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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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中英双语对照（乔治·奥威尔作品集6）试读：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四月里一个寒冷的晴天，时钟报时十三点整。温斯顿•史密斯缩着脖子，下巴抵在胸口，尽力躲避肆虐的风。他快步穿过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但还是慢了一拍，一股沙尘打着旋随他进了门。
门厅里弥漫着煮白菜和旧地毯的气味。厅尽头墙上钉着张彩色海报，作为进门装饰画，显得过于巨大。海报上是一张巨大的脸，有一米多宽：这是一张四十五岁上下男人的脸，胡子漆黑浓密、脸型粗犷、英气逼人。温斯顿拾步沿阶梯上楼。搭电梯是别想了，因为哪怕在情况最好的时候，电梯也几乎不运作。何况现在是白天的停电时段。停电是仇恨周筹备过程中所采取的一项厉行节约措施。从门厅到楼上的公寓要爬七层楼梯，而三十九岁的温斯顿右脚踝上方患了静脉曲张溃疡，不得不缓步上行，中途还不时停下歇息。每上一层，在转弯处，海报上巨脸的目光都从电梯井另一端不偏不倚地落在他身上。世上有些画像被设计成这样：不论你走到哪里，画上人物的目光都会不偏不倚落在你身上，而这张海报便是其中之一。老大哥在看着你，画像下标注着这样一行文字。
公寓里传来浑厚的人声，正在播报有关生铁产量的一系列数据。声音出自一个长方形金属板，宛如一面黯淡的镜子，镶在靠右手边的墙面上。温斯顿按下一个按钮，声音多少轻了些，但所说的内容依然清晰可辨。这个装置（名为电屏）的声音可以调低，但无法全然关闭。温斯顿朝窗口走去。矮小瘦弱的他，身着党员的蓝色工作服，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他发色浅淡，脸天生泛红，皮肤被劣质肥皂、钝剃须刀片以及刚刚过去的寒冬摧残得粗糙不堪。
尽管窗户紧闭，窗外世界看上去依然寒冷。下方街道上有尘土和纸屑在风中飞旋。尽管太阳高照，天蓝得刺眼，但除了四处张贴的海报之外，整个世界一片惨淡，像失了颜色。海报上那张黑胡子男人的脸从每一个关键位置居高临下俯视一切。温斯顿正对面房子的墙上就有一张。标题印着：老大哥在看着你。画像上的男人与温斯顿四目相接，那对黑色的眸子几乎要把他看穿。临街墙上有另一张海报，一角已经脱落，在风中不时噼啪拍打着，上面一个词时隐时现——“英社”。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间掠过，如绿头苍蝇一般盘旋了一阵，继而快速划出一道弧线飞离。那是警察巡逻队，正透过人家的窗户窥探里面的动静。然而巡逻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思想警察才是最要命的。
温斯顿背后的电屏依然在滔滔不绝地播报有关生铁和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事。电屏可以同时接收、发送信息。只要温斯顿发出比耳语稍高一点的声响，就会被电屏接收到。不仅如此，一旦进入电屏的视野范围，他的一举一动就会被捕捉。因此，你无从知晓自己是否被监视，也无从猜测思想警察会以何种手段，在何时接通你前方的电屏。他们甚至可能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每一个人。只要他们乐意，就可以随时随地接通你面前的电屏。你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假设下生活：你说的每一句话，发出的每一个声响都会被监听；只要有一点光线，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视。这便是生活，你身处其中，且无从选择。这种生活状态起先只是一个习惯，慢慢就变成了本能。
温斯顿一直背对着电屏。这样比较安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哪怕只是背影也会暴露问题。一公里开外的真理部是他的工作单位。那座白色的大型建筑在一片脏污的市景中拔地而起。他在心中思忖——带着隐约的厌恶——这便是伦敦，第一空降场的主要城市，在大洋国所有行政区中人口排行第三。他绞尽脑汁搜寻儿时的记忆，试图记起伦敦是否一直是这番光景。这些摇摇欲坠的十九世纪房屋是否从来如此：墙用大堆木材撑着，窗格用纸板草草遮挡，屋顶上盖着瓦楞铁皮，眼看就要坍塌的院墙东倒西歪；空袭地点扬尘漫天，断壁残垣中野草丛生；被炸弹夷平的一小块空地上搭起了脏兮兮的木屋，仿似一个个鸡棚。但是不行，他记不起任何东西，关于儿时的印象唯剩下一系列没有背景的光影残片，且多数难以辨认。
真理部——在新话中称为真部（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关于该语言的结构和词形变化参见附录）和视野中的其他建筑截然不同。这个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由闪亮的白色混凝土建成，层层相叠直冲云霄，塔顶距地足有三百米。在温斯顿站着的地方，能够勉强辨认建筑白色外墙上的三行字，字体隽雅，是党的口号：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据说，真理部仅地上楼层就有三千间房间，还有与之配套的地下网络。环顾伦敦，只有三座建筑在外观与体积上与之相仿。从胜利大厦顶层，可以看到这四座大楼屹立在那里，有着一览众山小的气派。这四幢大楼是政府四个分支机构的总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与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在新话中，这四个部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仁爱部极其可怕。整座大楼一扇窗户都没有。温斯顿没有进过仁爱部，甚至从未涉足其方圆半公里之内的地域。除非执行公务，否则根本无法进入这个部门。如果非要进去，就得穿过错综复杂的铁丝网、重重铁门和机枪暗堡。通往仁爱部外围关卡的道路上，有携带警棍、面目狰狞、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卫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摆出一副安静乐观的样子，这是面对电屏最得体的表情。他穿过房间，走进一间小厨房。在这个时间点离开单位就意味着放弃了食堂的午饭，但他发现厨房除了一大片留作明天早餐的发黑的面包外，没有其他可吃的。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液体，瓶上一个白色的标签写着胜利金酒。这瓶东西散发出油腻的气味，就像是中国的米酒。温斯顿往茶杯里倒了将近一杯，鼓足勇气，像吞药水一样一口咽下。
立竿见影，他的脸变得通红，眼泪也呛了出来。这酒的味道简直像硝酸一样。不仅如此，一杯酒下肚，后脑勺像挨了橡胶棍重重一击。但片刻之后，胃里的烧灼感缓和了下去，眼前的世界逐渐变得明朗欢愉。他拿出一包压皱的香烟，盒上印着胜利香烟，从里面抽出一支，一不小心拿倒了，烟卷里的烟丝掉了一地。他又抽出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客厅，在电屏左边的小桌旁坐下，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四开大小的空白笔记本。书脊为红色，封面上有大理石的纹路。
不知什么原因，客厅里电屏的位置很特别，并没有按照惯例装在侧壁以监控整个房间，而是装在了正对窗户的墙面上。电屏一侧有一个浅浅的凹室，温斯顿就坐在那里。在建楼的时候，这块区域可能是为书架预留的。坐在凹室里，只要向后靠，便到了电屏的视线之外，也就不会被拍到了。当然，他的声音仍然能够被听到，但只要保持不动，就不会被监视。这个房间的特殊布局在某种程度上诱使他动手做了接下来的事。
