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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8 18: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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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岩松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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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乐着

痛并快乐着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痛并快乐着作者:白岩松排版:昷一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12-01ISBN:9787535448798本书由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看到朱总理写完“舆论监督”四个字后,又写下了“群众喉舌”这四个震动人心的大字,我激动地鼓起掌来,于是,演播室内掌声一片,朱总理笑着回过头来对我说:没完,还有呢!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八个字。这张照片就拍于第一次掌声将起的那一瞬间。▲ 在庐山的悬崖上突出一块巨石,上面竟长出一棵松树,这成了庐山一景,人称石松,而这一景也正是我名字的由来。十五年前我拍完这张照片,被工作人员叫到一边,由于这一景游客不得下去拍照,因此我违章,被罚款五元。在当时,这对我是大数目。▲ 在纽约自由女神像前,我手里拿着万宝路烟盒,高举一根烟来个模仿秀。如此调侃自由女神似乎有些不敬,但现如今,在很多人心里,民主与自由的概念是不是变成了以万宝路香烟为代表的物质诱惑呢?▲ 正在吃饭的是国医关幼波,给别人治了一辈子的病,现在常替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人担心,因为关老认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毁健康的多。于是,我们该相互提醒,“1”是健康,婚姻、事业、金钱就是后面一个又一个“0”,健康这个“1”在的时候.后面的“0”越多,你的人生越丰富,而前面这个健康的“1”一旦不在了,你后面的“0”再多,人生也只是一个“0”。▲ 直到今天,看着屏幕上的自己,我仍有一种陌生感,做得不多却得到虚名很多,这是电视送给我的恩惠,却让我一直不安。因此我必须告诉自己:背靠着大树自己却并不是大树。同时还得提醒自己,在屏幕上说很多无价值的废话,无异于谋财害命。▲ 直播一结束,敬大姐、老方我们仨就上了“炕”,这是一种放松状态的延续,也许还是一种开始。▲ 这张照片拍于1999年11月16日上午,采访龙永图的时候,李东生副台长(右二)和新闻评论部主任袁正明(右一)一直待在演播室。龙永图临走时,李台长送他的一幅小画意味深长:马到成功。▲ 三十岁的时候我成了父亲,又过三十年,我六十,他三十。那个时候,他拥有的快乐会不会更多痛苦会不会很少呢?答案取决于未来的三十年中我们将如何行走。地平线断想(代序)

有很多事情,在想象中发生的时候,神圣无比,而当真实的发生到来的时候,人们却失望地发现,它并不如想象中的神奇与壮观。

新千年的来临就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很早之前就为这一天的到来设计了各种场面。于是,我们这些人也一直用倒计时的心态来等待着这一天的这一刻。幻想中,是有些激动的,毕竟告别的是一个世纪和一个“1”字头的千年。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所谓的神奇时刻,更像是商家和传媒联手策划的卖点,在普通人心中,这一夜和平时也许并没什么不同。

不过,我是新闻人,因此即使那一夜自己想睡觉,工作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注定要打起精神迎接新千年。当1999年12月31日24时,那意味着新的一个千年开始的钟声敲响,我来不及激动和感慨万千,身边的直播正在进行,下一个环节就要开始。于是,在这被很多人认为神圣一刻的时间里,我心如止水,在工作中敬业地扮演着螺丝钉的角色,然后几个小时飞快地过去。新千年第一天的凌晨,工作结束了,我出奇地困,于是倒头便睡,忘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新的千年毕竟来了。

在此之前,我们都像一个爬山的旅人,走过的路程陡峭无比,理想、鲜血、生命、眼泪铺就的登山之路异常艰苦。最初的情形我们已无从知晓,因为我们是后半程上的路。走过一段之后,这一个百年和千年的山顶就在我们的眼前。于是,我们相互鼓励着,加油,还有十年,加油,还有九年,加油……五年、三年、一年,在倒计时的牵引下,我们互相搀扶着走上千年和百年的山顶。

原本以为这山顶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上来了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前方还有一个又一个山顶,中间雾气迷蒙,路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晓,而且我们也都悲观地知道,下一个山顶,我们这些地平线上的人大都看不到了,不管那山顶是怎样的美丽或凄凉,都是后人眼中的风景。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停下脚步,地平线从来只用作出发,于是我们只能简单回头看看,然后掸掸灰尘,又该上路了。

不停地有人在说:我们真是幸运,因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千年之交和很多人没经历过的世纪之交。

我似乎一直都不敢同意这样的幸运观。

千年太过漫长,我们这些人怕是没有权利回顾也没有权利去感慨万千的,但面对一个百年,谈论一下的资格似乎勉强还有。于是,我觉得,人走在世纪的中间,浑浑噩噩,迷迷茫茫,也就罢了,可赶上世纪之交,就似乎必然要回头看看,清点清点路程,计算计算得失,这一回头不要紧,竟在百年的路上,查看出我们那么多的创痛、伤口、眼泪,还有贫穷、遭受的屈辱、走错路的遗憾、同胞间因战争或“革命”的互相争斗。

回望中的画面当然是触目惊心的。

然后才开始庆幸:这一个百年毕竟过去,那不堪回首的画面也就在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悄悄合上了。记忆可以掩盖,但回首时心中的那份疼痛却会在新世纪的路上隐隐地持续很久。

这难道就是正逢世纪之交的“幸运”?

在一次不经意的聆听中,发现了台湾歌手齐豫的一首歌,名字叫《觉》。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中都学过林觉民的《与妻书》,作为推翻旧制度的英雄,林觉民何等壮烈,在就义之前,仍能给妻子留下一封大义凛然并流传后世的遗书。

然后我们就都记住了死去的林觉民,忘记了那还活着的林觉民的妻。林觉民就义之后,她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齐豫的这首《觉》,就是站在林觉民妻子的角度上,唱给林觉民听的歌。当然,真正聆听这首歌的只能是我们这些只记住林觉民却忘记了他妻子的人们。“爱,不再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即永恒。”

歌唱完了,听者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在这一个过去的世纪中,以革命的名义,一个又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战死疆场或其他的什么地方,然后在各种典籍中,我们都一次又一次默念着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妻子、母亲又是怎样在人们的忽略中度过余生的呢?

