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J.Stigl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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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试读：
前言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是19世纪英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不受同行欢迎的人。他一生的经历丰富、传奇。他的自传特色鲜明、不依常规，大量篇幅都在讲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用了短短一章介绍自己的成就和荣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稀缺的，包括在任何一个领域来自同行的赞誉。巴贝奇对他所处学术圈的各种主流观点几乎都持有异议，我也是这样的。由于我比他对同事的批评要少些，因此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也非常宽容。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经济学界，我还没有激起大家的愤怒，大家对我的抱怨也不多。
感谢阅读了全部或大部分书稿并给予评论的朋友们。首先是克莱尔·弗里德兰（Claire Friedland），她一如既往地改正了我容易出错的地方，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他还有罗丝（Rose）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夫妇、查伦（Charlene）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夫妇、约翰·豪斯（John Hause），以及维尔吉尼娅（Virginia）和斯蒂芬·施蒂格勒（Stephen Stigler）夫妇。乔治J.施蒂格勒引言
经济学家是好人吗？
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直到18世纪末期才首次被识别出来。1790年，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发表了他对欧洲未来的悲观预言：“骑士的时代已经结束，继之而来的将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欧洲的辉煌已经永[1]远地消逝了。”这么小的群体可以摧毁一个如此伟大的文明，我想，经济学家们可以因此获得一些尊重，当然这种成就不可能赢得大家的喜爱或者崇敬。显然，柏克错了。历史已经证明，英国的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在经济、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获得了长足进步。诡辩者无疑是一群吹毛求疵或不靠谱的热衷于推理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发挥过什么好作用，但经济学家和计算机都没有给社会制造什么麻烦，甚至他们为这个辉煌的世纪还贡献了一些力量。
然而，贬损经济学家的传统已经形成，并且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对此津津乐道。我并不准备一一细数这些贬损，它们往往是充满敌意的攻击，而非智慧的辩论。不过我对此充满了疑问，为什么谴责经济学家如此流行（即使假定他们理应受到谴责）？主要的原因显而易见—经济学家是对很多社会改进方案都会“泼冷水”的人，对于赞成这些方案的改革者和慈善家来说，经济学家只会令人感到绝望。
手边现成的一个例子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他就是通过令别人的希望破灭而使自己获得巨大声誉的典型。那时他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是一位年轻和蔼的牧师。他的父亲丹尼尔（Daniel）实际上是一位改革者，信奉卢梭（Rousseau）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思想。1794年，丹尼尔出版了《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一书，批评把世界上各种麻烦的根源都归咎于婚姻和财产等制度安排的观点，认为只要制度运转良好，人类社会就可以臻于“至善”（或者至少可以达到道德优良、舒适安康的程度）。托马斯·罗伯特不同意父亲的看法，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人类社会在通向“至善”道路上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人类的繁育能力远远超出了人类本身和大自然所能提供的生存资源，因此这种“对性的热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生的孩子数量远远大于世界所能养活的数量。马尔萨斯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本人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声望，但他和经济学家们却长期戴上了“社会改进方案的冷血批评者”的帽子。他的这种悲观主义也成为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来源。即使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1825年以后越来越不流行了（因为它是错的），经济学家仍然继续对社会改进方案持批评态度，哪怕是明显地对社会有益的方案。我特别喜欢的可以代表经济学家怀疑精神的例子，是杰出的爱尔兰经济学家芒梯福特·朗菲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他同时还是一位律师。
