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全二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07 21: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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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宽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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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全二册)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全二册)试读:

前言

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和创新的时期,从此变革了古代贵族统治的礼制,开创了秦、汉以后统一的局面。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是不错的。这时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学术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新发展,对于此后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秦、汉以后,不但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是沿袭战国的成就;而且所有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制度,都是沿袭战国而有所发展的。战国时代文化学术上的光辉成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巨大,其中九流十家的学说与理论,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为此,我们对战国史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然而要作深入研究困难很大。因为现存的战国史料,残缺分散,问题很多,年代紊乱,真伪混杂,既不像春秋时代的历史有一部完整的编年体的《左传》可以凭信,更不像秦、汉以后每个朝代有完整的历史记载。战国史料所以会如此残缺散乱,有个特殊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秦始皇焚烧“《诗》、《书》、百家语”与《秦记》以外的东方诸侯史记,因为“《诗》、《书》、百家语”,民间多有收藏,秦始皇不能尽烧,后来能够重新发现,而东方六国史官的记载只藏在官府,一经焚毁也就完了。当司马迁著作《太史公书》(即《史记》)的时候,号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可是战国史料只有《秦记》和纵横家书。由于秦国原来文化比较落后,秦国史官所记的《秦记》,比较简略,“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正因为如此,《史记》中战国部分记载有不少错乱,特别是所记东方六国的史事,不但很多缺略,而且年代有很多紊乱。

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的战国史料,除《秦记》以外,主要是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说“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即指纵横家书而言。秦、汉之际和汉代初年,纵横家游说和献策之风,相沿未替,所谓“纵横长短之术”正递相传授,因而纵横家书的各种选本仍多流传,不为“秦火”所烧尽,汉初皇家书库和民间都有收藏,后来刘向曾把皇家书库所有多种选本汇编成为《战国策》一书。但是,纵横家书并非历史记载,而是纵横家用以学习和揣摩的资料,因而这些资料都不记年月,只说明其游说或献策的前因后果。正因为这是纵横家用作学习和揣摩的资料,其中就有不少夸大虚构和模拟伪托的作品。苏秦和张仪一纵一横,是战国晚期和秦、汉之际纵横家所推崇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游说辞和献策书,正是纵横家学习和揣摩的榜样,因而其中就有许多模拟伪托的作品,所说史事前后年代错乱,矛盾百出。司马迁早已看到这点,因而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因此《战国策》所载苏秦、张仪的资料是真伪混杂,而且是“伪”多于“真”。可惜司马迁不能明辨,认“伪”作“真”,因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载苏秦游说辞全是伪作,反而把真的苏秦作品改为苏代或苏厉所作。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十四章,提供了真实的苏秦资料,由此可以判明苏秦发动合纵攻秦的真相及其目的,而且苏秦为燕间谍的阴谋得到了证实。原来苏秦是作为燕的间谍被燕昭王派遣入齐的,得到齐湣王的信任和重用,受封而为齐的相国。他发动合纵攻秦,是为了使齐得以乘机攻灭宋国。他促使齐湣王用力大举攻灭宋国,是要使齐的国力损伤而衰落,从而加深齐与赵、魏等国的矛盾,由此促成五国合纵攻齐,使得燕将乐毅成为合纵五国的统帅而一举攻破齐国。这已是齐湣王十七年(公元前二八四年)的事。苏秦是比张仪晚一辈的纵横家,《苏秦列传》把苏秦说成与张仪同时而一纵一横,完全出于后世纵横家的虚构和伪托。由此一例,可知整理战国纵横家的史料,鉴别真伪与考订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特别要注意的,纵横家多游士出身,常常夸大策士游说与献策的作用和结果,因而记载失实。例如纵横家的记载,把“乐毅破齐”归功于燕昭王初年招聘游士,归功于乐毅奉命约合楚、魏、赵而合纵攻齐,归功于乐毅率燕师攻入齐的河北(齐的河北与燕接界),经济上而长驱攻入临淄。其实,乐毅并非因燕昭王初年招聘游士而入燕的,他是魏名将乐羊之后,原为赵武灵王的大臣,当齐宣王伐破燕国时,就曾为赵主谋合纵“伐齐而存燕”。他的入燕是在赵沙丘之乱、武灵王被困饿死之后,已在燕昭王十七年以后。当苏秦为燕间谍而为齐相之时,齐、秦两强正东西对峙。燕昭王二十四年即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二八八年),秦相魏冉约齐并称为东西帝,齐用苏秦计策,取消帝号而发动五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废除帝号,而归还了部分赵、魏之地。齐乘此时机经两年攻灭了宋国,使三晋感到威胁,于是秦主谋合纵三晋与燕伐齐。秦昭王二十二年秦攻取齐河东九城,作为合纵攻齐的先声,并与赵推定乐毅为赵、燕两国的“共相”而兼为五国联军统帅。乐毅先以赵相国而率五国之师,由赵攻齐,取得灵丘(今山东高唐南)。次年乐毅就统率五国之师大破齐于济西,继而乐毅又以燕相国而独率燕师乘胜长驱追击,一举攻破齐都临淄。由此可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乐毅为燕约合楚、魏、赵四国,率燕师由河北经济上而长驱攻至临淄之说,都出于夸大而伪托,徒以文采华丽,为世传诵而人多信之。由此又可见,所谓燕昭王收破燕即位,尊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全出虚构。不仅乐毅入燕已在昭王十七年以后,邹衍与剧辛都是战国末年燕王喜的大臣,不可能于昭王时已入燕。

