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盐野七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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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9：贤君的世纪试读：
金币故事
纵览整部罗马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在共和制时代处于快速发展期，到元首制时代进入平稳发展期，直至后期帝制时代开始走向衰退。公元1、2世纪被认为是元首制时代，其中后一个世纪又被称做“五贤帝时代”。个中缘由只要看看货币就会明白，而且一定会让你心悦诚服。这一时期的金、银、铜币，首先，质量上乘，材质无可挑剔，金属含量高，丝毫没有辱没罗马帝国主要货币的名声。其次，铸造技术高超，能够体现出罗马历史上处于最鼎盛时期的技术水平。最能反映一个国家国力的难道不正是货币吗？
几乎在所有历史教科书中，都会说图拉真皇帝时代的罗马帝国版图最大。其实，在始于他的五贤帝时代的这个世纪里，罗马帝国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不仅仅是版图如此。在罗马，人们喝葡萄酒通常要兑水。如果不兑水直接饮用，会被说成酗酒。如果说，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中提比略酗酒的话，那么，到了公元2世纪酗酒的皇帝就是图拉真。也许，要做到名至实归的“至高无上的皇帝”，需要比常人有更充沛的精力，所以不得不直接喝纯葡萄酒。
盐野七生
2006年7月于罗马
金币故事
在欧美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种普遍倾向：他们之所以关注作为罗马帝国最高权力者的皇帝，是因为这些皇帝对文学和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只看到了哈德良皇帝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哈德良远非只是这样一个人。
通过战争，图拉真使帝国拥有了最大的版图。继他之后成为皇帝的哈德良，没有发动过一次战争，但凭这一点就让人感到其不一般的气魄。当然，哈德良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他耗费了绝大部分时间巡视帝国的边境，为维护“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不遗余力。作为帝国最高权力者，他前往各地时不需要军队随行保护，这难道不是帝国天下太平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吗？
他对于艺术的爱好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陈列于欧美博物馆中的希腊时代的雕像，大部分都是罗马帝国时代仿制的。但是，这些雕像的制作质量之高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仿制。它们中的大多数仿制于哈德良时代。如果不是那个时代对仿制品质量要求极高，不可能留下那么多精美的雕塑品。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对高质量的追求，才使得那时的能工巧匠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刻有哈德良皇帝肖像的货币做工极为精美，也从另一个侧面很好地反映出当时的制作工艺水平。在完成本书的写作后，我把这枚硬币做成了首饰。当然为了不引起他的不满，我找了一家技术最好的珠宝店。
盐野七生
2006年7月于罗马金币故事
图拉真皇帝喝葡萄酒时从不兑水。那时，哈德良年纪尚轻，总会陪伴他畅饮到最后。与前两位皇帝不同，安敦尼·庇护皇帝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凡事他都不会做得过于极端。在写这位皇帝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后来的英国乡绅形象。安敦尼·庇护皇帝行事中庸，也正因为如此，他是个缺少激情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有资格成为后来的绅士们效仿的榜样。
图拉真皇帝不仅在多瑙河流域打过仗，也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作过战，因为连年征战，他不到64岁就离开了人世。哈德良皇帝为了到各地视察，足迹踏遍了帝国的疆域。与图拉真相仿，他去世的时候，年纪也不算老。与前两位皇帝算不上长的寿命相比，安敦尼皇帝的寿命算是长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从未离开过首都罗马，包括罗马的近郊；另一方面，他非常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在这一点上，他同样可以成为后来的大英帝国绅士们的榜样。让我们为以和平方式实行统治的安敦尼·庇护干杯！当然，我们饮用的酒要像古罗马上流社会人士喝的那样，是用纯净之水兑出来的、醇香扑鼻的上等葡萄酒。
盐野七生
2006年7月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致读者
事实上，我现在非常困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想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
上罗马史课的学生中，有一个名叫塔西佗的优等生。为什么说他是优等生呢？因为对于教授提出的问题，在其他学生分别阐述了各自的想法后，他提出的意见无论是其风格的简洁还是词汇选择的准确性，都好像他亲眼所见。他的描述非常有现场感，其见解远高于其他人。认为他是天才、向他脱帽表示敬意的不光有学生，连教授也不禁深表赞许，对他频频点头不已。
这时，坐在教室后面的我举手要求发言。我会说，如此这般的史实也都考虑进去的话，难道没有可能有另外一种与塔西佗的意见不同的见解吗？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他的《编年史》，我才得以完成《罗马人的故事7·臭名昭著的皇帝》这部作品；正是因为有他的《阿格里科拉传》和《同时代史》，才有了我的《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
暑假结束后回到学校，校园里却不见了这位优等生。问其他同学，说是因为他父亲的任职地调动，他已经转校。哎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时感到非常困惑。
