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才能真正建成生态文明社会。21世纪是人类文明和社会高度发达的世纪，也应该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走向和谐的世纪。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相对位置，利用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优势，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不断达成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与繁荣。

参考文献：［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5，3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672．［4］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1．［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7，424．［6］［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33．［8］黄鼎成，等．人与自然关系导论［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4．［9］何中华．人文与自然：从冲突到和谐［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1-3，22．［10］［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2．［11］崔晋生．山西人与自然和谐状况分析［J］．太原大学学报，2006（3）：19-2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意识形态的方向性与科学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的过程中，一直体现着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向性、导向性特征，这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同时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意识形态如何与科学相结合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总是从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立场出发的，这种从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出发的立场和观念能够获得普遍认可吗？或者说它是科学的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方向性与科学性矛盾和对立。而马克思主义经典教科书中一直将这两性的结合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认为只要与实践相符合并在实践中得到成功的结果，就证明两者是统一的。但是实践的成功却包含着实用主义成分，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吃布丁，就是对布丁的证明，这是多么绝妙的论据！而我们关心的却是机制，它在我们早餐想要吃布丁的时候，保证我们吃的是布丁而不是稀奇古怪的食物。用人类在几百或几千年（在这个长夜中，一切实践都是黑暗的）内的社会实践的重复来证明，这又是多么绝妙的证明！但是在几百或几千年内的这种‘重复’却产生了这样一些‘真理’，诸如基督的复活、圣母玛丽亚的圣洁、宗教的一切‘真理’、人类的一切‘盲目’偏见等等，也就是说，产生了一切最受意识形态尊崇和鄙视的既成的‘毫无疑问的事实’，且不说唯心主义和实践主义在它们共同玩弄的受同一些规则支配的把戏中还要互设陷阱。”这里的科学性问题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呈现或灌输的途径、方法或手段的科学性或合理性问题，而是指呈现或灌输的内容本身是不是科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一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之源——实践遭到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就遭到怀疑。一些自然科学家和西方学者指责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例如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就是这样。只有内容本身科学合理，才能使被教育对象信服、理解和接受。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本身缺乏科学性，或者说虽然有科学性，但是不足以让人们信服，那么这样的内容就不可能让人们接受，只能是流于形式的空洞说教或宣传。这个问题不解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必然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起源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马克思通过总结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形成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推广到历史领域，形成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社会批判理论，并且这一科学性通过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遗传，传递给后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比如生产力、发展等概念就是沿用了马克思的概念。

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推广，其面临的对象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诞生于资本主义初期的马克思在很多方面不可能预见我们今天这些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因而他的一些论断和结论不可能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完全相适应或一致。这就如同牛顿经典力学遇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不是牛顿力学不正确了，或者说它过时了，而是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就是地球表面宏观低速物体，超越这个范围就是不适用了。因此，作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面临的科学性问题就是它的适用性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否具有普遍性、能否适用于世界其他地方，也就是说“中国特色”是否具有科学性和世界性的问题。

一个命题或理论是否科学的问题，就是看它能否被经验证实或逻辑证实的问题，一旦能够被经验证实或逻辑证实，它就是科学命题。但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完全被证实。自从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的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之后，他们面临的难题就是这个标准的执行或意义的证实问题。完全归纳问题和蓝绿悖论彻底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的可能性问题，奎因把这个难题归结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即相信经验真理和逻辑真理之间的绝对区分和还原论，并对着两个教条进行了彻底批判，提出整体主义原则，从而将科学上证实原则及其检验扩展到对整个理论体系证实和检验，而不是仅仅对一个理论体系中的个别命题或结论证实和检验。反过来说，个别的命题不适用或不正确，不能否定整个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因为整个理论体系可以通过修改与观测事实相违背的个别经验事实（即外围或辅助性假说的修改）而维持整个理论体系及其核心原则。随后的历史主义理论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往前推进，如库恩提出了范式论、拉卡托斯提出了研究纲领理论、劳丹提出研究传统理论。库恩的范式论证明，科学的发展实质上是科学的不同范式之间的转换，而范式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标准和确定性。“范式之所以获得了它们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不过，说它更成功既不是说它能完全成功地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也不是说它能明显成功地解决任何数目的问题。范式的成功——无论是亚里土多德对运动的分析、托勒密关于行星位置的计算、拉瓦锡有关天平的使用，还是麦克斯韦使电磁场数学化——在开始时很大程度上只是选取的、不完备的、有可能成功的预示。”“科学家们都能同意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或爱因斯坦已为一组突出的问题提供了看来是永恒的解答，而不会同意使那些解答成为永恒的特殊的抽象特征，尽管有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同意确认一个范式，但不会同意对范式的完整诠释或合理化，也不会去这样做。”而在费耶阿本德那里，科学成为最新的宗教，他提出了“与理性告别”、“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科学方法论，他说：“哥白尼学说、原子论、伏都教、中国医学等事例都证明最先进、最保险的理论也是不安全的。它能够被那些已经抛进历史垃圾堆中去的无知自负的观念所修正，甚至完全推翻。这就是今天的知识如何会变成明天的神话，而最可笑的神话如何会最终转变成为最稳定的科学。”

后来，大卫·莱昂在《后现代性》中总结说：“战后，较早涉及科学哲学最著名的要数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了。库恩证明，科学革命不仅发生在无可辩驳的新证据发现之时，而且发生在假设改变之际。科学理论依赖于基本‘范式（Parsdigms）’，借此理解世界。甚至，身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费神费力摆弄试管和数据，这种辛勤工作也不是不容置疑的。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强调，数据本身是理论依赖的（Theory-dependent），正如数据是什么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理论依赖的那样。因此之故，在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的攻击下，科学的命运最终变得捉摸不透。描述与现实之间的语言鸿沟，权力与话语的相互影响，意味着科学被怀疑。其原因非止一端：过分单纯化，要么纯粹是肤浅的，要么仅仅是权力。”

大卫·莱昂特别举了美国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一个案例作为证明，他说：“‘科学大战’最公开的冲突发生在1996年。当时，阿兰·索卡尔（Alan Sokal），纽约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在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上发表了一篇‘诈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学界将这种不符逻辑、狗屁不通的“诈文”看成是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给那些专家教授开了大玩笑，因此，科学“充斥大量的自相矛盾、不确定性和争议。拉托把对‘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较量的审判，比作‘两军之间较量’。争得相对优势的一方决定结果”。罗素的理发师难题证明逻辑并不是绝对可信的，“正如一些实证主义者指出的那样，逻辑工具是和经验主义不同的一个原则，但在这里逻辑工具本身不能援引为证明，逻辑原则是绝不能看作是不证自明的指导。正如杜威指出的那样，它们代表与皮尔士的‘在连续的探究过程中确信是可以成功地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一致，这些原则‘来源于先前使用的方法的检查’，人们看不到哲学上能证明这一思想：那些逻辑原则是‘可信赖的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或者说来自观察的材料在什么程度上可用作是那些声称是真理的幻想的反驳”。葛梯尔问题证明，即使人们严格遵守逻辑和推论的所有前提和规则也不能推论出具有确定性的知识，所有知识都存在或然性或不确定性；歌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证明，任何知识体系都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说是不完备的。

经过这样一个哲学论战过程，结果人们发现，从近代西方兴起的科学精神，其实并不具备普遍性，只是不同视域或问题域中观察和推理的结果，一旦超越了各自的问题域，就都不能成立。所以，阿尔都塞将科学称为“整个当代思想史中最大的丑闻”，用福柯的话说“知识就是权力”。这样一来，近代理性主义的科学神话被打破，科学不再高高在上，是审判一切知识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或女王。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就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了，因为任何科学都不具备普遍性，都是各自的区域内的理论，换一种说法，任何科学都是某一领域或地区的“特色理论”，没有适用于一切“领域”科学理论。比如，在初等代数中，1加1等于2，但是在管理学中，1加1就不一定等于2，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就更是如此，完全是西方强权政治中的话语，根本不具备普适性，它们也都是西方世界的“特色理论”。

经过这样一个视角转换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方向性与科学性问题根源于近代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实质上是西方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作用的结果，使中国人的头脑被潜移默化地洗脑而不知怎么回事。因此，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所以才是世界的，如同世界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一样。用亨廷顿的话说：“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人类没有一种适合所有领域的普适理论和普世价值。这样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方向性与科学性的矛盾就消解了。

参考文献：［1］［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11．［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3］［美］保罗·法伊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34．［4］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1．［5］［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M］．郭为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2．［6］Max Horkheimer：Eclipse of Reason［M］．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Incorporated．London，New York，2004．［7］［法］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M］．唐正东，吴静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1．

信息伦理学浅析

信息伦理学的提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发展与计算机伦理学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授W·曼提出了应用伦理学的说法。应用伦理学按其构成包括钻研于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等的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以及信息伦理学。信息伦理学的真正奠基人J·H·穆尔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中提出了新技术导致的政策真空问题。1986年，美国学者R·O·梅森提出了“P·A·P·A议题”，即信息隐私权（Privacy）、信息准确性（Accuracy）、信息产权（Property）、信息资源存取权（Accessibility）。“P·A·P·A议题”，集中归纳了信息伦理学的几个问题，即信息隐私权（Privacy）、信息产权（Property）、信息资源存取权（Accessibility）、信息准确性（Accuracy）。第二阶段的发展主要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信息伦理学”术语的出现。1996年，英国学者R·西蒙和美国学者W·B·特利尔出版了《信息伦理学：第二代》。二、信息技术与伦理的关联

意大利科技哲学和伦理学方面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弗洛里迪认为，信息伦理学建立在一个新型的形而上学基础上，即信息形而上学（信息哲学），其中，信息具有本体地位，因此，诸如销毁、隐匿信件等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计算机技术导致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如书写等。信息化无疑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但是当这种技术以前所未有、不可估量的速度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和人的生存的一切层面时，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一般的技术和手段的地位，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一种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因此，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信息化时代的最深刻的变化是生存方式，即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是最能展示文化的整合力量的方式。由于文化的新的整合方式和新的自觉，文化的力量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三、传统的和正在凸显的问题（一）计算机职业伦理

从人文价值角度评价控制，美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了《计算机伦理十诫》：不应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不应干扰别人的计算机工作；不应窥探别人的文件；不应用计算机进行偷窃；不应用计算机作伪证；不应使用或拷贝你没有付钱的软件；不应未经许可而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不应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应该考虑你所编的程序的社会后果；应该以深思熟虑和慎重的方式来使用计算机。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　（二）网络伦理

网络空间中，如何使人们遵循公共伦理准则？朱利安·阿桑奇于2006年创立了维基解密网站。维基解密是一个大型文档泄露及分析网站，成立于2006年12月，目的为揭露政府及企业的腐败行为。该网站声称其数据源不可追查亦不被审查。2010年7月26日，“维基解密”在网上公开了多达9.2万份的驻阿美军秘密文件，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一个互联网影响政治的事例。

数字民主。数字民主是指一个国家，或若干个国家之间，或者一个甚至多个国家联盟之间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思想、行为记录的交流，在一个没有权力集团妨碍的网络空间中进行。

其秩序的管理，从开始的国与国之间共管，到联盟之间的共同合作，此过程中的管理行为将是多样化行为艺术的展示。生产力不断提高，很多未知将被获知。其发展的高速度由数字化的信息交流为指导基础。因为网络中执行权力者信息的基本公开化使得社会高度民主，法制的完善使得人民高度自由。

互联网主权。互联网和全球网络空间的兴起发展，使传统绝对化的主权观念受到冲击，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环境下的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互联网的自由化、无边界性与国家独立性、固定边界有着鲜明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面临的复杂法律问题仅凭一国的力量也很难解决，加之国际组织的权力强化和地位提升，国家不得不让渡部分主权或自我限制主权以促成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同时，国家安全问题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树立新的安全观，提高信息保障能力成为信息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帝国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在互联网时代，国际政治已经从地域空间、外太空扩展到网络空间，国家主权也从领土、领空扩展到“信息边疆”。网络已成为新的国际政治角力场之一，网络主权也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计算机信息网络中，网络行为主体的具体行为具有独特的“虚拟性”。即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每个人都可使其身份、行为方式、行为目标等得到充分隐匿或篡改。虚拟的环境产生虚拟的情感，进而有虚拟的伦理道德。（三）知识产权问题

网络知识产权就是由数字网络发展引起的或与其相关的各种知识产权。著作权包括版权和邻接权，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商号等。而网络知识产权除了传统知识产权的内涵外，又包括数据库、计算机软件、多媒体、网络域名、数字化作品以及电子版权等。因此，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概念的外延已经扩大了很多。我们在网络上经常接触的电子邮件公共利益，在电子布告栏和新闻论坛上看到的信件，网上新闻资料库，资料传输站上的电脑软件、照片、图片、音乐、动画等，都可能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的保护。

网络信息资源的这些特征决定了网络知识产权具有与传统知识产权完全不同的特点，如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而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则是公开、公共的信息；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而网络知识产权则是无国界的。（四）隐私问题

