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昌武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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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化史(精)--孙昌武文集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五代文化史／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7（孙昌武文集）
ISBN 978-7-101-13797-2
Ⅰ．隋… Ⅱ．孙… Ⅲ．①文化史－中国－隋唐时代②文化史－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Ⅳ．K2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2783号书 名 隋唐五代文化史著 者 孙昌武丛书名 孙昌武文集责任编辑 高 天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版 次 2019年7月北京第1版201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印张14 插页2 字数350千字印 数 1-2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797-2定 价 76.00元孙昌武文集出版说明
孙昌武先生，一九三七年生，辽宁省营口市人。南开大学教授，曾在亚欧和中国港台地区多所大学担任教职和从事研究工作。
孙先生治学集中在两个领域：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宗教文化。孙先生学术视野广阔，熟谙传统典籍和佛、道二藏，勤于著述，多有建树，形成鲜明的学术特色。所著《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华书局，2010）、《禅宗十五讲》（中华书局，2017）等推进了相关学术领域研究，在国内外广有影响；作为近几十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世所公认，垂范学林。
孙先生已年逾八秩。为总结并集中呈现孙先生学术成就，兹编辑出版《孙昌武文集》。文集收录孙先生已出版专著、论文集；另增加未曾出版的专著《文苑杂谈》、《解说观音》、《僧诗与诗僧》三种；孙先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未曾辑入论文集的，另编为若干集收入。孙先生整理的古籍、翻译的外国学者著作，不包括在本文集内。中华书局编辑部对文字重新进行了审核、校订，庶作为孙先生著作定本呈献给读者。
北京横山书院热心襄助文化公益事业，文集出版得其资助，谨致谢忱。中华书局编辑部二〇一九年五月导言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总揽朝廷大权的杨坚代周称帝，建国号曰隋，建元开皇；至开皇九年（589），隋兵渡江灭陈。至此，自西晋崩溃以来近三百年（如果从东汉末豪强割据算起是四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便告结束。隋王朝仅传三世，立国不足四十年。公元618年，被隋封为唐国公、镇守北方重镇太原（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的李渊在农民起义和军阀逐鹿的战争中建立起唐王朝，建元武德。唐王朝经二十一帝（包括改国号为周的武则天）二百九十年，最后灭亡在割据的强藩手中。唐灭亡后，在北方相继建立起梁（907—923）、唐（923—936）、晋（936—946）、汉（947—950）、周（951—960）五个短命的政权；大体相当于这一时期，在南方与两川先后建立起九个割据王朝，即吴（892—937）、楚（896—951）、闽（893—945）、吴越（893—978）、前蜀（891—925）、后蜀（926—965）、南唐（937—975）、南汉（905—971）和南平（荆南，907(1)—963），加上北方的北汉（951—979），计十个小国。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公元960年，后周权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起宋王朝；经过近二十年经营，平定了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本卷所记述的，就是自隋建立经唐代到“五代十国”分立这近四百年间的文化发展状况。
这正是中国历史上辉煌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王朝立国虽然短暂，但无论是立国规模还是典章制度，它都为唐王朝作了准备。它可以看作是盛大的唐王朝的序幕。“五代十国”易代频繁，战乱迭起，但盛世的业绩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仍有延续。这可以看作是唐王朝的尾声，历史的潜流在这一时期正为新的统一王朝的出现做着准备。作为隋唐五代的主体的唐王朝，以其飞跃的发展、纷繁的变革，也夹杂着不间断的动荡以至战乱（特别是在后期），演出了历史上极其宏伟壮丽的局面。在当时世界上并存的几个大国中，东罗马帝国已经衰落，天竺（印度次大陆）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大食作为新兴的军事强国刚刚在崛起，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看，唐王朝是最为兴盛强大的。它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人类文明的一大中心。
隋、唐的统一，唐前期社会发展到极盛，为这近四百年的文化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得以形成，则依靠了秦、汉以来中华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创造的积累。即以隋王朝所接续的南北朝而论，在某些历史记述给人留下的印象里，北朝多是野蛮与战乱，南朝则显得软弱而腐败。但这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在这南北分裂、战乱不断的近三百年间，社会仍取得了不少对后代具有决定意义的巨大进展，孕育着统一繁荣的新机。这些进展举其大者如：由于晋室南渡，大批中原移民南迁，促进了长江以南的经济开发，使直到南海的广大土地得以垦殖；由于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从中原输入的先进农业技术，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江南的开发对此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深远的影响。例如唐中叶“安史之乱”之后，主要是江南的财赋支持了唐朝廷的经济命脉，对于维护唐王朝的统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自西晋崩溃，原来居住在北部边疆的诸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并建立起一批政权。少数民族政权的频繁更迭固然带来不少破坏与战乱，但同时却又在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这些少数民族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同时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事实：唐王朝实行的均田制与府兵制等一系列制度，都取法于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北周和鲜卑化程度很深的北齐，而这些制度在当时条件下对于唐王朝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是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的。从思想文化方面看，南北朝又是个在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具有丰富多样特色的发展时期。分裂动乱的后果带来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发展趋向的分化。南、北学风明显不同，文学、艺术的风格也不同；特别是儒家“章句之学”衰落，佛教与道教兴起，造成了儒、佛、道三家并立与交流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后来。南北朝学术上的不同学风、文学艺术的多种流派与风格、思想与宗教的斗争与交流，不仅造成了文化的多方位、多样化，而且起到了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在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条件下，文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一旦国家归于统一安定，文化建设的条件成熟，这多方位、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积累得以交流，必然会促成文化的大繁荣。
