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增订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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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增订本)试读：

或许就是这幽灵的魅力，我一到德国就急着去看马克思的故居。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特利尔小城。那天匆匆赶到时已近黄昏，我们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座灰色的小楼，在清静的街道上，在鳞次栉比的住宅区，这是一处很不引人注意的房舍。落日的余晖正为它洒上一层淡淡的金黄。我推门进去，正面一个小小的柜台，陈列着说明书、纪念品，门庭很小，窗明几净，散发出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一张马克思像，不是照片，也不是绘画，是一幅用《共产党宣言》的文字组成的肖像。连绵不断的英文字母排成长长的线，勾勒出马克思的形象，我们所熟悉的大胡子、宽额头和那深邃的目光。我在这张特殊的肖像前默站了好大一会儿。一个人能用自己驰名世界的著作来标志和勾勒自己的形象，这真是难得的殊荣。

故居的小楼共分三层，环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天井。一层原是马克思父亲从事律师职业时的办公室，现在做了参观的接待室。二层是马克思出生的地方，现在陈列着各种资料，介绍马克思的生活情况和当时国际共运的背景。三层陈列马克思的著作。其实，马克思出生后在这里只住了一年半，他父亲1818年4月租下这座房子，5月5日马克思出生，第二年10月全家便搬走了。马克思于此地可以说毫无记忆，他以后也许再没有来过，但是后人记住了它。1904年，这座房子被特利尔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确认为就是马克思的出生地，党组织多次想买下它，限于财力，未能如愿。到1928年才用10万金马克从私人手中买下并进行修复，计划在1931年5月5日开放。但接着政治形势恶化，希特勒上台，1933年5月，房子被没收，并做了法西斯地方组织的党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民主党才重新收回了这座房子，1947年5月5日终于第一次开放。马克思故居

世事沧桑，从马克思1818年在这座房子里出生到现在已过了170多年，其间世界变化之大，超过了这之前的1 800年，但是世界仍然在马克思的脑海里运行。陈列馆里有一张当年马克思投身工人运动和为研究学问四处奔波的路线图，一条条细线在欧洲大地来回穿梭，织成一张密网。英国伦敦是细线交会最集中的地方。我目光移驻在这个点上，自然想到那个著名的故事：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读书、写作，时间长了脚下的地板给蹭出了一条浅沟。就像少林寺石板上留下了武僧的脚窝一样，不管是文功还是武功，都是要下功夫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地球，把地球上的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人的思维，及这个世界上的哲学，等等，全部做了他的研究对象。他要为世界究出个道理，理出个头绪。他是如阿基米得或者像中国的老子那样的哲人。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但他绝不只是想改变一时一地工人的境况。他不是像欧文那样去搞一个具体的慈善试验，就是巴黎公社，他一开始也不同意。他是要从根本上给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求一个解法。这座楼里保存最多的资料是马克思的各种手稿和著作的版本。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了。这里有最珍贵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一本书能这样明确地告诉人们换一种活法，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持续百年而不衰的运动。我们只要看一看这橱窗里所陈列的从1848年首次出版以来，各地层出不穷的《共产党宣言》版本，就知道它的生命力。它怎样为世界所接受，又怎样推动着世界。据统计，《共产党宣言》共出版过70多种文字的1 000多种版本。它传到中国是1920年，由陈望道先生译出第一个中文本。从此，起起落落经历了两千年农民起义的神州大地卷起了一种崭新的风暴——共产主义的风暴。那些在油灯下捧读了麻纸本《共产党宣言》的泥腿子，他们再不准备打倒皇帝做皇帝，而是头戴斗笠，肩扛梭镖，高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呼啸着冲过山林原野。三楼的第22展室是专门收藏和展出《资本论》的。最珍贵的版本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平装本。《资本论》是一部最彻底地教人认识社会的巨著，全书430万字，马克思为它耗费了40年的心血，为了写作，前后研究书籍达1 500种。在这之前谁也没有像他这样讲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物质生产是精神活动的基础；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这本书不只是教人认清剥削，消灭剥削，它还教人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织经济，发展经济。甚至它的光焰逼得资本家也不得不学它，不得不承认劳资对立，设法缓和矛盾。《资本论》是一个海，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经过了在历史河床上的长途奔流，又经过了在各种学科山林间的吸收过滤，最后都汇到了马克思的脑海里来，汇到了这本大书里来。我看着这些发黄的卷了边的著作和各种文字的密密麻麻的手稿，看着墙上大段的书摘，还有规格大小不一，出版时间、地点不同的各种版本，一种神圣的感觉爬上心头。我仿佛是从大海里游上来，长途跋涉，溯流而上来到青藏高原，来到了长江、黄河的源头，这时水流不多，一条条亮晶晶的水线划过亘古高原，清流漫淌，纯净透明，整个世界静悄悄的，头上是举手可触的蓝天白云。夕阳从天井里折射进来，给室内镀上了一层灿烂的金黄。

150年前马克思宣布了“共产主义幽灵”的出现，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真是茫茫然，吓得手忙脚乱。150年后，当我站在特利尔这座小房子里时，西方人已经不怕马克思了，这窗户外面就是资本主义世界。这个世界完整地保存了这座房子，还在它的旁边开辟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进行了那个“神圣的围剿”后，现在已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并认真地从中汲取着养分。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当时的联邦德国曾专门发行832万枚铸有马克思头像的硬币，其中35万枚专供收藏。而在此前，联邦德国马克上只铸历届总统的头像。联邦政府国务秘书就此事在议会答辩说：“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在西方虽有争论，但他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学者，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休·劳力埃德琼斯说：“现有的大量文献，包括一部分很有价值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不仅在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门学科中，而且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都是每个有常识的读者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种学说。”他们就像一位输在对方剑下的武士，恭手垂剑，平心静气地讨教技艺。