在本书中，我要讲述图拉真、哈德良和安敦尼·庇护这三位皇帝，时间是公元98年至161年。因为据说塔西佗是公元120年离世的，所以自然没有可能向他索要有关这三位皇帝统治情形的著作。但是，对于公元98年到117年图拉真皇帝的统治，只要他有心写，完全有可能。事实上，对于写图拉真，塔西佗不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同时代史》的内容始于公元69年的内乱，虽然留存到现在的也只剩下对这一年的叙述，但是，这部作品很可能写到公元96年图密善皇帝被杀为止。因为在这部作品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
写完这部作品以后，如果我还活着，我想用我的晚年时光来书写神君涅尔瓦和皇帝图拉真。
遗憾的是，塔西佗没有兑现对读者的承诺。不是因为他封笔不再从事写作，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同时代史》后执笔写了《编年史》，讲述的事件始于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去世，终于皇帝尼禄自尽，却没有去写涅尔瓦和图拉真。
历史学家塔西佗出生于公元55年，过世于公元120年。如果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他的一生与所处时代及其著作之间的关系，请详见下表。
塔西佗著作一览（年代全部为公元后）
说明：公元55年出生并于公元120年去世的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其担任公职生涯是这样的：在韦斯帕芗皇帝时代（69—79），他担任过相当于副军团长的大队长（Tribunus）；在提图斯皇帝时代（79—81），他当选过财务检察官（Quaestor）；在图密善皇帝时代（81—96），他当选过法务官（Praetor）；在涅尔瓦皇帝时代（96—98），他担任过候补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按惯例，结束财务检察官的任期后，通常都会进入元老院。所以，塔西佗进入元老院，一定是在图密善皇帝时代，那个时候他已经过了30岁。
在那个时候，只要担任过执政官，即便是候补执政官，在经过10年的停职期后，等待他的应该是行省总督的职位。
但是，到了公元107年，塔西佗还是没有当选行省总督。他没有孩子。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为“防止人口减少”，制定过一项政策。政策规定，同等资格的候选人中，优先考虑有3个以上孩子的有过执政官经历的人。所以，很可能塔西佗就卡在这一点上了。但是，话虽如此，因为皇帝认可其能力而不受这条规定约束的事例也不少。所以，可以想象，对图拉真来说，尽管塔西佗是一位优秀的文人，却不是一位不可或缺的行政官员。有意思的是，作为文人的塔西佗，在遭到他无情谴责的皇帝在位期间一次次地被启用任职，但在贤君图拉真皇帝在位期间，他却没有受到过什么重用。这不禁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的才能的高低究竟是如何来衡量的呢？
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55岁前后到60岁出头是他写作的最佳时期。按照编年顺序来看的话，作为《同时代史》的续篇，塔西佗最有可能写的应该是涅尔瓦和图拉真，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最佳的年龄段里，他没有写这两位皇帝，而是选择了去写《编年史》呢？毕竟这部作品只能算是《同时代史》的前篇。
现代研究者中有人提出，也许因为记述尚在世的皇帝会有诸多不便。所以就算是塔西佗这样的学者，最终也选择了讲述已故皇帝们的故事。比塔西佗年轻一代的苏维托尼乌斯所著《罗马十二帝王传》也只从尤里乌斯·恺撒写到图密善，没有涉及涅尔瓦以后的皇帝。所以这一推测也许是有道理的。
塔西佗说过，完成《同时代史》的写作之后，如果还活着，打算写涅尔瓦和图拉真两位皇帝。就在同一个地方，塔西佗还写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少有的幸福时代，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无论作出怎样的评价，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述，都无须担心自身的安全。”然而，尽管如此，他终究没有下笔。也许是计划在写完起初并未打算写的《编年史》后再写，但此时他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还有一种可能。这是在认真研究塔西佗作为历史学家的性格后所作出的推测。
执笔写历史的动机，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一、生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讲述受好奇心驱使而探究到的事情；
二、以史为鉴——让历史成为现在或将来的前车之鉴；
三、对于经受了痛苦磨难又在感情上难以自拔的同胞们怀有强烈的、充满悲愤的情绪。
第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希腊人希罗多德，他是《历史》一书的作者。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英国人吉本，他是《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大概只能首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为什么物质和精神都应该占优势的祖国雅典竟会败给斯巴达？作为一个雅典市民，修昔底德无法把自己心中深深的悲哀和强烈的愤怒宣泄到写作以外的其他地方，于是就有了他所写的这部历史著作中的巅峰之作。
在我的想象中，塔西佗这位罗马帝制时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身上或许是融合了第二、第三两种类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融合了四分之一的第二种类型和四分之三的第三种类型。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位需要用发自内心的愤怒来唤醒自身创作欲望的作家。
