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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9 06: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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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纲 易纲 吴晓灵 许善达 蔡昉 主编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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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的二十年

50人的二十年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50人的二十年作者: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主编]设计:李洪达排版:李洪达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8-09-01ISBN:9787508694177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改革开放四十年: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前进吴敬琏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比较》辑刊、《洪范评论》主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研究员,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规划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北京乐平基金会发起理事,阿拉善生态基金理事会理事长。1984—1992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0年、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授予他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2004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IAM)授予他“杰出成就奖”。2005年获“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2011年国际经济学会授予他荣誉会长称号,以表彰他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杰出贡献。吴敬琏倡导并努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体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比较体制分析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这一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共进的过程。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不改变,行动就无法调整,改革思想不断演变和清晰,正是推进改革实践的基础。凡是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配合得好的时候,改革就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对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比较大;反之,改革和发展就容易遭到挫折。每当改革开放在方针、政策和思路上需要进行重大抉择之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改革理论的热烈讨论。正确思想之光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使改革开放能够避开险阻,走上坦途。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资源

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之间保持这种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非偶然,而是与人类活动具有自觉性的本质特点有关。马克思曾经用建筑师和蜜蜂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人类活动的这个特点,他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任何国家的经济体系都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巨系统,因此,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它的目的,是要改变制度安排,理顺激励机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革者就必须对改革对象的状况和演变规律有深切的了解,对自己的行动有一定的规划,而不能像心灵手巧的农夫打造家用物件那样,“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那么,这种在改革行动之前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传统教科书的回答倒也简单明快,“从实践中来”,叫作“先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但是这样一来,改革的行动就缺乏明确的目标,甚至容易变成盲动。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对人类认识来源和个体认识来源混淆的问题。说人类的认识都来源于实践,这大概是不错的,但是对每一个个体或者每一代人来说,不能局限于自身的亲见亲知,而要借助于语言这一强大的工具,把人类历代的认识成果传承下来,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观察世界和改变世界。所以,还是恩格斯说的正确:“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为了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就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认真学习和鉴别前人的理论成果,形成自己的改革理论,并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改革的方针、方案和实施方略。

问题在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不能不启动改革开放时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1976年,一些不满于极“左”路线倒行逆施的领导人采取果断措施结束“文化大革命”和“全面专政”,为中国发展赢得了新的机会。当时的中国社会濒于溃败,启动改革、救亡图存变得十分急迫,然而由于“左”的路线的钳制,思想市场被强制关闭,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长期隔绝,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陷于荒芜衰退的困境,理论界和思想界很难承担起为改革开放提供学理基础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派出了大批考察团出国考察,借鉴外国的发展经验,引入别人的成功做法,例如设立对外开放特区等。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增长也开始止跌回升。但是,这只是一些局部性的改进。事实上,如果不对过去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进行认真的反思,就不可能变革封闭僵化的体制,也很难走出一条持续稳定发展的新路。

1978年中期,在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领导和组织下,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在极“左”路线的思想禁锢和舆论钳制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不少学者努力通过汲取经济学的新成果和频繁的国际交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也陆续参加进来。经济学家群体积极参与了80年代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也助推了90年代的改革重启。

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对经济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鹤、樊纲、易纲等经济学界有识之士在1998年发起组织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论坛成为经济学界汇聚思想、探讨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的一个重要平台。

社会经济现象复杂多变,常常显得扑朔迷离,人们难以看清真相和掌握规律。在这种“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境况下,论坛学术委员会在组织研讨时特别注意了不因观点分歧而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包括持有偏激意见的学者,这使论坛能够保持惠风和畅的讨论气氛并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

中国经济学家不仅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改革面临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研究讨论,也为中国改革思路、重要领域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我想举几个自己感受较深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选择合理的改革目标

第一个例子,是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理论突破。

以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变革的基本趋势,无疑是根据国外考察获知的世界潮流,强调增强价值规律的作用,发展“商品经济”。不过总的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强调中国经济的计划经济性质,加强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还是理论和政策的基调。在这一基调下,改革还远远不是在整个经济体系内系统地进行,而只能是着重于个别部门或个别方面的政策调整。例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从放松贸易垄断到允许外国投资进入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等等。即使在某些部门或某些地区带有制度变迁性质的改革,例如安徽、四川等地允许土地承包,也采取了不改变基本经济制度,只对某些政策实行“变通”的形式。

