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杉山正明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04)试读：
【日】杉山正明 著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北京日报出版社•北京•KOUBOU NO SEKAISHI DAI 9 KAN MONGORU TEIKOKU TO NAGAI SONOGO© Masaaki Sugiyama 2008All rights reserved.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Publication rights fo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日）杉山正明著;乌兰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1（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ISBN 978-7-5477-3530-5Ⅰ. ①蒙…Ⅱ. ①杉… ②乌… Ⅲ. ①蒙古(古族名)－民族历史 Ⅳ. ①K289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8679号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邮政编码：100005责任编辑：许庆元特邀编辑：黄旭东 马希哲封面设计：艾 藤内文排版：李丹华准噶尔之战坐在宝座上主持忽里台的成吉思汗 在蒙古帝国境内建立的旭烈兀兀鲁思（今伊朗和中东）组织编纂的《史集》，不仅是蒙古的正史，而且是汇总蒙古时代之前生活于中央欧亚大陆诸游牧部族历史的、真正的最初的“世界史”。作为文字史料自不必言，即便作为图像史料也是十分珍贵的帝国初期的首都哈剌和林遗存的龟趺 远处可见的是建于16世纪的额尔德尼召。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至14世纪初转化为由拥戴成吉思汗系君王的多个国家（兀鲁思）构成的世界联邦，宽松地将非欧——欧亚大陆整合在了一起推荐序欧亚旧大陆视角下的蒙古史
当今蒙古族的总人口，约有一千一百万人左右。其中有六百多万人生活在中国、三百二十多万人生活在蒙古国，另有八十多万生活在俄罗斯。
对中国人来说，蒙古民族与蒙古草原的历史，既有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那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属于世界史范围。所以它包含着既互相交织、又在性质上互有区别的两个组成部分。根据这样的“两分法”，蒙古帝国（1206—1259）的历史，应该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华北、西北、西藏与云南的事实，只能意味着当代中国的相当部分疆域在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被蒙古帝国占领的时期。处于蒙古帝国占领时期的这部分国土的历史，无疑仍然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可以因此便把蒙古帝国的历史径直视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元朝（1260—1368）作为从蒙古帝国的分裂中产生的一系列继承国家之一，它的历史，自然就不能当作中国被一个外在于中国的政权所统治的一段殖民史来看待。这主要是因为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其中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是属于今日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且元代疆域的绝大部分为今日中国所继承，元代的政治统治中心及其人口、经济和文化重心都位于今日中国境内。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当然应该毫不动摇地肯定，元朝像汉—唐—宋—明一样，是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政权。所以元朝的历史，是构成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上述区别，元人似乎是有清楚认识的。他们尊蒙古帝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为本朝太祖，其意颇与唐人尊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因始封唐公而被视为“建邦启土”奠基人的李虎为太祖相似。除了元太祖，元朝还有一个含“祖”字的皇帝庙号，即元世祖忽必烈。元以前历朝庙号以“世祖”相称者凡十余例。其中最合谥法制度者，应属东汉之尊光武帝为世祖，“以明再受命”，也就是表彰他重建国家的功业。自三国而后，这个尊号的使用就日趋僭滥。司马炎、赫连勃勃皆以初立国之君而称世祖，南朝萧梁把这个庙号赠予临近亡国的短命君主——“秉性猜忌”“御下无术”的梁元帝，而金朝则以之封授从未即过帝位的完颜阿骨打的父亲。所以刘知几才会说，降及曹魏，“祖名多滥”。元以忽必烈为世祖，盖因其“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与东汉光武帝相似，他实际上也被当作一个重建帝业的人物来对待。两个带“祖”字的庙号，看来已把蒙古帝国与元王朝之间有关联又须相区别的关系说清楚了。今天常见使用的“蒙元史”一名，其实也只能理解为蒙古帝国史和元代史的合称，方可成立。
无论人们在如何定位元朝的认识方面可能有何种误差，这一段历史的存在，总之是让我们对蒙古高原不再那么生疏的重要原因。不过中国人对于蒙古高原，大多还是从“长城内外”的角度，也就是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社会与汉地农业社会间南北关系的角度，去加以感知和解读的。但是蒙古高原还可以以阿尔泰山为轴线、放置到“金山东西”这样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去加以认识。这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见横亘于欧亚内陆的一条长长的草原带。它摆动在北纬五十度线上下，从大兴安岭两麓一路向西蜿蜒伸展，在蒙古高原铺设出被戈壁分离的漠北草原与漠南草原（“漠”即戈壁），继而向西穿越阿尔泰山脉，经由阿尔泰山南坡及塔尔巴哈台山南北，先后与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和乌克兰草原相连接。从匈奴开始，东亚农耕社会所遭遇的，从来就不是仅仅局限于蒙古草原而是东西流动于整个欧亚草原带的大型游牧人群。这样的游牧人群所面对的，也不仅是东亚的汉族农业社会，还有生活在西至伊朗的广义“西域”地区内许许多多的绿洲定居人群。蒙古帝国的历史，需要在超越如此范围的一个极广阔的空间背景中，方才有可能看得比较清楚。这样一幅覆盖了大半个欧亚的长卷式历史图景，即使不比“长城内外”的历史图景更精彩壮观，至少也令我们更感觉新鲜和好奇。
