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姬超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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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特区经济增长的历史透视试读：
前言
本书是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再次探讨，同时也是经验现实的实证。其中心论题是立足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对中国经济特区成立3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和适应性进行考察，理解真实情境中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要素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寻找经济特区实现二次创业和增长方式转型的路径。
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已逾30年，几个边远落后的小渔村迅速成长为亮丽的现代化都市。其中，深圳取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深圳速度”更是不断抒写中国和世界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回顾其过往30多年的成长历程也总是令特区人激动不已。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的确立，其他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相继步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新的特区诸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断设立，传统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渐丧失，经济总量和增长质量方面不断被其他城市超越，围绕“特区不特”的争论越来越多，特区的光芒开始黯淡。那么，经济特区过去30多年的成长经历究竟可以为其他城市提供何种经验借鉴？在未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先行者的特区又将怎样继续承担全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窗口的历史使命？
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繁荣依赖长期的、持续的稳定增长，而非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对生产的强调转向分配，特别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思潮下，经济学形式化和科学化的要求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而且逐渐混淆了目标和结果、原因和表现之间的真实逻辑关系，导致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至少对以下几个问题无法在统一的框架内给出解释，而这几个问题恰恰是揭开经济增长面纱的关键。①经济增长的根源和动力问题；②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和趋异问题；③外部性的产生和消除问题；④制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⑤制度如何变迁的问题；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澄清分歧的关键在于在真实的发展场景中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现象，特别是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异化经济增长方式，理解各个要素在不同情境中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是本书在理论层面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在实践中，不同区域的发展起点、发展程度和发展环境存在很大差别，不同区域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有必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环境有区别地审视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现象，本书称之为历史情境的视角，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方法论。一旦遵循这种方法，就必须对经济增长的过程给予特别的重视，避免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时的合成谬误问题，特别是先行地区和后发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差异性，整体区域和局部区域的经济增长事实也并不完全一致。
基于这个原因，本书选择中国最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传统特区（而非1个特区）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考察不同区域在差异化发展场景中的经济增长差异，为特区继续存在下去及其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寻找理论依据，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这是本书在现实应用层面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在第一篇中，本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全面梳理，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理论中存在的诸多分歧和争议，以理解要素之间如何互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在第二篇中，本书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特别是对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其中，既包括欧洲先行地区的经济增长事实，也包括亚洲后发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过程，在此基础上建立本书的分析框架，围绕经济增长的三个核心要素——资源禀赋、发展环境、制度约束，构建历史情境中的动态的经济增长逻辑，指出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可能存在迥异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型路径。
在第三篇中，分析视角转到了中国经济特区上。第六章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回归到经验事实层面，以5个特区的经济增长差距为突破口，通过特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尽量展现5个特区的差异化发展场景，从整体上把握特区经济增长方式；第七章沿着特区经济增长方式这一主线继续深入，从投资效率的角度检验特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以及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条件。
第四篇则是对前几篇的进一步深化。第六章和第七章依次回答了特区经济增长方式“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第八章继续回答特区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的原因，即“为什么”的问题。分析视角从微观向中观、宏观递嬗，从增长客体向增长主体转变，认识到特区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的根源在于：如果没有根据资源禀赋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形成适应性的制度变迁，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便失去了制度激励和保障。第九章探讨了特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路径，以及如何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度保障，因而是一个“怎么办”的问题；第十章是对全书的总结。尽管特区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结论。（1）特区的经济增长经验证实了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对于后发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积极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是后发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前提，也是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但不能保证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随着资源禀赋和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后发地区需要着眼于世界分工格局的演变，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抢抓先行机遇，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争取占据世界分工体系的更有利位置。