虽然这种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原已陷于衰退和混乱的经济重新振作起来,步入发展的轨道,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仅仅依靠变通性的政策调整,并不足以实现中国振兴。正如邓小平在谈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议题时说的:中国需要进行的,是不仅包括农业,也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的、有系统的改革”。显然,这样一种全面的、有系统的改革,不是靠“摸着石头过河”和“走一步,看一步”能把握的。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了一场参与人员众多的“改革目标模式”大讨论。

80年代中期的讨论,是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讨论中,对于如何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苏联东欧模式”)、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等不同主张。对于各种模式的利弊优劣,各界人士根据历史实绩和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了不同的判断。

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对多种多样的经济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匈牙利科学院和哈佛大学的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教授关于各国经济模式可以分为“直接行政控制”(ⅠA)、“间接行政控制”(ⅠB)、“自由放任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ⅡB)四个类型的分类法被与会者认同。多数学者认为,ⅠA和ⅡA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改革只能在ⅠB和ⅡB之间做出选择。

早在1985年7月对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将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草稿的讨论中,有的经济学家对该《建议》单向突出搞活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个由多种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它的基本环节是三个:(1)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2)竞争性的市场;(3)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节体系。这三方面的改革要同步前进。”这一建议被代表会议接受,在《建议》中做出了如下的论断:“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这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树立了较为清晰的目标,意味着中国领导人选取了“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不过,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1986年10月以后,当时的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价格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搞活企业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且指出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不能动摇;只有在解决搞活企业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才能解决财政、价格、工资、税收、计划的配套问题。此后,在国有经济中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就成了改革的主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成为必须重新考虑的问题。经过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等领导机关的反复讨论,党政一线领导决定采纳国家计委研究机构领导成员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或“国家掌握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模式建议,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确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图运用一整套协调财政、金融、税收、外贸和外汇等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去改变市场参数,再由这个在政府管控下的市场去“引导”企业做出经营决策。

不过这样一来,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由“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模式,退回到了“间接行政控制”模式。

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发生了改变。

在1991年10月到12月中共中央召集的讨论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系列座谈会上,与会经济学家在与江泽民总书记的对话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必要性。接着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中共十四大确立为中国的改革目标。根据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朝野的众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提出了如何进行改革的建议。中共中央在研究和采纳有关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这一草案,就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也是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于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大讨论

第二个例子,是参与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讨论。

主要依靠投资支撑经济增长造成的种种严重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发展。虽然“九五”(1996—2000年)计划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增长方式没有实现计划所要求的根本转变。21世纪初期,我国城市化迎来了一次新的高潮。各级政府通过土地批租,手中积累了大量资源。于是,一些地方据此进行大规模投资,掀起兴建以造大城为主要内容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热潮。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根据“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将是重化工业阶段”的所谓“霍夫曼定理”,为产业重型化找到了理论依据。

这种用海量投资提振增长速度的做法和“重化工业化”的说法,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指出,所谓“霍夫曼定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定理,而只是德国经济学家沃尔瑟·G.霍夫曼(Walther G. Hoffmann)根据某些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阶段的经验数据进行外推提出,但被后来的实际发展否定的一个假说。事实上,从19世纪末期开始,先行工业化国家逐步实现从早期增长模式向现代增长模式的转变,工业化中后期的产业结构特征并不是重化工业的兴起,而是服务业的兴起。而工业化道路的偏离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恶化,将在中长期导致严重的后果。

两种观点对垒,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于是,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就成为“十一五”规划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命题。为了厘清问题,50人论坛在2005年4月25日召开了以“‘十一五’规划与转变增长方式”为主要议题的第14次内部研讨会。在这次会上,首先由参加“十一五”制定工作的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介绍了拟制“十一五”规划的主要思路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考量。我本人随后围绕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做了主题发言。然后,多位论坛成员和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尽管角度和关注点不同,但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对中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随着向社会传播这一观点,以及对中国未来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选择问题的讨论的日益深入,主张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越来越多。