现在翻开在读者面前的本书，用略多于一半的篇幅，把蒙古帝国史讲得简明而极丰富多彩。作者的关注重点不在东亚，因为在从前出版的其他同类图书里他已有过讨论，故对此“本书没有专门从正面进行讲述”。他在这里重点展开的，是蒙古统治下的中东、俄罗斯，蒙古与地中海世界或西欧的关系，以及当日蒙古人的世界观念。这部分内容，正好适合熟悉东部蒙古帝国远甚于其西半部的一般中国读者的需要。本书的另一小半意在分析蒙古帝国的遗产，或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要揭示出闪烁在漫长的“后蒙古时代”的“蒙古长长的身影”。这部分内容，当然是大多数中国读者更不熟悉因而也可能更想了解的。
蒙古民族对世界史的积极贡献，至今还没有得到人们理所应当的足够认识。从最早出现在塞外高原上的大型游牧人群——匈奴人被西汉驱赶到漠北草原之后，“长城内外”的基本格局，长期是游牧社会的主流偏居漠北，漠南则成为汉地农耕社会与漠北之间的缓冲地带，经常由从漠北游牧政治体中分离出来、投靠汉地的边缘群落驻牧防守。蒙古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形势。它继匈奴之后再度实现了漠北和漠南的统一，进而把高原上不同文化的游牧人群整合为一个历史民族共同体。这块高原从此才名副其实地拥有“蒙古”的冠名，并从那里孕育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蒙古时代并没有因为蒙古帝国的瓦解而猝然结束。相反，“15世纪至17世纪初，在东起中国东北地区西至斡罗思的广阔地域上，成吉思汗家族的权威大体上共通地保持着生命力”。出版于1990年的《剑桥早期内陆亚洲史》从上古开篇，终止于回鹘时代。将近二十年之后，该书续编《剑桥内陆亚洲史：成吉思汗时代》面世，其内容从蒙古帝国延及它的各继承国家，乃至它们对近代世界的影响。它把内亚从13世纪后的五六百年历史概括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标题之下，其中所体现的观念，与本书作者殊无二致。
虽然具有相同的聚焦主题，“剑桥内亚史”与本书的叙事方式却大异其趣。本书提出，“新事实”可以在“大实证、中实证和小实证”等各个层面上被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说法。此处的大、中、小，我以为是就问题背景的规模大小而言。所谓小实证，或即高密度实证，也就是纯考据文字；中实证即中密度实证，是使专题论述变得坚实可信的全范围实证；而大实证即低密度实证，亦即由支撑大篇幅议论的基本事实所引发的最关键实证。这样说起来，“剑桥内亚史”可算是一部中实证著述，而本书采取的则是更带形而上色彩的大实证宏观叙事的路径。此一路径最易与“公众史学”合辙，而这恰恰是本书作者旨趣所在。他说：“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已经变成了向大众开放的领域。……这或许是在向本应有的状态靠近。”
公众史学绝不应被理解为是只待专家放下身段就无不在行的领域，是仅指重述既有史学认识的一种浅显并不带什么学术价值的普及性创作。它完全可以成功地在“大实证”的宏观层次上去颠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重大事实’”，从而揭示出至今未曾被看清的种种“新事实”。本书堪称这方面一个极出色的示范。以下略述一两事为例以明之。
蒙古时代的波斯文史书在言及蒙古人在战胜敌方人口、部落、城市、国家，而将其吸收、纳入己方时，“多使用‘成为īl’之语”。以往经常将该词组翻译为“征服”“使降服”“使服属”等。作者指出，īl源于突厥语，与蒙古语的ulus等义，从原指“人的集团”衍义为“同集团、同族、同类”，后引申为“伙伴”。而按近代概念把它误译为征服等语，在作者看来纯属“作孽”。根据古突厥语专家克劳森的见解，é:l/īl最基本、最原始的意义即“在一个独立的统治者组织和治理之下的政治单元”；它似乎尤其用以指“属于同一王国的人们或共同体”。该词在波斯语里可用作“部落、部族”的诸多同义词之一，显然是一个外来词。经过这一番细致的词义辨析，本书提出，“成为īl”的意思不是被征服，而是加入同“一个聚合体、国家。蒙古令人震惊的快速扩张的核心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真正融通无碍的国家观或胸襟无限开阔的集团概念”。
本书对īl的解读，使人联想起世界史上著名的“伊尔汗国”。此处的“伊尔汗”，即波斯语īl-khan的译音，源于旭烈兀的自称。因为īl的尾辅音-l在元代多用“里”“利”“勒”等以l-为声母的汉字，而从不使用r-声母的“儿”“尔”等字来译写，所以在元史研究领域里，学者宁可采用唐代对突厥语é:l-khan的音译形式，写作“伊利汗”。过去都认为，旭烈兀称“伊利汗”，意思是“臣属[大汗]的汗”或“服从[大汗]的汗”。现在看来，这个名号也可能与蒙古语中的ulus khan等义，译言“立国于一方民众之上的汗”。元朝大汗与前期伊利汗之间的“宗藩”关系，反映在“合罕”（即大汗）Qakhan与“汗”（Khan）这两个称号间等阶高低的关系之中，而īl一词本身倒不一定包含臣属或服从的意思在里面。
宏观层次上“大实证”的另一生动例证，是本书对流行于中亚突厥语各民族间的“乌古斯可汗传说”的诠释。这是一部“通过乌古斯可汗的生平、征服活动及其子孙们的繁荣讲述突厥族的壮大和发展”的著名史诗。作品里的乌古斯可汗有六个儿子，六子又各有四个儿子，这二十四人的名字日后成为各自部落的名字。除乌古斯的嫡支之外，还有一些加入联盟的他的亲属成员，他们的子孙则形成畏兀儿、康里、钦察、哈剌鲁等突厥语大部落。
这部游牧民的英雄史诗，被放在人类历史上“首部综合史”、即堪当波斯文版《元史》的《史集》全书之首。本书作者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从乌古斯将六子分为“向左右两翼的安排”中，捕捉出一条“隐约可见”的大历史线索。乌古斯本人居中，六子各有四子。故他的左右（即东西）两翼各自配置了十二个游牧大集团，加起来共有二十四部。这不就是在二十四名游牧军团首长的带领下，“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向东西方横向大幅展开来的匈奴国家的基本结构”吗？它“不仅仅是匈奴国家沿用约四百年的制度”，还延续在此后欧亚大陆中部的游牧各帝国，乃至东亚的拓跋体制遗响，如北周各自统领四军的“六柱国大将军”的制度设计之中。不仅如此，这种左右两翼、每翼含三名各领四部的大首领的配置，“几乎就是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最初创立的蒙古国家本身”。因此，“乌古斯可汗传说”既生动反映了自匈奴以来欧亚大陆游牧社会对于自身政治传统绵延不断的历史记忆，也折射出以乌古斯族为核心的塞尔柱朝走出中亚的史实，并且还体现着“与‘事实上的成吉思汗’之间形象的联动”。
在以日常习俗及口耳相传形式来世代传递的文化中，有关上层权力操作和精神层面的传统，往往带有很大的象征与符号化特征。东西翼和“二十四长”在北亚游牧国家建置中不可能以一种完全真实的固化模式出现。事实上，司马迁对匈奴的记述，只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十二种官号。二十四长中还应有些什么样的其他官号，我们至今不得而知。日本学者山田信夫求证说，所谓二十四长，应是单于左右两翼各以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为方面军首长，四首长之下各辖大将、大都尉、大当户一名。单于自领的中央军团，下设左右骨都侯辅政，也相当于方面之长，故亦各辖大将、大都尉、大当户一名。因此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和左右骨都侯六人下辖的大将、大都尉、大当户总共有十八名之多。他们与六个方面军首长同样，各领万户，由此组成二十四万户。他似乎把“二十四长”说圆了。