（2）在特定的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特区经济高速增长依赖的是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外延式增长”，尤其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释放是特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效率总体上并不低，因而不能全盘否定“外延式增长”方式的合理性。抓住机遇迅速实现经济起飞和跨越式发展有其必要性，毕竟经济增长在当时更具第一性。（3）30多年来，特区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主要是由经济结构迅速变化和简单复制先行地区技术带来的快速技术进步造成的，而技术效率的提高始终较慢，没有形成内生于经济体系和适应特定资源禀赋的技术进步机制，技术溢出效应不强。这是特区经济不能形成“内涵式增长”的主要原因，从而导致特区经济即使发展到一定程度，依然面临竞争力不强的问题。（4）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及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特区对外来资本和劳动力的吸引力开始下降，也不再可能通过产业结构变化和引进国外技术来提高要素生产率，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产生适应性问题。（5）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特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势在必行，但转型的关键并不在于投资数量的增减，减少投资并不必然能够提高投资效率，投资对于任何经济体的持续增长都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的主体和流向（谁来投、向哪投）。
为了保证投资效率，一方面，要强调技术深化，增强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边界循序渐进地外移，而不是盲目追求重要的技术突破和技术高度；另一方面，要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跨部门再配置，特别是清除垄断性行业的进入障碍。（6）特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形成适应性的制度变迁，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然而，促进特区早期实践成功的政府主导的外生性制度体系并不能为此提供激励和保障，当既有的制度红利逐渐释放完毕时，必须形成新的有效制度供给。（7）在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需要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如果将经济域延展至社会域，资源高效、合理使用的均衡条件将会放松，社会大多数成员更有可能通过合作实现新的有效制度供给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此同时，强大的市民社会和社会力量也有助于约束掠夺式政府，有助于约束特殊利益集团对市场的垄断，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跨部门再配置。因此，当特区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并面临转型瓶颈时，就有必要率先创新制度安排，以社会领域的制度变革为突破口，带动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的深化，从而优化制度供给，并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示范，这也是特区继续存在下去必须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
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考验越来越严峻，转型迫在眉睫，转型的难度和阻力越来越大。考虑到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忽略了不同环境和不同阶段下不同经济体的异质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适用性，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注重理论的本土化研究，通过历史情境的分析视角，区分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异化经济增长方式。在识别特定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的前提下构建了资源、环境与制度“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框架，为融合不同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样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下，不同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各种要素的作用机[1]制也是不同的，从而有助于避免盲目地套用发达国家经验，可以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改革步骤和转型路径，避免自上而下的、整体建构的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2）对5个特区这一全国整体的基础构成，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进行比较分析（而非一个经济体的实证检验），能够避免整体分析时的合成谬误问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在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差异。另外，5个特区发展特征迥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不同的区域类型。因此，本书不仅能为特区自身的经济增长和转型提供理论指导，而且能为全国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转型提供一些新的理论启示。（3）在研究思路上，本书采用的是一种探索式的研究思路。通常的研究是前向型的，首先界定研究对象，其次在假定研究对象清晰不变的前提下建立相关概念和理论模型，最后加以实证检验，研究重心多在后两部分。探索式的研究方法则是后向型的，它对问题本身给予充分重视，继而从不同角度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区分问题的表象和本质，在此基础上寻找问题的根源，最终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体现了过程哲学的分析范式。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在动态过程中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厘清各种要素和经济增长的真实因果关系，避免先验地赋予研究对象某种属性和特征。
首先，以5个特区为分析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表征中国的经济图景，只能从一个角度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些新的见解或认识。考虑到特区的特殊性，尤其是像深圳那样从无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经验，对于内地诸多富有深刻历史传统的区域能有多大程度的借鉴意义，仍然需要保持谨慎态度。因此，特区为其他地区提供的更多是参考和示范，而非简单的模仿和复制对象。
其次，5个特区各具形态，其在政策意义上的相似性远大于功能意义上的相似性，因而将5个特区放在一起分析是否合理也是需要仔细考量的。不过本书将最大限度地突出几个特区之间的差异化比较，而且5个特区的发展形态各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特征，反而能够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特区30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始终对中国整体经济发挥着重要的窗口作用和示范效应。然而，巨大的光环背后也隐藏了大量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固有的缺陷同样存在于特区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其他更加富有活力的城市逐渐超越特区，人们开始冷静地反思特区试验带给全国其他地区的真正经验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复制特区经济增长模式，毕竟不同地区的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不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发展环境更是存在天壤之别。通常认为，特区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上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区也借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才，这被认为是特区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然而事实上，伴随特区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特区内外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不仅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内生性转型，而且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从而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随着特区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乏力，有必要在真实而具体的发展场景中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全景，这是理解特区成功本质的关键点，也只有这样才能为特区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从而继续完成全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窗口的历史使命。
