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安山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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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上中下)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
作者：李安山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ISBN：9787214212511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1]自序：中国非洲研究和我的探索之路“七七级”“七八级”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后人可能不知道，这是指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幸于1977年年底和1978年秋季进入高校的首批大学生。虽然这些人作为“文革”后的首批幸运儿曾名噪一时，但作为一名七七级大学生，我深深认识到：我们这些人所受教育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几乎是无法弥补的——绝大部分人缺乏系统的知识训练，极少数受过系统训练的又被“文革”十年耽误了。然而，这批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特有的经历使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历史责任感。
与同龄人一样，我也曾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表示关心和担忧。与许多七七级大学生一样，我在读大学之前有过各种人生经历，上大学机会难得，格外珍惜。我的父亲也曾是热血青年，因为替地下党张贴新四军的传单受到国民党特务盯梢，被迫从厦门大学转到中山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后来，他命运多舛，但十分重视对子女道德和学识方面的教育。有意思的是，虽然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但订阅《参考消息》从未中断，我因此有机会接触国际时事。我考上大学，他对我勉励督促有加。我在寝室的书桌前贴了一张条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忧国忧民，以为己任，不亦重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哲学专业，后来却录取在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英语系。
入学后，父亲建议我以英语为工具，选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我对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颇觉茫然，觉得民族主义值得研究，而非洲可作为这一研究的起点。后来，父亲带着我去见当时在湖南社科院工作的远房舅舅何光岳先生，他也鼓励我从非洲入手。这样，我就开始学习非洲。当时长沙旧书店正好有各种关于非洲问题的黄皮书，这是为了响应中央鼓励学习世界史的号召而翻译出来的，我就省下钱来买了一大批这种书，其中不乏非洲史名家的著作，然后自己开始钻研起来。我有时间就去历史系听课，记忆中有林增平和莫任南二位先生的课。我的中学同学聂乐和先生与吕锡琛女士二位也在历史系，他们给了我诸多帮助。
当时我对研究生一无所知，颇有点只管耕耘不论收获的意思，又花钱订了《西亚非洲》杂志，引起同学的好奇。未料到，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非洲史专业研究生，我就报名并有幸成为世界史所研究员吴秉真先生的弟子。真应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之人。吴先生长期从事国际事务的报道和研究，是国内少数几位熟悉非洲的学者之一。她为了对我进行强化教育，专门请了当时国内几位非洲方面的专家给我开课，例如西亚非洲所的葛佶和屠尔康老师给我讲非洲古代史，世界史所的彭坤元和秦晓鹰老师讲非洲史和民族主义，北京大学的郑家馨和陆庭恩老师讲南非史和帝国主义瓜分非洲，中央民族学院的顾章义老师讲非洲民族，外交学院的潘蓓英老师讲民族独立运动等课程。当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位于京西玉泉路，远离市区。虽然我上课需要到处跑，比较累，但这种“百家宴”式的单独授课使我受益匪浅，不仅认识了各位专家，也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营养。
吴老师给我上课是在世界史所。她对我关爱有加，不时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爱人考上北师大心理系的研究生后，吴老师多次邀请我俩去她家补充营养。198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打算去北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她介绍我直接找原世界史所所长陈翰笙先生写推荐信。当时，我们所里的人都称陈先生为“陈翰老”或“翰老”。这样，我就直接去拜访翰老。他家在木樨地的部长楼。当他听说我是搞非洲史时，很高兴，建议我参加他为一些青年人开的英语讲习班。每次去，他总在课程结束后单独要我留下来长谈。陈先生善谈，给我讲了很多有意义的掌故。他有次问我：“你知道怎么写‘社会主义’吗？”我有些诧异，就写给他看，他提笔在“主义”二字前均加上“虫”字，成了“社会蛀蚁”，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不良状况的义愤。我不仅从翰老那里学到了知识，也受到这位社会科学家高尚道德情操的感染。
吴秉真先生逝世时，我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听说她是三位赴朝鲜战场的女记者之一，我感触良多。正是这位慈祥又严格的导师将我引上了非洲的研习之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早期借居在北京市十一学校，历史专业八一级研究生班的同学互相帮助，大都成为国内历史学界的行家，如研究苏联史的吴恩远先生和郑羽先生、研究唐史的吴玉贵先生、研究古代史的王震中先生、研究近代史的汪朝光先生等。世界史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廖学盛先生和张椿年所长对我们关怀备至，我从亚非拉研究室万峰、萨那、朱克柔、黄思骏、杨灏城等老一辈学者身上受益颇多。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知识积累为我后来在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社科院世界史所工作了两年。当时，两项关于研究生出国深造的政策涉及我们这种人：一项是研究生毕业需服务两年后才能出国；另一项是中国社科院毕业的研究生只能以公派的形式出国深造。我当时同时收到美国西北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回函。西北大学表示1986—1987年度的奖学金已审批完，建议我第二年去就读。多伦多大学则直接给予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中国社科院科研局负责派出事务的一位老同志建议我赴加拿大就读，我也有此意。因为，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格尔森教授（Jack Gerson）是研究中国史的，他曾利用学术假来中国教书。此前我与他相识，曾通过他与他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同事、非洲史研究权威马丁·克莱因教授（Martin A.Klein）建立了联系。我认为，如果有幸师从马丁·克莱因教授是一种荣幸。