他做这件事的另一个诱因是他从抽屉拿出来的笔记本。笔记本特别漂亮，乳白色的纸张光滑无比，由于时间的流逝稍稍泛黄。这种纸张至少已经停产四十年了。而他猜测这本本子的年头远不止这些。他在贫民区一家肮脏的旧货店橱窗里看到了它（记不清具体是哪个贫民区了），当时突然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将其占为己有。党员是不得进入平常商店的（谓之“参与自由买卖”），但这条规定并没有那么严，因为诸如鞋带、剃须刀片之类的很多东西，根本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弄到。他先环顾了一下街道四周，接着溜进商店，花了两块半买下了它。当时他并没有考虑用它做什么。他把笔记本装进公文包，不无心虚地走回了家。尽管笔记本里一个字都没有，但拥有这件私有财产依然容易授人以柄。
他现在要做的事便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本身并不违法（因为已经没有了法律，所以没有违法一说），但如果被发现，很有可能会被判死刑，至少也得判二十五年劳改。温斯顿给钢笔杆装上笔尖，用嘴吸去笔尖上的油脂。钢笔已经过时很久，现在就算签名也很少用了，他费了不少劲偷偷搞到了一支，仅仅因为他觉得唯有真正的钢笔才配得上这漂亮的乳白色纸张，用彩色铅笔在上面乱画一气简直是暴殄天物。事实上，他并不习惯用手写字。除了写一些便签之外，通常都用说写器，而现在说写器显然无法满足需要。他才给钢笔蘸上墨水，犹豫了一秒钟，突然肚里一阵抽搐。在纸上落笔是一项决定性的行动。他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以下一行小字：
1984年4月4日
他向后靠到椅背上。一阵深深的无助感汹涌而来笼罩全身。首先，他完全不确定现在是否是1984年。不过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他很确定自己三十九岁，因为他很确定自己是1944年或1945年生的。但如今根本无法把日期精确到一两年的范围之内。
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本日记到底是为谁而写？为将来，为后辈。他的思绪围绕着纸上那个不确定的日期停顿了一会，突然想起新话中的一个词汇：双向思维。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你如何与未来交流？从本质上说，这是不可能的。未来要么与当下相似，要么与当下不同。如前者为真，那他不论写什么都无足轻重；而若后者为真，那他的困境就毫无意义。
他坐着，呆若木鸡，盯着面前的纸看了好一会儿。电屏的声音换成了刺耳的军乐。说也奇怪，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能力，而且甚至忘记了自己起先想说的话。他为了这一刻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但让他所料未及的是只有勇气还远远不够。真正动笔写东西并不难，只要把在脑中好几年来盘旋不休的独白转换成文字记到纸上即可。而在此刻，就连心中的独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静脉曲张溃疡痒得让他难以忍受。他不敢去挠，因为每次只要一挠，伤口就会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这张白纸、脚踝上方皮肤的瘙痒、刺耳的音乐、金酒带来的微醺，他再也没有其他感觉了。
突然，他发狂似的动笔写了起来，而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到底在写什么。他细小而幼稚的笔迹在纸上歪歪斜斜地铺展开来，先是忘了首字母大写，最后甚至连句号都丢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了电影。都是战争片。一部很好，讲一船难民在地中海某地遭到炸弹轰炸。其中一个场景让观众很开心，那个场景中，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在试图游走的过程中，被紧随其后的直升机射杀，一开始他在水中挣扎前行，随后他进入了直升机的射程，接着就被打成了马蜂窝，身边的海水被染成了粉红色，他一下子就沉下去了，就好像水从他身上的弹孔灌进去了一样，观众在他沉下去的时候哄堂大笑。接着就看到一个满载儿童的救生筏，直升机在上面盘旋。一个中年妇人，像是犹太人，坐在船头的一侧，怀里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尖叫，把头埋在母亲胸前，像要钻到母亲身体里，妇人双手环抱着孩子，尽管自己也吓得脸色发青，还依然在安慰孩子。她一直尽力用双臂罩住孩子，仿佛自己的手臂能让孩子免受子弹的侵袭。接着，直升机朝船上的人群中投下一颗二十公斤重的炸药，一阵强光过后，船被炸得粉碎。接着有一个精彩的镜头，一截孩子的残臂飞向空中飞得越来越高一定是一架前端装有摄像机的直升机跟踪拍下的党员席上掌声雷动但坐在群众席的一个女子开始大吵大叫说在孩子面前放这样的电影是不对的他们还没有在孩子面前放这样的电影是不对的直到警察架着她把她架到外面我希望她不要有什么事没人在意群众的言论这是典型的群众的反应他们从不——
温斯顿停下笔，部分原因是他的手抽筋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写下这么多废话。但很奇怪，他写的时候，头脑中一些完全不同的记忆变得清晰了起来，以至于他想把它们也写下来。他现在意识到，就因为发生了这件事，他才突然决定今天回家开始写日记。
如果那样一件朦胧不明的事也能称之为发生过的话，那么，此事就发生在早晨，地点就在部里。
差不多十一点半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司里，人们正在把椅子从工作隔间拖到大厅中央，面对电屏，准备参与观看两分钟仇恨节目。温斯顿正准备坐到中间排的一张椅子上，这时有两个人出乎意料地走进房间。这两人温斯顿只打过照面，从未说过话。其中一个女孩常常在走廊里进进出出。尽管叫不出名字，但温斯顿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他有时候看到她满手油污，拿着扳手，于是推断她可能负责小说写作机的维修工作。女孩看起来很干练，约莫二十七岁，头发浓密，脸上有点点雀斑，动作像运动员一样敏捷。一条鲜红的窄腰带——这是青年反性团的标志——在她工作服外面绕了几圈，恰到好处地凸显了臀部曲线。温斯顿第一眼就对她没有好感。他知道原因在哪。因为她带给人一种常用冷水洗澡，热衷于参加曲棍球、社区远足等活动，并保持思想全面纯洁的感觉。温斯顿对所有女性都没有好感，尤其厌恶年轻漂亮的女人。女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女人，都是党的狂热追随者，对于党的口号一股脑全盘接受，充当着业余探子和告密者的角色。而这个女孩让他觉得尤其危险。有一次他们一起走过走廊，她瞥了温斯顿一眼，锐利的目光似乎要刺穿他的身体，一时间温斯顿觉得自己笼罩在一片黑色的恐怖中。他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女人说不定是思想警察的探子。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只要她一靠近，温斯顿内心的不安就挥之不去，同时夹杂着恐惧与敌意。