更要特别指出的,司马光《资治通鉴》称:乐毅于济西大捷之后欲长驱追击,剧辛劝阻,以为宜于攻取边城以自益,乐毅不听,以为“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其后齐人果然大乱,湣王出走,乐毅因而攻入临淄。此说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著作,当出于后世策士进一步的夸大和伪托。《资治通鉴》接着又有乐毅具体分兵五路,“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的记载,这和《乐毅列传》所说“留徇五岁下齐七十余城”不同,也该出于后人夸大伪托。后来司马光又著《稽古录》,先于周赧王三十一年记“燕独追齐师遂入临淄”,再在三十五年记“燕乐毅徇齐地数岁下齐七十余城”,正好首尾五年,当是依据《乐毅列传》的。看来司马光已发现《资治通鉴》误据伪托之说而不及追改了。《资治通鉴》又载有燕昭王斩杀攻击乐毅的人而要“立乐毅为齐王”的故事,很不合情理。看来《资治通鉴》所载有关“乐毅破齐”的长篇记载,不见于先秦著作和《史记》、《战国策》的,都采自伪托的作品,不可信据。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历史学家的名著,可是其战国部分,既有不少错乱和失误,又有依据伪托作品的,很有必要加以纠正。《史记》所载东方六国史事,年代有很多错乱,西晋初年汲县魏墓出土竹简中有魏国编年的史书,定名为《竹书纪年》,可以纠正《史记》年代的错乱。不幸原书在宋代已散失,今本《竹书纪年》乃出于后人重编。清代以来学者曾据宋以前人们所引用的《古本竹书纪年》加以辑录考订,尚不免有脱误。历来学者曾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纠正《史记》所有年代的错误,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考订尚不够完善,还有待于我们作细密的考订。《战国策》是战国纵横家书的汇编,其中夹杂有虚构伪托的篇章,又有夸大失实的作品,尚有待于我们做好“去伪存真”的工作。同时所有纵横家史料的年代,前人虽已有所考订,也还不够确实,尚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确定。《史记》和《战国策》两书以外的战国秦、汉著作,包括诸子百家、重要的地理著作以及新出土的简书、帛书、铜器铭文与石刻,所有其中述及战国史事,以及引用战国史事作为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都有待于我们广为搜辑,以补充过去文献记载的不足。因此,我们有对所有战国史料加以搜集、考订而按年汇编的必要。清代学者已开始从事这方面工作,如黄式三的《周季编略》,曾综合所见战国史料按年编排,并注明出处,但限于他们的时代和认识,还不够缜密和完善,不合我们研究的需要。

我编这部书,经历了半个世纪,是我所有著述中历时最久的,也是最费功夫的。我开始这一工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不久我就隐居到我的家乡青浦县白鹤镇,开始作战国史料的考订和编年,花了两年又九个月的时间,编成了一百八十多年的初稿,还有六十年没有编成。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间,我依据这个稿本,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过考证,先后写成了三十篇考证文章,发表在上海《东南日报》的副刊《文史周刊》(魏建猷主编)上,和上海《益世报》的副刊《史苑周刊》(顾颉刚主编)上。到一九五五年,我就依据这个稿本以及所作考证和研究,写成了初版《战国史》,在这年九月出版。随着新的史料陆续出土,我逐渐补作未完成的部分,并补充新史料。从一九七二年起,我又依据补订稿,对《战国史》补充、修订和改写,于是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出版了《战国史》第二版,先后曾印行五万多册。近年,我又把这部书稿作了系统的修订补充,完成了全书的定稿工作。除卷首有两篇引论和附录订正的年表以外,全部编年的史料及疏证,分为二十一卷。其中第十七和第十八两卷,承蒙高智群同志帮助我编著完成,特此志谢。

我在长期从事这部书的编辑考订工作中,对所有史料真伪的鉴别以及年代的考订,认识是不断提高的。例如苏秦的年世,我在四十年代所作《苏秦合纵摈秦考》(发表于《益世报》副刊《史苑周刊》)已断定苏秦做齐相在五国合纵伐齐的前后,苏秦发动五国合纵攻秦是在五国合纵伐齐之前,但还未敢断言苏秦是为燕的间谍而入齐的,直到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出土,有战国时人附加的“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得到了证实。我在四十年代所作《乐毅仕进考》和《乐毅破齐考》,作为《乐毅报燕惠王书辨伪》上下两篇(发表于《东南日报》的副刊《文史周刊》),已断言“乐毅破齐”的史料中有夸大失实而出于伪托的,包括乐毅《报燕惠王书》在内。但是为郑重起见,我在《战国史》中没有谈及,直到如今最后定稿,才加以确定。

这是一部上接《春秋》、《左传》的编年体的战国史料汇编和考订,使原来分散杂乱、年代错误、真伪混淆的史料,有条不紊而真伪分明。这是我长达半个世纪从事战国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我最近增补修订定稿的《战国史》(增订本),就是依据此稿完成的。我曾在《战国史》中提到此稿,承蒙国内外学术界朋友们关心,现在发表出来,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战国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杨宽一九九七年三月凡例

一、本书按年编辑之史料,上接《左传》之终年,下迄秦之灭六国与统一,即起于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止于秦王政(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凡二百四十八年。每年之首,列有周朝及重要列国之纪年,并注明“公元前”之年数,使分散杂乱、年代错误、真伪混淆之战国史料,若网之在纲而有条不紊,脉络清楚而承前启后,史实正确而真伪分明。(其中周贞定王三年、九年、十年、十九年,周考王三年、五年,因无史料可以辑录而缺略。)

二、本书史料采自下列四方面:(一)战国秦汉之史书与纵横家书以及诸子,如《史记》、《古本竹书纪年》(宋以前古注、类书所引)、《战国策》、《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等。(二)近年新出土之竹木简、帛书及瓦书,如《孙膑兵法》、《战国纵横家书》、秦简《编年记》、四川青川《田律木牍》、《秦封右庶长歜宗邑瓦书》等。(三)纪年或年代可考之铜器铭文与刻辞以及石刻,如商鞅方升、秦诅楚文、楚熊章钟、鄂君启节等。至于纪年之铜兵器刻辞,仅取其与史事有关联者。(四)秦汉以后之地理书述及战国史事有助于说明史实者,如《水经注》等书引及战国史料者。一般叙述地理沿革及考释地名者不录。