克莱因教授是一位资深的非洲历史学家，曾任美国非洲研究学会主席，培养了众多非洲史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斯坦福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社会研究所前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各大学的非洲史研究骨干，还有诸多来自非洲大陆的非洲历史学家。克莱因教授是犹太裔学者，20世纪60年代在加州大学读书期间曾参加左翼学生运动，后来选择非洲史研究方向。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法语非洲的奴隶贸易与奴隶制，著作等身。他对我爱护备至，又极其严格。我刚抵达多伦多时，他派博士生即我的师兄菲利普（Philip Zachnuck）到机场接我。我出海关时，看到菲利普举着写有名字我的牌，很是亲切。他将我直接送到了马丁教授家。后来，菲利普与我成了好朋友。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博士教育抓得紧，除主科外，需选两门副科。我主攻非洲史，选的副科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由邓特教授和麦肯泰尔教授讲授）和英帝国史（由米尔顿·以色列教授讲授）。学生的阅读量很大，主科为70本书、副科35本书，共140本书。我选了三门课后，老师布置的阅读书籍往往一周三本，有时确实读不过来。一年半后，导师觉得学生达标即可进行综合考试。每门课的考试时间是半天，关起门来答题。一般是十个题目中自选三个，相当于写三篇论文。笔试通过后，再由博士指导委员会的老师统一进行口试。
克莱因教授一生从事非洲历史教学研究，他带出的非洲史专家很多，他的学生在非洲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由于克莱因教授对非洲史研究贡献卓著，他的学生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这也与他宽厚的人文情怀和特殊的教学方法有直接关系。他对学生体贴备至，将自己的家作为他们抵达多伦多后的驿站。更重要的是，克莱因教授教学非常严格，我上他的课时较为紧张。有时我到他办公室单独由他授课，或向他谈自己的读书体会；有时则与其他研究生一起上课。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有次在克莱因教授的办公室上课，他就艾利夫的《坦噶尼喀的德国统治》一书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坦噶尼喀的棉农要进行反抗？”我那周因史学理论和英帝国史都有阅读任务，对这本书确实没有时间细读，只能粗略浏览，因此答非所问。他和蔼的面容立即沉了下来，说这样不行，回去认真读，下周再谈。我当时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此后，他布置的阅读任务我再也不敢敷衍了。
我从克莱因教授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治学的方法。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和他商量。我当时对农民问题和非洲史学史两个题目均比较感兴趣，经过斟酌，我觉得非洲史学史可以回国后再做，而农民问题非洲与中国有相似性，应趁在国外有机会实地考察时认真研究。他十分赞同。这样，我选择了殖民主义时期的农村社会反抗这一题目，案例确定为加纳。我先后到英国殖民档案馆和加纳档案馆查阅档案，还到加纳实地考察。
1989年夏天我在位于英国皇家植物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查找相关档案资料。该档案馆收藏着11世纪以来英国各类政府文件档案，包括外交部（FO）和殖民部的档案（CO）。我在这里查阅的主要是CO96类，即加纳（原称黄金海岸）的殖民政府档案，包括各种政府文件、殖民官员与伦敦殖民部的往来信件、调查报告、殖民地年报以及各种相关的档案资料。这里的管理极其严格，又十分便捷，我第一次感受到发达国家的政府历史档案的先进管理体系（参见李安山《英国政府档案馆印象记》，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2期）。然而，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资料时，发现一些关键资料都注明“已销毁”。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太敏感，有损英国的国家声誉。前些年才传出消息，英国政府的很多殖民档案被销毁在大西洋。正因为如此，我后来才决定到加纳查阅当地保留的殖民时期的档案资料。除此以外，我还分别到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查找了相关资料。
为了使自己的研究资料更为丰富，我于1992年又到加纳进行实地考察，并有机会到加纳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参见李安山《加纳国家档案馆简介》，《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这一年是罗林斯先生任军职（加纳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主席）的最后一年，我正好遇上加纳的大选，各种政治力量纵横捭阖。我看到了面临选举时各政党组织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动员的情形，街头不时有政党组织的游行，群众敲锣打鼓以壮声势，以政党为背景的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加纳大学里贴满各政党学生支部的通告。我亲身感受了非洲民主化进程的气氛。颇有意思的是，当时负责接待我的加纳大学历史系的前系主任阿杜·博亨也是1992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是国际知名的非洲史专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七卷的主编。正是在加纳的国家档案馆，我有幸认识了非洲研究学界的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如非洲问题专家、加纳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1987—1995年）克瓦姆·阿辛教授（Kwame E. Arhin），非洲经济史专家、《全球史杂志》的创立者、剑桥大学历史系系主任（2016年—）加雷思·奥斯汀（Gareth Austin）教授，欧洲的非洲研究学会主席（2008—2015年）、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纽金特（Paul Nugent）等。最有意思的是，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培养的许亮博士后来到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时，遇到的导师伊曼纽艾尔·阿昌庞（Emmanuel Akyeampong）竟然是我在加纳国家档案馆遇到的一位也在查档案资料的加纳学生。非洲研究的缘分使分别了近30年的我们二人再次聚会。
在加纳实地考察时的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当时，我住在师弟纳纳·布鲁库姆（Nana Brukum）家里。一天，他的妻弟吉米（Jimmy）邀请我去他工作的教会访问。这个教会位于恩萨瓦姆——一个曾经因种植可可而兴旺却早已失去往日辉煌的小镇。我被邀请在教会用晚餐。为了欢迎我，他们专门买了一瓶法国红葡萄酒。用餐前，一位年龄最大的加纳教士拿起酒瓶准备斟酒。他打开酒瓶塞后，自己用嘴对着酒瓶喝了一口。我当时十分诧异，因为在中国总是先让客人，绝不会自己先喝将起来。老人喝了一口后十分礼貌地对我说：“尊敬的客人，根据我们的规矩，开瓶之后，先由主人尝一口，以保证酒里没有毒药。你已经看到了，酒是好的，没有毒。”说完，他首先给我斟酒。当时，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他的解释使我想起在历史著作中看到的非洲人因喝酒而成为欧洲人的奴隶的事例。同样，尼日利亚油河地区的贾贾国王因为对在当地从事棕榈油贸易的英国商人形成了威胁，英国领事约翰斯顿将他骗到船上，最后流放了事。加纳当地的这种待客习俗如何形成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地民族在历史上因喝酒吃过亏，这是一种痛苦的历史经验。我可以想象，假如我将建立在自己文化传统基础上先入为主的错误理解在朋友们中间传播，留下的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最终，在导师的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主题为“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British Rule and Rural Protest in Southern Ghana）的博士论文。论文经修改后分别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和美国纽约出版。加纳前任驻华大使科乔·阿穆-戈特弗里德（Kodjo Amoo-Gottfried）在为中文版所作序言中云：“不管这部著作的学术性多么重要，有必要强调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的所有重要部分、用词、语气、立场及精神上，李安山表现出他自己至少是以人为中心，更多则是以非洲人为中心的。他的著作并非致力于自我陶醉之爱的结晶，而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寻找、发现、确定并传播关于世界上的受苦人中间的非洲民族解放的真理。”马丁·克莱因对我赞赏有加：“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坦诚地与加拿大学者和非洲学者交流各种思想和看法。到选择博士论文时，他选择了‘农民反抗’。对于来自富有深厚的农民传统特别是农民反抗历史的中国的他，这一选题似乎使得他可以从对中国农民历史的理解来探究非洲农民的经历。中国历史的这种相关性对加纳更为突出，因为这里已存着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农民阶级。”牛津大学及其他一些欧美大学将此书列入研究非洲的参考书目供学生使用。