189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路易斯·D·布兰迪斯和塞缪尔·D·沃伦在《哈佛法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隐私权》一文，首次提出隐私权的概念及系统理论。至此之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隐私权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项重要的权利，一些国家是制定专门的成文法对隐私权加以保护，一些国家则通过判例加以保护。

在全球化的信息浪潮中，我国必须对信息伦理学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而要顺利完成我国信息化的任务，要构建一个有序的信息社会，除了加快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的开发之外，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伦理体系也势必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本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且影响深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正确地把握和处理文化传统与新型的信息伦理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1］韩兆柱，王磊．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分析及对策［J］．人大研究，2006（1）：13-26．［2］刘立霞，王颖．网络游戏虚拟财产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闫顺利，孙帅．价值多元化的危机及其出路［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王磊，杨文娟．网络环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问题［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5］韩兆柱，王磊．论网络环境下的公民参政［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5（3）．［6］盛婉玉，陈秀娟．网络虚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0（2）：99-101．［7］盛婉玉，李辽．网络虚拟社区中大学生人格异化问题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女性自我观的伦理探究

我国哲人对于“我”的研究是通过整体把握和天人一体的直觉领悟以及对超越境界的实践追求，对事情的直觉领悟是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它是一种由直觉得到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知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里找不到，因为知识论问题，只有在强调区别主观和客观的时候提出，而在审美连续体中，认识者和被认识的是一个整体。西方哲学史上主体性的发展是从主观浑然一体经过主客分离、对立又到要求主客对立统一的过程。主客二分是达到自我意识、自我觉醒的关键一步。虽然我国在天人合一的主张者中也有注重个人主体性和自觉性的言辞，但并不是总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对于“我”的探究，西方哲学重主客关系，重认识论；我国哲学重本末关系，重人伦道德。二、男权社会女性自我观的探索《周易·系辞上传》说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儒家受《周易》影响，从“乾尊坤卑”、“阳贵阴贱”中推出男尊女卑的观点，贬低了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儒家认为，男性在社会、宗族、家族中应享有尊贵地位，女性则处于卑贱地位，这种卑贱地位决定了女人必须终生依附男人而活，她们的价值就是为男人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不得参与政治活动。为了维护这种“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以及“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的分工格局，儒家提出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道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观。儒家女性伦理是中国古代女性伦理的主导意识形态，是规范古代女子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它代表着男权社会中男性的利益，强调女子须以柔顺服从为至德，以贞节道德为操行。女性的地位和价值遭到践踏，女性自我遭到否定，丧失了一切自主权利。虽然在隋唐时期，不乏有反抗男权压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闪现，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苦痛情感，表达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但在传统伦理文化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并没有形成气候。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近代发生重大转型。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转向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批觉醒的新女性对中国传统的女性伦理进行反思和批判，提出“女子家庭革命”的口号，批判不平等的家庭地位与“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主张婚姻自由；兴女学，提倡男女教育平等，争取女子政治权。可以说，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女性伦理是一种女性没有独立地位、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伦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女性走上了妇女解放的舞台，完成了由“不谈自我”向“主张自我”的蜕变，不仅宣告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向实现自我的目标迈出勇敢的一步。

西方女性观念的萌芽集中在荷马时代的《荷马史诗》中，它包含了歧视女性和尊重女性两种思想传统，一方面强调性别分工，另一方面又颂扬男女爱情，这两种观念一直贯穿在西方后来的女性观中。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继承了荷马史诗中尊重女性的传统，提出了给予女性同等的受教育和参政权利的崭新思想，为西方女性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中世纪时期，女性的公共权利受到严重侵害，导致其地位低下、缺乏自主权，身心受到严重压抑，西方女性终于掀起了反抗的浪潮，女性“自我”道路上的探索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下流动与蔓延，不断显现出新的活力。伴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女性主义更加注重自身的生存状况和经济地位，主要思想为争取男女平权、两性平等，并以妇女普遍赢得选举权与财产权而胜利告终。女性主义思潮的第二阶段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加强调性别差异和女性的独特性，它不仅是对前一阶段平权运动的继续，也是一种断裂，其目标已从争取妇女权益转向了对女性自身及社会文化的探索。不论是早期的妇女平权运动，还是女性价值的理论形成，它一直在反思和质疑以父权制为代表的“熟知”社会的女性存在，以此在80年代后期发展到女性主义思潮的第三阶段时，女性主义以开放、融合的方法拒绝形而上学的男女二分法，要求性别差异必须由多元化的差异来取代，更加注重女权、女性与女人的统一，进一步主张消除冲突、对抗等男性统治的话语。三、女性自我观的理论建构“性别分析”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石。当一名女性自问“我是谁？”时，无论是生命中的层面还是社会背景塑造的身份断定都源自于性别，性别被视为人性中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它，女性自我得以表达、伦理关系得以探究、自身的困境得以揭示。性别问题对伦理思考的几乎所有层面都提出了挑战。成为女人是怎样的，它是在社会文化的过程中被明显地标注出来的，这些文化表达需要被女性自身所反思、质疑、审查。西蒙娜·德·波伏娃受黑格尔他者问题的启发，认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这种“他者”的自我显现出女性只能受制于世俗的、内在性的与被他人决定的命运，在这种传统的伦理主体设置中，女性的生活和经验常被忽视、贬低，她鼓励女性团结起来改变这种命运，把他者性变成由自我主宰的能动性。女性主义伦理学力图纠正男性对于女性偏见的不平衡倾向。卡罗尔·吉利根在女性的自我概念和个体身份概念中探讨关怀关系，她认为女性通常更为关心个人关系和避免伤害他人一类的实际道德问题。“我们仅仅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把自己认作是分离的，我们只是在他人与自我的区分中来体验关系。”女性道德判断的情境性、叙述性和特定性并不意味着她们的脆弱或不足，把自我视为存在个体是道德成熟标志的一种体现，它镶嵌在他人的关系之中。由此可见，尊重彼此诉求并致力于维护关系使她们感到满意，并实现了她们的道德发展。吉利根为女性提供资源去争辩某些看似普遍性的道德概念，这些仅是男性特征的道德立场的反映，而不是女性本身的品格特征。女性主义哲学对于自我的讨论与“自主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自主性的传统概念假定了一个内在统一、不变的、持续的主体，主流自主性主张理性凌驾于情感、欲望和体验之上，把它作为自主性的来源，有时把理性建构成真实的自我，从而贬低了情感、欲望和具体化的地位。传统哲学中的自主性坚持原子论的自我，否定人的发展要依赖于人们之间的关系，强调与他人分离的、非部分的、整体的推理方式，忽视了自我的特殊性。不仅如此，它还把自主性描述为理想男性的特征，把关系和养育作为女性的特征，因此，这种性别歧视模式加强了自主性与关系的分离。然而，实现个人自主性的自我，只有通过与他人的相互联系来获得特有的身份，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它必然被嵌入在社会体系中，获得自主性的能力。朱迪斯·巴特勒主张从社会建构论立场去理解主体，我们对于作为我/主我，即作为一个积极活跃、动机明确的能动者所拥有的任何认识，都是后来才存在的，先有的则是一个文化中的意指作用和语言实践的结构，这才是我们能以这种方式言谈、思考和行事的前提条件。生态女性主义者更进一步把自我融于生态自然中，提出生态自我的概念。她们认为“父权制”哲学强调了一种理性主义的自我观，把男/女、理性/自然、自我/他者分裂开，体现一种二元论倾向。正是这种二元论基础解释、证明了男性对于女性、人类对于自然、自我对于他者的统治与奴役。纳斯特拉·金指出，我们“不应该割断女人同自然的联系……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联系的优势，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她把女人同自然的联系看成女人独特的洞察力的基础，提供了一种“批判他性”的有利观点。

总之，女性自我观的建构不仅仅形成于个人理性或意象，它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关系，对个人主义的自主性提出挑战，它强调一种互为主体的自主，要求与人对话和交流，并突出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力求能够进行自我选择以及计划自己生活的能力。同时作为社会成员的显现自我是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形成的，通过性别分析的视角探察女性自我观的建构，有助于厘清女性自我觉醒的历程，倾听争取女性权利、地位、尊严而主张性别公正的呼声，体察女性道德品质中的关怀特质，折射出女性自我观建构的基本伦理进路。

参考文献：［1］［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01．［2］维之．精神与自我现代观——精神哲学新体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85．［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5．［5］刘玮玮．道学女性伦理观与儒家女性伦理观的对立及融合［J］．天府新论，2012（4）．［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1．［7］［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肖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65．［8］Benhabib，Seyla．The Generalized and the Concrete Other－The Kohlberg-Gilligan Controversy and Moral Theory［J］．Praxis Intenational，1986（1）：149．［9］肖巍．女性主义教育观及其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6．［10］［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2．［11］［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82-286．

论职业道德对提升职业伦理境界的功能

职业道德修养是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按照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在自身道德品质方面所进行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锻炼、自我提高，使得全体劳动者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改善，从而达到一定的职业伦理境界。理想的职业伦理境界的形成，离不开职业道德的教育，只有不断加强劳动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整个社会才能实现“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一、职业道德及其基本功能

职业道德指的是人们在从事各种职业活动的过程之中，思想和行为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职业道德是在调整职业内部、职业与职业之间、职业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职业道德同人们的职业活动密切相关，是在一定的社会或阶级中，对于从事一定职业活动的人们所应该遵守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要求，是社会道德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包括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信念、职业意志、职业行为等方面内容。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工作准则、规章制度、劳动规程等方面内容是职业道德的具体形式。职业道德是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职业道德是养成劳动者综合素质的前提

职业道德既是劳动者提高综合素质的内在要素，又是前提条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生产工序越来越细化，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大量工人长期从事某种固定的工作，客观上使职业道德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在当今时代，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都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从自身出发，以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要求自己。（二）职业道德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在动力

职业道德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人格、使人的价值得以全面实现的重要形式。职业道德是劳动者实现自我肯定的精神要素，在工作中劳动者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兴趣特长以达到热爱工作岗位的高境界，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实现内心的愉悦，全面发挥人的价值、能力。与此同时，达到整个生产工作的高效率，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三）职业道德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是人性的集中表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社会道德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并从一种外在的社会法则要求日益转化为对社会所有成员都起作用的内心法则。

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道德的发展，是促进人类不断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精神动力。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相应的职业道德水平也越高。二、职业伦理境界的层次与品质（一）职业伦理境界的含义

职业伦理，顾名思义，当为从事各种特殊或专门职业的工作者或“职业人”，所应具备的行业道德和他们所应遵循的基本职业伦理规范。职业道德不同于职业伦理，职业伦理所具有的这种总体性特点，与职业道德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形成了对照。

目前，学术界对于职业伦理境界尚没有清晰定义，在此笔者理解为，职业伦理境界是指劳动者通过接受职业道德教育，其道德修养所达到的程度。（二）职业伦理境界的层次

职业伦理境界就像阶梯一样，有不同层次。一般来说，我们把道德起点称为初始的职业伦理境界。劳动者通过接受道德教育进行道德修养总有一个最高的目标，这可称为理想的职业伦理境界。从初始的职业伦理境界到理想的职业伦理境界，不是跳跃的过程，会通过中间阶段，从一种层次上升到更高一种层次，以至于最后达到最理想的、完美的职业伦理境界。

职业伦理境界包含职业境界、事业境界、志业境界三种状态。职业境界满足于谋生的需要，是一种生计取向，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雇佣型”状态，这是最低层次的职业伦理境界；事业境界是热爱工作岗位的状态，是一种责任取向，简单归纳为“爱岗型”状态，这属于较高层次的职业伦理境界；志业境界建立在内心不断成功基础上的愉悦感觉，是一种成就取向，我们称为“兴趣型”状态，这是最高层次的职业伦理境界。（三）职业伦理境界的品质

在清楚了职业伦理境界的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我们要明确全社会劳动者所应追求的境界水平，希望达到理想的职业伦理境界——“个体至善”、“社会至善”。

个体至善是职业伦理境界的基础层面。个体道德选择活动首先是个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个体职业道德选择活动是具有一定道德境界的劳动者，在认识到自身的使命、任务和职责的基础上，自觉地追求自我完善的活动，是道德主体从一定的道德动机出发，为达到某种道德境界而进行的自觉活动。

在个体的善的基础上，还需要上升为社会的善。个体道德活动既是达到个体至善的必要途径，又是达到人类至善、社会至善的最基本环节。当全社会的劳动者均意识到个体至善的重要性，那么社会就会形成集体至善的整体效果。无论是个体至善还是社会至善，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整个人类的完善。三、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升职业伦理境界

职业道德品质包括职业道德认知、职业道德情感、职业道德意志、职业道德信念、职业道德行为五个层次结构，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对劳动者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加强职业道德修养，这是提升职业伦理境界的根本途径。（一）深化职业道德认知

职业道德认知主要是指劳动者对职业行为、准则及意义的认识和掌握，包含两个方面内容：①使劳动者了解职业道德的有关知识，掌握职业道德的要求；②劳动者进行职业道德评价，运用已有的职业道德认识，对已经发生的职业行为做出是非善恶等道德判断。通过职业道德评价，劳动者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认知水平，增加新的认识和纠正错误的认识，增强劳动者对职业行为的分析判断能力，加深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和理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劳动者只有增强自身鉴别能力，在利益和威胁面前保持理智冷静的心态，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认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不断提高职业伦理境界。职业道德培养，应当首先从明确认识开始，这是培养职业道德情感、意志、信念等方面的基础。（二）培养职业道德情感

