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小莲,刘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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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的旅程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荒漠的旅程
作者：彭小莲，刘辉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1-01
ISBN：978702010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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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一读这样一部书
陈思和《荒漠的旅程》付梓，彭小莲十分坚决地告诉我，这不是一部长篇小说，它的内容绝不是虚构的。她称它是一部“延续性纪实短篇集”。可“纪实短篇集”又是什么意思？纪实性的短篇小说？还是短篇的纪实体文章？我带着疑团开始阅读——眼睛一接触这样的文字，我就明白了。显然，这已经超越了小莲的前作《他们的岁月》。这回不仅是一群“胡风分子”的特殊遭遇，书中人物的背景更加复杂，时间的跨度更加久远，“他们”的岁月又夹杂了“我们”一代的岁月，四代人漫漫跋涉于无边荒漠。岁月太残酷，时间太漫长，题材太浩大，历程太复杂，以这样的大题材与本书的篇幅作对比，这些文字只能说是一个“短篇集”，但这是长途跋涉中人们留下的血滴汗珠，蕴含了受难者身体发出的难闻的生命气味，撒落在历史荒漠上，然而“它”又是“延续地”撒落、撒落，连缀成了这样一本用血汗生命谱写的书。
记得何满子先生生前在为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作序时，也说到了文体的问题。他说：“很难从文体论的概念来为这本书定性：家史？人物传记？专题性的长篇报告文学？电影故事的文本？或是人们常说却于理不能认同的所谓‘纪实小说’？都像，都不全像。我只能说，这是一部叙事体的诘问人生的书。”如果说，《他们的岁月》是彭小莲以其父亲的遭遇追问了1955年“胡风冤案”的悲剧形成与可怕后果，那么，《荒漠的旅程》的两位作者——彭小莲和刘辉，则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作家刘溪一家的前世今生，对着百年中国历史提出了严峻的诘问：百年来的中国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一代代中国人——从晚清算起：洋务派傅冰之算第一代，留日医学博士吴序新以及比他小十多岁的罗人鹏、罗人鸾算第二代，追求革命并成为“革命”队伍一分子的刘溪和吴颐、吴进以及苏铭適等是第三代，而叙事人彭小莲、“小莺”（刘辉）、“小莺”丈夫秦孝章、姗姗等是第四代，他们是受尽蹂躏而出国逃亡的一代；至于第五代——晶晶，则已经成为一个不怎么会说中文的洋学生，专业是美国文学，成为美国的第二代移民，下一轮的历史将在大洋彼岸开始轮回了。当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洋务派、留学生、中共革命者，都是时代的骄子，他们的人生实践，成为优秀的中国知识精英百年来前赴后继的一条拯救国民于千年古国昏睡中的康庄大道，辉煌的理想也曾一直鼓舞着人们透过一时笼罩的灭顶之灾而期盼永恒的未来之光。但是，最终是什么力量，什么魔怪精灵，把他们的后裔们推向海外，一如随风飘去的飞花转蓬，无根可依？这是历史的悖论，是荒诞的时间之流所映像的百年中国之命运，也是当代中国人万不可轻易放过的世纪之问。
当然，这样的庄严之问，可以用更宏大的篇幅精心构造史诗般的文学巨著来探寻，也可以用多卷本的大河小说和众多的艺术形象来表达——当代文学创作中并不缺乏这一类的主题及其表现。而《荒漠的旅程》没有走这样一条创作之路，它的两位作者，利用的是自身的家史和经历，以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真实家史为见证手段，从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家族的演变史里揭示启人深思的人生问题。因为是家史的整理，就来不得虚构，书中的叙事人也就成了故事的当事人，“小莺”（叙事人“我”）对家族史的探寻，成为整个叙事的起点。“小莺”的叙事是从1989年4月申请赴美探亲，携女出国后又遭丈夫冷遇开始写起，叙事起点是个人的命运处在一个纠结点上——婚姻、家庭、国家的命运都处在临界点上，飞花转蓬成了这一代人的新的命运象征。如果说，“文革”时期家破人亡、插队时期漂泊天涯，都还是来自外在的灾难性力量的推动，而这一次，则是“小莺”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来担当。按照时间的推算，“小莺”应该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1978年分配在上海一家中学担任历史老师，丈夫秦孝章似乎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华师大毕业后出国深造，他们应该在1982年前后结婚，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也就是说，本来她已经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家庭和生活的权利。而这一次出国和异地定居，是申请者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但是这个选择的背后，又关联着叙事人对这一份来之不易的稳定生活的极度不安全感，而事实也证明，这种不安全的预感不是空穴来风。于是，可怕的家史回忆与此时此地的境遇就联系起来了。我不了解作者刘辉，但从文本上看，这个以刘溪家庭为中心的家史，应该是刘辉的家庭故事，刘辉即“小莺”。而有相似身份、毁家更早的彭小莲参与了这份血泪家史的对话、整理和书写。看得出来，书中许多感慨、议论与《他们的岁月》《美丽上海》里的非常相似，属于彭小莲式的激愤、牢骚和思考。
这份家史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从傅冰之到“小莺”整整四代人血脉相传的延续性历史，但是因为出于私人的回忆，或者是听者的转述，很多隐私就不得其详，全书三十几人出场，真正能够勾勒出来的还是外公吴序新、小外婆罗人鸾、大姨吴颐、母亲吴进、父亲刘溪等等，关键人物还配了照片，印证家史的真实性。
从全书的叙事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刘溪家庭及其妻子吴进的上代家庭的历史回忆，另一部分则是当事人“小莺”出国后的个人经历。这两部分不是按章节分前后叙述，而是穿插在一起交替叙述。能够使这两部分紧紧地融为一体的，除了对家史的连缀以外，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线索，也是作品隐藏于家史叙事之内的最感人的部分，那就是人类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她们内心世界被关注的程度。叙事中从傅敏、罗人鹏等女性的故事开始，她们几乎都是在现代社会观念的照耀下，经历了从追求自由恋爱到充当贤妻良母，最终又都以难言之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过程；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由于叙事者的故事是从异国投亲、丈夫有外遇、几乎遭到遗弃开始的，又是以弘扬了忍耐的传统美德，维持了家庭的圆满为终止。本来这条线索可以深入挖掘，从这个现代女性内心深处的灵魂颤音及其前辈妇女百年命运的传承中获得一些新的启迪。可惜这一点被叙述者有意忽略了，反倒是美国女性妮娜的饱满形象，给作品增添了亮色。