2015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并根据“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做讲座，学校决定将我发表的博士论文（中、英文版）作为礼物送给他。他当时很惊讶，说没想到还有中国学者研究他的祖国。南非总统曼德拉1999年访问中国期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我的另一部论著《南非斗士曼德拉》（1996年）由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时任会长陆庭恩教授作为中国学者的礼物送给了他。
我之所以回国后选择到北京大学工作，中间有个小故事。克莱因教授应邀到中国讲学回国后，兴奋地说他在中国为我找了两份工作：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和北京大学。实际上，我出国后一直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长期保持联络。当我就回国问题与世界史所联系时，世界史所承诺我回国后肯定给我房子。我说，一定得有了房子我才能回国，因为一家四口不可能搬来搬去。当我与北京大学联系时，北大的动作比较快，亚非所陆庭恩所长找了学校，时任校长吴树青先生特批了蔚秀园一个小套间。这样，我于1994年3月底到北大亚非所工作。
来北大后，我建议开一门关于“亚非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的课程，这门课一直延续下来，为学生提供相关的知识背景。此外，我还开过非洲历史与文化、非洲民族主义、第三世界发展学、中非关系史等中英文课程。除了一些中国的研究生外，我还有机会指导了来自非洲多个国家（如马达加斯加、莱索托、肯尼亚、南非、津巴布韦等国）的研究生。此外，我还指导了三位非洲的博士生：突尼斯的伊美娜（Imen Belhadj）、摩洛哥的李杉（Erfiki Hicham）和刚果（金）的龙刚（Antoine Roger Lokongo），三人各有特点。
伊美娜的中国官话远比我带湖南腔的普通话要好，她拿了博士学位后又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完成了博士后学习。李杉为写好有关西撒哈拉的博士论文，主动延期一年学习西班牙语，其博士论文获得好评。目前在摩洛哥外交部任职。龙刚自幼被带到伦敦接受教育，在雷丁大学读博士一年级时与我联系，表示希望读我的博士。我当时给他回电邮时说明：北大留学生必须上中文课，完成中文讲授的专业课，最后须用中文写毕业论文。他后来就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最后用中文撰写完成博士论文，目前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他的论文。最近，他成为刚果（金）副总理、外交和区域一体化部长伦纳德·切·奥基通杜阁下（His Excellency Leonard She Okitundu）的顾问。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时，他随团访问北京，并到北京大学看望我。
这些年来，我在非洲历史、非洲华侨华人、非洲民族问题、中非关系等领域有一些研究成果。我的博士论文从个案着手，探讨了殖民时期农村反抗问题，并提出了传统政治权威与间接统治制度之间的矛盾或悖论，具体表现在酋长的权力。他越受到殖民政府的信任，其权力的合法性就越受质疑；殖民政府越赋予酋长更多权力，酋长的权力就越遭到削弱；酋长不愿殖民官员干预其权力运作，又不得不向殖民官员请求帮助。这就是殖民政府企图维护传统政治权威与直接干预破坏酋长权威之间的矛盾。可以这样说，间接统治制度从本质上削弱了传统政治制度，却并未找到可取代它的有效制度。
非洲华人华侨史研究是在周南京教授的启发和帮助下进行的，他在道德文章上给我树立了楷模，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将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并取得了一点成绩。《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2000年）因下的功夫较多，被齐世荣先生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列为“填补空白之作”。此书前半部分（至1911年）已被美国的移民非洲出版社在征得我的同意后翻译出版（纽约，2012年）。我后来又出版了《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1800—2005）》（香港，2006年）。“非洲民族”是研究非洲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我的研究只是一个起步。在《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一书中，我通过对非洲民族主义的多个层次以及民族主义与农民、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等方面的关联，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指出了“部族”这一中国学术界习惯用法的误译、误传，以及国际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每个民族都自认为是最优秀的民族，概莫能外。欧洲各民族如此，亚洲、非洲等地方的各民族也如此，中国人也如此。曼德拉总统的前妻温妮曾说过，她出世后见到的第一个种族主义者就是她奶奶。奶奶告诉她：你看那些白人，蓝眼睛、白皮肤，肯定有病。在缺乏交流的古代，这种意识可以理解，但如果将这种意识扩展为压迫和剥削他人的借口，则又当别论。我在对依附理论与历史研究之关联、大英帝国的崩溃和非殖民化的研究中，试图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也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
中非关系的研究是近年来我花费时间比较多的一个领域。这是一个与现实相结合的领域，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领域。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中非合作引发了国际上的各种反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事这方面研究并能与国际学术界对上话的中国学者不多，而我在非洲华侨华人史方面的研究多少涉及中非关系问题，就这样我逐渐加深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基本认可。我也有幸应邀为一号首长分别讲授过关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历史”和“非洲民族的当代发展”的课题，为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和相关部委做过有关中非关系的讲座，为国家领导人访问非洲的相关文件提出过参考意见，参与了国家一些对非政策和对非援助文件的起草和研讨，参加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驻非洲国家的一些大使馆曾邀请我去做讲座。在2013年5月24日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成立50周年庆典上，非洲驻华使团邀请杨立华女士和我代表中国学者做主题演讲。欧美国家的大使馆和外交官员也经常派员来北大向我咨询一些相关问题，一些欧洲和非洲国家曾邀请我去它们的外交部做讲座或参加相关会议。