在英格兰一些地区有一种风俗，即家境富裕的人们在小麦极度短缺的时候收购小麦，然后以半价卖给穷人。显然这些富人的行为是纯粹的利他主义的。1834年，朗菲尔德指出[在他的《演讲集》（Lectures）中]，这些富人的做法完全或几乎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很简单：假定小麦短缺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丰收季的到来，那么穷人可以获得帮助的唯一途径是富人少吃些小麦—经济学家通过数学计算可以证明这一点。朗菲尔德天才般地证明：只是通过金钱在不同人手中买卖小麦，是不能在小麦收割之前生产出新小麦的，富人这种善行只是肥了谷物交易商。无论穷人能不能以半价购得小麦，他们最终为购买小麦花费的钱数一样多，获利的只是最初拥有小麦的人。这种最具善意的行为，最终毫无意义。
经济学家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职责，是依据经济学的逻辑给出苛刻精准的分析：无论是在朗菲尔德的时代，关于以半价向穷人出售小麦这一事例的分析，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根据法令要求而设定最低工资或最高利率的分析，一如既往，概莫能外。经济学家总是为人们带来坏消息，也因此赢得“坏信使”的名声。
我并不认为经济学家的这种社会职责无必要或者不重要。在一个人们努力想把事情办好却适得其反的社会，应该有人来指出这一点。就像医生有义务提醒病人，有些秘方对于治愈疾病毫无作用甚至还可能有害；或者像工程师有义务告诉立法机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永动机一样。经济学家的职责也是如此。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牛津大学教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对此的论述令人拍案叫绝。弗朗西斯·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在维多利亚时代，此人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于世，同时还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曾经对经济学家发难。1861年，乔伊特针对科布的观点发表言论，为经济学家辩护：
寥寥数行，对您惠赠我书谨致谢忱。我已拜读大作，并且非常喜欢。您的书论述了很多社会问题，简明扼要、笔触细腻，非常有意义。但是，请不要与政治经济学为敌：（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是一个强大而又危险的群体；（2）因为一旦背离人都是自利的这一常识，法律就将漏洞百出；（3）（您可能不赞同）因为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呼吁自由贸易等为劳工阶层争取到的利益，比所有慈善家所做的善行之和还要多。
至于表达习惯，我希望尽可能避免使用像“使命”之类带有慈善行业特有的情感丰富的词汇，因为受过教育的人不太习惯使用这类词。当然，在募集善款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政治经济学家可以修正他们的表达习惯，他们也可以在募集善款时取得不错的成绩。世事如此纷繁复杂，阳光无法直接射入心灵。仅凭感觉，是无法引领人们寻找到探索社会的最佳途径的。
您看，我试图将所有的人文学科都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也许会有人批评这种想法，认为这种联系是不可能实现的。请谅解，以上[2]是我的考虑。
如果想对上述颂扬进行反驳的话，是很困难的。经济学家大幅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理解，而这正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如果否认经济学家所做的这些贡献，难道不觉得无礼甚至是无知吗？
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即使人们同意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们一定要喜欢经济学家。就像对待殡葬行业的态度一样，人们可以不喜欢这一行业，但其存在确实必要。并不能确切地辨别经济学家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经济学家拥有的善良、勇敢、慷慨或者忠诚等美德并不比我们普通人多，当然也并不比普通人少。之所以他们希望别人多少给些褒扬，是因为他们稍稍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其实我们也同样会有这样的要求。经济学有一整套具备可操作性的、可供实证检验的理论体系，是社会科学中唯一一门得到合理发展的学科（瞧，我是怎么说过谦虚来着的）。由于长期徜徉于经济科学中，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常人稍有不同，我觉得这些不同将会非常有趣。
[1] 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1970年，1959年再版，纽约：霍尔特、瑞因哈特和温斯顿），第91页。
[2] E.阿尔伯特、L.坎贝尔编《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硕士本杰明·乔伊特书信集》（纽约：E.P.达顿，1899年，第173页）。第1章 出发
大多数学者都过着一种安静而又平凡的生活，我也不例外。我从来没有领导过骑兵团，连小心翼翼地跟随他们活动都没有过，也从来没有抢过银行。我更没有指导过哪位总统或者市长实施一项愚蠢的新政。虽然如此，但既然本书是描述我的经济学旅程的，我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1911年，我出生在西雅图附近一个名叫兰顿（Renton）的小镇上。在西雅图，我完成了大学学业，度过了我人生最初的20年。之后，我来到东海岸读研究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父亲约瑟夫（Joseph）从德国巴伐利亚来到美国，我母亲伊丽莎白·亨格勒（Elizabeth Hungler）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从匈牙利来到美国，匈牙利当时还属于奥匈帝国。他们都来自农民家庭，在美国相遇并结婚，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我父亲曾经是一个酿啤酒师，在禁酒令生效之后，他就不干了，后来从事过多种不同的工作。他很强壮，有一段时间还当过码头装卸工人。我早期的记忆之一，就是我母亲在不停地哭泣，因为我父亲拿着一根金属棍棒和一本《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去参加码头工人工会的一个会议。之后不久，我父亲进入房地产市场。在大萧条时期，西雅图很早就遭到经济危机侵袭，并且受到重创。当时，西雅图的各大船厂都倒闭了，那时波音公司还是一个很弱小的企业。我父母买下破败失修的旧房产，将它们修葺装饰，然后再卖掉。我在年满16岁的时候，已经在西雅图住过16个不同的地方。虽然几经漂泊，但如果按游牧民族的标准，我们家还是相当舒适的。我父亲对西雅图房地产市场的熟悉更是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