如果我们从更为宏观的中华民族苦难史着眼，百年历史，无论苦难还是辉煌，都算不了什么。弹指一挥间，历史照样轰然向前，大国崛起，在当下世界凛然可见；但落实到一个家族或者几代人的个体命运，他们是有权利提出这个诘问：为什么在这百年中，优秀者都不免悲惨命运，忠诚者都会遍体鳞伤，信仰者都死有余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些与国民事业的奠基者血肉相连的大是大非没有得到澄清，与国家权力捆绑在一起的巨奸凶顽没有彻底清算，民族的优秀者不能扬眉吐气，那么，历史的阴影永远会笼罩在国民的心头，让集体吞下藏污纳垢的苦水，让罪恶、腐败和卑鄙隐藏在表层的巍峨之下；那么，终有一天，楼起了也会坍塌，大国也会成为冰山。历史的教训，如是我闻。序二飞越荒漠
林希
上海电影导演彭小莲给我传来她和刘辉女士合作完成的一部非虚构性长篇文稿，希望我为她们的作品写一篇评论。我不是文学评论家，而且历来觉得文学评论文章不是写过几篇小说的写手可以随便写得来的。写书评文章要有学养、有见地，一篇书评文章可以使一部作品载入史册，可以使一位文学新人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坛之星。所以，小莲要我写书评，我立即就回复她说，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作品总是要看的，又住在国外，最想看的就是新作品。一开始只是想随便看看，但这一看，我就再也放不下了。
读着彭小莲、刘辉的作品，我想起了三部俄罗斯小说：一部是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一部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还有一部则是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从这几部小说谈起，也许我可以说说彭小莲和刘辉的作品了。
说到《苦难的历程》，我们曾经崇拜得五体投地，又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三部电影，更是深受感动。这部小说还获得过斯大林奖金，我们自然不会有丝毫的怀疑。后来，随着历史档案的公开，再回头审视这部小说，也就越来越看出这部小说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小说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何以背叛自己独立的人格信仰，最后能够如此“快乐”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实在不能自圆其说，而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到底给俄罗斯知识分子带来了怎样的“幸福”和“自豪”，小说的种种描绘更无法让人相信。这部伪善的阿谀之作，如今被俄罗斯读者遗弃，也是必然的结果。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使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真实的面貌、他们在“革命”浪潮冲击下的生存状态和自我精神挣扎。读彭小莲和刘辉的作品《荒漠的旅程》，正好和《日瓦戈医生》里面的人物相对照，《荒漠的旅程》所不同于《日瓦戈医生》的地方是，《日瓦戈医生》里面的医生日瓦戈和他的情人拉拉，与“革命”不期而遇，“革命”主宰着他们的命运，扭曲着他们的人格。而《荒漠的旅程》中的知识分子却是自觉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国家的灾难、民族的不幸、民众的饥苦，使我们上一代，甚至是上两代知识分子，选择了投身革命的道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上层社会，他们许多人衣食无忧，而且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是十分美好的人生道路，只是，他们放弃了个人的美好未来，勇敢地选择了为民族求取解放的战斗人生。为此，他们舍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享受，舍弃了留洋做官的飞黄腾达，他们毅然走进民间，拿起本来不属于他们的武器，献出了青春，直至献出了生命。
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最高境界的写照。《荒漠的旅程》中一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以自己崇高的选择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也正是一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献身和无畏的追求，才动员起无限强大的民众力量，使那个磐石般坚固的封建统治，在人民力量面前崩溃瓦解。《荒漠的旅程》的可贵，在于对那一代、两代知识分子的描绘真实可信。他们的信仰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温暖的体温，他们不是革命的符号，也不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国难面前一代青年精英不甘心做亡国奴的选择，他们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走上了他们的人生不归路。
出现在书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以纯朴知识分子的认知目光，认识历史，认识时代，他们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和世界融合的完美社会。但是，历史背叛了他们的幻想，一场痞子运动吞噬了精英意识，裹胁了一代、两代知识精英的追求和向往。读着彭小莲、刘辉的作品，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出卖、被背叛的全过程，更看到了那一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美丽却也悲怆的人生道路。
彭小莲、刘辉的作品，带给人们崇高的阅读愉悦。这种阅读愉悦，正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寻找到了中国人失去多年的生活理想，也看到了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生活环境。正是痞子运动和独裁政治，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每一个人的追求向往，文化大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完成了预定的历史使命，这一场浩劫，从根本上击溃了中国人的心灵底线，修复这一道底线，彭小莲和她的伙伴刘辉正做着可贵的努力。