三、本书每年史料之编排,着重阐明当年之大事,首列史书之大事记,并将有关同一大事之史料加以汇编,包括纵横家所记纵横权变之掌故、游说辞与书信等,并收录诸子书及当时人论著中引为历史经验与教训者,以便有助于剖析重大历史事件之真相及其前因后果。

四、本书所辑每条史料,均于末尾括号中注明出处。所引古书皆注明书名与篇名,惟所引《史记》与《战国策》,为简省计,略去书名,仅注篇名或章次。所引《史记》,仅称某本纪、某世家、某列传,其篇名繁复者如《齐太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简称为《齐世家》、《田世家》。所引《战国策》,仅注明某国策及其章次,本书所引《战国策》章次,均按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之编定。

五、为便于读者理解与引用本书所辑之史料,用括弧附注有简要之校勘,或注明古字之通假(常见之通假则不注)。校勘中有改正之字,皆有简要说明。凡《史记》、《战国策》以及诸子中,有内容相同而字句大体相同之篇章,以一书为主(常以战国著作为主),附注他书字句之异同。其文字出入甚大者,则一并加以辑录,以便参考。

六、本书引用《战国策》较多。今所传《战国策》有南宋初年之姚宏校本与鲍彪校注本,本书以姚本为主,附注有鲍本之不同处,一般虚字不同者从略。亦或引有姚本之校注,姚宏所说之刘本即刘敞刻本,集本即集贤院刻本,曾本即曾巩刻本,钱本即钱藻刻本。

七、笔者所作疏证,皆附于主要史料之后,以“案”字或“又案”开头。主旨在于考订史事之年代,明辨史实之真相,阐明史料之价值。亦或考辨前人所作考订之是非得失,亦或考辨史料之真伪,以求去伪存真。所有疏证,不在为史料作注解或考释,但时或由于发覆纠谬的需要,不得不作必要之注解或申辩。

八、为便于读者阅读与理解本书所辑录之史料,撰有《战国史料之鉴别》一文,作为《引论》上篇而冠于卷首。用以说明主要史料之特点,分析纵横家书及诸子中史料之性质,并论及若干史料之去伪存真。同时,为便于读者查考与使用本书编年辑录之史料,撰有《列国纪年之考订》一文,作为《引论》下篇,对《史记·六国年表》(简称《六国表》)所载列国纪年之紊乱错误,分别依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可靠史料,加以比勘而订正。并编成《列国纪年订正表》,以便读者查考。

九、顾观光作《国策编年》,常以不能考定正确年代之史料,附于相近之有关年代之后,颇便学者参考。今沿用此例,设有“附编”之史料,既收录年代相近之有关史料,又收辑伪托之史料有待于明辨者,附有考辨之疏证,使读者由此可以明辨真伪。引论上篇战国史料之鉴别(一)战国主要史料之特点

战国乃中国历史之重大变革时期,王夫之所谓“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此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皆有剧烈之变化与重大之发展,秦汉大一统之结局即由此而形成,秦汉政治、经济之重要制度皆由此发展而来。司马迁曰:“秦取天下多暴,然而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盖秦顺应战国“世异变”之潮流,变法图强,奖励耕战,从而得以暴力兼并六国,成其统一之大功,但秦以残暴统治,不久即亡。

战国时代变革与发展之历史,极其重要,然而战国初期之史料已大多散佚,顾炎武所谓:“自《左传》之终,至周显王三十五年(按即齐威王与魏惠王“会徐州相王”之岁),前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也”(《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及战国中期以后,史料增多,但所记大事尚甚简略,年代颇多错乱,大多为纵横家所记述之计谋、权变与游说故事,或为长篇游说辞,或为献策之书信。其中有真实之历史记载,有著名纵横家真实之作品,亦有夸张扩大,随意附会,甚至假托虚构者。亦或记载有出入,传闻异词者。例如苏秦、张仪游说诸侯合纵连横之长篇游说辞,其中即有真伪之别,司马迁有见于此,尝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太史公赞语)。但司马迁仍不免以真为伪,反而误以异时事附之者为真,以致真伪颠倒。

战国史料所以如此缺佚与错乱,主要是秦焚书坑儒之结果。司马迁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又曰:“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六国年表序》)。所谓“诸侯史记”,即指关东六国史官之记载。秦始皇焚书,烧《秦记》以外之“诸侯史记”,诸侯史记独藏于周室以及诸侯宫室,民间无有保藏者,因而全部散佚,独有《秦记》保存。秦孝公以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因而战国初期《秦记》罕记中原诸侯之事,战国中期以后《秦记》亦仍简略。

当司马迁著作《太史公书》(即《史记》)时,汉兴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毕集于太史公,并得阅读皇家藏书,即所谓“石室金匮之书”,但所见战国史料,独有《秦记》与纵横家之“从衡短长之说”,即所谓“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其时司马迁所见战国时代之纵横家书,当如此后刘向编校“中书”时所见者,有多种不同名号之选本,后经刘向按国别重加编辑,删去重复,定名为《战国策》。《汉书·司马迁传》称迁“采《世本》、《战国策》”,此乃班固取刘向定名,非迁时已有《战国策》也。

司马迁未见诸侯史记,独用《秦记》以表六国时事,而《秦记》又简略,因而所表魏、齐、赵等国君主之年世,颇有脱误错乱。晋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县古墓出土大批竹书,其中有《纪年》十三篇,用夏正,按年记载自夏至战国初期之大事,自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整理者定名为《竹书纪年》。此乃魏之史记,当为魏国史官之记载。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谓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惟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刘知幾《史通·惑经》篇亦云:“《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自晋代以来,学者常据此书校正《史记》所记魏、齐等国君主年世之错误脱漏。不幸原书宋代散失,《今本竹书纪年》出于后人重编,已非本来面目(其中春秋战国部分全用东周纪年)。幸而《史记索隐》、《集解》以及《水经注》等书,引有与《史记》不同之《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尚可辑录据以与《史记》作比较研究。