近些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美国的移民问题，尤其是巴里·奇斯维克（Barry Chiswick）对此用力甚多。奇斯维克发现，来到美国的移民通常不得不以从事低收入工作起步，他们年轻，且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我母亲就是这样的），或者不会说英语（我父母在刚到美国时就是这样的）。然而，移民是一个经历过选择的群体：他们异乎寻常的身体健硕、精力充沛，且不畏风险。请试想一下，即使是在现在的日子里，把一个18岁的女孩送到国外，她对当地的语言完全不懂，而且必须自食其力，这个女孩怎样才能生存下去？我母亲的运气还不错，来到美国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只讲德语的社区生活下来。奇斯维克还发现，一二十年以后，与年龄相仿、学历相似、经验相类的当地居民相比，欧洲移民的收入更高一些。我推测我父亲的经历就与这一结论相符。
我也是民族融合这一熔炉的典型产物。大概在我三岁之前，我只会讲德语。之后，当开始与更多的小朋友玩耍时，我便拒绝使用这一语言。等到在大学期间学习德语时，我变得对它几乎一窍不通了[高中时候，为了反对凯撒·威廉（Kaiser Wilhelm），学校不开德语课]。然而，我仍然能用德语玩皮纳克尔（Pinochle）纸牌，也可以听懂我父亲说的德语。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德语中的英文单词量越来越大；相应地，他说的英语句子中的德语词汇越来越少。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我父亲的语言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与其他移民后代相比，我想我可能在另一方面并不像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家庭的孩子：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打发时间。我的父母都非常辛苦，工作时间也很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时（那时我12岁）。此后，我也仍然可以自由地管理自己的生活。那些年的经历还带有些许哈克贝利·费恩（Huckleberry Finn）式的冒险意味，比如我和朋友会从联合湖区的湖中拖回一艘废弃的划艇来，用沥青粘好船底后，就在湖里没完没了地划呀划。要命的是，那时我们谁也不会游泳。
那时的西雅图和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带，真是一个适合孩子们生活的美妙乐园。我参加了童子军团第44队，这是一个卓越的、富有进取精神的团队。之后不久，我们就获准在桑德波因特（Sand Point）地区的森林地带建造一幢小木屋，那时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型的航空基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航空还远远没有得到普及。有一天，我们看到有一架小型陆上飞机掉到了泥湖（Mud Lake）。泥湖是华盛顿湖附近的一个小池塘。飞行员一边嘟囔着发着牢骚，一边费劲儿地往池塘岸边游。他说早上的时候撞到了一棵树，就知道这一天肯定不会有好运气。我们童子军队员和那些飞行员们还玩过一种类似“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们要划着我们的小筏子进入华盛顿湖，而飞行员们要架着飞机向我们俯冲，把我们赶到水里。结果，他们赢了。
随着桑德波因特航空基地的规模不断扩大，童子军营地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但第44队随后找到了一个新家。1928年，北方铁路修[1]建完成了北美最长的隧道，全长8英里，其西端位于喀斯喀特山脉的希尼克（Scenic）镇。之前，这条铁路用的是另一条隧道，长3英里，海拔更高，西端在泰伊（Tye）镇。新隧道启用以后，旧隧道就被废弃了。我们想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好主意：请求北方铁路公司把泰伊镇给童子军第44队做营地。最终，这一提议被通过！
泰伊镇曾经一度叫作威灵顿（Wellington）镇。1910年，一场雪崩把一列停靠在此地的火车冲到了山谷中，这场灾难导致96人死亡。从那以后，铁路上都修建了防雪棚。不过在当时，还是有人可以在山谷中发现扭曲的铁轨。在童子军第44队接管之前，泰伊镇刚刚发生了一场火灾，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火车站。泰伊镇不如桑德波因特基地方便，可以直接乘坐电车到达。事实上，从西雅图到泰伊镇，有50英里远。尽管如此，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都还是在那里定期搞了不少活动。我和好朋友霍华德·威尔斯（Howard Wills）成为助理领队，和哈罗德·韦尔（Harold Ware）共事。韦尔已是成年人，他和蔼可亲、慷慨大方。我们不仅是被他领导，而且还和他一起为大家服务。
夏天的时候，童子军第44队会穿过普吉特湾，翻过奥林匹克山，然后向东翻越喀斯喀特山脉。经过四五天的长途跋涉，我累得筋疲力尽，腿疼脚肿，浑身透湿，对沿途所吃的食物也厌烦透顶。每次我都发誓，再也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了。然而，等到又一个夏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重整行装，再次出发了。