如果山田的见解与史实相符，那么匈奴国家“二十四长”的配置，就未必与乌古斯可汗和成吉思汗时代左右翼及中央军团序列的具体形式全同。不过这一点丝毫无损于本书充满灵感的相关分析。这本是一个需要通过在时间和空间都极其广袤的范围内穿插往返，调动广博的学识去从事精密考据和通惯性运思的困难主题。可是作者却采用行云流水般的历史散文笔调，平易顺畅地把它讲述出来了。
留心阅读本书，可以不时地从中发现类似上述那样浸润着真知灼见的新颖议论。作者在不止一处强调：“从‘小中国’到‘大中国’，即经由明代迈向大清国乃至当今巨大中国的步伐”，就是从元代起步的；“通向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最初是由大元兀鲁思开启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从乾隆帝时期到现在的‘大中华’的框架，与蒙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只如此，整个人类历史，也“在蒙古时代来了个大转弯。迈向世界史的步伐，首先就在这里”。作者进而断言，在“所谓由‘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海进’引发全球化进展的理论中，非常缺少朝向陆地的视角和见识”。
在审视蒙古征服俄罗斯的各方面实况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被大肆宣扬的蒙古在那里尽其所能进行破坏和屠杀的传言，仅仅表明“蒙古一直是俄罗斯点燃爱国主义火焰的便利手段之一”。“当看到大多是俄罗斯史家从古至今激情讲述的这类故事时，不由得会联想到历史究竟是什么”。同样，15世纪后“突然被大肆传讲起来”的波兰、德国联军与蒙古军在里格尼茨的会战，其真实性至今“仍然笼罩在迷雾当中”。它很可能是后世的“德意志扩张主义所制造的历史幻影”。与此相类似，蒙古军对被攻下的巴格达的毁灭性破坏，也是一个大可加以怀疑的话题。哈里发投降后，“蒙古军基本上没有进入城内。……抢劫和杀戮，基本上都是”此前被哈里发聚集起来试图抵抗蒙古人的中东各地流氓无赖、不务正业者，以及“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们干的”。总之，“从前（被认为）曾使欧洲陷入恐惧之中的蒙古”，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近代欧洲为了自身利益所制造出的虚像”，以便把它“作为落后的应当征服的亚洲的代名词”。
很容易看得出，作者对于西方殖民主义以及作为其文化遗产的西方中心论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西方学术界对亚历山大东征的肯定，在他看来只是“把‘野蛮’转换为‘神圣’，是一种所谓的‘后智慧’”。他评价英俄等国“重新发现中亚”的大争夺曰：“对于阿富汗游牧国家来说，英国取代莫卧儿帝国作为中央政权出现于印度次大陆一事，只能是一种不幸”；“阿富汗夹在南部英国和北部俄罗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迎来了苦难的时代”。他把20世纪视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和杀戮的世纪”，祈愿新的世纪能将“‘负面的20世纪’这一令人生厌的时代送走”。兰普顿的《波斯的地主和农民》一书，被他当作具有浓厚东方主义倾向的“历史研究之恶例来推荐”。这番话深刻地激起我思想的震荡。很多年以前我读此书时，是把它作为一部权威性著作看待的。看来有必要用新的眼光重估旧时的认识。
书里时而也会出现一些不怎么令人赞同的说法。历史研究者的自我期许，总该是以平实的境界，向已成为过去的时空去求真、求新、求精、求直。这是要在凭想象重建的世界里寻谜探秘。探秘者，即不断否定过时的旧说，而代之以新意新见是也。若必欲以弃旧扬新为“虚无主义”，那么历史学就天生带有某种“虚无主义”色彩。阅读本书，使人能很具体地感知上述四求的意味所在。再加上汉译者乌兰教授字斟句酌而简洁平滑的译文，也非常有利于拉近本书与非专业读者之间的距离。至于以下提出的那些或可商榷之处，即便都能成立，亦无非大醇小疵。写书评总不能光说好话。权从体例之所规制，无求全责备之意。从阅读一本书的善意心态出发，我们主要应看到它是否以及在哪些地方从正面推动了人们认识的进步。不足之处总是会有的，即使今天看来绝对正确的言论，日后仍难免从中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变得全然不能成立。所以不宜盯住别人书里某些未确之说，按“直指本心”的意图论任情放大而挞伐之。从批《武训传》、批胡风，到批“合二而一”、《海瑞罢官》，旧鉴未远矣。
本书说，从蒙古帝国到元前期活跃在华北的重要人物，例如汉人军阀史天泽和张柔两人都“被正式认定为‘蒙古’人”，“甚至在接收南宋之后，也确实有旧南宋人被当作‘蒙古’人”的。我以为恐怕不存在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任何确凿证据。说到这里，还须稍微回到对“成为īl”的讨论。书里说“成为īl”可以引申为“成为伙伴”之意。汉译本译为“伙伴”的日语源词是“仲间”（naka-ma）。如果此处的“仲间”最合适的汉语对译词果真为“伙伴”，那么无论是否考虑到熟悉蒙古史的阅读者也许会误从“伙伴”一词联想到蒙古语里的“伴当”（nökör，元代又音译为“那可儿”。村上正二在《蒙古秘史》的日文译注本里，就是用日语“仲间”来诠释“那可儿”的），或者在当时很流行的源于突厥语的“斡脱”（ortoq，译言合伙人），“成为īl”都不必定就是“成为伙伴”的意思。因为“伙伴”意味着在一个较小圈子之内各个私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成为īl”即成为自己一方的人，然而在己方之人的大范围内部仍然是有很多等级的，其中成员未必都能与游牧新领袖结成可以称得起“伙伴”的私人关系。另外，作者说窝阔台之死很可能“是在其身边却感到越来越不得志的耶律楚材下的毒”，也不知道是何种隐秘的线索引发了作者这样的猜想。
本书作者宣称，“很容易被视作中华帝国之典型的隋、唐”，由于“其出身和由来也都深深继承了鲜卑拓跋部的血液和体质”，所以从代国、北魏、北周直到隋唐两朝，都“属于‘拓跋国家’这个系列”政权链条中的一环。这个说法里包含着由含糊导向误判的可能。“血液和体质”云云，与唐前期的核心权力集团成员多出于汉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这一史学界共识，意思不大一样。盖前者是血统论，而后者属于文化论。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见解，是把民族看成一种文化共同体，而不是血缘共同体。因而个体的民族身份界定并不取决于血统，而取决于他本人认为自己是谁的文化归属感；据此，隋唐帝室属于何种民族，基本上就不是一个“血液和体质”的问题；更何况尽管现在颇有人以为李氏来自胡族，但即使从“血液和体质”的角度，至今也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可确认此说。
隋唐王朝的统治体制无疑有种种“胡化”影响的成分。但是支撑着当日国家的制度主体，包括对非郡县地区施行“羁縻”式间接统治的制度渊源，仍然是从秦汉继承下来，又经过改造和发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即便这两个王朝的帝室果真都出于胡族，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无由改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唐连称来标示汉文明在公元第一千纪的历史属性。说隋唐是汲取和融合秦汉、北魏及其继承国家的制度成分于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典型”，恐怕要比武断地把它们归入“拓跋国家”系列更合乎历史的实相。
