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进才,宣奉华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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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试读：

大家都应当读点诗词（代序）

我认为中小学生应当读点诗词，大学生也应当读点诗词，青年人、老年人、我们大家都应当读点诗词。道理孔老夫子早就讲过了，“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无以言”，就是指不会讲话，或者讲话讲得没有文采，甚至是指不能获得话语权。要知道，讲话没有文采，那后果是很严重的！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就已经涉及思想和文化传播的大问题，涉及话语权问题，是传播学研究的范围了。毛泽东同志也把“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列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之一加以声讨。

其实，读点诗词不仅是语言问题。中华诗词，语言优美，词汇丰富，表现力强，音韵和谐，富于音乐美，是一座高雅的艺术宝库。其蕴藏于语言之中的情感之真切，思想之丰富，意境之深邃，操守之坚贞，品格之高雅，更是一座十分难得的精神宝库。针对提倡学点历史，有人理直气壮地质问：不知道秦始皇、唐太宗又怎样？不知道《阿房宫赋》又怎样？不知道唐诗宋词又怎样？当然，我们确实不能把这样的人怎么样！总不能让他们不吃饭吧？但人和人之间是有种种区别的：脾气有好坏之分，度量有大小之分，素质有高低之分，趣味有雅俗之分，品格有优劣之分，精神世界有丰富与贫乏之分，等等。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点历史、读点诗词，使自己变得更有知识一点，更智慧一点，认识更全面一点，修养更高一点，品格更高一点，精神世界更丰富一点，能做一个素质比较高、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中国公民，又何乐而不为呢？

唐诗宋词是中华文化中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化中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峰。其内容之博大精深，风格之多种多样，形式之齐整有致，韵律之和谐优美，世无伦比。朗读时抑扬顿挫，吟诵时荡气回肠；写景使人流连忘返，状物叫人拍案惊奇；动情处催人涕泪俱下，激奋时令人拔剑而起；穷哲理宏微，横连中外，述人情世态，纵贯古今。真可谓国之瑰宝，世之奇葩者也。品读它，吟诵它，欣赏它，玩味它，陶醉于其中，那是一种多么好、多么难得的审美满足，又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情感的、哲理的、人生的极致享受啊！

其实学好语文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学好母语对于每个国民来说都是第一要务。我们不是常常讲爱国吗，讲爱国首要的最根本的是热爱并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道理十分简单，我们既生活在物质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语言文字世界里。我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不二根基。

我十分赞成“语文学习应自诗歌始”的见解。如果要说语文学习有“捷径”的话，这就是捷径，要说有“妙诀”的话，这就是妙诀。现在有人主张国学从文字启蒙阶段就开始学，即从小学阶段就开始读经，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国语》，等等，这其实是不妥当的，失之于要求太高，操之过急，是不符合儿童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而诗词中却有大量适合儿童少年阅读、吟诵、欣赏，并对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有启蒙作用的好作品。有的可以上学即读，如结合认识十个基本数字，就可以读类似儿歌的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又如：“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到水面都不见。”稍长即可读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的《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以及杜甫的绝句《漫兴》，白居易的《桂华曲》，贺知章的《柳枝》，等等。唐宋诗词中也有许多适合儿童少年诵读的佳作，如辛弃疾的《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多么自然、清新、恬静的一幅村居画卷啊！在这个阶段不但要多读，而且要多背诵。想要“腹有诗书”，就要趁年轻记忆力强的时候在“背功”上下点功夫。背些诗词的特殊功效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一生。

主张年幼时背些诗词的，不仅有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也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钱学森先生、苏步青先生这些大家都主张背诵诗词。苏步青是微分几何学的大家，但对诗词和文学无比爱恋。他小时候放牛，在牛背上背诵《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年长了，于工作繁忙之际，每晚仍要在睡觉前花二三十分钟念诗词，神情专注，乐在其中。苏步青先生认为“语文是成才的第一要素”，他在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就职宣言”中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苏老一生中写了近千首旧体诗词。96岁高龄时出版了《苏步青业余诗词钞》，收诗作444首、词60首。1978年11月苏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夜读聊斋》：“幼爱聊斋听说书，长经世故渐生疏；老来尝尽风霜味，始信人间有鬼狐。”这是批判“四人帮”的。在座的杨叔子先生也是如此。他是中科院院士，在机械工程领域，在机械工程与电子技术等新技术结合的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果。但他在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期间，以及卸任后，都花了大量精力去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是他，要求博士生必须会背《老子》和《论语》前七章，否则不接受毕业论文答辩。这一举措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应。近些年来，正是杨叔子先生和中华诗词界各位志士仁人一起大力倡导让中华诗词走进大学校园，让诗教走进大学校园。杨叔子先生热爱中华诗词，自己也写了近千首诗词。他为江苏88岁的颜仁禧先生《诗风吹绿校园春》一书写了一首诗作为代序，这首诗是：“诗风吹绿校园春，米寿诗翁续力耘；寄愿儿孙诗志在，国魂凝处是诗魂。”这最后一句正是从杨叔子先生的内心深处喊出来的。胡适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了，但对胡适曾饶有兴趣地亲自编写一本古代诗歌的选集这件事，则不一定都知道。1934年4月20日胡适在这本诗歌选集第一册付印时写的序言是：“从今天起，每天写一首我能背诵的好诗，不论长短，不分时代先后，不问体裁。一年之后，这些诗可以印做一本诗选，叫做《每天一首诗》。”《每天一首诗》是胡适的一个计划，想选成365首。因各种原因，历经五年，尽管只选了一百多首，但他很不甘心，希望以后还能继续完成这个选本。

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都是诗词爱好者，不少领导同志本身就是诗人。毛泽东同志是诗词大家自不必说了，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的诗词都写得很好。国家前任主席江泽民同志、现任总理温家宝同志在政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也都表现了很好的诗词素养。江泽民同志还在视察高校时，与大学生一起背诵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中华诗词的优秀与我们的语言文字优秀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文字是字根文字，是表意文字，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华诗词成为文化艺术高峰的内在品质。智慧的文字催生了文字的智慧，艺术的语言创造了语言的艺术。2007年华中师范大学杨再隋教授对我说，某君作一字谜很好，谜面为“刘邦闻之喜，刘备闻之泣”，打一个上下结构的汉字。思之再三，恍然大悟。我深感这个字谜文化底蕴深厚，构思精妙，难度系数也大，就作了一首释谜小品：“一命呜呼羽不飞，刘邦欣喜刘备悲；自是嫩绿颜色好，亦项亦关莫问谁？”后来在一次有十几位大学校长的聚餐会上，谈到中国语言文化的话题时，我给大家打了这个谜语，并附了这首释谜小品，让他们什么时候猜出来了什么时候回信息给我。只有清华大学胡东成副校长在第二天给我发来信息：“哈哈！我猜出来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座各位是否也想一试呢？还记得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吗？这是意境多么优美，平仄对仗多么整齐的一副对联，又是多么漂亮的一幅风景画啊！而且上面那个谜语的谜底就隐藏在其中。

我最后要说的就一句话：热爱我们民族的语言，热爱中华诗词吧！让我们大家诗意地栖居在我们的语言家园之中。[1]2010年11月5日，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总督学柳斌在江汉大学艺术学院演播厅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上作的题为《大家都应当读点诗词》的报告，李赛利整理。

会议致辞

在全国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上的欢迎辞

大家上午好！

今天，在这个为收获而歌的季节，在美丽的三角湖畔，我们迎来了参加全国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诗教理论研讨会的各位嘉宾。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江汉大学党委、行政部门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近年来，江汉大学在省市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办学实力和办学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办学基本条件日益改善，学科专业建设和科研等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今年，我们取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我们有一个艺术设计专业，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0—2011》中，被列入5★级（5★为最高等级），跻身国内前十。从2007年开始，学校科研总经费几乎是每年翻一番，增速比较快。另外，学校成立了理事会，先后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汉阳区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签订办学合作协议，积极探索“3+1”、“2+2”等人才培养模式，加大了应用型人才培养力度。每年有100名左右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诗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展诗教工作是我们传承优良文化传统、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推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手段。我校历来高度重视诗教工作，强调以诗育德，以诗启智，以诗塑美。我们将诗教工作纳入学校精神文明建设规划，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纳入学校工作要点，注重将诗教融入学生日常教育，充分发挥武汉诗词楹联学会和海天涯诗社的平台作用，加强学生人文素质培养。通过实施中华诗词进校园工作系统工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大学生诗人，学生个人诗集和学生作品选集相继出版，硕果喜人。学校诗教工作得到了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的充分肯定，今年学校还被省诗词学会授予“诗词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今天，全国高校诗教工作暨当代诗教理论研讨会在我校隆重召开，这是对我校前期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也是我校的一件大事、喜事，更是广大青年学子之幸事。各位领导、专家学者、高校同仁，为了弘扬“诗魂”而欢聚一堂，为振兴“国魂”而牵手共进，共同研讨当代诗教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共同研讨诗教如何在文化育人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研讨诗教如何更好地融入文化素质教育主渠道等，这是诗词文化和人文素质教育带来的艺术、理想与激情的盛宴。“诗染未名山，词漫三角湖”。我相信，通过会议的成功召开，必将进一步推进中华诗词走进江汉大学、走进全国高校校园，必将进一步推进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必将进一步推进我们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衷心祝愿各位领导、专家和来宾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江汉大学度过美好时光！

谢谢大家！[1]杨卫东，江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代表致开幕[1]词余东升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专家，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受杨叔子院士的委托，我代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致开幕词。

首先，我代表高指委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莅临这次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表示衷心的欢迎！同时向筹备大会的江汉大学及中华诗教委员会中华诗教促进中心的梁东先生、孔汝煌先生等一批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展十五周年，同时也是1998年杨叔子院士提出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1999年在原华中理工大学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华诗词学会年会，是以这个为主题的）十二周年。

从高指委来讲，一直把诗教工作作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最近协助杨先生整理他的教育文集，感到他以及一批高指委成员包括王义遒先生在内的很多专家，都对文化素质教育作过很多精辟的论述。我简单地概括一点，高等教育最核心的理念是育人，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人，人有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自然属性自然是遗传，文化属性主要是靠文传。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是赋予人的一种文化生命，在文化里面，要特别强调民族文化，这是我们素质教育非常核心的理念。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当中，中华诗词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是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诗教工作的重要性。

那么，“诗教”这一概念我们要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呢？一个是诗的教化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包括很多当今的学者都做了非常充分的论述。另外一方面就是诗歌教育问题，诗歌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华诗词的教育是一个什么现状呢？我想大家都非常了解，我只想讲一点我个人的体会。我是1980年上大学的，而且是大学中文系，我们有古典诗词课，我们讲古典诗词、讲赏析、讲作品分析，但诗词格律我们是不讲的，包括创作也是不讲的。当时是领袖的一句话“古典诗词不太适合年轻人”，对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华诗词传承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到1999年以后，我记得是从华中科技大学开始，不仅是开设诗词赏析课，同时也还开设了中华诗词的创作班。当时我就感到很惊讶，后来杨叔子院士告诉我，这非常重要。尽管来参加这个班学习的同学不是很多，最最重要的是把这粒种子给留下了。回顾我个人受教育的经历，我觉得这句话是太重要了。前不久，王玉明院士专门给我发来短信说，对不给中文系开设中华诗词创作课感到非常的气愤和不能接受。我想这里面也蕴含了很深的道理。总体上来说，我个人有强烈的感觉，就是怎么样在新的时期里开展诗教，如何在高等学校里面真正让中华诗词大步走向校园，是很重要的，很值得探讨。今天这个会，在这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高指委在酝酿、讨论，看有没有可能在高指委下面成立一个分支机构让大家一起来探讨，推进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讨论。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在会议期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谢谢大家！[1]2010年11月5日上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文中多简称“高指委”）代表余东升同志在全国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开幕词，苏良雄根据录音整理。以诗育人　功德无量——在全国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郑欣淼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

今天，全国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在武汉江汉大学召开，我谨代表中华诗词学会，向主办这次大会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向委员会主任杨叔子院士、向柳斌部长、向承办这次大会的江汉大学各位领导和大会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诗教专家、诗教理论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我国历史上有着良好的诗教传统，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在中华诗词事业复兴的同时，诗教也受到了有识之士的重视，杨叔子先生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杨叔子院士早在十二年前的1998年，就在《中华诗词》杂志上发表论文《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他大声疾呼：要让中华诗词在大学校园铸造辉煌，陶冶大学生的感情，活跃大学生的思想，融入大学生的心灵，这是时代与形势的需要，也是国家与民族的需要。杨院士在这篇论文最后说：“我们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高度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诗词的功能，一定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与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功德无量的贡献！”

我完全赞同杨叔子院士的诗教观点。他也是我们中华诗词学会的名誉会长、中华诗教委员会主任。十多年来，他先后发表了8篇有关诗教的论文，系统阐述了当代诗教观的理论基础。

中华诗词学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地把繁荣诗词创作和普及弘扬诗教工作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崇高的历史使命。1994年3月，孙轶青等六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振兴传统诗词，促进精神文明》的联合发言，振臂高呼振兴中华诗词、中华诗教的主张，受到广泛的重视。在中华诗词学会主持制定的《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加强当代诗教的任务。2005年4月，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中华诗教委员会和中华诗教促进中心，使诗教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诗教工作也逐步走向经常化、专业化、制度化。

当代中华诗教是伴随着国家的复兴、中华诗词的复兴而同步展开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诗词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光辉。许多地方教育工作者和诗人，不失时机地展开诗教工作，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我们高兴地看到，特别是不少高等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探索和努力，江汉大学就很有代表性，他们开展“中华诗词进校园”活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他们的经验丰富着当代诗教的理论。

我们感到，对于当今高速发展、迈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诗教是不可或缺的；诗教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人文精神、人格品德，诗教对于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已经并将长久地发挥巨大的作用。以诗育人，功德无量！尤其是在我国数千所高等院校，集中了当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教育和熏陶，使当代大学生成为既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又有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新一代栋梁之才和民族精英。中华诗词学会将与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等各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继续高扬中华诗教的大旗，自觉地担当起以诗育人、诗化中华的伟大使命，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诗教工作，为中华民族以自己富于诗意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素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尽我们的历史责任和不懈努力。

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在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上的致辞[1]田文江尊敬的杨叔子院士、柳部长、郑会长，尊敬的各位领导，诗词界的朋友，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十分高兴来到美丽的江汉大学，参加在这里举办的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首先我代表武汉市教育局向各位领导、专家和诗词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主办单位将会议的承办任务交给江汉大学，这不仅是江汉大学的光荣，也是武汉教育战线的光荣。

今天到会的领导、专家层次之高，到会的高校同仁和诗词界朋友之多，都充分体现了各级领导对中华诗词进校园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以及对江汉大学诗教工作的充分肯定。

武汉市教育局一直十分重视抓好诗词进校园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效，涌现了一批先进学校。大学中我们有江汉大学，小学中有实验一小，中学中有今天来江大表演《中华颂》节目的汉阳一中。这些学校都能在诗词进校园工作中做到因材施教，他们举办的诗词活动有声有色，深受学生欢迎。这对于传承民族文化精华，在大、中、小学中培养中华诗词传人，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我认为，以点带面，是不断扩大诗教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的好做法。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步推广这些学校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

