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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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史学研究论丛(第1辑)试读：
卷首语
陈启能一创办《国际史学研究论丛》，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为了适应国内外史学发展的新形势，推进我国史学的革新和前进。虽然我们力量有限，但是希望能多少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国际史学研究论丛》的总体思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尽可能及时、全面、深刻地介绍、了解、探讨国际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包括它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发展特点、格局、趋势、理论、存在的问题、主要的流派、代表人物、冲突、争论、前景瞻望等重大问题。认清历史学的特质，准确把握历史学发展的脉络，立足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国情，把重点放在现当代和国际史学发展中较少注重和研究的问题和方面，这些应是做好我们工作的关键。必须清醒地看到：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它的发展和进步总是既为了满足时代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又为了适应自身内部发展的逻辑。反过来，历史学的发展又会在很多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的作用。这种情形越接近现当代就越为明显。
那么，什么是“国际史学”呢？“国际史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在今天提出有它的意义。这是与今天世界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当代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使得当代史学的发展中出现不少共同的或类似的问题、流派、趋向。同时也与过去欧洲中心的时代不同，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多中心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学的发展自然具有许多新的特点。若从总体来看，世界各国历史学的发展之间会有众多复杂的、相互的、多元的、或隐或现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考察个别国家的历史学时，不能孤立地、单独地、就事论事地进行，而要注意它与国际上整体史学发展的种种关系，在这个复杂的关系网中加以观察。这是一个层面。
然而，这个国际性的关系网本身不是单一的，在不同的时段、地域、影响的大小等方面都会有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和相互关系又往往因考察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在具体考察某个特定国家的历史学时，就要在这方面加以注意。这可谓第二层面。
最后一个层面是要对国际史学的整体进行考察，探讨它有哪些总体性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在进行这样的探讨时，也必须联系有关的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发展，要看出这些趋势和特点在哪些国家和地区有反响，有哪些具体的影响，等等。
总之，“国际史学”的概念提示我们：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当今，对历史学的研究要求我们把“总体”和“个别”、“普遍”和“独特”、“全面”和“特殊”、“概括”和“专题”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当然，这种要求不是容易做到的。但这是“国际史学”这一概念的本质要求，是需要研究者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去贯彻和完善的。
下面的问题是，既然“国际史学”是一个新概念，是与当代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在考察古代和近代的史学时是不是也需要用这个概念呢？如果需要又如何使用呢？因为那时并没有“全球化”和“信息化”，又如何去使用与之没有关联的概念呢？我们认为，也还是可以和需要使用“国际史学”的概念去考察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的，这主要是指也要用它所具有的方法和思路去对古代和近代的史学进行研究和考察，如把“总体”和“个别”、“普遍”和“独特”、“全面”和“特殊”、“概括”和“专题”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的有关问题进行必要的比较、对照、参考，这样必然会加深对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又如，把过去和现在，把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史学进行有联系的比较和对照，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观察，这样的思路和研究视角，应该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当然，必须承认，“国际史学”还只是刚提出的概念，还不成熟，需要经过更多的讨论和实践加以补充和修改。但愿我们这套“论丛”可以成为有效的试验场所。
为此，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首先，要注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开展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民族的比较。其次，要强调研究的原创性、精品意识，加强综合的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以及结合丰富的史实材料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理论分析。再次，强调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和争鸣，重视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精神的研究成果。最后，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理论观点，进行有中国学术语境、气派、风格的创新探索。
此外，在“论丛”的内容和版式上，要力求多样活泼。除以论文为主外，还要增加“评论”“圆桌会议”“访谈”“动态·信息”“专题探讨”“书评·书讯”“人物剪影”“史学流派”“史坛简讯”“综述”“理论沙龙”“一家之言”“原始史料”“新观点”“读者来信”等专栏。
我们期待着广大作者和读者的热情支持和提供宝贵的建议意见。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这块史学新园地耕耘好，使其日益繁荣昌盛，花团锦簇。
我们要特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其领导，他们的无私支持才使得本丛书有可能与广大读者见面。二
下面谈谈本辑的情况。