上述故事无疑说明了，那些年的夏天，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哪怕是做点家务。最后，大概在我16岁的时候，我和霍华德到韦纳奇山谷给苹果树间苗了。如果苹果树长得太密集，就需要给它们间苗或者剔枝，这样的话，每一株苹果树就可以长得更好。我记得我们那时的工钱是每小时40美分，提供免费食宿。三个星期过去，我拿到了平生第一次靠体力劳动挣得的工资。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游手好闲过。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花半个夏天的时间打网球（虽然打得并不好）；我一辈子都在干粉刷房子的活儿，家里其他维修的事也都是我做。然而的确，我的职业蓝领工人生涯还是非常短暂的。
巴伐利亚人与传统的普鲁士人绝对是不同的物种，我父亲就是极好的证明。他极端个人主义，一点都不惮于冒险（事实上，他还曾经有一段时间嗜赌如命）。一天，父亲回家时，拿着一把从拍卖行拍来的小提琴，他一把把琴塞到我手里（那时我大概12岁），让我拉。我尽职尽责地拉了一些日子，制造出的声音当然是吓人的难听。直到有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造访我们家，问我有没有听说过松香，我才放弃了拉琴。这把小提琴不久之后就又重新拿到了拍卖行。
1932年发生了一场直到现在还令人记忆犹新的政治风暴。长期以来坚定支持共和党的华盛顿州，成为政治风暴的中心。当时，华盛顿州只有教育局局长这一个政府办公室的职位，还没有民主党的任何一个候选人参选，我父亲就想去申请参选。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惊恐万状：“爸爸，您肯定不能参选吧，您甚至连英语都说不好呢。”这就是年轻人的势利，其实还是不成熟。最终，父亲没有去申请参选。原任教育局局长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得以继任，成为民主党人在华盛顿州唯一占据的职位。我可能耽误了父亲的政治前程，华盛顿州的居民也许因此少了很多趣味。如果真是这样，请允许我在此谨呈歉意。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我建议父亲不要参选的原因是有问题的—毕竟他不是要去教英语课，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建议是对的。父亲的确是一个聪明人，但他对政治、对行政科层、对教育行政管理等真的是一窍不通。有一大批功成名就的商人曾经进入国家政府机构，成为高官，其中有很多（我想是大多数）并没有在这个新环境中取得骄人的成绩。他们被一群善于打探消息、关系盘根错节的下属包围着甚至左右着。他们必须得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议员们，这些人贪得无厌，却又尸位素餐。教育行政官员们通常更多了些道貌岸然的假道学模样。当然，这也许只是我自己的猜想。假如我父亲赢得了竞选，没准儿我也会跟他一起去干了呢。
几年以后，我父亲真的又去参加西雅图的州议会竞选了，去竞争为数不多的几个空缺，而参选人有30多位。他制作了几张写着自己竞选信息的卡片，竞选经费总额是2.75美元。最终他竟然获得了好几千张选票，我想这也许沾了他的德国名字的光。之后不久，他来到一家常去的烟草店买香烟。店老板和他打招呼：“我真遗憾，您没能赢。我们都投了您的票呢。”我父亲则针锋相对：“撒谎！我在你们这个选区连一票都没有得到。”关于竞选的秘密，实在太多了。
在去华盛顿大学之前，我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书，不知疲倦。书的种类也很繁杂，我对学习比较随意。在大学里，我成绩很好，其中大部分都是大学本科的工商管理课程。那时候，我以为我是在为将来要毕生从事的商业活动做准备。可是在我毕业的1931年，并没有老板等着我去服务。于是，我申请并得到了西北大学的奖学金。一年后，我获得了硕士学位。在我离开西雅图去芝加哥的时候（当时我开着一辆父亲送给我的1926年产的朱厄特汽车），我并没有想到我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对将来要做什么一点确切的想法都没有。我父母都没有上过多少学，这就意味着我在大学里所选的课，不仅都是我自己选的，而且一点也受不到家庭文化的影响（而我的儿子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己家庭氛围的熏陶）。由于缺乏来自家庭的指导，我读了很多毫无用处的书，浪费了大量时间，过于重视像“房地产原理”（如果说这里真有什么原理的话）之类的实用课程，却忽视了数学。
在西北大学的那一年，我遇到了一位善于鼓励学生的老师。他叫科尔曼·伍德伯里（Coleman Woodbury），正是他第一次激发了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对我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学才慢慢地变成一门充满智力挑战的学科，值得全力去学习和研究，而不是商科专业这样一门哗众取宠的入门课程。在我的兴趣和目标都发生了明显改变之后，我又回到了华盛顿大学。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东部。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西雅图长时间地居住过了。我的目标是芝加哥大学。由于对它知之甚少，我也向其他几所常青藤学校递交了申请。
我之所以选择芝加哥大学，是因为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老师告诉过我（消息来源确切），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和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是两位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我也认为，相对于其他大学，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对学生给予的关注更多。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对向其提出申请的学生方面做的多有欠缺。它给我邮寄了一个印刷版的小册子，上面写着：“你必须在5月15日之前把你的成绩证明单寄来。”“你必须在6月10日之前开立一个里面存有25美元的账户。”后来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过11年的教授，那个时候的经济系给予我始终如一的尊重和赞赏。但是在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看起来却是那么遥远和不近人情。哈佛大学对我的申请的回应，是经济系主任的秘书给我写了一封信。芝加哥大学对我的申请的回应，是经济系主任哈里·米利斯（Harry Millis）亲笔给我回了一封信。我觉得我正是冲着这种对学生的关注才选择了芝加哥大学。