这些年来，江汉大学诗词进校园工作取得的成绩确实有目共睹，获得了不少荣誉，诗词进校园工作获得了省级校园文化成果一等奖。这得到了中华诗词学会、省市诗词学会以及省教育厅的充分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两点：首先是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其次是有部门落实工作，江汉大学宣传部承担了具体工作，很好地落实了学校领导的工作目标和任务，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工作在于落实，否则目标定得再好也是“镜中花、水中月”。

诗词进校园既是一项提高学生思想和人文素质的重要举措，同时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深厚的人文功底和较高的文化素养是我们文化育人的重要目标，让孩子们热爱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才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根基。我们期待到会领导专家、各兄弟院校同仁多提宝贵意见，促进武汉市和江汉大学诗词进校园工作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提高水平。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1]田文江，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主旨报告知否诗魂是国魂[1]杨叔子

摘要：本文一开始提出了诗魂就是国魂，国魂就是诗魂，接着以温家宝总理论及的于右任先生《国殇》一诗为引子展开论述，论述了诗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诗是不可译的珍品，诗是最美的语言，论述了诗教的功能，再次强调了诗教应先行。

关键词：文化　语言　诗　诗教

2009年夏天，我为88岁颜仁禧先生的《诗风吹绿校园春》诗文选（续集）写了首七绝作为“序”，这本诗文选是他致力于中小学诗教而自费编写出版的。这个“序”是：“诗风吹绿校园春，米寿诗翁续力耘；寄愿儿孙诗志在，国魂凝处是诗魂。”

写后，我开始豁然开朗，感悟到“国魂凝处是诗魂”这一自然流出笔端的诗句，正是我这些年来力主诗教、力主“文化要继承，经典须诵读，诗教应先行”这一论点的高度概括，并且以此句作为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上。接着我又感悟到似乎话只讲了一半，还没讲深讲透。比如讲，甲是乙，乙就不一定是甲，因为乙可能是更大的“集”，它包含了甲。这在逻辑上是十分清楚的。只有甲是乙，乙又是甲，甲与乙才是一回事。国魂是诗魂，那么诗魂是不是国魂呢？是不是国魂的凝现呢？所以，我再次感悟到如果不是从定量上而是从定性上、不是从实证上而是从体悟上、不是从科学文化上而是从人文文化上，这两者可说是一回事。为此，我写了《七绝·读诗感悟》三首：其一《关雎》、《长征》一脉承，情天理海美谁伦？感神泣鬼惊风雨，知否诗魂是国魂！其二诗魂就是国魂凝，座座高峰迭起兴；各领风骚先启后，中华文脉至强恒。其三国脉主流文脉称，诗魂应是国魂凝；中华力量凭文脉，赖有诗魂作主承。

文化是人之所以能成为社会人的“基因”，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所以文化要继承、要发展。民族文化是人之所以成为某个民族的人，也就是民族的“基因”，所以民族文化的经典须诵读、须践行。诗歌是文化的皇冠钻石，是最易接受、最能感人的文化珍品；民族的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璀璨标志，是美国大诗人惠特曼所讲的，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所以诗教应先行、应普及。

上述三首七绝的《其一》是讲，作为中华民族的诗从《诗经》第一首《关雎》作为古代代表开始到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作为当代代表为止，一脉相承，其情可盈天，其理可溢海，从形式到内涵、到意境相互和谐之美，可惊风雨，泣鬼神，难有其他文化珍品能与之匹敌！《其二》是讲，中华民族的诗不仅一脉相承，而且代代发展，高峰迭起，各领风骚，凸显其文脉至强至大，至久至远。《其三》是讲，国脉的主脉是文脉，文脉的主脉是诗脉；国脉就是国魂，文脉就是文魂，诗脉就是诗魂。脉是可实感的，魂是要神悟的，它们就是国家精粹、民族精神不同深度的艺术表达。

读一读一些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场合讲话中所引用的本国家、本民族的精彩诗句吧！2003年4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届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位台湾记者问温家宝同志：“请您谈一下您对台湾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温家宝同志对我国这个宝岛、对宝岛的骨肉同胞一贯想念与关怀，他饱含着深情地说：“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一首哀歌。”接着，他完整地背诵了于右任先生这首著名的诗《国殇》（或名《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惟有恸哭。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家乡，家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是于右任先生于1962年1月24日病重时以诗表达的遗言，是他眷恋大陆家乡的哀歌，是流芳千古的爱国主义杰作，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它是一首借用楚辞手法、运用《诗经》重章复踏形式而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讲：“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这段遗言不正是12天后所写成的《国殇》的底稿吗？南京解放前夕，于右任先生是愿留在大陆的，然而1949年11月被国民党胁迫去台湾。他去台湾后，无时无刻不在希求祖国统一，在《思念内子高仲林》诗中充满着无边的思念：“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国殇》整篇诗中激荡着的就是爱国主义的国魂、诗魂，温总理倾诉中饱含着的也就是爱国主义的国魂、诗魂，无论是于先生的诗还是温总理的回答都浸透了他们对国家、对家乡、对亲人的爱。

是的，文化的主要载体是语言。人类在劳动与实践中创造与发展了文化、文明，而且首先是创造了语言。柳斌同志《语论》诗（十首）之五讲得多么好：“古今系历史，六合开鸿蒙；世界事与物，尽在语言中。”所以，他此诗的“小引”中讲了：“人生活在语言中，因而也生活在历史和文化中。”人生活的条件不同，特别是生活的民族、时代不同，因而同语言直接有关的、同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直接有关的人文文化特别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学作品如此，作为文学作品皇冠上的钻石——诗歌更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严格讲，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一译即失去了这个民族语言的固有特点；对于一个民族的诗更是不可译的，一译不但失去了这个民族语言的固有特点，而且进一步失去了由其固有特点所产生的特有含义与情韵。于右任先生的《国殇》怎么译？要译，楚辞的手法、《诗经》重章复踏的形式、“有国殇”这种特有的民族语句；“天苍苍、野茫茫”这种我国古诗中为人们所熟悉的句子，如此等等，如何处理？我校占骁勇教授告诉我，美国大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讲得多么干脆：“诗者，译之所失也。”（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这讲得一针见血。我国对翻译一直有个很好的要求：“信、达、雅。”我想，“雅”可以做到；“信”、“达”就到不了百分之百，原文毕竟是原文，译文毕竟是译文。占骁勇教授又告诉我，我国名作家绿原感叹地说：“诗是不可译的，不论是古诗还是外国诗。退一步说，至少有一部分诗是不可译的；另一部分诗虽说可译，看来也不能逐字逐句直译。这是因为每首诗所依附的语言本身，都有其独特的美感，是不可能由另外一种语言简单传递的。”我想，诗所依据的民族语言，不仅有独特的文学美感，而且其内涵还有独特的包含方式。我国算术中的“乘法表”，绝不是诗，而由于汉字与构词的特殊，却像诗一样，又美又好读又好记，外语行吗？杜甫《七律·登高》这首千古绝唱，联联成对，其中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没有足够多的中国历史知识、文学知识、诗知识等，能够理解吗，能够翻译吗？我曾作过一比喻，人类创造了文化、文明，同时文化又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民族文化又是民族的“基因”。生物的基因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片段，DNA是以千千万万个四种核苷酸作为最基本的构件而组成的双螺旋形状结构一条长链，基因即其片段。显然，文化这个“基因”的“核苷酸”就是文字，文字这个“核苷酸”最基本的构件按相应的规律进行组合，就是语言，而语言这个组合的集成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即文化。基本构件不同，基本构件组合不同，“基因”就不同。汉语言的基本构件（文字）与外国语言的不同，其组合规律不同，其语言就不同，中华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与外国的就不同，诗更不例外。显然，诗更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华诗显然与外国诗实质上就不可互译。当美国诗人庞德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将中国古诗，如汉武帝《秋风词》、李白《长干行》等译成英文诗时，他采用较为直译的方式，例如中国古诗的句式，往往没有谓语，只有名词之类，他又没有注明为译作，当时外国的英语读者误以为是他的一大创新，引人注目，甚至名为意象派之作。我国1989年出版了《庞德诗选》的中译本。中译诗与我国原诗对照，几乎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密切关系，原诗风味、含义几难寻觅。同样，将外国诗译成中国诗，何尝能真正做到“信”、“达”呢？

中外诗作，不可互译。一个民族的古今诗作，也难于互译，因为时代不同，语言也大有变化了。我国好在有文言文，即书面语言，历代沿用。用文言文、用古代语言写的古诗与用现代语言写的新诗，即使基本构件（文字）相同，由于组合规律不同，两者也难于互译。占骁勇教授给我举了王翰写的名诗《七绝·凉州词》与绿原译诗，毫无问题，译得很好，是一首十分好的新诗，但绝不是原诗。两者都是中华民族的上品之诗。译诗极为奔放、十分豪迈、慷慨豁达之情一览无余；而原诗那种大彻大悟的深沉之情之境更有待于每位读者去反复品味与领悟了！要提出的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汉语的载体汉字是相同的，古代以口语入古诗，今天以现代语、以口语、以科技因素入古诗、格律诗，只要恰当，就很成功。而且生动流畅，易于流行。比如，罗辉因“神舟七号”飞行成功所填的词《满江红·神七问天》中，“一箭一舟追梦想，九州奏捷驰欢悦”，多么自然！徐中秋的《七绝·山村女教师》中，“‘拜拜’一声人去后，凝眸犹自送顽童”，多么亲切！而心系三峡水电工程与三峡水轮机的程良骏老教授，因所提出高水头下水轮机稳定运行的建议被采纳后，赋有《七律·梦稳》，其中最后一联为“一笑来依神女座，挥毫更细绘‘双眉’”，多么美妙！懂得水轮机的人，进一步知道这个“双眉”，不是“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双眉，不是神女的“双眉”，而是水轮机转轮叶在上冠与下环处的翼形。正因为汉语言的基本构件（文字）古今相同，那么，以我国古诗、格律诗形式来写今天的我国，还是大有可为的。

人们常把最美的语言叫做“诗一般的语言”、“诗的语言”。诗就是“诗的语言”。什么是“诗的语言”？从形式上看，是最精练、最美妙的语言；从内涵上看，是最富于感情而动人、最富于哲理而悟人的语言；从形式与内涵的高度统一而承载的精神上看，是境界深邃而启人思索、富于开拓的语言；这语言凝聚着极为深厚的继承性，表现出极为活跃的创新性，凸显出极为强劲的生命力。由于汉字这一唯一保存至今的象形文字的特殊性，由于经过几千年文明的历史的锤炼与沉淀而赋予汉字、词、句的特性，由汉字、词、句而形成的中华民族诗篇，就具有无比的魅力与功能，展现着国魂，搏动着国脉。中华民族的诗篇包含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体现出其饱含的整体观、发展观、本质观。这点我在《经典需诵读诗教应先行——一项弘扬民族精神的战略实施》一文中讲了。其实，整体观是从空间上讲的整体观，发展观是从时间上讲的整体观，本质观是从现象到本质上的整体观。此即，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诗篇的核心就是彻底的整体观。人之所以为“人”，从动物人成为社会人，就是因为人生活在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这个整体中，没有人类社会及其文化这个整体，就没有“人”。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就是因为他生活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及其文化这个整体中，没有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及其文化整体，就没有属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观中，突出的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强调的是对国家、民族、社会负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的重点中，除了强调要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外，并在其前特别加了一句，要“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这个责任感、这个整体观饱含着情感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充满着智慧而具有无比的创造力，奔腾着不尽源泉而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我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序言”中讲得极为深刻：“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而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当代名家余秋雨有段话可能是这一论述一个形象而深刻的诠释：“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连绵不绝的长廊。”文化在物质层面可以毁灭，在精神层面却可以永恒。精神层面的文化毁灭了，这个民族就彻底消亡了。正因为精神层面的文化如此重要，是精神纽带，是力量源泉，所以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及其文明作为最古老的民族及其文明，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历史也从未中断过。精神层面文化的诗更是“一个民族最高的凭证。”正因为如此，我在《“兴于诗”——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文中认为，我十分赞成梁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诗的功能，如稍加以修改，就是立德、启智、健心、燃情、育美，这是诗的对己功能；诗的对外功能，就是孔子提出的观、兴、群、怨；而对己对外功能的合一，势必导致对己对外的创新。创新就是进步，就是科学发展，就是个体与整体之间和谐的不断发展，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人类社会应追求的，就是“其命维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对高等学校，“要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执著、优良、丰富、过硬都是精神层面的，都是文化层面的。教育就是以文化育人。教育定位在文化领域中，不能“错位”，也不能“失位”。没有科学文化，就没有“立世之基”；没有人文文化，就没有“为人之本”，就会异化人性，就可扼杀灵性；没有民族文化，就没有民族之根之魂；没有民族文化经典，就没有民族文化之源之本；没有民族文化诗篇，没有民族文化诗教，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正确与智慧的起步，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深入与聪明的延续，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扎根与升华。文化要传承，经典要诵读，诗教应先行。“兴于诗”，“诗言志”，国魂凝处是诗魂，知否诗魂是国魂，诗“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只有民族文化自觉，才有民族文化自尊；只有民族文化自尊，才有民族自尊；只有民族自尊，才有国家自尊；只有国家自尊，才有国家自强。我们在高等学校，要努力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要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加强中华经典教育，加强诗教。这是急需的、必需的，而且诗教理应是先行的。这样做，是“针砭时弊，顺乎潮流，涉及根本”的，是符合《规划纲要》要求的，是符合党的教育方针的。[1]杨叔子，中科院院士、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不信东风唤不回”——当代诗教的回顾与前瞻[1]梁东一、机遇与使命

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精神有生命的部分，它早已不知不觉地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溶入血脉，铸入灵魂，成为中华气质的一种成分。诗教的过程就是这种“渗入”、“溶入”、“铸入”的过程。我们肯定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必然要肯定作为主流文化的诗歌的传承，也就必然要肯定应运而生的诗教。

诗教是伟大的传统。当代诗教是必要的延伸和发展。首先，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功并不能掩盖人与自然的生态被打破的事实。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正改变人类本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科学、人文必须相融，才能构建和谐人格与和谐社会。富含和谐精神的诗和诗教因此有了重塑与回归的契机。其次，中国人深切地认识到，迷失自己的精神家园必然使整个民族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而使诗和诗教在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进军中找到了自己无可替代的位置。再次，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面临着世界前所未有的强势遏制，而我们自己却亟待提高全民的素质，诗教责无旁贷地要在这场战略性进军中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人们从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需要两个方面出发，越来越认识到诗和诗教对我们民族的过去和未来是何等重要。

中华诗词学会于1987年成立，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我们一直在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成立诗教组织，推动校园诗教和社会诗教，开展诗教经验交流，组织和推动各地诗词组织、诗人、学者，协同教育部门以及地方党政部门共同进军。这既是机遇，也是使命。我们一直为此而努力奋斗，矢志不懈。二、探索与前行

20世纪90年代，孙轶青等政协委员提出提案，众多老领导、学者、诗人不断呼吁和推动，各地诗词活动方兴未艾，中华诗词逐渐焕发生机。教育部门逐步增加了教材中中华诗词的内容。一些部门和地方，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取得可喜成果。1996年，中华诗词学会命名福建省南安县贵峰村为“贵峰诗村”，成为各地创建“诗词之乡”的肇端。1998年，杨叔子院士提出“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教育部周远清副部长给予了充分肯定。自此，不失时机地推进校园诗教和社会诗教，有领导、有组织地创建“诗词之乡”和“诗教先进单位”，就同繁荣诗词创作、提高创作水平一起成为中华诗词学会“双轮驱动”的两项重点工作，并走向经常化。中华诗教委员会以“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和“添砖加瓦”的指导思想来推进当代诗教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先后在杭州市、南京市、湖南省常德市、黑龙江省望奎县、江苏省淮安市等，召开了多次现场经验交流会。我们高兴地看到，与时俱进的当代诗教，在各地党政部门、教育部门、诗词工作者及有关战线的共同努力下，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蓬勃兴起。