[1] 例如，资本投入和政府这两种要素在先行地区和后发地区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作用是不同的，改变要素的作用方式并不是简单地减少投入或消除政府干预，而是通过寻找内在的力量来改变这种作用方式。
导论
一 研究对象1979年4月，邓小平正式提出了试办特区的建议。同年7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灵活地实行特殊政策。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的建议，并且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特区的正式成立。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正式设立海南省并建立经济特区，海南特区成为全国最大并且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特区就此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另外，各个省份以及许多开发区之类的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特区。但是总体而言，这5个特区设立时间最早，面临的政策环境相似度最高，其试验田的性质和功能也最为充分，特别是前4个特区。因此，以这5个特区为研究对象，能够较好地消除差异性体制政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更有启示意义。如无特别说明，本书的研究对象特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5个特区。二 研究主题
本书的核心是对中国经济特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与转型路径的探索，同时也是对特区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历程的回溯。对历史的追问源于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同样，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回溯源于人们对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期待。但是提及经济增长和转型，人们通常持有一些固有的偏见。例如，认为转型就是要从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以外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变，从政府过多干预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1]济增长方式转变，等等。实际上，许多貌似正确的观点却预设了一些不合理的前提条件和转型目标，忽略了要素在不同发展环境中对经济增长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导致现实中的转型常常举步维艰。可见，现有的研究大多忽略了理论在本土化应用时的特殊性，真实发展场景中的要素作用并不像实验室或经典理论描述的那样一成不变。（1）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发生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中，并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的、完美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无法预设一个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或理想的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后发地[2]区转型的目标。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经济增长又是有成本的，随着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因此，转型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国内外环境，选择成本最低和现实可行的经济增长方式。（2）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既有共性的一面，也存在广泛的差异性。先行地区和后发地区面临不同的经济增长和转型需求，全国整体和区域构成的经济增长和转型方式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后发地区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相同或不同于先行地区的经济理论，无论是立足发达国家经验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依托发展中国家经验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它们既忽略了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与转型时所具有的差异化资源禀赋特征，又割裂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市场联系，也就忽略了支撑不同类型地区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与环境方面的差异。（3）当前的许多研究忽略了政府在特定阶段和环境中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政府在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因此，讨论转型问题时已经不再是政府是否应当发挥作用，而是如何设计合理的治理机制来约束政府不恰当的市场干预，以保证政府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据此，本书致力于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分析特区这一后发地区在不同阶段所适用的经济增长方式，寻找特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转型路径。此外，作为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独一无二的经济体，特区又是作为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而存在的，其经济可持续增长与转型始终伴随着中国整体大环境的变化。对于先行一步的特区而言，其经济可持续增长与转型对中国和其他区域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特区在未来是否要继续“特”下去，特区继续存在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这也是本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之一。三 研究视角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和转型的现实意义已无须赘言，围绕这一问题的持续争论反映了各方仍未就该问题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反思各个理论是如何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同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现象。
为什么必须在历史情境的视角下认识经济增长？首先，人是经济增长的主体，而人又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其次，经济增长并非抽象的存在，不像实验室中那样可以因若干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必然发生，而是在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不断演化形成的。基于这两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过程必然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环境下的经济体所适用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有所不同，其未来的转型路径也应当因地、因[3]时而异。
但是现有的理论并没有对此做出足够理想的区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致力于理论的形式化并不断取得突破，对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从最初强调资本积累到技术进步，再到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不断丰富，计量工具日益复杂。但是，总体上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过程仍然不甚了解，当前理论既无法对不同经济体也无法对不同时间的经济增长事实给出统一的解释，在本质上市场的运作仍然是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黑匣子”，传统理论充其量只能算是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论，而不是市场如何发展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存在的两个错误假设：①制度不起作用；②时间（历史）不起作用（诺斯，1995）。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者将制度和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这个“黑匣子”逐渐被打开。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在于，制度逐渐被作为一个新的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最终得出“制度是重要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但是制度从哪里产生？又将向何处演化？对于该问题理论界仍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本书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仍然只局限于在经济体系内看待经济增长现象，而忽略了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都是有机地共存于社会大系统这一点，从而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