另一人是个叫奥伯里恩的男人，作为核心党员的他身居要职，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温斯顿对这类职位的工作性质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身穿黑色核心党员制服的人一进门，椅子旁的人群就顿时安静了下来。奥伯里恩身材高大魁梧，脖子粗壮，脸型粗犷野蛮，略显滑稽。尽管穿着正式，但举手投足间依然散发着某种魅力。他有一项本领，就是推眼镜的动作能让人放下戒心——他的这一个动作给人一种很有教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很难用言语表达。如果现在有人还能记得的话，有一个表达方式可以形容他的这个动作，就是很像十八世纪的绅士拿出鼻烟盒待客的样子。这些年间，温斯顿见过奥伯里恩十几次。他觉得自己深深被其吸引，不仅因为奥伯里恩有教养的举止同他拳击手一般的体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更多是因为温斯顿暗暗相信——或许不是相信，只是希望——奥伯里恩的政治倾向并没有那么正统。他脸上的某种表情让人不由自主地这么想。话说回来，也许他脸上显露的并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是智慧而已。但不管怎样，从他的外表来看，他是那种你可以骗过电屏，在私底下与其推心置腹的人。温斯顿并没有试着去证明他的这个猜测是否正确，事实上，他也无从证明。这时，奥伯里恩看了一眼腕表，快十一点半了，显然他决定留在档案司直到两分钟仇恨节目结束。他坐到了温斯顿同一排的椅子上，和温斯顿就隔了几个位置。坐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个身材矮小、浅棕色头发的女人，在温斯顿隔壁的隔间工作。那个黑色头发的女孩紧挨着他们坐在后面一排。
接着，大厅那头的巨大电屏里传出一段讲话，像一台燃油即将耗尽的大型机器，声音可怕刺耳，令人牙齿发颤、寒毛直竖。仇恨节目开始了。
和往常一样，人民公敌伊曼努尔•古登斯坦的脸出现在电屏上。人群发出此起彼伏的嘘声。浅棕色头发的女子发出一声尖叫，声音中夹杂了恐惧与厌恶。很久之前（没人知道到底多久），古登斯坦曾是党的一位领袖，和老大哥几乎平起平坐，后来参与了反革命运动，被判处死刑，后来神秘地逃走并消失了。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都不同，但古登斯坦每次都是主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就是他第一个玷污了党的纯洁性。所有的背叛变节、阴谋破坏、异端邪说、反革命路线都是由他唆使的。他现在还活着，在某个地方继续着阴谋活动：也许在海的那头，受他外国主子的豢养庇护，甚至也可能就藏在大洋国的内部——时而能听到这样的传闻。
温斯顿感到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次看到古登斯坦的脸，他都免不了心乱如麻。这是一张犹太人的脸，脸型瘦削，头顶有一圈蓬乱的白发，蓄着山羊胡——这是一张精明的脸，但又让人忍不住生厌，鼻子又长又尖，给人一种年迈昏庸的感觉。鼻尖上还架着眼镜。这张脸像极了绵羊，声音同羊的叫唤也十分相似。古登斯坦正在恶毒地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他攻击的话语过于夸张牵强，就算是小孩子也能拆穿他的把戏，但还是会让人担心那些头脑不够清醒的人会受他蛊惑。他正在恶意攻击老大哥，指责党在搞独裁，他要求大洋国与欧亚国停战，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嚣有人背叛了革命——他语速很快，在遣词造句上刻意模仿党的发言人，甚至还加进了很多新话的词汇：事实上他的新话词汇量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党员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量。为避免有人被古登斯坦哗众取宠的谎言所蒙蔽，电屏上他的脑后出现了数不清的欧亚国士兵列队行进的场面——一排接着一排健壮的士兵，长着亚洲人的脸，面无表情。他们涌现到电屏上，然后消失。前排消失后，后排士兵就会跟上来，表情和之前的几乎一模一样。军靴沉闷而有节奏的踏步声构成了古登斯坦绵羊般嘶叫声的背景。
仇恨节目才进行了不到三十秒，房间里近一半的人已经按捺不住怒火，开始大声叫嚷。电屏上那张绵羊般的脸及其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军力让人们忍无可忍：除此之外，只要一看到古登斯坦，甚至一想到他，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充满恐惧与愤怒。比起欧亚国和东亚国，古登斯坦被人们仇恨的频率更为频繁，因为大洋国一旦与一国交战，往往会和另一国保持和平关系。但有件事非常奇怪，尽管古登斯坦受到每个人的憎恶和鄙视；尽管每天在站台上、电屏上、报纸上、书上他的理论被批驳、粉碎、嘲弄，在大众心中，一切有关他的东西都是没用的垃圾——尽管做了如此多工作，他的影响力却从未减小。总是不断有人是非不分地被他引诱。每天都有受他指使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的面具被思想警察揭下。他指挥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藏匿在暗处，领导着叛乱者的地下网络，阴谋推翻国家政权。他的组织据说名叫兄弟会。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由古登斯坦撰写，汇集了各种异端邪说，在四处秘密流通。这本书没有书名。人们就叫它那本书。但人们只是从不确切的传闻中知道这些事。不论是兄弟会还是那本书，所有普通党员都讳莫如深。
仇恨节目进行到了第二分钟，人群陷入癫狂状态——在座位上跳上跳下，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试图盖过电幕里传来的羊叫一般令人抓狂的声音。那个浅棕色头发的瘦小女人脸涨得通红，嘴巴一张一合，活像一条被扔到岸上的鱼。就算是奥伯里恩那张宽大的脸，现在也成了红色。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宽厚的胸膛鼓了起来，微微颤抖，仿佛要直面巨浪的侵袭一般。温斯顿后面的黑发女孩开始大喊：“猪猡！猪猡！猪猡！”突然，她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字典》朝电屏扔去。词典砸中古登斯坦的鼻子然后弹开，电屏里的声音仍在继续。在片刻清醒中，温斯顿意识到自己正和其他人一起大喊，用鞋跟狠狠踢着椅子的横档。两分钟仇恨节目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强迫人参与其中，与此相反，是让人根本无法置身事外。不出三十秒钟，任何掩饰都显得多此一举了。一种夹杂着恐惧与报复的癫狂，对杀戮、折磨、用大锤把人脸砸得稀烂的渴望像电流一般传遍整个人群，甚至违背人的意愿将其变成了面部扭曲、尖声叫嚷的疯子。不过，人们所感受到的狂怒是一种抽象而没有任何指向的情绪，可以像喷灯的火苗一样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身上。因此，有那么一刻，温斯顿的仇恨并没有转向古登斯坦，恰恰相反，转向了老大哥，转向了党，转向了思想警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同情电屏上那个形单影只、备受嘲弄的异端分子。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里，只有他捍卫着真理和理智。而在下一个时刻，他又加入了身边众人的行列，对他来说，针对古登斯坦的所有评论全部属实。在这时，他内心深处对老大哥的厌恶转化成崇拜，老大哥的形象看起来愈加高大，他是人民的守护者，无所畏惧、不可战胜，像巨石一样抵御着来自亚洲的蛮族。而古登斯坦尽管孤立无援，甚至是否活着都是个谜，但他就像一个邪恶的巫师，只需嘴里念念有词便可将文明层层瓦解。