如此一来，我想既然他说图拉真时代是“少有的幸福时代”，那么他没有写图拉真时代的原因也就有了推测的依据。尽管塔西佗总在批评自己的同胞，但骨子里他终究是一位爱国者。所以，图拉真统治下的幸福时代，对他来说，反而失去了写作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公开表示要写图拉真，最终还是选择了写从提比略到尼禄时代的《编年史》，因为他们让他找到了创作的动力——愤怒的情绪。
尽管如此，塔西佗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他不写图拉真时代的真实原因。所以我的上述想法，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推测。但是，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事实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关图拉真统治的、可信的文献资料完全不存在。尽管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如此之高，不仅后世称他是五贤帝之一，甚至同时代的罗马人也盛赞他是“Optimus Princeps”（至高无上的皇帝），元老院还一致同意把这个称呼作为他的正式称号。
图拉真时期的统治状况，同时代的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没有写，200年后，为了给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写续篇，戴克里先皇帝时代的6位历史学家共同完成了《皇帝传》（Historia Augusta）这部历史巨著。《罗马十二帝王传》只写到图密善，作为其续篇，《皇帝传》从哈德良皇帝开始写起，但是中间就像掏了一个洞似的略过了涅尔瓦和图拉真。就算涅尔瓦因为在位只有一年半时间可以忽略掉，但图拉真的统治整整持续了20年，更何况在此期间，他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竟然没有一位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去写他。
不对，我们还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人。此人生于小亚细亚，是一个希腊人，名叫狄奥·卡西乌斯。他是元老院议员，担任过行省总督。只是在此人的著作中，可信的只是他本人作为“现场见证人”的对塞维鲁王朝时代的记述。其余部分只要没有确切可信的旁证，其可信度就很低。这是后世研究者们一致的看法。既然如此，可以说只信赖文献资料的、吉本时代的罗马史研究者们感叹史料太少，也就无可厚非了。毕竟，对于优等生塔西佗转校最感困惑的，应该是那些对他的见解佩服至极的教授和学生。
罗马史的研究者们习惯把后世的研究著作称为“二手资料”，他们称做“一手史料”，或称“原始史料”，又称“初始出处”的有以下六类：
一、文献资料（罗马时代的人留下来的文章）；
二、考古学家发掘并整理出的成果；
三、碑文（石碑、铜板等等）；
四、金、银、铜币等货币；
五、以建筑及肖像为代表的造型艺术；
六、写在纸草纸上的文章（仅限以埃及为中心的中东一带）。
第二类至第六类史料开始受到关注是在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这对研究对象为2000年前的古罗马人的人来说，这种关注史料的方式可以说还只是近期的事情。因此，现代的我们不需要像吉本时代的人那样大发感慨，因为他们只能依赖第一类史料。无论是提比略、克劳狄乌斯，还是图密善，他们都受到了塔西佗无所顾忌的犀利评判。他们之所以现在能够被重新认识，正是因为有了第二类至第六类史料作为研究参考的结果。
既然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没有减弱，那么，对于后世的我们来说，塔西佗的“转校”依然是一件让人深感遗憾的事情。
对历史的叙述必须倾注全部的理性、感性和悟性，否则很难弄清真相。而塔西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其最佳年龄段43岁至62岁是在图拉真皇帝的统治之下度过的。在涅尔瓦皇帝统治期间，塔西佗最后一次当选候补执政官，以后没有再担任公职。所以他的精神状态应该是放松的，时间也应该是充裕的。虽然我们知道他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地方志》、《同时代史》和《编年史》的写作中，但是为什么他偏偏不写图拉真皇帝的统治，而只写下了“少有的幸福时代”这一句话呢？尽管这是他可以用他成年人成熟的眼光亲眼看到的时代。
无论如何，塔西佗的这句话决定了后世历史学家对图拉真的看法。同时，考古学、碑文、货币、造型艺术以及纸草纸文献也都证实了他们对图拉真的这种看法。
同时，尽管我无法依赖塔西佗这句话作为研究的“基础”去展开讨论，却也决定了我的态度。在《罗马人的故事7·臭名昭著的皇帝》和《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中，皇帝们被说成是昏君，是否果真如此呢？我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展开的。相反，在本书中，好像众人一致认为这些皇帝都是贤帝。那么贤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为什么罗马人盛赞他们是贤帝？这些成了我思考的核心问题。
不管怎样，虽然把那个时代称做五贤帝时代的是后世，但是同时代的罗马人同样把这一时期叫做“Saeculum Aureum”（黄金世纪）。
罗马帝国全图（图拉真皇帝即位之前）
第一章 皇帝图拉真（98年1月27日—117年8月9日在位）
通向皇位之路在王政时代已是名门贵族的尤里乌斯·恺撒自不必说，“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诸位帝王——恺撒的养子、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其后的提比略、卡利古拉、尼禄等——都出身于首都罗马。尼禄皇帝自杀后，爆发内战的一年里，相继出现了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这三位皇帝。他们的“原籍”也是罗马。