从留言簿上看，来这里参观最多的是中国人。马克思主义于中国有太多太多的悲欢。这个幽灵在中国一登陆，旧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立即学着欧洲的样子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就是共产党内，在经历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的一刹兴奋之后，接着便有无穷的磨难。这个幽灵一入国门，围绕着怎样接纳它、运用它，便开始了痛苦的争论。幽灵是万灵之药，是看不见的，是来自遥远欧洲的提示，是冥冥中的规定，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国这个封建文化深厚、崇神拜上、习惯一统的国度，总是喜欢有一个权威来简化行动的程序，省却思考的痛苦。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总要先托出一个神来。陈胜吴广起义托狐仙传话，刘邦起义假斩蛇树威，直到洪秀全创拜上帝会自称上帝的代言人。总之，要从幽冥之处借来一个威严的声音，才好统一行动。于是传播共产主义幽灵的书一到中国，便立即有了革命的“本本主义”，这种借天上的声音来指导地上的革命所造成的悲剧，择其大者有两次。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路线，导致根据地和红军损失殆尽。是毛泽东摒弃了洋本本，包括摒弃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那个马克思的老乡、军事指挥官李德，而只用其神，只用其魂。他不要德国的、欧洲的外壳，他用中国语言，甚至还带点湖南味道大声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农村包围城市。一下就讲清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幽灵才真的显灵了，革命重又“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生产关系的错误估计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直至全面崩溃的“文化大革命”。是邓小平再次摒弃了洋本本，他再一次甩开强加给共产主义幽灵的沉重的外壳，用中国语言，甚至还有点四川味道说了一声“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并大胆问了一句：“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下子就使中国这个老大社会主义跳出了共产主义的狂想，跳出了红色纯正的封闭。

当我们这几年逐渐追上了发展着的世界时，回头一看，不禁一身冷汗，一阵后怕。马克思当年批评大清帝国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如果我们还是那样封闭下去，将要重蹈大清帝国的覆辙。

读了几十年马克思的书，走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难得有缘，来到马克思最初降临人间的地方，观看这些最早出现在人世的福音珍本。但这时我已不像当年在课堂里捧读时那样，面前一片空白。心中的思考有如眼前这些藏书一样沉重。我注视着墙上用《共产党宣言》文字组成的马克思肖像，他像佛光中的佛祖一样，忽然清晰，又忽然模糊。一会儿浮现出来的是马克思的形象，他的宽额头、大胡子，一会儿人不见了，只是一行行的字母，字里行间是百年工运的洪流和席卷全球的商业大潮。我想，我们还是不了解马克思，许多年来我们对他若即若离、似懂非懂。这几年，我们也曾急切地追问：资本主义为什么腐而不朽、打而不倒呢？这个幽灵为什么不灵了呢？但是就在这个房间里，打开这尘封色褪的书稿，马克思老人早在1859年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过去我们也曾认真地对照马克思的书，计算过雇几个工人就算是资本主义，数过农民家养几只鸡，就算是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又忽略了，仍然在这些书稿里，马克思面对人们急切地询问他社会主义的步骤时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恩格斯说得更明白：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和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我们却硬要把他降低为一个行动家。共产主义既然是一个幽灵，就幽深莫测，它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个方案。可是我们急于对号入座，急于过渡，硬要马克思给我们说个长短，强捉住幽灵要显灵。现在回想我们的心急和天真实在让人脸红，这就像一个刚会走路说话的毛孩子嚷嚷着说“我要成家娶媳妇”。马克思老人慈祥地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先得吃饭，先得长大。”到一个半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五大，认真地总结20世纪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党决不能提什么超越现阶段的任务和政策。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俗话讲：日久见人心。心者，思想也。常人之心，年月可观；哲人之心，世纪方知。马克思实在是太高深博大了，在过去的岁月里，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学者，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其实都才刚刚从皮毛上理解了他的一小部分，便就立即或好或恶地注入感情，生吞活剥地付诸行动。他们经过许多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之后，再又来到他的肖像前、他的故居、他的墓旁、他的著作里重新认识马克思。特利尔

从故居出来，天已擦黑。特利尔很小，只有10万人口，却是德国一个古老的城市。街上灯火辉煌，我们找了一家很有现代味道的旅馆，便匆匆住下了。如今我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就像唐僧非得要到释迦牟尼的老家去一趟不可，跋涉万里，终于还了这个愿。我带着圣地给我的兴奋和沉思慢慢进入梦乡。第二天早晨一醒来，满屋阳光。推开窗户，惊奇地发现街对面竟是一座古罗马的城堡，一座完整的城门和向两边少许延展的残墙，距今已2 400年。城堡全由桌子大小的石块砌成，石面已长满绿苔，石缝间也已长出了手臂粗的小树。就像一位已经石化了的罗马老人，好一派幽远的苍凉，我感觉到了历史的灵魂。而越过城堡的垛口向南望去，还有一座尖顶的古教堂，据说也已经1 400年。沉重的红墙，窄窄的窗口，里面安置着主的灵魂。城堡和教堂只隔几条街，历史却跋涉了1 000年，咫尺方寸地，岁月2 000年啊。我注视着这个宁静的历史的港湾，不禁想到，凡先驱者的思想，总是要留给我们一段长时间的理解和等待。就在离特利尔不远的乌尔姆还诞生了德国的另一个大哲人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发表之初，据说全欧洲只有8个人懂，到40年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人们才信服了他。而就是现在，许多人对其深奥也还是似懂非懂。我又想起一件事。也是马克思的老乡，天文学家开普勒经过16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发现了行星运行规律，他欣喜若狂，在实验笔记上大书道：大事告成，书已写出，可能当代就有人读它，也可能后世才有人读它，甚至可能要等一个世纪才有读者，就像上帝等了6 000年才有信奉者一样，这我就管不着了。