职业道德情感是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对职业行为进行善恶判断所引起的情绪体验，是劳动者在职业道德认识的基础上，在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评价某种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和心理感受，是劳动者把职业道德认识转化为职业道德行为的中心环节。

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感使劳动者对善的职业行为倾心向往、努力效仿，对不善的职业行为厌恶排斥、努力避免。每一个劳动者职业道德素质的提高，一方面靠自律，另一方面靠他律，自律更重要。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应当以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感，时时处处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对本职工作充满热爱，用心工作，追求崇尚的职业伦理境界。（三）训练职业道德意志

职业道德意志是进行道德抉择时调节行为、克服困难的能力，是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主要表现为劳动者道德行为中的坚定性和坚持精神。

劳动者具有坚强的道德意志，是达到较高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也是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高尚职业伦理境界不可或缺的因素。劳动者在工作中，要有应对困难的心理准备，坚信坚持就是胜利的理念，顺利逾越困境，不断提高自身意志，提升职业伦理境界。（四）树立职业道德信念

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信念，自觉进行职业道德修养，逐步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和习惯，是提升职业伦理境界又一重要因素。在职业道德修养过程中，劳动者对职业道德义务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锲而不舍，始终如一，就会形成坚定的职业道德信念。职业道德信念是劳动者发自内心的坚定信心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具有综合性、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劳动者一旦树立了坚定的职业道德信念，就能自觉地选择自己的行为，正确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职业行为，而且能以坚强的毅力，排除重重困难，坚持正义的行为，勇攀高峰，在无形中提高个人职业伦理境界。（五）规范职业道德行为

职业道德行为指的是劳动者在一定的职业道德认知、情感、信念和意志的支配下所采取的自觉活动。在职业道德品质的构成中，职业认知、情感、信念和意志均属于意识范畴，只有通过职业行为才落实到具体实践中。职业道德行为是职业道德素质的表现，是劳动者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职业道德行为，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促进事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劳动者个人的人生价值，并且使整个社会达到高效、和谐的工作状态，这是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提升职业伦理境界的最终目的所在。

职业道德认知、情感、信念、意志和行为既是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五个必备要素，又是职业伦理境界形成的必然过程。认知是前提，情感、意志是动力，信念是核心，行为是结果。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对劳动者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使其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认知，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感，磨炼坚强的职业道德意志，树立坚定的职业道德信念，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习惯，这是提高劳动者道德修养的必要环节。劳动者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职业道德修养，提高职业伦理境界，再付诸行动中，在行动中又不断地提高道德认识，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地学习和锻炼，劳动者的职业伦理境界就会逐步升华到更高层次的境界，在实现个体至善的过程中实现整个社会的至善。

参考文献：［1］朱卫芳．浅谈当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与方法［J］．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2）：80．［2］戚继颖．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境界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3］王荣发．现代职业伦理学［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1．［4］袁贵礼，赵春英．职业道德的三重境界［J］．教育与职业，2004（24）：50．［5］吕一忠．职业道德教育与就业指导［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1．［6］张静．试论会计职业道德修养［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0）：64-68．

为“功利主义”正名

功利主义作为西方伦理学说的一个重要流派之一，因以行为的结果作为鉴定行为善恶的标准，引发古今中外剧烈争论。其实，在这些争论背后，隐藏着人们对功利主义的错误解读。由于这些错误的解读，古今中外的争论一直未曾中断过。其中对功利主义持批判意见的学者甚多，更有学者认为功利主义是“只配给猪作主义的学说”。尽管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成为人们行为切实有效的指南。为什么会出现出现这种状况？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说功利主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世俗的偏见，功利主义被遮蔽在阴暗的角落不得见光。只要我们以正常的心态去审视它，还原它的本来面目，那它必定会指导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功利主义的内涵“功利”自人类起源就寄存于其体内，远古时期人类为了生存钻木取火、集群而居，这实属功利行为；更近一些，世界人口几次大迁徙，也是因为有更适合人类生存的气候、经济、政治等有利条件，这些迁徙行为也是功利行为。一般人所说的“功利主义”并非我们所谈或者说他们所言是对功利主义的歪曲与误解。功利主义在西方伦理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可以说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主张的快乐主义伦理学就是功利主义的先驱。而功利主义真正作为一种学说，始于18世纪末的英国，代表人物为英国法理学家边沁和逻辑学家穆勒。（一）边沁：功利主义的“量”

对于功利主义的内涵问题，边沁曾提出“最大幸福原理”这一原则，即“根据增加或减少当事人的幸福的倾向……来认可或拒绝任何一种行为……我指的任何一种行为，不仅包括任何私人的行为，也包括政府的任何措施”。这里的当事人包括和该行为有关的一切个人与组织。当前社会有很多事件，被各位博友所关注。比较著名的一个事例是吴菊萍救坠楼女童的案例。2011年7月2日中午，杭州市某小区一名两岁女童突然从10楼坠落，刚好途经此地的吴菊萍奋不顾身地跑过去，用双手接住孩子，自己却左手多处粉碎性骨折。按照功利主义的内涵，“当事人”包括女童、女童家属、吴菊萍、吴菊萍的家属、吴菊萍的工作单位等等，这些人都与这一行为有利害关系。按照边沁的观点，如果快乐的总量大于痛苦的总量，那么这一行为的属性就是善的。本例中的行为显然是善行，吴菊萍虽然自己受伤，但是女童的生命得到挽救。按照边沁的功利原则，道德便是取得最大限度快乐总量的行为，这在本案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二）穆勒：功利主义的“质”

穆勒年幼时受到边沁的影响颇为深刻，他在全部接受边沁的观点的同时，将边沁的功利主义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与边沁相比，穆勒除了承认快乐有量的差异，还有质的区分。穆勒曾经在书中讲到他宁愿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意做一只满足的猪。并且他对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说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功利主义》一书第四章“功利原理的证明”中，在此不做详细说明。穆勒对功利主义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功利主义就是承认功力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与比例……幸福意味着语气中的快乐，意味着痛苦的远离。不幸福，则代表了痛苦，代表了快乐的缺失。”于是，穆勒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最大幸福主义，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其著作《功利主义》中，同时本文以下内容主要以《功利主义》为研究对象。二、对功利主义的误解与正名（一）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

有人认为功利主义等同于享乐主义，因为穆勒提倡“功利主义将一切与快乐相连”。有的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如果按照功利主义的意思理解，人类的最高生活目标就是享乐，好像是人生除了快乐便再没有更崇高的追求，因此，他们认为这种卑贱的思想也只配得上像猪一样的人，于是功利主义也成为“只配给猪做主义”的学说。

在《功利主义》第二章开头，穆勒就提到部分学者对功利主义有一些“荒谬的误解”，穆勒认为他们的认识是“无知的错误认识”，因为人之所以和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人的快乐和动物的快乐不同。而人的快乐也有层次的划分。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只有有尊严地活着才是他们幸福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只要与尊严相冲突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总之，幸福不等于享乐。

当然有人又要提出反驳：有的人本来志向高远，但是在追求崇高的道路上经受不住各种诱惑，最终变成一个追求低俗的人；也有一些人年轻时满腔热血追求崇高，但年老之后渐渐变懒散。我们能说这些曾经追求崇高的人现在还是崇高的吗？

关于这些反驳，穆勒在书中也提到，尽管他们最后偏离了追求高尚的轨道，但这并不与他们高层次的内在优越性相矛盾。人会选择眼前的利益，完全是因为人性的弱点。就像人们明知道长期海饮酒水有害健康，但还是因为一些眼前的人情世故而不得不饮酒。对于年轻时追求崇高而老年时自私，也并非是自愿而是被迫的，事实上年老之后已经没有能力追求高级趣味了。就像当今有很多80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社会上刻苦勤奋，努力奋斗，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走上一条按自己原初预想铺好的道路，因为没有机会、没有时间，他们的这种追求很快就会夭折，他们会逐渐失去最初的雄心壮志，逐渐丧失理性层面的高尚品味。于是，他们只能把握低级的趣味。因为，如果不能把握低级趣味的话，他们只能把握更低级的趣味了。我们说某个人进步或者退步，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比较中得出的。（二）功利主义与消极主义

对于穆勒所提出的终极目标“让生活尽可能的远离痛苦，尽可能的丰富快乐……这是整个人类行为的准则”，有人反驳道：你有什么权利获得幸福？人类没有幸福照样可以生活。

对于这个反驳以及反驳者背后的消极悲观主义，穆勒认为如果根本没有幸福可言，那么幸福就不可能成为道德的目的。即使这样，功利主义理论仍然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功利主义有两个效用：追求幸福和预防减缓不幸。他认为令人满足的生活有两种：宁静的和兴奋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一种生活之后而对另一种生活没有期待与渴望，就像一个人在痛苦中丝毫不渴望快乐的生活，而他自己对痛苦也没有任何感触，那么这种人是病态的、不正常的，除了这个原因之外，穆勒认为另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修养”，这种人除了集中于他自己一个人的利益之外，看不到别人的痛苦和快乐，这种人永远不会有幸福可言，他也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这些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恰恰是要追求与遵守的。

更进一步，穆勒批驳了反驳者的消极主义。“人类苦难的一切根源……可以通过人类自己的关注和努力予以战胜……而每一个富有智慧并欣然投身于这一斗争事业之中的人……必将从斗争中获得一种崇高的享受。”它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在痛苦和苦难面前，努力坚持奋斗，就算结果不太好，但是只要努力过，就会获得崇高的享受，在精神上达到追求崇高的效果。追求崇高才会有幸福，要求关注生活才会亲身感受身边的快乐和痛苦，从而学会避免痛苦，想着幸福努力。（三）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

有学者认为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功利主义者不考虑公共利益，而仅强调个人利益，所以功利主义等于利己主义。对此，在功利主义与消极主义的争论中，穆勒已经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穆勒也以其最大幸福原则出发做了反驳：“爱邻如爱己”是功利道德的理想境界。而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途径应当是尽可能地让个人利益与全体的利益趋于和谐，并在每一个人心中建立自身幸福与全体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此一来，个人在行为的时候就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幸福程度，也要考虑到全体的利益。就像吴菊萍的事例一样，对于吴菊萍而言自己受伤是不幸的，但是她的高尚行为拯救了别人的生命，使别人更加幸福，使别的家庭更幸福，这种观念正是功利主义最大幸福原则的集中体现。

对此，又有学者提出反驳：如果功利主义认为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那为什么功利主义除了幸福，还追求声望、名利、地位、权势、金钱等呢？按照穆勒的观点，所有这些与幸福并不是矛盾关系，他们都是为了追求达到幸福这一最终目的而使用的工具。我们选择追求他们完全是为了追求幸福。至于有人打着名利、权势、金钱的借口而最终追求低俗，那完全是因为人性的弱点，与功利主义的坚持无关，这在上文中笔者已经详细论述过。（四）功利主义与动机论

有人认为功利主义以行为的效果来评价道德主体的行为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对行为结果的考量……会使人趋于势利、冷漠、缺乏同情心。于是，有的人主张用“动机论”来作为评价标准，而不应该是功利主义强调的“效果论”。

效果论其实就是主张根据人们行为的外在特征或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后果来确定行为的道德价值。功利主义强调要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这种幸福的满足必然要依赖于行为的后果，但动机论者认为应当根据人们行为时的动机来判断行为者是否符合道德来评价。就像穆勒所举的例子：一个人救起溺水儿童，动机论者会从行为者的动机出发考虑为了获得报酬或者是出于道德。但是，在穆勒看来，只要有人被救，那么这一行为就值得鼓励。

从以上这四方面来看，穆勒的观点还是值得赞赏的。当然，功利主义的观点并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存在，在我国，功利主义所倡导的内容得到了实践。三、功利主义在我国的实践

边沁和穆勒的最大幸福原则在中国就是使最大多数人幸福，也就是使人民群众幸福，这一原则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全面的体现。政治上，从先秦时期孔子提倡“仁”治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再到今天的“以人为本”；经济上，从汉朝开国提倡“休养生息”以及后世各种减免赋税制度到邓小平的“猫论”，再到当今中国实行的“三农政策”等，都使我国的经济得到持续发展；文化上，有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今天的“文化大繁荣”。较之前中国社会，人们普遍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精神文明也得到极大提升，这些都是最大幸福原则的体现。

但是，功利主义在中国实践的过程中，的确遇到瓶颈，产生瓶颈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功利主义的误解。比如：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比较晚，目前中国慈善制度不完善，导致有部分人打着慈善的幌子骗取钱财，导致现在人们对“慈善”这两个字很敏感，有时只要有一些名人做慈善，就会引来别人的攻击，认为这些名人借助慈善提升自己的形象。可是当我们用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的时候，就会发现，不管这些名人是为了提升形象还是为了赚取钱财，或者是为了自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付出了行动，他们可能拯救了辍学儿童，可能帮助了残疾人士，也有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做慈善，使社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总之，他们的行为使得快乐的总量大于痛苦的总量，他们的行为值得我们鼓励与支持。