隋、唐两个王朝从前代继承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成果。由于国家的统一，积极的方面能够发挥，而消极的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限制与克服。隋王朝立国短暂，特别是隋炀帝统治的时期，开运河，征高丽，酷役重赋酿成天怒人怨，造成迅速土崩的结局，多受史家酷评。但实际上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一朝行政颇有作为。就是隋炀帝，在统治的早期，在发展经济与文化上也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如制定新律（刑罚较前为轻）、推行科举、兴办学校等。还有两件颇引起后人争议的事业：一是发展与西域、中亚的交通，并亲自北上长城、西巡河西走廊，这是曾被司马光指责为“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的行为，却是唐代开发西域、重开“丝绸之路”的先驱；另一件是开凿运河，新河道与古渠道连接，组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贯通南北的水运系统，这一系统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意义到唐、宋时期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没有这条水路所担负的漕运，在中原的唐朝廷如何维持是难以设想的。这样，尽管隋末的大动乱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统一的隋王朝在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却为唐王朝打下了基础或提供了借鉴。
唐王朝统治者在群雄逐鹿中夺得政权，又有前朝亡国破家的教训，立国之后，颇能躬自俭约，任贤纳谏，励精图治。一方面广延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推行科举，制定刑律，完善法治；另一方面推行适应当时形势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府兵制等一系列制度，轻徭薄赋，休养民生，使得经济在短时期内得以恢复，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自唐建国到“安史之乱”爆发这一百几十年间，虽然有武后专政与篡位等政争和北部、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战争，但全国基本上保持了安定的局面，经济也持续地发展、繁荣。在广大的土地之上，朝廷实现了空前有效的行政管辖。统一安定的环境更有利于经济开发与交流。首先是作为封建经济主体的农业迅速发展，农具改良，水利灌溉发达，田地垦辟，产量提高。据考天宝年间（742—756）全国垦田数在750万顷左右，粮食亩产在2石左右，这比前代是大为提高了。人口在高祖武德（618—626）初只有200万户（这是朝廷掌握的数字，当然有隐漏），到高宗永徽三年（652）即达380万户，中宗神龙元年（705）是600余万户，至天宝十四载（755），有户890余万，人口5290余万。人口直线上升，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繁荣的趋势。唐前期的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也为以后唐王朝应付频繁动乱与重重矛盾、维护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物质条件。
到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逐渐腐败，社会矛盾加剧，终于酿成了大动乱——“安史之乱”。这成为唐王朝历史的转折点（或以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即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变乱平定后，唐朝廷即陷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官朋党相争等重重矛盾之中，均田制破坏，税制混乱，赋役剧增，造成人口流亡，农业生产衰败。尽管从总的趋势看在走下坡路，然而唐王朝的统治体制仍保持完整，社会生产的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唐朝廷仍具有自我调整的活力（例如均田制破坏后改行“两税法”，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等），并几次做出重新振兴的努力（如宪宗、宣宗时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在经济方面，由于历次动乱基本上没有波及江南，那里的农业生产仍在持续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成绩更相当突出，商贸发达，城市繁荣。这也是唐王朝得以延续统治的重要条件。
以黄巢起义为主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割据的强藩纷纷自立，最后唐政权被在镇压农民战争中扩张势力的军阀所篡夺，从而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虽然这以后半个多世纪割据的政权纷争劫夺，战乱不绝，但南方诸国的统治者原多是唐王朝的封疆大吏，他们的统治已有相当的基础，多能善自经营，保境安民。那里的手工业与商业在这一时期仍得到相当发展。由于兴修水利，农业产量也有提高，植茶业的发展尤为突出。相对而言，北方战乱频仍，国祚更迭，社会不稳定，生产停滞。但到后周郭威建国后，励精图治，发展经济，严明法纪，禁断佛教，整顿军队，北败北汉，东取淮南，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宋太祖赵匡胤才得以完成使国家重归统一的大业。值得注意的是，十国的君主中颇有右文之主，特别是前蜀、后蜀、南唐等国都招徕文士，崇重文雅，使得江东和两川成为相当繁荣的文化中心，对这些地区此后的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综观隋唐五代这近四百年间，尽管后期多有动荡、战乱以至沦为彻底的分裂割据，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这就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政治环境也保证了发展文化的基本条件。当然，这一时期文化得以繁荣又有其自身的规律在起作用，这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将有说明。