涉及蒙古时代的文献史料，“以波斯语和汉语两大史料群为主，多达二十多种语言”，使这门学问变成一片“穷尽人类知识也取之不尽的可畏的领域”。为了辨认在不同文字的材料中不断转换其书写形式的诸多关乎名物制度的特殊名称，作者特别讲究译音用字的细节，并在这方面表现出极深厚扎实的专业素养。但在少数场合，他对此的强调未免有过分之处。对世界史上著名的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作者拒绝使用源于希腊语的这个已众所周知的名称，而执意采用它的波斯文发音，音译为“哈卡玛尼什”（Hax-a maniš）。他说，“在确知其原语的情况下，西式的通称和俗称就显得奇怪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作为专门词条的名称，被列入由全球一千三百多名学者参与撰写的《伊朗学百科全书》。把它改成一个谁也认不出来的专名，似乎是不必要的。“匈奴”的名称在汉语以外的拼音文字里写作Hun，应该更接近于该人群的自我命名。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在汉语里也改称它为“匈人”？无论是汉文史料中的“吐蕃”或内亚及中东各种语文乃至西文中的“吐波特”（Töpüt、Tubbat、Tibet等），即使不全都起源于粟特语，至少都不源于古代藏人的自称。难道我们应该也为古代吐蕃王国的自称（Bod Chen-po）另拟一个假古董式的新名称吗？
本书认可东南亚史、内陆亚洲史、南亚史、中亚史、西亚史等“作为多元领域”的各个聚合体单元，却唯独不认可东亚史也可以是与前者相当的一个范畴。据说“东亚这一用语隐含危险和质疑”，所以作者坚持，应当把它裁解为“日本史、朝鲜史、中国史”，分别加以处理。这是因为17世纪的日本已“与超越日、中、韩的‘世界’相遇”，幸得以在欧亚大陆被分割成几个“陆上强国”之时，走上建立“海上强国”的道路，从而“出人意料地和欧洲处于相似的状态”的缘故吗？作者语焉未详，无须对此多加猜测。不过这样的议论总易于让人联想到日本从前的“脱亚入欧”论而感觉有些奇怪。
全书的结束也耐人寻味。作者提醒说“为了更好地生活于‘当下’”，历史既必不可少，同时“也应着眼‘今后’”；而联系着三者的纽带，就是“帝国”的形态。读到这些话，我好像看见了作者面对“还根本没有最终确定”的“广义的亚洲”时那双忧郁的眼睛。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序章历史因何而存在蒙古长长的身影在残影的尽头
1920年，中亚。蒙古帝国的残影，终于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回首遥望，从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开始向着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发展之时算起，岁月已经过去了七百一十四年。
消失的是两个国家。国名有几种不同叫法，其一为“布哈拉汗国”或称“布哈拉埃米尔国”，另一个被称为“希瓦汗国”等。两国都可追溯至起源于中亚的城市。虽然二者都已经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但要追寻其政权的脉络和由来，则可上溯至曾创造人类史上最大版图的蒙古世界帝国。其没落正处在衰微殆尽的弥留期。然而不管怎么说，蒙古帝国的根缘实际上在进入20世纪后还依然在欧亚大陆中心区域存续了二十年。
这两个小国气数将尽的时刻，距离统称为“俄罗斯革命”的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光。就是说，长期占有并统治欧亚大陆北部大片区域的俄罗斯帝国已经彻底消失。给布哈拉和希瓦最后一击的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然而，对于19世纪以后在俄罗斯强权之下其领属性质逐步深化的中亚地区的人们来说，“新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解放”。
代之而起的苏维埃国家，在暂时渡过内战加剧、日本等各国列强出兵西伯利亚的干涉和侵略等眼前的困难局势后，在列宁及其继承人斯大林的领导下，从1922年左右开始迅速踏上了以联邦为名的“新帝国之路”。中亚自不必说，即使是旧俄罗斯帝国领地内曾经存在的实为由不同地区和人们组成的大、中、小聚合体，也在多少出现近代化之萌芽的同时，逐渐失去了当初所抱有的希望和意愿。乍一看，似乎国家和政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作为汇集诸多民族的混合国家，内陆庞大殖民地帝国的“北方国家之传统”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尤其是作为其“东方属领”的中亚以东地区，被迫接受新的服属、轻视和分割。
不久，自20世纪20年代中叶至30年代，在苏维埃联邦内的中亚地区，若干“人造国家”在历史、语言、人种、文化和习俗等方面均不具备适当立国理由，依据官方学者们毫无道理之论被逐个创建起来，开始了莫斯科所控制的政权的“新时代”。过了半个多世纪，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中亚五国，不得不勉强接受并背负着从俄罗斯帝国至苏联时期的近现代史本身的各种“负面遗产”，包括漫长的国境线在内，无选择地“独立”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周围
现在，东边是保有庞大地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边是似乎更加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东，北边和西边是依然据有广阔版图而逐渐复兴的俄罗斯联邦。站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环顾周边，会不由得陷入一种奇怪的想法。这块广阔的开放空间曾经由草原和绿洲交织而成，在19世纪变成了以英国和俄国为主的强权政治的世界。这种局势在20世纪实际上变得更加激化，进入21世纪后越发明显。不只是政治和军事，就连经济和环境等方面也都充满了流动性和不安定因素。所谓当今的时代，似乎就是刚刚才开始的。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能否整理人类史上各种各样的进程和结果，有时又放弃这些进程和结果而找到世界应有的“形式”和“存在方式”呢？特别是在历史悠久的欧亚大陆上，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能否建立起一个超越现代型强权政治的平稳缓和的安定结构呢？
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人类这一群体所生存的全球化时代的关键，很大程度还在于地球上这块最大大陆的走向。那里曾经是产生大多数人类文明之交流的大空间。假如存在有益于人或人类的大“智慧”，那么大概只有在贯通历史和现在的视线中才寻求得到。想到这一点时，对于八百多年来宽松地统治大半个欧亚大陆、平稳维系包括非洲在内的广阔陆海地区的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的记忆，就会再次浮现。帝国消失的时候