思想家只管想，具体该怎么做，是我们这些后人的事。既然是灵魂，它就该有不同的躯壳，它就会有永远的生命。（1997年3月记于特利尔，载《光明日报》1997年10月18日）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拥有6 500万党员的大党，是一个掌管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2亿多人口国度的执政党。可是谁能想到，当初她却是诞生在一只小船上。在建党80周年之际，我特地赶到嘉兴南湖瞻仰这只小船。这是一只多么小的船啊，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它被一条细绳系在湖边，随着轻风细浪，慢慢地摇荡。我真不敢想，我们轰轰烈烈、排山倒海的80年就是从这条船里倾泻出来的吗？

因为它是党史的起点，这条船现在被称为红船。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房子里召开，但很快就被巡捕监视上了。不得已，立即休会转移。代表之一李达，他的夫人王会悟是嘉兴人，是她提议到这里来开会。8月1日，王会悟、李达、毛泽东先从上海来到嘉兴，租好了旅馆，就出来选“会场”。他们登上南湖湖心岛上的烟雨楼，见四周烟雨茫茫，水面上冷冷清清地漂着几只游船，不觉灵机一动，就租一只船来当“会场”。当时还计划好游船停泊的位置，在楼的东北方向，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第二天，其余代表分散行动，从上海来到南湖，来到这只小船上。下午，通过了最后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位于当时的上海法租界）

今天，我重登烟雨楼，天明水静，杨柳依依。这烟雨楼最早建于五代，原址是在湖岸上。明嘉靖年间，当地知府赵赢疏浚南湖，用挖起的土在湖心垒岛，第二年又在岛上砌楼。有湖有岛有楼，再加上此地气候常细雨蒙蒙，南湖烟雨便成了一处绝景。清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八到烟雨楼，至今岛上还有御碑两通。现在楼头大匾上“烟雨楼”三个大字，是当年的一大代表董必武亲笔所书。历史沧桑，烟雨茫茫，我今抚栏回望，真不敢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当初是那样的艰难。那时百姓穷无立锥之地，要想建一个代表百姓利益的党，当然也就没有可落脚之处。列宁说：群众分为阶级，阶级有党，党有领袖。当时这12个领袖是何等的窘迫，举目神州，无我寸土。我眼看手摸着这只小船，这些小桌小凳，这竹棚木舷。我算了一下，就是把舱里全摆满，顶多只能挤下14个小凳，这就是现在有6 500万党员的中共一大会场吗？但这个会场仍不安全，王会悟同志是专管在船头放哨的。下午，忽有一汽艇从湖面驶过，她疑有警情，忙发暗号，船内就立即响起一片麻将声。他们是一伙租了游船来玩的青年文人啊！汽艇一过，麻将撤去，再低声讨论文件，同时也没有忘记放开留声机做掩护。但不管怎样，工农的党在这条小船的襁褓里诞生了。距南湖不远是以大潮闻名的钱塘江，当年孙中山过此，观潮而叹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共产党在此顺潮流而生，合乎天意。

西方人信上帝，我们认马克思主义。也许是马克思在冥冥中的安排，专门让我们这个大党诞生在一只小船上。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

宋人潘阆有一首写大潮中行船的名词：“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共产党就是敢立于涛头的弄潮儿。一大之后，毛泽东一出南湖便买船西行到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他振臂一呼，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这时全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许多人不知革命希望在何方。他挺立井冈之巅大声说道：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这时，周恩来也领导了南昌起义，兵败后南下广州，只靠一只小木船，深夜里偷渡香港，又转道上海，再埋火种。谁曾想到，惊涛骇浪中，那只小木船上坐着的就是未来共和国的总理。蒋介石曾希望借中国大地上的江河阻灭革命，但革命队伍却一次次地利用木船突围决胜。天险大渡河曾毁灭了石达开的10万大军，但是当蒋介石围追红军于此，只见到远去的船影和岸边的草鞋。抗战时期，共产党在陕北聚积了力量，然后东渡黄河，问鼎北平。而东渡黄河靠的还是老艄公摇的一只木船，船仍然不大，以至于连毛泽东心爱的白马也没能装上。中国革命的整个司令部就这样在一只木船上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不久就有百万雄师乘着帆船过大江，解放全中国。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们喜欢说他们是马上得天下，中国共产党真正是船上得天下，是船上生、浪里走而夺得天下的啊。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历史长河的巨浪也颠簸着最早上船的12名领袖。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是邓恩铭，这位从贵州南部大山中走出来的水族革命家，在山东从事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31年被杀害。接着是何叔衡，红军长征后，他在一次突围中，为不连累同志跳崖而死。以后脱党的有刘仁静，叛党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毛泽东则成了党最长期的领袖。12个人中只有董必武再回过故地。毛泽东1958年到杭州时，专列经过南湖，他急令停车，在路边凝望南湖足有40分钟。想伟人当时胸中涛翻云涌，其思何如？

中国古代有一个最著名的关于船的寓言故事：刻舟求剑，是讲不实事求是，不会发展地、辩证地看问题。我们不讳言曾犯过错误，也曾做过一些刻舟求剑的事。我们曾急切地追求过新的生产关系，追求那些在本本里看到的模式，硬要在我们自己的刻舟之处去找主观上想要的东西。因此也曾有几次尽兴放舟，“争渡，争渡”，“误入藕花深处”。最危险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险些翻船。但是我们也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时中国共产党早已是一只大船，都说船大难掉头，但是邓小平成功地指挥它掉了过来。在我们干社会主义数十年后，又敢于重新问一句“什么是社会主义”，敢于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这勇气不下于当年在南湖烟雨中问苍茫大地，船向何处。