于是我想到了第三部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一条著名的大街，苏联解体前是一条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居住的“高干区”，解体之后成了一个繁华商业区。那一年我到俄罗斯，感谢组织者安排，带我到这条大街走了一趟。日后，我自己又去了一趟。我到阿尔巴特大街不是去购物，也不像我的同行者那样去看时尚的俄罗斯美女，我走在阿尔巴特大街上，举目向上看每一扇窗棂，这时，我似是听到了窗棂里迥动的恐惧和不安，更不时地似看到一个个“罪人”被推进克格勃的黑色汽车，匆匆离去，而在那一扇扇紧闭的窗棂里，还残留着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们恐怖的哭声。
那一次走访俄罗斯，我的心情很是沉重，走在莫斯科城市中心的大街上，不时地可以看到一片片茂密的森林，森林被铁栅栏围住，栅栏上挂着小木版，上面写着“原始森林，不可入内，小心有狼”。对于中国人来说，城市中心地带居然有狼出没，绝对不可思议，但莫斯科就有这样的地方。沿着原始森林外围的铁栅栏走，我似是隐隐听到多少年前森林深处沉闷的枪声。我想，这里也许就是极权时期秘密处决异己分子的地方，正是无辜者的尸体，引来了嗜血的恶狼。那个恐怖的时代，该给那些嗜血的恶狼们，留下多么美好的记忆呀。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经历过的正是这样一个恐怖的时代，彭小莲和刘辉作品中描写的也正是这样的生活背景，彭小莲是将门之女，上海一解放她们一家就住进了高级干部的生活社区，那位和她一起完成这部作品的刘辉，正是彭小莲父亲下属的工作人员。可怕的政治迫害，将彭小莲的父亲打进一桩“反革命”冤案，从此彭小莲就和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一样，再也见不到父亲。也正是在彭小莲父亲陷于囹圄的时候，同大院小姑娘刘辉的父亲却得到“培养”，到最后彭小莲一家被轰出她们优越的住房，而这套住房的新住户，正是刘辉和她的父母。
如果故事在这里终结，到底还有一点政治逻辑，可怕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政治体制又将刘家推进了灾难的深渊。一步步，彭小莲多少年寻找早已不在人世的父亲，刘家却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历史早就无法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人们只能无声地承受一切灾难。
历史终于终结了那场浩劫，最后彭小莲来到美国求学，一次在外出的班车上，她听到一声陌生的召唤，抬起头来，却发现原来是一个陌生人在喊自己的名字，身在异国，两个中国年轻人，其中的一位居然认出了自己儿时的伙伴，车里的洋人们大为吃惊，可是他们谁也不会想象，这两个年轻人，都背负着可怕的心灵和生活创伤流落到了异国他乡。
阿尔巴特街儿女们的故事，离奇地有了新的开始，她们相互留下地址、电话号码，表示日后联系，只是她们谁也没有想到，不同的生活经历，却使她们发现了相同的生活轨迹。于是，她们才约定一起写一部作品，用默默无声的陈述，拭去阿尔巴特街儿女们的血泪。
我是含着眼泪读完这部作品的，几乎无法表述自己的感觉，只是埋怨彭小莲：你们最初要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我？如果我也和你们一起写，也许那个时代的政治遗产会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思考。
作品中有一小段文字，使我深受感动，她们写道：“我越来越想知道的不是我的未来，而是我所不熟悉的过去。”这一段文字，没有多少哲理，却感人至深。“过去”早已经越来越不被人们所熟悉，在“抹掉”“过去”的过程中，重新营造“过去”，也许能让本来应该终结的时代，再残喘一些年月。
我们走过了一片荒漠，但我们还远没有看到这片荒漠开始走向绿洲，可喜的是，到底我们知道那是一片荒漠，我们更相信荒漠一旦拒绝绿洲，那必将是一片永远的死海。
谢谢小莲和刘辉，让我读到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好作品，正是我们越来越想了解我们所不熟悉的过去，我们才能找到属于我们越来越想知道的未来。
我从纽约回来，上海突然变得那么陌生，闪烁的霓虹灯很是晃眼，一直透过小屋的窗户，把夜晚照亮，让人彻夜难眠。我似乎不是在这里出生、长大，记忆是如此脆弱，思念也变得模糊不清；过道上剥落的墙皮，原本看惯的场景，竟然变得看不惯了。街道上，人们依然随地吐痰，开过的豪华小车的窗户会突然打开，从里面飞出一包垃圾；我真恨不能把那包垃圾再塞进车里。其实我只在纽约生活了七年整，可是这个七年在我人生的经历中，不仅是漫长的，同样是艰难的，只是我无怨无悔；它把我改变了，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的，却改变得那么彻底。记忆也就这样被改变了，一次一次被推翻，认识也被颠覆了。
1989年的秋天，我走进在百老汇大街的纽约大学的大楼里，窄小的电梯外，我们依次站立在那里排队，等待着。校长排在后面，没有学生给他让位，大家只是按顺序走进电梯。
一天，我赶着跳上纽约大学的校车，突然听见有人用中文叫我：“是彭小莲吗？”回头看去，在众多的美国人中，一个中国女人，一个我全然不认识的女人，穿着两用衫，留着短发，独自坐在一边，一看就是刚从大陆来的，像我一样，浑身透着一份惶恐。我不认识她。她说：“我是刘辉。”我摇头，我的朋友里面没有叫刘辉的。她接着说：“幼儿园里的，刘莺莺。”
疑惑了一会儿，我问她：“是小莺吗？”
她笑了，在那里点头，又问：“你到纽约来上学的？”“对。你也在我们纽约大学上学？”“不是，我带女儿来陪读的，老公在纽约读博士。”“来了很久了？”“才一个月。”
我们不再说话。我想，跟她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这些干部子弟，永远都是走运的。“文革”的时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们的父母成了走资派，倒霉了。可是，很快，他们就不用待在农村。他们以各种名义离开那里——当兵、去工厂，还有就是回到上海进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现在，他们又通过各种途径，跑到美国来了。我转身向边上的美国朋友翻译着：“这是我幼儿园的朋友。”于是，全车的人都在那里惊呼起来——三十年了，还能认出幼儿园的朋友。
这是一个借口，我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回避了和刘辉的继续交谈，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来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离开了纽约，直到我被改变了，回到上海，不再那么恶狠狠地看着周围人的时候，我才学会认真听别人的声音；我才意识到，学会一点一点走进我不熟悉的领域，是多么的重要。虽然这种认识离我只有一步之遥，可是我走了七年，才跨过了这一步。