创建“诗词之乡”和“诗教先进单位”，是一项有组织地推进当代诗教的有效形式。正确地、健康地开展这一活动，有利于使诗教同各地精神文明建设相契合，从而有效推进各地各部门的中心工作。在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以下八条规律性认识。

1.领导到位“到位”是指领导者把中华诗词作为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工作中能动地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之中。领导者不是停留在兼任一点虚职和一般号召，也不是只停留在“个人爱好”上，而是从社会责任的高度，身体力行。湖北省黄梅县第十次党代会形成决议，把创建“诗词之乡”作为兴县的千秋大业来对待。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都有相应的保证。1998年长江抗洪最危急的关头，县委书记在浪急风高、大雨滂沱的堤防第一线，激情地写七绝一首表明心志。这首诗立即通过广播穿过夜幕传递到全体抗洪将士的心上。当然，这个事实，也载入了黄梅县的史册。

2.走向社会

中华诗词不是只停留在诗词的“圈内”热闹，不是只被看成“夕阳文学”、“老年人的专利”，而是已经得到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同，在发扬中华传统道德情操和民族正气，培育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培养负责任的社会成员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诗词正生机勃勃地反映在社会生活中。

3.珍视传统

有的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丰厚的人文传统和诗词遗产。今天，善于挖掘、整理和利用它们，使其成为一种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发扬开去，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教化作用，使其成为一种精神文明。作为少数民族“诗歌之乡”和受到苏东坡“广敷教化”的儋州，长江之滨、有着丰富的三国古文化积淀的赤壁，有两千多年建制历史的春秋古县昌邑，集农运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于一身的文化古城汉寿，都很好地重视了这一点。

4.群众参与

群众发动和参与的程度，从来都是检验一项工作成败的重要尺度。我们所说的参与，不单指创作，不是要提倡全民皆诗人，而是指接受诗词影响的人，包括爱好、欣赏、创作……有一个不算小的群众面，涵盖不同社会层面的人，而且不断扩大，特别是在青少年中不断扩大。

5.机制理顺

抓机制、抓组织，并且加强领导，发挥组织作用。党的领导，各方去抓，宣传思想部门上手，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纳入本身的工作日程，事情就办顺了，而且会有持久的后劲。黑龙江的望奎县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当然，一个健全的、有生机活力的诗词组织，是中坚力量，是播种机，是宣传队。

有的地方在抓不同层次的机制建设、形成领导合力方面卓有成效：抓诗词组织的建设，使其活力增强；抓以教育行政部门为领导、诗词组织为辅助的校园诗教的机制建设，使校园诗教纳入教育行政轨道；抓领导机制建设，成立由宣传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工作班子，使创建活动持久并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实施相契合，从而使社会诗教进入了当地的中心工作。

6.经济保证

社会诗教、校园诗教作为一种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是不言而喻的。先进单位都重视了必要的投入。但对于一项长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设来说，人们还呼唤一种有组织保障的法定的经常投入，同时也需要探索社会多元化投入渠道的形成。

7.扩展阵地

诗词作为精神成果，其影响的扩大有赖于宣传阵地。各先进地区和单位都有诗词报刊，公开的、内部的，定期的、不定期的，对交流信息、促进创作、培育人才至为重要。

8.创作精品

诗词是靠作品说话的，要不断抓创作，不断有来自各阶层诗人和习作者优秀的作品问世，这是一个“诗词之乡”和先进单位的无限生机，也是区别于其他性质的先进地区和单位的基本标志。创作既要有量，更要有质。

以上的规律性认识已体现在了中华诗词学会制定并颁行的《创建诗词之乡和诗教先进单位的指导性意见》中。三、认知与升华

诗和诗教，是中华文化源流中一支源远流长、生机勃勃的力量。它以先进文化的伟大形象和作用，贯穿于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期。

当代诗教，不是汉儒诗教的翻版，不是复古，而是在生生不息的历史实践中发展而来，它是既承接传统智慧，又焕发当代生机的文化教育事业。通观当代诗教的具体内涵和发生形态，我们发现，当代诗教是以发挥诗词动人情性的特质，来达到主体间在思想、行为等方面进行相互影响的一种文化思维方式和历史存在。它不是灌输和说教，而是以通人性情的文化产物，来进行主体间的相互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是一种对人的特殊认识，是对人的情感特质的一种独特认可，是华夏特有的文化生存方式的表达。通过诗教，可重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摒弃民族虚无主义。三千多年的历史实践已证明：传统诗词完全可以为中华崛起与新历史时期的生存发展服务。面对崛起的使命，在爱国主义、民族正气、人生哲学、忧患意识等诸多重大命题上，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诗教的作用。

当代诗教的重要作用，已随着历史的前进日益显现。“以诗育人”、“人文科学相融成绿”、“强中固本”等理念，正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当代诗教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以诗育人

孙轶青同志指出，今天，我们不需要以诗取仕，但需要以诗育人。他认为，尽管诗词的特质是言志缘情，但诗词的教育功能是客观存在。“诗词的教育功能表现为重形象、意境、含蓄，不仅能以理服人，更重要的是以情感人，以其艺术感染力使人们从阅读、吟诵、鉴赏中收到震撼心灵、陶冶情操的效果”。他还认为，“诗教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一项重大举措，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方针”。

2.人文科学相融成绿

杨叔子院士重新阐述与弘扬了传统诗词的意义、功能与价值取向，深入发掘传统诗词中能够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的优秀资源，使之老树生花，古为今用。他从重新探讨诗词与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入手，把笔触伸向前人甚少涉足的“诗词与科学相通”的新领域，创造性地指出诗词与科学都承认客观实际，都提炼客观实际的本质，都追索客观实际的规律。叔子先生借助诗性智慧的分析，用韦应物《滁州西涧》诗分析水力学原理、用李白《望庐山瀑布》诗分析紫光反射原理、用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分析特征不变量原理等，以此培养学生的“人性美”和“知性美”。

诗歌传递和普及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历代诗家之言，莫不集中地、无数次地反映中华文化最典型的内容，给民众以濡染。诗教使这些内容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使他们汲取为人处世的精神力量和中华气质，聆听和认同中华元典之声。人们常常是带着肃然的敬意，与经典对话，与圣哲同行。诗教使这种交流生机盎然地活跃在自有诗以来的中华民族发展的岁月中，跨越时空，穿透历史。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几千年的浸润、感染，千百代人的经营与积累，无数人得益于这种养成环境，通过无数次的阅读、吟诵、思辨而传承，而创新，而发展。中华精神的许多重要思想、观念，多以文始而以诗传。或者说，以诗为载体，再加上以情感人的传递，以美感人的影响，而从历史走向今天，从圣哲走向大众。可以断定，这艘满载历史瑰宝的人文方舟还将坚定地驶向未来。

学诗，不仅是了解历史，而且是带着深情去体验推动历史的活力之源。通过诗教接受的中华元典精神，促进民族的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回归，这对当今时代的中国人，尤为重要。有的学者把我国古代诗文经典比作“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延绵不绝的长廊”，“由经典奠基可以激发他们一生的文化向往。这是现代中国学生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少年时对古诗文经典的熟练诵读，以及成年后对这些诵读的反复重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当代诗教理念，尊重人类社会追求和谐、可持续存在与发展的意志与目的，凸显和发展传统诗词不可替代的、不可或缺的本质，挖掘传统诗词审美价值的品鉴层次，再升华至哲学高度，为文化素质教育弥补上基础形态的本体与宗旨，在系统性生态审美本体的构成上，形成当代诗教独特的气象，这不但具有为建设当代新文化而提供借鉴的深远考虑，更有着在当前形势下探索建立新时代道德践行体系的良苦用心：个人的精神提升和社会的进步，是合二为一的。

叔子先生运用大量事实，以发散的形象思维与严密的逻辑思维相结合从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的思辨哲理高度，把中华诗词优秀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诗教传统与当前的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提升到不容忽视的战略高度，来论述中华诗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条“主脉”，中华诗教在文化传承中的“不可替代”和“应当先行”。

叔子先生致力于以个例研究的形式，对传统诗词及当代诗教的内涵进行了全景式的探讨，并以教育学、文化学的研究视阈，对其形成原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既从文、史、哲三个方面对传统诗词的特征进行精细的分类研究，又从传统诗词与当代实际的相互关系、对比之中，进一步探讨其个性与共性的特征，使传统诗词成为当代文理相通的纽带。并以系统化的本体性文化素质教育理念，使诗词育人成为既契合民族性也契合当代性的素质教育模式，成功地勾勒出了当代诗教走向文化素质教育的趋势与途径，升华了传统诗教的核心价值，使其得以在现实时空中，合规律合目的地发展。

3.强中固本

中华诗词学会诗教委一直致力于当代诗教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我们坚定地认为，当代诗教连接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强中固本，本固则枝荣，诗教是长治久安的民族大计。

中华崛起的软环境就是全体国民的素质。简而言之，国民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成败。人们如果迷失了精神家园，又忽略了党纪、国法和公民道德的约束，将何以面对未来？这就十分有必要一方面加强党的思想、革命传统、国家法令和公民道德的教育，另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强化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美德、品格的传统教育。后者，着力于强中固本、养心培基而且事半功倍的，当首推诗教。要让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活性基因，找到今天的时代定位。让诗教通过感染和认同，养心种德，让国民尤其是未成年人通过自律、自强、自重、自爱，以负责任、有作为、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形象，融入社会，汇入民族复兴的洪流。

当代诗教，通过立德、启智、健心、育美、燃情、创新，从而成为促进青少年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华诗教具有谐调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巨大潜能。首先从传统诗教的理论支柱看其中与时俱进、适应时代需要的积极因素。如果说“温柔敦厚”、“绘事后素”说的着力点主要在协调人自身的心志德行，从而有利于人际、人天的和谐，那么“兴、观、群、怨”说的着力点在协调作为社会人与社会及其最高组织形式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论，“观”与“怨”的作用最为直接。自古就有采诗以观民风的传统，如果得以普及诗教，使公仆们有兴趣、有能力从诗了解民心民情从而激发爱民亲民的情感，改善执政能力和形象，应该不算是凭空想象；自古以来就有以诗怨刺上政、依违讽谏的传统，如果得以普及诗教、激起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使民众熟悉让诗成为动情入心的舆论监督手段，也应该不算无稽之谈。“诗可以兴”，通过诗教，鼓舞人心，激励奋发；“诗可以群”，通过诗教，独善兼济。因而“兴”、“群”的作用也可极大丰富当代诗教的内涵，有利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积极互动。

中华诗歌是和谐艺术的典型。中华诗教则是中庸学说在艺术教育领域的成功实践。其支柱学说“绘事后素”是“素”与“彩”的“中和”，其中“素”是差异事物关系的主导方面。因而诗教有助于养心种德，是使人灵魂高尚的催化剂；“温柔敦厚”则是人性及人际、人天关系贵和尚中的形象表述，因而诗教是使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和谐共处的亲和剂。四、前瞻与期待

当代诗教吸纳近代美学、伦理学与教育学的最新成果，在传统的“兴、观、群、怨”理论基础上拓展为“立德、启智、健心、育美、燃情、创新”的当代诗教育人观，从而构成哲学之真、和谐之美、伦理之善、实践之益、生存之宜的共同价值形态，从而形成真、善、美、益、宜的统一体，以架设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诗词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通行之桥。我们认为，高校诗教尤应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协调。

1.当代诗教要牢牢把握国家教育方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特别强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要求以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作为高校“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内容。这就为科学认识与把握教育的质量观、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关系和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及其社会责任指出了方向。诗教理所当然地应以此为目标。

2.当代诗教要紧紧围绕大学文化使命的中心任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高等教育大会（巴黎）的宣言指出，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高素质加负责任，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懂做人，会做事，善于思考和具有创新思维的本领，加上至高无上的中华魂、民族根和对人民、对社会的坚定的责任意识。中央六部委[2008]1号文件举国动员开展《中华诵》和《中华赞》的诗歌朗诵活动，《纲要》之呼唤素质教育的强化，都应理解为实现高校文化使命的要求，大学诗教必然是大学文化使命和中心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3.当代诗教的目标应指向创新型人才的成长

当代诗教不仅要肩负起促进人们精神家园回归的重任，更要置之于民族未来的生存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视角之下，以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和创新激情的培养为目标，着眼于培育创新型有用人才。放眼祖国大地，不少校园已是诗声朗朗，很多地方不同阶层的群众都深受诗教的沾益，绿荫满地，方兴未艾。在庆祝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开展15年的今天，我们坚持诗教信念，坚信诗教对民族今天和未来的伟大作用，高等教育尤其应当在诗教上就位，引领风华；诗教也必须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任务相契合，通过诗教培育创新人才，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服务。

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新时期的诗教展现出无穷魅力，在民族振兴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教委员会以及中华诗教促进中心愿与高校师生一起为此不懈努力。[1]梁东，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华诗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会议发言弘扬先进文化　传承民族精华——江汉大学“中华诗词进校园”工作成果汇报[1]周建民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诗友嘉宾，各位老师同学：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江汉大学长期重视诗教工作，以诗育德，以诗启智，以诗塑美。校党委和行政部门认识到，积极开发和运用中华诗词文化这个重要资源，在大学生中创造爱诗、学诗、赏诗、吟诗、写诗、传诗的浓厚氛围，不仅可以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提供肥沃的土壤，还可使之成为学校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境界和人文素养的重要媒介和途径，使之成为构建人文素质教育大厦的砖石，提升校园的文化品位，促进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华诗词进校园，是江大之所需，是江大学子之所求。

2004年以来，我校整合诗词教育资源，将中华诗词进校园工作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实施中华诗词进校园工作系统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聘请了一批客座教授，如香港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香港文艺家协会主席王一桃先生等；云集了一批湖北和武汉地区有影响的杰出诗人，如诗词名家杨叔子、陈东成、侯孝琼、雷万春、罗炽等；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诗词活动，培养了一批中华诗词的传人，如戚兆磊、范超、姜作耿等优秀大学生诗人；2008年9月，在武汉市委、市政府举办的“中华经典诗词诵读”大赛中，我校诵读节目《春江花月夜》荣获金奖。

近几年来，我校与省委宣传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诗歌学会等单位联合，两次冠名举办“心系中华、爱我祖国、弘扬文化、构建和谐”、“江汉大学杯”全国诗词楹联书法大奖赛，均取得圆满成功，《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中央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学校以文化育人，让中华诗词进校园，得到了湖北省教育厅的充分肯定，省教育厅于2008年10月专门编发简报（《湖北教育简报》第21期）向全省高校推介我校的经验；2009年11月，我校被湖北省诗词学会授予“诗词工作先进单位”称号；2010年3月，湖北省委高校工委、教育厅就“诗教”工作授予我校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学校连续被评为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