非洲文明是世界文明之林中的一支，根源深远，枝繁叶茂。虽然我们都知道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但我们对非洲的知识仍然是如此贫乏。中国人总是认为非洲是蛮荒之地，殊不知：非洲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画；黑人国王曾统治过古埃及；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与同时代的古罗马、波斯和中国一起成为一种世界力量；以诺克文化为代表的非洲古代赤陶雕像和头像雕刻早在公元前500年即已出现；古代加纳、马里和桑海辉煌了数个世纪，马里国王访问开罗时曾因大量施舍而使当地金价下跌；津巴布韦有着被称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史前建筑”的巨大遗址，它很早即被卷入印度洋贸易圈；在刚果河流域曾兴起过刚果文明，荷兰使团曾于1642年访问刚果并跪拜刚果国王；世界最早的大学中，非洲就占了三所，其中两所位于北部非洲，一所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在14世纪为世界奉献了伊本·赫尔敦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先于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访问的国家远比马可波罗要多。非洲史研究者难道不应该为普及非洲的相关知识做出自己的努力吗？
非洲众多国家，国情各异。不仅中国民众对非洲缺乏了解，非洲民众也对中国误解颇多。中国有关非洲的知识和报道多来自西方媒体，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决定利用电子周刊的方式，向大家传送非洲知识和非洲本土新闻。《北大非洲电讯》是我于2010年7月20日创立的电子周刊。这一周刊以网络形式发行，内容涵盖非洲各个方面以及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相关活动。该刊向国内非洲研究同行们定期发送，后来又建立了微信客户端，为国内非洲学界同仁间的联络提供了便利。作为这一刊物的创办者和牵头人，我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内外同仁提供一个客观介绍非洲文化和现状的知识平台。目前，这一周刊已发行300多期，除了中国关注非洲的学者及各相关部委外，周刊还发送给世界相关机构和学者。作为非洲消息的收集和编辑者，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些原则：一是大通讯社的新闻不采用，理由是其传播渠道广泛，不用我做宣传；二是非洲新闻要多来自非洲本土的媒体；三是多介绍非洲自立自强的动态和新闻。由此，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非洲研究机构，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在国内有一定的公信度。我们对适时的国际事务比较关注，例如，当北约轰炸利比亚时，我们的电讯赶在中国外交部声明发表之前表态，严厉谴责这一野蛮行径。事后，一些中国学者来电话激动地表示：非洲研究中心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又如曼德拉先生逝世后，《北大非洲电讯》临时发表专刊表示哀悼，先于国家相关机构的表态。
从20世纪60年代起，非洲国家独立浪潮汹涌澎湃。为了对非洲历史进行非殖民化，摒弃《剑桥非洲史》等西方学者为主的研究著作中的殖民主义偏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通过非洲学者自身的努力来编写更为客观的非洲通史。于是，八卷本《非洲通史》应运而生，并在1996年出齐（已有中文版）。当时担任主编的均为非洲学者，参与编撰工作的国际科学委员会中也主要是非洲学者，同时包括英、美、苏（俄）、法等国的学者，有些英、法学者对这一非洲历史非殖民化的努力进行了抵制。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当时无人参与。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启动《非洲通史》（第九卷）的编撰工作。我有幸收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的来函，邀请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于2013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通史》编撰会议专家会议。后来，我又有幸成为《非洲通史》（第九卷）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成员除九位来自非洲外，还有来自七个国家的八位成员，亚洲只有我一人。2013年11月在巴西举办的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本人又有幸当选为副主席。通过这几年参与委员会的工作，我对非洲文明的博大精深有了更广泛的理解，也深深认识到中国的非洲历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非洲通史》第九卷将分为三册，侧重三个主题：第一册是人类起源和人类早期文明，包括对前八卷内容的反思、1996年以来的考古新成果以及对非洲历史研究中概念、观点和研究模式的解构和创新。第二册强调全球非洲的形成。非洲联盟将海外非洲移民裔群作为除东、西、南、北、中部非洲之外的第六个组成部分。此册将研究非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移民和定居过程及其后裔的历史与现实，着重强调他们的反抗和对当地发展的贡献。第三册着重全球非洲面临的新挑战和非洲在当代世界中的位置，这包括一系列因素，如新的国际关系和非洲的自主性、非洲哲学及文化遗产的保存和持续、非洲资源的掌控、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以及非洲宗教的地位、泛非主义的表达、非洲发展和治理新模式的建构等。2017年11月在厦门大学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九卷）国际科学委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第九卷（三册）改为第九、第十、第十一卷，内容不变。全书力争于2018年年底出版。
现在，越来越多非洲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逐步走出国门，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或国际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或深入非洲参与实地调研。很多非洲学者也通过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开展中非合作课题研究，同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结下了深厚友谊。中国的非洲研究者走向世界，可以更多地向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Chinese Society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历经37年的辉煌历史，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多次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设置了多项学术议题并引发学界激烈讨论，为促进非洲问题研究的深入、推动中非关系发展、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高校现有多个非洲研究机构，为中国的非洲研究和教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学会骨干成员还给中央提出加强非洲研究的合理化建议，给中央首长做有关非洲历史的讲座，为国家领导在非洲访问和相关讲稿提出咨询意见。中非合作论坛设置的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为学者提供了学习非洲和研究非洲的平台，中非智库论坛使学者能更好地参与公共外交和国际交流。