那么远的事,我还是觉得没资格谈,我只是从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角度,替过去世纪中很多的母亲和妻子忧伤一下罢了。再大的苦难,都已经过去,那些妻子和母亲也大都追寻丈夫和儿子的踪影,到另一个世界团圆去了。因此今天的我们再给予怎样多的同情,都有点儿马后炮的意思,所以,写到这儿,也只能是愣了愣神,不过更多是为了以后的妻子和母亲。

关于母亲的话题本该结束,可是由于“革命”或叫“运动”在中国延续了很久,所以连我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权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和母亲有关的话题。

1978年,我从东北的海拉尔去遥远的内蒙古西部的集宁市为我的父亲开追悼会。

到了集宁市,很多母亲过去的同事见到我,表情都有些怪异,一口一个小萝卜头叫着,让我多少有些惊慌。

后来听母亲讲才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内人党”,因此,我刚生下两个月,便开始随父母住进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这边一哭,父母的牛棚难友们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里哭,小萝卜头的称呼便由大人们脱口而出。

知道我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情地送给我一句:小时候够苦的。

我似乎不以为然,年幼无知时,经历的苦难再大都不该称其为苦,因为自己浑然不觉,甚至在记忆中连一些痕迹都没有。那时真正苦的应该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样年代的每一个牛棚里的晚上,当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们落泪的时候,我母亲心中该是怎样的绝望呢?

而在中国,这样的母亲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们还需要安慰吗?如果需要,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安慰她们呢?

新世纪的到来,把这一切记忆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线上的人们,当然更多的时间,是把视线投向前方。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忘记过去的崭新开始,甚至可以说,不好好回头,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对于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新闻人来说,没有资格谈论很久以前的事,刚才说的一些更久远的事,就当是童言无忌,因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动笔的记忆只能从1989年开始。

那一年,我从校园中走出,对于每一届毕业生来讲,这转变都意味着一种挑战和兴奋,但那一年,我们很多人没有。

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震荡,短时间,没人看得清前方,于是,我们也只好在社会的大船上随之起起伏伏。

不管当时怎样年轻,可我的角色已经是新闻人;不管周围怎样乐观或绝望,这都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职业。于是,我不得不在这十年中,努力睁大眼睛,在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心情中,同这个国家一起朝前走。

记得很清楚,1989年春节刚过,我便急匆匆地从家中逃出来,跑回学校,和约好的大学同学共同花天酒地。那个时候,家是束缚,社会这个外面的世界才是我们演出的舞台,在家里多待一天,连呼吸都会觉得沉闷。

1999年春节,我在妻子的家江苏镇江过节,那一个春节,我过得清净,名山名寺走走,清茶一杯,闲谈少许,日子在舒坦中一转眼就过去了。终于到了要从家中离开,回北京去开始新工作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我却忽然像小学生不愿意上学一样,为这一长段家居生活的结束而闷闷不乐起来。其实,这个时候,我逃避的并不是北京也并不是工作,而是在这座城市和这种工作中必有的挣扎、竞争、苦闷和心灵的劳累。

从二十一岁想尽早离家,到三十一岁多少有些厌倦外面的世界,变化的时间只用了十年,这个时候,才真正听懂了十年前的那首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一定有人问我,你的这本书为什么叫《痛并快乐着》?

首先要声明,这五个字的组合并不是我的独创,它来自齐秦一张专辑的名字。

1989年,我们是在崔健和齐秦的歌声中离开校园的,崔健意味着我们面对社会,齐秦告诉我们独对心灵。对于我们这一大批人来说,齐秦这两个字已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而变成了一种记忆的开关。在齐秦的歌曲中,他有很多精彩的创作,都深深地打动过我们,歌词或旋律总是容易和我们亲近。在他的一系列专辑之中,《痛并快乐着》并不特别出色,我听过这一张专辑之后,留下最深印象的已不是哪首歌哪一段旋律,而恰恰是这张专辑的名字:痛并快乐着。

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过很多名字,但突然从某一天起,“痛并快乐着”这五个字就在我的脑海中固执地停留,挥之不去。同时非常奇怪的是,真是应了“名不正言不顺”这句老话,自从我默认了这五个字为书名以后,手中的笔开始变得顺畅,我明白:这五个字正是我手下文字的首领,它们快乐地相遇了。

回首过去十年,仔细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你都会轻易地发现,痛苦与快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每一步走得都那么不容易,有时甚至有点儿坚持不下去的感觉,痛苦自然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然而坚持住了,痛苦过去,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事业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快乐就在我们回首的时候,在看到一条前进轨迹的时候出现了。

改革的车轮飞快地旋转着,经济数字转动的同时,还有我们的心情随之转动,“平静”二字已经变得有些奢侈,而在不平静的转动中,一会儿经历痛苦,一会儿感受快乐,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让自己的心灵坐上了上下颠簸的过山车。

不过,好在痛苦与快乐是紧密纠缠着,如果只有痛苦而没有快乐与希望,那走不了几步,人们就会在黑暗中陷入绝望,从此拒绝前行;而生活中只有快乐没有痛苦,那除了在傻子的头脑里恐怕就只能是在希望中的未来。

痛苦与快乐在心中此起彼伏,恐怕将是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宿命,只要每次回首时,都能快乐地看到中国和我们每个人向前的脚步,那走每一步时的痛苦也就好忍受多了。

其实我们别无选择。

十一

在这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岁月里,作为一名新闻人,我走过十年路程。同大家一样,在新闻的舞台上走每一步都需要坚持,绝望的感觉不时出现,但也都过去了。赶路之后,猛一回头看,自己和身边很多人笑了,我们清晰地看到那条前进的脚印。于是我们时常乐观一下,虽然今日的局面还远远没有达到圆满,但同过去相比进步这么大,已是让人快乐的结果。