红船自南湖出发已经航行了80年。其间，有时“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有时“阴风怒号，浊浪排空”。80年来，党的领袖们时时心忧天下，处处留意行船的规律。历史上第一个以舟水关系而喻治国驭世者，大概是荀子，后来魏徵也把这个比喻说给唐太宗。他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我们这只小船航行到第24个年头，时在194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开过七大，胜利在即，将掌天下。民主人士黄炎培赴延安，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谈话。黄问如何能逃出新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毛泽东答：“靠民主，靠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打造出一只共和国的大船。后来，红船航行到第71个年头，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再指航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扬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帆，又一次勇敢地冲上浪尖。当这只航船行到第79年，2000年，江泽民视察浙江——历史巧合又是红船的出发地。他指出：党要永葆青春活力，就必须时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浪里飞舟80年，心忧天下三代人。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伟大的、成熟的党。

南湖边上现在还停着这只小小的木船，烟消雨停，山明水静。游人走过，悄悄地向它行着注目礼。这已经是一种政治的象征和哲学意义的昭示。6 500万党员的大党就是从这里上岸的啊。从贫无寸土，漂泊水上，到神州万里，江山红遍。党在船上，船行水上，不惧风浪，不忘忧患，顺乎潮流，再登彼岸。（《人民日报》2001年6月21日）南湖红船赋

红船者，嘉兴南湖上的一普通小船，为当年中共一大之会场。以一只小船而造就大党九千万，吞吐岁月近百年，古今中外唯此一船。

红船为建党之证，本该尊为文物，储于馆堂，永受细心之呵护，享国宝之典藏。然，今随意漂泊于湖畔，广接游人，栉风沐雨，敞对青天，是别有寓意，寄情悠长。

船之名“红”，借红色以言志，其意深远。当年长夜如磐，红烛此处破黑暗，星火遍燃不夜天。从此，红色象征革命、象征进步、象征改革，代表民心、代表希望。今革命虽已成功，初心不敢忘，大业路还长。红旗立潮头，飞舟举风帆，舟前还有万重浪。

今船仍留湖上，任水拍浪打，轻轻摇荡，是为不忘古训：水可载舟，亦可翻船。登舟望湖，叹烟波浩渺，知来路之修远；抚舷临风，望峰回路转，更觉任重路长。船、船、船，想当年千帆齐发，金戈铁马曾渡江，一统江山；后又杀条血路去改革，船大掉头破冰坚；再后来，船到中流，壮士断腕，反腐倡廉，焕然一个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船借水力，水助船航，掌船人最懂水与船。建党如同造船，同舟共济聚中坚；治国又如远航，几多风浪几多险。望湖兴叹，珍惜胜利，谨行吾船。嘉兴南湖红船

船静停于湖心岛上，依风雨楼前，是取居安思危、高瞻远瞩之意，勿忘前车之鉴。南湖虽小，映照古今，不让八百里洞庭；小船如箭，一箭光阴，射穿两千年画卷。贾谊过秦、魏徵谏唐，毛泽东延安窑洞答客问，灯下细说治国方；陈胜揭竿、天朝末路，五大领袖览罢青史，一辞太行，西柏坡赴京赶考，相约不做李闯王。多少英雄，毕恭毕敬，拜谒红船，历史空前。船、船、船！对小舟一叶、窗明几净，怎不叫人细思默想？

呜呼！树高有根，水长有源。今党率众十数亿，国有版图九百万，不敢忘我九尺小船。南湖红船，永泊水面，年年拜祭，岁岁观瞻。不忘宗旨，续写新篇，辉煌大业，两个“一百年”。唯愿中华崛起，国泰民安。（《人民日报》2011年7月1日）红毛线，蓝毛线

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孙中山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有人得天下，有人失天下。中国从有纪年的公元前841年算起，不知有多少数得上名的君臣、政客，他们也讲操守，也讲牺牲，以换取人心，换取天下。唐太宗爱玩鹞子，魏徵来见，忙捏在手里背在身后，话谈完了，鹞子也死在手中。王莽篡位前为表明不徇私情，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处死。汪精卫年轻时也曾有行刺清廷大臣的壮举。人来人去，政权更替，这种戏演了几千年，但真正把私心减到最小最小，把公心推到最大最大的只有共产党和她的领袖们。当历史演进到20世纪40年代末，又将有一次政权大更替时，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证明。

如今，在西柏坡村口立着五位伟人的塑像，他们是当时党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领袖刚从村里走出来，正匆匆忙忙像是要到哪里去。这时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曾经对中国的河山觊觎并蹂躏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寇终于心衰力竭，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了，中国大地上突然又只剩下两大势力集团：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20年前，蒋介石就“剿共”，现在日本人走了，蒋介石又重做这个梦，你看“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又到处扯起“剿”字旗，他想在北方重演一场当年在江西的戏。但这时，早已南北易位，时势相异。毛泽东从从容容地将五位书记一分为二，他说，我和恩来、弼时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少奇和朱老总可先到河北平山去组织一个工作班子。平山者，晋陕与北平间一块过河的踏石，此石一收天下之势已明矣。西柏坡伟人塑像

虽然已经有人马数百万，土地数千里，就要开国进京了，但是当五大领袖住进这个小村时，并没有什么金银细软。他们和其他所有的干部一样只有一身灰布棉制服。刘少奇带着那只跟随了他多年的文件箱，那是一个如农家常用的小躺柜，粗粗笨笨，一盖上盖子就可以坐人。这箱子后来进了北京，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幸亏保姆在上面糊了一层花纸才为我们保存了这件文物。现在这小木箱又按原样放在少奇同志房间的右角，而左角则是一个只有二尺宽、齐膝高的小桌，这是当时从老乡家借来的。少奇同志就是伏在这张小桌上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写好大纲后，就去村口召开全国土改工作会。露天里搭了一个白布棚算是主席台，从各边区来的代表就搬些石头块子散坐在棚前。