在1920年前后，存在于欧亚大陆的几个帝国相继消失了。那是一个世界史上罕见的帝国灭亡的年代。
总之，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事情。众所周知，战争本身虽然只是欧洲大战，但其影响却很广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场世界大战。进一步从其结果来说，则是在世界史上刻下了超越时代之大意义的深深印记。
首先，是已经有所论及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俄罗斯帝国，在由其欧洲列强同伙发动的史上最初的正面总体战和消耗战中，几乎是不战自败。随着战局的激化，成分复杂多样的“帝国臣民”们被强制驱赶到战场和工厂，造成了空前的大流血。由于民众和各民族已达顶点的怨恨和愤怒，加上原本不充足的国内生产力已经支撑不了过重的负担，开战仅三年，王朝就非常迅速地自灭了。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东方确曾表现得强大，实际上与其强大的外表不同，本质上已经是从社会、经济到其他各方面都充满危机和脆弱性的“纸老虎”那样的老式帝国了，其弱点一下子暴露出来，王朝、国家和社会同时从体系上崩溃了。
紧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奥地利一方的奥斯曼帝国也解体了，只是名义上的消失被算作苏丹制废止的1922年。拥有近六百年超长寿命的奥斯曼帝国，是存续时间超过俄罗斯的大国，先盛后衰，自17世纪以来经历了漫长的低落和萎缩的衰亡史。总之，是从超越地域和人种的宽松的帝国不断沦落为现实中缓缓走到头的“虚像帝国”或“心中的帝国”。
尽管已是一种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的无序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Dār al-Islām（原义为“伊斯兰之家”）即“伊斯兰世界”之盟主的衰落和消亡所带来的冲击，不能不在众多的穆斯林当中产生巨大波动。此前在中东各地，对似乎将超过自己而长足发展的欧洲和基督教世界有所意识的动向，已多次以不同形式出现，就奥斯曼帝国之后局势将会怎样、前途如何等问题，开始了对新前景的探寻。另一方面，除了引起中东至今纷争不断的主要原因，即臭名昭著的《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1915—1916）、《赛克斯——皮科秘密条约》（1916）、《贝尔福宣言》（1917），以英、法等国为主的欧美方面也野心十足，陆续开始了行动。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作为伊斯兰中东地区“荆棘之路”的象征，也恰恰成了直通今天的现代史的起点。
把目光转向亚洲的东方，即可看到在稍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1年即辛亥年爆发了革命，次年所谓的大清帝国灭亡。大清帝国正式名称满语为Daicing Gūrūn，译为汉语即“大清国”，而“清朝”则是俗称和通称。这一欧亚大陆型帝国，拥有长达三百年之久的扩张和安定以至飘摇和衰败的历史。
在满洲山野的一隅，这个国家发迹于以女真族为核心的微小联盟，横跨长城南北不断扩大疆域，到中后期的乾隆朝时，消灭了一百年来的宿敌准噶尔游牧王国，实现了囊括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和西藏的大版图。事情发生在1755年至1758年之间。对于大清国来说，作为名副其实的由多民族构成的庞大国家而存在的岁月，就是其后半程的一百五十多年。
有种看法将这一巨大空间视为所谓“中华”固有的传统地域和组成部分，在清末的动乱时期至民国初年的议论中变得更为高涨。反复争论的结果，最终使这种看法不知不觉成了理所当然。不得不说，这其中存在对古代以来之“汉土”与大清国皇帝个人所维系的多元帝国世界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或错觉、误解。对于汉族民族主义与巨大版图之间难以填补的鸿沟，孙文试图以新造的“中华民族”一词来填平，但实在是很困难。现政权以“多元一体”为口号，当然是可以的。19—20世纪初欧亚大陆主要帝国的灭亡时间
再将目光引回到欧洲，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两个帝国灭亡了，即霍亨索伦家族出身的皇帝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皇帝统治的奥匈帝国。二者都拥有神圣罗马帝国所传续的古老因缘。从此，带有“帝国”之名的政体正式从欧洲彻底消失了。蒙古及其身后的帝国群
宣告世界的世界化真正起始的20世纪，其登场是与旧有的各帝国的相继消亡同时拉开帷幕的。中世纪乃至近世以来一直延续的历史绵长脉络，至此一时中断。一个大时代的终结，显然就在此时。
然而，这也是新帝国的兴起以及更大规模政治对立和军事竞争的开始。美国这一新兴帝国自不必说，也许还有人将战前的日本和纳粹德国、战前战后的苏联归入此类。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武器的开发和军备扩张、民族国家美名下的高压政策等，使20世纪成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和杀戮的世纪。然后，今天除全球帝国美国之外，有普京复苏的新生俄罗斯，还有伴随着巨大市场化前行的中国。21世纪果真能将“负面的20世纪”这一令人生厌的时代送走吗？能够向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不断解决问题、共同前进吗？人类能变得这么明智吗？
回顾历史，于20世纪初同时消失的诸帝国，实际上都分别与蒙古帝国及其时代有着某种渊源。这一点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如果实事求是地综观世界史，这是一种严肃的超越时代的历史现象，不容否认。
首先，来看俄罗斯帝国。在欧亚大陆西北部的偏僻一隅，有为贫瘠的大地和森林所环绕的寒冷地区，称为“斡罗思”，那里曾经分布着各不统属的诸公国。13世纪，拔都所率蒙古西征军到来，其后斡罗思成为蒙古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术赤兀鲁思（因误解而产生的通称为“钦察汗国”）的属领。从此经历了漫长的共存时期，主从关系最终发生了逆转。
其最初的契机，在于蒙古的代理人莫斯科的兴起，即莫斯科费时三个世纪完成的斡罗思诸公国的统一，以及本为君主血统的术赤兀鲁思的属国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汗国的合并。在16世纪中叶控制了伏尔加河流域的莫斯科公国，反过来陆续重编游牧战士，一举东进西伯利亚和内陆世界，迅速抵达了太平洋沿岸。然后一步步侵入哈萨克草原和中亚，将目光从蒙古高原进一步投向了中国和朝鲜方面。包括聚集多种族、多地域和多文化的庞大复合体及其帝国经营的体系，俄罗斯帝国从蒙古帝国获得生命，并反压蒙古统治而膨胀起来。
奥斯曼帝国也与蒙古世界帝国中控制伊朗中东地区的旭烈兀兀鲁思（通称“伊利汗国”）有关。13世纪末，在旭烈兀兀鲁思势力范围的西北边，萌芽于小亚细亚一角的突厥系小部落成为旭烈兀家族所属领地的管理者，于1326年在布鲁萨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小的聚居地。当时担任布鲁萨“算端”（统治者，亦称苏丹）的人，被视为奥斯曼帝国的开山之祖。