2011年的夏天，我在上海常熟路的一间咖啡馆里和刘辉坐下。那会儿，我依然不再认得出她，时间隔得太久了，一晃，又是一个二十年。爬上鬓角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都显示出我们不再年轻。但是，她还是把我认出来了。我看到她穿着白色的Eileenfisher衬衣，那简洁的设计，柔软的面料，胸前挂着同样设计简洁的银项链。这不再是那个在大巴上叫我的刘辉——她变得自信，变得坦然。我问她，她回答，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而我，也是一个会用心听别人说话的人了——我们都变了。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这样坐在一起，谈论着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同样不会想到，像她这样，看上去总是那么幸运的人，竟会有着我根本无法想象的经历。“当初你去纽约跟我不一样。你丈夫读博士，奖学金应该够你们生活的。”
刘辉没有接下我的话题。“不是吗？”我追问着。“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会是什么样的？”我没有说出口，就是那样注视着她。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她非常平静地告诉我她所经历的往事。让我更加吃惊的是，她对我的信任！
她说了很久，说了很多。沉溺
那是1989年4月的一天，风雨大作。这几乎不像是四月里的天气，夜晚的时候，甚至雷声滚滚。不久以后，胡耀邦去世了，街道上出现了学生的纪念游行队伍，交通开始堵塞，我骑着自行车绕过主要街道上班。那时候，我还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教历史。
桌上的裂缝很深，我把它擦了又擦，可是一些污垢还是嵌在里面，我用手抠了抠，没有用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一个小动作，一阵轻微的恐慌把我拉进了现实里。在历史教研室的这张桌子前，我已经坐了十一个年头了。屋子里还是很冷，我捧着热茶，全然忘记了去喝。对面坐着我们的历史教研组长王老师，他左手总握着被茶渍染得黄蜡蜡的大口瓶，里面看不见茶水，全部被泡涨开的茶叶塞满了，他抽着香烟，吐出带茶叶味的烟圈，皱着眉对我说：
侬就咯能一年一年地耗啊？不想想办法？
想不出办法呀，老公是他们华师大的公派留学，办陪读，学校不肯出证明啊。
再去试试啊，他走了有三年了吧？
四年。
哎哟！四年啦？再不去，你准备办离婚吧。
我真的给他讲得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往家走，有人拉住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好像又要出事啦，学生都上街了。有机会，快去办美国探亲吧。
回头一看，是数学组的杨老师。我有点害怕，又有点着急，心里也有各种打算，似乎就是这样的提醒，让我鼓足了勇气。于是，我一下就冲到华师大去了。学校里还是人头攒动，但是大家在那里转来转去，听不见什么人说话，我似乎踩在一种梦境里，那种安静中充满着晃动，充满着一种骚乱，但是它们都被一种静谧掩饰着。历史系、校办都没人了，我说要开证明，人家什么话都没有多问，就那么抬头看了看我，然后图章“咚”的一下就敲下去，通过了！怎么回事？我抓起证明赶紧往校门外跑，就怕人家会后悔，要把它收回去似的。
开始跑护照跑签证了，一下子忙得不可开交，要去公证处办理自己的出身证明，要照相，还要给女儿晶晶准备材料。王老师真好，他说：
抓紧时间忙，我帮你代课。
我开始申请护照，递交了所有材料之后，就在那里等待。
可是王老师又说：
你太幼稚了，这要等到猴年马月？还插过队，怎么一点都没有社会经验。要抓紧啊，夜长梦多！快，准备好五十美金（当时人民币和美元是1：3的兑换率），我帮你找人，想办法用官价卖给出入境科的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你和女儿的护照。
我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忘了历史，忘了自己的职业，完完全全被一种实际得不能再实际的现实撵着、赶着往前跑。那时候，脑子里是空的，只记得天天下雨，我拎着湿漉漉的雨伞在到处跑。脚上穿着元宝套鞋，里面常常渗进了雨水。三天后，王老师带着我，拿着美金在福州路预约地点和出入境科的人碰头。我们没有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是在弄堂后面的拐角上。雨停了，可是弄堂被人踩得到处是泥泞，我们顾不上这些，任由裤子上沾满烂泥，按照事先说好的时间等在那里。很快，人来了，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把装着钱的信封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同样没有说话，只是把两本护照交给我，然后便掉头走进楼里。
就这样，在一个雨天，在泥泞的弄堂里，我拿着五十美金，等于一百五十元人民币，我三个月的工资，哪里顾得上别的，就直接送出去了。换来的是，提前拿到了我和女儿的两本护照。
街道上还是湿的，显然晚上下过雨，可是我没有带伞，不是因为走得匆忙，是我已经不记得那些日子自己在期盼着什么。从我们瑞华公寓走到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只有两个街口，我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赶到那里去排队等签证了。我很沮丧，因为这已经是第三次去排队了，每次等轮到我进去，限额满了，我只能下次再来。一次一次提前赶去，可是人家也一次一次来得比我更早。最后，我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就去了，拿了一个小凳子，用大围巾把自己裹起来，靠着领事馆的大墙坐着。我心里充满着惆怅，不是渴望，是一份无奈，是一份遭人驱赶的向往，还有一份屈辱。为什么要这样去讨生活呢？直到十点左右，欣星——我最铁的发小——把晶晶送来了。差不多快中午的时候，终于放我们走进领馆的大门，轮到我们了。我拉着女儿的小手，依然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害怕。似乎是女儿的小手在给我力量，欣星在我身后，轻轻地说：
祝你成功！
天呐，怎么算是成功呢？很多人告诉过我，进去以后，那小窗口后面的人，没有一次让人看清楚他们的面目，甚至确认不了是男是女。大多数的人把材料和护照递进去以后，连问话都没有，只看见那苍白、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到护照的最后一页，在上面狠狠地盖上一个戳子，然后放上一张英文纸头，就把护照扔了出来。
接着就听见里面的人在喊：下一个。
如果你想问他：我的材料还不够全吗？
下一个！
那里的美国人中文都说得很好，但是他们从来不回答问题。
有人拿着被拒签的护照走到屋子门口，那里站着一个中国工作人员，被拒签的人怯怯地走上前问道：
我，为什么又被拒签了？
那中国人会像美国人一样，耸耸肩膀：你要去问他们，我不管这些事情。
轮到我的时候，我看见签证官对着晶晶说：
小朋友，快四年没见爸爸了，不想他啊？为什么不去看他啊？
我想啊，爸爸读书忙，没有空。
那我现在让你和妈妈一起去看他好吗？
好啊，叔叔，谢谢你。
同样没有任何解释，我走出领事馆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我没有回家，搭上了15路电车，直奔大姨家而去。我一直以为，拿到签证的时候，我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可是，挤在电车里，那些滴滴答答落下水珠的雨伞、雨衣靠着我，让我不知道躲到哪里好。望着窗外，梧桐树开始冒芽了，在雨中，像一个哭泣的少女。我吓了一跳，好像看见是晶晶在哭泣。她只有五岁。不会的，不会的，看见爸爸，她一定会高兴的。
晶晶，还记得爸爸吗？
她摇头。
爸爸去美国读书的时候，你才两岁，我们把他一直送到虹桥机场，爸爸抱着你，一点都不掩饰，就让眼泪鼻涕流得你的领子都湿透了……