如果观察一下隋唐五代时期文化发展的总貌，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一时期文化各部门的普遍的、持续的繁荣。就普遍性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化在许多领域都创造出巨大成绩，形成发展中的新高峰。在学术领域，史学、地理学成就显著，经学、小学也有所进展，类书大量被编纂，“《文选》学”成为一时显学，更引人注目。在文学艺术方面，诗歌、散文、小说、舞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领域，都名家辈出，佳作如林，留下了无数后人难以企及的瑰宝。在宗教方面，佛教与道教都在这一时代发展到极盛期，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诸宗教并存发展给思想、文化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天文学与历法、医药学与化学、建筑与交通诸领域，都多有重要的发现、发明或创造。而作为文化发展基础的教育，在这一时期更加普及与提高，不但建立起系统、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系，民间私学与民众教育也得到相当普及；而与之相关的科举制度则已定型并不断完备。而就文化发展的持续性来说，则贯穿这整个时代的是保持着强大生命力的异彩纷呈、奇峰叠起的澎湃的文化浪潮。隋、唐立国未久，随着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面貌即急遽改观。隋与唐前期统治者一般都相当重视教育事业与文化建设。唐初兴建学校，大规模地从事修史，制定礼乐，以及唐太宗以下几位帝王对文学艺术的爱护与奖掖，对造成整个社会的文化繁荣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已趋衰败，社会处于长期动荡、战乱之中，但文化建设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除了唐末战乱的个别时期或某些藩镇所属的个别地区），而且能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之上不断孕育新生机、开创新局面。例如在文学方面，从开元年间到“安史之乱”结束后这五十余年被看作是发展的一个高潮，而到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则出现了另一个高潮。著名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以及传奇小说的繁荣，都是在这一时期。新兴的韵文——文人曲子词也发展于中唐而繁荣于晚唐、五代，南唐与前、后蜀成为一时创作的中心。在艺术方面，由王维所开创的文人画在唐后期继续兴盛，花鸟、仕女等新的画科也是在此时形成的。而今天饮誉世界的敦煌彩塑与壁画，其主要部分也完成于中、晚唐与五代，代表了这一时期绘画、雕塑的水平。在学术上，中唐时杜佑的史学（编纂《通典》）、贾耽的地理学（特别是地图测绘）等都是杰出的成就；晚唐《开成石经》的雕造，五代后唐至后汉“监本”“九经”的刊刻，也是经学史上的大事；而中唐陆质、韩愈、李翱等人倡导经学上的新学风，更为宋儒建立理学做着准备。在宗教方面，入隋以后，中国佛教宗派相继创立，佛教发展臻于极盛。“安史之乱”以后，禅宗中南宗一派大兴，至晚唐五代，衍为五家（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遂压倒诸宗派而呈一家独秀之势。佛教史的这一转变对中国学术、思想影响至巨，容后另述。道教同时也在发生根本变化，金丹道教极盛之后，到晚唐五代，内丹道教正在兴起并渐趋成熟。总之，尽管自“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即在走下坡路，但在文化诸领域仍持续发展并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样，隋、唐的强大与繁荣，特别表现在其文化的普遍、持续地高度发展方面；大唐在当时世界上声威远被，特别得力于它的文化成就；隋唐五代在文化上留下的大量的宝贵遗产，也是后代仰承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精神财富。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制度从极盛走向相对停滞的转折时期，社会经济体制与阶级结构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历史学家把转折点确定在唐玄宗统治后期，或朝廷诏行两税法的建中元年（780）。无论如何计算，转折都大体发生在隋唐五代这近四百年的中期。社会发展到极盛接着产生一系列剧变，对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许多文化领域，也都发生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转折。所谓“承前”，是指总结、继承前代积累的成果，取得集大成的成绩；所谓“启后”，是指在内容与方向上出现新变，开拓出新的生面。以作为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经学即儒学而论，在隋、唐之际，许多儒学家即力图背离汉魏以来的章句、家法而开“通学”之途；唐初刘知幾更发扬疑古、惑经精神，倡导“一家独断”之学，带动了一代学风；到了中唐时期，陆质、韩愈、李翱等起来，高张儒学复古的旗帜，开创空言说经、通经致用的新路，并把探讨的重点转移到心性问题上来，从而为宋儒开了先路，开始了在学术思想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自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宗教方面的转变前已涉及。还应当指出的是，至唐前期，佛教与道教在教理、戒条、仪轨诸方面均已高度发展与完备，以后即进入了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交融，儒、佛、道三教及其各教派进一步融合（如佛教中的禅、教调和与禅、净合一，道教中传统的神仙道教、金丹道教与新兴的内丹道教的交融）以及向民众更广泛的阶层，文化更广泛层面的渗透。再以文学发展状况为例，到唐代，传统的诗歌（古、近体各体诗）、散文（骈文与散体“古文”）在艺术上均已臻于完美的极致；又产生了新的韵文体裁——曲子词；而唐传奇的繁荣与话本的出现，则标志着小说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形成；唐戏弄则是戏曲艺术的萌芽。而文人词、小说与戏曲乃是宋代以后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面向民众的小说与戏曲的兴盛更标志着整个文学的创作队伍与接受对象均明显下移。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艺术的许多领域里。社会变革时代的诸多矛盾激发人们的灵感，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调动起人们在文化上的创造力，这一点在隋唐五代文化史上反映得十分明显。
隋唐五代文化是高度开放的文化。这首先表现在国内各民族的交流和与域外诸国的交流方面。隋、唐的统一不仅是南、北国土的统一，还实现了南北朝以来几百年间中华民族新的大规模融合的巩固与深化。在南北朝时期，北方诸少数民族（匈奴、羯、鲜卑、氐、羌）相继入主中原，南方的“蛮”族、奚人、俚人、僚人、爨人等也密切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从而造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到了隋、唐时期，这一过程继续巩固与深化。一方面，在统一的国土上，前朝民族融合的成果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兴盛的统一国家吸引着边疆少数民族慕风向化，而中原、内地的人民则以强固的自信心和宏大的气魄欢迎与边疆或已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的交流。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向内地移居，中原人民则远出四塞，开发边疆。统一强盛的唐王朝对周边远、近诸国采取了睦邻（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开放的态度。东至海东的日本、三韩，西方远到东罗马帝国，南方越洋至南海诸岛以至东非的部族国家，四海众多的国家都与隋、唐建立起不同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隋、唐与诸国间使臣报聘、商贾往还，宗教信徒求法传道，留学生徒求知受教，频繁的人员往来传播着各国、各族的文明。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传出、影响到各国，本书将有专章说明。就中华民族吸收域外文化以丰富与推动自身的文化发展看，这一时期成就也相当突出。无数域外的学者、艺术家、宗教家等来到中国，参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外国的优秀的文化成果融入中国的传统之中而结成新的果实，这在舞乐、美术、宗教等方面成绩尤为突出。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向域外诸国的开放，对整个民族精神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培养了强固的民族自信心与高昂的民族自豪感，造就了开阔的胸襟和自由无拘的心态。这曾被某些学者概括为“盛唐精神”的思想面貌，又成为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