有些时候，一个人甚至可以自发地通过多种方式转移仇恨。突然间，温斯顿把自己的仇恨从电屏上那张脸转移到了身后的黑发女孩身上，就像做噩梦的时候猛地把头从枕头上移开一样。他脑中闪过一些生动美丽的幻象：他想用橡胶警棍将她活活打死；把她扒光了绑在柱[1]子上，用箭射满她全身，就像人们对圣塞巴斯蒂安所做的一样；他会凌辱她，并在高潮的时候割断她的喉管。他现在终于比先前更清楚自己为什么恨这个女孩。他之所以恨，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是因为他想把她弄上床却无从实现；是因为她曼妙的腰身似乎在呼唤着你的搂抱，现在却绑着一条可憎的红腰带，咄咄逼人地象征着贞洁。
仇恨节目达到高潮。古登斯坦的声音变成了真的羊叫声，他的脸突然也变成了一只羊脸，随后渐隐于一个欧亚国士兵身体中，这个士兵似乎正在冲锋，身材魁梧、表情凶悍，手中的冲锋枪突突轰鸣，这气势活像就要从电屏里跳出来一样。坐在前排的一些人吓得直往后靠。转瞬间，电屏上杀气腾腾的人形幻化成了老大哥的脸，须发乌黑，充满着力量和神秘的镇定。这张脸非常大，几乎占据了整个电屏，这让每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没人听得清老大哥到底在说什么。应该是几句激励的话，这类话一般都是在喧嚣的战场上广播，没法听清每一个词，但只要说了就能让人重拾信心。接着老大哥的脸又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用黑体大写字母书写的三行党的口号：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尽管老大哥的脸只在电屏上停留了几秒钟，但其影像似乎在每个人眼中产生了过于强烈的冲击，一时间难以平复。那个瘦小的棕发女性跳过前面的椅子。用颤抖的声音念着一句像是“我的救星！”之类的话并向电屏张开手臂。接着她双手捂脸，显然是在祈祷。
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低沉、缓慢、节奏划一的吟诵“大大！……大大！”——一遍又一遍，非常的慢，而且第一个“大”和第二个“大”之间有很长的停顿——这低沉的吟诵声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野蛮感，似乎还能听见赤脚踏地声和非洲鼓声作为伴奏一样。人群就这样吟诵了大约三十秒时间。这种吟诵是调节失控情绪的常见手段。一方面是对老大哥智慧和尊严的赞颂，另一方面更是一种自我催眠，故意用一种带节奏的噪音来麻痹意识。温斯顿的心似乎开始变凉。两分钟仇恨节目中，他不自觉地与众人一起癫狂。但对于“大大！……大大！”这种未开化的吟诵，他总是感到不寒而栗。当然，他也加入了吟诵的行列：根本没有办法不这样做。掩饰自己的感受，控制自己的表情，和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已经成为本能反应。不过，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他的眼神很可能已经出卖了他。也正就在这一瞬间，前面提到的那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这件事的确发生了的话。
他与奥伯里恩四目相接，不过只有一瞬间。当时，奥伯里恩站起身来，先是拿下眼镜，接着用他的招牌动作将其戴回鼻梁上。但就在这一瞬间，他们的视线相遇，虽然时间很短，但温斯顿足以发现——是的，他知道！——奥伯里恩和自己正在想着同一件事。他很确信这一点。就仿佛他俩可以通过眼神互相交流思想。“我支持你，”奥伯里恩仿佛在说，“我十分明白你的感受。我了解你的轻蔑、你的仇恨、你的厌恶。但别担心，我站在你这一边！”但这心领神会的灵光转瞬即逝，奥伯里恩的脸又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深不可测。
以上便是事情经过，他已经不能确定刚才的事是否真的发生了。这类事件不会有任何结果。充其量只是让他在内心深处相信，或者是希望，除了自己以外，身边还有别人与党为敌。也许地下阴谋活动普遍存在的传言到头来是真的——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逮捕、招供、处决接连不断发生，但仍然不能确定兄弟会只是一个传说。他有时候相信其存在，有时候不信。没有任何证据，短暂的眼神接触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无意中传入他耳朵的只言片语；厕所墙上模糊的涂鸦——还有一次他看到两个陌生人照面时手的细微动作，看起来就像是确认身份的暗号。这都只是他的猜测：有可能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臆想出来的。他回到自己的工作隔间，没有再去看奥伯里恩。连与其继续交往的念头都没有。哪怕他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那无疑也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暧昧地交换了一两秒钟眼神，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但即便这样，这依然是他封闭、孤独的生活中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温斯顿直起腰身坐直，打了个嗝，金酒从胃里泛了上来。
他把目光再次集中到纸上，发现在无助沉思的同时，自己也在写字。这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且写得也不像之前那样潦草难看。他的笔酣畅淋漓地在光滑的纸上划动，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道——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一遍又一遍，写了几乎半页纸。
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恐慌。说起来也荒唐，因为写下的这些字并不比着手写日记这个行为更危险，但他一度想撕掉那几页写过字的纸，彻底放弃写日记的计划。
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明白这是没有用的。不论他写下打倒老大哥，还是抑制住下笔的冲动，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他继续写日记还是不继续写，也没有区别。思想警察同样会把他抓起来。他已经犯罪了——哪怕他没有用笔在纸上写字，也依然已经犯下了罪行——这是一桩包含了一切罪行的重罪。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一直掩盖下去的。你逃得了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注定是会抓到你的，这是早晚的事。
总是在夜里——逮捕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夜里。从睡梦中突然被叫醒，粗糙的手摇晃着你的肩膀，晃眼的灯光下，一群表情冷峻的人围在你的床边，你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依稀看到轮廓。大部分案子根本没有审判，也没有关于逮捕的报道。人就这么消失了，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夜里。户籍本上的姓名被抹去，你做过的所有事情的记录都被清除，你的存在被否定，随之被遗忘。你就这么被废除，从此湮灭：通常称为人间蒸发。
他们会枪毙我我无所谓他们会从脖子后面给我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他们常常从脖子后面给你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
