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贝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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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士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谷臻小简·AI导读版)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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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士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
贝德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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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目 录1. 第一部分 1890 至 1906年2. 第二部分 1907 至 1922年3. 第三部分 1922 至 1937年4. 第四部分 1937 至 1950年5. 贝德士中国基督教史论五章第一部分 1890 至 1906年一、 中 国 环 境
1899年，约2 800名传教士率领和指导着近10万名中国基督徒，而中国总人口为3.5亿人，序幕由此拉开。英美传教士与一些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同工一起，在这个辽阔而贫穷的国家奋斗，面对着中国对所有外来事物的巨大敌意。然而，1860年后传教士的布道和居住经历与官方的表态相结合，构建出一幅大众受容基督教的图景。在传教士眼里，这是对那些挑起主要矛盾、自大而守旧官员的持久反抗。
到1890年，许多深受通商口岸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现代西方知识的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若不想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就必须彻底改革。每个国家必须或应该有自己的宗教，但对中国而言，是儒教而非基督教。二、 基督徒的奋进：活动与实践
1. 概述
正是在这种痛恨外国侵犯中国主权的氛围里，传教士尝试传播基督和平的福音，建立中国“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1807 至1842年，新教会几乎不能接近中国澳门和广州的周边区域。1858年《天津条约》以后，基督新教才真正开始进入这块土地，获得信徒。中国基督徒数量的增长使传教士欣喜：1860年 至 1 200人；1877年 至 1.3万人；1890年 至 3.7万人；1900年 至 10万人。“算术老师”得以开始梦想他们所传播的信仰有无限回应，这也不足为奇了，尤其是通过中国基督徒的生命与见证出现了大量皈依者。
2. 差会与教会
大家都说，与同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教会和其他社团相比较，差会组织的生活更多是团体共同参与的，它有温暖人心的团队精神和很高的士气。然而，这一优点中也有潜在危险，即有些传教士逐渐弱化了差会的功能，差会会议也减少了。这类会议以加强联合为目标，或者以中国人为主体、传教士出席并发言。会议的减少削弱了西方话语的自由度。
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模式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存在于传教士圈中，需认真对待。因此，这一时期的任务是差会在艰难且多变的形势下努力发展教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在监督、同工培训和医药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3. 主要目标、政策、调适
事实上，所有传教士都认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布道，向中国人传播福音，宣讲上帝的美善、爱的精神以及基督的教义。许多人把福音传播广泛理解为通过布道、讲授和传阅《圣经》而进行的语言交流。在实践中，“福音工作”不同于医疗服务、饥荒救济以及其他仁慈的救助。事实上，有些传教士坚信这类服务脱离了争取信徒这一中心工作。但其他人记住了耶稣基督医治的使命，认为帮助病人和受难者就是基督之爱付诸实践的表现，这些实践使人确信上帝就是爱。
4. 基督教思想：关于中国宗教
基督教高度重视孝道以及对逝者的悼念和尊重。如果所有偶像在没有足够替代品的情况下陡然被抛弃，有些人会对危险的世俗主义产生担忧。这将导致人们比从前更加远离上帝。总体而言，这是中国问题，不能由传教士来规定。
5. 方法与计划：边疆与少数民族