座中一位最年轻的代表，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这将是一次要把全国搅得天翻地覆、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啊。会场没有沙发，没有麦克风，没有茶水，更没有热毛巾。这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小桌、这个会场时，才顿然悟到，开会本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作，大家来到一起是为了接受新思想，通过交流碰撞产生新思想，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附加上去的。可惜后来这种附加越来越多。这个朴素的会议讲出了中国农民1 000多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平分土地。这话经太行山里的风一吹，便火星四溅，燃遍全国。而全国早已是布满了干柴，这是已堆了1 000多年的干柴啊，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这场火着了又熄，熄了又着，总没有着个透。现在终于大火熊熊，铺天盖地。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三大战役中民工支前参战就达886万人，800多万啊，相当于国民党的全部陆海空军。陈毅说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只平山县，土改后，王震同志振臂一呼：保卫胜利果实！一次就参军1 500人，组成著名的三五九旅平山团，这个团一直打到新疆，现在还驻扎在阿克苏。解放战争实质上是10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继续，是中国农民1 000多年翻身闹革命的总胜利，而土改则是开启这股洪流的总闸门。但开启这个闸门的仪式竟是这样的平静，没有红绸金剪的剪彩，没有鼓乐，没有宴会，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这个木箱，这张二尺小桌和河滩里这一片曾作为会场的光秃秃的石头。

1948年5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转战一年，拖垮了胡宗南后也来到了这里。五位书记又重新会合了。毛泽东决定在这里摆两着棋。第一着是打三大战役。他在隔壁的院子里布置了一间作战室，国共两党已经斗了20多年，他要在这里再最后斗一斗蒋介石。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房舍，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着3张大桌子。一张作战科用，一张情报科用，一张资料科用。大屋子里彻夜灯火通明（那时已开始有电灯，但又常离不开油灯）。来自全国各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参谋们紧张地分析、研究、报告。讲解员说当时很难买到红蓝铅笔，为了节省使用，参谋们就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识敌我势态。虽然我们这时已在进行着百万大军的总决战了，但其实还穷得很呢。这时南京国防部的大楼里呢绒大桌、真皮沙发、咖啡香烟，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共产党会这样穷。其实到这时共产党还从来没有富过，尤其是党中央最不富。当年中央红军走到陕北时只剩万数人马，1 000元钱，人均1毛钱。毛泽东只好向红二十五军去借，徐海东也没有想到中央会这么困难，忙从全军7 500元的积蓄中抽出5 000元。毛周留在陕北，晋察冀吃穿用都比陕北强。贺龙过河来看毛泽东，毛的警卫员看着贺老总警卫员身上的枪直眼馋。贺胡子也大吃一惊，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央机关会这么苦，赶快对警卫员说：“换一下。”共产党是穷惯了，党的最高层是穷惯了。不是他们爱穷，他们守一个原则：只要中国的老百姓还穷，党就耻于高过百姓；只要党还穷，第一线还穷，中央机关、党的领袖就决不肯优于他们。这种生活的清贫，工作条件的清苦，清澈见底地表示着他们的一片心，这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900年前封建名臣范仲淹就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真正实现了这句名言的只有共产党。现在毛泽东和他的参谋班子就是在这间最简陋的指挥部里和蒋介石斗法。这反倒生出一种神秘，就像武侠小说上写的，突然有一个貌不惊人的高手随便抽出一把扇子或者一根旱烟管就挑飞了对方手中的七星宝刀。作战室旁那个有一盘小石磨的小院子里，毛泽东在石磨旁抽烟、踱步，不分日夜地草拟电报。据统计，三大战役毛泽东亲手写了190封电报，电报发出了，作战参谋们就在地图上用红毛线一圈一圈地去拴。先是拴住了沈阳，接着又套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干脆套到了平津的脖子上。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共产党的每个普通干部在延安大生产时就学会了纺毛线，想不到这毛线今天派上了这个大用场。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改造出狱后坚持要来西柏坡看一看，当他看到这间简陋的作战室时，感慨唏嘘，连呼：“蒋先生当败！蒋先生当败！”蒋介石怎么能不败呢？共产党克己为民，其公心弥盖天下，已经盖住并熔化了敌人的营垒，连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邵力子、张治中都服而不归了。