就在这种时常出现的乐观中,在自以为是的成就感里,有一天,我们被人当头棒喝。

1998年冬,我们《东方之子》栏目要拍摄一位学者,这位学者也是我们早在字里行间熟悉了的。由于他身上强烈的自省精神和批判意识,使得他在众多唯唯诺诺的声音中显得卓而不凡,自然成了他身边学子们喜爱的人,当然也被我们尊敬,于是,将他请进我们的栏目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一切顺利,我们开始跟踪拍摄。有一天,拍他为大学生们进行的演讲。教室里人很多,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气息,讲着讲着,这位学者对学子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过去是学新闻出身的,但我耻于与新闻为伍……”

话音落了,人群中有些兴奋,然而这句话却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们。

我理解学者话中的含意,也许是过去特殊年代给他的黑暗意识太重,因此他没有看到今日的新闻界正在艰难但却执著地向前变革。因此,被学者犀利的言语子弹击中,我首先感受的是一种疼,不过疼痛过后,我也特别想告诉这位学者,假如讽刺、愤怒、偏激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我一定选择以骂人为职业。但是,激愤在中国于事无补,只有坚韧的改变才是理想中国诞生的良方,哪怕在这种坚韧之中,你会有委屈甚至会有屈辱。

我依然敬重这位学者,因为敢于说真话是思想者的必备美德,但请他也能在同行者的队伍中,慢慢把新闻人列入其中,只有队伍壮大了,改变才会快一些,中国也才会尽早全新。

十二

采访中,总能听到一些至理名言,比如在采访一位部长的时候,他就讲起过一位老人给他的上岗赠言,三个字:“不要急!”

据这位部长说,以前,年轻气盛,很多事情落实不到位,理想不能很快变成现实,心里就急,就气愤,但慢慢终于明白,很多事情都有个曲折反复的过程,非得锲而不舍非得有耐心才成。于是,“不要急”就成为他心中的警句。

我想,这三个字也该送给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不要急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思进取的时候耐得住一时的反复或原地踱步;不要急不是内心真的不着急,看看中国的曲折之路,看看我们落后于别人的那些数字,不急是假的。而不要急正是在这种现实前面,不再梦想着一夜之间什么都马上改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份着急的结果只能是让这个易变的国家走向众人理想的反面,这是最可怕的结局。因此,不要急,就是能耐下性子来,通过渐进式的变革推动着中国一步一步结实地向前走,只要一直向前,哪怕路上仍有很多艰难险阻,中国的明天依然是我们梦想中的中国。

方向是比速度更重要的追求。

十三

新千年到来的钟声敲过也还只是短短的时间,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站在地平线上,多少还有些手足无措,内心会忐忑不安,没人会知道前路会是怎样。

上一个世纪,中国人是用泪水稀释着欢笑走过来的,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理由在新的百年中获取更多,梦想更多。

一代又一代人,不管经历过怎样的打击和波折,面对未来的时候,都会投入更多的希望和歌唱。虽然新的世纪中,依然还会有战争有欺骗有眼泪有失望,但对于刚刚把富强之梦开始转化为现实的中国人来说,最好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能欢笑多于眼泪快乐多于痛苦和平远远多于战争善良永远多于欺骗和伪善。我想,这不该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一切都要从我们今日脚下的地平线开始,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已用痛苦与快乐铸就的坚强为今天搭起了最好的起跑线,新世纪的黎明,雾气依然很重,前方还是一如既往的模糊,但是,让我们出发吧!

走,就有希望。

把手伸给我

留下吻和每一声叹息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不再打扰你

假若爱不是遗忘的话

苦难也不是记忆

让我们的眼睛

挽留住每一个欢乐的瞬息

记住我的话吧

一切都不会过去

……

作者注:对于我来说,诗人的这首诗,是我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白发苍苍的时候,只要这首诗进入脑海,很多过去的情节就会倾泻而出。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每个到了北京的人,都会有一张这样的照片。据母亲说,当初我第一次能站起来,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家中还有照片为证呢。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张,是刚上大学一个月之后的国庆节,我在广场上照的,似乎有些装“酷”的样子。

1989年那一个元旦之夜,在我的记忆中是生命中最冷的一个节日。不过,现在已经有些记不清了,是那一夜真的特别冷,还是因为自己马上要大学毕业,但前途依然未卜所形成的内心感觉。

大学的前三个元旦,全班同学聚在一起,欢欢笑笑,无忧无虑,可以连续玩上两三个通宵。但这种狂欢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已经属于校园里其他年级的师弟师妹们了。

当时我已经大四,正处在决定自己毕业分配的毕业实习中,全班七十多人,有五十来人离开了北京,回各自的家乡去塑造未来,而我们剩下的二十多人都在北京各个新闻单位实习,留在北京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毕业分配的形势非常不好,大学毕业生“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毕业实习开始之前,我们都已经明白,你去实习的单位也许就是你将来要留下的单位,因此如何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显得极其重要。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对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首选,接着是北京的其他新闻单位,而对于我这个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毕业生来说,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面临的局面是中央电视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把握性大一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事。实习单位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的复兴门外大街将近30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的我们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点钟,我们几个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坐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6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就在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这一天,可能是车上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并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来。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到达之后,先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7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现在很难回忆起实习中的心情,只是记得那一段日子里,耳边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和齐秦的《自己的沙场》、《狼》。

迷迷茫茫的两个多月过去,1989年的元旦来了,这个时候,虽然能否分在国际广播电台还没有正面的说法,我还是想约一些同学回学校过元旦,可绝大多数留在北京实习的同学都似乎没有这个心情。最后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回了学校。

1988年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只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就开始迎接新年。

屋子里主要的光源都坏了,由于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外地实习,平日里拥挤的宿舍显得空空荡荡,几个人,一盏昏黄的台灯,并不意气风发的对话,接连不断的啤酒,元旦之夜过去了。这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后一个元旦,往日欢聚时的欢声笑语都已隐隐地远去,将要走出校园也许就意味着走进孤独?那个清晨,大家都去睡了,我走出宿舍楼,狂欢了一夜的校园安静极了。我不得不想,走出这个校园,明天会在哪儿落脚?