终结内乱后登上皇位的韦斯帕芗，最先打破了帝国最高统治者都出身于首都罗马这一传统。被称为“弗拉维王朝”的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三位皇帝，他们的“原籍”是位于罗马东北约60公里处的列阿特（今瑞耶提）。奥古斯都皇帝把帝国的主体意大利半岛分成了11个州。首都罗马加上那不勒斯是第一州，瑞耶提属于第四州。因此，出生于此地的韦斯帕芗只能算是外乡人。但是，在他儿子图密善遭暗杀后继承皇位的涅尔瓦，其“原籍”是首都罗马，所以看似潮流又回来了。但是，正是这位涅尔瓦，对这股潮流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涅尔瓦皇帝指定马尔库斯·乌尔庇乌斯·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为其皇位继承人。图拉真出生于公元53年9月18日，出生地是意大利卡（Italica），属于西班牙南部行省贝提卡。现在，这座城市依旧沿用罗马时代的名字——意大利卡。意大利卡位于距罗马时代的西斯帕里斯（今塞维利亚）西北8公里的地方。但是它不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地方小镇，因为从地中海到大西洋贯通伊比利亚半岛的、当时的主干道之一要穿过意大利卡市中心。从加的斯经由塞维利亚和梅里达北上的大道，也要穿过意大利卡的市中心。罗马人虽然兴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遍及帝国全域，却唯独缺少修建环形道路的意识。在罗马人的思维中，所谓道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城镇，或者是在乡村，都应该通往人类居住的中心区域。即便是小小的城镇意大利卡，人和运载物资的车辆穿梭于大道上的情形一定是司空见惯的。
而且，意大利卡还有其他城镇所没有的特殊性。所谓“意大利卡”，意思是意大利人居住的城镇。正像这个地名所表示的那样，这是罗马人在本土之外建起来的第一座殖民城市，建于公元前206年，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决定兴建的。正是他在4年后的扎马会战中战胜名将汉尼拔并取得布匿战争的胜利。当时，恰逢布匿战争打得最难解难分的阶段，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一次次地上演着你死我活的生死决战，伊比利亚半岛刚从迦太基手中夺来成为罗马的领地。为了让来到这里的士兵们在期满退役后有个定居点，于是兴建了殖民城市意大利卡。
当时罗马军团中的士兵全部是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由于服兵役期间不允许结婚，所以，可以认为被送到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单身。留在意大利卡的退役士兵们，也像后来的其他罗马殖民城市的男性一样，一定是跟当地女子结婚的。结婚对象可能是西班牙原住民中的女孩，也可能是频繁来往于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古代称为“赫丘利之柱”）的北非姑娘，还可能是身上流着迦太基血液的女子。因为在成为罗马领土之前，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是迦太基人。没听说有人特意从意大利本土接女孩子过来的事例，这是因为，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这个民族对于与其他民族通婚不会有抵触情绪。因此，尽管图拉真的祖先毫无疑问是出身于意大利本土的罗马公民，但是他一定是混血。正因为如此，对于第一个出身于行省的罗马皇帝图拉真进行大书特书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上面所讲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罗马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罗马帝国最高权力者的出身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限于罗马，后来变成了意大利本土的地方城市，接着又变成了行省，这一过程充分显示出罗马帝国与后来的其他各帝国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也就是说，作为胜利者的罗马不是对曾经是失败者的行省实施奴役，而是通过把曾经作为失败者的行省拉进来，创立一个大的共同体，共同构建罗马帝国。在皇帝出身的变化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最具体形象的体现。
因为图拉真出身于行省，所以关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可以说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他母亲叫什么名字我们也不清楚。在罗马历史上，“图拉真”的名字开始登台亮相已经到了他父亲那一代。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后来的皇帝图拉真也只是28个罗马军团之一的军团长的儿子而已。
在发生于公元66年至70年的犹太战争中，与他同名的父亲在总司令官韦斯帕芗的指挥下，率领第十军团参加了战斗。到了耶路撒冷攻防战之时，总指挥是提图斯。他父亲作为负责进攻的4个军团之一的军团指挥官，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个时期，儿子到了已经举行或即将举行17岁成人礼的年龄。也许，当时的他就在第十军团的军团长营帐前，遥看了作为犹太教大本营的大神殿被大火毁于一旦，从而宣告耶路撒冷彻底沦陷的全过程。在当时的罗马，权贵阶层人家的孩子成年前通常由母亲负责养育，成年后这一任务改由父亲负责。
图拉真很可能是在老家意大利卡接受初级教育，在贝提卡行省的首都科尔多瓦接受中等教育，然后才被送到在帝国东方执行军务的父亲身边的。作为现实主义者，罗马人很重视实地教育。无论父亲的现任职位是什么，进行实地教育的地方通常都是军团。财务检察官的职位是进入统治者阶层的龙门，若要参加此官职的竞选，通常需要历练10年，少则也需要三四年的军团履历。刚刚告别少年阶段的图拉真虽然经历了攻陷耶路撒冷的胜利，但是，之后的他很可能没有回故乡，而是继续留在了军团，只是我们不清楚他所在的军团在哪个前线。因为他父亲率领的第十海峡军团在犹太，所以他也有可能就在他父亲身边度过了其见习期。他跟随被召回的父亲到罗马，第一次亲眼见识帝国首都罗马可能也是在这个时期。皇帝韦斯帕芗不仅推荐这位曾经的部下、图拉真的父亲为元老院议员，还让他加入了贵族的行列。