一着武棋下完，再下一着文棋。1949年3月5日，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央机关的一间大伙房里召开了。现在会议室里还保留着原来主席台上的样子。说是主席台，其实没有台，就是在伙房一头的墙上挂一面党旗，旗下摆一张长方桌，后面放一把旧藤椅。“台”两侧各有一张桌子是记录席。会场没有麦克风，更没有录音机。出席会议的共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毛主席坐在长桌后面，其余的人都坐在台下。台下也没有固定的椅子，开会时各人就从自己的家里或办公室带个凳子。会议开了8天，委员们仔细地讨论军事、政治、党务、政权接收等大事。轮到谁发言时就走到那张长桌旁面向大家站着讲话，讲完后又回到自己的凳子上。毛泽东亲自记录，不时插话。领袖与代表咫尺之近，寸许之间。其实这已是老习惯了，许多人都见过一张照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站着做报告，黄土地上摆一个小凳子，凳子上放一只大瓷缸子。大家在木凳前席地而坐，据说前排的人口渴了，就端起毛泽东的茶缸喝一口水。不但是党内，就是领袖和百姓也亲密无间。西柏坡坡下有水，有稻田，毛泽东是从小干惯了稻田活的，工作之余就挽起裤腿去和农民插秧。朱老总一脸敦厚，在村头背着手散步，常被误认为是下地回来的老乡。任弼时全家人睡的土炕上至今还放着一架纺车。五大领袖走过雪山草地，到过东洋西洋，统率千军万马，熟悉中国的经济，遍读经史子集和马恩列斯，有的还坐过国民党的大牢，他们知识渊如海，业绩高如山，但是他们却这样自自然然地融在革命队伍中，做普普通通的一分子。伟人者，其思想、作风、境界、业绩已经自然地达到了一个高度，如日升高，如木参天，如水溢岸，你想让他降都降不下来，他当然不会再另外摆什么样子。1949年春的中国共产党，她的五大领袖，她的34名中央委员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在北方小山村的这间旧伙房里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也决定着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该怎么办。住了20多年山沟，现在要进城了，党没有忘记存在决定意识这条哲学的基本原理，没有忘记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准则。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共产党通过了自己的“陋室铭”。毛泽东说，要警惕“糖衣炮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本来会议开始时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像，到闭幕时就不这样挂了。会议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并通过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这真让人吃惊了，党的中央全会竟决定如此细小的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心之诚，其行之洁，天地可鉴。当年袁世凯筹备登基，光龙袍上的两颗龙眼珠就值30万大洋。而共产党为新共和国奠基却只借用了一间旧伙房。我们常说像真理一样朴素，只要道理是真的，裹着这道理的形式是无须多讲究的。这话是用镀金的话筒说出来的还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关系并不大。真理不要过多的形式来打扮，不要端着架子来公布，它只要客观真实，只要朴素。清皇室册封嫔妃是用金页写成，每页就用16两黄金。可她们的名字有哪一个被后人记住了呢？位于西柏坡村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真是撒豆成兵、指木成阵，怎么打怎么顺了。其实那时使用什么都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的心早已到了，任何一件普通东西上都附着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诚则灵，天下来归，传檄而定，望风披靡。而蒋政权人心已去，好比一株树，水分跑光了，叶子早已枯黄，不管谁来轻轻摇一下都会枝折叶落的。

当参观结束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到村口和五大领袖合影一张。五位书记昂首向前，似将远行。到哪里去？当年在村口毛泽东说了一句风趣的话：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做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被退回来。（《人民日报》1997年1月23日）西柏坡赋

西柏坡乃冀中一普通山村。然其声沸海内，名传八方；瞻者益众，研者益广。天降大任，托国运于僻壤；小村何幸，成历史之拐点。

1948年春，中国北方大地正寒凝将消，阳气初升，国共两党还胜负未分。时毛泽东方战罢陕北，过黄河，进太行，一路西来；刘少奇正经略华北，闹土改，分田地，发动群众。中央五大书记，自一年前延安分手，重又际会于此，设立中国革命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将要夺取大城市，问鼎北平。

是时也，日寇甫败，蒋介石心气正盛，仍欲圆“剿匪”旧梦。于是设指挥部于南京，乃六朝古都，纸醉金迷之城。共产党则选定这个山沟，乃穷乡僻壤，无名无姓之村。当是时，势虽必胜，党却还穷。战事紧，参谋竟无标图之笔，而以红蓝毛线推盘演兵；文电急，领袖苦无办公之所，只就炕桌马灯草拟电文。借得民房一室三桌，是为情报、作战、资料三科；假小院石碾一盘，以供毛、周、朱选将、发令、点兵。虽军情火急，院门吱呀，不废房东荷锄归；指挥若定，读罢战报，还听窗外磨面声。谈笑间，一战而取辽沈，二战而收淮海，三战而下平津。全国解放，大局已定。

当此乾坤逆转、开国定都之时，中共高层却格外之冷静。一间大伙房里正在开党的中央全会。静悄悄，审时度势，析未来；言切切，防微杜渐，议党风。斯是陋室，无彩旗之张挂，无水茶之递送；甚而上无主席台之摆设，下无出席者之席尊。主持者唯一把旧藤椅，代表席即老乡家的几十个小柴凳。通过的决议却是不祝寿、不敬酒、不命名，务必艰苦朴素，务必谦虚谨慎。其心之诚，直叫拒者降、望者归，大江南北，传檄而定；其风之严，令贪者收、贿者敛，军政上下，两袖清风。孟子言，先贤而后王；哲人曰，先忧而后乐。共产党人，未曾掌权，先受戒骄之洗礼；五大领袖，进京之前，相约不做李自成。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中国革命乃土地革命，政权之争实民心之争。仰观自陈胜、吴广至太平天国，起起灭灭，热血空洒黄土旧，悲歌唱罢王朝新。只有共产党，地契旧约照天烧，彻底解放工与农。党无己利，人无私心，决心走出人亡政息周期律；言也为民，行也为民，载舟覆舟如履薄冰。西柏坡，一块丰碑，一面铜镜，一声警钟；二中全会，两个务必，两个预言，再三提醒。自古成由艰辛败由奢，谦则受益满招损。正西风烈，柏松翠，坡草青，精神在，长久存。（《人民日报》2011年6月29日）马列公园赋

与颐和园只一路之隔，还有一座园子，也极大、极美，且又极静。论风景，在北京西郊也是一个数得上的去处。她的正式名字叫中共中央党校，但这严肃的称谓并不能掩盖她美丽的容颜。我从心里叫她马列公园。