在政、产、学三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十一五”规划最终确定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十一五”规划以后,经济学界继续为廓清“十一五”规划执行过程提出的理论问题而努力。其间,由50人论坛成员蔡昉教授提出,后来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两个“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以及中国即将迎来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应即将消失的论断,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从2004年开始,许多媒体就报道了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的情况。蔡昉教授经过在全国各地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7月的“田横岛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观点。

蔡昉教授的这一研究,不但具有实际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就前者而论,他较早提醒各界关注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的必然性变化,甚至可以说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提供了经验背景。就后者而言,它深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A.刘易斯(William A·Lewis)提出的二元经济和劳动力转移理论,因此,蔡昉教授的论说受到好几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的关注,并且受邀在国际经济学会的圆桌会议上发表演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在世时对蔡昉教授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了高度重视。如同大家所知,青木昌彦教授于2015年3月在北京的几个重要论坛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的著名论文。青木昌彦教授在论文中指出,从供给侧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发现,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转移的过程(他把这一过程叫作“库兹涅茨过程”)已经趋于结束,因此,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这才是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从青木昌彦教授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与蔡昉教授频繁交流中形成的思想。为研制改革总体方案提供学术支持和工作建议

第三个例子,是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供学术支持和工作建议。

2012年11月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议。紧接着,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要求,无异于是给关心、支持改革的人们一道号召书和动员令,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这一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

50人论坛的成员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2013年2月召开的论坛年会,就以“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作为主题进行讨论。我和论坛成员曹远征、特邀专家郑秉文分别做了“当务之急:研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价、财、税配套改革”“未来十年社会保障的改革重点和改革路径”的主题发言。会议建议采取以下的步骤来研制改革的总体方案:问题导向,探寻造成矛盾的体制原因,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市场经济的子系统,例如财政、金融等分类汇总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出各子系统的改革方案;经过筛选,将各方面提出的改革要求汇编成一个“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

年会之后,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50人论坛组织论坛成员对一组改革课题进行了研究,它们分别是:《改革:总体思路和当前举措》(吴敬琏负责),《城市化、农民进城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统筹思考》(周其仁负责),《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与其相关的改革建议》(吴晓灵负责),《社保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宋晓梧、蔡昉负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管理的顶层设计:路线图与时间表》(曹远征负责),《国有资产资本负债管理体制与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机制的改革》(李扬负责),以及《保护私有产权,发展民营经济,打破国有垄断相关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建议》(魏杰负责)。

这七项研究课题,都是中国改革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学者们在各自熟悉的领域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细致研究,写出了研究报告初稿。然后经过4月6日论坛第47次内部研讨会的讨论,最后形成定稿,送交即将建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阅。改革开放正未有穷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高屋建瓴地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又谨慎务实地规划了经济、治理、文化等多方面改革的具体步骤,是一个思想缜密、措施得当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受到朝野内外的普遍赞誉和支持。

不过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一个好的决议并不意味着改革立即大功告成。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种种阻力和障碍,它们既来自旧的意识形态,也来自权力寻租特殊既得利益者,还有来自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面对这些阻力和障碍,必须像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再重申的那样,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努力地推进。

改革开放四十年,尽管有波折甚至回潮,但历史的大逻辑决定了它还是要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回首四十年,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是沿着“商品经济为辅”到“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前进。凡是市场取向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期,经济社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也有显著提升。但有时会囿于旧有的概念和口号,出现摇摆甚至倒退;也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原地踏步,走了弯路甚至回头路还茫然不觉。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当出现这些负面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消除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发展的持续。

从经济改革来说,我们就面临着坚决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体规划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下手。保护产权、厉行法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必须通过竞争政策的完善和执法体系的加强加以消除。

第二,党政领导机关要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等方面认真负起自己的责任。当前政府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改革要继续向纵深发展,更大范围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正面清单,真正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要力求披荆斩棘,通过深水区。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掌握着大量重要的经济资源,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保持和强化这种格局难免会压缩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以提高。如何根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还有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第四,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当前反全球化的潮流在个别群体中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积极落实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贸试验区是具有全局意义的试验,其重大意义并不在于给予某些地区政策优惠,而在于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引和支撑,理论和实践必须携手共进。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年来,论坛同人秉承公益性、独立性的理念,聚焦政策研究,对于中国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能有声、有为,贡献自己的一份思想力量。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征程中,我们仍将秉持论坛成立时的初心,兴独立思考,引源头活水,纳百川入海,为人民再立新功。