清代学者雷学淇著《考订竹书纪年》与《竹书纪年义证》两书,考订今本《竹书纪年》而为之疏证,并引用《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对《史记》失误有所改正。清代学者朱右曾将古本佚文汇编为《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继之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并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证明今本出于后人搜辑而成。近人范祥雍又为《辑校》校订增补,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余因以上三家所辑《古本竹书纪年》尚不完备详确,于六十年代主持上海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工作时,曾将重新搜辑疏证“古本竹书纪年”列为余之研究计划,并指导徐鼎新、王修龄、蒋德乾三位青年分头从事搜辑佚文工作,以便编著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一书。至一九六五年佚文已搜辑齐备,并编排次序,因参与农村“四清运动”未能编写案语。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停顿。一九七〇年余调离历史研究所而至复旦大学工作,所有搜辑全部资料由王修龄保存,余未再过问。“文革”以后由方诗铭与王修龄合作,重加编订,补作案语,编著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一九七六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编年记》,起于秦昭王元年,终于秦始皇三十年,乃墓主年谱性质,兼及每年战争大事,文虽极简,亦可补正《史记》之缺失。(二)战国纵横家与诸子著作之史料性质

战国七强之间,合纵连横之斗争变化多端,纵横家极为活跃。纵横家所记述有关计谋、策略、权变与游说之故事,用作后学揣摩者为数众多。

西汉末年刘向领校皇家藏书,即所谓“中书”,其中战国纵横家书,有六种不同名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校战国策书录》)。王国维论之曰:“窃疑周、秦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曰策。其札凡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并谓刘向“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本义”(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王氏此说似若有据,实为谬论。《国策》之“策”,原为策谋之“策”。“短长”亦非书策之短长,原指策谋之短长,因而“短长”常与“纵横”连称。《六国表序》云:六国“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可知从衡短长之说与谋诈之策相关。史称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平津侯主父列传》),著有《主父偃》十八篇,《汉书·艺文志》列为纵横家。《史记·田儋列传》曰:“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而《汉书·蒯通传》又曰:“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颜注:“隽,肥肉也。永,长也。言其所论甘美而又深长也。”牟庭《战国策考》论之曰:“其书号曰《隽永》,与中书本号《长书》、《修书》者亦相似,修、长皆永之义也。《史记》名为长短说,亦中书本号或曰短长者是也。”(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附录》)考《淮南子·要略》云:“晚世之时六国诸侯……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故纵横修短生焉。”盖纵横家乃谋士,不仅主张合纵连横之策略,并议论为国计谋之短长,而自称其策谋之隽永,因而称为纵横短长之术。

纵横家一贯重视计谋策略之作用。《战国策·秦策二》第一章,记张仪欺骗楚王,请楚绝齐之交,将献商於之地六百里。陈轸进谏,楚王不听。待楚使人绝齐,楚不能得地,于是出兵伐秦,结果大败。著者于文末有评论曰:“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计听知覆逆者,唯(通“虽”)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也。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指先后有次序)难悖,听无失本末者难惑。”《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蒯通游说韩信叛汉,亦曰:“夫听者事之本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盖蒯通沿用前辈纵横家之格言。

自战国迄于秦汉,纵横家游说献策之风相沿未替,纵横长短之说递相传授,蒯通、主父偃辈续有编纂,并对前辈有所论列,此所以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毅列传》赞语)此为秦火所不及,因而有多种选本藏于汉之皇家,能为太史公所采用;亦多藏民家,常为游士所诵习揣摩,既用以学习长短纵横之术,以游说当世之君主;亦用以评论战国之权变,成为探究战国大事之史料。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种类似《战国策》之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此即藏于民家之一种选本,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者。全书共二十七章,分为三编,出于不同来源。上编十四章当采自一种原始之苏秦游说资料,内容相互联系,编排亦有次序,所用文字又有相同特点。盖苏秦向燕昭王献策,密谋伐破齐国,并出使至齐为反间,发动合纵攻秦,以便齐借机攻灭宋国,借此使齐国力疲劳,然后合秦、赵、燕三国之力,一举破齐。《苏秦列传》谓齐大夫因争宠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请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于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但下文又云:“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可知苏秦确因为燕反间而车裂于市。故文末太史公曰:“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此一帛书之出土,可以由此辨明苏秦发动合纵攻秦之主要目的,以及苏秦为燕反间之真相,并据此可以鉴别《战国策》与《史记》中所有苏秦游说史料之真伪。上编十四章中,惟第四、第五两章有部分与《战国策》相同。中编五章中,除第十七章外,皆见于《战国策》或《史记》。下篇八章中,前五章皆见于《战国策》或《史记》。第二十四章记韩朋(即公仲倗)当秦向韩进攻时,主张献一都邑于秦,与秦讲和而联合伐楚,而楚王听从陈轸计谋,假作出兵模样以救韩,韩王信以为真,不听韩朋,因而为秦大败。著者结论曰:“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朋,故曰:计听知顺逆,唯(同“虽”)王可。”《韩策一》第十七章与此相同,结论亦曰:“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朋也(“朋”原误作“明”)。”《韩非子·十过》篇亦载此事,与此大体相同,但结论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者,则国削之患也。”盖前者为纵横家而重视计谋,以为得计而听从,即可建成“王”业,故曰:“计听知顺逆,虽王可。”此与前文所引《秦策二》第一章之结论:“计听知覆逆者,虽王可也”,主旨相同。盖纵横家以为“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蠹》),“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而法家则主张变法改革,从而增强国力,建成“王”业,不能依靠外力,因而《韩非子》以此为“内不量力,外恃诸侯”之失败教训。