妈妈，我们现在到哪里去？
晶晶，你知道吗，你那时候一直好奇地看着四周，就是不看爸爸。
妈妈，我不去姨婆婆家好吗？
我们要去美国看爸爸了。
你已经说过好几遍了。
我赶到大姨家，她还没有下班。她家离杨浦发电厂不远，在平凉路和隆昌路的交叉路口，她住在一座带草地花园的西式小洋楼里。屋子的四周是厂房，还有穷人住的棚户区。表妹表弟的同学，管他们叫“小花园里的人”。这是当年美国人造杨浦发电厂时，给厂长、高级工程师建造的房子，新中国成立后住上了华东电管局的领导和高级工程人员。大姨一家住在小洋房的二楼，再加楼梯边的亭子间。其实那不是一般石库门房子那样的亭子间，那屋子有二十五个平方米，表妹、表弟和保姆都住在里面。
大姨平时进进出出，很少和邻居打招呼，顶多点个头，笑笑而已。她个子不算太高，但是腰板笔挺，穿着讲究，在大家都穿着毛装的时候，街上是灰蒙蒙的一片，人群像蓝蚂蚁似的涌动着。大姨会把她的哔叽裤子烫出像刀切一样的棱边，依然穿得山青水绿，永远不会淹没在人群里。
大姨住的小楼的三层小阁楼上，住的是电厂办的秘书，她结婚后，一连生了三个孩子，乡下的老母亲进城为他们照看孩子。那阁楼，有一大半的空间被那个人字形的屋顶切去了，走近窗口的时候，人必须弓起身子，或者是跪在地上才行。三个孩子、夫妻俩和一个老人，住得很拥挤。大姨就让自己家的保姆招呼那老母亲，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到亭子间来搭个铺，暂时和表妹表弟住在一起。
人家对大姨感激不尽！没想到孩子满月后，连秘书都带着另外两个孩子住到亭子间来了。除了孩子的父亲，几乎全家都在那里睡觉。
表妹和表弟问大姨：那，我们住到哪里去啊！
大姨有点无奈，但是没有把人家赶走。
我们人少，房子大，就让他们住吧。
大姨很清高，不喜欢和人家有争执，人家住下了，就让他们住吧。但是，房钱却一直由大姨在付，大姨也不抱怨。于是，那亭子间成了真正的卧室，到了晚上，两家的孩子和大人都挤在里面睡觉，夜里，那里打呼的声音很响，还有孩子说梦话时的叫喊声。楼上楼下、周边的邻居和保姆都蛮喜欢大姨这种不言语的清高。后来大姨老了，一人独居，仍然和邻居们没什么来往，依然不怎么和人家打招呼，但大家都了解她的为人。于是，经常在二楼楼道的桌上，会看到一碗红烧肉、一条清蒸鱼、一锅排骨汤、一盆碧绿的炒青菜，是周围的邻居送来的，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大姨笑了。
她说：我吃着大家送来的百家菜呢！
然后，大姨会把钱留在桌子上，她总是多留一点。没有人跟她争执，大家都知道大姨的脾气，谁要是跟她清算帐，她就会说：这又不是做生意，以后不要给我送菜了！
大姨有她自己的生活逻辑，大家心里明白，于是事事都依着她。
一有事，我就朝大姨家跑，在她那里说话总是变得那么简单，甚至可以用“极简”来形容。她的理智里面，有一种让人害怕的冷漠，有些像是一个科学家的计算方程，精确而很少废话，这是她的特点。一旦，精确到极致的时候，那简单里面就展现出一份智慧，一份常人难以产生的另类思考。连玩具，她都是买带孔的积木，要我们按图纸，用螺丝，一边判断一边思考着搭成模型。
快乐，是在过程中完成和体验到的。这是她的原话。
大姨理性得像个男人。
在我稍大一点的时候，看着表妹在家里弹钢琴，好羡慕啊。我们家没这个条件，我借了一个68贝司的手风琴开始学习。大姨自己先拿着手风琴背了一下，掂了掂分量，然后轻轻地放下琴。
小莺，拉手风琴太重。你现在还小，一累，会妨碍你长身体的，去学小提琴吧。
说完这话，大姨像心疼我似的，让我睡午觉，起来以后，就给我端来了点心——枣子、莲心炖的藕羹；有时是英国红茶放了牛奶，小盆子里放着两块小西点。
连妈妈也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
大姨回头朝我们神秘地一笑，她把唱针放在唱片上，轻轻地放着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有一次放俞丽拿的小提琴独奏《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边听大姨一边告诉我们：
这里是高音，代表祝英台……
那低音就是代表梁山伯了！
说对了，你们听出他们俩在悄悄地说什么吗？就是他俩的对话？
我和表妹一缩脖子，什么都没有听出来。到六十年代初，唱片开始变成了《江姐》和《洪湖赤卫队》。
最快乐的就是，跟着大姨去南京东路的“德大”吃西餐。只要奶酪烘焙鸡端上来，我就跟表妹挤挤眼睛，因为边上还有紫红色的洋菜、炸猪排，配着洋葱土豆泥、蔬菜色拉和乡下浓汤。我们还没有把勺子举起来的时候，大姨就会悄悄地说一个英文词组。
Table Manner。
我们互相看了看，然后都把胸挺了起来，放平肩膀。
记住，说话一定要等食物咽下去以后再开口。
我们不停地点头。
刀叉不要相互碰撞，要抿着嘴嚼食物，不要把盘子端起来喝汤。
还有，听人说话时要看着说话的人，眼睛不要往下看，更不能东张西望。
好，小莺，你这次说对了。开始吃吧。
我一直怕大姨，但是在我心目中，她替代了妈妈和爸爸的位置。
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了。1989年的时候，“德大”西餐厅早就面目全非了，到了今天，“德大”消失了，那里面的老建筑已经被敲打得面目全非，只保留了大楼的外观，等待着有钱人去“重新建设”。而大姨在阶级斗争紧张的年代，为我们营造过那么多“欢乐”的岁月，这都成了我的一个梦幻。我从来不跟别人说这些事情，因为一开口，自己都不敢相信，觉得很假。在我们那样的年代，会有这样吃西餐的“革命干部”？
大姨终于下班回家了。
大姨，我拿到去美国的签证了。
什么时候走？
还没有想好。我想给他先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
大姨看着我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哭。大姨似乎什么都明白一样，她上前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
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什么事情没经历过？文革，不也挺过来了？
我总觉得，觉得他那里出事情了。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但是最后给我的信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奇怪。
他说什么？
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对晶晶，对这个家负责任的。这一年来，他给我的信，越写越少，越写越短。不管我写信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不回信……
你和秦孝章分开快四年了吧？不要说四年不在一起了，在一起的夫妻，男的一到四十岁有非分之想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只不过有些男人能把持住自己。孝章如果出轨了，我希望你给他时间让他回头。不要吵闹，要学着不亢不卑。我相信，秦孝章不是那种不讲情义、不懂感情的人。
我完全没有想到，大姨竟然会这样跟我说。她拉住我的手，可是我的眼泪还是落下来了。大姨把我手背上面的泪水慢慢地擦去。我哭得更加伤心，她又握紧了我的手，在上面充满信心地拍了拍。我似乎是受到了鼓励，停止了哭泣。我抬头看着大姨，看着在大姨身后大姨夫的照片。大姨也回头朝照片看了看，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朝我嫣然一笑。
我和你大姨夫，那是老派人，我们是心和心的约会。