隋唐五代文化的开放性的又一层含义是思想意识的开放。在封建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政策对于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隋唐五代各朝基本上秉承南北朝的传统，采取儒、佛、道三家并立的方针，没有用一种御用思想学说钳制文化界。三教的斗争与交流又大大促进了思想的活跃。特别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颇能招贤纳谏，优容直言，为以后的历朝行政树立了良好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帝王和当权者中又多有崇尚文化之士，有些本身即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采取了不少奖掖文化的措施。再有值得注意的是，贯穿这整个时代的虽有多次改朝换代，也有相当严酷的政争，但对文化领域却较少波及。即以唐后期而论，藩镇割据成为威胁唐王朝生存的一大矛盾，但却给不少士人提供了庇护场所，一些藩镇幕府还成了文人士大夫相当活跃的地方。由于具有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学术上的各种新见得以发挥，文学艺术上的不同流派、风格得以发展，文化上的创新也具有了广阔的空间。这方面的开放对文化的繁荣也是关系重大的。
前面曾论及隋唐五代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在文化各部门普遍的兴盛之中，在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与宗教得到异常突出的发展。这在与各门类学术、科技相比较时显得非常明显。文学艺术与宗教都属于人的主观精神创造的领域。文学艺术创作集中反映了人对真、善、美的追求；而就具体作品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创作者主观精神的体现。宗教则在信仰中追求人的生命价值，它归根结底以曲折的形式反映了精神拯救与永生的幻想。而无论是从反映人的精神追求的内容看，还是从幻想与形象的表现形式看，文学艺术与宗教都有相通的地方。隋唐时期昌盛的国势、发达的经济以及相当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都给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相当开阔的天地。人的个性的自觉大为加强，这就成为培植文学艺术创造与宗教幻想的良好土壤。从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传统看，其特征之一就是更加着重追求统摄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智慧，探索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如何协调发展，而把掌握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放在次要地位。在隋唐五代人的主观个性得到更充分的发展、理想与幻想的空间相当开阔的条件下，中国文化的这一重要特征也就得以充分发挥。对中国文化这一传统特征的评价，或褒或贬，言人人殊。但就隋唐五代文化发展的情况看，则确乎是相当典型、相当充分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优势的。
隋唐五代的社会条件培育了一代高度繁荣的文化，而这文化又对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国家的建设、政权的巩固来说，经济与文化是主要的起支撑作用的两翼。而这两者间，文化直接关系着历史创造者——人的精神水平，它虽然往往是在无形之中，却发挥着更为巨大，也更具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儒家，历来重视“人文化成”，树立了重视文化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中都起着作用，不过在程度与形态上有所不同而已。而隋唐五代无疑是文化得到社会上下普遍重视的重要时期之一。在这里，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文化的措施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而从统治阶级上层到普通民众努力发展文化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更是文化繁荣的基本推动力。文化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教育水准的上升，国民素质的提高。这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都是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的。而统一的文化传统的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即以唐后期的情形为例，这种文化传统乃是抑制分裂割据势力的极其强大的力量，一方面在官僚士大夫间形成强大的反对割据、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舆论；另一方面在民众中也存在着要求统一、安定的普遍心态。这造成了统合社会上下的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唐王朝在内外矛盾中几经危殆，数次播迁，却一直作为全国统治的中心而维持下来。后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仅短短五十余年又复归于统一，在这一历史发展中也不能不看到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至于在封建社会掌握文化教育的主要是统治阶级，这一阶级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学校教育的普及、科举制的完善以及由此推动的庶族地主阶层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健全法制、改善吏治、安定社会等治国安邦之术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证，也是显而易见的。隋唐五代统治者一般都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远见的；当时采取的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的措施，是有魄力、有成效的。隋唐五代文化的繁荣，是这一代历史的重要成果，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光辉篇章。
隋唐五代丰富而优秀的文化遗产，遗惠后代巨大而深远。由于这是与其他时代相比较而极富特色又特别繁荣的文化，在许多方面被后人当作模仿的蓝本和借鉴的楷模。从典章制度到风俗习惯，从思想、学术到文学、艺术，后代都从中汲取到有益的滋养，对各时代的文化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例如“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成为后世历朝当权者的致治理想；这一时期完善与定型的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监察制度、遴选人才的科举制度、史官修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为历代王朝所沿用；唐律是以后历朝制定律法的样本，《唐律疏议》也为历朝疏释法律所依据；隋唐五代的儒学开宋、明理学的先河；这一时期的佛教与道教也为以后的发展开拓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更不必说“韩、柳文章李、杜诗”，是历代文人所仰慕与追摹的典范了；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创造给后人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而这一时期光辉的文化积累，特别是盛唐文化的成就，更给后代展现出一种丰富、开阔、繁盛的理想境界，鼓舞着一代代人为追攀这一理想而努力创造。