总之,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2018年8月2日)|第一篇|我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白重恩简历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院长,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

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曾挂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曾任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高质量发展白重恩

我于2009年与韩俊、王一鸣一起当选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作为论坛成员的最大福利就是可以参加论坛组织的各种研讨会,包括每年一度的论坛年会、论坛的内部研讨会、在各地举办的经济理论研讨会、国际交流研讨会等。这些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会议的主题都是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论坛聚集的高水平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围绕着会议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甚至针锋相对。作为一个来自高校的学者,我很高兴有机会就这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有关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以及支撑这些观点的研究成果,也很高兴能从其他研讨会参加者的发言中了解新情况、新思路和新观点,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启发。

在过去的九年中,我三次在50人论坛的年会上做主题发言。得到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的信任,感到很荣幸。

第一次在50人论坛年会上做主题发言是在我成为论坛成员后的第一次年会上,即2010年年会上。那次年会的主题是“‘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我演讲的题目是“经济结构转变和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希望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公共财政方面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促成经济结构的优化”。发言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通过财政政策来增加消费需求,因为我认为居民消费是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能带来消费改善的经济增长不能算是高质量的。

我和我的合作者关于可支配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个部门间的分配的研究为我的发言提供了主要研究基础。我们发现,居民储蓄率的变化解释不了多少居民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居民财政性收入占比下降、居民税负变重、居民社会保障负担变重等也是显著因素。

我们进一步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以及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减少冗员等是主要因素,我们不应该试图逆转这两个因素来增加劳动者报酬。我们也同时发现,工资增长慢不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所以也不应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如果最低工资提高过快,就业就会受到负面影响,并不能增加总体劳动者报酬。为增加劳动者报酬,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创造条件更好地发展服务业以及加强竞争。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财政政策有直接关系。我们过去服务业大部分是营业税,有重复征税的问题。企业需要服务时,内部提供可以不交税,从外部购买则须交营业税。因为有这样的营业税,企业不愿意从社会上购买服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专业化发展。这几年,我们通过营改增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是一大利好,对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也是一大利好。

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仅取决于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报酬,也取决于居民可以分得的资本报酬、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居民的税费负担,以及居民得到的转移支付。这里,财政政策就可以起到较大作用。最有效的方式是用国有资产和财政来支持社保,腾出空间降低社保缴费负担。我们的社保因为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劳动者缴费负担比较重,在国际比较中发现,我们的法定养老保险缴费率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历史包袱主要来自过去的企业,主要是国企,并没有为职工养老进行积累,这些企业的退休职工的养老收入都要由新一代劳动者的缴费来负担。过去的国企没有为职工养老进行积累,而将企业的收入主要用于形成资本,所以现在通过划拨国有资本或国企分红来支持社保、减轻历史包袱是理所当然的解决方案。这样做既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过去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力度还不够大。

我在这次发言中最后提到,除了收入分配之外,房价的过快上涨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原因,因为购房的巨大负担挤占了可以用来购买其他消费品的资金。除了增加土地供给之外,房地产税也是控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有效机制。房地产税可以降低即期的一次性购房支出。因为未来要不断交房地产税,理性的消费者进行即期支付的意愿会变弱,因而房价会下降。房地产税替代一次性的一些税收以后,人们买房子一次性支出会减少,这会减轻很多消费者的负担。很多消费者面临着流动性约束,只是短期收入不高,未来收入会增加,这样降低短期支出、增加未来支出可以解决影响消费的流动性约束问题。房地产税除了可以减轻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问题外,也可以改善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中国居民持有的财产的最主要体现形式是房地产,早期买了很多套房子的居民拥有很多财富,但新生代的居民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通过房地产税来对财政分配不均进行适当的调节是有利于社会公平也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

第二次在论坛年会上做主题发言是2017年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会议组织者安排我主要讲动力。我选择了从财政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特别是关注如何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来提高发展的质量。