因此，本书尝试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融合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综合考察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异化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区分，并对经济转型提供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先验地将某个发展程度更高的经济体作为后发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向。同样，对于经济转型而言，不能因为当前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种种问题，就否定或者忽略其在特定阶段的合理性。本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意在强调以下问题。[4]（1）历史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和转型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时间t和时间-t是不同的，时间t和时间t+1也是不同的。过去影响现在和未来，因此同一经济体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增长情节，也就存在不同的转型路径。（2）过程是重要的。不同的经济体X和Y即使在同一时间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可能是不同的，这是由于每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是由独特的、异质性主体主导的，面临不同的制度和环境约束，主体的不同偏好类型和决策组合构成了复杂多样的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3）个人主义方法论。前两点决定了本书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5]的，本书将每个经济主体看作异质性的市场参与者，不仅考察同一性质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而且对非同质主体之间的互动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市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作用。这也决定了本书在大部分场合包含深刻的解构主义倾向，而非建构主义倾向，本书力图通过不同角度的分解来认识事物的本质。（4）制度是重要的。个体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通过制度相互联系。因此，本书的分析方法并不局限于功能主义思路或者结构主义思路，不仅要考察个体对制度的能动性作用，而且要考察制度对个体的约束和建构性影响；不仅要考察资本、劳动、技术、产业结构等客体在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的变化规律，而且要考察主体如何在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以及如何具体推动制度与技术变革的发生。四 研究思路
本书的目标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寻找特区未来的转型方向和路径，因此首先需要确定特区当前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也即转型的初始条件。作为异质性的经济主体，不能假定某个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作为特区未来转型的理想范本，也不能根据某个现有理论为特区构造出一种理想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显然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
在研究思路上，本书采用的是一种探索式的研究思路。为了实现经济转型，就要寻找不同发展阶段最适合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分析特区当前所处的阶段，以及过去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在全面梳理当前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经济增长经验的基础上，本书首先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在统一的框架下看待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异化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的，本书将理论应用于现实，分析特区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特征、发展环境等经济增长和转型条件，也即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重新认识研究对象。
与此同时，本书在动态的过程中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积极借鉴现代实证方法和工具，分析视角从微观向中观、宏观不断递嬗，由增长客体向增长主体转变，经过不同角度的反复印证和比较研究，特区当前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存在的问题、转型的方向和路径等也会一一得到呈现（见图0-1）。图0-1 研究的技术路线
具体的，本书首先在综述当前经济增长理论和总结不同类型区域差异化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继而将理论应用于现实，对研究对象（中国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事实进行全面把握。（1）总体回顾。以特区之间的差距为突破口，回溯5个特区的经济增长历程，通过量化分析特区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事实，把握特区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2）揭示问题。检验特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适应性及可持续性，显然，30多年来，特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趋势并非一成不变。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后，为什么特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沿着特区经济增长方式这一主线，本书继续探究特区要素“过度投入”问题的真相，并从投资效率的角度检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分析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前提和条件。（3）原因探寻。在历史情境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特区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原因，力图勾勒出关于特区经济增长过程以及增长方式的完整图景，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特区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结果显示，特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新的有效制度供给，特别是通过二次改革实现制度的适应性变迁。（4）转型路径。显然，下一个问题就是制度供给的主体是什么，即谁来推动制度变革？又将如何推动实现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本书将把研究视域从经济域扩展至政治域与社会域，从经济增长客体转换到经济增长主体，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的角度，继续寻求破除制度瓶颈、实现内生性制度变迁的方法，最终得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路径。五 研究价值（一）理论价值
本书在截面上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综合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环境中，在断面上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和开放的国际环境中，综合考察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按照这种思路，以往的研究中仅仅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显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国经济并非由许多个同质性个体简单加总而成。当前大部分研究在实证对象选择上是以中国整体作为样本的，而对区域构成部分的发展不平衡以及随之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不同区域作为同质性个体进行简单加总，从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差异以及其中一些重要的细节，很容易产生合成谬误问题，结果在全国整体层面提出的发展策略传达到地方很难得到贯彻，导致中国经济转型步履维艰。