由于纵横家重视计谋、策略与权变,其所搜辑汇集之历史经验教训,不限于合纵连横之游说,包容所有谋求对外胜利之计策,兼及法家与兵家谋求胜利之故事。如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八章与《赵策四》记左师触龙进谏赵太后,以长安君为质于齐,使齐出兵救赵,以为君王骨肉之亲“不能恃无功之尊,不劳而奉”,所持乃法家主张。《秦策三》第八章记范雎因王稽入秦而献书昭王,第九章记范雎进见昭王,第十章记范雎进言昭王,第十一章记应侯谓昭王,范雎主张论功行赏,因能授官,集中主权,剥夺宣太后与穰侯之权势,采取远交近攻之战略,皆为法家之政治理论与对外策略。《赵策二》第四章记赵武灵王主张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以增强战斗力,以便攻灭中山,并略取胡地。其所持理论,亦为法家改革之主旨,兼有“兵技巧家”讲求改革战斗技艺之性质。今本《战国策》末章(姚宏据苏辙《古史》辑入者)记白起对秦昭王之长篇回答,反对围攻赵都邯郸,并阐明所以能拔楚都鄢郢、大破韩魏于伊阙之原因,以及不宜于此时进围邯郸之理由。并谓:“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此乃“兵形势家”之见解,为白起所精通者,此所以白起能为常胜将军而不败。《战国策》一书,《汉书·艺文志》列之春秋家,《隋书·经籍志》列之史部杂史,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列之子部纵横家,“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文献通考》从之。当属子部纵横家为是。战国诸子争鸣,《汉书·艺文志》分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以及小说十家。所有著作,或为一人所作,或为一家之说。各家著书立说,往往引证历史故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用作立论根据,甚至作为学习榜样。不仅《战国策》汇编有大量战国计谋、权变与游说之故事,法家如《韩非子》,杂家如《吕氏春秋》,皆引证了许多春秋、战国之故事。《韩非子》之《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十过》以及《难一》、《难二》、《难三》、《难四》等篇,皆汇编有许多历史故事。其中内外《储说》与《十过》篇,皆先总挈立论之大纲,分叙条目,然后列举历史故事作为证明。韩非引证之历史故事,颇有与《战国策》所载相同或大同小异者,但因立场观点不同,往往同一故事,所得经验教训相异,如上节已提及者。汉代此风相沿未替,儒家如刘向《新序》与《说苑》,皆分类编辑先秦及汉初故事,以阐明儒家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又如韩婴《韩诗外传》,分卷编辑历史故事,对每一故事引用《诗经》语句作为论断。其中皆有战国史料可取。(三)关于苏秦、张仪、乐毅等人史料之去伪存真

战国末年与秦、汉之际,纵横家颇有夸大游士合纵连横之作用而加以虚构伪托者,其中以苏秦、张仪以及乐毅之史料尤为显著,因而有去伪以存真之必要。

张仪为秦相而推行连横之策,颇有成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李斯《谏逐客书》),奠定秦国强大之基础。苏秦为齐相而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亦尝烜赫一时,迫使秦废除帝号(是时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并归还所侵中原都邑温、轵、高平等地于魏、赵,使秦之声势为之一挫。因而战国后期,苏、张成为纵横家所学习揣摩之榜样,两人之游说辞与献计书信,成为传诵一时之读物。苏秦以洛阳农民出身,因发愤揣摩纵横长短之术,游说诸侯,一跃而为东方最强国之相国,得以发动五国合纵之举,尤为游士所仰慕。及战国末年,秦正谋兼并六国,东方游士纷纷谋求合纵抗秦,因而苏秦游说资料成为学习揣摩之范本,于是后人伪托之长篇苏秦游说辞应运而出,而隐讳其为燕作反间之真相。与之同时,伪托之张仪游说辞亦相应而作,于是苏、张成为同时对立之纵横家。其实张仪死于魏襄王九年(公元前三一〇年),史有明文,而苏秦因反间而处死,当在燕将乐毅方始攻齐之际,约在齐湣王十六、七年间(公元前二八五至二八四年)。苏秦之死,在张仪死后约二十五年,两人未尝同时作对立之策略。当时与张仪连横策略对立者,实乃公孙衍之合纵。是故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与《张子》十篇,《苏子》居首位而篇数最多,《战国策》所载纵横家游说辞与献计之书信,亦以苏秦最多,盖此中夹杂有大量伪托之作品,即司马迁所谓“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即据大量伪作而成,隐讳其为燕作反间之事,而连载其伪作之长篇游说辞,并称“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使“秦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宋黄震《黄氏日钞》云:“前辈谓苏秦约从,秦兵十五年不敢窥山东,乃游士夸谈,本无其事。”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有《苏秦的小说》一文,刊于越南河内远东法国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亚洲研究》(《北平图书馆馆刊》七卷六号有冯承钧译文),更以《苏秦列传》所载,年代错乱,不符事实,可谓“一种理想中之小说”。其书并非小说,盖出于战国末年纵横家所伪托,用以夸大苏秦合纵之计谋者。司马迁误信伪作为真,误认苏秦与张仪一纵一横而为同时对立之纵横家,误以为苏秦早死于张仪之前,因而在《史记》中反而将原为苏秦之事,改属之苏代或苏厉。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十四章苏秦资料,起首皆未署名,惟其中有六章游说者自称秦或苏秦,其为苏秦所作无疑。帛书第二十二章“谓陈轸”云云,内有“今者秦立于门”,而《史记·田世家》改属于苏代,并改作“今者臣立于门”。帛书第二十一章“献书赵王”云云,《赵策一》第九章作“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而《史记·赵世家》改属于苏厉。《史记》中,其他类此者尚有多处,皆当加以校正。