除了中国教会的特殊发展之外，许多传教士，诸如李提摩太，在从事灾荒救济时常常要克服敌意，让人相信基督徒的利他宗旨。但在提高地方贫民的期望、抚养大量孤儿或被遗弃的孩子、消除一些官员的怀疑和嫉妒等方面是有问题的。给予和接受的援助从来就不多，通常少于基本的食物，仅给有急需的一部分人提供资助，而且极少帮助贫穷的农民挨到下一个收割季。许多传教士不仅被身边的危难所困扰，也被“吃教徒”的精神负担所困扰。由此，他们在把福音与物质援助相联系时相当谨慎。
6. 合作
对有些传教士来说，合作、联合和联盟是把事情做好的主要方法，而一个差会是无法独自完成的。
7. 福音传播、发展
时至1900年，许多传教士报告称，教徒的增长大部分依靠的是中国联系人，没有任何传教士参与。
8. 宗教教育、同工培训
与后期的奋进相较而言，许多早期的差会工作比较一致。在布道和说教中，传教士唤起陌生人对基督教的兴趣与回应。
9. 教育
1890 至 1907年这个时期见证了教会学校的快速发展。差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学校与中国人取得联系，并借机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且，随着基督教社区的发展，对受过教育的同工的需求在增加。
10. 医疗
在传教工作前期，布道的要求比起医疗来更常被提及，也更容易被理解。但在中国，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中国大众很难接近，因此巡回布道者或传道人逐渐采取了普通人简单的医疗技术。
11. 《圣经》、基督教著作
至1950年，翻译、准备和分发基督教著作仍然是相对无组织而且特殊的事业。
12. 中国基督教社区
众所周知，非基督教国家的民众皈依基督的原因很复杂。对传教士及其演示感兴趣的某些人本质上是改革家。有些人则被传教士展现的仁慈所打动，而不是因为基督教教义的崇高。有些边缘人则利用基督教来宣泄对异教亲友和邻居的怨恨。
13. 传教士
传教士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把中国介绍给故土。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与《中国乡村生活》影响巨大。前者揭示出“深谙中国人生活的传教士，对中国人生活带有既失望又尊敬、既焦躁又敬佩的情感交织”。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家是毕海澜，他于1883 至 1891年在中国传教，后担任学生志愿运动干事直至1906年。第二部分 1907 至 1922年一、 基督徒奋进的中国环境
1. 社会、政府、法律
1907 至 1922年，中国处于过渡时期，一只脚仍在近代，而另一只正试探性地迈向西方国家所代表的现代化。
2. 思潮、教育
这一时期思想与教育相互关联。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学生发出明确而有力的呼声，学校计划与教材也是进步思想的重要表达。
3. 宗教
这一时期基督徒仍然重点关注儒教。总结各类研究的主要文献是1919年由纽约的宣教预备董事会出版的《儒教大地上的基督教表达》 。二、 基督徒的奋进
1. 概览、合作与联盟
通常认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向基督徒敞开大门的重要转折点。有时也认为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开启了布道领域的合作与联盟。不过，两者都重要，在义和团运动后的10年间，士气一直很高，合作增加。实际上，几位杰出领导人，如孙中山的战时总司令黄兴将军、副总统黎元洪，对革命运动的迅速成功都有惊人的贡献，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基督教理念经由不同宗派创办的教会学校这一中介遍及中国。
2. 教会及其特征
中国教会因宗教、发展时间、城市或乡村位置、宗派结构与传统以及差会政策而截然不同。
3. 作为传教主体的差会
改善设备、发展培训机构、提高各方面工作质量的正确措施，扩大了中国人和传教士之间的差距。1906年有61个社团，1919年有130个。但必须指出，就传教士总体来说，多数新社团很小，可见的成效也较小。事实上，多数传教士真诚渴望中国人管理教会。教会资金的来源一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
4. 目标、政策、调适、社会伦理问题
大体来说，基督徒奋进的阶段越早，一个强大的非基督教环境里的小基督教团体越弱，那么，对教会成员的要求与条件就越明确而具体。
5. 神学与基督教思想
新文化运动和基督教互惠互利。批判性思想、关于价值观的公开辩论以及文学革命都是有利的，并且，科学、民主与文明的基督教也是一致的，内在的问题最终更棘手。
6. 计划、方法、特殊团体
叫卖《圣经》的小贩广泛散发《圣经》资料或小册子，商店、家庭或公共场所的集会也散发《圣经》。饥荒救济是一项紧急服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在布道工作的计划或方法之外。不过，总有对这项工作的需求，教会不得不让私人参与其中。
7. 福音传播与复兴
虽然辛亥革命及其对中国古老体制和传统的动摇使接下来的10年打开了思想，但却留下一些空白和冷漠、困惑与混乱，也有负面影响。中国内地会抱怨激荡的宗教热情在各地都已停止。中国人开始特别关注政局及个人人身安全，对灵性生活不太感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局的稳定，这种趋势得以逆转，布道努力再次有了收获。
8. 宗教教育和同工培训