这是我1985年将去北京上大学那一天照的,地点是我家门前面的广场,身上穿的是刚刚为上大学做好的新西装,神情间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豪情,不信,请注意叉腰的手。

什么事走到低谷,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转机,清冷的元旦过后不久,实习中带我的老师悄悄告诉我:“由于你实习中表现不错,我们打算要你。”有了这句话垫底,心情一下不同了,很久听不见的鸟声,身边人们的言语声又开始清晰起来。这个时候实习条件也有所改善。由于和办公室里的同事熟了,一个大哥让我住在他们职工宿舍,噩梦一般的早5点赶班车的日子也就随之结束。对于他来说,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可以值得记住的事情,可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我有一种被接受并因此而温暖极了的感觉。这也难怪多年以后,我们好久没见,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但电话那端另外一位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还没从单身宿舍搬出,生命就已经终止,我的感谢再也无从出口,这世界的变化有些太过出人意料。

不用奔波,前途也有了着落,当时的心情自然好极了,只是这种好心情没有享受多久。春节快到了,我们的毕业实习也停止了,这几个月的实习很像赌徒为前途下的注,而这一赌局,看起来我赢了,于是,自己几乎是吹着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谁又能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波折就在后面等着我,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在后面等着我们。

春节过后,因毕业实习而分别了很久的同学都返回了校园。由于有了毕业实习中单兵作战的酸甜苦辣,重新相聚,自然格外亲切。大家可能都意识到,大学生涯剩下的时间不多,这是散之前最后的聚,寒暄问候之后,一种夹杂着淡淡伤感的温情在同学中弥漫。

实习过后大家的前景各不相同,有人落脚点已定,剩下的时光将在享受中度过,而大多数人依然前途未卜,有人叹息,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听天由命,但都在做最后的努力。

课程重新开始,可大家都有点儿心猿意马,我的心情还算不错,心中已在设计,将来在国际台的工作会是怎样一种人生故事呢?

好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实习老师把我找去,告诉我,由于今年国际台要毕业生的计划发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编辑,因此我分到国际台的安排也相应更改。我重新成为了自由人,这份自由意味着,国际台之梦对我来说破碎了,我必须重新为未来奔波。

一瞬间,我从虚幻的梦中醒了过来,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没人知道我该怎么办?

又开始奔波。

这个人围成的圈是为了我们的告别,大学四年,除去宿舍和教室,体育场是我们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一只滚动的足球把我们的青春和友情都凝聚其中,要散了,我们这支球队就在空旷的球场上来了最后一次的团圆,你猜,哪一个是我?

每隔几天,系里总会有一些新的就业信息,我和很多单位见过面,回呼和浩特,去青岛,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一直没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广东传来信息,广东一家电台打算在我们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须再到那儿实习一小段时间,看人家对你的兴趣如何。

北京留不下了,广东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改革前沿的广东恐怕是极具诱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这辆末班车。经系里同意,我早早去火车站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再为前途赌一次。

几乎已经在心里相信,我将走向南方,虽然我的家在这个国家的最北方,但未来没有着落的时候,路途遥远又怎能仔细盘算呢?只恐怕以后和母亲相聚的日子将会很少,因此在作出向南方的决定之后,心里颇有点儿大义凛然的意味。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不得不感慨,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可谁能想到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系里,是否还有毕业生可以来面试一下,他们希望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系里通知了我,去试试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边有同学在那儿实习,二来我本就是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才选择去国际台,这一次又怎能因祸得福呢?

在去广东的头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试我的是人事处的老师们,他们的态度很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的,只是由于心中所抱希望不大,因此态度十分自然平和,实话实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告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回到学校,我被告知,由于要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结果,我必须退掉去广东的火车票,推迟几天南下的行程。为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会不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几天过后,消息传来,我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可,一个下午的谈话竟真的决定了我的未来。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报,将喜讯告诉远方的母亲。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局,本来奔的是国际台这个目标,日夜兼程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不敢想,却在一个下午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必须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处那天下午和我谈话的所有老师,他们的感觉和最终决定在危机时刻解救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

很多年后,每当我回忆毕业前那一幕,心头都会涌上一种难言的情感。我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只是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这一幸运的结果又为我在几个月后种下了磨难的果子。但机遇的获得,于我毕竟是幸事。

好的心情持续的天数不多,安安静静的课程进行了没几天,一场大的风波在北京渐渐兴起,大学生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夜之间,话题变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比较起来,哪个轻哪个重自然算得清。再没有安静的校园,再没有因小我而产生的叹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竟然纠缠得如此紧密。看样子我们注定要度过一个终生难忘的最后学期。

从4月末到6月初,我们的生活和京城的其他大学生不会有什么不同,谈论的问题关注的未来都和国家有关,而毕业分配虽然也在很多人的努力下陆续解决,但它在每个人的心中所占的分量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重了。

一切都不可能安静,更何况这个时候选择安静又有什么意义?

但最后我们还是必须安静下来,我们的同学大多数坐上火车离开了北京,我们全班七十二名同学最后在校园里只剩下男男女女八个人,我们戏称这是最后八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校园安静极了,我们当然只能在校园内活动。记忆中我们不是一起聚在这个宿舍就是聚在另一个宿舍,大家开诚布公地讲好了自己还有多少钱、多少饭票,都以为会打一个持久战。死一般的沉默没有使我们绝望,只记得说话都是小声的,都隐隐地盼着什么。

日子开始奔6月底走,陆续开始有同学回来,但回来的都是毕业生,因此注定不会使安静的校园变得热闹起来。最初的恐慌过后,也可以进城了,说话的声音也开始大了起来。一个多月没有思考过的毕业问题又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而这个时候我们四年相守的大学生涯只剩下十多天的时间。

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下,这该是怎样的一种难舍难分!

开始学着强打起精神,要散了,总该热闹一下,然而为告别而举行的狂欢似乎难以启齿,于是我们打起班主任婚姻的主意。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长不了我们几岁,和女朋友也相识很久,大家就闹着非给他们办一个婚礼不可。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开始抓紧时间紧锣密鼓地操作,在班里又是选伴郎,又是选伴娘,我们一起张罗着,并在校园旁边的一个小餐馆里订下了婚宴。

班主任的婚礼被我们催促着就这样提前举行了。但无论是班主任和他的未婚妻还是忙碌的我们其实都知道,应该是红色的婚礼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下只是一个希望能制造欢乐的理由。婚礼和宴席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开始还是欢声笑语的,同学们的祝福声声入耳,然而酒过三巡,最初的哭声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接着便传染开去,形成了哭声大合唱,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下怎样的场面呢!