从1933年开始，我在芝加哥大学一直待到1936年。我真正地感受到，其经济系给学生们提供了充满了浓厚学术氛围的生活。对我和大多数同学影响至深的老师是弗兰克·奈特，他是一位毫不留情的批评者，批判学者和学术制度。这也反映了他的两个特点：他对所有的权威都持怀疑态度，并且充满了学术激情。他的一些重要藏书中，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评论，以至于很多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法再读了。他的研究范围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延伸到了哲学和宗教领域，在后两个领域中，他是一名不可知论者。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即“理性人”假设。这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个体，他精确地计算所有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之后一定会采取收益大于成本的行动。有一次，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一次讲座课中，奈特发现，这一理性人和完美的基督徒至少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不会有任何朋友。
在很多方面，奈特比《圣经》中的摩西还要不可思议，希望他能原谅我的这个比喻。有时候，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抽着香烟—还得借助于一根牙签—香烟慢慢地变短，短得都快没了，马上就能烧到他的胡子了。有时候，他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当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中一个新出现的巨大错误，此时那些有经验的学生们就会幸灾乐祸地看着新生，后者正在费劲地记着漫无边际的课堂笔记。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看懂即将要讲的李嘉图租金理论，那我们最好马上就放弃学习经济学；可是15分钟之后，他自己又解释说，他也是在两年前才刚刚弄明白这一理论的。有时候，奈特会突然出现在同事的课堂上，劝大家放弃那些明显是废话的争论。他是一个令人喜欢的、毫不气馁的、不可思议的人，但他能对学生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并不在于他的古怪或者说他的魅力。他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对于知识孜孜不倦地追求。在奈特身上，体现了一种毫无保留地探索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此强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在旁人身上见到过。真理就像一位严厉的女王，必须得到认真严谨的服侍，哪怕服侍她是一件危险或者痛苦的事情。没有任何权威是不可挑战的。事实上，如果《圣经》中专司报信的加百利天使的号角需要调音，弗兰克·奈特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在奈特看来，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能比严厉的审查和批评更重要的了。在这位学者的世界里，压根不可能发生为私利而妥协的事情。因此，如果问他属于哪个政治党派，那可真是一个很荒谬的问题，因为他觉得哪个党派都不值一提。然而，他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的论战（在第12章中会详细讲述），则显示出他在支持朋友和学生的时候，他也会变得相当过分的。
奈特的生活方式很好地诠释了他对知识的无尽追求。他从来不在任何机构担任顾问，不管这个机构的规模是大还是小，也不管这个机构的性质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他从来不做巡回演讲；他从来不在大众媒体中谋求位置。他的举止让人觉得，对于拥有一流头脑的人来说，探索学术是一项值得毕生从事的事业。即使在他向学生传达这一理念的时代，在经济学领域，这种行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对学术的献身精神是一位伟大老师必备的素质，因为学生们都很聪明，他们不会相信言行不一的说教。奈特学术追求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他永无休止地质疑权威。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什么不合适的话，可能是他对我们讲得有点过多了。除非理由充分，否则他不愿意向任何权威低头。这也导致一种特殊的反权威主义形式，他和学生之间，没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尊卑之分。至少他在听我们学生的建议时，认真得就像在听一位著名的学者在讲话。事实上，坦率地说，有时这会令人感到尴尬，因为我们不成熟的观点真的有点配不上他的那份专注。
在奈特的指导下，我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19世纪最后30年的经济理论发展史的。他很热心，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当时就不理解（一直到今天也还是搞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少数的学生愿意请他指导论文写作。据我所知，他在芝加哥大学一共只带了三四个学生，我是其中一个。1935年，在奈特50岁生日的时候，米尔顿·弗里德曼、霍默·琼斯（Homer Jones）、艾伦·沃利斯（Allen Wallis）和我，在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巨大帮助下，出版了他的论文集《竞争的伦理》（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芝加哥大学第二号重要人物是雅各布·维纳。他是一位一流的国际贸易专家，对经济史的了解之透彻，令人惊叹。有这么一个故事，一天，一位年轻学者兴冲冲地找到维纳说：“我刚刚发现谁是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