韦斯帕芗是第一个出身于意大利地方自治体的皇帝，但是，他并没有特别关照那些属于与自己同一阶层出身的人。倒是出身于帝国西方西班牙的图拉真的父亲，尽管出身于行省，却因为韦斯帕芗的推荐，进入了元老院。像他这样进入元老院的行省出身的人，就像《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中已经讲到过的那样，也有很多来自帝国的东方。图拉真即皇帝位后掀起的意大利本土和行省平等化的浪潮，实际上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青年时代的图拉真因为父亲的高升，身份也随之改变。公元75年，他父亲受命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前往官邸所在地安条克。随父亲一同前往的图拉真也在结束见习期后，升任了“大队长”。他的这个职位不是军团基层锻炼者经过百人队队长之后才能得到的大队长（Tribunus）之职，而是10个大队长中的首席，也叫“副军团长”（Tribunus Laticlavius），直译叫“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这个名称的缘由，首先是因为首席大队长的红色披肩与元老院议员的托加颜色相同；其次，只有这个身份的人才可以把披肩从肩上垂下来。担任首席大队长是元老院议员子弟才能享有的特权，但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尽管这位首席大队长年龄不足25岁，但是，当军团长因故无法履行职责时，他必须替代军团长承担起整个军团的指挥。把如此重任交给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是因为作为指挥官的后备力量，给予他们的一种实地锻炼。塔西佗和小普林尼广为世人知晓的是，他们作为文人的身份，都属于元老院阶级，所以两人都担任过“穿红披肩的大队长”。只不过，这两个文人的军旅生涯都止步于“穿红披肩的大队长”这一职位。
图拉真以22岁的年龄担任了副军团长之职。作为帝国的安全屏障，其最重要的防线之一——叙利亚行省就是他最初的任职地。
父亲图拉真被任命为叙利亚行省的总督，但是他的这一总督之职，其重要性是任职于其他行省总计多达30位总督难望其项背的。罗马帝国当时的重要防线是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而行省叙利亚就位于幼发拉底河附近，与罗马的假想敌国帕提亚王国隔河相望。尽管当时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签署了和平条约，但是即便双方正处于关系良好的时期，它依然是一个让罗马在防卫上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的国家。罗马在叙利亚行省常驻3个军团。
除了上面提到的3个军团，韦斯帕芗皇帝还决定在帕提亚北方，与罗马有同盟关系的亚美尼亚王国边境驻扎2个军团，向叛乱刚刚被镇压下去的犹太派驻1个军团，向埃及派驻2个军团。这8个军团负责帝国东方的安全保障。作为主力部队的军团兵就有4.8万人，再加上辅助部队的兵力，共计多达近10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叙利亚总督兼任这支军事力量的总指挥。所谓叙利亚行省总督，在罗马一直以来就是帝国东方军队总司令的同义词。
关于图拉真的父亲在韦斯帕芗手下参加犹太战争之前的经历，我们一无所知，也许与韦斯帕芗一样，是从百人队队长开始其军团生涯的“基层成长者”之一。在公元75年至79年的4年间，他顺利完成了这个重要职责。仅此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他是个相当有能力的人。对于儿子图拉真来说，父亲大概也是一位最好的、言传身教的老师。然而，两年后的公元77年，这位父亲让儿子离开了自己的身边。
已经24岁的图拉真尽管还是副军团长的身份，红色的披肩还是挂在左肩上，但是，他要去的地方却是驻扎在帝国西方最重要的边境军团——莱茵河军团。在那里，他在与东方感受截然不同的寒冷和雨水中度过了3年时光。其间，韦斯帕芗去世，继承皇位的提图斯任命图拉真的父亲为亚细亚行省总督。也许是有过共同战斗经历的提图斯皇帝想补偿这位老将在过去4年间的繁重工作，特意把他安排到无须与敌人针锋相对、充满和平气息的小亚细亚西部行省工作。但是，尽管任职的地方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是以弗所和米利都这样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很高的城市集中的行省，父亲还是没有把儿子叫过去。因此，从24岁到27岁的4年里，图拉真得以在边境继续“学习锻炼”。
公元81年，已经28岁的图拉真迈出了罗马人称之为“光荣的职务”的第一步——他当选了财务检察官，任职地应该是在首都罗马，工作性质如同这个官衔名称所显示的那样，负责检查国家经费的收支情况，任期是一年。
这个时期，他父亲应该已经顺利结束亚细亚行省总督的工作，没有再担任新的要职。不清楚他是留在罗马继续担任终身制的元老院议员，还是隐退回了故乡意大利卡。他的死亡时间也不明。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他被授予了贵族的身份，但只是“新贵”的第一代而已。
但是，属于“新贵”第二代的儿子已经开始担任属于元老院阶级的工作了。结束财务检察官的任期后，他再次回到边境，重新开始了“穿红披肩的大队长”的军团生活。只是不清楚具体在哪个边境。罗马军团中，与士兵几乎从不流动相反，高级别的军官调动非常频繁。因此可以推断，他很有可能穿梭于各军团之间。时间是在公认人事安排最出色的皇帝图密善时代。到了公元83年前后，好像他也进入了元老院。公元87年，已经34岁的图拉真进入了“光荣的职务”的第二阶段——当上了法务官。任职地同样是在首都罗马，从事的是审判长等司法方面的工作。在罗马，只有当选过法务官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一个军团的军团长。就算战时因故会忽略这个条件，在平时罗马人一定会遵守这些规定的。
图拉真在结束法务官的任期后很快被任命为军团长，任职地是西班牙。在这里，几乎没有可能会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因为西班牙被罗马同化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他接手的军团是驻扎在此地已久的第七杰米那军团（杰米那，音译，意思是此军团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前军团整编而成。——译者注），同时他又兼任了占后世西班牙三分之二面积的塔拉戈南西斯行省的总督。所以，他一定是在军团基地所在的莱昂和总督官邸所在的行省首府塔拉戈纳之间往来奔波，甚至没有时间回故乡意大利卡。
就这样，图拉真35岁的这一年过去了。如果像这样，他一直在西班牙常驻的话，一定不会有后来的图拉真。然而，这一年过后，命运的转机就早早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公元89年，担任莱茵河上游防卫任务的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萨腾尼努斯发动了叛乱。身在首都罗马的皇帝图密善亲自率领近卫军团北上平叛。与此同时，他命令图拉真率麾下的第七军团也向日耳曼开进。只是，由于负责莱茵河下游地区防线的低地日耳曼军队行动迅速，在图密善到达之前，已经镇压了叛乱，司令官萨腾尼努斯自杀，一切早已结束。甚至图拉真率领军团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横穿法国到达莱茵河的时候，为镇压叛乱而遭毁坏的美因茨军事基地重建工作也已经结束。