功利主义就像法律，当法律被恶人所掌控，它会变成错杀好人的利刃；但是当它被好人所利用，那它就成为伸张正义的保护伞。错的不是法律，而是在它背后的使用者。同样，功利主义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对功利主义本身批判，对功利主义本身警醒批判才是对它的误解，只有对于借着功利主义的招牌做坏事的人才应该去抨击。

马克思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然而如果无欲无求，没有任何要为世界、为社会、为家庭甚至是为自己而努力的欲求，没有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作动力，那何谈去改变世界？笔者认为，这是功利主义最大的价值。四、结论

总体来说，功利主义不想我们所想那样，它是以“趋乐避苦的自然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最大幸福主义的最高道德标准为公正原则”。它提倡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思想、讲求对社会的贡献与付出、追求幸福、与困难斗争、公平公正、注重公平与效益等，这些是功利主义思想的精髓所在。

总之，功利主义的精神无可指责。他们并不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消极主义、拜金主义，并且在严格意义上，这些正是功利主义所批判、所藐视的。功利主义是叫人们去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才是善的极致。

参考文献：［1］赵敦华．当代英美哲学举要［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2］［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M］．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7．［3］［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M］．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15．［4］［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M］．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5．［5］［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M］．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9．［6］［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M］．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39．［7］［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M］．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41．［8］［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M］．叶建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47．［9］顾承卫，杨小明．为功利主义辩［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6（8）：6-9．［10］王洪波，段宏利．功利主义评析——兼论社会转型中社会公平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5-7．

康德哲学视域下的市场经济与道德教育批判

康德遂以独特方式回应西方近代哲学所面对的形而上学问题，“康德哲学的主旨绝不在于维护科学世界观，而在于限制科学、限制知性，建立一种‘道德世界观’；不在于摧毁形而上学，而在于形而上学的重建”。形而上学所反映的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之安身立命的超验追求和自由向往，康德哲学正是要在这茫茫宇宙世界中找回人应有的位置，探索人除了科学理性所划定的自然属性之外能够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存在方式。因此，这个问题理所当然是形而上学制造出来的，而且也只有通过形而上学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一解决的依据还在于前者之形而上学与后者之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反映了科学世界观与道德世界观的对立，这是因为，科学世界观打破了宗教神学的原始统治，却又无法填补宗教被驱逐出去之后留下的人类理性精神田园的诸多空白，毕竟一块空虚的精神田园，降临的不是天使，也许就是恶魔。人之自由和真正本质被启蒙主义的危机和科学理性的局限所遮蔽了。

事实上，启蒙理性精神中的这种科学世界观的认知方式、认识能力贯彻一切观念必须符合对象的所谓“客观性原则”，恰恰正是以本质为认识对象的科学理性贬损了人的价值，从而把人引向“物”的狭隘范畴。对此，康德从“人是目的”的根本价值立场主动走上一条批判的道路——在形而上学领域引发一场“哥白尼革命”，旨在于森严的科学世界观体系中为重建新的形而上学打开缺口。“哥白尼革命”独创性地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知识符合对象的科学世界观原则，论证不是观念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观念的命题。作为掌握知识的有限的理性存在——人，面对可认识的对象——具有物的两重性的对象，一方面是可认识的现象，另一方面是不可认识的物自体，这种物的两重性并不是世界有始而来就是如此，而恰恰根源于人的两重性。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它既有自然存在的一面，亦有超自然亦即理性存在的一面，而这些区别乃是由于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制所造成的。说到底，物的两重性源于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制，从而打破了经验论和唯理论长期的纠葛和尴尬，把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从自然本性的存在领域划分出一块圣洁的理性天空，摒弃科学世界观对人的贬抑，并建构作为伦理学的道德世界观，说明人在现象界中是受限制的、不自由的，但它正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在实践理性上又可以不受限制，自己规定自己的行动，仍然可以获得自由。这样，康德以解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之方式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上为纯粹实践理性打开了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空间。

康德对于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做出了消极意义上的积极意义的重释：人固然只能认识现象界的对象而不可认识物自体的本质世界，这种消极的认识能力限制的界定——纯粹理性批判恰恰为人的自由——实践理性开启了新道路，构造出一个实践理性的自由领域。人类理性的根本理想唯有在实践理性的自由领域中才能得到实现，即是说，人的道德活动真正实现了人类理性超越自然的限制，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从而达到无限的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从而趋向人类的“至善”。“这个‘至善’对于‘思辨理性’来说，虽然仍是一个‘理念’，但起着‘范导’的作用，‘牵引’着‘感性世界’向着‘合理化－理性化’方向发展。实践理性的‘目的’，作为‘原因’，‘导向’一个‘经验’‘现实’的‘结果’，‘实践理性’‘影响’着‘思辨理性’的‘进展’，体现着‘实践理性’对于‘思辨理性’的‘优越性’。”

为达到这一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领地，康德以目的论——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道德目的论作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二元分化的中介，通过批判力批判把必然的感觉世界和自由的理智世界在伦理学上实现统一，通过审美判断力批判来为道德自由开启自觉意识，因为美是道德的象征，“从所有个人利益和所有使我愉悦的欲求中抽象出美感的这种判断力，正反映了事物本身的美促发我的愉悦”。由此建构出了比较完整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在我之上的上帝，在我之外的世界，和在我之内的自由意志被表现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换句话说，知性为自然立法的先验范畴和理性为自身立法的自由范畴皆以“至善”作为理性的最后归宿，确证了人之为人的真正价值和尊严，这就是人的终极存在，即人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存在。康德认为：“正是在这样一些超出感官世界之外的知识里，在经验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线索、更不能给予校正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理性所从事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重要性方面比知性在现象领域里可能学到的一切要优越得多，其目的也更崇高得多，我们在这里甚至宁可冒着犯任何错误的风险，也不愿意由于引起疑虑的任何一种理由，或出于蔑视和漠视，而放弃这些如此令人关心的研究。”由此可见，尽管康德依循了传统哲学现象与本质的二元论范式，但正是这种范式为实践理性不受感觉世界与外在法则的束缚而预留了最为根本的道德自由领域。二、市场经济批判：限制经济为道德留地盘

伴随人类文明的前进，生产条件和制度模式的革新不断满足和扩大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构建了符合经济实践规律的市场经济。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市场经济成为社会进步的普遍选择和重要手段。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它是以市场为媒介的经济形式。它的生产经营目的是为了交换，为了获取利润，它必须以销定产”。市场经济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之得以存在的重要经验条件，是人的知性立法的自然领域，因为人毕竟也是自然的存在，自然存在的各种需要有赖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功效。然而，在势不可挡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增长的浪潮中，市场经济的效益日益成为鉴别人与社会发展的范式，“在这种旧范式的背景中，国家发展的目的以及挂在每个人嘴边所需要的是一种被看作能促进国家发展的经济增长”。无疑，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森严统治的自然法则，人必然受其限制，没有真正的自由。这也许是它的消极意义，而更深刻的消极意义是人也沦为了商品，市场经济把人也纳入了“科学世界观”与“经济理性”的范畴，人也就降低到物的境地，人成为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工具理性严重侵蚀价值理性，人性尊严可以待价而沽，天理良知也染上铜臭之气，人难免存活于必然的、不自由的“感觉世界”之中。

因此，市场经济的本质正符合康德哲学批判的精神指向，市场经济批判成为康德哲学批判在时代新变化中的一种新形式。市场经济批判，是基于道德理性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负面价值的否定和扬弃，因而不是单纯地、一厢情愿地贬抑市场经济或否定其社会功效，而是在于倡导限制经济为道德留地盘，限制市场经济是为道德教育及其高尚本质保留一片纯洁的存身之地，通过打开这条道路，通往最终重建道德教育、以“实践理性”实现人的德性与幸福相统一的“至善”境界。

康德提出“限制科学为道德留地盘”的哲学命题，把道德从严格遵循自然本性的科学世界观的限制和贬抑中释放出来，确立实践理性相对于纯粹理性的优势地位和不可侵犯的尊严。依此逻辑，在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矛盾关系中，“限制经济为道德留地盘”，继承了康德哲学的精神实质，确立了道德活动相对于经济活动的优势地位，因为经济与科学有着先天的一致性，本质上就是现象界的范畴，人类在这个领域是受限制的，事实上它的确能把人类的欲望、憎恨、贪婪等自然本性暴露得体无完肤，人就如一台活生生的受自己创造出来的繁华的商品世界所奴役的机器，人理所当然被界定为满足欲望无限需求的“经济人”。有限理性存在似乎已经丢失了自己的本真身份和价值实质，人可以“自由”地在经济必然性的商品世界内选择自己的必然的买卖，如果人类世界的一切事物按照规律活动，完全表现为他律而非自律，人何有自由可言。因此，限制经济为道德留地盘成为市场经济批判的核心内容。所谓“限制经济为道德留地盘”，首先就在于超越简单的市场崇拜，并且在超越感性的必然领域基础之上建立道德自由的实践领域。

同时，限制经济为道德留地盘也彰显了康德式的道德敬畏感，毕竟“正是因为这种道德敬畏，道德法则对于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才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职责，一种崇高神圣的使命，一条决定理性存在者的行为的法则；正是因为这种道德敬畏，自由意志在实践领域才发生了积极效用”。市场经济是有限的理性存在的知性为自然立法的必然领域，是符合科学本性的以科学世界观为主导的一种蒙昧的“市场经济世界观”，倘若任其凌驾于人类理性的崇高领域之上，失却道德理性与道德敬畏，那么人类的自由就不能称其为自由了，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充其量只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当然这依然是必然，只是被科学世界观是认识了而已。因此，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批判，打破同科学世界观一脉相承的市场经济世界观，才能为以道德世界观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批判及其本真回归引出一条思想解放的历史通途，这一通途将通往人类理性的理想王国——至善世界。按照康德的理解，这个至善世界根本上是不可知的，但正是因为不可知给实践提供可能性，“不可知”蕴含了内在于消极意义中的积极意义，旨在对科学理性将知识运用于经济领域及其产物经济理性加以限制，把不可用经济理性衡量的人的自由预留给“不可知”的纯粹实践理性领域即道德世界，“因为‘不可知’是排除了一切知识对人的行为的规定，而只以‘应当’作为行为的唯一衡量标准，只以人自己的自由或任意作为责任的承担主体。因此，‘不可知’为人对自己的道德而建立新道德开辟了道路。在今天我国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必然而且已经向我们提出了‘道德转型’的历史任务，康德的不可知论因而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探讨价值和启发意义”。三、道德教育批判：实践理性的本真回归

社会进步需要道德的支撑又促进道德及道德教育的发展，道德教育是旨在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和实践德性生活的活动，让人们“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道德教育属于“理智世界”的范畴，换句话说，它与市场经济这种感觉世界在本质上是截然对立的，“市场规则和道德规范所依据的价值基础具有不同的性质。市场规则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工具性和竞争性，道德规范具有崇高性、目的性和奉献精神”。蕴含了道德理性精神的道德教育，具有不同于一般存活的生命体本质的高尚本质，即追求人的真正自由、价值和尊严。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无疑也体现了人类活动的积极本质，它是人类共同体发挥主体性、创建新社会的活动机制，并极大地促进人类向自然索取原料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的发展，遗憾的是它永远无法超脱出自然必然性的限制，而且道德教育在这种发展模式中沦为了“手段”，这种手段以理论的形式被确立为“决定论”、“手段论”——经济决定文化，文化服务经济。可见，道德教育促进经济发展，无疑带有唯物史观的内涵，但从康德看来，这完全符合“假言命令”——道德不是目的而成为达到另一目的的手段，实质上是作为道德存在的人沦为服从自然法则的工具。假言命令其实根本上从属于经验现象的自然因果律，人不能获得实践理性的道德自由，道德自由应是自律法则规定下的纯粹实践理性，“由德性的法则对意志所做的一切规定的本质在于：意志作为自由意志，因而并非仅仅是没有感性冲动参与的意志，而是甚至拒绝一切感性冲动并在一切爱好有可能违背这法则时中止这些爱好的意志，它是单纯由这法则来规定的”。