我首先介绍了我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框架。我将投资简单地分成两类:一类称为政府驱动的投资,一类称为市场主导的投资。这两类投资形成的二元结构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处理得不好,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个陷阱: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为保增长会进行财政刺激,我们最得心应手的财政刺激是加大政府驱动的投资力度;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增加,占用更多的资源,就会造成要素价格上升,从而降低企业的赢利能力,因而挤出企业本来可以进行的市场主导的投资;当政府主导的投资比重上升,就会造成整体效率下降,并带来经济下行进一步的压力,这将我们带回原点,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对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做了一些数据的分析,证明确实有很多我们的观察和我刚才讲到的是一致的。

怎么走出这样一个陷阱?当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做很多政府主导的投资;我们可以用政府的财力来降低税费,这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较一下这两个不同的措施,如果政府主导的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成分,我们就将继续陷在刚才的那个循环中;如果降低税费,企业赢利能力增加,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提升,就会诱导更多的市场主导的投资,增加市场主导的投资所占的比重,整体效率就会上升,经济下行的压力也会减缓,我们就可以走出这样一个循环。

这里面的关键是,当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作为主要的成分,还是以降低税费作为主要成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们税费的负担对企业来说是比较重的,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缴费负担。

我们希望降低政府主导投资的增速,并同时降低企业面临的税费。政府很多投资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完成的,我们发现这些投资产生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不仅使整体经济的效率较低,而且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办?我提出的建议是实现政府资产使用的转向,由使用这些资产做抵押来获得贷款进行投资,到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会保障,这样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促进企业的投资,实现良性循环。

第三次在论坛年会上做主题发言是2018年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我讲的主题是“更好地引导地方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过去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地方政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要实现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的作用要转变,对地方政府的要求要转变,引导地方政府的动力也要转变。

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追求高速度增长。动力的一个来源是自上而下的考核和要求。尽管考核体系里有很多指标,GDP增长速度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权重也在降低,但是很多其他指标都与GDP高度相关,如投资和财政收入等,而且在保增长的大环境下我们对地方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比较刚性的要求,所以GDP增长对地方政府来说仍然极其重要。另一个动力是地方政府希望获得本地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其中,企业的认可和支持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比居民的大,在企业中,往往是能在短期内带来较高增长的企业影响力更大。

地方政府的这些动力在带来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不平衡、不充分。我们还有较严重的贫困问题,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低;居民对他们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有较多不满。二是我们经济运行的效率比较低。政府驱动的投资占用了过多的资源,导致企业成本过高,压抑了市场驱动的企业投资,从而影响了经济的整体效率。2008年以来,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和之前相比下降幅度都很大。三是经济运行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加大。除了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之外,用高额债务来进行低效投资也增加了风险。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需要转变对地方政府的要求,转变引导地方政府的动力。

在对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考核和要求方面,一是更加强调居民消费和居民可支配收入。考核指标要强调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除此之外,为让地方政府有更强的积极性来支持消费,可以考虑减少在生产端征收的增值税,增加在消费端征收的销售税。二是更加强调高效和可持续的公共服务,包括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三是加强对地方政府资产和负债的考核和管理。尽快发布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并将之用于考核,希望在促进本地居民消费更快增长的同时,还能够控制风险,不让地方政府债务变得太多。如果能在不过度举债和不过度变现资产用于投资的情况下,还能实现居民消费较快增长,就说明效率较高,因而不需要直接考核效率指标。效率指标的估算往往难以得到公认。四是更加重视居民和企业的主观感受。有些地方政府的举措不能在客观指标中得到有效反映,这时,地方政府的服务对象的主观感受就很重要,居民和企业最能真切体会到地方政府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多好。五是要求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更加重视居民的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我们很多服务消费是比较大的短板,如学前教育、护理和养老、家政服务等。我们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和合作机制,努力消除高效提供这些服务的制度障碍。六是为地方政府“大胆创新探索撑腰鼓劲”。高质量发展的措施需要因地制宜,地方探索非常重要。