隋唐五代文化在当时与后代，对国际上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成果，汇入世界文化发展的长河之中，成为世界人民的财产。在当时，周边远近诸国慕风向化，除政治与经贸的联系之外，仰慕与学习中华文化也是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东亚，所谓“汉字文化圈”就是从唐代逐渐形成的。日本与新罗都是在全面地学习与模仿唐朝的基础上完善了封建制度，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个“汉字文化圈”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一直发展到今天，包括隋唐五代文化的中国文化仍然或隐或显地对所在诸国的发展起着作用。隋唐五代文化更有力地树立着中国的国际声望，促进了与各国间的友好交流关系。后来外国人把中国叫作“唐土”，把中国人叫作“唐人”，也表明隋唐五代的文明引起了多么高的崇敬。到今天，敦煌石窟和大雁塔、唐代乐舞与诗文、大运河与长安古城……这无数隋唐五代的文化遗产仍吸引着世界各国千千万万人，使他们艳羡与神往，从中追寻中华文化的真谛，求得新的文化创造的灵感，并从而培养起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敬重与友好的感情。
在今天，隋唐五代文化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状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发展规律，这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认识历史上的光辉的文化，对于全民族可以培植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自信心，对于个人可以陶冶情操、提高修养，这更是关系国民素质提高的大事。当然从时间上看，历史已是过去的陈迹了；但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上看，历史却永存在国家与民族的生命里。当代的中国人在带有无限自豪与神往回顾隋唐五代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的时候，并不只是在凭吊古老的遗迹、思念往昔的荣光，而是更自信曾经创造出如许辉耀寰宇的文明的民族精神不会衰败，它一定会一代代地发扬光大的。当代的中国人应当也能够在前人走过的路上更上一层楼，向人类贡献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1) “十国”起讫年代有些是依据各政权割据时期，不全是称帝、建元时期。第一章 隋唐五代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与思想环境第一节 繁荣强盛的社会经济基础
经隋至唐，虽然经过隋末一段战乱，但由于国家统一，社会阶级关系得到调整，统治者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民生、发展生产的措施，执行了一套省刑薄赋、与民休息的法律与政策，使得经济迅速恢复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则保持了较长期的稳定，从而迎来了唐前期兴盛繁荣的局面。
隋、唐两朝继北朝之后实行了带有村社制残余性质的均田制。隋末战乱，打击了中原、山东、江南广大地区的世家巨族，使得唐朝按均田令授田的办法得以更有效地推行。与均田制相配合的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又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这就使在均田制下的广大的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加之唐王朝开国初期，社会从动乱中一时转向安定，政治又比较清明，政府采取了不少有利于生产恢复与发展的措施，如兴修水利、奖励农耕等等，推动着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农业发展是封建国家的基础。实际上唐王朝统治下，完全意义的统一仅存续到“安史之乱”前的百余年间，以后就陷入了不间断的动乱、割据之中。但唐初形成的经济繁盛的势头却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某些地区延续下去，对维持唐王朝的统治、对社会生活起着重大作用。
农业发展的重要标识是垦地面积的增加。诗人元结形容说：“开(1)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今人的考证，天宝年间的垦田总面积约为750万顷左右。而相对比，(2)北宋兴盛期的元丰年间（1078—1085）则只有461万余顷。北宋由于失去了北方燕云十六州，又没有河西、陇右领土，所以少了290万顷左右。这表明经唐代的垦殖，至宋没有多少进展。农业的发展另一个标识是单产的增加。唐代重视水利建设，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均有所改进，单产增加也是很显著的。《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记载宇文融的话：“营公田一顷……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产核一石（现市制核六斗）。陆贽在其奏议中说到当时租赋情况：“今京畿(3)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按私家“见税十五”的通例（这也是维护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则亩产应在二石左右。宇文融说的是公田产量，耕种公田劳动积极性低，产量为私田一半，是合乎情理的。而对比之下，汉代亩产折唐制为每亩七斗至一石左右。就是说，唐代单产比较汉代增长了近一倍。作为农业国家，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人口的数量不仅是居民自然繁殖的数据，还是封建国家掌握的劳动力的数量，间接表示着国家可能收得的赋税的数量，当然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据历史资料统计，唐初的武德、贞观年间户数在200万到300万之间，当时国家在整顿恢复，统计上隐漏很多可以想见。到永徽三年（652）上升到近400万户；又过了五十年，到神龙元年（705）是600余万户，已经是唐初的两倍多。再过五十年到天宝十四载(4)（755），达到唐代户口记录的高峰，户数为8，914，709户，口数为52，919，309口。这些数字大体只是朝廷掌握的户口数，肯定是不确切的。但它们反映了户口迅速增长的事实则是不容怀疑的。作为比较的数据，西汉户口的最高数字是元始二年（2）的，户数是12，233，061户，口数是59，594，978口；北宋治平三年（1066）是1291万多户，2909万多口。即是说，到唐天宝年间，人口数（从统计数字看）又接近了西汉的水平，比北宋则多得多。唐、宋都有严重的户口流失问题，唐代实际的居民密度应是超过汉代的。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加上国家的统一安定和海内外经济交流等有利条件，商业与官、私手工业，农民家庭手工业也都迅速发展起来。长安、洛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市）、扬州、广州、益州（今四川成都市）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宝货山积，出现了一批富埒王侯的商人。朝廷主持着庞大的官营手工业。私营作坊也有了相当的规模，例如已出现有几百张织机的纺织作坊。城市的繁荣造成了一个市民阶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领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唐初百余年间的发展，迎来了所谓“开元盛世”。杜甫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5)丰实。”在战乱中流落两川的诗人对盛世的回忆当然有溢美成分，但当年社会经济繁荣、物资充裕、人民生活较安定则是可以肯定的。史书上也描写说：“是时（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6)五万余端。”后面的数字，也反映了当时朝廷剥削的程度，但社会财富确实是相当充裕的。