眼观当下，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实践历程，传统的经济与文化关系论成为长久的实践范式，但在康德哲学视域下这种范式绝非完全合理和备受批判，当然，这种解释并不旨在抹杀唯物史观的真理性，批判的只是歪曲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主义和机械世界观，或称麻痹性的经济决定论，是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让人类历史地、具体地、实践地、批判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活的思想灵魂和行动指导，但往往人们却一厢情愿地拘泥于历史文本中的本本、条条、框框，“教条”中的精神实质被挡在了视野之外，“是坚持这样一种态度和执着于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在特定的场景和发展局势中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个别论断加以公式化和绝对化，在剥取了精神实质之后将剩遗的‘本本’严密封闭和思想僵化，不顾实际需要和时代特点而主观主义地、机械地裁割、硬搬‘本本’的教条主义”。结果便是严格地遵循一系列森严、僵化了的文本教条，在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康德哲学精神实质的遮蔽，消弭了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只有打破教条主义才能为承继康德的批判精神和康德的道德理想创造解放思想的条件。对此，这种貌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手段论”、“决定论”消弭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道德教育也是一种确立道德法则的自由活动，本身属于道德自由又追求道德自由，依康德之见，所谓自由从来不是任意妄为，没有任何顾忌的盲目行动，而是遵循道德法则的自由的道德活动，道德教育这一道德活动的本质就是自由，不应受经济活动的宰制，即使不可脱离经济活动，但也要与其划清界限，超越经济活动的经验范畴而上升到道德活动的自由范畴，“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道德法则之为道德法则，乃在于它是意志或实践理性自己为自己确立的理性法则，一个只以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作为其法则的意志就是一个自由意志，而意志自律则是一切道德法则所依据的唯一原则。道德法则印证了道德自由的存在，道德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前提和基础，换句话说，遵循一个自由的法则，理所当然他是自由的。“康德的道德自由观是在先验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由的完美结合中取得它的特定内涵的，它是摆脱经验束缚的超验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自由与政治、经济自由区分了开来；这种道德自由还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在内化道德规范意义上达致的道德自由有着本质区别。”因此，道德教育的历史任务之一就是建构一种道德法则，培养人的道德自律即根据一种自由的道德法则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超越市场经济界域以及一切经验现象的生存状况，不断趋向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领地，人的自由的境遇才有了立足之地，这实质上就是道德教育本真态的回归。四、坚守优势地盘：道德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应然”关系“作为世界思想史上的巨人，康德毕生的努力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尊严与地位，其道德教育思想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具体来说，即在关于道德教育的认识上反对决定论，在价值上反对工具论，在方法上反对灌输论。”康德的道德世界观内蕴了一种道德教育的批判向度。道德教育批判，批判的不是道德教育本身，批判的是道德教育沦为感觉世界的欲望诉求的手段，反对道德教育沦为为市场经济左右的工具理性，就本质而言，道德教育是一种培养人们道德自律，实现“至善”的社会实践活动。无疑它本身不能失却市场经济这一感觉世界的基础，市场经济之意义在于满足感性幸福的必要条件，倘若没有幸福，人即使作为一种道德存在也是不完满的。换句话说，道德本身并不排斥现实生活，道德教育不排斥市场经济，道德理性不排斥人性欲望，道德追求不排斥物质需求，只是把自身摆在不可超越的有限地位而已，这不妨说也是康德哲学的矛盾所在，“康德的道德理论在进入到政治历史领域，进入到历史哲学后所出现的这些转变，也将他的道德哲学本身带入了一些难以走出的怪圈。虽然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以最坚决的方式排斥情感和欲望，但是一旦当他试图回到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去的时候，当他试图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去考察人类的道德活动时，他又不得不承认那些被他坚决排斥的情感欲望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虽然他把这些看作是自然的诡计，但是很显然，康德的这种恶是历史发展动力之一的思想”。但最根本的积极意义在于，道德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它的存在就是一个确证人的尊严、实现人的自由的过程，绝不应该拘泥于“反作用于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范式。或者说，即使没有为经济做出贡献，也不妨碍道德及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而且我们以纯粹实践理性倡导“限制经济为道德留地盘”。道德教育就是一种超脱于市场经济、感觉世界的理智世界的活动，绝不能降身为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手段，否则将取消一切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道德教育批判不是为了否定和取消道德教育，反而恰恰正是为了重现道德教育，重拾人之为人的尊严和自由，它真正贯彻了近代启蒙主义以人为核心的理性与自由精神，“人的行为有种种目的，但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人本身。所以‘人是目的’贯穿在人的一切其他目的中，其他目的都可以成为单纯的手段，唯有人性本身、‘人格’不能再成为单纯的手段，它是自己实现自己的终极目的”。道德教育与市场经济批判，把道德之崇高性、至善性与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功利性相结合，“寻求幸福本身不算是道德，只有当它适应道德律以及由此转变为对至善的追求时才是道德的”，在任何时候都应坚持道德教育作为实现纯粹实践理性的根本方法，批判任何以道德教育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教条式”的“文化反作用经济”的观念和做法，牢牢地确立道德教育是目的、市场经济是手段、市场经济服从和服务于道德教育的应然关系，坚守道德教育的优势地位，从而用道德理性主导经济理性、道德实践主导经济实践、道德自由主导经济效益，以新的道德主义的经济实践范式推动社会走向“德性”与“幸福”相统一的“至善”世界。

康德一方面高扬了道德理性的根本价值，为道德教育予以了正确指向，同时，康德为求建立完整的道德世界观还不得不借用了上帝的权威，康德道德世界观中的宗教逻辑固然难以为中国道德教育所接受，然而即便是宗教，已经是一种非宗教的道德宗教，康德的宗教逻辑已经是被解构并建立在道德理性基础上的道德宗教——它的根本精神在于道德信仰，“不是为了神才要有信仰，而是因为我们本身需要道德信仰，需要道德信仰提供的精神家园”。这无疑是康德哲学及其道德世界观给予我们当代道德教育的宝贵启迪。人类理性与道德自由是确证人之本质和建构至善世界的根基，因此，康德哲学及其道德世界观能够在市场经济时代为塑造人类的纯洁道德本性锻造批判武器和建构理性依据，“因为人属于两重世界，所以人的心中始终存在着引诱他偏离道德法则的欲望的可能性，就此而论，在道德主体的心灵之中，依据道德法则的意志决定就要瓦解这种欲望，或者一般地说，一切禀好。出于道德法则的意志决定对于这种欲望或禀好就是一种否定的作用”。康德为人类理性和自由的重建贡献了独特的道德世界观，但这也是康德哲学毕生追求的缺憾所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康德的批判精神仍然局限于“哲学中的问题”的文化批判范畴，恰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远远地超越了他，达到了“问题中的哲学”的文化批判范畴，“因为真正的批判在反对现存的旧秩序中内蕴和激活了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现实力量，文化批判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基于感性现实、立足改变世界的实践批判”。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在前哲的思想基础上所实现的伟大哲学革命。对此，我们应该汲取康德哲学的精神实质，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改造、融合与提升，以实践确立实践的哲学，打造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至善”世界观。人类虽然不能沉沦于形而上学，却永远都离不开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理性的终极存在，为了不断探索和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跟着康德哲学的历史轨迹，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我们寻找新的启示，走出理性迷失和自由失落的旧世界。

眼观当代中国，从内涵上看，与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最接近的就是“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正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和崇高表现。在康德哲学下的市场经济与道德教育批判，限制经济为道德留地盘，道德教育即便未能促进经济发展，道德教育单凭本身的意志自由和理性追求就足以成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实现道德教育及其实践理性的本真回归，坚守道德教育的优势地位，是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路径。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还只是一种理想。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随着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人们的道德境界必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也就由理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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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外溢效应

溢出（Spillover）本是一个物理概念，但逐渐被经济学所引用。在经济学中外溢性本质上指支出与收益不可内化造成的不对称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外溢性就是未在价格中得以反映的经济交易成本或效应。通俗来说，就是指某人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且没有被完全支付或补偿。在经济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用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两组概念来说明外部性的存在。具体来说，当社会从个人活动中所得到的效益大于个人从中所付出时，这项活动就产生了正外部效应；反之，当个人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大于个人实际付出的成本时，该活动就会产生负外部效应。

外溢性是一种普遍发生的现象，在经济活动中也可能会发生政治的外溢效应。任何经济活动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并且这些经济活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是在一定的规则和制度下进行的，是经济活动双方共同制定和认同的。而这些规则和制度本身就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方面的经济性因素。体现制度和规则的经济活动其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政治效应分析“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具有专门含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就是指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在经济领域为了实现互利双赢的目标，基于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预计双方共享价值观念和共同利益预期，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机构，共同确立并遵守一系列双方经济合作的原则、准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过程和体系。”“作为一个过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过程，是一个由低层次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如功能性经济合作机制向高级形态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尤其是两岸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构建过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在构建过程中，需要两岸官产学界鼎力合作，其中代表公共权力的官方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这时机制中带有大量的政治因素，使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机制的外溢性政治效应就体现出来。使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这种政治属性或者说政治效应是双方公共努力的结果，但是这种外溢性的政治效应的影响力有一定的影响范围和接受范围。低层次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比较容易建立，这种经济机制的外溢性经济效应也比较容易被别人接受和认同；而较高形态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尤其是两岸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构建过程所遇到的阻碍和困难有很多，就越难以建立，这种较高形态的经济合作机制所外溢的政治属性也就越难以让人接受和认同，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分析得出上述结论。（一）较高水平的政治互信挑战台湾各界的政治认同

政治因素一直是影响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最大障碍，也是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构的重大障碍。两岸的主权争议与台湾政治定位等一直无法获得共识。在两岸关系或台湾政治定位问题上，两岸认知差异甚大。“大陆对台湾的定位：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现状定位为一个国家内部“尚未统一的关系”或国家主体与台湾地区的关系。马英九当局尽管承认法理上（指依“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国民党强调‘中华民国’的地位问题，他们认为，不应该仅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导，应该增大台湾地区的国际地位”。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或者简称“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在一般民众的理解或口头上常常变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实质上演变为两岸是“一中两国关系”。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色政治阵营则坚持两岸是“一边一国关系”，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大陆）是另一个国家。如果这一问题不能顺利解决，两党、两岸达不成共识，则必会影响到高级形态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尤其是两岸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二）岛内社会的多元化与政治民主对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具有重要制约作用与影响

在推动两岸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过程中，岛内反对党与部分绿营学者的质疑台湾当局持积极开放与推动态度，全面扩大负面影响，而极力回避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台湾经济的重大积极意义。他们认为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会对台湾传统产业与弱势产业产生重大冲击，会增加失业，会造成台湾经济更加依赖大陆，会丧失“台湾的主体性”。受这种保守思维与反对力量的影响，台湾当局对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名称、策略与利益分配等方面明显出现重要变化。尤其在当前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的情况下，在经济合作机制的外溢性政治效应的凸显作用下，这种保守性的反对意见的呼声更大。（三）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建设还面临岛内政权轮替的风险与障碍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尤其是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化建设，是建立在海峡两岸共同主张与愿望基础之上的，是需要两岸官方的共同努力与推动的。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海峡两岸在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目标、动力，因此，得以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台湾是一个非正常的政党政治地区，“台湾岛内多党纷争的局面正在随着政党之间的重新整合而结束，一个以蓝绿两大政党联盟为特征的‘两党制’政党政治已经开始”。两大政党或两大政治阵营的“国家认同”、政治目标与两岸政策主张有着巨大差距，甚至相反。在这样的政治结构背景下，岛内政权的轮替与变化，就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运作、发展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色阵营，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持负面看法，而且反对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甚至坚持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这一重大公共政策。尽管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民进党策划的“公投”提案在“公投委员会”被否决，《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得以持续推动与签署。然而，在台湾政党政治体制之下，民进党重新上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在其坚持“台湾主权独立”与“反中”政策下，能否延续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两岸政策？能否继续推动、落实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能否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民进党曾提出在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明订“退出机制”，获得台湾当局的认可，并最终写入协议。未来民进党上台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存废存在很大变数，这是最大的政治风险。

正是由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过程中的外溢性政治效应的影响能力范围有限，而两岸在最根本上的政治认同存在巨大的分歧和矛盾，想要以构建两岸经济合作的经济机制来达到政治上的互动是有可能的，并且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想要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来达到最终的政治认同，解决根本政治分歧，从而以经济的方式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最终以和平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1］刘舸，王坤．博弈论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J］．燕山大学学报，2010（9）．［2］刘舸，张三南．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概念分析［J］．台湾研究，2010（3）：4-6．［3］刘舸，王坤．博弈论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J］．燕山大学学报，2010（9）．［4］刘舸．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内涵及其成长规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2）．［5］王爱东，柏祖国．新时期国共关系展望［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7）．［6］王爱东，柏祖国．新时期国共关系展望［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12）．［7］刘舸，张美芬．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时代特征［J］．学理论，2009（19）：11-13．

会计哲学理论框架的构建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如何产生的呢？哲学产生于社会生产力长足进步的古代奴隶制时期，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们认识能力的较大提高，人们开始思索世界的本质等理论问题，人类早期的哲学思想出现了。在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庞杂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凡是能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各种问题，都是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时期的哲学研究对象，包含了具体科学的对象，哲学和科学浑然一体。到了奴隶社会中期，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具体科学成为一门门独立的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了。哲学的研究对象缩小了，并具体化了，在哲学内形成了各种具体的哲学学科：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产生了近代实证科学，各门具体科学纷纷从哲学中独立出去，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哲学研究对象又缩小了。在当代，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意识科学的独立和迅速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又发生了变化。哲学不再研究世界某一范围、领域的问题了，而是研究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普遍的规律，如世界的本源、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世界的基本状态等问题。（二）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会计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会计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三大阶段。

1. 古代会计（15世纪末以前）

古代会计在时间上大体可以划分为在15世纪末期以前。早在原始社会，随着先人们猎取食物技术的不断提高。当食物有了剩余时，“刻石记事”、“结绳记事”应运而生，而这便是会计的萌芽，不过此时的会计只是生产职能的附带。但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剩余产品，会计也就逐渐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2. 近代会计（15世纪末期至20世纪50年代）