在探索“中华诗词进校园”工作的实践中，我们的目标定位是提高大学生诗词文化素养，培养更多热爱中华诗词的传人，促进优良学风、校风的形成。

我们的主要做法如下。

1.文化为旗，贴近学生

学校确立了“四个一”的工作思路：

①实现一个目标，传承诗词文化、服务和谐校园；

②抓住一个核心，即始终以“人”为核心，以学生为核心；

③搭建一个平台，即以武汉诗词楹联学会和海天涯诗社等学生社团为平台开展活动；

④办好一份诗刊，即办好季刊《武汉诗词》。

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积极推动中华诗词“三贴近”，尤其是贴近学生的思想，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正确处理中华诗词的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和发展精品战略的关系，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为推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校园作出了积极贡献。对此，中华诗词学会对我校诗词进校园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2007年12月，在武汉诗词楹联学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上，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晨崧先生讲道：“为发展中华诗词事业，江汉大学在弘扬优秀传统，推动改革创新，指导精品创作，培养诗词新人，以及普及基础知识，编发诗词刊物，开展诗教等校园文化活动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其做法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

2.依托会社，塑造品牌

我校“中华诗词进校园”是指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主体，兼及现代白话诗，依托武汉诗词楹联学会和海天涯诗社等学生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诗词学习、吟诵、创作等活动。我们的具体做法如下。（1）讲座吟诵，聚升人气

我们本着“爱诗词、懂格律、能写作”的培养原则，积极发挥学会诗词专家学者的作用：开设选修课，定期举办诗词讲座，举办诗词创作培训班和提高班，举办诗词吟诵比赛，让诗人走近学生，让学生走近诗人，让诗词文化充满和谐校园。

几年来，为了普遍提高大学生的诗词赏析能力和创作水平，并和各界诗友切磋诗艺，我们先后举办了诗词讲座和诗词研讨会50余场，讲座内容丰富多彩，有格律诗词曲联写作知识的传授训练，有古典诗词的品鉴赏析等，先后约有万名师生和诗词爱好者参与其中。这些诗教活动启迪睿智，陶冶情操，激发了大学生对我国古典诗词的热爱，又培养了众多的大学生诗词爱好者。（2）搭建平台，提供舞台

2005年，经校党委慎重研究，同意武汉诗词楹联学会正式挂靠我校，时任校长（现江汉大学名誉校长）李进才教授亲自担任武汉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学会秘书处设在党委宣传部，宣传部副部长、人文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分别任学会正副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

学会和诗社服务师生，开展诗教活动的两大平台是开诗会、办诗刊。学校十分重视“两会一刊”（即每年的“榴花”诗会和“金秋”诗会，一刊即《武汉诗词》）的建设，学校上下达成共识，那就是一定要把“两会一刊”打造成学校校园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2004年以来，武汉诗词楹联学会通过“两会一刊”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歌颂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颂扬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精神指引下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汶川大地震中再次展现出的中华民族互助互济、众志成城、克服困难、不屈不挠的勇气与决心。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大力提倡高扬主旋律，欢唱新时代。据不完全统计，6年来参与这些活动的有省内外诗词界的诗词名家，兄弟诗词学会的朋友，以及我校师生，达8000余人次。学会和诗社先后共收到师生及校外诗友投稿约四万余首，我们精选近万首，编印了19期《武汉诗词》。同时，《江汉大学学报》辟有“江大诗斋”专栏，已发表学生诗作千余首，充分发挥了宣传效应，在大学生中掀起读诗、学诗、写诗的热潮。

为进一步促进中华诗词进校园，扩大诗教覆盖面和影响力，今年9月，我们建成了武汉诗词楹联官方网，网站设有诗词鉴赏、诗教天地、学生诗社、楚风汉韵等栏目，网站界面清新自然，深受大学生欢迎，开网第一天点击率即达300多人次，开网月余点击率已达12000余人次。（3）依托社团，重点扶持

在中华诗词进校园活动中，我们以人文学院为基地，以学生“海天涯诗社”为主体，保证经费，重点扶持。

由武汉诗词楹联学会和海天涯诗社共同承办的每年的“榴花”诗会、“金秋”诗会等活动，使中华诗词正式走入大学校园，走近师生，每次活动都有数百位来自省市各地的学会会员参加，因此，活动也相应地提高了我校知名度。目前，海天涯诗社已成为校内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社团之一，从中涌现出一批诗词“读、赏、爱、写、传”中华诗词的传人。

为满足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需求，我们从前年开始着手编写贴近学生的培训配套教材《诗词曲联写作教程》，邀请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省第二师范学院、江汉大学等高校教授和在湖北地区有影响的诗人、词人参与编撰，全书约38万字，已由武汉出版社正式出版。

3.对外交流，彰显靓丽“名片”

武汉诗词楹联学会下面有20个诗词分会组织，800多名个人会员，借助这个平台，学会与海天涯诗社和全省30多个地市诗词会社组织建立起来往关系，还与全国10多个诗词会社组织建立了作品信息交流关系，如湖南岳麓诗社、河南诗词学会等。学生的《海天涯》诗刊在校内发行，与武汉地区高校交流，在大学生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海天涯诗社的社会影响也不断扩大，如参与学校和武汉作家协会、楚天电视台联合举办的“血与火的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诗歌音乐会”（楚天电台现场直播）；参加华中科技大学组织的“巾帼诗词吟诵”活动；组织了“纤夫的爱——管用和文学生涯50年诗歌音乐会”，等等。而且海天涯诗社的影响还远播到一衣带水的邻邦。2005年9月，应上海市和武汉市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日本谷中诗吟研究会第三次访华团一行十余人来我校，共同举办了“中日诗吟交流”活动，其间日本友人作了精彩的中华诗词吟诵，我校海天涯诗社学生的诗词吟诵节目赢得了日本友人的阵阵喝彩。

在醉心于诗歌创作的同时，大学生们还积极参与诗词鉴赏与研究，戚兆磊同学在学校的资助下，出版诗词专著两部，其《现代诗歌创作与研究》入选省级学生科研立项，其诗歌集《逝水浮萍》在2006年湖北省高等学校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评选中获一等奖。最近，我校大学生还公开出版了诗歌作品选集——《行吟三角湖》，这是学校始终坚持“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工作的最新成果之一。

通过这几年中华诗词走进校园工作的开展，我校校园文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大学生中营造了浓厚的学诗、写诗、吟诗的氛围，参加诗词讲座与创作的学生越来越多，校风、学风、班风得到良好提升，海天涯诗社和“两会一刊”已成为我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一张靓丽“名片”。

我校诗教工作虽然已迈开步伐，取得初步成效，但还有许多不足，恳请各位领导、专家不吝指教，同时我们也要虚心向各兄弟院校学习，同各高校一起大力推进中华诗词进校园的诗教工作，特别是要以这次诗教工作研讨会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1]周建民，江汉大学副校长、教授，武汉诗词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对新时期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思考[1]王义遒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展15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依然紧迫而必要，特别是在解决怎样做新时代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要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作用。与20世纪末单纯从教育改革角度提出问题相比，新时期的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大国的历史任务的“战略主题”，极大地提高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当前，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要加强时代性和针对性，在具体措施上既要沿用原来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方式，又要结合新时期师生的特点大胆创新。一、15年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回顾

1995年9月，原国家教委在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标志着我国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正式开始。这项工作的内涵“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项工作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有：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贯穿于专业教育始终、校园环境与氛围建设和组织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等。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内化”、渗透和融合，注重陶冶精神、气质和品格，体现一种“人文教化”的思想。

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界针对我国教育和社会状况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和教育实践。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化素质是全面素质的基础，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按照这项工作的推动者、组织者和支持者，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切中时弊、顺应潮流、涉及根本”的工作，即它是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急功近利、教育成为“制器”而非“育人”倾向的“时弊”；符合国际上“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与“全人教育”等“潮流”；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给人以正确做人和处事的基本态度、知识和能力的教育，使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和谐统一。

15年来，这项工作经历了从试点到全面普及和提高，从开展第二课堂、课外活动到正式列入教学计划，从强调“三注”、“三提高”到“三结合”的深化过程，应该说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这项工作受到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欢迎，文化素质教育活动蓬勃开展，申报设立“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高校积极广泛（全国已批准建立基地93个，涉及高校157所），高职高专院校也踊跃投入这项工作；推动了高等学校教育思想观念的大讨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高校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促进了面向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使素质教育观念在高等教育领域深入人心。正像不久前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在“2010年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融合”高层论坛上指出的：“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促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深入，人们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战略意义；他要求“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大力推进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难得的成绩，首先是由于教育部行政领导的倡导、推动、指导与支持，他们根据现实情况不断提出新问题、新思路、新举措，使这项工作不断推进。教育部及时成立了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团结组织了一批积极分子，不仅积极开展全国和地方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经验交流，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研究，使工作逐步深入。各类学校领导也很重视，党政组织一起抓，调动全校积极性，教学、思政、学生、后勤等部门互相配合，齐抓共管，许多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很有成绩和特色。所有这些都说明，教育部行政领导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体现了中国特色！二、新时期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我国已是世界上在校生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大国。为什么15年前提出的“切中”当时“时弊”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还要“大力推进”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还要根据新时期、新形势对文化素质教育不断提出新要求，从而对这种教育的意义、内涵、途径和方式等进行适当调整。实际上可以说，文化素质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随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是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任务”的。

当前的新形势是：虽然我国在GDP总量上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远远还不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30多年经济的迅速发展说明，为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现有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政治经济体制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但从进一步发展来看也存在着极大问题。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有创新；不仅在发展生产力，在生产组织、收入分配等经济体制上要有进一步的大胆创造，就是在“13亿富裕起来的人怎么过”这样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上也要有全新的构想。怎样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实现政治民主化也是一个崭新课题。只有解决了这些课题，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持续发展，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都需要创新，需要思想、理论、观念、体制机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全面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这两件法宝。这当然是一个文化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我国必将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对世界文明作出更重要的贡献。此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掌握科学技术的人们必须对社会、人类和自然具有极高的责任心，才不致有意无意对他们造成伤害。这就对新时期的国民素质，其中最基本的是对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远还不是国民素质最高的文明国家。实际情况是：我国国民的科学素养比欧美各国低（根据10年前调查，在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的理解上尤其落后）；现在社会上迷信盛行，坑蒙拐骗每每得逞，求神拜佛不是为宗教信仰，而是为了保佑个人升官发财等；诚信与严谨扫地，得过且过，崇尚不劳而获、一举成名的风气泛滥；错别字铺天盖地；色情表演、丑陋鄙俗的现象无处不在；学术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

从学生方面来说，根据前两年对大学生教育教学质量的调查结果看，这些年社会对大学生诟病的，主要还不在于其掌握的基本概念不扎实、实践能力不足等业务教学质量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充分重视，并加以解决），而在于：由于生活稳定，缺乏政治热情、远大理想和人生目标，常“跟着感觉走”，跟着时髦走；个性张扬，思想开放，但心理脆弱，对同学、社会冷漠，自我管理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有所缺失，公德意识淡薄，举止散漫，行为随意；讲实际、重功利，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重金钱、地位、享受、关系、权势，以致不少学生组织中滋生“贿选”现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缺乏诚信，频繁跳槽有不少怨言；在学习上则表现为无目的性，草率浮躁、缺乏艰苦奋斗精神，主动性差、不用功钻研，应付考试、混文凭，甚至抄袭、代做作业、考试作弊之风蔓延。

社会和学生中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教育的薄弱。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针对当时青年犯罪问题指出：“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现在，一方面是，新时期从现代化国家建设任务，从大国的国际地位与责任和从科学技术影响力的提升等方面出发，对我国公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为适应这种高要求所做的准备严重不足。更有一些“愤青”缺乏科学历史观，在我国经济迅速增长面前表现出不可一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难以胜任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责任。这些矛盾说明，文化素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正是针对这样的问题，需要进行“怎样做中国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的教育。在这方面，文化素质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最近中央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文化素质教育正是实现这个战略主题的重要一环。

因此，新时期仍要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特别是在解决怎样做新时代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要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作用。与20世纪末单纯从教育改革角度提出问题相比，新时期的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大国的历史任务的“战略主题”，极大地提高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三、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的时代性与针对性

文化素质教育要解决“怎样做中国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的问题。为什么文化素质教育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这需要从什么是文化说起。“文化”这个词的定义大概不下几百种，《大英百科全书》甚至不单独设条目，可能认为这是常人都知道的普通词。但在众多不同的文化定义中可以看到有两种差别：一是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后者专指精神财富，泛指一般知识和教育程度（《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二是凡“人的创造”，“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如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费孝通所说西方人的“文化”概念，“说到底是‘人为，为人’四个字”也是这个意思），这样，“文化”就是中性的了，可以有“好文化”，也可以有“坏文化”。也有人认为文化都是好的，是“财富”，是经过人类历史筛选、积淀的，是有益的、善良的，甚至是高贵美好的（法国近代文化名人马尔罗说：“所谓文化，首先是一种使人世间高贵、美好的东西得以发现、传承和扩增的善良愿望”）。笔者认为，我们中国人认识“文化”大概是从《易经》中“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这句话中引出来的，文化就是“人文化成”。因为“人文”是人类脱离、超越禽兽的举止、行为和表现，“文化”则可以理解为是以人文化成天下，即“教化”，亦即“人化”。根据这样的理解，文化应该是好的、高尚的精神财富，文化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优劣、高贵与低俗之分；“坏”的、“低俗”的东西不能叫“文化”，是垃圾，是在糟蹋文化、亵渎文化。但是，文化可以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是从时代意义上说的。发展程度和阶段不同的地域和族群，有与他们相适应的不同文化的差别，我们应当尊重不同历史，尊重不同族群，这就要求尊重不同文化！所有这些文化，都是体现人区别、超越一般动物的标志；所以人离开、超越一般动物越远，文化越高。很自然，那些做出了亵渎文化勾当的人，会被人贬斥为“不是人”！“文化”既是“人化”，其基本元素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要素。按照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说法，这种元素有三条，即知识、德行与虔敬（有时也表述为学问、道德和虔信）。知识，包括人的理性思维，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科学认识；道德则表现为人能节制和约束自己，能平等对待他人，对待万物和自然，符合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夸美纽斯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所谓的“虔敬”，当然是指对上帝而言，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为指对一种包括对真理和正确价值观在内的信仰的坚定信守，对触犯背离这些神圣底线所必要承担的后果的畏惧。我国传统文化虽没有如此明确的对人的要素的表述，但相似的思想是存在的。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也可以说是和上面三条对应的。这里特别要强调，除了理性和科学认识之外，懂得自我克制和约束，以及有信仰和敬畏之心也是人区别、脱离和超越于一般动物的重要条件。“食色性也”是人的动物性的反映，如果不会自我克制与约束，为所欲为的“食色”，人就与一般动物无异。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否定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文明扫地，流毒至今犹存；当前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负面影响，使得少数人丧失基本文化要素，肆无忌惮，毫无德行，只知谋取个人利益。所以当前的文化素质教育，首先就是要用文化元素来武装全体大学生。

其实，教育的本质功能就是文化传承、文化育人，即教化，就是让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代代传下去，并加以创新、发展，使下一代人生活得比上一代更好，不断进步！教育的这个定义符合一些先哲的说法，如康德的“教育使人成为人”，夸美纽斯的“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这后面的“人”当然是指超越动物性的社会人，就是能正确做人和做事的人。这个定义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教育追求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体现了教育的个性和社会性要求的统一，教育的人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这也完全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因此，文化素质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