今本《战国策》中,所有张仪、苏秦游说资料,可谓真伪混杂,必须经过比较而去伪存真,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战国策》与《资治通鉴》中关于乐毅之史料,颇有出于后来游士为夸大乐毅合纵破齐之计谋而伪托者,尚有待于明辨而去伪存真。《燕策一》第十二章与《史记·燕世家》俱称:燕昭王收破燕即位,礼贤下士,尊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经二十八年而殷富,士卒乐战,于是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大破齐国。《资治通鉴》因于周赧王三年(公元前三一二年),即燕昭王即位之年,书“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此以乐毅为游士出身,因昭王初立,礼贤下士而得重用,计谋合纵伐齐而得以破齐。其实不然。剧辛为燕将在战国末年,赵悼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二年)为赵将庞煖擒杀(《赵世家》),上距燕昭王即位已七十年,去乐毅破齐亦已四十二年。《资治通鉴》既记“剧辛自赵往”在周赧王三年,又记庞煖杀剧辛在秦王政五年(即赵悼襄王三年),相距七十年。若剧辛年二十入燕,岂九十岁而为燕将乎?其不可信显然可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已疑之,以为剧辛之来似不在此时。)邹衍至赵见平原君,已在信陵君败秦存赵之后,入燕与剧辛为同僚,见于《韩非子·亡征》,已当赵悼襄王时,去信陵君存赵已十五年,其自齐赴赵已在齐王建时,自赵往燕亦当在燕王喜时,衍亦不及见燕昭王、齐宣王。据《乐毅列传》,毅由中山入赵为臣,及赵武灵王有沙丘之乱,去赵适魏,后为魏昭王使者入燕,可知乐毅入燕已在燕昭王十七年以后,不得在燕昭王初即位时。由此可见,所谓燕昭王即位礼贤,乐毅、邹衍、剧辛等人争相凑燕之说,全出游士之夸饰,非其实也。

据《赵策三》第三章,当齐宣王破燕时,赵武灵王欲伐齐而存燕,乐毅谓赵王:不能无约而攻齐,请以赵之河东易燕地于齐,以河东之地强齐,使楚魏憎之,楚魏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赵王从其议,于是楚魏令大臣淖(昭)滑、惠施至赵,请伐齐而存燕。可知当燕昭王未即位时,乐毅已为赵之大臣,正为赵主谋与魏、楚合纵伐齐而存燕之大事。由于乐毅主谋合纵“伐齐而存燕”成功,又因燕人群起抗齐,即孟子所谓“燕人畔”(《孟子·公孙丑下》),于是赵武灵王得以召燕公子职于韩,使乐池送入燕,立以为王(见《赵世家》及《集解》所引《纪年》),即是燕昭王。据《乐毅列传》,毅为魏将乐羊之后,魏文侯因乐羊有攻取中山之功,封乐羊于中山之灵寿,其子孙因家焉。乐池亦当为乐羊之后,乃毅之前辈,初为中山之相,出使赵国(《韩非子·内储说上》),秦惠王后元七年(公元前三一八年)一度入秦为相(《史记·秦本纪》),后又归赵为大臣,因而是时能担当送立燕昭王之重任。乐池盖配合乐毅主谋“伐齐而存燕”而得以成功者。毅原为赵之朝廷大臣,因沙丘之乱而去赵入魏,又以魏昭王之使者入燕,即为燕昭王所重用,当与乐毅在赵尝主谋“伐齐而存燕”,赵使乐池送立燕昭王有关。由此可见,乐毅非游士出身,非因燕昭王即位礼贤而前往为亚卿者。《史记·乐毅列传》称:乐毅因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辞让,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称燕昭王为“成功之君”,自比于“立名之士”,谓毅见燕昭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由于燕昭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虽皆以乐毅为魏之使者入燕,仍以乐毅为游士。因燕昭王礼贤,而举以为亚卿。盖皆战国末年游士为夸张游士之作用而伪托者。

至于《燕策》与《燕世家》所谓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因而破齐之说,亦采自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书”称:燕昭王“欲以齐为事”,乐毅以为“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燕昭王以为然。南使乐毅于赵,顾反命,起兵击齐。《乐毅列传》更谓燕昭王使乐毅约赵王,别使连楚魏,令赵嚪说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纵与燕伐齐。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此以乐毅破齐全由于毅之主谋合纵燕、赵、楚、魏四国,并出使约赵之结果,与当时秦、赵、韩、魏、燕五国合纵伐齐之形势不合。《荀子·王制》篇云:“闵王毁于五国。”《吕氏春秋·权勋》篇亦云:“昌国君(即乐毅)将五国之兵以攻齐。”《赵世家》载赵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五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秦本纪》亦载秦昭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二八四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魏世家》亦云:“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楚不与合纵伐齐之列,《田世家》谓“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其说是也。若楚参与合纵伐齐,楚又何以淖齿将兵救齐?齐湣王又何以淖齿为相乎?《齐策六》第五章记齐之幸臣相与语于王曰:“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将万人而佐齐。”淖齿当即佐齐之楚将。齐湣王因兵败出奔,经卫、邹、鲁等国,得以回国至莒,重建政权,即赖楚之救助,淖齿因而得以为相。后因猜疑而相恶,湣王为淖齿所杀,并收回往昔为齐所取淮北之地。《吕氏春秋·正名》篇论及齐湣王,谓湣王“任淖齿而信公玉丹,岂非自仇邪?”《韩非子·内储说上》又谓:“淖齿闻齐王之恶己也,乃矫为秦使以知之。”由此可知,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谓主谋合纵燕、赵、楚、魏四国因而破齐之说,亦出于后世游士夸大乐毅计谋而伪托者。《燕世家》、《楚世家》与《乐毅列传》以楚亦参与合纵伐齐,即因乐毅《报燕惠王书》而误。