维纳说：“你是指查尔斯·埃利特（Charles Ellet）吗？”“您是怎么知道的？”“他是唯一一位不被人知的美国早期的数理经济学家。”
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它都抓住了维纳的两个特点：一是知识渊博，二是无伤大雅的幽默。在课堂上，维纳是一位严厉的老师。芝加哥大学传统上具有优势的一个领域是谨慎运用价格理论，维纳使用过的例证和讲义仍然是这一传统的源泉。
1934年，维纳在其著名的经济理论基础课《中级微观经济学》上，提问一位学生，哪些因素决定一个产品的需求弹性。这位学生以各代替产品的可获得性开头，说得还不错，但最后加了一句“产品的供给状况”。维纳一下就火了，说：“某某先生，你不属于这个课堂。”我顿时觉得后背变得冷飕飕的，估计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和我一样。后来，我选修了维纳的一门国际贸易理论课，他强迫我给同学们打分。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修的唯一一门需要打分的课程。一般情况下，选修的学生会得到一个“R”，表示通过了。不管怎样，这门课我得了“A”。因此，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成绩，可以被总结为“一个A”，或者，“全是A”。当时的经济系，一共只有大约30名研究生，因此这个分数并不重要。
当我可以完全理解并感激维纳那些可贵的品质时，已经好几年过去了。他不像奈特以及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那么教条，考虑到当时（其实现在也是）对公共政策的来源和影响都知之甚少，这是唯一可以采取的负责任的态度了。维纳对知识思想史的研究，比奈特对其的研究要更加透彻一些。奈特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0~1823年间顶级的经济学家，在经济思想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理论的著名文章，开篇就列出了李嘉图理论中的七处错误。与奈特相反，维纳在文章中全面分析了李嘉图的思想，清晰透彻、明白易懂，读来就像在听李嘉图自己说话一样。
不论是在公众中间，还是在后来成为芝加哥学派核心人物的大多数学者中间，亨利·西蒙斯都称得上是一位先驱者。他一生都致力于这一理论：由私人（竞争）市场来主导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同时限制政府的经济行为。1934年，西蒙斯出版了《对自由放任的一项积极规划》（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一书，它深深地吸引了大多数学生：这本书文笔犀利，提出了许多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大胆建议。这本书完成于现代经济陷入萧条最严重的时候，令读者从头至尾都能感受到一种危机感：西方社会正在临近一去而不复返的转折点。下面是这本书很有特色的两段话：
确实，当前社会正在朝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中世纪早期非常相似的历史阶段发展。这样说并不是异想天开。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在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有组织的经济团体之间无穷无尽、破坏性极强的冲突。不需要国际战争，仅仅是这些冲突就足以导致西方文明及其制度遗产遭受巨大损毁。
如果，重商主义的复苏将会很快地扫荡清除资本主义和民主—看起来这似乎是有可能的……那么，商业银行将会在推动社会发展转[2]向新时代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本书第10章讲述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时，我将会再次介绍西蒙斯的观点。与奈特和维纳相比，西蒙斯和我的私人关系更亲密。我把西蒙斯介绍给了玛乔丽·鲍威尔（Marjorie Powell），她是当时还是我女朋友的玛格丽特·麦克（Margaret Mack）的一个朋友。在我离开芝加哥后，他们两位结婚了。
在芝加哥，我还与约翰U.内夫（John U.Nef）相处得非常愉快。表面上看起来，内夫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其实他还是一位哲学家，同时还是俄国画家夏加尔（Chagall）作品的收藏家，拥有数目惊人的藏品。我与系里其他著名老师相处的时间就少多了，比如计量经济学家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后来成为美国国会议员的保罗·道格拉斯等。
经济系各位老师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表明当时还没有哪一个学术流派占据主导地位。维纳和奈特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到底完全是心理成本（比如对劳动的倦怠），还是只是可替代商品和服务的预知利益（比如对闲暇的享受）？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位杰出的学者要如此旷日持久地争论一个看起来有点像是文字游戏的问题：对劳动的倦怠，就是由于被迫放弃娱乐才会产生的呀。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理解他们二位争论的方式：他们让自己的学生把这一争论从一个教室带到另一个教室。据说，有一个学生在其博士学位的经济学理论考试中，是以这样的方式作答的：“第一部分：提供给奈特教授的答案；第二部分，提供给维纳教授的答案。”还据说，有人建议这个学生最好不要留在芝加哥大学。
类似地，奈特也不同意他自己的学生西蒙斯的观点。奈特认为，不管是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之下，还是在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政治生活都是感性的，没有理性可言。在他的一次并未出版的演讲稿中，他使用了这样的比喻：