由于不同区域的发展起点和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别，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有必要对局部的区域经济研究给予更多重视，也有必要在真实而具体的发展场景中有区别地看待不同区域的经济增[6]长和转型问题。而且，这种区域经济绝非与宏观经济同质，区域之间也必然存在许多共性和差异之处。也就是说，本书旨在通过对区域经济这一宏观经济有机构成部分的研究，重新审视当前经济增长理论的适应性和局限性，推动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化人们对经济增长与转型的认识。（二）应用价值
鉴于特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经济增长特点及其独特的试验田性质，本书认为选取特区作为样本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以5个特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特区之间的比较研究，辨别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能够更好地认识特区经济增长的事实。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和路径试验区，特区已经为全国的改革和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以特区这样的先行地区和试验地区为研究对象，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和转型提供新的参考，同时也能够为特区在未来继续充当改革先锋、继续承担制度创新和试验功能、率先完成科学发展使命和实现二次创业目标提供理论指导，这是本书的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所在。六 相关概念（一）可持续发展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正式讨论了[7]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此后各国逐渐界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我国政府也将可持续发展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并将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尽管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已经取得共识，但全球可持续发展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能源短缺现象时常发生，资源逐渐枯竭，社会争端愈演愈烈，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在实施过程中却遭遇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本书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是可以统一且并行不悖的。归根结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权衡以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权衡，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与可持续发展既对立又统一。统一的一面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和价格信号自主决策，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企业效益与人们生活水平、资源环境的协调统一。对立的一面体现在：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其利用过程中外部不经济产生的产权不明晰造成“市场失灵”，结果造成资源的过度使用、过度污染和过度短缺。
因此，本书中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从生产要素这一更加一般的意义上，讨论如何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持续且高效地使用资源，最终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制度
在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的国家，制度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一般认为，制度起源于人类交往及其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制度通过施加惩罚或奖励限制了参与者的任意行为，逐渐形成合意的秩序，令参与者的行为可以预期，从而使得成本-收益比较成为可能。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参与者并不总是对所有行为策略都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各种原因使得这种比较的代价过高而被取消，因而只是本能地遵循惯例和已有规则，现有的制度于是得到维持或强化。1.制度的分类
制度大致可以从宪政秩序、制度安排、文化禀赋三个层次进行理解。最上层的宪政秩序作为基本规则或母规则制约着具体的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文化禀赋则包括日常的经验规则和人们的思维模式，其变迁往往呈现滞后性。此外，诺斯还特别强调了将二者的执行机制作为第三种制度的情况，认为从形态上制度又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宪法、产权制度、法律和契约等）和非正式制度（规范、习俗和文化等），在制度变迁上前者一般对应强制性变迁，后者通常以诱致性方式自发变迁。2.制度的定义
根据制度的不同分类以及研究目的的需要，对制度的定义也呈现多样化特征。第一种制度观认为组织即制度，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学校、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第二种制度观认为制度等同于规则，这些规则定义并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也就决定了交易的形式；第三种制度观将制度看作一种博弈均衡，认为制度具有自我实施的特征，强调制度的内生性。制度要么被看作均衡（Schotter，1981；Greif，1998；Calvert，1995），要么被看作促成均衡实现的共同信念（Greif，1994；Aoki，2001），要么被看作博弈规则（North，1990）。
由此可见，制度是一个具有核心内涵和丰富外延的概念，其内涵体现在激励功能上，制度通过形成对他人行为的可预期，降低不确定性，促使交易的达成。其外延表现为不断扩展或收缩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又是与其他技术性条件，包括资源禀赋、偏好等协同变化的。因此，本书对制度的理解也是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享信念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必须得到大多数成员的认可，制度变迁因而以大多数成员的合作为条件。3.制度与经济增长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公认，但长久以来得到强调的仅限于正式制度，这与非正式制度难以处理的特点有关。在此逻辑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要复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型制度，理应能够获得相同的经济绩效，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东欧和拉美国家。起初人们将原因归为没有考虑当地的非正式制度，因而试图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修正正式制度以取得适应性，但收效甚微。
社会学家因此不无讽刺地描述：社会学家眼里只有约束没有选择，而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选择没有约束。这句话暗指经济学家忽略了人们被社会环境和社会观念所制约这一事实，只选择自认为正确的行为，结果却常常像哈耶克（1962）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竭尽全力依据崇高的理想缔造未来时，却发现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了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截然相反的结果”。与此同时，尽管社会学家忽视了人们的能动性，但社会学家特别强调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绩效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虽然不能完全等同，却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变体。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书也将着重分析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讨论不同的经济体在不同的阶段，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具体地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4.制度的变迁