历史记载，天宝八载（749），全国主要粮仓计储粮1260多万石，仅洛阳含嘉仓就储粮580多万石。1971年对含嘉仓遗址的发掘证实了这一记述。在含嘉仓东西约615米、南北约725米的仓城中，密集着400个大粮窖，已探出259座。其大者可容粮一万数千石之多。在160号粮窖中，还保存有约50万斤炭化了的谷物(7)。由此可见当时财富充盈的一端。在一个农业国家，粮食是安定民生、发展经济的根本。“安史之乱”标志着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但唐前期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发展成果并不会由一次战乱而破坏殆尽。战乱中经济破坏最严重的是争战频繁的关东、关西地区，函陕凋敝，东周尤甚。但由于(8)“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朝廷财赋又仰给于东南，因此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朝廷派遣到南方的多是威重干练的能臣，在那里兴修水利，安抚流亡，发展农耕，招徕商贾。结果，南方逐渐形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这从户口增减的情况清楚地反映了出来：“安史之乱”后，北方户口锐减，而江南州县却呈现出普遍上增的趋势。又从全国情况看，李吉甫元和二年（807）撰《元和国计簿》，在天下总计方镇48、州府295之中，赋税倚办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8道49州，(9)即占总数约六分之一的州县，纳税户是144万户；而唐后期现知最(10)高的户口数是开成四年（839）的4，996，752户。考虑到割据的强藩不申报户口和逃户众多的情形，当时的人口起码不比开元、天宝盛年减掉多少。
唐中叶以后，藩镇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但藩镇的割据或自保主要影响到政治的统一和朝廷的财赋收入，当然藩镇叛乱和相互间的争斗也对社会安定与经济生活有所破坏。然而藩镇为了巩固自己(11)的实力，多数又能保境安民。特别是“天下方镇，东南最宁”。还有两川，一直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地区。即使经过唐末农民战争和军阀混战，两个区域的经济也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到五代时期，分别在那里建国的吴越、南唐和前、后蜀，仍是经济相当繁盛的地区。
唐中叶以后农业生产水平得以基本维持还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有关。至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已经破坏。农民大批流亡，动摇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兼并中形成了数量与势力不断扩大的私家庄园。建中元年（780）朝廷迫于形势，正式宣布废止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改行不以人丁为主，而以土地、财产为主的“两税法”。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户口隐漏，扩大了政府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使原来的部曲、逃户合法地成为私家佃户、庄客或自耕农。他们生活安定了，生产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了。两税法从立法上肯定了土地兼并，是封建生产关系变革的大事；在实行的当时，也起了稳定农村、维护农业基础的积极作用。“安史之乱”以后，城市的商业与手工业比农业有更显著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与两川。直至五代，一批商业城市如扬州、益州、泉州、广州等均人口密集，商贸繁荣，成为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在长安被唐末农民战争破坏以前，那里也一直保持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日渐强大的市民阶层。这一阶层出现于历史舞台，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虽处于分裂之中，但各割据政权均能保境安民。特别是在这些政权建立伊始的时期，多能采取修明吏治、发展经济的措施。这些地区基本上延续了中、晚唐经济发展的成果，兴修水利，奖励农耕，特别是茶叶种植在这一时期得到普及与发展。城市商业与手工业也相当繁荣。北方战乱频繁，生产相对停滞。但到后周时期有很大的改观，一时呈现国富兵强之势，为宋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这样，从隋唐五代近四百年总的形势看，前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了兴盛繁荣的发展高峰；“安史之乱”以后多有动乱，分裂割据趋势愈演愈烈，以至形成“五代十国”的分立，但前期所形成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这就给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证。第二节 新文化队伍的结成与壮大
文化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于有一支怎样的文化建设队伍。隋唐五代文化的繁荣，首先得力于活跃在各个文化部门的新的强大的生力军。这支生力军以新兴的庶族文人为主体，是在当时社会阶级结构的剧烈变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统治阶层，是门阀世族；具体说来，是中原、江左的世家和山东、代北的勋贵。文化领域也是这一阶层占据着(12)统治地位。晋代诗人左思的诗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刘宋诗人鲍照又有诗云：“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素带曳长飚，(13)华缨结远埃。”这都抒写了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的屈沉不遇的悲哀。但到了隋唐时期，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庶族知识分子的队伍逐渐壮大，地位迅速得到提高。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新兴的庶族阶层形成一代文化建设的主力。
隋、唐两个王朝的统治集团，都出身于作为北周府兵主干的武川镇军事贵族。他们是依靠所谓“关陇集团”即代北鲜卑勋贵与关中郡姓世族夺取了天下的。隋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一南北的新王朝，即曾压抑门第，并采取措施（如实行科举制）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政权。而隋末战乱更给河北、中原、江南的门阀势力以重大打击。入唐以后，在新王朝中靠军功、政能进身的新贵，均田制下通过兼并起家的庶族地主，商业、手工业发展中致富的巨商，如此等等没有品级身份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为社会重要力量，并要求政治上的地位。初唐统治者在群雄逐鹿之中取得政权，也深切体会到多方延揽人才、向地主阶级更广泛的阶层开放政权的必要。唐太宗与臣下论政，曾一再说到治国安邦“惟在用得贤才”之类的话，他也了解到“纲维不举，(14)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的危害。有一次，科举出身的张行成批评他议论山东、关西人物意有异同，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他立即表示赞(15)同。当时兴学校，行科举，正是广泛吸收人才的手段；不少所谓“孤贫”的没有身份背景的人，得靠政能、文才进身，以至不次迁擢将相。这样，自隋到唐初，社会统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门阀世族统治被以皇族亲贵为核心，包括世族、庶族、富商、僧侣地主等广泛的地主阶级品级联合所代替。这其中，庶族地主是地位迅速上升、政治上十分积极活跃的阶层。