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婚礼?多年以后,我们的师母得上了一种不太好治的病,不知怎么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我竟忽然想起那个悲壮的婚礼,并开始拥有一种强烈的内疚。如果不是那样的一种心情,如果不是那样一种离别在即的气氛,也许婚礼该是喜气洋洋的,那么师母得到的祝福会更多,病,或许就无从扎根了。

写下这段文字,愿能是个祝福,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我们这些已经远去的同学愿用遥远的笑容和真诚的祝福补上婚礼的那一课,愿师母能从病痛中走出。

我相信众人的祝福是药。

这个婚礼宴席我不知道是怎样结束的。因为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我在宿舍的床上。那些没有喝多的同学互相搀扶着回到教室,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样强劲的节奏中,跳了一夜柔情的告别舞蹈,我不知道那该是怎样的一种舞会。

剩下不多几天中,该照相的照相,该喝酒的抓紧喝,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在彼此的毕业留言册上留下自己的话语。

十年后,我打开好久不敢翻开的毕业纪念册,十年前的心情和心态重回眼前,平和的告别日子里也许留下的更多是彼此的祝福,但我们这一届太特殊了,竟多是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和对前途的迷茫。

在我的本子上有这样的文字:“老白,哭是另一种坚强。”“五十年后,面对行刑队乌黑的枪口,我们想起那个相聚的午后,然后感叹当初为什么不很快乐地活着?”“在广播学院哭过几次,每次总有你在场,以后哭的机会不多了。”“原来以为这世界就是我们的了用许多颜色来画了个痛快可爷爷领着叔叔来了说真庸俗真下流真可笑你这样画没道理你眼里看到的不是太阳不是星星不是人不是右侧通行的高速公路……”“酒后黄昏,我摇摇晃晃走到生命消失的地方,雨打风吹后的绿草丛上,白花依在,我才明白有些事想忘也忘不掉,于是带着忘不掉的过去赶海。”

…………

在岁月面前,我只好投降。毕业十年后,我和同学一起再回校园,于是,我在当初睡了四年的床上留影,背后的照片被新人类换成了周慧敏,桌上有我不熟悉的电脑,其他,还有什么变了呢?

打开这样的纪念册,就像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珍贵的东西总是不敢去随意地触碰。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年就这样在伤感中翻过去了,那些青春的迷惘和狂妄,那些足球场上胜负后的笑声和眼泪,那些无拘无束的梦想,那些没有任何杂念的友谊,都如同毕业纪念册一样,在仔细翻阅过后就合上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最后分手的时候终于到了。校园里没有往年那样低年级同学为高年级同学送行的场面,因为低年级的同学都在各自的家中关注着时局的变化,而我们却不得不彻底从校园中离开,只好自己为自己送行。

打行李、捆书箱,一切亲力亲为,忙完自己的还要去帮女生的忙。一切收拾停当,把所有的行李堆放到校园里等待托运。那是一种逃离的景况,一切都杂乱无章,行李旁的毕业生们,脸上看不到对未来的兴奋和乐观的冲动,迷茫和疲惫是共有的表情。

行李托走回到空荡荡的宿舍,大家平静地沉默着,似乎是在为最后的离别酝酿着感情。

到了执手泪眼相送的时候,我走得晚,因此竟有两天的时间是在火车站度过的。一拨一拨地送着,去湖南的,去甘肃的,去山西的,去福建的,每送走几位同学就是送走一段记忆,哭声也是从最初的共振走向最后的哽咽,那几天的站台,倾盆而下的是泪雨。

我也要踏上火车,虽然不久以后还要回来,但这一次的火车开动毕竟与以往不同。和车窗外的同学在火车启动的提速中越来越远,真诚和快乐的日子也如此离我们越来越远。在长春,送下了好朋友又登车,早上到了哈尔滨,由于我的目的地是海拉尔,因此得等到晚上倒另一辆车,为了度过这空白的一天,我上午到了松花江边。夏天的哈尔滨舒服极了,和煦的阳光打在脸上,竟打出了我的睡意,好久好久没有睡过整觉了,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疲倦至极。于是用提包作枕头,把自己放倒在江边的长椅上,很快就睡去了。

那一觉似乎没有梦。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就在松花江边的一条长椅上,在睡梦中结束了。乡居一年:无所事事的历练

我很少有这种凝神静气的照片,这是在乡下锻练期间,我们出去玩时留下的,今天再来看,挺反映那时的心境,何必睁眼看眼前的世界,还是在自己的心中找吧!

终于到了家中。

那是草原上最好的季节。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东北的夏季很短,从6月底到8月底匆匆就过去了,那里的人们要经历近六个月的冬季,因此这匆匆而过的夏季是诱人的。平常的日子里,这样的夏季总是人们心中欢快而高歌的日子。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园又即将走向社会的人来说,那一个夏季却似乎没有感受到晴朗天空底下那浓郁的草香。

现在回头看,那一个暑假很像是在旅途中,离开了一个站台,而距离下一个站台还有一小段路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让人心里空空荡荡的。更何况这一个夏季中,北京被人们反反复复地谈论着,本来我已经熟悉的城市重新又变得陌生起来。

像匆匆的夏季一样,这最后一个暑假很快就过去了。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月10日就要报到,因此,8月8日下午,我就要登车远行。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最初还没有感觉到一种太强烈的离别情绪,送行的朋友早早就来到我家,大家在屋里谈着,开着各种玩笑。而妈妈在厨房中准备送行的饭菜。

水没了,我去厨房拿暖水瓶,推开厨房的门,突然看见妈妈一边在切菜,一边无声地掉着眼泪,肩膀一耸一耸的。

那一幕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离别的情绪猛地一下来了。一瞬间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语来,赶紧拿了水瓶离开。妈妈看见我,很快用笑容掩饰伤感,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伤感被凝固了。