近代会计最大的标志就是复式记账法理论的产生和运用。在中世纪的地中海一带，商业和金融业特别繁荣，使得来自银行业的复式记账法被广泛运用于商业会计核算中。1494年，在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巴其阿勒出版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威尼斯的复式记账法，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这是一本有关会计理论和方法方面最早的著作，它标志着近代会计的产生。

3. 现代会计（20世纪50年代至今）

这一阶段，主要发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随着股份公司的快速发展，使得传统会计逐渐形成为财务会计，企业会计从以对内提供会计信息为主逐渐转变为对外提供会计信息为主。（2）由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从而导致了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相分离，管理会计主要是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服务，财务会计主要是为企业外部提供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的会计信息。管理会计的出现是现代会计发展的主要标志。（三）会计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以上会计发展的三个阶段，结合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笔者认为会计哲学产生于会计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近代会计阶段。在古代会计阶段，会计的主要功能在于记录出现的大量剩余产品，人们还没有时间和精力探讨会计的本质等理论问题。而在近代会计阶段，会计得到了长足发展，从事会计工作的实务者和少量研究会计的学者，开始思考会计的本质，并探索如何使会计更科学，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

尽管会计哲学产生于近代会计阶段，但是对会计哲学的研究却比较晚。据笔者初步搜素，西方会计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研究会计哲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的《会计理论结构》一书中便有比较多的研究论文。而我国会计学者在20世纪末开始研究会计哲学，有些学者还发表了会计哲学的专著和论文。如王正德于1988年就出版了《会计哲学概论》专著，杨俊亮在1994年出版了专著《会计哲学——会计本体论的哲学沉思》。二、会计哲学的含义和特征（一）哲学的含义“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按照字面意思解释，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的学问。《方塔纳现代思想辞典》“哲学”条目撰稿人，时为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当选人Anthony Quinton写道：“这是一个若用一个简单界说加以定义就不可能没有争议的术语。”大概正因为它是一个“不可能没有争议的术语”，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干脆不设“哲学”这个条目。不过，“人们在这方面首先试图把‘哲学’定义为‘对各种人类经验的反思’或‘对人类最为关注的那些问题的理性的、方法论的和系统的思考’”。

我国的《辞海》设了“哲学”这个条目，把“哲学”定义为“人们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体”。这大概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至今看来，这个定义也还是有它的合理性。（二）会计哲学的含义

对于会计哲学的概念，理论界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主要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1）会计哲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揭示资金运动内在关系，探索资金运动的记录、反映方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王正德等，1988）（2）会计哲学是一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应用的学科。（杨俊亮，1994）（3）会计哲学是哲学指导与会计活动（会计物质活动、会计精神活动）的“结合部”，又是会计学科最高层次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顾飞，2002）（4）会计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方法，研究现代会计的本质和普遍规律的一门科学。（于玉林，2002）

结合以上几种观点，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会计哲学的概念，即会计哲学是对整个会计世界（包括会计物质世界、会计精神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和最本质的观点，是运用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对整个会计世界活动的一般问题和一般方法做出哲学概括与说明的学说。具体说来，就是人们从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角度分析说明会计领域及其运动发展的一系列观点的理论化、系统化。（三）会计哲学的特征

由于会计哲学观是对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是引导会计文化与会计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 抽象性

以认识会计世界总体为己任的会计哲学观，因其所涉及的不是会计局部的、具体的、特殊的问题，而是有关会计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2. 思辨性

会计哲学观虽然亦要求以经验为基础，但又必须超越经验，以普遍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与方法来反映会计世界，具有强烈的思辨性。

3. 不够确定性

会计哲学观对具体问题的探求不像实证法那样可得到精确的、单义的、确定的结论，而是可做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人虽然采用同一哲学观，仍可得出不同的结论。

4. 难以检验性

会计哲学观对问题的解释不可能像实证法那样在可控条件下对具体结论可进行实验的直接检验，因其检验必须通过大量的、长期的实践活动的总和方能奏效。三、会计哲学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古至今的一切哲学都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即世界观的理论形态，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本质和规律的学问。它是含有阶级性的最抽象的社会意识形态。

会计哲学是以会计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的。王世定在其所著的《我的会计观：关于会计理论的探索》一书中提到：“会计观是指人们对会计的基本认识和本质看法。它是研究会计理论，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会计学派，无论他们在具体观点上有多少分歧，归根结底都可以从会计观上找到缘由”，“会计观应该是指人们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看法”。可见，会计哲学所研究的应该是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从会计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对会计一般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会计理论的再抽象、再概括、再升华，是对会计实践的哲学分析和总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会计哲学就是要研究会计领域的物质性和辩证性，研究会计领域的方法论。

任何社会的哲学思想必定会受其特定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而有所差异。在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诞生的会计哲学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会计哲学。它将以会计唯物论和会计辩证法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揭示每一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的会计理论与实践之最深刻的本质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从而组成自己所特有的学科内容和体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会计哲学看来，会计领域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应当是会计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四、会计哲学的内容

会计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到底应当包括哪些基本内容，真可谓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王正德认为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有：总论；会计研究方法论；会计对象的哲学探讨；会计职能的哲学探讨；会计形式的哲学探讨；会计时空论；会计意识论；会计本质的探讨；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会计改革的哲学探讨。杨俊亮认为会计哲学主要有以下内容：资金运动论；会计要素论；复式原理论；会计科目论；会计账户论；费收配比论；会计凭证论；会计账簿论；会计报表论；会计生成论；会计决定论——反映论；会计制导论。

笔者认为，要准确地把握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前提在于明确界定会计哲学的概念和对象。如前所述，会计哲学是运用哲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认识会计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认识会计的一般规律。由此可以推演出，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就应当是运用各种哲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认识会计的一般规律。因此，笔者认为，会计哲学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会计认识论；会计实践论；会计发展论；会计关系论；会计的现象与本质；会计的形式与内容；会计的原因与结果；会计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会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会计的对立与统一；会计的质量互变；会计的否定之否定；会计系统论；会计结构论；会计信息论；会计控制论；会计时空论；会计方法论等。五、会计哲学的功能

了解哲学的功能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进行自我的提升，而且能帮助我们深化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改造世界。会计哲学的指导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指导认识会计事物。运用会计哲学理论，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会计本质、揭示会计规律、解释会计难题、预见会计发展。②指导会计实务工作。依据会计哲学理论，指导人们建立健全会计组织体系，加强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以提高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1］吴水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J］．财会通讯，1994（11）：21-22．［2］杨俊亮．会计哲学——会计本体论的哲学沉思［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67-78．［3］于玉林．现代会计结构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24-26．［4］王正德，等．会计哲学概论［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88：45-48．［5］刘泉军．会计哲学初探［J］．财会月刊（理论版），2007（8）：5-7．［6］张以宽．会计哲学［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8（4）．

汉语动词研究的逻辑思考

汉语动词及物、不及物之分的争论由来已久，研究者也各有论述，但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王松茂（1983）就提到诸位前贤各自对及物、不及物之分的看法。（1）王力认为汉语动词不需分及物、不及物，因为“及物、不及物的分别，在中国语法里，并不是很重要的。这种‘不重要性’就寄托在介词的缺乏上。动词之需要目的语与否，这是语言环境自然会决定了的，不烦语法家代为规定”。（2）陆志韦认为汉语动词不易分及物、不及物。（3）黄盛璋主张取消内外动的名称。“我们唯一鉴定的标准就是宾语，根据宾语的带不带，我们主张把动词三分，而不是二分。所谓‘三分’：第一种是必须带宾语；第二种是可带可不带的；第三种是绝对不能带的。根据我们划分的结果，绝大部分动词都是可带可不带，必须带的跟不能带的都只占少数。”（4）潘汞主张动词分内外动。“应该划分为一般要带宾语和一般不带宾语的两种。”划分动词的标准不外两个：一个是从意义出发，一个是看后面跟不跟宾语。（5）付子东认为区分内外动很有必要。（6）赵元任提出区分及物、不及物动词，不是按照能否带宾语进行区分，而是按照带什么种类的宾语来区分。不及物动词只能带自身宾语，以及可以倒过来做“倒装主语”的宾语（如“下雨了”、“雨下了”）；反之，及物动词可以带任何宾语。

胡裕树、范晓（1996）中也有关于及物、不及物之分的综述，大体与上述内容相同。

上述诸家看法，不论是认为及物、不及物之分没有必要或无法分开，还是认为应该不止分为两类，都是只关注动词的宾语，也就是说动词后面不借助于介词出现体词性成分与否。它们的共同问题是，将动词的句法表现放在一个平面上进行考虑，只考虑宾语的有无和类别，而不考虑动词的语义以及语用因素对动词用法的影响。（二）不同层面的宾语

郭继懋（1999）从结构层面和语义层面对及物、不及物动词的区别进行了分别统计，结果是，“带结构宾语的频率不能用来说明及物、不及物分类”，“在语义平面凭有无逻辑宾语的频率”可以将动词分为及物、不及物两类。郭继懋说（1999）：范晓（1991）区分及物、不及物时将范围限制在“主事主语句”，是为了保证所观察的表层结构直接反应述谓结构（Predication），从而能摆脱表层平面的宾语省略、移位等现象的干扰，看清楚问题。这里的述谓结构就是语义平面的概念，也就是说，当观察命题义时动词的及物、不及物才能分开。

胡裕树、范晓（1995）提出根据典型句式中动词带不带宾语来区分及物、不及物，所谓典型句式即意义自足的主事主语句（即主事作主语的动词谓语句）。这样一来，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是：及物动词作谓语或谓语中心语构成主事主语句时，动词后边一般要带宾语，不带宾语是有条件的；不及物动词作谓语或谓语中心语构成主事主语句时，动词后边一般不带宾语，带宾语是有条件的。据此，现代汉语的动词可以有五种情况，而及物、不及物是可以分开的。（1）必须带宾语的动词（及物动词）：姓、成为、当作、好比、属于、等于、限于、给以、显得、妄图等。（2）宾语是动词的强制性（必有）成分，但一定条件下可以不出现（语用表达的需要），这些条件有：①“他的确谁也不认识。”“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此处为遍指，宾语被强调。②“他把我的手推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此处宾语充当了其他成分。③动词的宾语隐含或借助于语境而省略。④“打是疼，骂是爱。”此处动词作非谓语。这类动词也是及物动词。（3）主事主语句中不带宾语（不及物动词）。（4）主事主语句中可带处所宾语（不及物动词）。“来上海”、“去北京”、“飞广州”。（5）带不带宾语意义不一样。带宾语时是及物动词，不带宾语时是不及物动词，意义不同。“她笑了”（不及物），“她笑他蠢”（及物）。

动词作谓语或谓语中心语的主事主语句其实就是表达命题义的句子，在这个层面上动词的及物、不及物是可以分开的，而且判然有别。值得注意的是上面第（2）条中谈到及物动词宾语不出现是因为“语用”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交际义造成的句法补偿。

可见，从动词的句法表现尤其是带不带宾语出发，将动词的句法表现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观察动词的及物、不及物，是无法将二者截然分开的，即使英语这样的主语宾语语法化程度很高的语言也不能因此得出很好的结论，比如“kick”是及物动词，但它不但可以带宾语（I kick the ball），还可以不带宾语（What did you kick），那么它到底是及物还是不及物呢？二、词义、命题义和语用义

Givón（1984）提出人类语言主要对三种系统而又相互区别的功能域（Functional realms）进行编码（Coding）：词汇语义（Lexical semantics）；命题语义（Propositional semantics）；篇章语用义（Discourse pragmatics）。

词汇语义由词汇系统中的词（Word）来承载。

命题义包含两个内容：①state，event，or action：状态、事件或动作。②participants in the proposition as to their semantic roles vis-à-vis the predicate：参与者相对于谓词所体现的语义角色。

也就是说，命题义表达的就是“who did what to whom，when，where，why，how，etc．”命题义通过句子（Sentence）来体现。

篇章语用义大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①Speaker's goals：the speech-act values（informantion，question，command，etc.）as well as other communicative and pragmatic goals of the speaker；②Interaction：the social relation between speaker and hearer，what they owe each other，what they know of each other's knowledge，goals，and predispositions；③Discourse context：what information was processed in the preceding discourse，what can be taken for granted，what is likely to be challenged，what is important vs．ancillary information，what is the forground of new information as against what is background．