本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国家重大社科规划项目“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课题组和《世界历史》编辑部共同主办的“21世纪国际史学发展趋势”学术座谈会（2014年3月30日～4月1日，广东中山）的基础上，另组若干新的稿件结集而成的。
本次会议和本辑讨论的重点都是当代历史学的新发展问题。当今的历史学不仅与20世纪前的传统史学相比，而且与20世纪的“新史学”相比，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历史学的方方面面，如历史认识、历史方法、历史语境、历史资料、历史与跨学科研究、历史与现实、历史流派与趋势、历史与未来等。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最近30年来，人类社会经历的迅猛而复杂的变化，对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可以说，人们必须对历史学“另眼相看”，对它的本质、对象、问题域、方法等重新进行思考和分析。正因为这样，世界各国对历史学的发展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历史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
当代国际史学总体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它本身的激烈的改组、转型。“转型”包括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的巨大进展，可以概括为史学“范式”的变化。譬如，在新千年初，在历史认识论领域，陈旧的关于宏观史-微观史、结构-事件、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逐渐被抛弃。这从当代史学发展趋势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可以看出。譬如，在微观研究持续发展的同时，宏观研究重又引起关注。这与“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的发展有关。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新的史学科目——全球史（“新全球史”）应运而生，对近500年来全球性的相互关系的发展在生态的、流行病的、人口的、文化的、心智的等领域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探讨。当代的微观史学，也有了很多变化，已经越过经典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身份范畴，进入地域环境与全球背景之相互关系的视角。
这样的变化不仅要求在研究上把“微观史学”和“宏观史学”结合起来，而且更引出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在19世纪，经典的“历史学”的形成是与它的明确的“身份认同”相一致的，那就是“民族国家”。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然而，进入当代，由于“全球化”趋势造成众多世界性的问题，或称“全球灾害”，这就使得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独处理自身的所有问题，从而民族国家不再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单位，而世界性的问题则创造着跨民族的共同性。关于全球化及其后果在政治、社会、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表现等问题，不属于历史学的范围，我们不拟讨论。但历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也不能不受到“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历史学，特别是对史学理论和历史认识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经典的民族国家史学及其概念受到冲击。如果说微观史学模式“从底层”“由下而上地”批判“经典的”民族史学，即根据对个人和地方共同体的研究来批判的话，那么新的宏观模式则重新转向超个人的视角。这并不意味着对经典“民族史学”的抛弃，而是指新的宏观史学绕开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一身份，直接进入地域语境和全球氛围的相互作用的层面。也就是说，当代全球史是指众多地域方案的存在，从而远离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线性模式。
史学范式的变化还反映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学正逐渐从习惯的因果解释方法转向语境方法。当然，在不同的史学领域，语境方法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有变异的。一般是把语境看成一种“形势”“情境”。它不仅为任何“行为”提供社会条件，并且提供这一“行为”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应该指出，对“语境方法”或“普遍语境化”的作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此外，当代史学还具有多中心和跨学科的特征。多中心是明显地与过去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跨学科性则要求对与所选择的研究题目有关的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知识进行整体的综合的分析，而不是随意地选取社会-人文科学的某个研究战略。历史学家所选用的综合的分析方法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毗邻的”学科理论的掌握深度。总之，当代国际史学在“范式”层面上的变化始终未曾间断。这正是国内外史学需要跟踪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内研究较少的领域，因而存在较大的创新空间。
当代国际史学总体发展中还有一个重要趋势是“文化的转向”对它的影响。所谓的“文化的转向”是当代整个思想界、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一种质的进步。这反映出对人类在过去和现在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的日益重视，也表明要在新的理论-方法论的基础上对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具体化-语境化进行探讨，以适应当代文明的全球性特点、开展跨文化对话的目的和多样性统一的原则。研究和比较世界的不同图景、研究和对比不同历史社会和文明之间文化理想内涵及价值体系的特点——这些已成为当代国际史学的中心课题之一。自然，当代国际史学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并不只限于上述几点，许多问题还有待于今后深入的研究。