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文化传承：给学生以知识、德性和虔敬。在高等学校，就是要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和科学素养，使他们能遵守国际化时代公民的道德准则，笃信科学人生观与价值观。具体地说，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对未知世界怀有强烈好奇心，迫切期待学习、发现和创新知识；通晓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自然变化的基本规律，掌握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方法——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鉴赏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领会人间和自然的美，感受真、善、美；同时，要让大学生树立符合时代精神和世界发展趋势的人生理想，遵守社会、民族、国家和国际公认的道德准则，具有高度自我约束和节制能力，虔诚信仰科学价值观，尊重人生价值，绝不违背做人的准则。这就是国际化时代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为人处世的基本素质与能力。

当前，针对“80后”、“90后”的青年，特别要强调以下几点。①有责任心。树立对个人、群体、国家、人类和自然的强烈责任心；负责，这也是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基础和体现；在国际化时代，大国公民的负责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②讲诚信。养成诚实无欺、践行承诺、恪守约定、言行一致的美德，这是社会人的基本道德，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法治社会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③独立。凡事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不依赖别人，不盲目从众、从权威、从领导；考虑任何事情要从基本国情出发，可以借鉴他人经验，但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④要创新。创新不只是科技创新，做任何事要达到理想的正当目标，就要实事求是，就要有创新。创新是一个人的重要素质，体现在精神和能力上，尤其对于从事着前所未有事业的当今中国青年更为重要。

有人认为，当前造成年轻人和大学生中一些不良倾向的不是学校而是社会，因此，试图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是要求过高，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文化素质教育不能承担过多的责任。笔者认为，这些意见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大学既要培养承担未来社会建设者的责任，大学自身就必须富有担当感和勇气，努力地、脚踏实地地进行这样的教育，使培养出来的人适应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到高于现实社会，引领社会。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素质教育在做法和方式上应当有所讲究。这种教育固然需要知识的传授与说理，但其核心却并非在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在于培养学生树立向上、美好、善良、崇高的情操与品格，并在他们懂得道理以后付之践行。这就需要感染、领悟、陶冶，要潜移默化地“化”，要使人能从理智出发为求得大自由而放弃小自由，严肃做到自我克制与约束。对已被社会负面影响污染了的年轻人，文化素质教育实际上起着一种心灵洁净与纯化作用。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很高的，我们必须讲究方式、方法。四、当前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法

在充分运用15年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新时期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实施需要根据新情况作必要的推敲。显然，在新时期，这项教育更需要运用学校的整体力量来进行工作，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高校领导要有高度清醒的文化自觉，明白学校所承担的艰巨的文化任务。首先，高校要坚决杜绝“反教育”的行为，须知学校一旦出现这种行为，其所做的一切正面教育都将成为一句空话，付之东流。为此，高校领导不仅要有清醒的头脑，而且要有胆识，成为抵制社会不良倾向、敢做敢为的教育实践家。

在此基础上，文化素质教育原来行之有效的渠道和方式仍然可行。这里包括：①课程仍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通过开设文化素质教育通选课程（现在不少学校称为“通识课程”）进行从知识升华到品格的教育；②开展第二课堂，组织讲座、课外阅读、文学艺术欣赏等，通过高雅的课外文化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品格；③在专业课程中渗透融合文化（人文与科学的教化）精神，使所有课程的教师都能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功效；④通过学生课余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各种组织、社团的实践活动，促进师生群体的相互作用，增强学生的交流和实践能力；⑤优化高校整体育人环境，包括学风校风、校园景观、人际关系等，创造全员教育和全国教育氛围，使学生在高尚和谐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提升其文化修养。

关于文化素质教育通选课程的组织，不同类型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位和培养目标开设不同要求、类型、模块的课程，课时分配与安排可灵活处置，教学方法可多种多样。一般说来，通选课程应包括文学艺术、历史社会、哲学思维、自然科学、文化交流工具、生理心理等内容，可以组成几个模块，其中最主要的是能传承和弘扬中外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课程，它们都是形成文化元素的关键所在。文化素质教育在课程教学中应要求学生阅读大量书籍和文章，有条件的学校还应尽可能开设小班课，要求小论文写作和进行课堂讨论。这些课程的核心要求不是简单地进行知识传授，而要注重知识的升华、内化为品格和素养。这同时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目前，大多数高校没有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文化素质教育教师队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高水平、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教师的标志主要有两条：有学问，爱学生。这类教师的欠缺将是高校的长期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补救办法是打破教师单位所有制，提倡从社会上聘请合格的兼职教师，一些学校还可以联合共同聘请教师，相互兼职；一些专业课程的教师也完全可以胜任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实际上，一些课程，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本身就可以作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由于对这些课程的教学要求与一般专业课程不尽相同，需要对这些教师进行必要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培训，并且在绩效考查中采取一些有区别的标准与做法。

在专业课程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的精神不仅可以调动专业教师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积极性，而且，专业课程本身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所有专业课程都兼有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专业课程中渗透人文精神是专业课程的应有之义。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专业课程是学校教育教学中分量最大的课程体系，有专业教师的参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力量会更强，作用会更大。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是学生“养成教育”的重要手段，学生们通过活跃的第二课堂和活跃的社团活动感受和欣赏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积极进行交流互动，不仅可以大大开阔眼界、陶冶性情，而且锻炼了交流服务和实践能力。在一些名校，学生从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和相互影响中学到的往往比从教师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些。深入的科研开发、社会调查、文化考察、志愿者服务等科技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学会正确做人做事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校史、校风与校园文化景观的建设与维护，对学生具有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但是，对所有这些环境和氛围建设，我们一定要重视形式和内涵的高度统一，要把握“神似”原则，即要把教育意义放在首位，切不可只讲形式。

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一定要与对学生的严格管理相结合。现在许多高等学校不敢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怕对违纪和犯法的学生进行了处罚而造成意外事件。“教不严，师之惰”，对违纪现象的姑息容忍只能助长不良风气的蔓延，丧失了教育机构的重大职责。因此，只有把教育与管理，疏导与防范适当结合起来，才能使素质教育真正发挥作用。

目前，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管理方式不一，机构有别：有的由教务部门统一管理，有的由学生工作部门管理。但不管怎样，在指导思想上，文化素质是学校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贯穿渗透到学校全部工作中去，需要动员全校资源与力量。学校领导要把“育人”放在学校工作的核心，因此，作为整个教育基础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应该由党政领导统一抓，要用统一的教育理念，统一的规划、计划整合教学、思政、学生工作与后勤等部门的力量，结合班级、党团组织进行分工协作。要有统一的管理机构进行日常管理协调，机构的具体形式和归属可以因校制宜，但以放在教学管理部门更为合理，这有利于统筹安排课内外和教学计划内外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

综上所述，作为学校，就要“育人为本”，把育人放在整个工作中的首位。树立了这样的思想，就能把新时期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做得更有成效！[1]王义遒，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原顾问。孙轶青当代诗教思想理论初探[1]李文朝

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华诗词学会已故会长孙轶青同志，是著名书法家、编辑家、诗词家，是中华诗词学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是当代中华诗词事业的领军人。他在团结带领中华诗词大军开创中华诗词新纪元的进程中，积极致力于当代诗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因而又是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华诗教的拓荒者和开路人。认真整理总结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对于深化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究，指导当代中华诗教实践活动，促进中华诗教的繁荣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围绕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一、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的实践探索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孙轶青作为当代中华诗教的拓荒者和开路人，其中华诗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他波澜壮阔的诗词活动实践。因此，研究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的形成，必须从其实践探索入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孙轶青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时，就积极参加了中华诗词学会的筹建工作，9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任副会长、会长，直至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为中华诗词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他殚精竭虑，为中华诗词的发展奔走呼号，忘我工作，也为当代中华诗教，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

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孙轶青联合六位全国政协委员进行发言呐喊，成为当代中华诗教的破冰之举和春雷之声。孙轶青等六委员在联合发言中建议：“（一）中央有关部门务必关心和支持诗词事业，给中华诗词学会和各省（市）诗词学会安排编制、划拨经费。（二）大学中文系应设诗词必修课，中文系学生应该基本掌握创作符合格律的诗词。（三）增加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诗词数量，而且应该安排关于诗词格律的知识短文。（四）有关报刊，开辟诗词栏目，发表一些歌颂改革开放建设成就、赞美大好河山，以及针砭时弊的诗词作品，发挥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报刊文艺部门应有懂得传统诗词的编辑，提高选稿质量。（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和中华诗词学会牵头，组织专家、学者尽快制定出当[2]代诗韵。”

在21世纪初，孙轶青主持制定的《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是近十年来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华诗词事业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实践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这部《纲要》中，就对当代中华诗教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各级学校中加强诗教，是充分发挥诗词教育的社会功能、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和克服诗词断代危机的根本措施。1999年和2000年，中华诗词学会与各有关部门合作联合举办中华诗词研讨会，提出让中华诗词走进大中小学校园的倡议，得到社会各界以及教育部的赞同和支持，取得了圆满成功。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这一倡议。还必须解决诗词教育师资问题和诗词人材的培养[3]问题。”

2005年8月，在黑龙江望奎诗教现场会上的讲话中，孙轶青更是明确指出，“找准以中华诗词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一突破口，不断丰富诗教内容，活化诗教形式，完善诗教设施，健全诗教机[4]制”。把诗教工作引向一条健康、长效发展的轨道。二、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的总体架构

孙轶青的当代中华诗教思想，既体现在他言传身教的行为昭示里，又体现在他的文集《开创诗词新纪元》的许多篇什中。综合研究考察他的诗教理论观点和身教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的总体架构。这就是：着眼国民诗教——着手校园诗教——着力社会诗教。

1.着眼国民诗教

传承诗教精粹，提高国民素质，是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最根本的着眼点。孙轶青作为一名为人民打过江山的老战士，他观察思考问题的着眼点，总是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人民的喜怒哀乐上。他献身中华诗词事业，推进当代中华诗教，同样也是站在利国利民的时代思维高度。

在《充分发挥传统诗词的社会功能》一文中，孙轶青就“传统诗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富资源”、“爱国主义是传统诗词的主旋律”、“传统诗词对于促进祖国团结统一有特殊作用”、“传统诗词是增进国民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条件”等重要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他特别强调：“传统诗词语言精练、声韵优美、上口好记、饱含诗情和哲理特质，具有其他文学形式不能代替的教育功能和艺术魅力。孔子教人，主张兴于诗。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大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古代贤哲、有远见的政治家，都高度评价和重视诗教。在诗教的滋润下，童子诵诗，诗情、美感、哲理融入心灵，对其一生有重大影响。诗的潜移默化的[5]教育功能，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中，功不可没。”在着眼国民诗教的总体布局下，孙轶青在同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主要靠加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段论述，正是对于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总体架构“国民诗教——校园诗教——社会诗教”的点睛之解。

2.着手校园诗教

让中华诗词走进大、中、小学校园，是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的首要内容也是付诸实施的突破口。孙轶青在《传统诗词与青年》一文中指出：“学校应当设立诗词课，有关报刊应开辟诗词园地，把青[6]少年作为普及诗词文化的首要对象。”1999年和2000年，孙轶青亲自主持了以“让诗词走进大学校园”和“让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为主题的全国第十二、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身体力行地推进校园诗教。他指出：“从学校教育中加强诗教，是继承和发展诗词事业的重[7]要条件，这早已被我们作为诗国的历史的经验所证明。”“我们呼吁在各级师范学校，各大学中文系、新闻系及有关人文科系，增设诗[8]词教育和诗词写作课，加强诗词教育师资和诗词人才的培养”。他还说：“华中理工大学颇有成效的校园诗社、诗刊及其将诗词创作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实践经验，将使我们研讨会的主题思想更加充[9]实。”他特别强调：“在中小学中加强诗教，以增进青少年和儿童的[10]文化素质，则显得更为重要。”

3.着力社会诗教

孙轶青把提高国民素质作为中华诗教思想的着眼点，那么推进社会诗教便自然成为其诗教思想的着力点。孙轶青指出：“诗教作为中华美德的传统，通过诗词走进校园和更广泛的在社会普及，无疑会大[11]大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还说：“中国素称诗国。但诗国不能是一个空洞头衔。既然是诗国，就应当有诗校、诗村、诗乡、诗镇、诗市，甚至还要有诗县、诗省。有了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诗校、诗村、诗乡、诗镇、诗市……作为诗国才名副其实。尤其诗校、诗乡、诗县等，是诗国的基础。要打牢诗国的基础，必须从建设诗校、诗乡、[12]诗县等做起。”孙轶青还语重心长地说：“尤其要看重基层经验。我们这次会议着重交流的是诗词之乡的经验和诗词进入大中小学校园中的诗教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振兴当代诗词事业的全局具有十分重要[13]的意义。”三、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的战略基点

按照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的总体架构，如果说着眼国民诗教，提高国民素质，是其诗教思想的根本立足点和着眼点。那么，作为诗教思想得以贯彻实施着手处和突破口的校园诗教，则是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的战略基点。

在《让诗词走进大学校园》一文中，孙轶青指出：“首先从大、中、小学校园加强诗教，应当看做是增进国民文化素质的战略措施……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理所当然，青年也必须是中华诗词[14]的未来和希望。”孙轶青强调，“在我国，人们的高素质从哪里来？毫无疑问，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在广大[15]人民中，首先在少年儿童和青年中普遍推行诗词教育。”他进一步分析说：“儿童、少年、青年，正处在发育成长时期。我们的任务是，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校期间的素质教育，我认为首先应做到使他们知爱国，辨是非，能思想，会做人。中华诗词一向以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为主旋律，是增进国民文化素质的百科全[16]书。”

孙轶青还不顾自己的年迈体衰，不辞辛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总结校园诗教的经验。他指出：“对于如何改进加强中小学的诗教工作，研讨会的论文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里，我再补充几点，与大家商榷。①从培养学生文化素质出发，诗词内容要有所选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选学古典优秀诗词的同时，要精选当代诗词作品，这一点不宜忽视。②继续发扬传统诗词的吟诵、歌唱传统，也可以提倡背诵，但同时应力求讲解，避免单凭记忆力死记硬背。③对于中小学学生学习诗词，不只要讲解、朗读、鉴赏，还应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生中指导写作。习作是加深诗词理解和掌握诗词艺术的必要方法。在不增加课外负担和自愿原则下，可建立第二课堂，校园诗社，组织诗赛，还可设立选修科，由学生自愿选读。④语文考试内容，似应列入诗词，希望教育部门加以研究。⑤师资是关键。诗教有无成效或其大小，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水平。现在有些语文教师不懂诗词或不会创作，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希望这些教师加强诗词修养，迅速改变目前状况。各级诗词学会、诗词社团还可协助有关教育部门和学校为诗教人员举办讲座或利用假期进行培训。鉴于培训师资是加强诗教的基本措施，又鉴于新闻出版事业和一些其他单位都需要有从事诗教和熟悉诗词的专门人才，建议教育部考虑，在各级师范学校、大学中[17]文系、新闻系等，都能开设或加强诗词课程。”