语用义和命题义都要通过句子体现，也就是说，一个句子当中既包含了命题义也包含了语用义。比如：（1）John killed the lion．——［information，affirmative，active］（陈述）（2）Did John kill the lion？——［yes/no question］（一般疑问）（3）What did John kill？——［object WH question］（针对宾语的特殊疑问）（4）John didn't kill the lion．——［information，negative］（否定）（5）The lion was killed by John．——［information，affirmative，passive］（被动）（6）John killed the lion．——［information，affirmative，active，emphatic］（强调）（1）表达的是kill的命题义，用的是一个中性的（Neutral）、简单的（Simple）句子，而这种句子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2）同（1）相比在主语前增加了did；（3）中与宾语相应的疑问词what出现在句首，而且增加了did；（4）出现了did't；（5）出现了was，而且John用介词by引介出现在变成了旁格；（6）lion的读音有了变化。这些变化的来源都是语用义，比如疑问、否定、被动、强调。就命题义和语用义二者来说，一方的变化肯定会影响到（Tamper）另一方发生改变。Givón将其称为“补偿策略”（Compensatory strategies），句法结构的改变（包括词序、形态或重音等）是为了补偿语用义对表达命题义的中性简单句的一种干扰（Disruption）。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句子（Sentence）其实不是一个内容单一的概念，它里面起码包含了命题义和语用义两个内容。从这个程度上来说，句法（Syntax）是一种交际的妥协（Communicative compromise），因为句子一方面要对命题义进行编码（Code），而且同时要用一定的形式或结构（Structure）对语用义进行编码，所以只能是二者的妥协。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命题义和语用义的混合（Bind），它的结构是在表达命题义基础之上的扭曲。

只携带命题义而不表达语用义的句子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从语言中找到一些与命题义内容非常接近的句子，它们的特点是在语篇中表达了新的（New）、前景的（Foreground）、主要的（Backbone、Main-line）信息的句子。

转换生成语法将句子分为核心句（Kernel）［即简单句（Simple sentences）］和转换句（Transformed）［即复杂句（Complex sentences）］，核心句是主要的（Main）、陈述的（Declarative）、确定的（Affirmative）、主动的（Active）句子类型，在句法描写中核心句是一个参考点（a point of reference）。其实核心句就是主要表达命题义的句子，而转换句则在表达命题义的基础上混杂了明显的语用义。

因此，我们研究句子的时候要将句子的命题义和语用义在一定程度上分开。三、句子的命题义和动词

如何确定命题义？前面说过，命题义和交际义不能截然分开，但大体分开是可以的。简单来说，可以认为交际义对句子结构影响不大的句子表达的就是命题义。

袁毓林（1998）将句子分为两类——原子句和派生句；Givón（1984）将句子分为简单句和复杂句；转换生成语法中有核心句（Kernel）和转换句（Transformed）之分。这里的原子句、简单句、核心句就可以认为是基本表达命题义的句子，而派生句、复杂句和转换句表达的则是交际义。

Givón（1984）说简单句（Simple clause）的特征是：主要的（Main）、陈述的（Declarative）、肯定的（Affirmative）、主动的（Active），而且这种句子的出现频率也是最高的（Constantly）。

袁毓林（1998）提出了原子句的三种测试方法：（1）包孕测试法（Pregnant test）：让待测试的句子作宾语，因为只有基础句可以作小句宾语。

地铁直达苹果园。——我知道地铁直达苹果园。（2）自指测试（Self-disignation test）：把句子转换成一个表示自指的偏正词组，因为只有基础句可以自指化。

王师傅用芹菜包了饺子。——王师傅用芹菜包了饺子的消息。（3）删除测试（Deletion test）：把句子中不影响句子结构合格性的介词短语删除。

妈妈在院子里晾衣服。——妈妈晾衣服。

可能还有其他的方法来确定表达命题义的句子，但无论用什么方法，我们要知道得到的句子是表达命题义的句子，分析这样的句子就相当于在分析命题。

Givón（1984）从变化（Change）的角度认为句子表达的命题义有三种类型：state、event、action，其中action是event中的一种，实际上是两种。Van Valin& Randy LaPolla（1997）及词汇语义学认为句子所表达的事件状态（State of affairs）有四种：state、activity、achievement、accomplishment。后一种分法较为合理，因为它不但类型丰富而且从论元结构和谓词分解的角度来看，更便于操作一些。不过要换一种说法，就是把这些事件状态只和表达命题义的句子而不是和所有的句子联系起来，可能更有利于说明问题。

句子命题义表达的事件当中必定有一些参与者（Participants），这些参与者会在事件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Givón（1984）列了8种，而且说施事、受事和与事是最主要的三种，实际情况可能并不见得如此，因为正如俞敏先生所说的，动宾关系是百科全书式的，是说不完的。Van Valin& Randy LaPolla（1997）列了13种。据Levin& Rappaport Hovav（2005），论元角色表（role-list）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涉及每个人对论元角色的概括程度。据Van Valin（2004），每一个动词和其论元之间都有独特的关系，概括程度不同，则得到的结果不同。比如，与give相联系的最少有两项，一个是giver，一个是given to，再进一步抽象，可以认为是agent和recipient的不同，再概括一点是actor和undergoer，而且与give相关的theme也可以作同样的概括。最概括的就是主语和宾语了，也就是说主语和宾语其实是最抽象的论元角色。看来，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表达命题义的动词可能都与一定的论元相联系，我们可以用论元结构来进行表述。如kill可以表示为：

Kill〈agent patient〉

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命题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 of proposition）。每一个动词表达命题义的句子都可以用论元结构来进行描述。

谓词语义分解的实质和论元结构是相同的，不过更加具体。比如eat：

Eat：［x ACT〈EAT〉y］

而且，语义分解会清晰显示动词的语义。比如kill：

Kill：［［x ACT］CAUSE［y BECOME〈DEAD〉］］

因此，在描写动词命题义时最好论元结构和动词语义分解并举，这样会使表述更加清晰合理。更重要的是，动词语义分解可以更好地说明句子当中动词语义的变化以及影响变化发生的原因。

总的来说，动词命题义的描写应当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事件状态类型（State、Activity、Achievement、Accomplishment），论元结构，动词语义分解。四、动词句法表现多样性的原因

Givón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动词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句法表现形式，原因就是句子本身是命题义和语用义妥协的结果。一个句子既要表达命题义，又要表达语用义，于是只能在表达命题义的基础之上进行必要的调节。但是从上面（1）－（6）Givón所举的例子来看，他说的语用义（Discourse pragmatics）和一般意义上的语用义有些出入，我们不妨用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交际义”（Communicative semantics）来代替。这样的话，一个句子的语义就包含两个方面：命题义（Proposition semantics）和交际义。在实际交际当中，只表达命题义的句子是没有的。但在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妨将二者部分地分开，而且也有一定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除了表达命题义的句子外，动词的其他句法表现就都属于交际义的范围了，也就是说，在表达命题义的基础上为了表达交际义而对句法进行必要的调整。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动词的句法表现呢？Givón（1984）认为都是语用因素，从广义上来说是对的，他本人的研究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但具体来讲都有什么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Givón（1984）提出了语用义的三种情况，很全面，但不够细致。刘丹青（2008）在谈到影响动词、主语、直接宾语组合的顺序时说到了几种影响因素，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①名词论元和代词论元的区别；②成分的长度和复杂度；③指称意义（有定、无定、有指、无指、类指、全量、部分量）；④句类（陈述、疑问、祈使、感叹）；⑤情态属性（肯定、否定、可能性、意愿性等）；⑥动词的时体特征；⑦话语篇章属性（问答体、叙述体等的不同）；⑧信息结构（已知信息、新信息、焦点信息、具有篇章连续性的信息和偶现信息等）。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致使化就是一种改变句子句法表现的语用因素。古汉语中形容词可以有使动用法，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如“怒”，本身是一个表示状态的动词，和它相关的只有一个论元。“楚怒”的论元结构和谓词分解结构分别是：

怒：〈楚〉——怒：［楚ACT〈怒〉］

而当他用作使动时，论元结构和谓词分解结构都有所不同，如“齐怒楚”的论元结构和谓词分解结构分别是：

怒：〈齐，楚〉——怒：［［齐ACT］CAUSE［楚〈怒〉］］

看来，致使其实是事件复杂化了。除了致使外，事件可能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复杂化，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研究，很可能类型是有限的。五、结论

总之，动词的句法表现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存在，而是隶属于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动词所在的句子表达的命题义；另一个层面是句子在表达命题义基础上附带表达的交际义。虽然在具体的交际中，只表达命题义而不表达交际义的句子是不存在的，但有些句子表达的意思接近于命题义，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基本表达命题义的句子”。从这个角度来讲，表达命题义的句子和表达交际义的句子还是可以基本分开的。

句子表达的命题义是一个事件（Event），这个事件包括了动词以及与之相关的事件参与者（Participants），事件的内容是谁对谁做了什么，何时、何地、如何、为何。事件的参与者中，有的是动词语义蕴含的，是动词的论元（Argument）；有的不是动词语义蕴含的，就不是动词的论元，而是加接语（Adjunct），比如时间、地点、原因等。不同的动词其语义蕴含的论元的数量和性质都是不同的。句子表达命题义时论元的数量和位置都是固定的（Fixed）。

交际义会影响到句子中动词论元的数量和位置。比如，语气（陈述、命令、感叹、疑问）、指称（定指、不定指等）、信息结构（新信息、旧信息、焦点信息）等都会影响动词的句法表现。

区分了命题义和交际义之后，一个动词属于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或者形容词，会获得句法的支持，不再是简单地纠结于带不带宾语了。而且，动词的句法表现以及分类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比如不及物动词可以再分为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和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它们也各有自己的句法特征，也能在命题义和交际义的范围内观察它们句法表现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1］王茂松．汉语语法研究参考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12-114．［2］胡裕树，范晓．动词研究综述［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45-56．［3］郭继懋．用统计方法从语义平面看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区别［M］//语言研究论丛（第8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20-21，78-79．［4］胡裕树，范晓．动词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67-89．［5］范晓．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分及其再分类［J］．中国语言学报，1991（10）．［6］Givón，Tamly．Syntax：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VolumeⅠ）［M］．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84：32，41-43，83．［7］Givón，Tamly．Syntax：A Functional-Typologica lIntroduction（VolumeⅡ）［M］．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0．［8］俞敏．古汉语的“所”字［M］//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3-45，369．［9］袁毓林．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106-108，114-134．［10］刘丹青．语法调查研究手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70-71，156-167．［11］Van Valin，Robert D．& LaPolla，Randy J．Syntax：Structure，Meaning and Func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2］Levin B．& Rappaport Hovav M．Argument Realiz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chapter 2．［13］Van Valin，Robert D．An Introduction to Syntax［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chapter 2．

古典诗歌的生命力

中国是一个诗歌艺术十分发达的国度，诗歌是民族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从先秦的《诗经》与《楚辞》、汉代的《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及“五四”时期的诗歌，历代的作家以诗歌的形式表情达意，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感情，或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或是喜悦、或是憎恨、或是哀怨，任何感情都能借诸诗歌来表达。诗歌起到兴、观、群、怨的社会交流作用，先师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可见诗歌在当时的社会交际中的重要性。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所谓“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可是，诗歌发展到现在，无论是创作还是使用，出现了一个怪象，即创作诗歌的少，阅读诗歌的少，引用诗歌的多。就创作讲，少有佳作，难觅经典；就使用讲，则十分普遍。文中夹诗，使文章华丽多彩而典雅。引用的方式多种，有明引、暗引、化用。值得研究的是，有的诗句被文章家反复引用，生生不息，其生命力无比强大。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诗句都是经典，都有以下特点。一、强烈的共鸣性

本来，一首诗歌是作者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背景下创作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是作者瞬间的感情，可是作者把这种感情用文字固定下来，流传开去，让本不相关的读者读了之后形成心里对照，发生感情重合，产生情感共鸣，感情重合的部分越大共鸣性就越强烈。《静夜思》是李白月夜思乡的作品，试想一个漂泊异乡、功名不就、潦倒在外的游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能不思念家乡的人和事么？“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一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忠厚老实的儒者）对安史之乱的心理宣照，又在抗战时期使多少爱国的志士仁人为之产生强烈的共鸣，激起他们强烈的爱国斗志，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献身。同样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观激励着代代知识分子为理想、为真理而斗争。能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那就是好诗。二、强烈的感染力

文学作品主要从两方面对读者发生感染：①思想感染，使作品赢得情感认同；②艺术感染，使作品赢得艺术认同。“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毛泽东读到此时，一方面，为陆游只带五千兵马纵身直捣数万之众的敌营缚叛将而归的豪迈气概所动，并对其以后的人生际遇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另一方面，又为诗人只身孤影的个人奋斗而感到惋惜。这两种情感碰撞形成了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的创作意图。“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同样写梅花，一个瘦弱，一个强壮，一个低调僻远，一个高风亮节。从艺术手法讲，陆游的词是实写，毛泽东的词是虚写。无论是实还是虚，都是借梅喻人，抒发个人的情怀。陆游笔下的梅是一个自守益坚儒者形象，读来给人孤芳自怜的感受；毛泽东笔下的梅则是一个不为名利只为事业而奋斗的革命者的形象，读来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气魄以及磅礴的气势。应该说陆游的词比毛泽东的词规范，没有重复的词；可毛泽东的词打破常规，重复使用“俏”。但恰恰这两个“俏”字的蝉联，使词的上阕自然过渡到下阕，把形象推向高峰。三、强大的生成性