为了证实大姨的说法，我跑到南京东路的邮电大楼往美国打长途。大厅里挤满了人，大家等着叫号，没有人说话，一眼望去人头攒动，可是大厅里并没有嘈杂的声音，时而传来电话铃声。每一次铃响，会让我一惊。我不停地呼吸着，几乎窒息，在那里等了四个小时，终于听见一声铃响之后是在叫我的名字，赶紧往那个五号窗户的电话亭跑，关上电话亭的玻璃门，拿起听筒时，听见的不是孝章的声音，是接线员在说话。
人不在家。有录音电话，但是无法使用对方付款，你不能留言。
很快，电话就“咔嗒”挂了。那时正是美国时间夜里三点，那么晚了，他上哪里去了？带着所有的疑虑、所有的不安，带着大姨的劝告，再带上晶晶，我们上路，飞往了纽约。
飞机上坐的几乎都是老外。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说，给晶晶系上安全带后，就开始感觉到晕眩；我深深地呼吸着，努力朝窗外看去，窗子是封闭的，只看见浓浓的乌云压在城市的上空，像家里破旧的棉花絮，黑黑的，被撕扯成一团一团。我努力想把自己的未来整理出一个眉目，我努力去想孝章，想我们当初是怎样相爱、结婚的，想着他一米八的大个子，那份自信和好学……可是想着想着，想到的却是大姨和大姨夫，想到大姨说的，他们是心和心的约会，我趴在窗户上，眼泪又涌了上来。老派人的感情多可靠啊。大姨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交大的江西同乡会上看见大姨的，那时候大姨漂亮、骄傲，四周围着一圈一圈的男生。大姨夫内向、文绉绉的，他没有像别的男生那样凑上去。他比大姨高两届，是他们机械系英文最棒的，他只是把自己的上课笔记交给大姨。大学生的爱情，都是从作业、功课、复习考试开始的。
大姨夫坐在大姨的身边，课本摊在大姨的腿上，已经讲下一页了，大姨夫把手搁在她的腿上。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大姨猛地站起来，拿起课本，一句话都不说，掉头就走。大姨夫沮丧地目送着大姨的背影。后来大姨跟小外婆说：
我要独身一辈子，男人的丑恶形态，我看够了！
那你要跟人家说明白啊，不要耽误人家的终身大事。
我跟他说了。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早就知道我的事情了，现在有一个人要陪我一起独身。
男人啊……追求你的时候，说话都比蜜糖还甜，好听着呢……
大姨和小外婆，她们那时候都对男人有一种忌恨，那是因为外公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给她们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大姨，是断然不要再和男人搞在一起。那是浪费生命！没想到的是，真有那么心诚的男人。大姨夫苏铭適真的等了大姨八年。1947年，党组织找大姨谈话：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更有利于党组织的活动，你必须和苏铭適同志结婚。
大姨满脸通红，与其说是羞涩，不如说是幸福。她低下头，泪水盈盈，她想的是他，但是这里不是一个具体的男人，不是性，而是一份灵魂的煎熬。她现在就是要和另外一个灵魂一起去追随自己的理想，对党的爱，对人类、对科学的奉献！她激动的不是别的，就是这份共同的追求。他们是一起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手的拳头，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共同体。这时候，党的决定可以改变大姨所有的决定。独身，也就成了她自己的笑话。
可是外公得知自己的女儿要嫁给苏铭適时，在家里大发雷霆。
你知道苏家现在都败落了，穷得一塌糊涂吗？
什么败落，他父亲辛亥革命之后，还做过民国政府议员呢。
那是什么年代的事情！后来就降到省教育司长、中学校长；抗战期间，从北京到上海就失业了，靠委托“荣宝斋”卖自己写的字画维生呢！
那人家也有自己的本事嘛。苏铭適的哥哥苏铭途，从德国拿了医学博士回来，现在不是在上海开业？做得又不比你差。
你就这样跟我说话？跟他结婚，你别想从我这儿拿到一分一厘的嫁妆。
我不稀罕你那点嫁妆！
这就是大姨，她竟然敢不邀请外公，却邀请了外公的弟弟，正在上海一家大银行做经理的小叔叔做了证婚人。婚礼在国际饭店举行，排场很大，把上海工商界的名流都请来了，赵祖康、杨虎都出席了婚礼。但是，外公没有出场，宾客都很惊讶。婚后，杨虎的太太都责备了外公，于是，在取得了大姨的谅解后，外公托人送去了一对瑞士的欧米茄手表，还有其他的礼品，算是承认了这门婚事。
幸福，多幸福啊！一种缥缈的渴望，像飞机似的腾空而起，我们却伸手莫及……大姨的床头，永远挂着她和姨父结婚后的合影，都戴着眼镜，姨父是定格的英俊绅士，老派的照片，王开照相馆的风格，大姨的眉毛是修饰过的，文静高雅……用句过时的赞美说，都是像老电影里的明星照。还有那块白底浅彩色细条纹的小碎花布，是大姨夫从英国访问谈判回来，特为大姨买的衣料。那是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料子，如果有了污点，用肥皂轻轻地一搓就不见了，大姨把它做成了衬衣，春天穿在外面，像花丛里的旗帜，飞扬着，飞扬着。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做成衣服以后，料子从来不会打褶起皱，洗过以后，只要用手抖去上面的水，十分钟就干了。大姨说：
中国这么多人口，如果能做出这样的料子，价廉物美，穿衣问题就解决了。
几年以后，中国也有了这样的布，我们管它叫“的确良”。
我在飞机上一路呕吐，于是，思绪从大姨的爱情转入我自己的婚姻。一切都变化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给晶晶盖好毛毯，心想，希望她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不要像我那样父亲过早去世；我想有一个完整的家。
后面座位上走来一个中国女孩，她一直在为我倒水，扶着我去厕所，关照我说：不行的话，不要把门关得太死，万一出什么事……就这样，昏昏沉沉地抵达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晶晶睡着了，我抱着孩子走到移民检查口，努力让晶晶张开眼睛看一眼移民官，为的是让他看明白护照上的孩子照片和晶晶的脸是相同的，移民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我们入关了。那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
大转盘上的行李都拿光了，没有看见任何人到机场来接我们，机场灯光很暗，孝章没有出现。我又开始呕吐，放下晶晶，捏着飞机上拿下来的垃圾袋子，把脑袋埋在里面，不停地吐着，这时候，吐出来的都是苦胆水。晶晶靠着大行李，她醒了不说话，只是惊恐地看着我。人都走完了。突然，飞机上的那个女孩推着堆满行李的车子朝我跑来。
还没有人来接你？
我摇摇头。
你知道你丈夫住在哪里吗？
我没有回答。女孩边上的男人，不停地拽着她，让她不要管闲事。
不行，不行，她就一个人。这是纽约啊，一个女人和孩子，要出事的。
你快走吧，谢谢你了。我会有办法的。
你身上有多少钱？打车走吧。
我掏出钱包，那里露出五元、十元美金的票子。女孩突然伸手给了我二十美金。
快拿着，在纽约出租车很贵的。
不要，不要！
一定要打车。不能一个女人和孩子留在机场的，你看这里多危险啊。
我的堂弟在纽约，我有他的电话。
给你这个Quarter（季美元硬币），快给他打电话！叫你堂弟过来。你知道怎么拨号吗？
怎么拨？
是曼哈顿的电话吗？前面要加拨“1”。
我往公用电话走去，拖着大行李。晶晶用小手拽着我的衣角，非常懂事地跟着我，不吵也不闹。我刚把硬币投进电话，突然，在机场空落落的大厅的纵深处，出现两个中国男人。那不是孝章吗？
你给谁打电话啊？我们不是都来了吗！