关于奥斯曼王朝的渊源尽管还有不少模糊之处，但是难以否认它与旭烈兀兀鲁思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其后的后蒙古时代，奥斯曼王朝初期的首领们与试图成为旭烈兀兀鲁思解体后继承人的孙都思、札剌亦儿、白羊王朝、黑羊王朝等各种势力展开争夺，虽然因后面将提到的帖木儿而一时陷入毁灭的境地，但最终再度兴起。奥斯曼帝国开始具有海上国家之形，是在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后，实际上被认为是始于苏莱曼大帝时期，在此之前，特别是在国家和军事制度以及体系方面，蒙古的影子和色彩仍相当浓厚。
目光转向东方，大清国已经成为蒙古世界帝国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中国通称为“元朝”）时隔二百五十年的“后继国家”。大清国从始祖努尔哈赤时就与蒙古关系很深，尤其是第二代君主皇太极在和蒙古科尔沁部结盟的基础上，于1636年在盛京（今沈阳）召开忽里台（蒙古的国会或帝室会议），接受成吉思汗后裔内蒙古王侯们的推戴，以大元兀鲁思之皇位继承人的身份即位。当时，大概是仿照Dai Ön Ulus（大元兀鲁思）之名建了新国号Daicing Gūrūn（大清国）。大清国，包括其后的发展在内，确实一直是名副其实的满蒙联合政权。
在蒙古帝国内部，帖木儿帝国从控制中亚的察合台兀鲁思西部以对其进行重组的形式诞生了。这个帖木儿帝国在1500年失掉根据地后南下印度次大陆，成为第二帖木儿朝莫卧儿帝国，所谓莫卧儿即指蒙古。莫卧儿帝国对以北印度为中心地区的统治，最终随着自身的衰落，被来自海上以“东印度公司”之名出现的英帝国所蚕食，逐渐丧失了实权，只是在名义上一直延续到了1858年。1877年，维多利亚女皇称印度皇帝。直至近代初期，蒙古帝国的根缘也还在南亚持续存在着。
还有哈布斯堡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二者都发端于中世纪以来神圣罗马帝国非常松散的“帝域”。哈布斯堡家族最初于1273年将神圣罗马皇帝之位揽入手中，而霍亨索伦家族于14世纪扬名，在1363年获得帝国诸侯的身份，得到发迹的契机。
在蒙古帝国整合欧亚大陆东西大半地区的13、14世纪，同时存在于欧洲的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特别是当拔都西征军打败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匈牙利时，面对来自东方的蒙古的威胁，有个人呼吁欧洲团结起来，即在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成为耶路撒冷王的著名的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分别起家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独特“聚合体”中的两王族，后来经历长期反复的沉浮、变故和斗争，最终在围绕“德意志”之前途和生存状态展开的对峙中各自走上了帝国之路，然而不到半个世纪，双双于1918年灭亡。世界史之构图
回顾上文所述，一战前后实际上是蒙古帝国及其时代以来曾处于其间接但浓重影响下的各帝国及残余势力一起灭亡的时期。换言之，蒙古以后“帝国史”的大部分，暂且在这里得到了总决算。因看法的不同，这或许也可以视为时间极长的“中世纪”的彻底终结，当然，也可以更具常识性地将其视为所谓“近世”的终结。
宏观地回顾世界史，可以说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及其时代是对之前欧亚大陆的历史乃至非欧——欧亚大陆经营的全面总结。人类从之前分布于各个地区和各个文明圈、相互之间相对缺乏关联的状态，开始大步迈向另一个阶段。世界乃至人类这一广阔的地平面，以及对于它的憧憬，均因连通陆地和海洋的史上最初的真正大交流开始得以实现。
只是，对于自此开始的历史中“蒙古”所整合而成的状态之全貌、为后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和遗产，人们的了解还是很不充分的。对迄今一直主要由欧美所讲述的世界史形象，存在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怀疑，然而最重要且根本的问题是，只有从15世纪末以后西欧的海洋进发开始，才能谈到作为完整形象出现的世界史。在那之前正像是割裂的历史，之后却一味地以欧洲为中心来描述。情况必然会向以“来自海洋之视角”为基础的历史叙述倾斜。但是，真的是那么回事吗？
例如，仅观察已述蒙古时代及后来非欧——欧亚大陆所经历的一系列帝国群的存在和发展，就可以明显看出既存世界史形象中无法解决的缺陷。蒙古世界帝国自身对世界史的意义自不待言，还有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帖木儿——莫卧儿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它们都是超越生态系和文化圈的框架，或是超越既存国家和社会的范畴而存在，时常相互争夺，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同时触动了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和东非，并时而向海上施加相应的影响。
总之，除了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先导，及大量吸收其成果的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非欧——欧亚大陆大致呈组合状并存和延续的若干“近世和近代帝国”的各个成员，也是上演世界史的主要角色，不断推动了历史。说起来，这种状况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除去最后参战的美国，以及英国和法国拥有的很多海外领地（包括战场在内），毕竟是在非欧——欧亚大陆内发生的帝国间的战争。泰姬玛哈陵 第五代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于17世纪所建造，其壮美无与伦比
理所当然地，世界史同时向海洋和陆地展开了。随着时代重要性渐增的“投向海洋之视角”固然重要，不过“依存陆地之理”也不可缺。然而，像斯基泰和匈奴以来贯串历史连绵不绝的欧亚大陆国家之传统自不必说，对于蒙古时代及其后非欧——欧亚大陆的综合把握，西欧中心主义的一贯历史形象，也都基本缺乏应有的知识积累、分析的视角和对历史全像的洞察等。说到底，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即只要能够在西欧的扩张和由此形成“世界统一”这一目标上站得住脚就可以。
这是因为照搬了约一百年前在欧洲尤其是西欧被体系化了的架构。这是欧洲最为自信的19世纪末的产物，日本也曾经将其作为世界标准来接受。于是，包括历史学在内，当时的学问、知识体系成为基础和支柱，展开了日后的教育和研究。这种东西进而被印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转化为日本人的常识。我们头脑中所存在的“世界史形象”，之所以只有欧洲本位特别是西欧本位的，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不是要以此为辩解。首先，时间和思考停留在了19世纪末。历来的模式是将20世纪以后的事情作为“现代史”另辟框架来衔接，而“现代史”的部分，因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很难成为世界史，所以总有些稀里糊涂和虎头蛇尾的感觉。换句话说，历史和现在连接不上。“现代史”和“当代史”，都处于由过去的历史所引出的延长线上。不仅如此，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约九十年间，历史的脉络的确依然存在，例如上文谈到的“帝国史”之潮流，今天似乎依然汹涌。
