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总主编 顾海良 本卷主编 肖贵清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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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三卷·1976-1992(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试读：
总序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关键阶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我们正逢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
从国际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处于热潮阶段。尽管苏东剧变后，国外有许多人在鼓吹“告别马克思”“抛弃马克思”等论调，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研究马克思，主张“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反思马克思”、以新的理论成果“超越马克思”。国际范围内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讨会在世界各地频繁召开，会议规模越来越大，会议形式越来越灵活，参会人数越来越多，研讨领域越来越宽，讨论问题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范围内涌动着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这一切说明，“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并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国内来看，中央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广阔舞台；全党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为理论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编写出版这套丛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回应时代变迁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展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着力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一直出版下去，最后真正成为一套名副其实的“丛书”；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能够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是十分严肃的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们也希望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质量越来越高。
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资金支持，首次进入丛书的著作，大都属于“211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和“985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套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先生非常关注此书的编写出版事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先生，以及丛书的每位责任编辑，都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写出版此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初步尝试。为了使丛书编得更好，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年11月
导论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
第一，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和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没有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党就不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专心致志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也不可能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他还指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
人类历史发展证明，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后发国家加快本国发展的一条捷径。毛泽东早就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为中国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具有世界眼光。“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放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一方面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还要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符合世界发展的规律。
第二，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探索的初衷，就是要冲破日益僵化的苏联模式，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新的建设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和党的八大，代表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良好开端，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探索也遭遇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和挫折，逐渐偏离正确轨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就是在认真反思和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同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还汲取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深刻教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最深刻的变化，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遭遇的严重挫折。20世纪80年代，曾经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包括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挫折，而继续进行改革成为克服困难，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出路。然而，错误的改革路径选择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不仅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封闭僵化？改旗易帜？还是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重要问题又一次摆在全党面前。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深刻阐述了涉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是非问题，廓清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拨正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南方谈话也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
1978年全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左”的思想束缚，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全党工作的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从此，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为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实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展开。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建立，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改变单一公有制的格局，积极发展非公经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同时，我国还积极开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设立经济特区，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同时抓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总之，在这一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实践中提出的新要求，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下新的实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和主题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是新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伊始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后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而使这一探索充满了曲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历史起点，解放思想使党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对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征的认识更加客观深入，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主要经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当代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关键就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主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蓝图为主题，而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刚确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根据中国实际，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确指出了这一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是单一的公有制；在分配制度上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不是平均主义或按需分配；在经济体制上既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既没有搞苏联的一党制，也没有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或三权分立，而是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在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下的文化多样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立足中国的客观实际，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实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党的最高纲领是奋斗的方向，但“党的最高纲领必须通过完成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来实现，必须由一个一个实际步骤来达到”。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既不会因忘记远大理想只顾眼前而失去前进的方向，也不会因离开现实空谈远大理想而脱离实际。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
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立足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基本原则。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反对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斗争过程中，提出要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主张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指出：“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不照搬任何发展模式，而是始终强调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企图、经济上的制裁、政治上的压力，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独立自主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粉碎“四人帮”和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关于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起点，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在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堪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表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归纳为十个方面，初步勾画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致轮廓，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程。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称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形成。党的十二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内容得以全面展开。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思路。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总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整体布局的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内容，并从12个方面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
从党的十三大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形成一个科学体系。党的十三大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新的进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紧紧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回答了人们的疑问，冲破了“左”的思想桎梏。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都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一步展开，使其更加深化和丰富。南方谈话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关键节点，以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南方谈话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第一章 粉碎“四人帮”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展开创造了重要条件。然而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仍在原有轨道上艰难运行。拨乱反正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摆在了全党面前。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切入点，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契机，开始打破“左”的坚冰，在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一、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意义“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顺应了党心民意，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展开创造了重要条件。1.毛泽东逝世及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1976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逝世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极大地壮大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探索，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认识到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提出了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思想，这些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发展。同时，毛泽东大力支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他还说：“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要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都是愿意的。”这些支持和帮助，使亚非拉国家逐步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同中国一道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共同为维护和实现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逝世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损失，使其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埃及邮报》发表题为《毛泽东》的社论指出：“由于毛泽东的逝世，第三世界失去了一位最强有力的发言人，埃及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埃及中东社指出：“人民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位没有在灾难和不幸面前低过头的战士。”