孝章不耐烦地跟我说。没有想象中的握手、拥抱，没有父女相见时的激动，孝章瞥了晶晶一眼，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越长越难看了，像谁啊，眼睛长得那么开。
晶晶躲到我身后，紧紧地抓住我衣服的下摆，没有表现出她对签证领事说的想念爸爸的样子，没有。她瞪着大眼睛，用五岁孩子的敏感观察着父亲。
孝章开着车子把我和晶晶扔在一个小公寓里，让我和开车一起来的朋友阿进合租一个单元。孝章说他住在别处，并解释道：
我那个屋子太小了，明天一大早要去打工，你和晶晶先睡吧。阿进和他爸爸，住在隔壁的房间，有事可以问阿进。你们先住下，明天我会过来处理事情的。
说完，孝章转身就走，晶晶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打开箱子，拿出从上海带来的鸭绒小被子，轻轻地给晶晶盖上。我望向窗外。路灯亮着，可是我的脑子里一片黑暗，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就像在飞机上看见的乌云，破败的黑棉絮，拉拉扯扯，塞满我的脑子。我的美国梦，就这样开始了。我是睁大眼睛，在那里做梦的，不是白日梦，是在黑夜里等待着什么，不知道那将会是什么。美国梦，就这么开始了……黑棉絮
岁月给我们留下的童年记忆，怎么也无法抹去，刻骨铭心。
我和瑞华大院里太多的孩子一样，“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一步一步试探着往前走，四周似乎开始变成一个填不满的黑洞。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可是相互之间从来不交流这份感受。当我从侧面看着他们的眼睛，就立刻发现，大家的神情是一样的——眉毛紧锁着，眼神里面流露出一份猜疑、一份怨恨、一份不安，更多的是一份恐惧。
我们都被“革命”吓坏了。我们不是不敢说，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弄明白这一点。我们惧怕得厉害，于是经常成群结伙地在院子里狂奔，疯疯癫癫地嚎叫，看上去比谁都开心。邻居说我们成野孩子了。现在我才刚刚明白，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害怕到极点，连家里的墙壁都不敢面对，因为那上面刷满了批判父母的大字报，或者是毛泽东语录，那充满杀气的文字，逼得我冲出屋子。在院子里，我们大喊大叫，不是因为我们想变成大人说的“野蛮小鬼”，不是！是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发泄内心的恐惧！那种惊恐的感觉，我至今都表述不清。等看见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才终于对她说：
我和你爸爸，一定不会给你一个恐怖的童年！
一定！决不能让晶晶重复我们的童年！首先，晶晶不能没有父亲！
我十四岁那年，父亲被批斗以后，跌跌撞撞地回到瑞华公寓，脑溢血发作，抢救无效，当晚就去世了。那是1968年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太小了，对生活没有认识，总觉得自己很成熟，所以最敢谈论的，就是死亡！
随便什么时间、场合，我们靠在那里就开始设想，怎么自杀才不会痛苦。
吃安眠药，睡着了，那就没有痛苦了。
谁说的，据说安眠药吃多了，会口渴，会睡不着。
那开煤气自杀。
不行不行，万一要着火了，烧死就太可怕了。
上吊，肯定死。就是，吊死鬼的样子，难看死了。
他们说，先吃安眠药，然后再吞水银，一定就睡过去了。
到哪里去搞水银啊？
买一个体温表，打碎了，里面那一点点水银就够了。
有人这样死的吗？
好像四号楼，就有人这样自杀的……
说到这里，我们都沉默了。
这都是在瑞华公寓里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我不再年轻的时候，回想这些往事，感觉更加害怕，于是就特别想逃离瑞华公寓这个地方。可是它还是混杂在关于上海的印象中，刻在我的记忆里。
瑞华，在常熟路上。1949年以前，这条马路叫善钟路，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听瑞华开电梯的老伯伯讲过，瑞华是二十年代上海一个大富豪为讨好他的姨太太而建，大楼是请外国人设计的，连建造都请了外国人。作为礼物送给姨太太，就用姨太太的名字取为“瑞华”。大楼建成后，一直租给外国人。老伯在这里为外国人开了一辈子电梯，和妻子养育了六个子女，他们一直住在瑞华汽车库边上的小房子里。正对着我们瑞华的五原路，原来叫赵主教路，因为那里有一个小教堂。在我们这条路上，瑞华像一棵千年老树，从上个世纪初种在那里之后就再也不动了。即使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标语，可是在那些纸头后面，本质的东西不会改变。1949年以后，这房子就属于市委，是科处级干部住的机关家属大楼。现在，早已名存实亡。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家买下了居住权，住在底层的人家，把房子或租或卖给别人，沿街的后墙被打开了，开了很多小商店，只有大院还完整无损地存在着，没有违章建筑，院子还是中规中矩的样子，草地枯萎了，大树依然挺拔地升向天空，楼顶上，更没有被任何广告牌和霓虹灯遮蔽过。
小时候，家家户户的房门都是不上锁的，等到过节的时候，我们都往九楼的人家跑，反正大门敞开着，穿过他们家的厨房，我们就可以站在屋顶上看焰火。我们可以一眼望到外滩的高楼。如今视线被四周升起来的大楼挡住了，即使这样，瑞华公寓依然是常熟路上的一个地标，鹤立鸡群地杵在那些现代化的建筑群里。方格子的钢窗，凹凸不平的大理石厚墙，上面雕刻着图案，四栋扎扎实实、老派的十层高楼连在一起，那架势，让周边所有的新大楼相形见绌。
外公家被抄家以后，我们家就完蛋了。
一个潮湿又寒冷的早晨，天灰蒙蒙的，我还睡在被窝里，记不清妈妈是怎么出门的。她没有打招呼，没有告别，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去市委上班，只是她这一走，就再没有回家。夜里，我假装关了灯休息，但是只要听见楼道里有一点响动，就朝门口冲过去。半夜的时候，似乎是电梯关门的声音响了。电梯早就停运了，怎么会有声响？我又踏进过道，突然听见爸爸在说：
小莺，睡觉去吧，你妈妈今天不会回家了。
妈妈会给他们抓起来吗？
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她今年才三十六岁，大学没有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那时候，她参加革命的时候几岁啊？
1949年初去的解放区……应该有……她三零年生人……
妈妈才十八岁啊！
比十八岁还早，她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加入上海地下党，给解放区送药。她是有贡献的。
可是，外公家是有问题的。
你外公家，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不过是一个开私人诊所的外科医生，没有政治背景。再说，他都去世三年了。不要瞎想，快回去睡觉。
我就这样光着脚，站在爸爸的卧室门口和他说话。可是一回头，发现比我小四岁的弟弟，光着脚，身上裹着一条毛毯，也在听爸爸说话。爸爸说了那么多，说得很有逻辑。我知道，他也在等妈妈，想得比我更多、更有道理。于是，我对弟弟说：
我们回去睡觉吧，妈妈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这一等就是两个星期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家里的灯变得越来越暗，爸爸面壁而坐，很少说话。有一天晚上，他让我去瑞华公寓另外一栋大楼，几个在市委机关党委工作的邻居那里，向他们打听妈妈的消息。我跑到一家常有来往的叔叔家敲门，他一开门，看见我，还没有等我开口，立即把门关上了。我知道事情严重，赶紧又去一号楼。那时候，电梯停运了，我一口气跑到七楼，是他家保姆开的门。看见我以后，她没有让我进去，只说了一句：