他靠到椅背上，心里有些羞愧，随之把笔放下，接着又拿起笔奋笔疾书。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这么快！他像只老鼠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徒劳地希望不论是谁，敲完门就赶紧离开。但是没有，敲门声仍在继续。耽搁在这时是最忌讳的事。他的心七上八下，但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脸上应该是面无表情的。他起身，踏着沉重的脚步朝门走去。
[1]圣塞巴斯蒂安：基督教圣人和殉道者；在三世纪基督教受迫害时期，被罗马戴克里先皇帝杀害。在文艺作品里，他常被描绘成双臂被绑、万箭穿身的形象。
第二章
温斯顿的手刚握上门把手，突然看到桌上的日记本还摊开着。上面写满了打倒老大哥，字迹大到哪怕从房间另一端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想不到自己竟然做了这么蠢的事。但他意识到自己尽管怕得要死，依然不想在墨迹还未干的情况下把日记本合上，因为那样会弄脏乳白色的书页。
他深吸一口气，开了门。一股暖流瞬间从他体内流过，他深深松了口气。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色惨白、萎靡不振的女人，头发稀疏，脸上爬满皱纹。“啊，同志，”她闷声闷气地嘀咕道，“我刚才好像听见你回来了。能不能来我家看下厨房的下水道？给堵起来了……”
这是同楼邻居的老婆帕森斯太太（党并不赞成人们使用“太太”这个词——所有人都应该以“同志”相称——但对有些妇女，人们会不自觉叫她们太太）。她三十岁上下，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她给人一种脸上的皱纹里积着灰尘的印象。温斯顿跟她穿过走廊。充当业余修理工是每天都会遇到的烦心事。胜利大厦是座老楼，建于大约1930年，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墙上和天花板上的涂料不断剥落；水管一冻就会爆裂；天花板只要一下雪就会漏水；供暖系统在厉行节约期间会完全关闭，不过通常也只供应一半蒸汽量。维修只能自己动手，否则就得提交给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审批，就算只是修一块窗玻璃，都可能拖上两年之久。“当然，就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糊其辞地说。
帕森斯家比温斯顿家大，呈现出另一种昏暗单调的氛围。一切好像先被砸了一通又踩过一遍，就像有大型野兽光顾过一样。体育用品散了一地——曲棍球棒、拳击手套、踢爆了的足球、汗湿的运动短裤向外翻着……桌上乱七八糟堆着脏盘子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挂着青年团和儿童特工队的旗帜，还有一张老大哥的大海报。屋内有一股这栋楼中到处都能闻到的煮白菜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刺鼻的汗臭贯穿其中。这汗臭来自于那个现在不在场的人——只消一闻便知，却难以道出缘由。另一间房里，有人拿着梳子，用卫生纸包着吹，试图跟上电屏中仍在播放的军乐曲调子。“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着，不乏忧虑地朝门那边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出去。当然……”
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说话说一半。厨房水槽里面，绿汪汪的水几乎快漫出来了，散发出比煮白菜臭上百倍的恶心气味。温斯顿跪在地上，检查水管拐角接缝处。他讨厌用手，讨厌弯腰，因为这样会引起咳嗽。帕森斯太太一筹莫展地站在一边看着。“当然要是汤姆在家的话，一下子就能修好了。”她说，“他就喜欢鼓捣这些。他双手可巧了，汤姆就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下属。一身肥膘、做事积极，但带着不可撼动的愚昧，浑身上下充斥着无知的狂热——这样的人无疑是维护党统治的最佳人选，在这一点上，连思想警察都及不上他。他三十五岁，前段时间才不情不愿地退出了青年团。入团前，他还超出规定年龄在儿童特工队多赖了一年。他在部里一个无需学识就能胜任的低层岗位任职，但他同时也是体育委员会和其他负责社区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和一些志愿活动的一系列委员会的领军人物。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满心自豪地告诉你他连续四年每晚都去社区活动中心。他每去一个地方，都会带着让人难以忍受的汗味。甚至他走后，那股味道依然挥之不去。这在不知不觉中透露出他生活的艰辛。“有扳手吗？”温斯顿说道，一边用手拨弄着水管接口的螺母。“扳手啊，”帕森斯太太说，接着马上像泄了气一般，“真不知道放哪里了。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客厅，一边用靴子狠狠踏着地板，一边在梳子上狠命地吹了一口。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把水从水管里放了出来，厌恶地从里面扯出一团堵住管道的头发。他打开龙头，用冷水尽可能地把手冲洗干净，接着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举起手来！”一个粗野的声音大喊道。
一个九岁的男孩，长得眉目俊秀、十分壮实，从桌子后面突然冒出来，举着一把玩具自动手枪朝他耀武扬威，而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手拿一块碎木块，也摆出了相同的姿势。两个孩子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脖子上系着红颈巾，这是儿童特工队的制服。温斯顿把双手举过头顶，但心中掠过一丝不安，这个小孩的行为那么咄咄逼人，看起来不像单纯的闹着玩。“你这个叛徒！”男孩子大喊，“思想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我要让你人间蒸发，我要把你押到盐矿去！”
突然他们围着他又蹦又跳，嘴里大喊着：“叛徒！思想犯！”小女孩一举一动完全模仿她哥哥。这着实有点吓人，好像两只蹦跳着嬉戏的虎崽，不久后将会长成吃人的大虫。这个男孩子眼中透出一种工于心计的凶残，很显然起了踢打温斯顿的念头，而且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到能做这种事的年龄。还好他手上拿的不是真枪，温斯顿心想。
帕森斯太太的目光紧张地在温斯顿和孩子们之间徘徊。客厅比较明亮的灯光下，温斯顿发现帕森斯太太脸上的皱纹中间果然嵌着灰尘，这一点让他觉得颇为有趣。“他们闹腾起来就是这样，”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就这样子了。我太忙了没空带他们去，汤姆又在上班回不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小男孩大声嚷道。“要去看绞刑！要去看绞刑！”小女孩边叫边跳。
温斯顿记起来了，傍晚时候，公园里要绞死几个被指控犯了战争罪的欧亚国俘虏。这种公开处决大约每月一次，是很受人们欢迎的盛事。孩子们总会嚷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温斯顿向帕森斯太太道了别，走向大门。而他出门刚走了不足六步路，脖子后面就被什么东西狠狠击中，感觉就像有一根烧红的铁丝刺进了肉里。他转过身，看到帕森斯太太正把她的儿子拉进门，小男孩把一个弹弓揣进口袋。