在2017年10月举行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第十届全体会员大会上，受会员的信任，我再次当选为研究会的主席。目前，研究会每年举办一次较大型的全国性会议，骨干成员正在进行四个与非洲相关的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各高校与非洲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有的高校直接邀请非洲学者担任教学任务。外国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邀请中国学者参与课题研究和研讨会的情况日益增多，有的中文学术著作还被国外译成英文。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崛起，他们有一定专业基础，热爱非洲，有实地调研的经验，有的还掌握了当地外语，与国外同行交流广泛，具有较强的学术功底。不过，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大部分青年学者乐于申请有关中非关系的课题，是出于这样较容易拿到项目。我希望，中非关系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非洲研究，而不是削弱非洲研究。
我曾表示，一个人的研究生涯只有与人类前途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时，其研究才能立意更高、角度更宽、视野更远。中国的崛起与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为非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学术氛围，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充分利用。只要中国学者能以人文关怀和国家需要为宗旨，以学术研究为指导，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非洲研究与中非关系研究并重、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并重，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中国的非洲研究将取得更大成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年轻学者的学术前景更有希望。
我想向青年学者提几点希望。一是树立持之以恒长期研究的思想准备。非洲研究在我国起点较低，似乎比较容易出成果，但研究出能经受历史考验的成果不容易，需要长期对学术的关注和钻研以及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二是应将人文关怀、国家需求与自己的研究主题相结合。我们要注意，研究一定要客观，国家的需求不是要我们作政策诠释，而是有针对性地提供历史背景、真实现状和政策建议。三是应该树立认真踏实的研究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现在的研究条件远比以前好，但诱惑也很多。扎实的功夫来自对材料的阅读和消化以及实地调研。非洲人民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尊重；不是施舍般的援助，是平等的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作为学者而言，人类情怀、中国立场和对非洲的关切是做好非洲研究的根本条件。
本书是在《非洲华侨华人史》（2000年）的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的。我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对学术著作出版的慷慨资助，感谢副总编辑王保顶博士的热情支持，他为书稿之事多次来京交流，感谢责任编辑张晓薇女士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受到非洲华侨华人和中国驻非各使馆工作人员的多方支持和帮助，已在书中一一提及，感谢他（她）们的鼎力相助。非洲华侨华人是中国走进非洲的先锋，也是中非文化交流的桥梁。费孝通先生形容文化交流时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愿他们将中非友好的种子撒在非洲大地开花结果，同时将非洲的文化精髓引进中国。
是为序。李安山2018年8月于京西博雅西苑导论
我国的华侨华人史研究已日益深入，并已明显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采取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除历史学以外，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手段和视角也被引入了研究。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研究领域所涵盖的内容所决定的。第二，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近年来先后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华侨华人研讨会上，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出版的杂志和论著均表现出与国际学者和国际学术接轨，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三，对与华侨华人有直接联系的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开始关注，诸如“华侨”“华人”“华裔”“华商”以及“国际移民”“跨国移民”“跨国主义”“侨乡文化”等概念，融合、同化与认同问题、华人网络问题；对一些比较迫切或实际问题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例如华侨华人经济问题、华侨华人的参政问题、华侨华人的教育问题等。第四，由对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的研究开始向对世界各地区的华侨华人的研究铺开。[2]
非洲人是否存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对非洲的间接认识，可谓始于汉代。从唐代起，中西交往日益频繁，国人对非洲的认识亦从间接到直接。从目前有据可查的史料或考古资料看，早在宋代，已有一些华人居住在非洲。17世纪中叶，荷兰殖民者将囚犯作为奴隶从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送至毛里求斯或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其中一些就是华人。国外研究者认为，早在1593年，即有华人被葡人运到南非；1654年又有3名中国人被殖[3]民者从巴达维亚运到毛里求斯。这些应该是较早在非洲居住的华人。然而，华人成批地移居非洲，则出现在清末。
不容忽略的是，我国对非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仍十分薄弱。迄今为止，对世界其他各洲的华侨华人的研究大多已有专著出版，但对非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却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章以及汇编的史料亦多限于早期南非华工和他人译著。有鉴于此，本书作者的功力虽不逮，但希望尽可能地填补这一空白。值得说明的是，本书所使用的“华侨”和“华人”的词义与学术界一般理解的相似，即“华侨”是指那些至今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华人”是指居住在非洲的中国人，主要指那些加入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还包括这两种人的后裔，即人们所说的“华裔”。由于华人、华侨和华裔在主体认同上的相关性和客体认同上的相似性，除特殊情况外，本书一般未对这些词语进行严格区分。由于大部分老侨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本书又专门论及新移民，因此较多使用“华人”这一称谓。