如果从长期的过程角度看待经济增长，与其说制度重要，不如说适应性的制度变迁更重要。其中，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强制性、自上而下性和短期性为特征，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则以自发性、自下而上性和长期演化性为特征。在具体的变迁路径上又存在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思路，本书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通约的。其中，结构主义强调制度的系统性和互补性，认为制度的变迁并非取决于单个行为人的意志和行为，而是由行为人之间的互动决定的，制度变迁表现为演化的特点。相反，功能主义认为行为人基于理性计算可以有意识地建构制度，更加突出人的能动作用。但是一旦将时间纳入分析框架，过去的制度存量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未来的制度变迁路径，也影响人们的认知。在特定的技术和资源禀赋条件下，通过具体的行为人或组织这一主体，制度演化得以发生，制度变迁于是同时具备了结构性和能动性两个方面的特征。（三）转型
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不同转型主体的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多样性。转型是一个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还是一个将旧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新模式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转轨”的概念比较熟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转轨事件的广泛影响。对比中国、苏联的改革绩效，人们对渐进式和激进式转型方式印象深刻，但很多人忽视了不同国家转型时面临的不同条件，这些条件恰恰可能对随后的转型方式、路径和目标等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转型绝非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才会面临的挑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非常完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绝不可能尽善尽美，也会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一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转型的需求。
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局限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讨论转型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无法脱离政治和社会转型而单独地实现经济转型。例如，汪丁丁（2014）指出，任何一个经济现象或经济奇迹（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都不能脱离它嵌入其中的社会。而任何一个社会，总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基本的维度。正是由于现实当中对社会的脱嵌，造就了中国经济单向度地高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我国人文精神的衰微和社会生活的失序，进而产生了可持续增长的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并非一个可行的方向，真正值得重视的反而是通过转型实现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顺利转换和对接，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环境的发展需求，最终实现可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参考附录1中的附表1），本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之间关系的，而非先验地假定某种理想的经济增长方式。
[1] 关于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角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加以审视，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民主和小政府概念深入人心，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民主制度始终是政治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错误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也可能成为引发不稳定的因素。例如，福山（Fukuyama）就对此前的“历史终结论”做出了重大修正，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遇失败，如非洲大部分地区。转引自〔英〕戴维·朗西曼《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576。
[2] 汪丁丁（2014）在讨论中国经济奇迹时，援引了休谟指出的基于发生时间相邻而生成的关于现象A与现象B之间的因果联想，指出人们早已习惯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视为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从而难以设想存在只是因难以“量化”而不能获得经济学家承认的其他更深远的原因。但是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与以往30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以往100多年乃至1000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我们还要考虑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人面对的重重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回溯特区30多年的经济增长历程显然是不够的，但是要在更恢宏的历史长河中重现特区的方方面面显然也过于宏大而难以把握。因此，对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而言，我们的研究只能尽量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展开。与此同时，对历史的强调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是因为历史是逻辑展开其自身的过程，考察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
[3] 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的必然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在于揭示并切中当下的社会现实，这里的“现实”并非简单的“事实”。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现实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因此，如果无法深入社会-历史的本质之中并把握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那么“现实”就根本不可能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因此，任何经济体都绝不依循所谓“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公式，即“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基于此，本书不得不重点强调历史情境的分析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纲领在将来也必然被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加以消化和吸收，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吴晓明，2011）。
[4] 提到历史，不得不再次引述诺斯的名言：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5] 本书中的个体主义并非绝对的原子式个体，那样将令我们面临严重的加总难题，一切实证检验都将变得不可能。我们只是在方法论上强调尽可能地突出不同经济体的异质性特征，从而为我们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和角度。
[6] 许多文献强调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本书对全国整体和区域的区别对待也将有助于认识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过度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将日益凸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问题。另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张军，2010）开始认识到，经济学家习惯于从总量上看问题，并从合并的部门与地区的总量上解释经济发展现象。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样做会忽略很多重要的东西，难以看到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因此他们建议，当我们在总量上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从地区层面来理解现象生成的原因，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主要不是按照行业而是按照省份这样的行政区划来分解和执行的。经济增长与其说是行业扩张的现象，不如说是地区崛起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清晰可循的地理模式。