就是说，俄罗斯帝国向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奥斯曼帝国向目前仍陷混乱中的中东，大清帝国经中华民国向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帖木儿——莫卧儿帝国向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诸国这一不稳定的框架，以及“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向现在的德国乃至整个欧盟，各自浓重地投下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子，使得当今的时代突飞猛进。正因为保持了“帝国”似的形态，混沌之中才隐藏着大变化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帝国的记忆”都会一直成为现在和将来不可忽视的动因。走向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划时代的蒙古时代
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对此需要做些重复叙述，这里只想扼要介绍一下其大致情况。
13世纪初，欧亚大陆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风暴。这一风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将欧亚大陆和非洲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面松散地整合在了一起。世界虽然是“非欧——欧亚大陆世界”这种形式，但是世界史因此首次拥有了一个可以看到的全貌。世界史在这里发生了大的转折。
关于蒙古占据世界和时代的中心的13、14世纪，将其视为“蒙古时代”这一世界史上重要划时代的看法，在日本国内外流行很广。这一观点首先是由已故的本田实信在其代表作《蒙古古代史研究》（1991）中提出来的。他在充分认识西方人所谓“地理大发现”或“大发现时代”（日本的对应说法是“大航海时代”）之说的基础上，提出在其两个世纪前的蒙古时代，人类史上重大的一步就已经迈出了。这是日本所倡导的最初的世界史概念。
就是说，在以西欧走向海洋为开端、通向全球化形式下的“世界之世界化”的大门徐徐打开之前，欧亚大陆和北非以及东非都曾是人类历史的主要舞台。对此大概不存在什么异议。若将那里漫长的历史过程命名为“欧亚大陆世界史”或“非欧——欧亚大陆世界史”，就会出现那种“旧世界”的陆地和海洋的大部分地区因蒙古帝国得到直接和间接的松散连接，总之形成一个体系开始活动的状况，这是前所未有的。
因蒙古而导致的“新世界”的出现和形成，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国开始的约半个世纪中，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得到整合，拥有人类史上最大陆上版图的“大蒙古国”即蒙古帝国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经出现了。接着，从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开始，宗主国“大元兀鲁思”（准确的名称是Dai Ön Yeke Mongqol Ulus，即“大元大蒙古国”）作为国家开始向海上进发，控制着通过印度洋航线所实现的交流和贸易，促进了贯通陆地和海洋的体系化。最终，以多个同族兀鲁思组成的化为世界联邦的蒙古为中心，清楚地呈现出“欧亚大陆交流圈”或“非欧——欧亚大陆交流圈”的状态。
所谓“兀鲁思”，是指在欧亚大陆中央区域发展起来的以游牧民为主的国家。蒙古语为ulus，突厥语作il，原本的意思是“部众”“人们”“人的集团”，进而指“国家”。兀鲁思土地和领地方面的意义较弱，是特指“人的聚合体”的一种概念。这种人的集团的首领，突厥语和蒙古语称为qan（汗），而位于众多首领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称为qaqan（可汗）或qa'an（合罕）。可汗之号，见于5世纪时的柔然和北魏，其后突厥、回鹘、契丹等也有使用，直至蒙古。在蒙古帝国内，从第二代皇帝窝阔台时开始使用合罕之名，而在帝国的组成部分即其他兀鲁思中，其首领始终只能称为汗。总之，蒙古帝国是由一位合罕和其下多位汗所统领的二重结构的多元复合体。
关于“可汗”和“汗”的区别和分别使用，一直以来日本的研究者们认识不够充分，曾出现一概以ハーン来表示的情况。之所以出现カ（qa）和ハ（ha）的不同，主要原因在于日语表音的局限性。原来的发音介乎qa和ha之间，因年代和地区不同而有些差异，但是在蒙古时代估计更接近qa的发音。
此前，欧美的历史学家们就蒙古所达到的史上空前的状况，试图仿照西方人引以为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之语，表述为“鞑靼和平”（Pax Tatarica）或“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只是亚洲各地区，就连当时的欧洲也笼罩在蒙古所带来的“新世界”这一大环境中，即便想否定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到来也是徒劳的。如后文所述，说到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的真正展开，以及进入14世纪后迅速活跃的地中海贸易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如果没有包括来自蒙古帝国本身的直接刺激，以及这一特殊时代的环境和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尤其是在航海技术方面，可以想见西欧通过阿拉贡联合王国在伊比利亚半岛进行积累，而不久即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先导，具备了向海洋进发的条件。后蒙古时代与“近世和近代帝国”
蒙古完成的大统一，势必为欧亚大陆乃至非欧——欧亚大陆各地带来大变动。在中华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大领地，这是连汉土都未能保全的北宋，以及勉强维持住本为“蛮地”的汉土之南半部即江南的南宋所无法比拟的。这片领地，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空间，足以驱散所谓“华夷之别”等终究不过是出于文饰方面考虑的小技。宏观地来看，尽管中间有很大的伸缩，但是可以说从“小中国”到“大中国”即经由明代迈向大清国乃至当今巨大中国的步伐是从这里起步的。