好的诗歌有不断生成的能力。首先，表现在对诗歌创作意图的理解往往超越了诗歌原始创作的本身。以苏轼的《题西林壁》为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原始的写作意图是说，庐山的山势因看山人的观察角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后世读者却赋予这首诗深刻的哲理：复杂的问题，往往会被许多假象所蒙蔽，看到的并非问题的本质，要全面地看问题，就要超越问题的本身，站在问题之外，才能摆脱思维的局限，克服“当局者”的思维趋势，以完成主观到客观的转变，从而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王维的这句诗本是写山林之静景的，可是明白地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以蝉噪、鸟鸣来写幽静（以有声写无声）比正面描写效果更好。这种“无我之境”的写法常常被诗歌批评家所称道。“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其本意是写游泳时的心情，可读者总是把它的意义引申出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其次，突破了常规的表达方式，具有超出常人的想象力。毛泽东的诗词是这方面的典范：“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乌蒙磅礴走泥丸”；“春来我若不开口，哪个小虫敢做声”。诗人用尽比喻、夸张之能事，写世界之大，藐视国际反动派在正义面前之弱小；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在红军脚下显得微小；以及井蛙那种压倒一切的大气，活像一个巨人面对一个跳梁小丑。凡属经典，往往都被他人不断引用于文中，成为自己作品的语言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诗词在艺术表达方面也是拓荒创新的，这方面表现在诗词的格律艺术上。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颈联“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对仗难说工整，因为“今胜昔”与“慨而慷”中“今、昔”对“慨、慷”虽然没有异议，可“胜”与“而”实在是勉强相对，“胜”在词中的意义是超过，是动词，“而”是虚词，只表连接。至于尾联“天若有情天亦老”出现两个“天”是近体格律的要求不允许的。严格地说，这首诗不算近律，只能算古律。毛泽东在处理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关系上所坚持的原则是：艺术表现绝对要服从内容表达的需要，因为再好的艺术形式也必须为思想内容服务。有时，毛泽东的诗不惜用俗语乃至于脏话来表达激愤的感情，“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人间城廓”即是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古代亦有，陆游“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创新，必然意味着对陈规的反叛或颠覆，“反叛、颠覆”是格律诗词的生成性的具体体现。事物要发展，社会要前进，创新是必然的，否则，裹脚不前。不过，诗歌创作对格律的反叛和颠覆是冒风险的事，得小心从事。

再次，诗歌的生成还表现在它的可模仿性。唐代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行人路上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本是诗，如果把标点的位置移动一下就会变成词，“清明时节雨，纷纷。行人路上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还可以变为曲“清明，时节雨，纷纷，行人路上，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显然，无疑是受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启发。四、充满哲理，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不论是现代诗歌还是古代诗歌，凡是人们所喜爱的诗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富有哲理。英国诗人雪莱“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冬天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春天万物生长，意气风发。人们喜爱春天向往春天，不欢迎冬天而又不得不越过冬天。冬天一过接着便是春天，艰难的日子熬过去了就会迎来幸福，黑暗和黎明本是对立的两个方面，黑暗总是暂时的，黑暗之后便会步入光明。这句诗启发许多有志之士战胜困难、战胜黑暗，迎来胜利、迎来光明。唐代李绅《悯农》：“耕田千顷粮千箱，精疲力竭亦何伤，但使众生都得饱，不惜羸老卧残阳。”读着此诗映入人们脑海的是一条“老牛”的形象，鲁迅笔下那“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的牛的形象映入人们的眼帘，闪现出无私无我的劳动者的光辉，它不停地拉着犁头在田里使劲往前走，尽管精疲力竭，也无怨无悔。老了，再生的日子不多了，夕阳西下，它只是静卧在那里，默默无闻。这首诗所写之境有“我”，沁透着对劳动人民的怜悯之情。唐代李绅的《锄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作者在这里发出了悯农惜粮的呼声。诗歌的人民性作为评判诗人进步与否的标准已成为定论，李绅作为封建社会的高官，能写出这样的好诗，难能可贵。哲理性、生活化使诗歌成为经典，是经典必然流传千古。反之，“天上没有玉皇，海中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周扬《红旗歌谣》）之类大跃进时期的拙劣之作，不讲科学性，没有哲理性，其生命自然是短暂的。五、艺术真实是诗歌生命力的另一面

歌功颂德的诗歌仅是时代的宠儿，但不是永久的骄子，因为其表达的感情缺乏真实性。潘安仁《闲居赋》表现出诗人藐视仕途、笑傲权贵的清高人品，无论在思想感情、艺术表达方面都令人拍手叫好。可元好问读了却发现，他所抒发的感情是假的，不是真情实感，不符合他的人生逻辑。于是，他批评道：“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权贵走马之后望尘而拜的人，能有闲居高情么？艺术真实是什么？是以生活逻辑为依据，通过艺术表现出来的人生真实。“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这首《浣溪沙》语言白如话，意蕴虚涵深广，给人一种哲理的启示。诗人虽然位居高官，可他十分清醒，“夕阳”，已是不可能挽回，后来的“人”如归燕一样，只是似曾相识而已，王朝的更替前辙可鉴。这首词的艺术真实在于，看似在刻画了一个喝酒品茶、养尊处优的官僚形象，可恰恰道出了一个智者对时代的慨叹。

诗歌之所以不受时空之限，径行数千年而不衰，那些经典句子反复被人引用，是因为它的高度概括力、丰富的内涵及生动的表达引诱人们不得不把它变为自己的语言。一个远离他乡的人在怀念亲朋的时候，为了表达知己之情，自然会想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类的名句；一个在努力奋斗励志求学的人，自然会想到“宝剑锋从砥砺出，梅花香自苦还来”的格言；一个英雄在为民族危难时候自然会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词。

任何事物一旦成熟，它便离消亡时间不远了，这是一条重要的自然法则。如果要让人永远年轻，那就要千方百计推迟他的衰老期；如果要让一种文化减缓消亡期，那就要不断革新，扩大它的发展空间。杜甫完备了近体诗体制，他的《秋兴八首》是代表。“香稻啄余鹦鹉米，碧梧老栖凤凰枝”（《秋兴八首》之八），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可正是因为此，显得文理不通。仔细体会，原来诗人为了艺术表达的需要而采用了移位的手法。如果把“香稻”与“鹦鹉”互换、“碧梧”与“凤凰”互换，那么诗句的意思就好理解了，文理也就通顺了。这给后人留下不少的研究价值和美学价值。但用现代社会的眼光看，不少人认为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

七言格律的成熟，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可给多少作家带来的是望而却步，就连晚唐的“小李杜”也心有余悸。李商隐有大量的“无题”诗，这些“无题诗”究其体制看应该是七律，但作者从未将其标出。至于杜牧的咏史绝句，也很少标出其体式。近体七律发展到龚瑟人手中，即从内容上加以创新，为了用较少的文字表达丰富的内容，于是大量用典，篇篇用典，乃至通篇用典。这可难为读者了，导致读者喜读龚龚瑟人的文章而烦读龚瑟人的诗。诗歌完备的体制给后世作者以创作参照，但当其完备之后就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人们只有按其完备的式样依样画葫芦，不敢相悖。这样至少妨碍思想的表达，难怪毛泽东不主张年轻人创作近体诗。温庭筠要求近体诗须“声声自合鸾歌，字字偏谐凤律”的形式而疏于内容的表达，逼得诗向另一体制发展。现代学者闻一多的创作尝试，形成一种新格律体，保留了叶韵、对仗，讲究结构的整饬而忽视平仄，有时为了内容的表达宁可对仗也不那么严密，近乎散文化，中国诗坛逐渐趋于以现代诗为主，这打破了诗坛的寂寞，也延续了格律诗的生命。审美期待是永远不能满足人们愿望的，人们永远追求新鲜，这也是诗歌发展的依据。

诗歌，经历了从民间到宫廷，从随意粗糙到精密严谨，从娱乐化、艳情化到政治化、情绪化，从自由化到规范化，从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的过程。当它还在幼年时期，作者们只是随意地唱出来，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歌词可以是一言、两言、三言、杂言。《诗经》以四言为主。后来人们发现“五言居文辞之要，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以后有六言、七言。一类诗歌式样就是一种体制，这一体制与其他体制有着严格的不同，其创作要求有特殊的规定性。正因为此，诗歌才繁花似锦。

文章体制是在保留“大体”前提下发展的，没有“大体”便没有章法；反之，如果没有“变体”，文体也会消亡。格律诗因为太束缚思想的表达，古来多少作家试图保证格律大体而忽视格律平仄，格律诗的生命才得以延续。

人们望着中国古典诗歌远去的背影，于是才发出挽救的呼声。庶不知，一种文化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它也会消亡，“无可奈何”。

Knowledge Dissem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Transfer Effect

Abstract：Knowledge disseminative capability is an important ability in the sending and receiving process，which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transferring knowledge effectively．Despite that importance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many scholars，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are scarce．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dissem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s，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conceptual model through theory analysis，and tested it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Results find that the ability to attain expert knowledge，the ability to select relevant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y to support the recipient in applying the knowledge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successful knowledge transfer；the ability to detach knowledge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successful knowledge transfer．This empirical study concluded that disseminative capabilities will surely promote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inappropriate knowledge detachment will lower the transfer efficiency．

Keywords：disseminative capability　knowledge transfer　structural equation　empirical studyⅠ. Introduction

Disseminative capabilities refers to the ability that people transmit knowledge via a specific medium，such as influence，communication or other expression methods（Cohen M.，Daniel A.，1990；Tang Fang cheng，Xi Youmin，2006；Shi Chenbin，et．al.，2011）．Just like the role of expression ability in a comunication，knowledge disseminative capabilities provided an important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In the age of big data，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to companies，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an effective knowledge sharing mechanism with consumers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o the project．

However，as an important ability of information sharing－disseminative capability，which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transferring knowledge effectively，is not fully researched in knowledge transfer area（Gupta A．K.，Govindarajan V.，2000；Simonin B．L.，1999；Szulanski G.，1996）．Therefore，this paper te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disseminative capability and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product developing in DAP industry of China．Ⅱ. Hypothesis and Conceptual Model

1. Variables

Knowledge disseminative capabilities is derived from the teaching theory（Cruickshank，Bainer，Metcalf，1995；Kauchak，Eggen，1993；Zhao，Anand，Mitchell，2004），communication theory（Murray，Peyrefitte，2007；Sypher，Sypher，1981；Sypher，Zorn，1986）and related literatures（Carlile，Rebentisch，2003；Cummings，Teng，2003；Szulanski，2000）．A project（FP6-043345）of Swiss CAR found that，knowledge disseminative capabilities have four dimensions：the ability to attain expert knowledge，the ability to select relevant knowledge，the ability to detach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y to support the recipient in applying the knowledge．

2. Hypothesis and Conceptual Model

A fully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is very important before the transfering．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a professional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pabilities，and the depth of understanding depends on his past experience（Teece，1997；Szulanski，Cappetta，Jensen，2004）．Mietze（2001）also stands the point that more experience brings a better understanding，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rings more probability for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Fiet（2000）believe tha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can increase the stability of knowledge resources．Von Krong（2000）found that，in oder to provide some help at the detail levels，knowledge sender has to be learned in relevant fields．Therefore we proposed a hypothesis：

H1：The ability to attain expert knowledge is positively related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

Selecting the relevant knowledge to transfer is also an ability．Some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that in order to avoid overload and resulting in transfer inefficiency，knowledge sender should assess receivers'background，and know what is in need（Grunwald，Kieser，2007；Martin，Salomon，2002，2003；Von Krogh，et．al.，2000；Grant，2004；Carlile，2003；Amesse& Cohendet，2001 Mietzel，2001），and you have to consider the recievers' absorptive ability（W．M．Cohen，Levinthal，1990；Dyer，Singh，1998；Lane，Lubatkin，1998）．Therefore，we proposed a hypothesis：

H2：The ability to select relevant knowledge is positively related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

Knowledge may be confined to a specific context，detaching the knowledge from a specific context to form a common understand knowledge is necessary in the decomposition process（Cummings，Teng，2003；Shannon，Weaver，1949；Carlile，Rebentisch，2003）．Knowledge does not exist independently，which is a key feature（Cummings，Teng，2003；Granovetter，1985，1992），most of the knowledge are hidden in people，methods，practices and custom（Argote，et．al.，2000）．Polanyi（1966）and Nonaka（1994）bielieve that knowledge is tacit，the value of knowledge appears only in a specific eye，in a specific environment，that's why knowledge is difficult to transfer（Brown，Duguid，1992；Nonaka，1994；Reed，De Fillippi，1990）．Senders ne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knowledge is proper to meet the recievers'needs．we proposed a hypothesis：

H3：The ability to detach knowledge is positively related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

The purpose of knowledge transfer is knowledge application，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knowledge sender is helpful to provide some help and support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Heller，2002，2006；Knowles，1981）．Szulanski（1996，2000）pointed out that there may be ambiguity and misunderstanding in transfer process，knowledge sender's help is useful and necessary．Moreover，the recipient's memory is not very powerful（Lucas，Ogilvie，2006；Szulanski，1996，2000），lack of appropriate support could lead to low efficiency．Galbraith（1990）added，as for a complex package of knowledge，the sender's help is in need．In short，if you want the knowledge successfully applied，appropriate help is necessary（Walter，et．al.，2007）．Therefore we proposed a hypothesis：

H4：The ability to support the recipient in applying the knowledge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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