[7]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关于人类未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第一篇经济增长：迷雾中的探索第一章历史情境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中的分歧
国民财富增进和国家繁荣是每个民族国家竭尽全力所要实现的目标，但现实中有的国家极其富裕，有的国家则极端贫穷。富裕国家之间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有很大不同，并且，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差距呈现绝对缩小的趋势。工业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以来世界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增长，增长开始成为人类共同的核心议题。尽管我们不同意轻率地将经济增长表述为实[1]现人类幸福和国家繁荣的重要手段，并对这种观点持谨慎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围绕经济增长这一主题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并积累了大量有意义的成果。这个问题又是如此宏大而迷人，以至于“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任何其他问题”。自然而然的，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一地位也是由经济学本身承载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因为经济学最初便是因研究国民财富如何增进而产生的一门学科。在西方，经历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激烈论战，以亚当·斯密为起点，围绕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的理论进展不断深入，但到目前为止，这一工作远未结束，对于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我们依然不能给出确定和绝对的答案。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围绕经济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国内经济学界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日益严峻，“增长中的贫困”现象凸显，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矛盾。这提示我们要重新审视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适用性，基于此，本书从历史进程的视角重新回顾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看待经济增长这一现象，找出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及不同情境下引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方式和路径。一 什么是历史情境中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困境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将经济现象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析出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从物质资本到技术、人力资本和知识不断递嬗，却依然经常面临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新的经验证据不断证伪既有理论，更加无法合理解释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引下人们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如引言部分所说，本书不主张将经济增长狭隘地仅仅看作增进国民财富和幸福的手段，也不主张将经济增长视为终极目的。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经济增长并非人们应该追求的合意目标，最为经典的文献莫过于阿马蒂亚·森（2009）从人的根本幸福和实质性自由角度重新评估了经济增长。Hans Christoph Binswanger（2012）也系统地批判和反思了当前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将经济增长作为核心目标使得人们一方面使用各种手段促进经济增长并最终通过货币为经济增长创造动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所谓的“增长强制”和“增长无法停歇”。在Binswanger看来，稳态或零增长在现行的经济体系下是无法实现的，他认为全球的必要经济增长率仅为1.8%。
实际上，经济增长作为服务于人类集体利益需求的工具，其实现可能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却不能保证每个人从中获益，一些人，有时甚至是大多数人却因经济增长而遭受损失，这就是所谓的“增长中的贫困”问题。归根结底，在西方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的论调下，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私人决策构成了一切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经济增长只能在无数个体追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互动中作为一种结果而实现。将经济增长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中抽象出来进行经验分析往往顾此失彼，得出的许多结论也因此而饱受质疑。更进一步的，这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观下经验分析的必然结果，对此本书暂不做更具体的分析。（二）现实中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理论
在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看来，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经济增长就自然可以实现。但现实从来没有证实这一点，于是主流经济学家着手为经济增长模型添加更多的约束条件。实际上，“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经济体只有13个，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其中，博茨瓦纳、马耳他和阿曼的人口规模非常小，另外10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受了经济减速、停滞甚至倒退等不同程度的衰退。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固然是奇迹，但各省、地区之间的增长并不同步，相当一部分地区处于并将继续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Barro Robert和Xavier Sala-i-Martin（1995）通过严格的计量检验也证明了各个国家之间并[2]不存在收敛的趋势。[3]
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一直持续高速增长，万事万物包括国家和其他类型经济体，其增长总是有高潮有低谷、有快有慢，呈现有机的、循环往复的规则变化，通常是沿着一条S形曲线移动，一开始缓慢启动，然后加速，飞速发展一个时期，最后减速（张晓晶，2012），这描述了经济增长真实的路径和过程。线性的经济增长轨迹不仅单调乏味，而且不符合事实。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增长都不会成为经济的单一形态，那么在理论中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思路就值得商榷。在一定程度和某种意义上，与其探索经济如何增长，不如探索经济为什么不增长，以及经济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等在某些方[4]面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解必须放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根据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以及当时的资源禀赋认识经济增长现象，否则这种经济增长理论必定是狭隘而不全面的。这首先是由于经济增长发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经济增长的主体——人，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其次是因为经济增长并不是抽象的存在，不能像实验室中那样可以因若干要素的共同作用而发生，而是在真实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人的行为和互动引致的结果。但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并不关注经济增长的真实过程，Jean Tirole（1989）曾指出当前经济研究中事实与理论的比例非常低。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致力于理论的形式化和模型化并不断取得突破和进展，对经济增长核心要素从最初的强调资本积累到技术进步，再到人力资本投入，增长模型日益复杂，计量工具不断丰富，对现实的拟合程度越来越高，变量也逐渐得到内生化和动态化，但依然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对现实的解释力度也很有限。针对经济学研究中过度使用数学和统计学这一现象，历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包括弗里德曼、舒尔茨、里昂惕夫等在内都曾竭力呼吁年轻经济学者应该多关心历史研究，以便对经济问题有更深的理解。随后的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将制度和交易成本引入增长模型，并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计量验证，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经济增长的真实过程。问题在于制度总体上是作为一个新的要素被引入生产函数的，即制度是重要的。但是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旦将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环境，变化的经济环境就要求相应的制度适应性，而制度变迁理论特别是制度如何内生于模型却时常面临循环论证等逻辑自洽的困境。