妈妈老了。怎么好像是一转眼的事儿,从儿子哭哭啼啼,却一转眼长大了就要离开家乡,虽然远去北京,还算是一种安慰。但以后的日子对于母亲来说,恐怕就更要孤寂一些。也许天下的母亲总是这样,孩子留在身边,日子是欢快的,可又怎能把孩子束在自己的身旁。把一手培养大的孩子放到更大的世界中去,欣慰与悲凉千缠百转地交织着,笑容与眼泪也就自然地交替着。

送行的饭大家欢欢笑笑地吃过了,心情却藏了起来。说了各种祝福的话,然后不得不奔赴火车站。

上了火车,送行的朋友与亲属不停地招手,而我在招手的同时却一直盼着母亲的身影出现。因为母亲是坐另一辆车,也许是因为堵车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直到火车开动,母亲还没有赶到,我的心情随着火车的缓缓开动一步一步沉入谷底,眼泪忽然间掉了下来。

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故乡、亲人和朋友。

以前出门上学的时候,自己就像一只风筝,不管在远方的天空中怎样翻飞,总有一根线牢牢地抓在母亲的手中,而自己也就像只候鸟一样,每年的冬夏两季总会飞到母亲的身边。而这一次风筝的线断了,自己以后怕也感受不到季节的感召了。我终于成了游子,故乡也终于成了异乡。二十一年后,我再次扯断了和母亲和故乡相连的脐带,飞走了。而北京会成为我的家成为我的梦想之地吗?

一路无话,只有车轮单调的声响。

…………

8月10日早晨,火车到达北京,仿佛第一次到达北京一样,心里竟有种没底的感觉。一到上班时间我就赶到了位于复兴门大街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大楼报到。四年一个轮回,四年前我刚刚到达北京后的第一站也是这座大楼,为哥哥的一位朋友捎个东西,而四年后,我自己将成为这座大楼中的一员。天空中不知是怎样的一只手在摆布着这一切。

但奇怪的事发生了。

上班报到,进了大楼后,我到哪一个部门,都有人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惊讶地看我一眼,“你就是白岩松?”“我是啊!”“那你赶紧上广电部干部司去一趟。”

大家都好像知道了什么,可谁也不愿意告诉我。我蒙在鼓里。

进了干部司的办公室,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之后又惊奇地问了我同样的话:“你就是白岩松?”“是啊!”“经过认真考虑和一些特殊的情况,你的档案被我们退回到北京广播学院,我们不打算接收你了,请你回学校吧。”

如五雷轰顶,我不知道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前面的路仿佛被堵死了,我几乎立即成为这座庞大城市中的又一个游民。

下了楼,我赶紧去招我的老师那儿了解情况,原来几封匿名信,为我罗列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当时极其敏感的,于是我就被发送回广院了。

我知道了真相,也知道了这几封信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而且就来自我过去的身边。

一瞬间,我想去他那里,不过很快就制止住这个念头。那样一种相遇的后果没人可以收拾。

不知当时怎么想的,走出广电部的大门,我跑到了我一直喜欢的圆明园,整整划了一下午船。手里的船桨是怎样划动的,我好像靠的是下意识,脑子里却是浮想联翩,一会儿想到寒冷处,一会儿陷入绝望境地,但不管怎样,最后在头脑中明白一点,前路的大门还没最后关死,即使只有一线光亮,我也要全力去争取。

给予我的时间还有五天,因为报名的最后截止时间是15日,如果这五天中我不能改变既定事实,那我就将再一次面临毕业分配。后果是怎样,当时还不敢想。

回到学校,住在朋友的宿舍中,开始整理各种证明材料,寻找各样的证人,以帮助自己拥有一部分主动,然后每天把有关的材料送到广电部。来回路途五十多公里,我都是骑单车往返,一天只吃上一顿饭,当时支撑我的就是:别人想要打倒你,但自己却要努力站住。

好人太多了,当我写到这里,脑海中是众多头像,从我的老师曹璐、闻闸,到我在校园内的朋友,都把援手伸了出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和我一样气愤,但都没有只仅仅给我一种气愤和同情的态度,而是把我最需要的帮助给了我。

事情终于戏剧性地有了转机,在学校老师和领导(并不认识我)的呼吁和沟通中,8月15日下午,报名截止的最后一个下午,本已绝望的我忽然被告知:你明天可以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来的大学生一起去北京郊区学习一个月,工作证是否给你看你学习的情况。

天又晴了,我身边的朋友、老师和我一样高兴和激动。

这个时候我已疲惫极了,但挣扎总算有了结果。看来无论怎样的危局,人们只要不首先在内心投降,局面总会有转机。

我不想去谴责写信的人,其实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个人交往中的恩怨,甚至彼此间的距离还很远,但特殊时期里强大的生存压力下,这样的举动也算是一种挣扎,而我不过成了他挣扎中的一个目标而已。事情过去很久了,我依然衷心地希望,那只是他一次青春的失误,因为生命的路太长了,而只有青春时的错误才有机会弥补。

…………

8月16日,我终于和众多分到广电部所属各电视台、电台等单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站在了一起,虽然工作证还没有给我,有一种“以观后效”的感觉,但在那个时候,这种局面的获得已经藏着太多善良人的帮助,因此在心中,天气是晴好的。

按惯例,我们这些新分来的大学生要在工作前先学习一段时间,地点是北京郊区著名的窦店乡。在那里,广电部有一个培训基地。只是由于时局特殊,我们的培训时间长了些,为一个月。

到达目的地,学习就开始了,上午一般是看有关刚刚结束的那场风波的各种资料片,由单位的领导带着我们,下午点评、反思、发言,气氛自然是凝重的。

不过学习之余的生活是丰富的,晚上一般有好的电影可看,调剂了大家的心情。

毕竟是年轻人聚在一起,整个培训中心欢声笑语,加上伙食搞得不错,一个月的时间也就很快地过去了。这期间,当时的广电部部长艾知生、各个台的台长都陆续来给我们讲课,随着日程的推进,培训的后期,对敬业精神、岗位意识和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这样的内容开始占的分量越来越重,气氛也就自然地扭转。

一顿让人印象深刻的告别宴之后,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培训也就结束了。如果不是这期间还都加强了体育锻炼,也许每个人都会发胖。