它也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应当指出，在唐代，所谓“庶族”已有了新的含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之分，全凭门第。但到了唐代，经过隋、唐两次易代和唐初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原有的门第品级已失去了相当的意义。杜(16)甫说到画家曹霸，是“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这就表明，过去的高门士族，即使是曹霸那样出自帝王世系的人，在当时社会上也被等同于庶族了。以文人情况为例说，王勃、王维都出身于山东郡姓太原王氏，李华、李观出身于同样是山东郡姓的赵郡李氏，杜甫出身于关中郡姓京兆杜氏，元稹出身于代北虏姓元氏，李贺还是李唐宗室贵胄，如此之类，这种高贵的门第出身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思想习俗以至靠科举求进身的经历看，应当说是地地道道的庶族。唐初新修著录门阀等第的《氏族志》，唐太宗就指示要“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17)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在唐时，现实的社会地位显然比旧时的出身门第更显得重要。出身微贱的人是可以靠政能、文才致身通显的；而衰宗落谱的世家子弟的身份地位则与庶族无异。
武则天一朝行政，进一步加深与巩固了统治阶级结构的变化。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本以贩鬻木材而致富，从李渊平长安，又是以军功起家的勋贵。武则天则以身份低微的才人入宫，后来立后、称帝，政治斗争促使她必须打击李唐宗室、外戚与亲贵大臣。这样无论从身份地位上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上，都决定她支持、亲近出身庶族的新进官僚。武则天为了篡权称帝，打击政敌，曾经任酷吏，用非刑，兴大狱，但她又确实能广开用人之路，破格地延揽人才。她曾设延恩匦，鼓励人们自荐；又遣十道巡抚使按行各地，分道选人；她往往亲自引见、存抚所举人，无问贤愚，普加擢用；她还十分重视科举，亲自策问，称为“殿试”。她采取不少措施，不限资格地大胆引拔新进，意在培植效力新朝的臣僚队伍；这在客观上却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大为衰落的门阀世族势力。后来人记载：“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18)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武则天这不次用人的一系列措施虽没能维护住武周的天下，但确实提拔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能臣。例如狄仁杰、张柬之、姚崇等，均为武则天朝科第出身，都正直敢言，为一朝名相。玄宗朝的宋璟、张嘉贞、唐休璟、苏颋、张说、张九龄等一批辅助建设“开元盛世”的人物，也是武则天朝举拔起来的。因此德宗朝宰相陆贽说：武则天“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宏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19)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武则天的不次用人的政策，不仅为统治集团选拔了人才，还顺应历史要求扩张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势力。而庶族地主阶层地位的加强，对于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作用。这个阶层的代表就是所谓“文章之士”。中唐时的沈既济回顾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20)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这写出了一时社会风气，也可以看出靠文章科第进身的庶族文人势力的加强。“安史之乱”后，朝廷不复有贞观、开元那样的兴盛、振作的气象，朝内宦官弄权、朋党相争，加上科场风气败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士人进身之路。但自唐初建立起来的统治阶级结构的格局并没有变化。建中元年（780）朝廷颁行两税法，以法律形式正式废止带有古代村社色彩的均田制，改变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21)中，以贫富为差”的制度，从而肯定了土地自由兼并。这是庶族地主阶层势力扩大的法律表现。而唐中、晚期的藩镇割据对于朝廷是分裂或离心势力，但那些地方割据军事集团代表着不同地域或阶层的利益，大都能庇护、保持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在朝廷中庶族官僚士大夫仍十分活跃，他们中不少人求进无阶便可托庇于方镇幕府。结果在晚唐五代，江东与两川都形成文人活跃的颇具规模的文化中心。
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阀阅、重经术，转变为隋唐五代的重科第、重文章，这是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表现。代表庶族地主阶层观念与利益的靠政能文才进身的士大夫在历史舞台上渐居于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之类在当时文化领域扮演主要角色的都是贵族文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场地是宫廷和贵族的庭苑与园林。但在隋唐五代，他们的地位被新进的庶族文人所取代了。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不少来自民间，对民生疾苦有所了解；他们中多数人有一段奋斗的经历，或经受过患难，对社会矛盾有所体察；他们较少受传统束缚，思想意识比较开阔自由，有些人不同程度上具有批判态度以至叛逆精神；他们在科场中、在官僚圈子里艰难进身，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与真才实学。这是一批相当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正是这些人，成了这一时代创造文化的主力。就具体的个人来说，他们中不少人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但更多的人却以其才华和努力成为文化上的巨匠，攀登着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巅峰。第三节 宽松的社会与思想环境
隋文帝杨坚称帝之后，颇能励精图治，躬先俭约。在他的经营之下，结束了长期南北分裂和北方少数民族混斗的局面，为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下了场地。但有隋一代政治却失之苛察，隋炀帝杨广更是有名的残暴。这是隋王朝短命夭亡的直接原因。然而隋的苛政灭国，却给唐代统治者留下了宝贵的殷鉴。
唐王朝开国者是高祖李渊，而奠定帝国兴盛基业的则是太宗李世民。他起自行阵，在左右辅佐之下，通过宫廷政变取得了帝位。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而且能够汲取前代帝王亡国破家的教训，懂得民贵君轻、民水君舟、守成不易、防微杜渐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之类道理，颇能任贤求谏，容纳直言。即位之初，他对大臣萧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22)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他又曾以作文为譬说：“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23)他经常召见臣下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由于上书奏事者多，他还粘之屋壁，出入观省。他手下的名臣魏徵、王珪、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以能言敢谏著称。贞观一朝的开明政治与对言论的优容，不只推动了隋末大乱之后的致治，而且给以后的统治者留下了一个好的榜样。后来在武周与玄宗朝任史官的吴兢，鉴于太宗致治的史实良足可观，撰成《贞观政要》十卷，其中大量记述太宗任贤纳谏、开放言论的事例，垂训而为后人的楷模。