说到在政治事务中讲真话，这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小男孩讲真话的故事。不是乔治和樱桃树的故事，而是一个同样著名的小男孩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真相的故事。科学地说，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错误：故事还没有结束。我猜想故事的作者有一颗善良、敏锐的心灵，却没有长脑袋。在这个故事中，仅是作为一个故事，讲实话当然是一种美德。但在科学的演讲中，它还必须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必将是这样几句话：那天晚上，人们突然意识到一个现实，即他们没有皇帝了。聪明人在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你无法想象，一个皇帝赤身裸体地在大街上进行庄严地游行，你能想象吗？当然，那些聪明人肯定是不干啦。于是，第二天就会爆发战争。一年之内，一个繁荣、幸福的国度就会被摧毁，文明将会被野蛮取代。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孩子给出的一句关于一个平淡事实的并没有犯错的评论而引发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皇帝太愚蠢，以至于让老百姓发现在皇袍之下包藏着的，原来是一个和普通人一样的生物。其实这一点每个人原本也都知道。社会现实中的真相，就像是给人类个体施用的兴奋剂，在特殊情况下给予很小的剂量，可以起到很好的医治作用，如若不然，往往就会变成致命的毒药。
对我来说，在芝加哥遇到的至少像是老师一样重要的人物就是我那些优秀的同学们。来自明尼苏达州的W.艾伦·沃利斯和我是同一年到芝加哥大学的，后来我俩成为终生好友。我们俩占用了一间闲置的办公室，设法搞到几张桌子和椅子。每天下课后，我们俩对每位老师的表现都要点评一番。办公室里装饰着一些标签，其中一张上写着：“数学不能表达混乱不清的观点。”这话很可笑，而且被错误地认为出自费马（Fermat）之口，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艾伦和我很投缘，他善于批评，思虑深邃。1962~1970年，他担任过罗彻斯特大学的校长，现在他是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自从在芝加哥大学认识之后，我们的生活轨迹有过好几次交叉，1958年的时候，还是他把我带回到芝加哥大学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1932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的。他聪明得简直令人感到害怕，那时在学术界已经小有名气。他不仅善于思考，富有创新精神，而且他的思维运转得特别快。多年以后，弗里德曼的一个学生鲁本·凯塞尔（Reuben Kessel）告诉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纳闷一件事儿：每次他去向弗里德曼请教问题，弗里德曼说着说着，好像很快就都转向了其他的话题。慢慢地，凯塞尔才搞明白，弗里德曼那是进入到一个更复杂的层面去分析同一问题了。还有一个故事能反映弗里德曼的厉害。那是在弗里德曼23岁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有一次，他因为感冒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两天。等他再次出现在教室里的时候，他竟然完成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详细地论证了亚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一篇关于从家庭预算数据评估需求弹性的文章中出现的方法论错误。庇古当时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这篇文章后来刊发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遗憾的是，庇古没能见到这篇文章，也没能修正他的错误。我曾经几次与弗里德曼开玩笑说，如果他不幸在滑雪（这是他最喜欢的运动）时摔断一条腿的话，等到痊愈时，没准他就著作等身了。
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是来自英格兰的英联邦奖学金资助的访问学者（那些接受英联邦奖学金资助的访问学者往往会花费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奖金，用来做英镑投机生意）。他非常聪明，而且十分勇敢。他胆子大到竟然敢于同奈特争论资本的性质。另外还有两位出色的年轻经济学家，一位是来自瑞典的苏逊·卡尔森（Sune Carlson），一位是来自英国的罗伯特·肖恩（Robert Shone）。最后，我要讲一下一位才华横溢的大学本科生保罗·萨缪尔森，他当时选修了经济系的研究生课程。保罗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我和艾伦·沃利斯两个人劝他学高等数学，做一个数理经济学家的。我怀疑我们真能为他不同凡响的学术生涯预先发布个声明什么的。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数量很少，但他们的确都沉浸在一种非凡的、浓厚的学术氛围中。
学生和一些年轻的教师们，其中最杰出的要数艾伯特G.哈特（Albert G.Hart），组织了一个学术论坛，邀请一些访问学者[比如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等]来发表讲座，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当系主任米尔斯来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论坛列为一门课程以供学生选修时，我们拒绝了，因为担心教师们会干预论坛的事务。这显示了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研究生是多么自信，甚至有些自大。当然，那个时候的我们的确是这样的。这里还有一个当时我们搞的恶作剧。有一天，我们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道智力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正方形有四条边，一个正方体有12条边，那么一个四维立方体共有多少条边？亨利·舒尔茨一向信任艾伦·沃利斯，却不相信我，于是我们俩就跑去请他裁决我们俩谁的答案正确。艾伦告诉他有24条边（这是错误的答案），我告诉他有32条边（这是正确的答案）。当然，舒尔茨选择了艾伦的答案。