在更好地发挥本地居民和企业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方面,我们需要努力探索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如何赋予居民更大的且能更好地反映他们根本利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以及如何赋予企业更加均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除了每年一度的论坛年会之外,论坛还举办了很多内部研讨会。给我带来最深印象的研讨会是2012年7月21日在密云云水山庄举行的内部研讨会。会议由刘鹤主持,主题是“未来五到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和蔡昉、曹远征、樊纲、楼继伟、石小敏、宋晓梧、汤敏、汪同三、王建、王一鸣、吴敬琏、吴晓灵、夏斌、许善达、张曙光、张维迎等论坛成员一起出席会议。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段永基、郭翠萍、刘光超、秦朔、张伟祥、朱德贞也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和蔡昉都强调了要将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以此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我指出,长期来说,经济增长潜力主要看供给能力:如果供给有较强的能力满足需求,增长就会较快。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改善速度、有效劳动力增长速度和投资率变化。投资率已经很高,压抑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影响了人民的福利,所以不能依赖投资率的进一步增高来提升增长,甚至需要降低投资率来促进消费,这在调整期内可能会给GDP增长速度带来负面影响,但可以带来更快的消费增长。同时,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效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减慢。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希望是继续改善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过去三十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追赶者红利、城镇化红利和改革开放红利。我们向先进国家学习给我们带来了追赶者红利,开放给我们的学习创造了好的条件,有利于实现追赶者红利。我们距离技术前沿还有一定距离,但这种距离在不断缩小,这同时也缩小了追赶者红利。虽然城镇化红利还没有消失,但增速减慢。1978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18%,那时城镇化率增加1个百分点代表着5.5个百分点的增长;而201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达到50%,这时城镇化率增加1个百分点只代表2个百分点的增长。走向市场的改革提高了人们的积极性,也促进了资源从效率低的企业向效率高的企业转移,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我报告了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指出2008年以来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速度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的作用,政府在有所为与无所为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政府职能的范围变得更加合理。

要达到让市场起更大更好作用的目的,需要放弃计划思维。在离前沿较远时,我们可以跟着先进国家走,方向比较明确,计划可以起到较大作用。随着我们距离前沿越来越近,下一个增长热点就会越来越不确定,计划能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小,最终将起到负面作用。我们需要增强我们对经济增长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即使我们不一定知道未来的增长热点是什么,但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经济总会找到新的增长点,而真正的创新是没有办法计划的。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寻找动力和克服阻力。

我们当时所做的分析为经济新常态的判断提供了支持,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支持。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原因是,那天北京下了特别大的雨。按计划,我需要当天晚上赶到上海,参加第二天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的关于协同创新的会议。我提前离开会议从密云赶往机场,但在快到机场的地方车子被积水淹得熄了火。我和司机一起将车推向积水较浅的地方,然后拦下一辆下了班的公交车继续向机场赶,希望能赶上航班。路上打电话发现,很多航班被取消,根本没有希望飞往上海,要赶到火车站也很困难。在机场附近涉水住进一家酒店,希望第二天一大早再乘最早一班航班去上海,结果早上到机场发现,仍然走不了,这才放弃了去上海的行程。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会议讨论的热烈以及参与者表现出的强烈的使命感。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八大前夕,与会者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面临着危机与转型的赛跑;如果不能实现转型,不能提高发展的质量,出现危机的风险会增加很多;同时,与会者也有强烈的使命感为党的十八大建言献策。在这样的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驱动之下,与会者发自肺腑地对中国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四十年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解放思想,全心全意聚焦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樊纲简历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92—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起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201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2015年6月再次被国务院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至今。

1991年、2005年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11年被加拿大皇家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2005年、2008年、2010年,连续三次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国《观点》杂志共同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10年被《外交政策研究》评为全球100位思想家之一。

樊纲是极具影响力的政策建议者,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政府经济主管部委制定重大决策时,樊纲经常受邀提供政策咨询和改革建议,被公认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智囊,是深受主流媒体信任和被持续跟踪的意见领袖,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樊纲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历届成员和历届学术委员会成员。一晃二十年樊纲

1998年,刘鹤同志找易纲和我,提议组建一个经济学人的论坛,讨论当前的许多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于是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至今一晃已经二十年了。回顾这二十年里50人论坛经历的方方面面,也是从一个侧面,对这一伟大时代的记忆。缘由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二十年的快速发展,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新旧体制交织,利益格局复杂,加上当时国内经济还处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之后的调整时期,产能过剩、银行坏账、职工下岗等问题都有待解决;而在国际上,那时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包括我国香港在内的周边国家与地区受到了严重冲击,我们的外部经济环境严重恶化。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更专业、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都需要经济学者从各个方面对经济的现实问题与经济政策提出更切合实际的论证与建议。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也越来越重视专业人士的分析与建议。从国务院总理到各部部长,都希望经济学者提出更多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1997年以后召开的一系列经济学家座谈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决策科学化的进程。