说是公园，是因为她有山、有水、有湖，有亭、有桥、有榭，但最多的是花、草、树。这里的花从春到秋是相连不断的。春寒未尽时便有迎春，灰褐的枝条上还未及吐叶，就先缀上一串串黄黄的花瓣。还有玉兰，干硬的枝干还没有被春风吹软，便爆出了一个个拳头大的花朵。让人想到那接力赛中跑第一棒的运动员，人还未到便急着将棒伸出，就抢这一刹那的春光，好个春的使者。接着是紫牡丹、红芍药、丰腴的木槿、恬静的桂花，直到秋霜已降，黄色的菊花才用它那细嗅又无的寒香一收全年的色味。花之外便是草，一色碧绿铺满除却房和路的各处。草地上有树：杨可参天，柳拂人面，松柏、银杏、古槐及核桃、柿子等果木，或随路延伸，或依山起伏，或在湖畔水边成林。总之是一片海绿的波涛，翻腾着一直溢到园子的外面。

这绿色波涛间屹立着两座岛，就是门前的主楼和广场前的礼堂。主楼是用一色青石起座，直上七层，石条又故意不打磨平整，粗犷凝重，像一个巨人敞露出结实的胸膛和坦荡的襟怀。顶层却用黄色琉璃制成柱檐，夕阳中与对面万寿山上的佛香阁交相辉映。这是一座极富民族特色的建筑，城堡式的厚重，宝塔式的庄严，殿宇式的高朗，两侧的附属建筑又是曲折而成廊式的天井。礼堂则一色黄砖，中高三层，两翼平展，全用拱顶，敞亮大方。这是全校上课和集会的中心。主楼与礼堂外便是散布于园中各处的楼，都不高，大多是三层，就更被埋在绿荫之中，像是海面上时隐时现的礁岩。楼中间的路其实是看不见的，你只要找到一行白杨、一行垂柳，或一行白蜡、一行银杏，你便知道这下面必藏着一条路了。中共中央党校风光

到这里学习的人都是来自紧张的第一线，难得有这样一个环境对过去做一番反思。因此，在园子里散步便是最好的享受。四周繁花压枝，绿柳拂面，鸟雀并不怕人，在枝头和草坪上自由地嬉戏。这恬静使人舒坦、使人松弛，人们的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每当我在园子里，头发触着轻柔的柳丝，或仰面感慨白杨的伟岸时，我就想起，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候，将树砍了、锅砸了去炼钢，“左”得多么可笑，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摔的第一个大跟头啊。第二个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了。我默默地徘徊在主楼下，抚摸着那凸凹不平的青色石面，这个屹立的巨人曾经历了多少风和雨！至今两侧漂亮的墙面上还依稀可见“文化大革命”标语的痕迹。那是一个除红色以外什么都不要的时代啊，连自然界的绿树花草都要砍光拔尽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从那个红海洋中走出来的，痛定思痛，现在终于走到这一片绿荫中来了。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大动之后必有大静。革命需要刀枪箭火，需要流血流汗，但更需要理论，更需要思考。只有1848年的欧洲革命而没有大英博物馆里被马克思的双脚磨下的沟痕，便没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太行山上呼啸的大刀、江南新四军的枪声而没有延安窑洞里的整风学习，便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革命离不开思考，思考离不开安静，安静不能没有绿荫。美术家早有定义：红是暖色，是亢奋，是激烈，是胜利；绿是冷色，是沉着，是冷静，是思考。所以这处园子里的绿绝不是一般公园的柳浪闻莺，供情人掩身，供儿童嬉戏。她已超出物而有了理的含义。相对于火热，她表现为冷静；相对于喧闹，她表现为沉思。春天，当大地还没有苏醒自己冻僵的身子，园子里的垂柳便在河边、楼旁似有似无地描出一条条绿线，指示着理想，预告着生机。夏日，暑热蒸腾，沿着几条主要的路，白杨挺起伟岸的身躯，筑起一道道绿墙，如墨如黛，这时你在树下漫步会感到沉稳坚实。但最耐人寻味的是松柏的绿了。当秋阳中落叶树只剩下一片静劲的疏枝时，油松、雪松、龙柏、冷杉等便一起收紧它们的针叶，仿佛将这园子里四季的绿色都收在它们身上，在秋的萧疏与冬的料峭中显出一种刚毅的气质。特别是主楼后面广场上的那一片翠柏，更有一种庄严的肃穆笼着那深深的凝绿。如果说绿色是生命的结晶，这片翠柏简直是思维的凝聚。它们盘地而起，每一棵都如塔如钟，贮满沉思，然后又渐渐收拢枝叶，束成一长矛似的尖顶，带着一种神圣的启示直向云天刺去。欧洲著名的哥特式教堂便是以它特有的尖顶把人的思想引向天界，我不知那建筑师是否受过这种树的启发，只是我一到树下便真的做着天上之想了。我想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可知道他的伟大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可知道这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艰苦与不易。这时隔着树林，透过这层肃穆的绿，再看主楼那庄严的青，更感到路虽漫漫兮，我们终将胜利。

多么美丽的园子啊，一片圣洁的绿海里藏着一块红色的理论阵地，这大约正是辩证的统一。一个人经过几天的劳累，尚且希望到公园的绿椅上小憩一会儿，何况我们一个伟大的党呢？她风尘仆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一程又一程的长征，是该有一处浓荫能让她和她的儿女们歇歇脚，擦把汗，想想来路，再计划一下前程。马列公园，你该有这么多的鲜花、这么多的绿。（《光明日报》1986年3月30日）德胜楼记

1947年春三月，乍暖还寒。蒋介石突然进攻解放区，一时硝烟弥漫，乌云压城。毛泽东与中央机关被迫撤离延安。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兵团与敌周旋。其时，国共双方在陕北的兵力对比是24万比2．5万，大约10比1，形势异常危急。毛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得胜、必成，可知毛、周临危不乱，成竹在胸。而百姓亦坚壁清野拒顽敌，箪食壶浆迎亲人。随之，毛、周运筹于后，彭、习拼杀于前。借黄土高原之深沟大壑，连布奇阵，四战告捷。一年后，毛与中央东渡黄河，进驻西柏坡；再一年，横扫全国，定都北京城。