还有一个事例值得一提。这件事说明了我对“莽撞”这一名声实在当之无愧。切斯特·赖特（Chester Wright）每天下午4~6点教我们美国经济史。在5点的时候，他会给大家10分钟的休息时间，他自己往往也会喝杯茶。这门课讲得挺好的，就是有点沉闷。我于是雷打不动地每次只来上一半的课。有一天，赖特闷闷不乐地告诉学生，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让他为了所有学生起见，一定要在6点之前下课。所有人的脸都转向了我。我的反应是我很委屈。我根本没写那封信！大度的赖特教授并没有因此对我心生反感。在我参加经济史的预备考试时，他还出了一道关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经济发展状况的题，因为他知道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或者，现在再回想起来，难道这是他在责备我？我不知道。
我坚信，一个人在大学时代学到的东西，至少有一半是来自同学的。他们生活在一起，精力旺盛、言语直率，经常争论各种问题。这种争论的对象如果是老师，则往往是不合适的，哪怕是最宽容的老师也会忍受不了的。如果一个校长能够吸引到优秀的学生而非优秀的教师，他就可以非常划算地经营好一所大学了。
芝加哥大学对我们影响至深。我在此学到了一点，或者有可能学得有点过了头，那就是，要敢于质疑那些已被广泛认可的理论和权威。尤其是赖特，他总是随时准备着对基督教的“十诫”发起进攻。我时常怀疑我们是不是听到了太多的“荒唐”这个词。我自然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一种思想的流行程度与其正确性并不成正比。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芝加哥大学在另外一个方面没有能够给我们多大影响，而这正是未来经济学发展一个不可逆转的主要趋势，这就是系统地运用统计数据来判断经济关系，并检验经济理论。在这场经济学的变革运动中，芝加哥大学的确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是保罗·道格拉斯，他是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统计研究的先行者，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对生产理论的研究。这一理论研究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总数，与商品和服务的产出总数之间的关系。另一位是亨利·舒尔茨，他苦心孤诣地画出了燕麦、小麦、玉米以及其他粮食作物的需求曲线。画这些需求曲线，是为了找出粮食作物的种植规模与其可能价格之间的关系。我忽视了对现在叫作计量经济学的领域的学习，无疑只能怪我自己。我从来没有上过道格拉斯的课（他与我的老师奈特长期不和），我对舒尔茨那种有点自命不凡的讲课风格（这一点可以从前面我讲过的关于四维立方体的故事可以看出点端倪来）也不感兴趣，但我当时真的应该关注他的这一研究领域。我后来在实证研究方面还能做些工作，完全应该感谢我同辈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和沃利斯等，以及后来在亚瑟F.伯恩斯（Arthur F.Burns）等人的指导下，在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的那一段学徒式的工作经历。
在芝加哥大学，我的确对学术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的博士论文所写的内容就是关于经济理论史的。因此，我没有能够在数学和统计方面得到更加精深的训练。如果我可以熟练地掌握这两项技能，我就可以在发展得越来越严密的经济分析领域更好地从事我的研究工作了，可是我没有。我倒是在经济学中一个越来越式微的分支领域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没有能够预测到经济学研究在接下来40年中的发展趋势，而当时这一趋势其实已经露出了苗头。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相当不满。不过，我对学术史的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都没有减弱。
自从那些年以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学费。1933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注册时，交了300美元，用1988年的美元水平计算，折合下来也只有2800美元，那时的学费还是相当低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生活水平。举例来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学生有能力拥有汽车。我记得大约十来年之后，弗里德曼邀请几个学生坐他的车到西北大学参加一次学术活动时，所有的人都谢绝了，因为他们都想开自己的车去。弗里德曼对此大为吃惊。那个时候的奖学金、助学金也都非常少。我是因为在系里做些杂务，才得到一份助学金。尽管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但是我相信，芝加哥大学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的。学生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小圈子里，整天遨游于经济学的世界中，而这依然是在一个充满竞争气氛的学术中心学习的研究生们典型的生活特征。
1936年，我获得艾奥瓦州立学院（现在是大学了）的聘书，去担任助理教授一职。这所学校位于艾姆斯（Ames）市。同年12月26日，我和玛格丽特L.麦克（Margaret L.Mack）结婚了。我俩都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我在国际公寓认识了她。玛格丽特，大家都熟悉她的绰号“小鸟”。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安纳长大，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律师。她毕业于蒙特霍利约克学院，之后去了芝加哥大学。去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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