你在门口等一下，我去问问我们家陈同志。
一会儿保姆出来了。
我家陈同志说，是你父亲让你来的吧？
是……
陈同志说，让你父亲到机关老实交代问题去！
我回家转告了父亲。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努力从凳子上站起来，似乎要去机关似的，可是他已经有过三次小中风，动作很不灵活，他想用手抓住椅子的靠背，却拉住了自己的裤子，还没等站立起来，又倒在椅子上。父亲喘着气。
你……你到机关去打听打听吧！
我不敢！
爸爸的身体情况越来越糟，一直在照顾爸爸的保姆——小兰阿姨，她也害怕起来。走在院子里，别人家的保姆就会议论我们家的事情，组织上找她谈话，要她揭发妈妈的罪行。小兰阿姨虽然什么都没有说，可是她越来越紧张，最后决定离开我们家，就辞职走了。我开始羡慕起小兰阿姨，她想走就可以走，我多希望，我也可以逃离瑞华！三顿饭只准窝在家里做，真是憋闷死了。我跟爸爸说：
我们去吃食堂吧。
好的，食堂就在院子对面的汽车间里，下楼就是，很方便的。
我从食堂打饭回家，父亲转过身来，黑暗的屋里，就看见他两眼放光。我走到父亲面前，他的目光依然是怔怔的。
爸爸。
他的目光越过我的眼睛，直视着墙上的毛语录。突然，爸爸说的话吓了我一跳：
看来，真的要出事了！
出什么事啊？
你妈……
妈妈怎么啦？
还是没有消息，我今天去了银行，家里的存款，也让他们单位给全部冻结了，还把我的工资扣了一半，我在想……以后的日子……
为什么要去银行？
你弟弟想要一辆自行车……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想什么自行车。混蛋！
我愤怒透了，爸爸竟然还这样迁就弟弟，我知道，他重男轻女，儿子才是刘家的命根子。当初他就对我说过：你一个女孩，就不要上大学了，多做做家务吧！
想到这里，我没头没脑地大叫一声：我不要做家务。
我做不动啦……
爸爸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听了，又觉得爸爸太可怜了，我委屈极了，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哭了。爸爸用左手歪歪扭扭地开始写了几页不成字，不成行的材料，他拿起来看了看，对着墙壁在那里自语道：
要我写，我写不出别人什么来，总不能捏造？！还告诉我，市委机关要我去看有关你妈妈罪状的大字报，说她是反动官僚的孝子贤孙，又说她是漏网右派……你妈幼稚啊！工作这么勤奋，家都不要了……
我没有接话，越想越绝望，眼泪怎么都止不住地往下淌。心，就像上面挂着一个大大的秤砣，死死地往下坠，好沉好沉。
1968年6月18日清晨，父亲一瘸一拐地去出版社汇报思想，揭发问题。我看着他一步一歪地走出家门，那斜斜的影子贴在墙壁上，像一张黑手伸向我们，我甚至想把那影子扶正，可是当我靠近影子的时候，它已经消失了。
十点半左右，朝东的屋子，没有了阳光。我觉不出这是夏天，我想站立在太阳下面，那样会比较真实。我走出大楼的时候，一股热浪向我扑来，像一巴掌打在脸上，狠狠的、热乎乎的，我反倒感觉踏实很多。我冲到楼下院子里看着大门，突然希望看见爸爸回家。我又跑到食堂打饭，打算给爸爸准备点好吃的。一走出食堂，真的看见爸爸转进院子，走到四号楼门口了，他手里还拿了一包用油纸包的熟食，那是他刚从永隆食品店买回家的。我像久别重逢似的迎上去。爸爸说：
今天不要吃食堂菜了，这里有油爆虾，叫你弟弟一起回家吃中饭吧！
我搀扶着他上楼回家。停在家门口的时候，他又说：
他们斗我，我累了，快点吃饭吧。
我赶紧把熟食打开放到碗里，送到爸爸面前，还没来得及跑到院子去叫弟弟，爸爸已经用筷子夹起一只虾来，手抖着把虾往嘴里送，没等送到嘴边，筷子和虾一起掉在地上。
我……我……扶我上床吧。
爸爸无力地说着，我吓得气都喘不过来，还没有走近爸爸的时候，自己在桌子边上摔了一个大跟头，我看见油爆虾全部被打翻在地,我的脚正踩在油爆虾上。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赶紧扶爸爸到床上，这时候他开始吐白沫。
爸爸，坚持，坚持住！我去叫救命车！
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却摇头示意我“不用”，又用手拉着我的衣角，然后指着他衣服的上口袋，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爸爸，坚持住啊！
我飞一样地跑了出去，我要找电话叫救护车！那年头，瑞华有电话的人家几乎都完蛋了，单位早就把电话给拆除了；只有公用电话，那个电话设在五原路上。来不及啦，就到二号楼五层徐景贤家去借打一下。欣星家和徐家住在一个单元里面，是邻居，我猛地推进门，大叫：
我爸爸不行了，要打电话叫救命车！
欣星也顾不上这一切了，推门就闯进徐景贤的房间，立刻帮我接通了电话。
我又跑回家，很快救护车就到了。楼下的几个男生都帮着抢救，用床单裹住父亲搬到担架上，从二楼一直抬到救护车上。突然，一个男孩甩着湿漉漉的手臂，大叫起来：
你爸小便出来了，没救了！
你胡说！
我嘶喊着，几乎要和他们打起来。
救护车呼啸着，往广慈医院方向开去。
我跟着救命车跑啊，跑啊……一边跑，一边听见旁边骑自行车的人跟我开玩笑：
小姑娘，准备进体校啊？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抬头，发现自己跟丢了，救护车不知道在哪个道口转弯，消失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于是，我跑跑停停，不知道什么时候，鞋子也跑掉了一只，但我还是找到了医院急诊间，只看到一个护士拿着一只信封，指着躺在那里的父亲对外面大叫：
家属是谁？有人吗？
是——我！
我靠在急诊室的墙壁上不停地大喘气，再也说不出话来。护士走上来，把一个信封交给我。
这是在病人上衣口袋里发现的，拿去吧！
我爸爸没事吧？
护士面无表情地接着说道：
你父亲大面积脑溢血，活不到明天了。可以回去准备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有说话这么恶毒的？现在让我回想起来都觉得害怕。一个社会，就如此直接地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推到父亲的死亡面前。我们都变得“坚强”起来，我非常理智地转身，离开广慈医院后，又跑到不远的绍兴路上，我已经把另一只脚上的鞋子也脱掉了，光着脚拼命地跑。那里是爸爸的工作单位，早上他还去过。我使劲敲开铁门，对里面的人大声叫喊着：
我父亲脑溢血，医生说他不行了。我要见我妈！
他们好像都有准备一样，更加冷静地对我说：你回医院去吧。
我回到急诊室，守在父亲旁边，他一直闭着眼睛。只看见他的脸在一点一点失去血色，像他村子里吹来的灰沙，慢慢地爬上他的脸颊。像飞机里看见的乌云，那黑棉絮就是这样一缕一缕被撕开，然后堵住人的血管，把生命往死里送。出版社的人来了，他们看了看父亲，就去和医生说话。一直到黄昏六点左右，市委机关造反派押着妈妈来了。妈妈还是那么漂亮，苍白的脸，清晰的五官，皮肤像大理石一样光洁。现在想来，她还毕竟只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年轻女性啊！她衣服是破烂的，但是洗得干干净净。她走在造反派的前面，像是电影里要去赴刑场就义的女英雄。她没有朝我看，也没有四下张望，就径直朝爸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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