本辑收集文章的出发点是，既注重国际史学发展中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趋势和问题，又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史学发展进行专门的探讨，并尽可能地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具体地说，本辑设有专栏探讨国际史学发展的若干总体性的趋势，另有专栏研究当代的中国史学发展，还为中国以外的亚洲史学、西方史学、俄罗斯史学设了专栏。另要说明的是，为了强调跨学科研究，还专门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专栏，发表了史学以外学科的一些文章。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本辑特别辟了“信息史学”的专栏，这是为了突出这一新兴的学科。它是当前“信息时代”历史学的新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史学未来发展的某些方面。
我国是有悠久而又优秀的历史传统的世界大国。我国的历史学在当代也有长足的进展，影响日益扩大。我国史学的发展自然要继承我国优秀的历史传统，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绝不能盲目地跟着西方或任何别的国家的史学发展跑。这是必须做到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国际史学发展的了解。唯有加强彼此间的互动交流，我国的历史学才能取长补短，营养自身，从而得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这也是我们编辑本辑的初衷。鉴于我们的学识有限以及时间的仓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谨望读者不吝指正。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本辑所有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文责自负。
此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江西师范大学的慷慨资助，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2014年8月2日
若干发展趋势
新世纪国际史学的特点和流向——“21世纪国际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文涛2014年3月30日至4月1日，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课题组与《世界历史》编辑部共同主办的“21世纪国际史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研讨会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学术研究》杂志社承办，来自国内外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启能在大会主题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迈入21世纪，历史科学历经19世纪与20世纪的巨大发展，已经迈入新的时代。这里有两方面的决定性的经验需要强调：一方面，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交往的不断加强，这个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如何概括与书写能够体现这个历史进程的历史观念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另一方面，20世纪知识语境所导致的当代各种思潮，在每一个方面都对历史学的统一性提出挑战。这些思潮，是数学、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知识门类发展的自然结果，具有深刻复杂的意义。这两方面的经验，不是一两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历史学面临的境况，而是世界范围内历史学发展的共同境遇。今天我们提出“国际史学”这个概念，正是想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对人类21世纪面临的两方面的基本经验作出理论的思考与探索。“国际史学”要有体现历史“统一性”的能力，但21世纪的统一性，不是过往那种乐观的统一性。前两个世纪有过多种历史统一性的表达，既有很多理论成就，也有不少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提出新的元理论，需要诸位努力探讨。与此同时，“国际史学”还要有体现“多样性”的能力，这种多样性，不是单单承认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多样性。如果只是强调多样性与差异性，世界将无限分裂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一切组织的合法性都不复存在。从终结性来看，这一点或许没有问题。但人类的历史经验今天还未充分发展到这种地步，人们还需要更多交往与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战。哲学中“一”与“多”的矛盾，表现在社会历史中就是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国际史学”是否能做到将二者统一起来，是其想回答的最大问题，也是其最大的困难。我们的工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应当围绕这一点开展。由于历史学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不需要像宗教或哲学那样回答终极真理，因而我想，这个任务还是有实现的可能。
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洛琳娜·彼得罗夫娜·列宾娜教授在主题演讲中，对当前国际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理论创新做了深入阐述。她认为，必须把历史学放在其他社会和人文学科的语境中，才能考察它本身的变化。近几十年，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历史知识的性质、方法受到了挑战。具体地说，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构造，是想象出来的。语言学的转折，过分强调语言的作用。这些问题对历史学家很重要，但历史学家的问题必须要自己解决，历史学家也有能力自己解决。新文化史通常被视为是颠覆实在论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流派，但新文化史也要研究过程，将对象放在社会语境中，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些现象。具体研究中，历史学家应当注重研究的互补原则，包括宏观与微观的互补、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结构与时间的互补。在研究的经验与实践的过程中，比较是非常重要的方法，比较可以追溯到全球，但基础必须是个人的，个人的实践与体验是出发点。研究的答案往往不是唯一的。理论不是要求历史学家成为理论家，而是要求历史学家具有理论思维与理论的准备。