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之所以重要，有以下原因：其一，非洲华人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是世界经济史、世界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华人在与国际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相同步的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南非金矿开采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其二，非洲华人史是华侨华人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换言之，不包括非洲华人的华侨华人史或世界移民史是不完善的。第三，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突飞猛进，不仅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西方大国关注的焦点。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与非洲华侨华人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第四，中非关系的发展促使华侨华人在非洲经济社会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出现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上述因素促使我们必须加强对非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
非洲华人史的分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除了世界历史这一大环境以外，还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华人自身的发展、华人所在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与华人所在国的关系。当然，最客观的办法是从华人本身发展或所在国的角度来分期，然而这有一定困难：第一，华人的发展缺乏特有的界标；第二，非洲各国的发展过程有所不同。
这样，本书只能按照中国历史和中非关系史作为划分的依据。
第一章阐述了非洲华侨华人史研究的背景、方法论和现状。第二章为早期中非关系史概览，阐述了古代中非交往的可能性、证据与推测，随后探讨了唐代以前中国对非洲的间接认识，唐、宋、元三个朝代中国对非洲的认识，以及明代、清代中国与非洲的直接交往。华人迁移非洲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与其他地区的“唐代起源说”有所不同。
第三至十章是从古代到辛亥革命时期非洲华人的历史，其主要线条是认识—接触—交往。内容涉及他们的起源、社区的建立、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华人定居非洲的线索有非洲东海岸发现的大量宋朝钱币，桑给巴尔岛上有关早期华商的活动描述等。欧洲列强招募到非洲各地的契约华工（包括英属南非招募至德兰士瓦金矿的华工和随之而至的自由移民，德国在坦噶尼喀所招华工，法、西等国殖民地所招募的华工）也是重要内容之一。此外，还有专章论及清朝政府对非洲华侨的政策以及非洲华侨参与辛亥革命的活动。1911年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点。毛里求斯于1911年举行了第一次选举，由克里奥尔人领导的自由行动党赢得了路易港的选举。尽管这对当地政治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它毕竟打破了毛里求斯法国人的政治垄断权。在南非，1910年，英国将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四个省合并为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并建立了中华民国。
第十一至十七章主要梳理了1911-1949年非洲华侨华人的历史，其主要线条是创业—生存—适应。内容包括人口变化、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华文教育和社团活动，其中专门考察了非洲华侨对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这一点长期为学者所忽略。一些颇有分量的华侨史著作对此未做任何考察。实际上，非洲华侨直接参加军事行动、建立后援组织、进行宣传活动、抵制敌国物资和组织各种捐款，这些工作对侨社的文化和社团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华人社区也已经成形。在经济上，大部分华侨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已摆脱早期的贫穷状态；在文化上，对后代的传统教育不仅使中国的文化得以保持和发扬，也使子孙保留了对祖国的感情；在社会生活上，由于华侨生活习俗的独特性，加之一直受到主流社会（实际上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集团）的排挤和歧视，反而使华侨有机会维护自己社区的相对独立性；在组织上，各种华人社会团体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此外，专章论及非洲华侨与中华民国政府的互动关系。
20世纪40年代末成为另一个界标。二战后，在几个华人较集中的殖民地（或自治领）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首先是留尼汪在1946年成为法国的海外省。1947年的毛里求斯新宪法和随之而来的1948年选举使华人参与政治成为可能；1947年，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宣布废除长期以来对华人实施的歧视性税收法令；1948年，南非的国民党上台执政，开始系统地推行种族隔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是直接影响到华人社会的各个方面。第十八至二十八章主要研究了1949—2016年非洲华侨华人社会的演变。这一阶段，非洲华人的经济状况有较大改善，华裔比重明显加大，华文教育经历了兴盛—衰落—复苏的过程，国共两党的分治对华侨华人的定居、教育、社团、宗教、参政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专章剖析了华人的经济发展（包括港商和台商）、文化和社会生态以及宗教生活。第二十八章特别阐述了当地华人—所属国—中国的三角关系，并对他们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
最后一章为“结论”，分为新移民、具体纠错、历史事实、理论问题以及前瞻性结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新移民的定义、作用和分类。第二部分论及华侨华人对非洲社会的影响，主要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双向影响及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第三部分有关非洲华侨华人史研究中的问题，既有对四个国家（地区）华侨起源问题（津巴布韦、桑给巴尔、塞内加尔和南非）的纠错，也有对四个史实问题（抵达非洲路线、契约华工人数、非洲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中国政府关于非洲的中国移民的说法）的陈述。第四部分是关于华侨华人中的相关理论问题，“华人的称谓与认同”分析了各种称谓的性质、主体认同（时间差与距离比）、客体认同（减压阀与替罪羊）、华人的辨识标准（ROOTS）以及华人的双重认同等问题。“中华文化与华人”中主要探讨了华人保存中华文化以及他们的适应性，还涉及了华人家族主义。“未来展望”提到笔者在2000年出版的《非洲华侨华人史》中的三个观点，并提出了另外三个观点，即华侨的融合尚需时日、西方的攻击/排外风潮在所难免和华人在非洲的人数将继续增长。
本书的附录共分九部分。主要是从有关文件、著作、报纸杂志等文献中爬梳整理得来的关于非洲华侨华人的各种资料，包括非洲华侨华人人数统计、非洲华文学校、非洲华侨华人报刊、非洲各国中国新移民社团、非洲华侨华人人名及常用地名英汉对照、非洲华侨华人企业家、非洲孔子学院、非洲华侨华人大事记。
附录中有一个《非洲华侨华人常用地名英汉译名对照表》。地名的准确性在历史研究中至关重要。一些非洲地名因翻译年代（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和使用地域（非洲本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译名或称呼。毛里求斯（Mauritius）在当地华人中有毛里寺、毛里西亚、模里斯、模里西斯、毛岛等不同译名。在[4]中国，20世纪40年代将其译为“毛里西亚”;到50年代，国内又译[5]为“毛利西亚”，现在的正规译名为“毛里求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在很多非洲国家的译名上均未统一，例如斯威士兰在台湾称为“史瓦济兰”，塞拉利昂被称为“狮子山”（意译）。在非洲华侨华人中，一些地名有特定的译法。如果对这些译名不甚清楚，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此，实有必要列出一个“非洲华侨华人常用地名英汉译名对照表”。