在南京全国校园诗教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孙轶青欣慰地指出：“让诗词进入大中小学校园，加强诗教，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来，在各级党政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和诗词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诗教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绩。”“加强诗教，以诗育人，适应了广大师生的共同愿望，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和喜爱。”孙轶青接着指出：“诗词进入校园，加强诗教，其成功经验，可概括为如下各点：①让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首先懂得加强诗教以诗育人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加强领导，如建立组织，专人负责，形成制度等。②把诗教纳入教学计划和考试计划。③培训师资。有关教师可短期进修，集体备课，请人辅导。④在小学生中可以以吟唱和背诵为主。在中学生与大学生中，可提倡学诗与写诗并重，但需遵守自愿原则，并对学诗者与写诗者给以具体指导。⑤课堂讲授诗词与课外诗词活动相结合。可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诗词社团，开展适合学生特点的诗词活动，诸如诗赛、知识问答、讲座、采风等。⑥为学生提供学习诗词和创作诗词的条件、园地。诸如编写教材、创办报刊、向校外报刊投稿等。⑦创设诗化校园的环境与氛围。⑧勤俭节约，合理解决人财物的实际困难。相信‘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以上八条是就校园诗教说的。实现这八条，并非易事，但经过努力，可以做得到。”孙轶青还充满信心地对校园诗教前景进行了展望：“诗教工作要不要持久？能不能持久？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第一，诗词本身的固有特性决定了诗教工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第二，青年人追求真理，积极、热情、富于理想的特点，同诗词言志缘情的特点相一致，最易于接受中华诗词……第三，青年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同时也是中华诗词的未来与希望……青年在校期间，其所接受的诗词影响自会向其周围辐射，成为向社会群众普及诗词艺术的媒体和纽带。而且，随着一批批毕业生走向社会和诗词事业的繁荣昌盛，诗词事业‘后继无人’之虞将不复存在，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将永葆泱泱诗国的崇高荣誉。因此可以说，我们今天已经兴起的校园诗教工作将持续发展，经[18]久不衰，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战略意义”。四、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的着力方向

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既然把提高国民素质作为终极目标，就必然把推进社会诗教作为主要着力方向。孙轶青指出：“振兴传统诗词，中华诗词学会主张‘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方针”[19]。他分析说：“旧中国时期，传统诗词传播的圈子往往很小，只有极少数明白晓畅而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诗词方能流传于民间。今天人民已回归主人地位，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对诗词的鉴赏能力有所提高。我们没有权力把广大人民群众摈弃于诗词门外。我们要坚持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让诗词冲出狭小天地，走向人民大众。”[20]“不难设想，如果我们的传统诗词走向人民大众了，它就真的生根了，它就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了。那时，传统诗词将成为人民精神生活的必需品，到处会有传统诗词的朗读和吟唱，并反转来给诗词创作以有力的推动、鼓励和检测。那时，只有那时，传统诗词才称得上[21]是真正的繁荣。”

在当代诗词要“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方针指引下，孙轶青以社会诗教作为主要着力方向的思想更加明确。他指出：“近几年来，在地方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会开展了创建‘诗词之乡’和‘让诗词走进大、中、小学校园’的活动，诗教工作和诗词普及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伟大工程对诗词事业的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对诗词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要继续深入开展诗教工作。要与地方党政领导和教育部门紧密合作，争取把诗教工作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让诗词以更大的步伐走向城市、农村和学校，使诗词队伍遍布城乡，从而建立[22]一支适应中国国情和当代诗词创作需要的诗词队伍。”他还追根溯源，深刻阐述在中国注重诗教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他说：“中国素称诗国，看重诗教，刚懂事的孩子便被教唱诗歌。各级学校大都设有诗词课程。封建社会为评选官吏设置科举制度，以诗赋取仕达千余年之久。爱好和崇尚诗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风气……中国历史上所以看重诗教，诗词与人文素质、与社会教育制度所以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本地说来，这是诗词本身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功能所决[23]定的。”

孙轶青着力推进社会诗教，不仅注重加强思想引导，深化教育启迪，而且注重依托活动载体，强化行为昭示。他指出：“我们要进一步把诗词普及到机关、企业、工厂、农村、学校中去，扩大诗词的群[24]众基础。”在他主持制定的《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中，也明确提出：“精心组织、积极开展各类活动。中华诗词学会、各地诗词组织，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举办各种类型的诗词大赛、诗词研讨会、诗词朗诵演唱会，以及组织诗人深入生活进行采风、创作等活动。这是提高创作、理论水平，发动群众参与、扩大诗词影响、[25]锻炼诗词队伍、发现诗词新秀的有效方式。”他以高度的思想敏锐性和文化洞察力，及时发现、总结、推广群众性的诗词创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推进社会诗教的有效载体。1995年，他及时发现、总结并提请中华诗词学会研究命名了福建省南安市贵峰村为“贵峰诗村”。以此为肇端，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创建“诗词之市”、“诗词之乡”、“诗教先进单位”的活动。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批准地级“诗词之市”7个，县、县级市、乡、镇“诗词之乡”54个，诗教先进单位49个。它们像绽放在中华大地上的诗教典型之花，必将一花引发百花香，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满怀信心地迎接中华诗词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孙轶青当代中华诗教思想起于校园、兴于社会，必将有益于国民。[1]李文朝，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少将。[2]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5.[3]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32.[4]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04.[5]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58.[6]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75.[7]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51.[8]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224.[9]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52.[10]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66.[11]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224.[12]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204.[13]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204.[14]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49.[15]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65.[16]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67.[17]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69.[18]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261-265.[19]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84.[20]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16.[21]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89.[22]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296.[23]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66.[24]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291.[25]孙铁青.开创诗词新纪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34.[1]喜看陆海潘江渡远航罗辉尊敬的柳斌主任，尊敬的李文朝将军，尊敬的中华诗词学会各位会长，尊敬的各位老前辈，老师们、同学们：

我今天受命站在这个讲台上，向大家汇报一点体会。因为前天我在黄石调研，接到李进才老领导、老校长的指令，希望我今天能够发言。我当时确实两难。不接受？这是老领导的指示，因为我长期工作过的学校——黄石理工学院（原为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在几次重要的时刻，都得到李校长的关心支持。你看，老领导的指示，我不接受，难。但接受吧，也难，在这么多专家面前，我尽管是一个老年诗词爱好者，但是进入诗坛，我是一个新兵，承蒙湖北诗词界的信任，要我兼任湖北省诗词学会会长的时间仅三百个小时。所以我今天带着这两难的心情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主要是今天听了各位领导专家的重要讲话和学习了会议的相关文字材料的一点体会。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一辈子崇尚学习型人生。我的人生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八小时之内，我是大学学工，研究生学理，半路出家自学财经和管理；八小时之外，是少时学艺（学木匠的），老来学文，一路唐风宋月学耕耘。正因为这样，我切实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我人生这几十年来对“不学诗无以言”最深刻的体会有两次。一次，我在襄阳市政府工作期间，我带队到河南南阳去考察旅游业，顺便参观南阳卧龙岗。在半天的参观过程中，当地讲解员始终强调南阳隆中之真，暗喻襄阳隆中之伪。当时作为客人，我肯定不会去争辩。晚上他们的书记市长招待我们，我当时在给他们回敬酒的时候，就用一副对联来表达了我一下午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对联的上句叫“游人非考古，无所谓先有后有”，下联叫做“景点当促销，还须辨襄阳南阳”。我是有意识地把“襄阳”对着“先有”，把“南阳”对着“后有”，“我是真的，你是假的”。第二次呢，也就是2007年省人大换届时，我当时在财政厅工作，考察组在财政厅考察了一天以后，考察组的领导要我用几分钟的时间作一个表态。我后来跟领导说，我一辈子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只喜欢读点诗，写点诗，我把我平时写的一首油菜花的“一剪梅”的词跟领导作个汇报，说不定能够回答到领导对我的提问。该词上阕是：“一夜黄花油菜香，看也寻常，思也寻常。孰浓孰淡问厨房，多点何妨，少点何妨。”下阕是：“不吝春风送绿杨，相伴情长，相忆情长。等闲惜别雨茫茫，物有思量，人有思量。”所以，这两次亲身体会，让我感觉到学诗、写诗的重要。可以说，阅读诗词，品味人生，创作诗词，书写人生，一直与我这几十年相伴相行。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我在大学校园主持工作的时候，并没有重视诗教工作。

下面，我再以湖北省诗词学会会长的名义，用四联诗句简单谈谈我对诗词学会工作的一些肤浅的看法。

第一联诗句是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的意思是说党的十七大和刚刚在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都提出了要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要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可以预见，对文化的传承教育，在中国的大地上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有一个新的繁荣。但是，我在想，中华诗词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否能够伴随着中华文化发展的步伐一起发展起来呢？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仁深思。我的思考，用数学的语言来讲，这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彻底改变当前客观存在的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老龄化、小众化、边缘化”现象，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须要相关方面可持续的共同努力。

第二联诗句是杜审言的“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也就是说，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中华诗词能否跟着中华文化发展的步伐发展，还需要充分必要条件，而不只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充分必要条件呢？今天在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三有”，后来一位领导补了“一有”，是“四有”。一是要有有识之士的呼唤。包括这次到会的杨叔子院士等一批有名望的老领导、老前辈，需要他们的大声呼唤。二是要有有权之士的引领。如果我们谈诗教，游离于教育行政部门之外，肯定是事倍功半，而必须要有教育行政部门参与进来推动，才能事半功倍。三是要有有力之士的资助。这是显而易见的，弘扬中华诗词是发展文化事业，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四是要有有为之士的实践。也就是说，需要一批懂诗词、爱诗词，并愿为弘扬中华诗词事业作出奉献的人们，为之努力做好具体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只有同时具备这“四有”，我们中华诗词的传承与发展才更有希望。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诗词界，我们很多老领导、老专家、老教授们有很大的作用，须要千方百计去影响有影响的人。这些老领导可以去找自己的老部下，他们现在可能是有权之士，希望他们重视诗教；再就是老教授，可以去找自己的学生，他们可能是有权者、有力者，都要尽可能为之作出贡献。恐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迎来振兴中华诗词的春天。

第三联诗句是刘禹锡的“请君莫奏前朝曲，且听翻新杨柳枝”。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新的世纪推动诗教，传承中华诗词，既需要强调“诵”，这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单纯的诵读，只能是对中华诗词静态的继承，只有既提倡诗词诵读，又提倡诗词创作，才能实现对中华诗词的动态传承。一个“静态”，一个“动态”；一个“继承”，一个“传承”，其中的含义有许多不同，需要我们去揣摩与思考。我当了三百个小时的湖北省诗词学会的会长，我希望在中华诗词学会领导和在场的各位老领导、老专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的基础上，湖北省诗词学会继续为之不懈努力。

我在湖北省诗词学会上谈过三个“一体两翼”问题，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诗教有关。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作个简要汇报。

第一个“一体两翼”，就是从诗词队伍建设的角度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恐怕以老年人为“主体”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但是我们的目标不能只局限于老年人，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发展中青年这“两翼”。那么，中青年这“两翼”在哪里呢？人在社会，人在校园，特别是在高校校园。因为在小学，年龄太小；在中学，中高考的压力太大。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甚至是为人祖父母，叫我们的儿子女儿，或者我们的孙子辈花很多时间去读那些不考试的东西，我们也不会赞成。但是，在高校、职业院校，乃至职业中专，那里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学习一些诗词知识对你未来做人、做事、提升你的修养，甚至与你去应聘谋职等事关切身利益的事情都有好处。

第二个“一体两翼”，就是说在诗词的创作形式上，要拓展诗词的概念，这一点我们省诗词学会要向中华诗词学会学习。我们的诗词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在坚持以格律诗词为“主体”的同时，还要以非格律的古典诗词和新诗为“两翼”，特别是要注意通过这“两翼”，把那些名篇、名家、名人吸收到我们的诗词队伍中来。因为这“三名”里面有很多资源，必须要求我们去争取、去利用。

第三个“一体两翼”，是说我们在诗词的传承方式上，肯定要以诗词创作为主体，但是不能只局限于诗词创作，还需要深层次的诗词研究，像过去王国维先生等老一辈的诗话词话那样，或者说像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占骁勇教授等许多学者的诗话词话那样。与此同时，更需要面向大众化的诗词欣赏，让普通人能读懂诗词，进而不断从中培育一批诗词爱好者。

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三个“一体两翼”，从很多技术层面上来说，我觉得需要“传帮带”，特别是需要在座的许多资深的老教授、老专家的“传帮带”。譬如说，格律诗词的“美”离不开格律，“难”也离不开格律。闻一多先生说写格律诗词，就是带着“镣铐跳舞”。当然，没有“镣铐”是不行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用些“轻质材料”来制造“镣铐”呢？例如，传统的拗救，我在学习中就常常被弄糊涂。但是，若是用理工科的思维来看待五言或七言句的平仄规则，不就是非常简单的四种定格和三种变格吗？还有一点，我们不要盲目加重“镣铐”。“三平调”是病句，“三仄尾”是不是病句呢？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习作者来说，要区别“好、对、错”这三个字的联系与区别。我们追求的是确保“对而不错”，力争“既对又好”。但是，绝不能用“好”的标准来看待“对”与“错”。从平仄的角度看，“三仄尾”“不好”，但是它并“不错”。至于说“三仄尾”是“对”的道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

另外，为什么古典诗词鉴赏的书很多？大家只要到书店的书架上去看一看，这一类型的书不在少数。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些书不是简单地把一首诗或一首词印出来，它还有译文，还有点评或者是鉴赏。所以，我提倡现代人创作格律诗词可以探索“古韵今声一笔吟”的形式。其含义是指，今人在创作一首格律诗词的时候，同时用白话文把诗意词意写出来。根据我的实践，这种方式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对于写诗的人来说，可以促进他用字、造句与谋篇，将“古韵”和“今声”反复对比，可以把一首诗或一首词写得更好；第二个好处是对于读者来说，便于作者跟读者的沟通，恐怕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三个好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推进诗教，要让一般人，特别是要让高校的学生们不断认识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就可以让他们通过对“古韵”与“今声”的对比，发现即便是写得再好的白话文，也无法与格律诗词那独具特色的魅力相比拟。这样，可以唤起更多潜在的诗词爱好者。

第四联诗句是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尽管现在推动诗教工作有我们在座的这一批潜心的领导、专家、学者，但我们也应有“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准备。因为在当前这种大环境下，中华诗词的传承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从湖北省诗词学会的角度，我们希望在中华诗词学会的领导与指导之下，荆楚诗坛的广大同仁，都应向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杨叔子院士、向江汉大学的老校长李进才教授这些老前辈学习，并借这次盛会的东风，将湖北省的诗词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这里，请允许我用一首小词祝贺大会圆满成功：[2]鹧鸪天——祝“诗教”大会圆满成功三角湖边沐紫阳，唐风宋月动诗肠。潘江挹水梳华发，陆海扬帆渡远[3]航。[4]歌古调，赋新章，杏坛槐市竞韶光。苏豪孟淡鸣荆楚，黄鹤楼中玉笛[5]长。。[1]2010年11月5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湖北省诗词学会会长罗辉同志在全国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上的即兴报告，苏良雄根据录音稿整理。[2]“诗教”大会，系指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与中华诗词学会共同举办的“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该会由江汉大学承办，该校位于三角湖畔。[3]潘江与陆海，系化用“陆海潘江”典故。南朝梁·钟嵘《诗品》上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语。[4]杏坛，典出《庄子·渔父》。传说春秋时孔子和弟子曾坐在遍植杏树的高地上读书弹琴。后人用“杏坛”泛指授徒讲学之处。槐市，典出《三辅黄图》。“槐市”系汉代长安的一处市场名，因此地多种槐树而得名。因为当时书生每月朔、望日在此聚会，故后来作为读书人聚会的代称。[5]苏豪孟淡，“苏”指苏东坡，他曾经在湖北省黄州赤壁生活与工作过；“孟”指孟浩然，系湖北省襄阳人。而“苏豪孟淡”，则是指苏东坡的词风豪放，孟浩然的诗风淡雅。“玉笛长”句：系化用李白“黄鹤楼中吹玉笛”诗句。试论中华诗词进大学校园的当代价值[1]李进才　孙超[2]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中华诗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华诗词已大步走进校园，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从普及的广度和诗教的深度来看，发展还很不平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对传承中华诗词的深远意义和诗教的当代价值缺乏认识。因此，只有深刻认识积极传承中华诗词及其蕴藉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深远意义，才能更好地彰显中华诗词进大学校园的当代价值，并有力地推进这一工作。一、盛世兴诗教的必然趋势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重视诗教，尤其是盛世兴诗教是我国自古以来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现象。中国历来就重视诗词的教化作用。“诗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代人作的《礼记·经解》，其中有一段假托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诗教”这个概念的最早出处，它的原意是以《诗经》为教材施教。《诗经》本名原就一个字：《诗》，到了汉代，把《诗》奉为经典，才有了《诗经》这个名字。周王朝采集编纂《诗》，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统治阶层用它来教育子民。由于孔子以及后来儒家学者的重视和倡导，《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六义逐渐成为我国古文化的典范。