在中东，因蒙古造成的阿拔斯王朝的灭亡以及随之而来的伊斯兰的相对化不言而喻，而在包括蒙古之旭烈兀兀鲁思统辖的广义的伊朗，现今的阿塞拜疆、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及其以东地区，形成以波斯语文化为主体的“东方伊斯兰圈”，在与蒙古对峙的马穆鲁克王朝所控制的埃及以西地区，形成阿拉伯语文化的“西方伊斯兰圈”，这个发展趋势已成定局。这一切都是与现在直接相通的现象，而且以突厥和蒙古系军事政权为核心所建立的“伊斯兰国家”的模式，这时也已经定型。
在蒙古之前的时代，尚未稳定地统一于一个国家或政权的西北欧亚大陆，即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广阔的地区，在名为术赤兀鲁思的蒙古政权的统治之下被动地走向秩序化，同时卷入整个蒙古帝国所创建的遍布欧亚大陆的交通体系和流通经济中。例如在俄罗斯，完全不同于过去基辅罗斯那样的小国的“新聚合体”已经开始运作。在同一地区，因草原之蒙古和森林之斡罗思诸公国这一模式达到的共存状态得以长久持续，莫斯科不久即凭借与蒙古政权的密切关系慢慢兴起，最终为俄罗斯帝国铺平了道路。
在蒙古时代变成毫无边界的开放空间的世界东西方，蒙古政权以国家财政或公权力来维系和保障着陆海交通方面的运作方式、便利和安全，使人员和物资得以以空前的质和量往来交流，文化、宗教、思想、知识、信息、学术、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也得到了大发展。在思考人类文化并联想到作为世界现象的资本主义的产生等问题时，我感到蒙古世界帝国及其时代所发挥的作用的确非常重大。其中的很多方面仍然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有待发现。附带说一下，蒙古时代游历东西方的人当中，光是出名的就有很多。社会上习称为“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们，大多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蒙古时代之后的欧亚大陆乃至非欧——欧亚大陆，进入了被称为“后蒙古时代”的状态。从政治方面的形势来粗略勾勒的话，东方是明朝和大清两帝国，中央是帖木儿和莫卧儿两帝国，西南是奥斯曼和萨法维两帝国，西北是俄罗斯帝国，共四个聚合体，再加上神圣罗马帝国，诸大型“地域帝国”并立，维持原状地直接进入了近代。在这些“近世和近代帝国”当中，四个聚合体之间尽管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是难以否认它们都曾处于蒙古帝国的影响之下。不得不承认，蒙古帝国对于世界史所具有的划时代和超越时代的意义确实是重大而深刻的。历史中的知识虚构
在研究蒙古帝国及其时代时，有必要根据东西方的多语种原文文献和多种遗迹遗物这两大项所得出的基本数据，从一个个细小史实的考订入手，把握具有一定广泛度的事态和情况，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展开跨地区和跨文明圈的综合分析和判断，从而建构其总体形象。说到文献史料，以波斯语和汉语两大史料群为主，多达二十多种语言。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以原文书、原碑文、原写本、原刊本等名副其实的“原本”形式得以流传的，这也是其特点之一。而只是对这些史料进行大致的阅读和领会，也是极为困难的。仅此一点也已经和其他历史领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说到遗迹和遗物，的确是遍及整个非欧——欧亚大陆，尚未发现、尚未介绍和尚未处理的情况非常多。例如，即使被说成是“蒙古时代的考古学”等，但事实上听到的却多为笑谈。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穷尽人类知识也取之不尽的可畏的领域。
尽管如此，近年来由于水平和普及较从前大为提高，研究因此得以迅速展开。不久前，不少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重大事实”已经被宣布废弃。“新事实”的提出，在大实证、中实证和小实证任何一个层面都很多见。直言不讳地说，引领这一现象的是日本。日本所提出的历史形象在关系世界史的根基的领域里成为标准，这大概是第一次。
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政治、国界和史料之壁垒被打破后近二十多年来的事。除了中国的开放政策、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民主化，还可以举出不少实例，例如欧亚大陆中央地区的相对自由化，非欧——欧亚大陆不少国家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政治和历史方面禁忌的减少，作为无国界化和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所反映出的调查、研究、阅读、交流等方面条件的改善，等等。总之，这是世界形势变化的礼物。反过来说，关乎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的这些历史，主要是在原苏联范围内遭到了相当严重的嫌恶、禁止和拒绝。这样做的出发点中，隐含着人为的负面遗产所虚构的印象。
对于蒙古帝国，长久以来多恶语相向。那是因视自身为“文明”、视他人为“野蛮”的固定模式和愿以蒙古受害者自居的情绪使然。事实上，中华文化正是在蒙古时代更加辉煌了。而且，认为伊斯兰近代的衰落和苦难不是出于自身原因而是在于蒙古的破坏，这种观点也被证实完全是虚构和偷换概念。因自尊和蔑视而产生的“慰藉模式”，与其说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倒不如说后世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当真接受这种传统说法之举是令人称奇的。
制造对蒙古的负面印象并推波助澜的是近代的欧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普及”的欧美本位的世界形象和知识体系中，不可能从正面实事求是地看待蒙古帝国及其时代。不仅如此，倒不如说在19世纪已经成为列强的欧洲各国是依据它们共同鄙视游牧民和亚洲各地区的先入之见，将蒙古帝国作为适合的典型来观察的。从前（被认为）曾使欧洲陷入恐惧之中的蒙古，正是作为落后的应当征服的亚洲的代名词，成了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合适的目标。蒙古时代的中华文化之一例 位于山西省芮城市的雄伟壮丽的建筑群——永乐宫，作为全真教这一道教派别的本寺，是在蒙古政权的资助下建造起来的。其中三清殿内的壁画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
在近代的欧美，这是异常高涨的“文明主义”和自爱，以及由此产生的偏见和傲慢的产物。著名的阿布拉罕·康斯坦丁·穆拉贾·多桑的那部《蒙古人的历史》（日译本书名为《蒙古帝国史》），从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欧洲大受欢迎（史实另当别论），是因为其有意贬低蒙古的说法与即将正式开始侵略亚洲的欧洲列强的“时宜”，以及那一时代的氛围和情绪是相符合的。顺带说一句，亚美尼亚出身的多桑，以蒙古帝国将自己的祖国推入灭亡之深渊而对其产生憎恨。然而，事实上亚美尼亚在更早的时期即已失去故土，在地中海沿岸的奇里乞亚得以再生，而在蒙古统治的宽松的框架和庇护下度过了安定的岁月。
对蒙古帝国史等过去的历史所做的负面化印象，被以欧美价值观为前提的历史学家继承。这种现象不仅限于西方历史学家，实际上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