由于在非洲的华侨华人相对较少，对这一地区华侨华人史的研究相对滞后，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根据笔者的学习体会，提出一些大致可供研究的课题。囿于笔者的知识面，只能从宏观、国别和专题三个方面提出，以供有志于非洲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同行参考。
从宏观上看：（1）非洲华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2）非洲华人史与世界移民史的关联；（3）非洲华侨与世界其他地区华侨的比较研究；（4）非洲华人与中非关系；（5）早期非洲华工的待遇及其社会生活研究；（6）非洲华人对当地社会的适应及其影响；（7）非洲华人的社会组织和宗亲结构；（8）华人移居非洲后的谋生手段及其文化策略；（9）非洲早期华侨华人与当代新移民的异同及其磨合；（10）处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非洲华人；（11）非洲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关系；
从国别来看：（12）处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南非华人的生存手段；（13）南非华人保持自身文化的手段；（14）南非华人与种族隔离制研究；（15）毛里求斯华人对中国文化的心态研究；（16）毛里求斯华人的参政研究；（17）留尼汪华人对中国文化的心态研究；（18）留尼汪华人的参政研究；（19）所在国的移民政策与华人入籍的关系；（20）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对非洲（国别）华人的影响；（21）所在国的政局变化对非洲华侨的影响；
从专题来看：（22）非洲（或国别）华人经济史；（23）非洲（或国别）华人教育史；（24）非洲（或国别）华人社会史；（25）非洲（或国别）华人宗教史；（26）非洲（或国别）华人报刊新闻史；（27）非洲（或国别）华人社团发展史；（28）辛亥革命与非洲华侨；（29）二战中的非洲华侨；（30）非洲华侨与中国政治（经济）。
实际上，在整个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中存在着同样的兴趣和问题。只有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才能常新。虽然“华侨”与“华人”的概念在政策上有明确限定，但在学理和实践中却相对模糊（特别在历史研究中），本书在论及早期非洲华人活动中并未严格区分。本书是在2000年版《非洲华侨华人史》的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囿于笔者的研究功力，仍然难以令人满意。如果说，本书能对国人了解在非洲艰苦创业的华侨华人起一点作用，那正是笔者的初衷。注释[1]本序言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9日对笔者的采访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特此说明。参见《中国非洲研究与我的探索之路》，http://ex.cssn.cn/zzx/dhds_zzx/201711/t20171109_3736958_3.shtml.[2]近期关于早期非洲人向东亚扩散的生物学研究，参见Ke Yuehai,et al.，“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in East Asia:A Tale of 12000 Y Chromosome”,Science,292（May 11,2001）,pp.1151-1153.关于语言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参见Terrien de Lacouperie,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London:David Nutt,1887;Li Chi,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F.Weidenreich,“On the earliest representatives of modern mankind recovered on the soil of East Asia”,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13:3（1939）,pp.161-174;Ling Shun-sheng,“Negritoes in Chinese History”,Annals of Academia Sinica,3（1956）,pp.251-267.关于近期的综合考察，参见Li Anshan,“African diaspora in China:Reality,Research and Reflection”,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7:10（May,2015）,pp.10-43.[3]《史诺先生介绍非洲华侨史概况》，《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2年第2期。[4]《简讯》，《新华日报》，1941年8月5日。[5]华侨问题研究会：《亚非地区华侨情况介绍》，1955年3月，第247页。第一章 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背景与现状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对我们的农民进行培训，培训他们怎样利用机器来提高效率。他们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还向我们提供他们的技术。我们州已经接待过上百名中国农业专家。我们的农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农业收成大大提高。聘请一名西方专家的钱，可以请来10位中国专家。[1]——欧金罗拉（Olagunsoye Oyinlola）不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对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是极不平衡的。由于华侨华人人口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而且他们移居的历史比较悠久，因此对他们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得比较多，也比较深入，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颇为可观。但对其他地区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对非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尤其少得可怜。——周南京（北大教授、中国华侨史史学家）注释[1]欧金罗拉王子是尼日利亚奥逊州的州长。这是他针对德国记者弗朗克·泽林“中国现在做的事情能给当地老百姓增加就业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一、中国、非洲与世界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结合日趋紧密，中国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逐渐提高，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也更加重要。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创立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提供了一个典型，随之而来的是由中国主导的各种多边论坛、合作框架、金融机构和发展倡议。多边论坛如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2003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04年）、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2005年），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峰会（2001年）、“金砖国家”峰会（2009年），金融机构如金砖发展银行（2014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发展倡议如“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在政治、经济、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国际上对华侨华人在全球人口、资本、技术流动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关注。（一）世界秩序与中非关系1.国际形势的变化