诗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虽然历代都重视诗教，但不同时代其重视程度有着很大的不同。盛世兴诗教，最为典型的当然要数经济发达、文化兴盛时期的唐代和经济文化繁荣的宋代。唐代兴科举，作诗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唐诗的高度繁荣。读诗写诗，成为文人士子出仕和进入上流社交场合的重要手段之一。骆宾王七岁写《咏鹅》诗，王勃、李贺也都是很早就开始作诗。《唐诗三百首》是清人孙洙（蘅塘退士）专为教学而编的唐诗选本。唐朝的诗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诗的时代，除了在诗歌格律方面突出的成就以外，众多的诗人如璀璨的群星闪耀在这个时代的星空中，其中以浪漫主义诗仙李白、现实主义诗圣杜甫为杰出代表，他们用自己的饱满笔触为我们留下了这个伟大朝代由盛而衰的整部诗史。这个时期所涌现出来的“边塞诗派”、“田园诗派”、“韦（应物）刘（长卿）诗派”、“韩孟诗派”等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唐代诗教理论，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在思想内容方面重视对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的继承；在艺术标准方面尊崇魏晋风骨与“兴寄”表达，注重对诗歌中雄深雅健的情感力量的呼唤；在审美倾向上，分为自然与奇崛的两大主要派别，展现为情景交融、兴象玲珑的美学风格。唐代诗教的兴盛，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繁荣昌茂、鼎盛一时的诗坛创作风貌，而且开启了后世长达近千年的“宗唐”诗风，可谓影响深远。宋代诗词，尤其是词则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个诗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齐言诗的长短句词体，更重要的是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词派，革新诗文，以文为词，在词中直抒慷慨悲壮的爱国热情。而以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为代表的婉约词派则继承了南唐花间词派传统的委婉、绮丽的词风，他们的笔触更多地反映了宋朝政府积弱的社会政治。从实践成果看，宋代诗歌表现内容既重理性议论，又多内向自省，语言风格既力求生新拗峭，又追求平淡自然，由此挺立的一改“唐音”之“宋调”，可以说也正是“情”、“理”冲突的文学思想规范、影响的结果。唐代诗歌的光焰万丈，宋代诗词的悲歌雅奏，莫不为时代风云之缩影，莫不是诗教兴盛之见证，莫不散发着时代的气息和跃动盛世的脉搏。

为什么盛世兴诗教呢？我们认为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一是诗教的兴盛、文化的发展要求有相应的物质条件和经济作基础，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代商业的繁荣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诗词发展和诗教兴盛做好了这种物质方面的准备；二是人民大众的需求既有温饱需求、物质需求，更有文化需求和精神追求，盛世兴诗教满足了人们这种内在的、原发的需求。当然，任何一波盛世兴诗教的浪潮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都是一个渐进渐盛、逐步积累的过程，而中华诗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复活，一波接一波兴盛，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经济建设得到了迅猛快速发展，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之相适应，包括中华诗词及其诗教活动在内的整个文化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华诗词学会及所属诗教学会的成立、《中华诗词》的创办、《中华诗词发展纲要》的贯彻实施，一批有识之士大力提倡诗教，因此诗词社团如雨后春笋，诗词队伍迅速扩大，各种诗词研讨、竞赛活动蓬勃兴起。校园诗教在杨叔子院士等的倡导下，也由点到面迅速开展，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这是又一波盛世兴诗教的典型范例。在这个过程中，许许多多的单位和高等学校都为之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并通过开展这种诗教活动，努力发挥育人的作用。以江汉大学为例，通过武汉诗词楹联学会挂靠学校，推动中华诗词进校园，开设了中华诗词课程，组织了学生诗词社团，还成功组织了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和颂扬党的十七大、弘扬抗震救灾精神等主题诗教活动，特别是先后举办两届“江汉大学杯”诗词楹联书法大奖赛，开展在全国乃至华人世界的诗词楹联书法大奖赛，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并取得了文化育人的良好效果。湖北省教育厅还为此发了《江汉大学着力文化育人推动中华诗词进校园》的简报，向全省高校宣介。

当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华诗词及其诗教工作在高等学校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一是由于人才观、质量观的局限，有些单位自觉不自觉地把诗教排除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之外，认为开展诗教活动会影响学生的专业学习，把学生的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对立起来，使学校的诗教活动开展得不够广泛和深入；二是有些非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高校还存在“盲区”、“半盲区”，未能很好地将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上教学日程；三是存在弘扬传统诗词是否是“复古”等糊涂、错误的认识，致使有的学校不敢大胆开展这方面的活动等。因此，在高等学校还需要像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进一步提高对弘扬中华诗词、开展诗教活动深远意义的认识。

1.要充分认识中华诗词和诗教的审美、陶情作用

由于诗教以诗词艺术为载体，通过鉴赏、吟诵和创作等手段，能使人直观形象、潜移默化地领悟诗义、诗旨等精神内涵，因而诗教在作用机制和效果上除了调动记忆力、激活智能以外，还具备发展形象思维、开拓想象力与创造力以及改善思维品质、启智毓灵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诗教本质上是一种艺术教育，其功效最大化的关键在审美和陶情。诗教的审美、陶情作用诚如朱熹所言，使“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因此，诗教历来被视作精神内化、道德自律、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

2.要充分认识中华诗词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积极的教育作用

近代学者王国维将美育作为德育、智育的手段，并将三者置于“心育”之中。他特别强调文学，而文学的根本是诗，诗教是美育的核心。中华传世的优秀诗词，可以说信手拈来都会获得美的享受，受到教益。一个人懂得了美，便知道什么是丑，便能明善恶、知是非。

3.要充分认识爱国主义是中华诗词的主旋律

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毛泽东说，诗词这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试看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忧国爱民之心，真是深深地发自肺腑。再读白居易《村居苦寒》，他为老百姓之贫苦而痛心、而自责，情感何等真挚而深沉。岳飞的《满江红》，正义凛然，妇孺皆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成为做人准则，等等。读了这些诗，人们无不涤胸荡肺，深受教育。

4.要消除弘扬传统文化、倡导诗教是“复古”的错误认识

文化艺术史和教育史的研究表明，重视诗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贺拉斯和19世纪德国歌德，都从不同的视角触及了作为艺术之祖的诗的客观存在的教化功能。而我国的诗教无疑更具中国特色，在中华大地上从有诗歌之日就同时产生了诗的教化功能，不仅要早于西方一千多年，而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教观也远比西方的诗的价值观完整而可操作，因此称诗教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粹，当之无愧。当然，当代诗教也不是儒家诗教的简单翻版，而是继承中有创新和发展。

5.要弥补当代青年优秀传统文化缺失和民族精神家园意识迷惘的不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大学生的成长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种种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下，“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3]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都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缺失和民族精神家园意识的迷惘关系极大。对此，高等学校理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诗教纳入校园主流文化建设的范畴，并且还要与书法、绘画、摄影、音乐等其他文化艺术相结合，形成“洙泗上，弦歌地”的大气候，起到种德养心、潜移默化、强中固本的大教育作用。

总之，我们需要大力弘扬中华诗词文化并使之大步走进校园，从而使盛世兴诗教在当今高等学校生根开花，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而带来的文化兴盛相协调、相一致。二、文化传承的必然要求

古今中外的历史说明，人类文化是需要传承的，并且在传承中得到创新和发展。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传统文化的万里长江，众水分流，九脉分导，长流不息，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而诗歌对文化的反映和传承是最系统、最全面、最典型的，它涉及的领域包括了历朝历代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如余秋雨先生所指出，“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4]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诗文如此，其中的诗歌更加如此。仅以唐诗为例，从高适“策马自沙漠，长驱登塞垣”的开疆拓土到李白“苟无济代心，独善复何益”的治国抱负，从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江南山水到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风光等，都能在诗歌中找到原型。同时，诗歌所反映的不同时代创作者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也都得到传承和发展。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些诗句对真理的追求矢志不渝，对人生观的理解透辟精深，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激情洋溢，对祖国民族的情感一腔忠贞，对哲理的思考耐人寻味。这些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是文化传承的结晶。

当今世界局势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全球化。全球化不仅表现为经济、市场的一体化，而且随着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当经济科技的潮水冲破传统的国界和民族边界时，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也被推向了共同的世界舞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于回答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困难与危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诸多积极和先进的元素值得人类吸收和借鉴。高等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因此，高等学校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与使命。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它的这种责任与使命，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决策，要求[5]“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正期待并要求高等学校认真落实。如中央六部委要求诵读经典，进行诗词歌赋创作；教育部通知开展“中华诵”、“中华赞”活动；等等，都在于要求弘扬中华文化，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塑造大学精神。[6]

自古以来，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本来就是文化传播和创新、诗词继承和发展的策源地。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华诗词首先兴起于社会，而不是首先兴起于学校，很值得发人深省，这就更需要我们不懈努力和奋起直追。三、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决策。大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专业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身体、心理素质教育。在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广大高校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加强中华诗词教育是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

1.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最受欢迎的内容之一

大学生们普遍反映，中华诗词是一种“储存器”。走进中华诗词，就是走近中国文化的历史，走近它生发的根源；中华诗词是一种思维方式，跳跃性的直觉思维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感受方式，进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中华诗词还是一种情感方式。对世界和复杂人性感知的多样性都被各色诗词题材和体裁风格化了，热爱读诗的人往往能在情感教育上受益良多。学理工科的学生反映，长期不接触人文社科，造成知识偏废，所以急切要求学习中华诗词，这是一种要求全面发展的文化自觉性；还有许多学生反映，学习传统诗词，可以抵制各种垃圾文化的侵蚀，这是一种坚持先进文化方向的文化自觉性。我们没有理由不积极满足他们的这种正当要求。

2.高等学校实现大学生素质教育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实践和研究表明，推行诗教，倡导诗词欣赏与写作，主要在于它具有涵泳、净化、呈示、凝聚、怡情以及启智等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无数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富含哲理、开启智慧的诗歌，像伟大母亲的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使其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受到熏陶感染，提升人文素质，培养高雅情趣，提升人格品质。而在教育方式上，又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对人的教化、培育是极为深刻和长远的。它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事实说明，历史最终留下来的是文化，文化的精髓是文学，诗是文学之魂。所以，学习中华诗词不仅能提高文学修养，而且能提高人的全面素质。

3.高等学校在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应大力推行诗教

目前，许多高校在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推行诗教方面，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工作还要加以改进和提高。（1）学校领导班子对于加强诗教的重要意义要达成共识

学校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家的工作都很忙，但是要把诗教工作列入学校议事日程。分管这方面工作的有关部门和负责人要专此向学校汇报，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要把中华诗词教育列入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之中，并且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效形式予以充分运用。不能因为工作忙而使这项重要工作淡化、边缘化。（2）学校要适当增开诗词的相关课程

学校要适当增开一些中华诗词的课程，适当增加一些诗词鉴赏、创作或两者兼而有之的课程，供学生修习。开设时间较久的学校，还可以办提高班、研修班，以满足有基础的学生提高的要求。现在有些学生不仅已成为中华诗词的爱好者，而且逐步成为中华诗词创作、研究很有培养前途的骨干，有些学理工科的学生已攻读中华诗词的硕士、博士，立志弃理从文，欣然加入弘扬中华诗词和诗教的队伍，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3）学校要加强对师生诗词社团的支持

据有关统计，现在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教职工成立的诗社不少，相当部分办得很有生气；几乎每三所高校就有一个学生诗社，这些诗社由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虽然面临着成熟度不高、生命力短暂以及一系列的生存问题，但这种遍地开花的现象恰好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对自身人文素质的关注和重视。对这些诗社，不少学校派有造诣、有热心的老师加以指导，同时还切实帮助解决活动场地、活动经费等实际困难；切实帮助师生诗社创作作品能定期编印出版；支持师生举办诗词讲座、诗词创作比赛等，使之得到健康顺利发展。（4）高校教职工诗词社团要注重青年成员的发展

现在高校教职工诗词社团同社会上诗词社团一样，其成员年龄普遍偏大，要加强吸纳年轻会员，同时要大力支持学生诗词社团的发展，扩大青年学生的积极参与。中华诗词事业需要后继有人，青年一代是中华诗词繁荣发展的希望。

以上这些工作和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大学教育里的隐性课程。但它有利于学校整体的人文氛围的形成，有利于学校良好学风、教风直至校园文化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更自觉地实现现代大学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责任担当。[1]李进才，江汉大学名誉校长、武汉诗词楹联学会会长、湖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教授；孙超，江汉大学学校办公室秘书。[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4]卢宗顺.古代诗歌的诵读教学[J].语文教学与研究（大众版），2005（1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培养大学生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1]吴硕贤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个极富诗意的国度。在中国历史上，由诗经、楚辞、汉赋、乐府至唐诗、宋词、元曲……延绵数千年的诗歌词赋传统，风靡百代，赓续不绝。历代先贤、文人墨客、志士仁人，无不痴之迷之，乐此不疲。此足以证明古典诗词歌赋具有巨大、无穷之魅力，是一个值得永续继承的艺术宝库。熟悉古典诗词，将有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高尚的精神气质，提高其道德修养，并能从中获得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许多外国人，为了能更好地欣赏、品味原汁原味的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不惜花费极大精力，克服种种困难来学习和继承古典诗词这一伟大的文化传统，我们如要培养其对古典诗词的兴趣，当务之急是提高其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

下面我仅就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之所在，谈一点个人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我以为古典诗词具有以下几点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也是构成其光辉的艺术魅力的缘由所在。

1.简短精练，言简意赅

古典绝句、律诗，每句不过五言、七字，长短不过四行、八句；宋词小令，字句也不多，均简短精练，却能借此描述动人的场景，抒发深切的情感，表达独到的见解，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理解、揣摩和鉴赏的空间，不像现在许多长篇冗文，对事物的描写往往过于详尽、烦琐，甚至重复、啰唆，信息冗余量过大，反倒不利于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而减少了作品的魅力。诗词作品正因为简短精练，迫使诗词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必须反复推敲、琢磨，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因此，不少诗词名作，其遣字用词，极为妥切、精致，令人拍案叫绝。例如“春风又绿江南岸”、“僧敲月下门”等。诗词作品唯其简短精练，读之朗朗上口，才便于背诵、记忆和流传。