毛泽东转战陕北，在佳县先后转移居住15个村庄，凡99天。在这里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文献，指挥全局，扭转乾坤。1947年，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最后胜利之拐点。而时势造英雄，毛泽东从1927年秋收起义、星火湘江，到1947年转战陕北、饮马黄河，20年间，也从一介书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人民领袖。毛痛感党和军队离不开人民，遂就地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2017年，当往事越70周年之际，佳县于黄河西岸、高山之巅，修德胜楼一座，以记其事、壮其举、思其理。

德胜者，得胜也，有德者胜。今登德胜楼，西眺昆仑，东望沧海，大河奔流，不舍昼夜。想3 000年青史，改朝换代，胜败几何。70年前蒋坐拥800万大军，四面出击，其势何凶，瞬间灰飞烟灭。而我于1947年大转折之后，迅即建国，百废俱兴，前程似锦。谁料这之后又迭遭挫折，痛遇“文革”，教训殊深。是知凡事，危则如履薄冰，慎心怀德，德而必胜；胜则纵情傲物，骄离民心，德失政亡。而今走伟大复兴路，更知民为重。

德胜楼者，非记一人一事之胜，是记一党一国之理。政德在民，民心是天。德存德失，载舟覆舟。高山峣峣，顶天柱地；大河滔滔，逝者如斯；往事历历，天地可鉴。（《人民日报》2017年8月30日）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一

毛泽东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让人玩味无穷。但有一笔更为惊人，只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的专列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舒同、杨得志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1961年3月23日，毛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个秘书调往陕西，他说：“你先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1972年，毛大病一场，刚好一点，他就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见他对两河之行向往的热切。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很巧合，他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整个夏天，毛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试想一个最高领袖深入民间四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一个伟大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已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毛泽东就应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二

我们设想着，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义，十年的土地革命是为农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大口吃茶叶叶子，捡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趴在水缸盖上指挥大战役，在延安时还和战士一块儿开荒，在西柏坡时还下田插秧；还包括江青看不惯的大口吃红烧肉、吃辣椒，他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读了书、当了领袖的农民。毛泽东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新中国成立前大部分时间在研究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刺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

他打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个半月后到达郑州。因为是马队，不能进城住宾馆，便找一个依岸傍河的村庄宿营，架好电台，摊开文件、书籍。一如战争时期那样，有亲热的房东打水、烧炕，有调皮的儿童跑前跑后，饭后他就挑灯读书、办公。但我猜想毛这天在郑州的黄河边肯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河南这个地方是当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晚，毛泽东到郑州，7日晨就急着听汇报，当他看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时，如获至宝，连说：“这是个好东西！”便喜而携去，接着又去视察山东，8月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社遍行全国，河南首其功，信阳首其功。但是全国第一个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少奇说，饿死人这是要上史书的啊。毛不得不在1960年10月23日到26日专门听取“信阳事件”的汇报，全国急刹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渡过难关。

这次，毛沿途一路走来，看到了许多1958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虽经调整，农村情况大有好转，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房东悄悄地对他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战争时期，边打仗边土改，农民一分到地就参军、支前，热情何等的高！

离开郑州之后，毛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1960年完工的大工程——三门峡水库现在怎么样了。这工程当时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啊。诗人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曾传唱全国：

展我治黄河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神门平，鬼门削……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

这些句子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那真是一个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毛很想看看这万年的黄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风走东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黄河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他立马高坡、极目一望时，这里却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镜，而是一片湿地，但见水雾茫茫，芦花荡荡。原先本想借这座水库拦腰一斩，根治黄河水害，但是才过几年就已沙淤库满，下游未得其利，上游反受其害，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眉头一皱，问黄河上游每年来沙多少，随行专家答：“16亿吨。”又问：“现库内已淤沙多少？”答：“50亿吨。”这就是再修十个水库也不够它淤填的啊。当初上上下下热情高涨，又相信苏联专家的话，并没有精细地测算和科学地论证，就匆匆上马。看来建设和打仗一样，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战争还要复杂，战场上可立见胜负，而一项大的经济建设决策，牵涉的面更广，显示出结果的周期更长。

毛打马下山，一路无言。他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当年三门峡工程上马，上下叫好，只有一人坚决反对，这就是黄万里。1955年4月，周恩来主持70多人的专家论证会，会开了7天，他一人舌战群儒大呼：不是怎么建，而是三门峡根本就不宜建坝！下游水清，上游必灾啊。果然，大坝建成第二年，上游就受灾农田80万亩。黄的意见没人听，他就写了一首小词，内有“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句。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6版登出了这首词，黄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右派”。毛泽东记起自己说过的一句话：“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不觉长叹了一口气。

我猜想毛这次重到西北，亲见水土流失，一定会让他重新考虑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计。解放后，毛大多走江南，再没有到过黄河以西。但他阅读了大量史书，无时不在做着西行考察的准备。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引黄济晋的雄心壮志，他说：“你这算什么雄心壮志，你们查一下《汉书》，那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引黄河过北京东注入海。当时水大，汉武帝还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现在水都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啊。”20世纪80年代，赵紫阳任总理时到山西视察，山西领导又重提引黄之事，当时我以记者身份在场，听到赵又转述毛的这番话。大约1958年成都会议毛、陶对话时，赵亦在场。多年来，我们愧对的岂止是晋民，陕、甘、宁之民也都很愧对啊。这块中国西北角的红色根据地，当年曾支撑了中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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