但是，对于36岁的图拉真来说，这次长途跋涉并非一无所获，他有幸得到了年长他2岁的皇帝图密善的赏识。当时的情形好像是这样的：虽然图拉真随同第七杰米那军团返回驻扎地，但图密善已经对他有了新的打算。他准备把这位优秀的年轻军团长从西班牙这样安稳的地方调出来。因为萨腾尼努斯自杀后，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防线之一，高地日耳曼军队的司令官位置出现了空缺。
然而，当选过法务官的人才可以担任1个军团的军团长职位，而司令官下面有3个军团。它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有些大。担任1个或2个军团以上战略单位的指挥官，必须当选过执政官才有资格出任。
在第二年，即公元90年，为选出公元91年的执政官而进行的选举中，图拉真被提名为执政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因为皇帝的推荐被提名就等于当选。就这样，图拉真以38岁的年纪早早到达了“光荣的职务”的第三个阶段，并且他当选的不是为了培养执政官经验而设置的过渡性“候补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而是“正式执政官”（consul ordinarius），任期于1月1日开始。就这样，只因属于元老院阶级才有资格担任“光荣的职务”的他这回又当上了“正式执政官”。塔西佗和小普林尼也曾当选过法务官，但他们的最高官职只是“候补执政官”。从父亲那代才开始进入元老院阶级的图拉真，此时已经开始显山露水。
到了公元92年，皇帝图密善随即任命已经有过执政官经验、资格身份完全符合规定、时年39岁的图拉真为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司令官，并兼任高地日耳曼行省总督。这又是一个要职。图拉真的任职履历向我们显示出了军事才能和文职才能并重的、罗马精英的培养过程。
莱茵河至多瑙河一带
与其他防线所在的地区不同，皇帝图密善对高地日耳曼防线应该有特别的想法。负责高地日耳曼防线的4个军团中，有2个军团常驻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从美因茨到多瑙河沿岸的雷根斯堡有一条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这条屏障的防卫也属于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的职权范围。修建这条日耳曼长城的正是图密善。皇帝把这样一个地方交给了图拉真。
自公元92年至97年的5年间，图拉真的确也没有辜负皇帝对他的期望。然而，公元96年秋天，皇帝图密善遭暗杀身亡。好在皇帝换成涅尔瓦以后，图拉真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尽管他的升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图密善皇帝的举荐。
原因不单纯是因为图拉真在5年间的所作所为卓有成效，更是因为罗马人对功过是非的评判很公正。尽管他们会判处某个人“记录抹杀刑”（Damnatio Me-moriae，《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中对此有详细描述），但是，如果这个人在某个方面是有所贡献的，那么他的贡献并不会被抹杀掉。相反，罗马人通常会记住他的这一贡献。就连总是对皇帝图密善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家塔西佗，也坦诚地写下了自己在公职上的升迁就是在图密善时代。
新即位的皇帝涅尔瓦当时已是70岁高龄。据传言，元老院推荐涅尔瓦的理由，第一是他没有儿子，第二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当然这只不过是传言而已。真正的理由应该在于涅尔瓦的出身门第显赫。尽管他的出生地是意大利的地方城市纳尔尼，但他出身于共和制时代世袭的名门贵族。在公元1世纪末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名门贵族屈指可数，已经不足10家。在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前往卡普里岛过隐居生活期间，为数不多的随行者中就有涅尔瓦的祖父。提比略本人学识丰富，所以他只挑选同样学识渊博、可以与他平等对话的人陪伴自己去卡普里。提比略和涅尔瓦祖父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皇帝与元老院议员之间的关系，倒不如说更像是两位学识高深的老友之间的关系。涅尔瓦家族的男性都是元老院议员。但是在百姓的眼里，这个家族的人与其说是政治家倒不如说是学识渊博的人。尽管图密善皇帝与元老院关系紧张，但他不得不从元老院中挑选与自己共同执掌执政官之职的人选，他选择了涅尔瓦。只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死后，涅尔瓦会坐上皇帝的位子。
总之，涅尔瓦之所以能登上皇位，给人的感觉不是因为他有多少给人印象深刻的、突出的优点，而是因为他没有明显的缺点。当上皇帝后的涅尔瓦需要顾忌的不是请他坐上皇位的元老院，而是近卫军团和在帝国边境上执行军务的各个军团。因为他们是图密善的支持者。图密善不仅让士兵们实现了期待已久的加薪愿望，并且经常亲赴前线，深得士兵们的拥戴。
公元96年9月18日，已统治罗马帝国15年、再过一个月就满45岁的皇帝图密善，年纪轻轻就遭遇了暗杀。这位皇帝在元老院的口碑实在欠佳，元老院议员们都很不喜欢他。然而，在罗马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划时代贡献的、19世纪历史学家蒙森却对他评价极高。暗杀图密善不是元老院内反图密善派的议员所为，也不像皇帝尼禄那样，归因于行省对他的不满，他是在熟睡之际遭到袭击而被杀的，是宫廷内的人所为，凶手是皇后身边的解放奴隶。