门关上的时候，小男孩大吼道：“古登斯坦！”而最令温斯顿震惊的是小孩母亲灰褐色的脸上那无可奈何的惊恐表情。
回到自己家，温斯顿快步走过电屏，坐回桌旁，手还在揉着脖子。电屏里的音乐停了。代之以军人抑扬顿挫、粗野的声音，念着一篇有关新型漂浮堡垒战舰上武器装备的报道。这艘战舰正驻扎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的海域。
他思忖，养着那样的孩子，那可怜的女人该是过着多么可怕的生活。再过个一两年，他们就会不分白天黑夜监视她有没有异端思想的迹象。当今几乎所有小孩都是恶童。最糟的是诸如儿童特工队一类的组织，一步步把小孩塑造成为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却又不让他们产生任何反党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相关的一切。歌曲、方阵、横幅、远足、木枪操练、呼喊口号、老大哥崇拜——一切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充满荣誉感的游戏。他们的所有恶意都是对外的，针对国家的敌人、针对外国人、针对叛徒、针对从事阴谋活动的人、针对思想犯。几乎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害怕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害怕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泰晤士报》几乎每周都会刊登那些小告密者——报上经常用的一个词是“儿童英雄”——听到了一些反动的话，于是向思想警察告发自己父母的报道。
弹弓造成的刺痛消退了下去。温斯顿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思忖着是否能继续在日记本上写些什么。突然间，他又想到了奥伯里恩。
几年前——多久来着？应该七年前——他梦见自己走过一间漆黑的房间。正走着，身旁一个坐着的人开口说道：“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声音很轻，而且几乎是漫不经心的——只是陈述，而非命令。他继续向前走，并没有停下脚步。奇怪的是，当时在梦里，这些话语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直到后来，这句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记不得第一次看到奥伯里恩是在做这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他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才意识到梦里就是奥伯里恩在说话。但不管怎样，他的确辨认出来了，当时在黑暗中同自己说话的，就是奥伯里恩。
温斯顿一直无法确定——哪怕今天早上两人眼神交汇过一瞬间，依然无法确定奥伯里恩是敌是友。而且这件事似乎并不重要。他们之间可以互相理解，这种理解比情感与党派更为重要。“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他曾经这么说过。温斯顿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这句话将会通过某种方式变为现实。
电屏里的说话声停止了。一阵清亮、优美的军号声划破了呆滞的空气。接着说话声又刺耳地响起：“注意！全体人员注意！马拉巴前线传来简讯，我军在南印度大获全胜。得上级授权，我在此宣布此次行动将很有可能结束这场战争。以下是此次简讯的详细内容——”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心想。不出所料，在播报完对欧亚国军队的屠戮，歼灭、俘虏大批敌军之后，宣布从下周起，巧克力的配给量从三十克下降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个嗝。酒劲已经消退，残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也许是为了庆祝胜利，也许为了使大家忘却降低巧克力配给量这件事，电屏开始大放《献礼大洋国》。这首歌播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起身立正。但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没人能看得到。《献礼大洋国》之后，音乐变得柔和起来。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电屏。窗外依然寒冷晴朗。远处一枚火箭弹发出沉闷的爆炸声，回音阵阵。当下每周都会有二三十枚火箭弹落在伦敦。
楼下的街道上，那张一角脱落的海报在风中呼扇。“英社”一词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向思维、过去的可变性。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漫无目的地走，迷失在畸形的世界里，而他自己也是一个怪物。他是孤独的。过去已然死去，未来不可预见。他又有多少把握能确定当下有人能够支持他？又如何能知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存续？仿佛给他答复一般，真理部白墙上三行口号映入他的眼帘：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他从口袋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硬币。这枚硬币上，也用清晰的小字铸着相同的口号。硬币另一面上，是老大哥的头像。就算是在硬币上，这双眼睛依然盯着你不放。硬币上、邮票上、书籍封面上、横幅上、海报上、香烟盒上——无处不在。这双眼睛总是看着你，声音总是包围着你。不论你是睡着或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在家还是外出、洗澡还是躺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头颅里几公分见方的区域，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西斜，真理部大楼数不清的窗户由于没有阳光的照射，变得阴森恐怖，仿佛碉堡上的一个个枪眼。他的心在眼前这个巨大的金字塔前战栗。这个建筑太过坚固，根本无法攻占。哪怕一千发火箭弹都不能将其摧毁。他又开始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写日记。写给将来，写给过去——写给一个可能是想象中的时代。而他所面对的不是死亡，而是泯灭。这本日记可能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也会人间蒸发。只有思想警察才会读到他所写的一字一句，然后将其销毁，再没有人会记得。如果连你自己的肉身都不复存在，连一个匿名的字都留不下来，你又如何能向将来申诉自己的内心。
电屏报时十四点整。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家。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回去工作。
不可思议的是这次钟声似乎让他又振奋了起来。他像一个孤独的魂灵，讲述着一个未曾得闻的真理，而一旦开始讲，就一发不可收拾。他讲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公布于众，而是通过保持清醒，将人性的传统延续下去。他回到桌边，给钢笔蘸了墨，写道：
致将来或过去、致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彼此不同且不再孤单的时代——致一个存在真理、做过的事无法被抹去的时代：