50人论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听从“历史的呼唤”应运而生的。它成立的目的,就是将各方面的经济专家,包括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如大学教授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包括一些以经济学为专业背景的政府官员、政府内部的研究人员,结合在一起,以问题为导向,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聚焦当前紧迫的经济战略与经济政策问题,集思广益,头脑风暴,互相碰撞,为决策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模式

我国历史上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主要存在于政府内部,由政府设立,社会智库类的机构较少。比如,政府各部委下设的研究院、研究所,或独立于政府各部委的研究机构,如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我们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组织建立这种政府机构,而是要在政府研究机构之外创办某种新型的机制。这本身并不复杂,找一些学者组成一个非政府智库,定期或不定期地开一些论坛,做一些研究,提出一些建议,都是可行的。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机构组织。但这类非政府机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它们似乎离决策“较远”,学者有理论、有观点,但是对政府运行机制不熟悉,对决策过程面对的实际问题不太了解,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实际需要相去甚远,可操作性较差。

在世界上,各国都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任何一个智库、任何一个科研机构、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社团组织,都可以对公共政策建言献策。在一些国家,还存在一些“正式”担当政府决策咨询的“顾问委员会”,如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德国的“经济专家委员会”(俗称“五贤人”)、法国总理府的“经济计划委员会”(有时简称“经济40人委员会”)。这些机构都是邀请学术机构的经济学者组成的,没有政府官员参加;也许有些人过去曾在政府内任职,但在出任这种政策咨询机构时,肯定不再有政府官员的身份。这也很自然、很正常,因为无论顾问委员会是否在政治上独立于行政当局,提供咨询的肯定是政府之外的专家,政府官员则是咨询建议的需求方,他们需要由政府之外的学者提供角度不同的建议。

在上面列举的这些国家里,“纯学者”组成的政策咨询机制能够有效地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一个基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是“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范围不大,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较低,要决策的问题相对较为简单。而在中国,由历史与现实的背景决定,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政府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参与程度很深很广,若不熟悉政府内部的决策机制与执行机制,就很难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包括改革政府本身的政策建议(这其实在当初和现在都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需求)。

与此同时,我们有一大批以经济学为专业背景的人进入政府工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其中一些人已经在中高级的政府岗位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良好的理论功底,继续关注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希望有一种机制使他们能够经常跳出日常的具体工作,与学者一起讨论一些本职工作之外的事务,更宏观、更长远地思考一些战略性的“大问题”。我们的政府体制是政治与行政统一,政府官员可以在政府的不同岗位上调动,但需要长期持续地在政府内工作,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官员与学者、智库研究者之间可以在政治选举变化之后通过“旋转门”变换角色。中国的政府官员也有与其他部门官员研讨政策、相互交流的机会,但这取决于他们当时工作的内容,而并不能由他们来选择自己有兴趣、有研究、有特长的问题参加“其他领域”经济政策的研讨。同时,作为政府官员,他们要像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一样遵守政府纪律,一般不能在公众场合参加自己管辖范围内有关政策的公开辩论。

这就是我们在政策研讨这个问题上面对的中国实际与中国特色。50人论坛就是根据中国的特殊实际而形成的一个特殊机制。它不是由政府任命的机构,但是其使命是研究政策问题;它结合了政府内部与学术界的各方面专家,共同到这个论坛上进行经济政策的“内部研讨”,为政府官员与外部专家提供一个方便的畅所欲言、观点交流的平台。所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咨询组织相比,50人论坛成员名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包含一些政府官员(许多人后来成了“高官”)。这种特色,也许在将来会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化而有所改变,但它在50人论坛成立的最初二十年里,是论坛能够发挥独特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机制