不能说元老院跟这件事毫无干系。就在皇帝被杀的那个晚上，曾经与图密善共同执掌过执政官之职的涅尔瓦就接到了通知。在第二天一早举行的元老院会议上，迅速通过了涅尔瓦即位的决议。甚至还决定用“记录抹杀刑”惩处图密善，把这位刚刚故去的皇帝的所有成绩一笔勾销。从深夜到第二天一早的短短时间里，如此高效率地通过这么多决议，可见一定有什么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不得而知。元老院没有追究，当然也没有人怀疑主谋是否有可能会是貌似性情温和且不具备政治家性格的涅尔瓦。真相就这样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得知图密善遇刺的消息后，留在首都的近卫军团和驻扎在帝国边境基地的各军团都没有采取行动。这一情况表明元老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政权更替”变成既成事实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士兵们静观事态的状况并没有能够维持很久。一年时间过去了，由衷钦佩图密善、盼望早日查出图密善遇害真相并找出元凶的近卫军团，看到涅尔瓦依然没有任何作为，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甚至把皇帝涅尔瓦禁闭起来，强烈要求他查找出元凶并处以极刑。
涅尔瓦也认为有必要收拾这一局面。我想，71岁的涅尔瓦不是担心自身的安全，他担心的一定是近卫军团的不满情绪会影响到在边境执行军务的所有军团。尼禄皇帝死后爆发的、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内战，尽管已经过去了28年，但是对罗马人来说，那是一场噩梦。为了防止这样的历史重演，涅尔瓦大概是没有与元老院商量就独自作了一个决定。因为，当他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最感到震惊的恰恰是元老院的议员们。
公元97年10月27日，在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前结束祭祀仪式后，皇帝涅尔瓦举起右手阻止其他人正准备离去的脚步。茫然的人群于是转身面向皇帝。涅尔瓦没有开场白，而是开门见山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他决定把高地日耳曼军团的司令官马尔库斯·乌尔庇乌斯·图拉真收为养子，让图拉真和自己共同执掌“护民官”（Tribunicia potestas）和“罗马全军总指挥”（Proconsulare maius），同时提名图拉真为次年即公元98年的执政官候选人，和自己一起担任执政官。
这等于宣布图拉真是共治皇帝。也正因为如此，第一位出身于行省的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大家很自然地以为，尽管图拉真当选几乎已成定局，他还是应该利用冬季的休战期回首都罗马，出席元老院举行的执政官选举大会。然后，在来年1月1日召开的元老院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向涅尔瓦表示感谢。等这一系列活动结束后，可以再回莱茵河沿岸的驻地。那一年正值44岁的图拉真已是一位深晓战事无常的军人。所以，从元老院议员到平民百姓，当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行省出身的图拉真，面对在他面前已经铺就好的、通向皇位的道路，一定会跑到罗马到涅尔瓦面前向他表示感激的时候，他的举动却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公元98年1月1日，首都罗马完全不见图拉真的身影。即使在科隆，获悉涅尔瓦于1月27日去世的消息后，他依然选择了留在前线。
话虽如此，既然当了皇帝，维护首都罗马和本土意大利半岛的秩序就是他应尽的职责。留在国内的唯一一支军事力量，即近卫军团，竟然会做出禁闭现任皇帝这样的举动，这意味着国内的秩序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图拉真决定暂时不回首都，他把近卫军团的指挥官和他们的亲信召到了科隆。对于这位皇帝的命令，那些近卫军团的军官们自然必须服从。然而刚到科隆，他们就被处决了。就这样，近卫军团内不安定分子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留在首都的1万名近卫军团兵虽然对涅尔瓦很不满，但是他们都很敬畏图拉真，也就听从了他的严厉处置。顺便提一句，涅尔瓦是一位文官，没有指挥军团的经历。正因为如此，他才指定图拉真为自己的接班人。
那么，图拉真推迟回首都罗马想要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图拉真是在科隆接到涅尔瓦死讯的。科隆属于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的管辖范围。按照罗马军团管辖范围的划分，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图拉真是不允许越境进入这个区域的。但是公元97年10月，在成为涅尔瓦养子的同时，图拉真拥有了罗马全军的统率权，也就是皇帝的专权。公元98年1月，在科隆逗留意味着在涅尔瓦死后继承皇位之前，图拉真已经在充分利用涅尔瓦授予他的共治皇帝的身份了。再过8个月，他将满45岁，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正式登上皇位之前，这位出身行省、恰逢年富力强的最佳年龄登上皇位的罗马皇帝，已经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他要继承图密善未竟的事业，尽管这项事业会违背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遗训，即禁止继续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因此，既然决定将这件事付诸实施，就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胸怀大志
由于违背神君奥古斯都的遗训，所以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因为他们才是罗马帝国真正的主权人。在罗马，所谓的皇帝，不过是受这两大主权人的委托开展政治活动的罗马公民中的“第一公民”而已。什么是“说服他们的理由”，只要想一想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这两大权力阶层为什么不接受图密善皇帝的做法，就可以找到答案。
在《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讲述图密善皇帝的章节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讲述，所以这里我只简述一下要点。罗马人已经把莱茵河防线建成了铜墙铁壁，又因为日耳曼长城的完工，完成了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河流上游地区的防御体系。在这时的罗马人面前，新出现的敌人是达契亚人，他们已经把势力扩大到了多瑙河下游北岸一带。对罗马来说，生活在多瑙河这条天然防线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怕，只有当它联合周边部族时才会构成威胁。罗马无法再对达契亚人置之不理，是因为正如他们的首领自称“国王”所表明的情况那样，他们已经成功联合了其周边一些更为弱小的部族。