当时,齐、秦、赵三强正争夺宋地,秦相魏冉与赵相李兑皆欲取得宋之定陶以为封邑,盖宋为中原富庶之区,定陶为最繁华之商业城市,工商业税收(即所谓“市租”)最巨。由于三国争夺宋地,先后引发一系列合纵连横之变化与战争。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二八八年)秦相魏冉约齐、秦并称为帝,秦昭王于宜阳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约五国合纵伐赵而三分赵地。二月后,齐湣王听从苏秦之谋,放弃帝号,转而与赵相约,合五国攻秦,迫使秦废除帝号,归还赵、魏所侵中原之若干城邑,以便乘机攻灭宋国。由于齐欲乘机灭宋,激起赵、魏抗争,五国攻秦之役无功而罢。于是赵将韩徐为,与由齐出走而入魏为相之孟尝君(即薛公)合谋联燕而伐破齐国。赵因而首先遣赵梁攻齐,再由韩徐为将而伐齐。齐经多次攻宋,终于齐湣王十五年(公元前二八六年)攻灭宋国,于是激起各国谋求对策。秦于是以破宋为齐罪,主谋发动五国合纵伐齐,而以秦、赵、燕三国为主力,并由秦出质于赵燕两国以为信,并推举乐毅兼为赵、燕两国之相,并为赵、秦、韩、魏、燕五国联军之统帅而攻齐。秦且首先发动大规模之进攻,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八五年)秦将蒙骜伐齐,攻取河东九城,以为秦之九县,作为合纵伐齐之先声。此次五国合纵伐齐,出于秦之主谋与主动,非如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谓出于乐毅约赵惠文王而起兵伐齐者。《赵世家》称:赵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五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赵与秦会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菑。赵惠文王十四年即秦昭王二十二年,是年秦、赵两王相会,秦遣蒙骜伐齐河东取九城,而赵相乐毅率五国兵攻齐取灵丘,盖秦赵先结盟而发动攻齐。灵丘在今山东高唐县南,靠近赵之东边。次年燕昭王来见赵惠文王,秦王先后与魏王、韩王相会。盖燕与赵结盟,秦又与魏、韩结盟,于是乐毅率五国兵大举攻齐,破之济西。是以燕、魏、韩、田《世家》以及《六国年表》皆只记次年合纵伐齐而破之济西之事。盖此次五国合纵伐齐,由秦主谋,先由秦约赵相合,再由赵约燕,更由秦约魏、韩而形成,非如乐毅《报燕惠王书》由乐毅约赵惠文王而成功。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一章,苏秦献书赵王曰:“秦岂忧赵而憎齐哉!欲以亡韩,吞两周,故以齐饵天下。恐事之不成,故出兵以割革(通“勒”)赵、魏。恐天下之疑己,故出挚(通“质”)以为信,声德与国,实伐郑韩。”《赵世家》所载大体相同,惟改苏秦作苏厉,“饵”作“餤”,“割革”作“劫”。所谓“出兵以割革赵魏”,谓劫持强制赵、魏,即指秦先出兵攻取齐之河东九城,以此要挟赵、魏合纵伐齐。《赵策一》第九章亦大体相同,亦云:“故以齐为饵,先出声于天下,欲邻国闻而观之也。”亦指秦先伐齐取河东九城之事。《燕策二》第一章记苏代约燕王亦云:“秦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秦欲攻齐,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可知此次五国合纵伐齐,确出于秦之主谋与主动,非如乐毅《报燕惠王书》谓出于燕之主谋。乐毅《报燕惠王书》盖战国末年游士为夸张乐毅计谋破齐而伪托,徒以文采华丽而为世传诵,感人至深而人多信之,此所以蒯通及主父偃读之“未尝不废书而泣也”。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七章,记五国约定伐齐,秦遣御史起贾至魏,主持“天下伐齐”之事,有人为齐游说起贾云云。御史为国君之秘书而兼监察性质,起贾以秦之御史在魏主管“天下伐齐”之事,盖秦以盟主监察五国合纵伐齐之行动,事在乐毅破齐之前。说者分析当时形势,谓燕将取得齐之河北,即所谓“阳地”,又得赵之死交,地又不与秦相接,将难以听从于秦;同时赵将攻取齐之济西,以防河东,乐毅为“燕、赵共相,二国为一,兵全以临齐,则秦不能与燕、赵争”。是时乐毅因原为赵之大臣,被推为“燕、赵共相”而兼五国之统帅。乐毅先以赵之相国率五国之兵攻齐,以赵为主力,由赵的东南边攻齐取灵丘,作为赵攻取齐济西之据点。盖灵丘正当高唐西南,高唐为齐五都之一,设有都大夫,驻有重兵,为济西必争之地。乐毅破齐,主要经历两大战役,即济西之战与秦周之战。济西之战,齐将触子败走,齐兵因而退守秦周(当临淄西门雍门之西),以保卫临淄。秦周之战,齐将达子战死,于是临淄不能守,齐湣王出走。事见《吕氏春秋·权勋》及《齐策六》(《齐策》“触子”误作“向子”)。《吕氏春秋·贵臣》论及齐湣王之失败,亦云:“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秦周之战乃乐毅独率燕师,乘济西大胜而深入进攻。燕军既在秦周得胜,得以焚雍门而攻入临淄。《说苑·奉使》第十八章记楚使谓齐王曰:“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饮马于淄、渑,定获乎琅邪,王与太后奔于莒”。“雒”与“络”通,“遵络路”盖谓绕道。燕军未南下攻齐河北,绕道经赵之东部边境南下,追随赵军攻克齐济西,由此渡济水浮桥,攻克秦周而焚雍门,一举而攻入临淄。正如说者谓起贾曰:“兵全以临齐,则秦不能与燕、赵争。”齐即指齐城,亦即临淄。乐毅《报燕惠王书》自称:“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与事实不合。盖战国末年游士为夸大乐毅破齐之功勋而伪托者(已有较详考辨在周赧王三十一年案语中)。