从一个千人一面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向思维的时代——向彼时致以问候！
他认识到自己已经死了。似乎只有现在，当他能够清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才算是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的每一个行为所带来的结果，都蕴含在行为本身之中。他写下：
思想罪并不会导致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既然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死人，所以尽可能多活些日子就变得重要了。他右手的两个指头粘上了墨水。正是这类细节能让你的行为暴露。部里某个爱打听的积极分子（很可能是个女人：像那个矮小的浅褐色头发妇女或是小说司的黑发女孩）可能就会揣测为什么他在午休时候要写字，为什么要用老式的钢笔写字，他到底写了些什么——然后给有关部门通风报信。他去洗手间用一块深色的磨砂肥皂仔细地洗去手上的墨痕，这块肥皂用起来感觉就像砂皮纸一样，但用来洗墨水是再好不过的了。
他把日记本放到抽屉里。把日记藏起来是徒劳的，但他至少要确定这本日记有没有被人发现。在页末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他用指尖沾起一粒肉眼可见的白色尘埃，放到了封面的一角。如果有人动过这本日记，尘埃就一定会被抖落。
第三章
温斯顿梦到了母亲。
他觉得，母亲是在自己十岁或十一岁时消失的。她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沉默寡言、做事不紧不慢，有着一头漂亮的金发。对于父亲的印象则较为模糊，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穿着笔挺的深色衣服（温斯顿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鞋底非常薄），戴着一副眼镜。他们两人都在五十年代的一次大清洗中消失了。
现在她母亲正坐在他下面离他很远的某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一点也记不得妹妹的样子了，只记得她是个瘦小孱弱的婴儿，总是不声不响，长着一双警觉的大眼睛。母女两人都仰起头看着他。她俩在地底下某处——例如在井底，或在一个很深的墓穴中——而那个地方虽然现在已经够深了，依然在不断下沉。她俩在一艘沉船的大厅里，透过渐渐变黑的海水仰望着他。大厅里还有空气，三人依然可以互相望见彼此，但她俩仍在不停下沉，沉入绿色的水中。不一会儿，海水将吞噬她俩，从而永世不得相见了。他在有光有空气的地方，而她俩则被吸入海底死去，她俩之所以沉到了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们彼此都知道这一点，他能从她俩的脸上看出来，她俩是知道的。无论从脸上还是心里，她俩都毫无责备之意，唯有一种认识，即她俩必须死，这样他才有可能活下去，这是无法逃避的客观规律。
温斯顿记不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在梦中知道，母亲和妹妹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有这么一种梦，虽然保留了梦境的特质，但又为个人的精神生活做了补充。梦醒后，梦中发生的事情和想法依然新鲜并且珍贵，这个梦就是这样的。温斯顿猛然意识到，大约三十年前母亲的死是一个悲剧，令他无比悲伤，而这种事情现在几乎不可能发生了。他认为悲剧属于遥远的过去，当时世上仍有隐私、有爱、有友情。当时家庭成员之间会无条件地相互扶持。关于母亲的记忆之所以让他肝肠寸断，一方面是因为母亲对他的爱至死不渝，而他当时因为太过年幼自私，不知反哺；另一方面还因为母亲是以一种他现在记不起来的方式，为了一个私人的、至死不变的忠贞观念牺牲了自己。这样的事情，他觉得在当今是不可能发生的。当今世上只有恐惧、仇恨、痛苦。没有高贵的情感；没有深沉、难以言表的悲伤。他似乎从[1]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里看到了这一切，她们透过几百英寻绿色的海水仰望着他，并且还在不断下沉。
突然，他站在了一片草地上，草很短，富有弹性。时值夏日傍晚，夕阳西斜，阳光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这个场景在他梦中出现多次，使他一直无法确定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他醒过来回想时，将其称为“黄金乡”。这是一块被兔子啃得乱七八糟的古老草场，有一条小路从中间蜿蜒穿过，到处都能见着鼹鼠洞。草场另一头有一圈参差不齐的树篱，榆树在风中微微颤动，树叶繁茂，像大团大团女人的头发。虽然看不到，但附近有条小溪，清澈的溪水缓缓流淌，柳树下的池塘里有雅罗鱼在游弋。
那个黑发少女穿过草场向柳树走去。她一下子把身上的衣服扯掉，轻蔑地扔到一边。她的胴体雪白光滑，但却没有勾起他的任何欲望，事实上，他的目光几乎没有落在她身上。此刻充满他内心的是对她把衣服扔到一边这个动作的钦佩。这漫不经心的一抛，动作如此优雅，似乎像要摧毁所有文化、所有思维方式。仿佛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就在手臂华丽的一挥之下烟消云散。这也是古时才有的动作。温斯顿醒来，有一个词几乎脱口而出：“莎士比亚”。
电屏发出刺耳的口哨声，保持着一个音高，一直持续了三十秒。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起床时间。温斯顿挣扎着起了床——他一丝不挂，因为外围党员一年只有三千布票，而一件睡衣就要花掉六百——从椅子靠背上抓起一件颜色泛黄的汗衫和一条短裤，套在身上。还有差不多三分钟时间，广播体操就要开始了。就在下一刻，他就因为一阵急促的咳嗽弯下了腰，每次起床他都会经历这一番折磨。咳嗽把他肺部的气体完全清空了，他得躺在地上做好几次深呼吸才缓得过来。咳嗽使得他青筋暴起，静脉曲张溃疡又开始痒了起来。“三十到四十岁年龄组！”一个尖锐的女性声音大声喊道，“三十到四十岁年龄组！请各就各位。三十到四十岁年龄组！”
温斯顿迅速站到电屏前，电屏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形象，女子体型消瘦，但全身肌肉，穿着紧身上衣运动鞋。“曲臂伸展！”她语速飞快，“跟我一步一步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跟上节奏，同志，打起精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那阵急促的咳嗽并没有将那个梦留下的印象清除干净，而体操富有节奏的动作反而使其变得更为清晰。他一边机械地前后摆动自己的手臂，一边面带坚定的喜悦表情，因为这样子做广播体操才是得体的。他试图在模糊的记忆中搜寻儿时的片段。这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五十年代之后的一切记忆都渐渐褪去。因为没有外部的任何记录可以参考，就连你自己的生命轨迹都变得不再清晰。你只记得一些甚至可能并没有发生过的大事件，你记得事件的每个细节，但无法捕捉当时的气氛，而且有很长一段空白期，对此你一无所知。当时，一切都是不同的，哪怕是国家的名字和疆域也是不同的。比如第一空降场，当年就不叫这个名字：而是被称为英格兰或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被叫作伦敦，对这一点他颇有把握。