达契亚人因为有了德凯巴鲁斯，其势力得以迅速扩大。德凯巴鲁斯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领袖，野心很大。除了居住在多瑙河下游自己的地盘，他还兼并了生活在现在的匈牙利至南斯拉夫一带及多瑙河中游的其他部族，企图在多瑙河北岸建起一个统一的王国。为了表示自己有能力实现这一野心，他甚至侵入罗马的领地——多瑙河南岸。
德凯巴鲁斯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取得了成功，迎战他的罗马军团被打得溃不成军，指挥军团的米西亚行省总督在战斗中阵亡。
图密善决定亲征前线。在皇帝同时又是罗马全军统帅的指挥下，投入了5个军团的兵力，最终这场战斗以罗马方面的胜利而告结束。达契亚国王提出了和谈请求，图密善未经元老院讨论就一口回绝。在接下来的第二轮战斗中，罗马军团横渡多瑙河，向北岸发起进攻，直指达契亚的首都。
然而，满怀第一仗胜利的喜悦已经回到首都罗马的图密善，得到的有关第二次作战结果的报告却是罗马军队大败。参加战斗的近半个近卫军团和另一个军团被歼，担任总指挥的近卫军团的指挥官阵亡，甚至银鹫旗也落到了敌军手中，这让罗马人备感耻辱。第二次战斗发生在现在的塞尔维亚至罗马尼亚一带。罗马军团主动进攻达契亚人，然而，这一战罗马军团非但没有攻入敌方的首都萨米泽杰图萨，反而在渡过多瑙河开始北上的时候受到了来自敌军的夹击，结果一败涂地。
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却没有让图密善皇帝彻底丧失锐气。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准备再战，以雪前耻。这次，他任命尤利安努斯为总指挥。此人长年在多瑙河防线执行军务，对当地的情况相当了解。
公元88年，尤利安努斯率领军队横渡多瑙河，向达契亚人发起了进攻。他巧妙地运用战术，成功地把敌军诱至平原地带。一旦会战的战场变成开阔的平原，罗马军队将所向披靡，无人能敌。罗马军队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达契亚士兵被打得溃不成军，四散逃窜。然而，罗马军队最终还是没能攻入达契亚人的首都，因为冬季到了。深知当地冬季严寒的尤利安努斯把军队撤回到多瑙河南岸，拆除了用船只串联起来的浮桥，让士兵们进入休整状态，直至第二年春季。到了次年，即公元89年，罗马军队并没有北渡多瑙河。
这是因为图密善选择了与达契亚人和解。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要对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萨腾尼努斯的叛乱事件作善后处理，尽管这次叛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得以平息。
二是有必要牵制帕提亚王国，因为有人假借尼禄皇帝之名竟得到了响应，再次点燃了反抗罗马帝国的火种。
三是也许他认为罗马军队的手下败将达契亚人并不足惧，反倒是那些在多瑙河中游一带挑起战端的日耳曼各部族更需要认真对付。
除了在多瑙河下游，担心把战线扩大到中游地带的图密善，和吃了败仗后，试图挽回劣势的德凯巴鲁斯都无心再战。为了签署和平条约，达契亚王子代表国王来到了罗马。图密善接待他的规格非常高，竟是不低于接待友好同盟国君主的规格。也许图密善认为，可以因此腾出力量彻底清除掉在多瑙河中游一带挑起事端的日耳曼部族。事实上，在与达契亚达成和平条约后，罗马军队就把战斗力集中到了中游地带。战斗的结果是，向维也纳、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连成一片的罗马军团基地发起进攻的日耳曼各部族不得不败退回以前的居住地区。
图密善与达契亚国王之间签署的和平条约，其内容因为图密善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罗马为被俘罗马士兵向达契亚支付每人每年2阿斯的赔款。这些罗马士兵是罗马军队在与达契亚军队的第二次战斗中失利而被俘的。
我们不知道被俘士兵的具体人数，也不清楚为每人每年支付2阿斯是永久性的还是有年限的赔款。
站在图密善的角度去看，既然攻入达契亚首都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很渺茫，那么为了拯救囚禁在达契亚的罗马士兵，也许只能靠赔款了吧。
2阿斯是一个士兵年收入的1/450，相当于去公共浴池4次的门票钱。如果在市场上购买小麦粉，也只够买500克。若能以此换来多瑙河下游地区安宁的话，这个代价或许并不算昂贵。
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罗马人的强烈不满，就像元老院派的塔西佗严厉抨击所表明的那样，元老院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一味地趋于恶化。普通民众对图密善的评价原本并不差，然而，就因为这一赔款事件，连普通民众也开始对这位皇帝冷眼相看了。
战斗中，罗马失去了一个军团加上近半个近卫军团总计上万名士兵，对于这一事实，罗马人忍下了。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用金钱换取和平的现状，尽管支付的只是象征性的金额。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咽不下这口气。他们认为每年为每个俘虏支付2阿斯是失败者向胜利者支付的年贡。所谓和平，是否值得付出任何代价来获取呢？对罗马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即使在帝制就要进入中期的这个时候，依然无须重新思考。
以图密善的性格，他之所以与达契亚签订和平协议，我想很可能是在各种情况好转之前采取的缓兵之计。然而，两年后，他遭到了暗杀。这一切，受图密善皇帝的青睐而出任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的图拉真，在其与多瑙河防线相接的任职地已看得一清二楚。
只年长自己2岁的图密善皇帝被杀一年后，因涅尔瓦皇帝的推荐，图拉真得到了共治皇帝的地位，并得以与皇帝涅尔瓦分享执掌罗马全军总指挥，而不只是纯粹的皇位继承人。他马上用上了这一权力。来到自己管辖地以外的科隆，就是他开始运用自己享有的这一权力的有力证据。三个月后，涅尔瓦辞世。开始独享罗马皇帝权力的图拉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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