据此，本书选择历史情境的角度重新考察真实的经济增长情节和经济增长理论，综合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思路，不仅考察制度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对经济增长主体的约束性和建构性，而且考察经济增长主体对环境的能动性作用和适应性改变。二 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源头与分岔（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头
从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直到17世纪工业革命期间，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此期间的许多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色诺芬等人也曾讨论过国家强盛的原因，但真正将财富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一般认为是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和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在欧洲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国民财富增进的古典经济学家。在资产阶级利益重心尚处于流通环节的背景下，重商主义者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货币财富的积累，主张通过国家保护主义尽可能地刺激出口以获得更多的黄金和白银。尽管重商主义者对财富的认识是狭隘和短视的，却反映了工业发展初期对幼稚产业保护的诉求，也反映了贸易在经济增长初始阶段的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晚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2006）虽然认为金银货币是社会的主要财富，但他是在对当时生产力状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依据比较优势将贸易和商业放在产业发展首位的，这反映了他的认识是符合特定历史阶段特点的。随着资产阶级利益重心从流通环节转向生产环节，被马克思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2010）强调不应该忽视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生产力基础，系统阐述了经济增长的原因、路径和手段，集中体现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一书中。他在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指出不同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并以此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相应的，劳动力和资本随着产业的演进而发生转移。在政策上他主张首先要保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其次要根据本国自然条件制定发展政策，在方法论上则遵循培根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拒斥经院哲学的玄幻主义，主张通过科学和理性的研究来认识和改造自然。可惜的是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彻底否定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从而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们在批判重商主义时强调只有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活动，主张通过解除农民的税收负担来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财富。随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扩大了生产的概念和范围，在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基础上提出，生产性劳动的增加是财富增进的根本。在总结和归纳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就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二）经济增长理论的分岔
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财富创造和生产中的核心作用，分工程度的加深促进了专业化和交换范围的扩大，从而扩大并繁荣了市场，相应地提高了民众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马克思（Karl Marx）据此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体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Alwyn Young（1928）在分工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了报酬递增理论，认为“不仅劳动分工依赖市场规模，而且市场规模也依赖劳动分工”，这一创造性的观点动态化了市场和分工两者之间的累积性作用。尽管斯密最初强调自由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但对分工和生产因素的过分强调不经意间将经济因素从社会整体环境中抽象出来，因而遭到猛烈的抨击。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zt）认为斯密对生产的理解过于狭隘，他将物质资本、科学技术、文化和精神、政治法律制度、心理因素等全部纳入生产要素范畴，这些因素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增长。但对于这些因素他并没有进行科学的分类，对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更不能对其进行度量，结果是该理论可以解释一切，却不能告诉人们任何有用的东西。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的许多经济增长理论从历史学派那里不断吸取有益的成分，历史学派也得以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独树一帜，长期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抗衡。因此，经济增长理论自斯密这一节点开始，就已产生了第一次大的分岔，即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否从系统环境中抽象出来。
然而引起分歧的远不止这一点，斯密对自由竞争的强调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对于国家干预则向来持谨慎态度。但自由竞争的强大力量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辉煌后，垄断随之出现，经济和社会系统开始变得复杂，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强大起来，对于政府的作用也就成为日后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二个分歧。
第三个分歧来自Malthus，他不认同报酬递增的观点，指出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反复调整，经济增长最终将会停止并收敛于静态均衡水平。部分历史经验支持了他的结论，然而最终人类还是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关于报酬递增还是递减的争论以及如何突破边际报酬递减这一悲观结论就成为之后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三个分歧，该分歧又进一步演化为增长趋同还是趋异的相关争论。
第四个分歧则在于经济增长本身。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将斯密的思想深化，并将对生产的强调转到对分配的强调上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对地租、工资和利润三者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分析。李嘉图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纳为资本家将其收入除消费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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