在运行机制上,50人论坛力求保持以下一些特点。

公益性。不仅我们讨论的问题都属于公共政策问题,而且论坛成员只由科研教育机构的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官员或研究人员构成,没有私人部门、商业机构(公司企业、银行基金等)的人员参加(唯一的例外是有位同志原来长期任职于政府,后来到国有金融机构任首席经济学家)。现在中国的私人部门有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许多人也在为中国的政策研讨建言献策,但那只能在50人论坛以外的机制中发挥作用,毕竟50人论坛也不是唯一的研讨机制。

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相对独立于政府。我们是以研究经济政策为主要任务的论坛,最终目的是为公共政策科学化服务,虽然论坛成员中有一些政府官员,但我们不是政府设立的机构,不隶属于政府的任何部门,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认为重要的课题进行研讨,有时有政府官员参与,但都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以免产生对政府工作的干扰。其次是独立于任何特殊的商业机构。50人论坛要举办论坛会议,要进行一些调查与研究,自然需要有一定的经费来源,中国的一些优秀企业家也愿意支持我们,为此我们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由柳传志、段永基等热衷于公益的企业家组成,但原则是参与的企业数目不少于20家,每个企业每年资助的金额都是25万元,保证论坛不对任何一家特殊企业的特殊利益产生依赖。

聚焦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有纯理论研究,也有对策性研究;有对长期趋势问题的研究,也有对短期波动问题的研究;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有实证性研究,也有规范性研究。50人论坛的各个成员,在各自服务的机构中,都有各自的研究重点、各自的研究团队、各自的研究课题,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各不相同,但是在参加50人论坛的研讨会时,重点都是统一的,那就是针对当前的一些紧迫的战略问题和政策问题(包括当前需要确定的体制改革和长期发展战略问题),从各自擅长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与讨论。多元的背景与多元的角度,有利于将政策讨论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内部研讨为主。公共政策最终是面对公众的,但是在最初的研讨过程中,为了不引起误解,不对政府制定政策产生干扰,闭门式的内部研讨是必要的,特别是我们的成员有些身处决策中心,只有内部研讨才能使大家畅所欲言。这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闭门的,每年的年会和专门为公众服务的长安讲坛都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今后也会有更多的研讨对媒体开放。

集思广益。每次50人论坛的内部研讨会上,论坛成员的观点往往会差别巨大,有时可以说是“从红外线到紫外线”,构成非常广的色谱,大家互相争论,各执己见,但也互相启发,在争论中互相借鉴。50人论坛从不追求得出什么一致的结论(尽管有时在争论中大家会“趋于”一致),论坛的简报基本也就是把各位的发言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供内部参考。我想这也是大家这么多年来都愿意参加论坛研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公开活动

除了50人论坛的网站将论坛成员同意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观点向公众推介之外,50人论坛与公众互动的主要机制,就是定期举办的面对公众的长安讲坛。这个讲坛是完全公开、面对社会举办的公益活动,无论是新闻媒体、大专院校师生,还是社会各方人士,都可以免费参加,并在新浪网站上对公众播放,每次请50人论坛的一位专家,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将自己在某一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成果,向大家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有人曾问长安讲坛的名字是不是因为有赞助商,所以用其公司名称中的“长安”二字来冠名。其实这只是因为当初第一次办讲坛时,地点是在国家信息中心的会议室,而国家信息中心地处北京长安街上,所以就起了“长安讲坛”的名字。长安讲坛每年要办20多期,至今已经举办了339期,得到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大力支持,地点就固定在经管学院的会议厅,新浪网则是长安讲坛固定的媒体合作机构。国际交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日益扩大,任何经济政策问题都具有国际视角,各种“多边”问题和“双边”问题也都成了经济学家要讨论的内容。50人论坛举办的国际交流活动主要集中在若干对世界与中国都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上。比如,2010—2015年,50人论坛先后举办了三次“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研讨会,对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和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为双方的决策层提出了建议。2008 —2009年,50人论坛主持进行了关于“防止全球变暖、促进低碳转型”的理论与政策专项研究,并且与瑞典环境研究所共同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以此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以此为主题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第一次,为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低碳发展问题上的发言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内部管理

50人论坛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在50位经济专家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上“叠加”上去的一项活动,所以从一开始,组织50人论坛工作的原则就是高效、“省时”。同时,50人论坛成员各有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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