温斯顿记不清自己的国家什么时候不在打仗，但很明显在他小的时候，和平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因为他儿时的记忆中里有空袭，而那场空袭是出乎当时所有人预料的。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原子弹落在了科尔切斯特。他不记得空袭这件事，但他能记得父亲拉着他的手向地下逃，他们一直往下逃啊逃，逃往地底深处的某一个地方。螺旋梯在他们脚下哐哐作响，他们不断绕圈。终于，他走不动了，开始哭泣，于是他们不得不停下休息。他的母亲，梦游似的慢慢走着，被他们甩开了一大段距离。她正抱着他的妹妹——或者仅仅是一卷毯子：他不确定妹妹当时有没有出生。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吵闹拥挤的地方，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地铁站。
石板地面上站满了人，其他人则层层叠叠地挤在铁床上。温斯顿和他的父母寻找到一块空地，他们身边的铁床上坐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妇。老头穿着笔挺的深色西装，后脑勺上扣着一个黑色布帽，满头白发：他脸色通红，蓝色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浑身散发出金酒的气味。酒气就像要从毛孔中散出一样，人们甚至会觉得他眼中的泪水也是酒。但是尽管老人醉醺醺的，但他黯然神伤，看得出来，他的悲伤是真实的、让他肝肠寸断。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温斯顿觉得老人身上一定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无法原谅亦无从挽回的灾难。而且似乎温斯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某个老人深爱的人——也许是他的小孙女——死了。每过几分钟，老人嘴里就不停念叨：
我们就不该信他们。我早就说过，孩子他妈，是吧？这就是信他们的结果。我一直这么说的。我们就不该相信他们这些浑蛋。
但他们不该相信哪些浑蛋，温斯顿记不起来了。
差不多那时候开始，战争就一直在持续。尽管严格来说并不是一场战争。在他小时候，就在伦敦城里，就打了几个月混乱的巷战，有几场战斗他还记得很清晰。但追溯整段历史，根本无法说清楚在某一特定时间，是哪两方在交战。因为除了现在的战争联盟之外，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的记录说明还存在着其他的联盟关系。比如当今，1984年（如果今年是1984年的话），大洋国正在和欧亚国交战，与东亚国结盟。没有任何人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承认这三个国家在任何时候有过不同的联盟关系。事实上，温斯顿很清楚，就在四年前，大洋国就与欧亚国联盟，和东亚国交战。但这只是他自己的观点，他之所以会这样想，因为他的记忆没有被完全控制。根据官方的说法，大洋国从未改变过联盟关系。大洋国正与欧亚国交战：因此大洋国一直在与欧亚国处于战争状态。当下的敌人代表着彻头彻尾的邪恶力量，因此不论从前还是未来，与其达成协议是绝不可能的。
他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这时他正用力让肩膀向后伸展，这样的动作他已经做了近一万次（他们双手放在臀部，扭着腰，这个练习据说对背部肌肉有好处）。可怕的事便是一切有可能都是真的。如果党插手过去，并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未发生过——那这将比单纯的拷打和死刑更为可怕。
党宣称大洋国从未与欧亚国结盟过。温斯顿•斯密斯却知道大洋国就在短短四年之前与欧亚国还处于结盟状态。但这种认识的根据在哪里？仅在他的意识里，而这种认识不管怎样都会很快地被抹杀。如果其他人都接受了党的谎言——如果所有的记录都口径一致——那这样的谎言被录进了历史，最终就会成为真实。“谁控制过去”，党的口号如此说道，“也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当下，也就控制了过去。”答案是过去尽管从本质上说是可以改变的，却从未被改变过。只要是真实的东西，就永远都是真实的。这很简单。他们要做的仅仅是不断战胜你自己的记忆而已。他们将此称之为“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就是“双向思维”。“稍息！”女教练吼道，声音稍稍和善了一点。
温斯顿垂下双手，缓缓吸气。他的思绪飞到了错综复杂的双向思维世界。知道的同时一无所知；无比诚实地说着精心编织的谎言；理所当然地同时持有两种观点，哪怕深知这两种观点互相矛盾，却仍然全盘接受；用逻辑驳斥逻辑；批驳道德的同时却又声称自己是道德的；相信民主不可能实现的同时相信党捍卫着民主；在应该忘记的时候忘记，在需要的时候再记起，接着又立即将其忘记：最重要的是，将方法运用于方法本身。这便是极微妙之处：有意识地将自己催眠，接着将刚才自我催眠这件事也忘掉。哪怕理解“双向思维”这个词，都要用到双向思维。
女教练又一次叫他们立正。“现在我们来看谁能碰到自己的脚趾！”她兴奋地说，“同志们，请大家弯下腰去，呈一个直角。一、二！一、二！……”
温斯顿恨极了这个练习，每次做这个动作，他脚跟往上到臀部这一块就钻心地疼，而且经常做完后就激烈地咳嗽。他从沉思中获得了些许快乐。他意识到过去不是仅仅被篡改了，而是被完全摧毁了。在除了记忆之外，完全没有其他记录存在的情况下，你如何来证实哪怕是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试着回忆具体在哪一年自己第一次听说老大哥。他觉得一定在六十年代，但无法确定。毫无疑问，在党史里，老大哥有史以来就是革命的标志与领袖。他的功勋被渐渐向前推移到了传说中的三四十年代。当时资本家们头戴圆柱形的帽子，搭乘亮闪闪的轿车或坐着有玻璃窗的马车在伦敦街道上穿梭。无从知晓这样的传闻到底有几成是真的，几成是捏造的。温斯顿甚至无法记起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他确信自己在1960年之前从没听说过“英社”这个词，但这个词的旧话形式“英国社会党”是在此之前就有的。一切像笼罩了一层迷雾。的确有时候，你可以确切地指出一些说法是极其荒诞的。比如党史上讲飞机是由党发明的，这不是真的。他记得飞机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但你无法证明。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他一生中只有过一次，掌握了能证明某一个史实被篡改的力证。在那种情况下——“史密斯！”电屏里泼妇似的声音喊道，“6079号温斯顿•史密斯！对，说的就是你！弯下腰！你是能弯得更低的。卖力点。弯下去！这样就好多了，同志。现在稍息，全班人员看我。”
一瞬间，温斯顿汗流浃背。但他脸上依然不露声色。千万不能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千万不要露出仇恨的表情！一个眼神就可能暴露自己。他站着看女教练双手伸过头顶——姿势谈不上优美，但非常干净利落——然后弯腰，用手指第一个关节扣住脚尖。“就是这样，同志们！这就是我想要看你们做的。再看我做一遍。我现在三十九岁，是四个孩子的妈。看。”她又一次弯下腰，“你们看，我膝盖没弯。如果你们想做，一定也能做得到。”她直起身来后，又加了一句，“所有四十五岁以下的人，绝对都能碰得到自己的脚尖。我们不能光荣地在前线战斗，但至少可以保持健康。想想我们在马拉巴前线战斗的小伙子们吧！还有漂浮堡垒上的水兵们！想想他们要忍受的艰苦。再试一次。这就好多了，同志，好多了。”女教练加了一句鼓励的话，因为温斯顿忍受着肺部的不适，成功使膝盖保持不弯，碰到了自己的脚尖，这样是他这几年里第一次完成这个动作。
[1]英寻：深度单位。1英寻=1.8288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