培训是结束了,却还远远没有到上岗的日子。

我们这一群毕业生又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将在农村锻炼一年,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之后才能上岗。

回到北京,我们经历了短短的休整,就又再度集结,集体踏上了走向农村之路。

我们锻炼的地点是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区,方式是化整为零,上百人被分到房山区的各个乡,有的乡分到的人多一点儿,有的少一点儿。一份详细的分配名单,决定了我们各自未来一年的生活归属。

我和另外六名毕业生被分到了房山区的周口店乡。这是北京著名的考古胜地,北京猿人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也因此,当我听到被分到了周口店的时候,心里产生了幽默的念头:这才叫真正的“从头再来”,直接从“直立行走”开始。

我们当然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日子。一行七人带着各自的行李被周口店乡的一辆面包车拉到了乡里,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

…………

周口店乡的乡政府是座四层大楼,我们的住处就被安排在这座办公大楼里。当然两人一屋的房间白天还是办公室,而到了晚间,工作人员都下班了,我们才自由,这一间办公室成了我们各自的家。

乡里的领导们是客气的,感受得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比较有距离,这也难怪,时局毕竟有些特殊,直到半年之后,还有一些乡里的同志会恍然大悟地说:你们原来不是因为有问题才到我们这儿来的呀!

我们七个人三男四女,加上财政部也有一位毕业生在这里锻炼,因此整座楼到了晚上就是我们八个人。年轻人聚在一起毕竟有我们打发时光的方法。八个人中,还有我大学时的三位同班同学,因此日子并不难过。其实乡里没给我们分配工作,白天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看看书,和乡里的同志们谈谈天,加上乡里对我们客气,因此每个白天都是晃晃悠悠就过去了。

到了晚上,我们自然拉开牌局,天助我们,一起同来的人大毕业生女同胞小姜牌技不错,于是我们三位男士加上她每天晚上便展开激烈牌局,打法是现在也十分流行的双升级,也就是两副牌打的80分。在我们打牌的时候,其他人有的打毛衣,有的聊天,气氛自然而温馨。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的我们是看不到电视的,因此每天打牌的时候,背景节目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雅坤和贾际的声音陪伴我们的每一个夜晚。

每场牌局的竞争是激烈的,但总的心情是平淡的,白天的无所事事更强化了这种平淡的心情。只是偶尔也会有一件激烈的事情破坏一下这种平淡。

在乡下一年的时间里,这一张照片常常被我拿出来翻看,这是大学时我们全班一起在迎新年时照的,一种挡不住的快乐和青春在照片中飞扬。然而时过境迁,照片中的人已是天各一方,在周口店的小屋子里,我时常想重回照片之中。

有一天半夜,我早已熟睡,但忽然被一种摇晃的感觉惊醒,醒来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床正碰撞着旁边的墙。“坏了,地震了!”走廊里也传来同学们的惊呼。可让我到现在都感到奇怪的是,究竟是那天晚上太困了,还是平淡的日子给了自己一种无所谓的状态,晃着晃着,我竟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才想起这件事,跑出去问同伴,他们都乐了,“你够不怕死的,我们昨天都跑到楼下去了,你也不下来,后来看不晃了,才没上去救你。”这一次经历极度偶然,但总算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一点儿色彩。

在大学的时候,体育锻炼就成了习惯,因此刚到周口店乡的时候,我们几个还经常下来打打篮球,跑跑步之类,可后来发现不行,营养有点儿跟不上。每天傍晚活动量太大,一会儿就饿了,但在乡里,半夜你上哪里补充食粮呢?因此后来,大型体育活动就在我们生活中除掉了。

然而小型体育活动还是要搞的,办公楼的上面有一个乒乓球台,被我们发现之后,就成了我们除了牌局之外的又一个战场。很多日子的下午,我们都会在乒乓球台的旁边度过时光。可惜的是我们几位的乒乓球水平都不算太高,因此拥有这样一段难得的集训时间,水平也没有多大起色,否则如果有高手指点,这样地全身心投入,至少将来回到台里也可以称霸一时啊!

在这样的日子中,吃又成了第一话题。由于离我们办公楼不远就是周口店猿人遗址,因此我们常开玩笑:老祖宗当时,吃肯定是第一话题,而咱们今天也如此,锻炼看样很有成效,直接与古人看齐。

当时的周口店乡政府有一个小小的食堂,中午的时候,吃饭的人还算多,到了晚上就是我们八个人了,几乎天天的炒疙瘩和炒饼,一般到了晚上10点之后就又开始饿,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在大学四年中经过了严格训练,因此克服起来不是太大的难题,但仍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当时只要有进城的机会,我都会一下车,先奔副食店,买上一根香肠或是其他食品,很快地边走边吃,然后体会到一种难得的满足感。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拥有这种满足感,那就是骑上自行车,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到其他乡里的同学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们哪里有不招待的道理,就这样也幸福过几回。

同学之间的来来往往是多的,不仅有一起在北京房山锻炼的同学,还有大学同学到北京出差,也会自然地来到周口店乡,大家聚上一聚。看着他们已经在工作之中,没有经历锻炼中的无所事事,心里很是羡慕,毕竟投入紧张的工作可以忘掉很多东西,而独自无事的闲居,脑子总是停不下来,思考得多了,自然也是种痛苦。因此当时盼望工作的念头是日益强烈,而在每一次和大学同学的相聚时刻,这种盼望都会更强烈些。

聚会中,领同学去参观我们周口店乡的知名景点北京猿人遗址是从来不会落下的一项功课,从锻炼开始直到第二年7月底锻炼结束,我总共去了猿人遗址二十一次,也因此我敢大言不惭地说:那儿的一草一木都熟极了,至少当一个导游是十分称职的。

这是我们几个锻炼之人和乡领导与我们领队的合影,背后自然是周口店乡政府的大楼,照片中还缺两个同伴,这显得有些无组织无纪律,当然,细心的人也会发现,我也好不到哪去,脚上穿的竟是拖鞋。