不仅乐毅《报燕惠王书》出于战国末年游士所伪托,《资治通鉴》所载乐毅破齐之详细经历,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书中,亦出于后人为夸大乐毅计谋与功绩而伪造。《资治通鉴》称乐毅在济西大败齐师之后,还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部赵师以收河间,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剧辛谓宜及时攻取齐边城以自益,深入无益于燕。而乐毅以为“其民必叛,祸乱内作”,遂进军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湣王出走,乐毅因而入临淄。《资治通鉴》不载触子于济西败走与达子于秦周战死之事,以为齐湣王因内乱出走,乐毅因而入临淄,其出于虚构无疑。所载剧辛与乐毅之对话,更是出于伪造。《资治通鉴》又称:乐毅修整燕军,禁止侵掠,宽其赋敛,除其暴令,后人因此谓:“此孟子所以教齐者,齐王不能用之于燕,而乐毅能用之于齐。”(吕祖谦《大事记》引延平陈氏语)其实皆出于杜撰。《吕氏春秋·权勋》云:“燕人逐北入国(国都),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高注:“美唐,藏金所在。”可知燕兵攻入临淄,争相掠夺财富,并非如儒家所谓“王者之师”。《资治通鉴》又谓乐毅入临淄后,除“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以外,分兵四路出击,“左军渡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因而“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此与《乐毅列传》称:“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不合。黄式三《周季编略》云:“《稽古录》于周赧王三十五年书乐毅徇齐地,数岁下齐七十余城,是司马氏后知其误而不能追改《通鉴》也。”其实《资治通鉴》所载燕军分四路出击,全出虚构。据前引《说苑·奉使》楚使谓齐王之语,燕兵克临淄后,“定获乎琅邪”,盖乘胜向东南攻至琅邪,以巩固其胜利所得,固未尝分兵四路出击也。《资治通鉴》于周赧王三十六年言“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以为原来分向四方出击之四路军队,又分别从远处调来会合,以围攻莒与即墨,更不可信。至于《资治通鉴》称:乐毅“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亦不可信。《田单列传》谓燕之初入齐,闻王蠋贤而欲封之,蠋自经其颈而死,未言封其墓。整个战国时代燕之封君可考者不过数人,安得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盖皆后人推尊乐毅为“王者之师”而为之夸饰者。相传周武王克商,“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史记·殷本纪》),盖后人有以乐毅破齐比之周武王克商而仿制者。《吕氏春秋·应言》记公孙龙说燕昭王曰:“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大王尽养之,虽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犹若弗养,其卒果破齐以为功。”可知燕昭王确有为破齐而养士之事。苏秦即为燕昭王重用之破齐谋士。苏秦为齐相而为燕作反间,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使齐得以攻灭宋国,从而引发五国合纵攻齐,确为齐破败之主因。是故《吕氏春秋·知度》称:“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燕策二》第十一章结尾论之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魏策一》第一章记知伯索地于魏桓子,任章请魏与之,云:“重欲无厌,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伯必骄……命不长矣。”并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王应麟因谓:“《周书》云云,此岂苏秦所读《周书阴符》者欤?老氏之言出于此。”

原来春秋战国之际兵家,皆用间谍工作配合军事行动,《孙子兵法》中即有《用间》篇,以为“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彼辈以殷之伊尹与周之太公望作为榜样,因云:昔殷之兴也,伊挚(即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即太公望)在殷。《秦策一》第二章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苏秦列传》亦称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所谓《阴符》乃假托太公望所作讲“用间”之书。当时兵家讲“用间”,纵横家亦讲“用间”。《楚策一》第八章策士伪托所造张仪游说楚王之辞,云:“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张仪列传》同)所谓“乃佯有罪,出走入齐”并不确实,然而苏秦为燕昭王使齐为反间,确实取得破齐之大功,因而银雀山出土竹简《孙子·用间》篇中,于“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后,增加“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二句。(四)关于李悝、商鞅等法家史料之考订与辨伪

战国初期,魏秦两国先后因变法而强盛,对此后战国、秦、汉政治经济之变革与发展,所起作用甚大。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变法图强,作“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法”,使魏国富强。见于《汉书·食货志》,李悝又撰次诸国法,著有《法经》六篇,在法制设施上具有承前启后之重大作用,不仅商鞅携之入秦作为变法之基础,而且成为此后秦、汉法律之根源。《汉书·艺文志》载李悝所著《李子》,多达三十二篇,列为法家之首,不幸散佚,自《隋书·经籍志》以下不见著录。惟有《吕氏春秋·勿躬》篇开首引有《李子》一节论法家统治之“术”者。所著《法经》六篇,仅见《晋书·刑法志》有概括之叙述,内容不详。司马迁又未为李悝作传,于是作为法家祖师之李悝,有关法制史料贫乏。《资治通鉴》卷首有大段叙述魏文侯礼贤下士,却无一语及李悝。《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尝言及“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而《货殖列传》、《平准书》又误作“李克尽地力”。近人有误以李悝与李克为一人者,以为“悝克一声之转”。其实确为二人,《汉书·古今人表》列李悝三等、李克四等,《汉书·艺文志》列李子于法家,《李克》七篇在儒家,乃子夏弟子是也。《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记两人事迹,区别甚明。李克为魏武侯分封于中山之相,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克谓之窕货(《韩非子·难二》),此与李悝主张“尽地力”而“入多”不同。

近人因李悝《法经》不见于《汉书·艺文志》,《晋书》述魏陈群等撰《新律十八篇序》不言李悝,以为《晋书》所述李悝《法经》出于伪托,其实非是。吾人追溯秦、汉法典之起源,可以确定李悝确有《法经》六篇之作,当即包容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李子》三十二篇之中。明末董说所编《七国考》,卷十二“魏刑法”中有《法经》条,载有大段《法经》资料,自称引自桓谭《新书》(当是《新论》之误)。西方汉学家有认为此乃依据《晋书·刑法志》而伪造者,乃双重之伪造。其实,《晋书·刑法志》所述非出伪托,《七国考》所载确出于伪造。桓谭《新论》亡于南宋,《七国考》所引既不见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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