唐王朝的几位帝王，如在位前期的玄宗、宪宗、宣宗等政治都比较开明，在一定程度上颇能秉承贞观遗风。武周时朝政严酷，唐中晚期君主多庸聩，但对比起来，整个唐代思想、言论的环境是宽容的。武则天用酷刑打击政敌，但并不钳制言论。例如著名的陈子昂以布衣献书阙下，武则天召见于金华殿，授麟台正字。他正直敢言，论及时政，无所顾忌，多尖刻之语。后来他沦落屈死，另有原因，当初其见识、言论是被褒许的。又如中唐以后宦官弄权，气焰熏天，文宗时刘蕡对直言策，揭露时弊，直斥权阉，只得到被黜落的结果，然而，却因此名扬四海，天下称屈，先后得到宣歙节度使王质、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牛僧孺的辟署。唐代当然有以文字言论得罪的，却没有文字狱。在宽容的社会思想环境中，舆论上以正直敢言为荣，士大夫常以不辟权幸相勖勉。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言论不仅决定于发言者的勇气，更重要的要看统治者是否优容。唐代比较开明的政治与宽松的思想环境给文化发展留下了相当自由的空间。宋人洪迈论诗，说：“唐诗无讳避：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接着举出白居易、元稹、杜甫、张祜、李商隐等人的作品为例，并致(24)慨说：“今之诗人不敢尔也。”诗坛的情况如此，整个文化领域也大体如此。
隋唐五代继承北齐、北周确立的以儒为本，道、释为辅的三教齐立政策，在思想、学术领域表现出更弘阔的兼容并蓄的气度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魄力。这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活跃与开放。隋代重(25)儒术，开皇间“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但又崇信佛教与道教。唐室立国，自承为老氏宗枝，于武德八年（625）排定三教次序：先老、次孔、末释。尊老意在神化自宗；其一朝政治、法律、伦理则以儒教为根本；对佛亦兴崇不怠。在具体时期，三教位置有起落变化。例如武后、代、德、宪、宣诸朝特别崇扬佛教；玄、武二宗则畸重道教，武宗时还演出过灭佛的酷烈行动。但一般说来三教是并容的。五代十国诸朝诸国也大体如此。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南北朝以来的三教辩论到隋唐形成了风气，以至固定为礼仪式的“三教论衡”。隋时始平令杨宏曾集道士、名儒入智藏寺，论议三教。可知这种论辩已普及到地方。唐武德七年（624），高祖下诏兴学，有“三(26)教虽异，善归一揆”等语；他还曾亲临国学释奠，令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难此(27)三人，各因宗旨，随端立义，三人皆为之屈。贞观十二年（638），皇太子李治曾集宫臣及三教学士孔颖达、道士蔡晃、沙门慧净等于弘文殿论议。这只是两个例子。这种讲论各朝相沿不绝，相当频繁。据《古今佛道论衡》的记载，仅在显庆三年（658）至龙朔三年（663）这六年间，即在两京内殿召集僧道对论七次。到德宗朝，礼仪式的“三教论衡”成立，如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德宗生日，(28)在麟德殿集臣僚、沙门、道士十二人参加讲论，这已经有祝贺礼仪的意味。白居易的文集《白氏长庆集》里保存了唐文宗时的一次“三教论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论辩已不像初唐陆德明参加的那一次那样以儒的一方取胜结束，而是初则三方各持己见，终则同归于善，共赞王化。这与后人评论贞元十二年那一次是“初若矛盾相(29)向，后类江海同归”的情形是一样的。这也清楚地显示了当时统治者力图调和三教的努力。
隋唐五代的统治者不是用一种御用的思想、理论去统制、桎梏人们，而是兼容多种思想、学说、信仰；一般也不以专制权威判定某种思想观念非圣无法。这也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而就三教论争的意义讲，不仅通过论辩促进了三者的交流与融合（这种融合对后代思想发展影响极其深远，宋明理学的形成就是它的一个结果）；而且三教的相互批判客观上活跃了思想界，对人们起到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鼓舞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且隋唐时期儒学已积累了千余年的传统，佛教义学兴盛，宗派林立，道家与道教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因此三教理论本身及其相互的论辩，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逻辑思辨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对思想学术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一种宽松的政治与思想环境，培养出相当良好的学风与士风。就学风说，魏晋以来的儒学或拘守章句，或流于玄虚，但到了隋唐时期，以前被当作褒语的“工于章句”成了贬辞，士人们努力于会通经旨，一家独断，务为有用之学。佛教教学也已超越了介绍、消化外来教义的阶段，不再集中探索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释迦如何成佛，而努力于解决中国人如何挽救自己、改造人性的课题。道教则由追求长生久视、飞升成仙的幻想向对自身精、气、神的修炼转变。这样，整个学风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与执着人生实际的特色。就士风说，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总的风貌是开阔、自由、乐观、向上的。统一强盛的时代培育了远大的理想。士人们较少沉溺于个人荣辱进退的悲欢忧喜之中，他们更多地以天下为己任，以经世济民为功业；他们多能不畏险阻，不惧权势；他们思想开放，勇于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追求大胆创新；他们也较少宗派意识，较少文人相轻、相互攻讦的陋习，多能相互奖掖提携，借鉴学习，文坛上的李、杜和韩、柳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古代，隋唐五代时期是人们的精神世界相当开放、丰富、活跃的时代。文化上瑰丽多彩、气象万千的创造正是人们精神世界的表现。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就是在这一时期，文化得到社会上下普遍的重视。隋唐五代帝王中颇多右文之主，高官显贵中更多有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们中不少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相当可观。加上他们了解与重视“人文化成”的教化作用，因此有意无意中推动了整个时代重视文化的风气。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以自己的观点、趣味去给文化树立轨范。唐太宗溺于陈、隋旧俗，好作宫体诗，曾令大臣虞世南赓和，世南答说：“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太宗只好解嘲(30)说：“朕试卿尔。”他不像梁、陈君主那样自己喜欢宫体就让臣下都去作宫体。武则天和中宗时朝廷游乐倡和，提倡雍容婉媚的诗风，但并没有影响这一时期整个诗风的嬗变。唐代朝廷基本上不干预文化艺术的创造，而文人自身对于文化事业也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后来被讥评为“因文害道”“百无一用”的文人，在当时却以自身的价值而自豪。韩愈悼念亡友柳宗元，致慨于后者半生被斥逐而无人援手，发表感想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31)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在这里他故作疑辞，实际是肯定柳宗元在“文学辞章”方面的贡献和价值高于他如能“为将相”的意义。这颇为典型地代表了唐代士人的心态。正由于有了这种认识，当时不少人才能鄙薄功名利禄、甘于困顿而潜心于文化事业的创造。李白倚其文才笑傲王侯、谑浪朝廷，正是有这种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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