第二，加速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步伐。毛泽东对“四人帮”活动早有察觉并进行了多次批评。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毛泽东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 ”“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乘党和人民处于危难之际，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反复研究，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超出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范围，必须急谋对策，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10月6日，党中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清除了党和国家肌体的痈疽，从而加速解决了毛泽东生前没有来得及解决且在他逝世后更加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得到全国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标志着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三，客观上促使人们深刻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的诸多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而且把既脱离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推向极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严重挫折。毛泽东逝世后，促使人们深刻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实际，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实际？当时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结束党内思想禁锢，使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成为可能；二是受长期“左”倾思想影响，企图继续坚持“左”倾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前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解放思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原则，拨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第四，促使人们寻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向何处的答案。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是受苏联模式的制约和影响以及长期“左”的错误的影响，这种探索过程充满曲折。“文化大革命”就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毛泽东逝世后，是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一方面，许多干部和群众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危害，强烈地要求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另一方面，有些领导人肯定和延续过去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思想，从而继续坚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时，还有人企图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广大干部群众处于彷徨之中，中国发展道路面临艰难的抉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转折，中国开始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粉碎“四人帮”及其意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顺应了党心民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第一，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结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基于这一设想和追求，毛泽东逐步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主要是进行不间断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并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组成了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是极左思想和势力的代表，他们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是具有“文化大革命”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粉碎“四人帮”，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二，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创造了重要前提。“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经济建设上，“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在制度建设上，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同时，由于各种派性和武斗，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粉碎“四人帮”，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历史条件，为重新恢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了前提。邓小平指出：“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
第三，粉碎“四人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严重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严重挫折，使其沿着既非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禁锢圈内。邓小平指出：“ ‘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另一方面，把一些既脱离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推向极端。比如，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等，既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又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和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潮流。粉碎“四人帮”使人们开始清醒认识到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打破了精神枷锁，思想得到一定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清醒认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粉碎“四人帮”，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3.“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危害及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又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结果。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政治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毛泽东曾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已不复存在。
一是权力高度集中，官僚主义严重。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二是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遭到迫害，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难以计数。三是政治体制经历由瘫痪到畸形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我国政治体制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公检法机构发生严重混乱，有的甚至陷入瘫痪或被取消，正常的工作迟迟得不到恢复。中共九大以后，各级党政组织、机构得到恢复和整顿，但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政治体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并且其内在矛盾和弊病不断积累和发展。
在思想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猖獗，造成人们思想僵化。邓小平指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这种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表现为教条地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实事求是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注意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使社会主义成为僵化的、凝固不变的模式。同时，“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风气遭到很大破坏。邓小平指出，“四人帮”用剥削阶级最腐朽最反动的思想来毒害青少年，制造“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
在文化上，由于“两个估计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统治，全国绝大多数学校、科研院所、文艺团体和文教机关不能正常运行。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列入“臭老九”的另册，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等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受政治影响，严重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空想因素大大超过实际因素。
在经济上，我国社会整体上经济运行的正常进程被打断，正常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人们生活改善缓慢。在生产关系方面，以“理想”经济模式为标准，排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强调单一公有制，混淆平均主义和按劳分配。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合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殆尽，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理论观点被否定，经济体制虽然进行整顿，但比较盲目，造成管理混乱。另外，经济政策的极不稳定也造成经济系统的混乱。
邓小平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和系统总结。
第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认识中国国情。毛泽东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准确认识中国国情并把二者有机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批判了教条主义者，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谈到中国国情时指出，认识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国情的核心是社会性质，这是中国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从而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但是，1957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同时低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并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对中国国情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在这种情形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产生错误的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挫折，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极大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实质上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二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二者中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中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性，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第二，准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基本国情，而且关系到能否认清社会的主要任务，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八大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判断，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但是由于受到传统阶级斗争经验以及其他因素影响，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后，毛泽东逐渐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的正确判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不断发展的理论根源。
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决定政权巩固的重要基础。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这种阶级斗争与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在表现形式和处理方法上不同，存在的范围和危害程度不同，不能因为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存在，就改变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否则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安全。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三，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只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正确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和迷误。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因此，既要坚定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进步、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奋斗的目标，又要根据现实条件和时代特征，准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动态性，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现实规定的统一，才能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说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时，逐步建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民主政治制度。
但是“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大民主”，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是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能够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使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由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这种大民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混乱。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谈到法制建设时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二、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长期“左”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既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又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面临诸多障碍。“两个凡是”集中体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仍然存留的僵化教条思想，这些思想严重阻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认识到“两个凡是”方针的实质和危害性，并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对其进行了批评，对突破“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两个凡是”的提出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北京等城市一些人自发写诗词、贴标语，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予以刊出。社论称：“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社论指出：“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中央要求大家坚决抵制各种政治谣言，也是站在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听任这些东西流传，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两个凡是”的方针表面上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实质上是固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固守以“文化大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极左路线，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实事求是。它既给揭批“四人帮”划定了界限，也给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出来工作制造了障碍，更不能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因此，“两个凡是”方针提出以后，立即受到党内许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怀疑和抵制。“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有主客观原因。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样分析：“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由于长期的“左”的错误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否定“两个凡是”方针，实现思想大解放，需要进行激烈的和艰难的思想斗争。2.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因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就深刻认识到它的实质和危害性，并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对其进行了批评。
1977年2月，邓小平在同王震谈话中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同年4月，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同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时向他们明确表示：“ ‘两个凡是’不行。”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他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8月3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形而上学多了，害死人。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只是把语录集中起来并不好，不要这样，邓小平自己向来引用少。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记、抛弃，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实质是批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旨在确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从本本出发，唯上、唯书、不唯实，不能用属于主观范畴的思想、理论、观点来判断属于主观范畴的真理，而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用客观范畴的实践及其结果来判断主观范畴的真理。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谈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时指出，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他号召大家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围绕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他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指出“两个凡是”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二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他大力提倡恢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肃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坏风气。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以“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和实事求是为指导，领导科教战线以及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不仅体现了他敏锐的思考力，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且体现出他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对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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