早在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的崛起引发了对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之间关系的探讨，有的学者将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与华侨华人的作用直接联系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交往增多，华侨华人人数迅速增加。这既为世界经济创造了各种机会，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这些机会与问题表现在经济联系、政治影响、移民政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华侨华人的贡献、华侨华人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所属国发挥的重要影响（例如在美国的高科技界）引起世人瞩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颇为不满甚至恐惧，美国重返亚太并加强对非洲、拉美市场的开发，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来维持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既得利益，有时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干涉甚至发动战争来消灭对手，这在非洲地区显得尤其明显，利比亚战争以及西方国家频繁直接干涉非洲国家的选举就是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中国的作用却在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事件。自从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设立以来，每三年召开一次，论坛举办的地点在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轮换。这种模式成为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韩国、南美洲国家、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在中非合作论坛创立后的几年内纷纷建立了类似论坛。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93年成立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每五年召开一次，前五届均在东京召开。然而，非洲国家对日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会议设置提出异议。在2016年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日本终于决定仿效中国，将召开的周期改为每三年一次，会议的地点也改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新兴国家（地区）主办非洲论坛（峰会）一览表
为了在多变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掌握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将建立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推进到国际舞台上，适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与建立在控制与索取基础上的陆权与海权思维完全不同。这一倡议建立在合作双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之上，并逐步为沿线国家的人民所接受。正是这种共商、共建、共享、共有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将非洲纳入“一带一路”的合理化建议。2.海上丝路与非洲
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既引发了世界的瞩目，也激发了中国学者的思考。如何使中非合作具有可持续性并真正形成合作双赢的联动关系是问题的关键。
2015年1月16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朗润·格政”论坛——“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提出：在“一带一路”基础上，还需加上非洲，成为“一带一路一洲”。“这是因为，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中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以前类似的转移已有多次，这次的新特点在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庞大。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24亿人，相当于当年日本的12倍。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方面，已有华坚集团等成功案[1]例。”
这是一个大胆的倡议。海上丝路与非洲的历史和天然联系确实存在（参见本书第二章）。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适用范围与[2]实施，已有学者讨论。笔者想在此简略地提一下非洲与“一带一路”的关联特别是在海上丝路中的位置。这种重要性通过以下几点表现出来：
首先，非洲东海岸的许多重要港口是海上丝路的关键组成部分。埃及除拥有自己的天然良港外，苏伊士运河长期成为欧洲—非洲—亚洲的重要通道，每年近3万只舰船从这里经过。苏丹的苏丹港建于20世纪初，承担着全国95%的出口和90%的进口运输任务。厄立特里亚有阿萨布和马萨瓦两个重要的港口。阿萨布港为人工港，有九个泊位，可停靠3.6万吨级货轮。拥有六个泊位的马萨瓦港为红海天然良港，可停靠万吨级远洋货轮，同时还建有修船厂。吉布提港扼守红海与亚丁湾之间的曼德海峡，这里是世界第二大繁忙的航道，是每年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的必经之地，与亚洲大陆最短距离不足20海里。索马里有两个港口：柏培拉港是扼红海通道的重要港口；摩加迪沙是商港，该国的农产品和畜产品从这里出口。肯尼亚从北到南有四个港口：蒙巴萨、拉穆、马林迪和万加。蒙巴萨港历史悠久，不仅是肯尼亚最大的港口，也是东非最大的港口，东部非洲一些内陆国家的海上运输也靠蒙巴萨港。坦桑尼亚的港口有十多个，但最主要的有达累斯萨拉姆、姆特瓦拉、坦噶、桑给巴尔等港口。达累斯萨拉姆港是由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援建的。南部的莫桑比克有马普托、贝拉和纳卡拉三个港口。南非约有20余个港口，主要的是开普敦、德班、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四个港口。除开普敦跨大西洋和印度洋外，其他三个港口都濒临印度洋。
这些港口无疑可为“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路提供各种相关的海上航行和贸易服务。
其次，位于西印度洋的非洲岛（国）构成了海上丝路的重要支点。这里主要指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科摩罗、塞舌尔和留尼汪（法属）。这些海岛（国）位于印度洋的西部，均有多个天然良港，自古以来就为印度洋航行提供各种便利。以马达加斯加为例，虽然它占地仅62.7万平方公里，却有东部的图阿马西纳、马南扎里和马纳卡拉，南部的陶拉纳鲁、图利亚拉（一译图莱亚尔），西部的穆龙达瓦、马任加以及北部的埃尔维亚、安采拉纳纳等近十个港口。目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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