就这样,寂静与平淡的日子一步一步走向了尾声,收获是有的,厚厚的《红楼梦》终于细细地读了一遍,还有好多书都留在了记忆中,和音乐的感情也在这一年中深化,太多的心情在旋律的起伏中被释放,今生离开音乐的生活是不太可能了。

而更大的收获是友情,我们八个人在空空的楼房中相互用友情温暖着,和那些一个人或两个人在一个乡锻炼的同学相比,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当这种情谊结下的时候,即使无聊的夜晚也似乎在回忆中温馨得多。走出周口店乡,大家又融入城市的万家灯火中,也许交流的机会不多了,大家又都各自有着不同的心事,但彼此温暖的那一年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再也无法清除。

当然和周口店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友谊也深了,忘不了在他们家中吃的包子,忘不了他们宽容地看着我们无所事事的笑脸。唯一遗憾的是,本想锻炼中多和群众打成一片,但一直在办公楼里的乡居生活,使我们的朋友多是乡里的各级领导,而和普通百姓的真正友情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来弥补了。

1990年7月,乡居一年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终于要回城。临走的时候,周口店乡政府给我们八个人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回城之后的最初日子,我们都是骑着从周口店带回的自行车走进各自新鲜的工作与生活的。我们终于融入北京城的车海人流中。平静的日子结束了。

很多年以后,我一个人偷偷地回过周口店乡。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大街上行人很少,周口店乡政府的办公大楼静静的,园子里的绿化比以前好多了。乡居一年的欢声笑语又开始依稀地跑出来,心里开始有些难言的感触。

不管是怎样的日子,不管是不是你主动选择的日子,只要在你生命中留下痕迹,回忆时便总是夹杂着一种温情。因为那一年的日子毕竟是在我们的青春中,是我们八个人一起走过的,是我们一大群人一起走过的。病中人生:不请自来的领悟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给我拍的照片,体育场上,我得到的奖品是饭碗。而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却总是想到生病的时候,不知担心的是工作这个饭碗,还是生命这个更大的饭碗!

在人的一生中,内心深处常常会有几次惨烈的战争。或因为情感的重创或因为亲人的离去,还有理想的破灭甚至是因为一场疾病。

在外人看来,“战争”中的你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一样的上班下班,只可能沉默多了些,偶尔拥有的笑容会有些异样,但人群中大家都各有心事,这些蛛丝马迹很少有人读懂,因此注定了这场“战争”只有你一个人来品味。

无论怎样的内心战争,总是敌不过时间这个对手,当硝烟慢慢退去,一个人默默打扫战场的时候,那种惨烈的情景常常让自己触目惊心。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战争,而且不只一场,其中最惨烈的是因疾病而起的交锋,这种疾病的表现偏偏不是卧床不起,而是卧床难眠。因此白日中的自己还在人群中,但每到夜晚,就不得不在无眠的床上,让内心的交战越来越激烈。这场战争已经结束多年,本来不打算回首,希望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最好,可谁想到,一次节目中的偶然吐露天机,这场“战争”的炮火硝烟又陆续回到我的眼前。

1999年初,一位十七岁的张穆然小姑娘牵动了京城众多人的心。小小年纪由于疾病,生命即将走向尽头。记者在采访她的时候得知,她想参与主持一期《实话实说》,和喜欢的主持人见见面谈谈天。这样的愿望我们当然愿意满足她,于是有了《实话实说——感受坚强》这期节目。

在这期节目中,有一个中学生问我:你有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事情?你是怎么对付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如实回答。我对这位中学生说:我曾有过严重的失眠,由于几个月持续睡不着觉到后来我对生命都失去了信心,几次都想离开,因此我没有张穆然坚强,只是后来时间这个无言的医生慢慢治好了我的病,因此我盼着时间这个医生也能拉穆然一把。

我之所以坦诚相告,是想告诉病床上的穆然,即使今天能够欢声笑语的人们,在他的过去和欢声笑语的背后,也都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折磨,因此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的这番话没有帮助穆然什么,几天之后,她还是离去了。当太多的人们关注这期节目的时候,同时也记住了我和小崔的失眠。于是,一段时间内,与此有关的信件接连不断地向我们涌来。信的内容整齐地分为两种:一种告诉我们怎样治失眠,一种是问我们怎样才能治好失眠。

写信的人分布在天南海北,性别、年龄、职业也都各不相同。求治者的信中把失眠者经历的内心战争描写得惨烈异常。有一位大学生从中学起就严重失眠,但家里人并不认为这病有多大,在一种望女成凤的感情中,全家人终于让她上了大学。到了学校,失眠并不见好转,居住环境却比在家中还要恶劣得多,可以想象:一个宿舍七个人,其他六个人活力四射,沾上枕头就是一觉到天明,而这位失眠者却是辗转反侧,内心的苦痛该有多么剧烈。由于长期失眠,身体恶性循环,吃不下饭、忧郁,干事无精打采,学习成绩也不尽如人意,很自然地这位年轻大学生产生了厌世轻生的想法。

…………

还有很多很多,读着这样的信就仿佛重读我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段道路。同病人总是相怜,这些信也在告诉我,在每一个看似美好的夜晚,有太多的人畏惧着长夜,畏惧着自己的无眠。那种恨自己的怒,怜自己的怨,都只能停留在内心。长夜无眠除了和孤灯相伴,还能和谁去倾诉?

人们常说:“牙痛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也是一样。平日里,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太多,可如果失眠成了习惯,那种折磨犹如软刀子杀人,内心的挣扎和绝望感受比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病还严重。在人群中,这种病多发,尤其在用脑的群落更为普遍,难怪在我采访过的很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中,讨论哪种安眠药效果更好并不是一个少见的话题。

接到这些关于失眠的信,我一直没有详细地一一回信,希望我在此写下的文字能算作一种答复和祝福。我们共同经历过便能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苦楚,愿它能在人们的身边消失,这样的话,夜才是浪漫的,生命之树才是绿色的。

对于我来说,几年之前,这场面对自己的战争来得似乎没有预告。

人群中总有一种说法,本命年该如何如何,我一直对此说法将信将疑。但1992年是我的本命年,而内心的战争偏偏在这一年爆发,难怪我的一些朋友会将这一切挂上钩,抱怨我过年时不系上一条红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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