2.对仗押韵，对称均衡

诗词作品中有许多对仗句式，构成对称美和均衡感。以律诗中的颈联、颔联为例，这些对仗句式，要求对应字词性相同，构成对称美。众所周知，凡是对称、均衡的事物，均具有天然之美感。人体本身就具有对称之美。如若一个人五官不对称，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或者一只耳朵长，一只耳朵短，都不能给人以美感。对称事物的出现，是受力平衡的结果，是机会均等之产物，体现了公平、稳定和安全。例如，天平就是对称的，其左右侧是均等的。光学和声学中的虚像原理，反映的也是虚像与实源关于反射面对称的事实。对称、均衡的事物是符合自然原理的。理之所在，则美生焉。诗词之对仗，并非绝对对称，而毋宁说是均衡，是具有对比的相称，是动态的平衡。因为除了字数相同外，还要求平仄的对比，从而形成抑扬顿挫的音调美和铿锵变化的韵律感，如同波的运动有波峰、波谷的交替与对比一般，平仄的交替变化，符合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诗词中的押韵，更由于谐音而引起听觉的愉悦。谐音是古今中外诗歌的共同特点，是全人类之同好。童谣就讲究谐音、押韵，可见喜欢谐音、押韵是人类之天性。谐音还是文字的起因之一，尤其是拼音的起因。美国著名人类学者罗伯特路威就认为，谐音“是高等文明之始基……真正的文字起始于图画与谐音”。

3.比兴手法，形象思维

诗词不像散文那样直白，而是常用比兴手法，讲求形象思维。朱熹云：“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是明比，兴是暗喻，比兴都是谋求建立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本质的联系。而善于建立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科学家与文艺家的共同特点，是创新思维的本质特征之一。所谓天才，就是善于联想，善于由此及彼，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很好地采用比兴手法创造出来的佳句。诗人发挥天才的想象力，通过谐音，建立起“丝”与“思”之间的联系，又用蜡炬油形象地比喻相思泪。兴，还是由客观场景引发的主观感触。人的思维和情感的产生，往往有赖于适当的中介物的刺激与触发。俗话说：“睹物思人”，“触景伤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是人就要善于发现和阐述这种主客观事物之间的交流、关联和感应。如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采用兴的手法，由眼前的景物，触发起自己怀古的情绪，用“王谢堂前燕，飞入百姓家”来暗喻身世的沉浮与社会的变迁。

4.语言平实，情感真挚

古典诗词的作者，大都对所描述的事物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洞悉，对抒发的情感，有真切的体会和深沉的感受，不做皮相的描绘，不作无病之呻吟。《菜根谭》云：“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对场景的描写，要观察细致、深入，有过人的直觉力，方能抓住特征，形成意境。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诗，寥寥几笔，用大写意的手法，呈现边塞风光的图景，语言平实、朴素，意境却高远、宏阔。

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所以能感动人，使人产生情感的共鸣，首先是因为诗人自己先受感动，有真情实意，方能以真情感染别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云：“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该诗所以感人，就是因为它道尽作者对友人的深厚情谊。诗人送别好友去广陵，凭栏远送，怅望依依。通篇未曾道出“情”字，却深情立现。

5.谋求创新，新颖别致

杜甫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古代诗人写诗时大都追求创新，力求从新的角度和视野来观察、描写事物，力求有新的体验，有独特的感受，能给人以新的启示。诗人在创作“佳句”和“惊人之语”时能体验到一种高峰的快感。根据马斯洛学派的观点，这种高峰体验是处在一种极度幸福感的巅峰状态，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这种创新，也未必是故意追求的结果，往往与诗人真实、独特的个人感受是相一致的。真实、独特的感受，虽然不一定都是创新，但常常可能是新颖的。例如白居易的《宴散》诗中的名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这是白居易晚年功成名就后现实生活的写照。它在描写这种富贵生活时，并没有像通常人那样，着意去描写金玉满堂的景象，而是摹写平常的生活场景。然而正是这种不经意的平实描写，反倒新颖地勾勒出富贵人家的气象。所以，欧阳修和鲁迅先生，都称赞这两句诗是“善言富贵者也”。再如李清照的《如梦令》词中的“绿肥红瘦”，也是善于观察而酝酿出来的独特、新奇的描述，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受。

6.志存高远，启迪智慧

古人云“诗言志”。古代许多先贤圣哲、志士仁人，往往用诗词表达自己的心志。例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的“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这些诗句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操，千百年来，令人咏诵不绝，起到了励志和教育的巨大作用。

另有许多诗词作品，道出了深刻的哲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这些诗词中的许多警句，有的已转化为成语、格言，广为流传，让后人从中悟出许多人生的道理、处世的哲学和治学修身的方法与理念。例如，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就曾引用杜甫的诗句“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来表达自己不求浮名，乐于研究物理的志向。又如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道出了应从外部寻找坐标系，方能观察到事物的全貌的深刻哲理，揭示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社会现象。再如朱熹的《观书有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既阐明了“流水不腐”的科学道理，又启示我们作为一个学者，要不断扩大和引入知识的源泉，方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问境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

正因为古典诗词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使得近现代许多提倡新文学、新诗的著名人物，也仍然保留着写旧体诗词的习惯，保留着对古典诗词的浓郁兴趣和挥之不去的深厚情感。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是写旧体诗词的好手。他们在诉诸个人情感时，常不作新诗而作旧诗。不少一向热衷写新诗的人到后来也回归到写旧诗。如五四运动的健将罗家伦，曾在《新潮》杂志上写新诗，但后来的《心影游踪集》，几乎全是旧诗。闻一多、朱自清也写旧诗。胡适的《尝试集》，也大部分是旧体诗词。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等许多革命家，也都喜爱并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

许多科学家对古典诗词也十分热爱，并擅长诗词创作。如华罗庚、苏步青、谷超豪、杨叔子等皆然。下面我结合自己的体会，谈一下古典诗词与本人专业的关系。我是从事建筑环境声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也是诗词爱好者。这种对诗词的业余爱好，对于我从事本专业的研究也助益匪浅。建筑环境声学的一个方兴未艾的新研究领域，是关于声景学的研究。声景学的英文为Soundscape，是由加拿大学者Schafer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式提出的。声景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听觉意义上的风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十分重视声景观的营造。如西湖十景中“柳浪闻莺”、“南屏晚钟”等以声音景点著称的风景。苏州园林中，也有“留听阁”、“听松风处”、“听雨轩”、“梧竹幽居”等景点，分别以风声、雨响、竹韵、梧音为声景观主题。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描写声景的名句佳构比比皆是，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以及“留得残荷听雨声”等。由于我对古典诗词和古典园林较为熟悉，使我能在国内率先指导博士生并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开展古典园林声景观的研究，有别于过去仅从视角的范畴研究园林的思路，开拓了从听觉研究园林景观的新领域。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已引起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认为是开创性的研究，这个例子说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明理工学者兼修人文诗词的重要性。我在一首《七律》中曾主张：“理纬文经织锦成”，即以理工科知识为纬线，以人文学养为经线，方能织出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锦绣成果。钱学森先生一直关心我国的人才培养问题，为我国未能培养出众多科学巨匠和学术大师而担心。我认为文理兼修将是培养巨匠大师的必由之路。培养当代大学生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和兴趣，也必须提高到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高度来予以高度重视。[1]吴硕贤，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中华古典诗词传习与学习型校园蒙养[1]刘士林

摘要：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包括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为当代人“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学习内容框架，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型校园在“内容”建设上要参照的基本模式。以诗性文化为深层结构的中华古典诗词，大体上涵盖了学习型校园在内容上需要的五种知识谱系，这是它在古代社会中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智慧的根源。借助诗特有的节奏和音律，中华诗词传习可以起到一种整体生成、感性灌注的人文教育效果。

关键词：古典诗词　学习型校园　诗性文化一、作为诗性文化感性澄明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

美轮美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的理解与体认，我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称为诗性文化。中国诗性文化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华古典诗词的源流、结构与功能，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由于诗性文化至今仍是一个需要疏解和研究的概念，所以我想首先结合自己的探索对这一概念作必要的梳理，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另外两本分别是《中国诗性文化》和论文集《中国诗词之美》）。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07、2008、2009）、《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关于自己对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进了诗性文化之门。在一次反思中，我曾这样写道：这当然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当时的很多东西——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2]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到随意发散出来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3]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等——可以说都是无[4]法论证的。

但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可以用一句话或一个形象比喻来说明中国诗性文化与西方理性文化的本质差异。

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举一个例子，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它的意思是，人与自然的区别不在其他方面，仅仅是因为他多了一种思想机能。在《诗经·秦风·蒹葭》中也写到芦苇，大家都知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名句，如果仿照西方哲人的比喻，可以把它称为“人是一根有情感的芦苇”。如孔子仁学源于“血缘亲情”，如庄子美学强调“人而无情，何以之为人”，他们的意思是说，人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会不会“思想”，而是因为他比大自然中的万物多了一颗有情之心。对人自身的认识不同，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会在主体内部形成很不相同的“主观能动性”。简单说来，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5]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

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以至于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这样写道：由于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诗性智慧”的历史观也主要是唯心的，尽管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成分，但也是绝不可能与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唯物论相提并论的。因为只有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改变了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6]和行为”之后，科学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才能出现。与中国传统社会一体化的诗性文化，当然也有很多重要的缺陷与问题，直到今天，它们仍然盘踞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并与生产方式本身发展的历史要求对抗着…………无论如何，那种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正在日薄西山，并逐渐沉积在意识的黑暗之处。或许，每个巨大变化的时代都必然要在思想上抛弃一些人，而且其中也会有著名人物乃至天才，为过去时代的价值观念和曾经辉煌过的一切事物守墓。这些守墓者固然感人至深和叫人同情，但他们毕竟不能推动历史的车轮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沉默致哀，但如果我们仅沉醉于这种伤感的美学价值中，也就会必然地赞颂那些落后的意识形态，对历史起阻碍作用。历史就像一个女人。泰戈尔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原谅她们微小的过失，就永远不能欣赏她们伟大的德性……道德的堕落、善良者、天真者的不幸和泪水，青春的压抑和爱情的痛苦，但这对历史来说，只不过是些小小的瑕斑，[7]而伟大的工业文明时代，才是那辉煌的主题。

但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诗哲论》中，在编辑《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时，本着“修旧如旧”的主旨而未对《中国诗哲论》等旧著作大的改动。故王改正先生在《中华诗词》2009年11期刊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一文赐教，只是针对我早期的一个观点而发，但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对此我将在另文中专门奉答）。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已有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做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或者用我习惯的说法是“本体论研究”之后，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幸运的是，我的这些早期的思想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也更加意识到自己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实际上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实际上，最初在《中国诗哲论》中认为“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主要是就其与当时中华民族以现代工业文明为主题的“四个现代化”的冲突与矛盾而发，尽管当时有“恨铁不成钢”的少年意气在其中）。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并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我在一篇演讲中所说：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古代，已有“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之论。在今天，由于有了西方民族的“理”与“情”，所以这一说法已然十分不准确。而对这两种“理”“情”不加区别，特别是以西方之“情”之“理”释中国古典诗词，更是把后者搞得“非驴非马”的直接原因。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前者就很容易在反理性冲突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也时常要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其根源就在于此。这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它提示我们，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中国式的和谐关系。而要理性就要压抑感性，或者是要感性解放一定要走非理性之路，那只是西方民族的“一家之言”[8]。

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入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特别是在以消费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娱乐为主体的消费社会中，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和“三俗现象”，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具体可参见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它们的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如我在2006年《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总序”中所说：昔王者有言：“不及百年，其礼先亡”。诗学亦然。每念及此，百感茫茫。《易》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近世以降，议“文艺复兴”者甚众，果如彼，其为中国诗性文化之复兴乎？果如彼，则不负余十载朝夕惕厉之苦，亦有以报师友之语默教诲矣。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性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曾提出了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9]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篇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即，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具有所谓的‘原创性’。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10]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尽管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所以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这是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由于倦于思考，由于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如果这最后的结果是“邯郸学步”，那就很有必要反思甚至是加以警觉了。未来世界，绝不只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同时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换言之，只有抵制理性文化霸权，才能避免同质化，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而多样性同样不能泛泛而谈，而只能建立在一个民族、又一个民族、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多元的经验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11]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如果我们这个看法或其主要内涵能够被接受，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守护和光扬中国诗性文化？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二、学习型社会的知识谱系与内容框架

在如何才能更好地守护中国诗性文化的意义上，我过去的主要意见是“从一首诗、一首词的阅读与研习开始”，并把这一点看做是华夏儿女对中国诗性文化最需要承担与践行的“伦理职责与文化义[12]务”。今天，从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角度，我想提一点新的不成熟的看法，即探索一下如何把诗性文化教育纳入到高校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中，更具体地说是如何与学习型社会以及更具体的学习型校园建设结合起来。而且，我想强调的重点是如何作为学习的内容在整体上融入高等院校的学习和校园文化的蒙养上。为了更清晰地描述这一点，首先谈一下我对学习型社会的知识谱系与内容框架的理解与研究。

众所周知，1972年，法国教育思想家埃德加·富尔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递交了一份名为《学会生存》的研究报告，把“学习型社会”概念及“终身教育”等思想推向了全世界，也为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触与融入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及政府部门迅速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峰会上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主张。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3年初，教育部发布中国第一部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出全面开发人力资源与提升人口素质，把中国建设成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的宏伟战略规划。这不仅表明“学习型社会”已进入到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视野，同时也标志着在中国建设“人人学习之邦”的伟大文明工程开始启动与实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古典诗词教育与中国诗性文化赓续，只有主动纳入学习型社会这一国家战略中，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资源支持和更辽阔的发展空间。

建设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学习型社会，既需要有各种用来应对现实问题的工具性知识，同时也需要有大量用来解决人自身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但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又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知识谱系层出不穷，因而建设学习型社会一个重要的环节在于，如何通过科学的分析研究与整体性的设计与规划，使来源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多元知识谱系之间生成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构关系，使知识本身成为实践学习型社会“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的理念与各级发展目标的“第一推动力”。这就需要展开对学习型社会的“内容研究”。在我们看来，学习型社会在学习的具体内容上，至少应包括以下五种知识谱系。

1.哲学知识谱系

哲学是一切人类知识之母，既关系所有具体学科知识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同时也在价值层面上构成了不同知识谱系的最深根基，作为一种“知识中的知识”或“科学中的科学”，哲学知识谱系理所当然地是学习型社会的“本体”或“始基”。以马克思哲学为核心理论，在广泛地吸收、阐释与批判古今中西的哲学知识与智慧的基础上，铸造出一种既包含了最深刻的历史社会内容，同时也能够直接把握当代人生、社会与世界的真实存在的思想武器，是建构哲学知识谱系的主旨所在。

2.政治知识谱系

这个知识谱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不少人轻视，甚至是被完全忽视的，中国古人讲的“两耳不闻窗外事”，西方现代学者讲的“政治短暂，文化长久”等说法，很能说明这一点。尽管这些观点在特定的语境下有某种合理性，但在总体上讲，则不仅片面、有限，也是相当幼稚的。特别是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已不同程度地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当今世界，如果对国际及国内政治局势及其发展趋向置若罔闻、闭目塞听，如果缺乏各种可以解读现实政治问题的理论框架与知识手段，其结果首先是个体丧失反映现实的清醒理性意识，继而则是失去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可以预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与深入，一个民族的政治素质对它的生存与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3.实用知识谱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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