许多早期传道人的培训经由个人指导、示范和陪伴完成。著名教会人士和传道人任修本每次布道都带着学生，目的是让所有的指导在实践和单纯布道的情境中完成。最终，在世纪之交时，他在长沙所带的学生有一半进入长沙神学院，该神学院后来成为湖南协和神学院的核心。
9. 教育：教会学校、学院与大学
1910年，伯尔顿教授在给海外布道大会的报告中称，他对中国的广泛研究表明中国的大部分教育必将由政府来实施。基督徒教育者应该同政府友好合作，毕竟那是他们的国家，而不是我们的。他确信与政府教育体制相类似的私立教育体制是有益的，而且它不能仅仅作为福音传播的附属物开展。
10. 事工：社会、医疗、乡村、男青年会与女青年会
传教士开设医院、麻风病院、盲聋学校、孤儿院和戒烟所，并为妓女和黄包车夫提供服务。他们甚至努力组织童子军，尽管收效甚微。
11. 青年会
男青年会与规模相对较小的女青年会在中国的许多活动领域都非常有影响力，多数青年会与常规教会组织有积极合作。
12. 基督教著作和《圣经》
这一时期适合出版基督教著作，从事这一工作的最重要人物是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季理斐。
13. 中国基督教社区
中国人对基督教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回应，即倡议或强化改革趋势。
14. 对外关系、传教士、母会
传教士与改革者一致认为，如果没有革命，1900年代 至 1910年代的趋势会使人们深刻同情中华民族及其抱负。治外法权是个难题。由于外国控制中国的关税、以政府贷款来控制外国银行、教会学校的强化与独立、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外国炮艇进入中国海域，致使中国的苦难逐步加重。传教士的观点各异。湖南的任修本对中国法律程序非常了解，坚定地拥护治外法权。他见证了困扰中国法院的不公与折磨，相信令人耻辱的治外法权的存在会刺激中国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1924年，贝德士认为，解除不平等条约也许会刺激中国领导人和学生更加致力于解决真正严峻的内战问题、贫穷与内部混乱。第三部分 1922 至 1937年一、 基督徒奋进的中国环境
1. 社会、政府、法律
从1922年至1937年，基督徒的奋进历程再三遭到言辞攻击，因为中国学生和媒体把它与可恶的条约体系和资本主义剥削联系在一起。
在反基督教和排外浪潮中，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运动是一个关键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上海警察在一名英国军官的命令下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其中包括激怒他们的学生。基督徒正反两方面的反应，使教会也卷入这一尖锐事件。协进会积极支持学生，这成为某些内地会成员退出协进会的原因之一。但教会与政治分离这一传统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教会与政府确实有重要的法律关系。
2. 思潮、教育
这个时期思想与教育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兴起。
3. 宗教
这个时期人们对各种宗教的兴趣明显下降。后来成为主教的基督教牧师朱友渔于1936年在上海一家大书店查阅了366种杂志，发现仅有2种是宗教类 ， 一种是佛教，一种是青年会月刊。在16个主标题中，5个最大的主题是经济或工商业、学术杂志、研究及科学类出版物、医疗和健康、教育、大众通俗杂志。二、 基督徒的奋进：活动与实践
1. 概览、合作与联盟
基督教事业在这个时期得到拓展，尤其表现在医院和学校等机构以及社会服务的增长。
2. 教会及其发展与自立
3. 作为传教主体的差会
差会把权力下放给教会是1922 至 1937年基督教在华事业最主要的特征。虽然确实受到反基督教运动、
1927年国民革命、共产党的乡村武装斗争以及大量传教士撤离中国的影响，但这个时期代表19世纪传教士努力实现建立自养、自治和自传教会这一目标。
4. 目标、政策、交往、调适
1925年4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这个充满紧张质询的时期里，该声明代表基督教学校进行了综合防御和积极论争。在1910年爱丁堡会议上，中国代表把基督教教育目标描述为：通过基督徒教师、平信徒和传道人、传道人的指导、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展现来发展基督教社区。
5. 神学与基督教思想、中国宗教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经常说中国人不具有深刻的神学思想，甚至也称不上宗教人士。中国人倾向于认为行为胜于教条，因此，中国极少有我们在西方堪称完全意义上的神学著作。
6. 计划、方法、特殊群体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共产党在乡村的活动和试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外基督徒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乡村社区和乡村教会。
7. 布道与复兴
8. 宗教教育、主日学校、同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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