与会学者在大会上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对当前国际史学中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一 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四川大学历史系何平教授认为，世界历史的新进展，以及文化现象的新的层面的展现，包括本土文化因素混杂而发展起来的情况等，使得学者们意识到需要对文化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再抽象。旧的实质主义的文化概念把文化视为一种借以界定，并整合社会实践的规范准则，这些准则使该社会能维系连续的社会认同，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社会相区别。新的文化观念则注意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文化的混杂性。在这样一些领域中，如对“他者”的研究，对宗教的跨文化研究，对科技知识跨文化扩散的研究，对商品、物种和思想跨区域交流的影响的研究，学者们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10年出版的阿维纳的《东地中海地区的跨文化交流，1560～1660》提出，跨文化交流多发生在不同文化交界重叠的“文化特征模糊场所”，有差异的文化也能逐渐流传到文化的中心地带，引起主流文化的模仿和变化。跨文化研究可以使我们超越以民族国家的历史为主线来解释人类历史的传统范式，帮助我们增加对历史过去的了解，同时也有助于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瞻望。二 普遍史的回归
普遍史传统曾经广受质疑，后现代主义明确倡导要告别宏大叙事。不过全球史是近几十年发展强劲的领域，最近有学者又提出大历史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鹏，以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与弗雷德·斯皮尔等人新近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撰文倡导以一种“大历史”观念书写历史的主张为例，对之进行了分析。按照克里斯蒂安的看法，大历史是对古代普遍史传统的回归，但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普遍史，新在实践上的全球性以及方法的科学性上。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大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联合愈发紧密，模糊或者打破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它不只关注人类历史，更注重考察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以及地球和宇宙的历史。大历史只有借鉴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宇宙学的知识和成果，才能构建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其次，大历史必须借助必要的科技手段，才能有效地进行超长时段的研究。再次，自然科学的历史化，也推动了大历史的科学化。最后，在对未来的预测上，大历史一改以往普遍史强烈的决定论色彩和目的论色彩，力图较为公允地提出一种开放的和科学的未来观。张旭鹏认为，这种主张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剖析。三 现代性反思与记忆史的勃兴
在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现代史学发展中，记忆史因其材料的可靠性存疑，一直不受重视。但最近记忆史的研究，却成为了国际史学的一个亮点。这背后的原因是对历史时间理解的变化，从更深层面看，是对现代性反思的替代性选择之一。与此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艳红对德国历史学家柯泽勒克与法国史学家阿尔托格这两位著名学者的历史时间研究进行了评析。柯泽勒克与阿尔托格都认为，在欧洲历史上，过去的经验和期待的视域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大转变。传统的历史观念是以过去为导向的，如西塞罗说过“历史是生活的导师”。18世纪，有人提出与之针锋相对的观念“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以过去为导向的历史观念由此转向以未来构建为导向的历史观念。按照阿尔托格的理解，这是现代性时间的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是进步主义、未来主义和种种憧憬远大前程的革命意识形态。然而，到20世纪末，经验领域与期待视域的距离被拉大到极点，指向未来的现代时间走到了尽头，历史学中盛行的是当下主义。法国记忆史研究的巨著《记忆的场所》就是这一历史时间模式转折的征兆。当下主义的历史时间，体现出人们生活的当下有一种对未来的危机感，一种对进步的怀疑，未来被视为一种不安和威胁。记忆史的盛行是值得关注的史学新趋向。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韩炯对海登·怀特的启蒙文化批判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怀特的批判有三个特征：挑战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用“半真理”为“虚构”的历史知识预留合理空间；认为历史进步观缺乏认知基础，只是信仰或伦理的需要。这显示出怀特批判的偏颇。扬弃启蒙时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性观念，是当下国际史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四 叙事史与口述史研究
如果说记忆史是以一种新面目出现的史学取向，叙事史则是古老传统的复兴。美国影响较大的新文化史，正是以善于讲故事而获得极大成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两位研究员从不同方面分析了中国叙事史与口述史的一些状况。诚如马勇研究员所言，中国历史学传统中，不论是《春秋》，还是《史记》《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学作品始终强调讲一个好故事的传统，并将历史叙事视为历史学的第一任务。马勇以国内几位有影响的历史学者茅海建、杨奎松与沈志华为例，提出好的历史叙事应当包含以下几个要素：新史料、新视角、价值中立与手法上的营造悬念。
左玉河研究员则对当下国内口述史的一些不足做了剖析。他认为从整体看，国内口述史学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缺乏专门的研究人才，没有正规的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依托，没有必要的研究经费加以支撑，缺乏长远的访谈计划，理论准备也不充分。这些因素制约了国内口述史的发展，需要引起重视。积极向国际上一些口述史学发达的国家学习，整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当前历史学者的任务之一。五 国别史研究中的新问题、新现象
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分析了近30年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与西方史学对话和大陆跨学科史学的勃兴、再续传统与国学的复兴、唯物史观史学地位的下降、从西方话语拯救中国历史的“本土化”史学的回归。他认为，如何建构自主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框架，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悬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彭卫研究员对于近1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青铜铭文、汉简、墓志、徽州文书、唐宋时期的敦煌文书等一些重要文献资料的发现，古代史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理论素养和问题意识的缺乏，学术评论的缺位，以及在理解新材料上的偏差。特别是第一条，我们在舍弃了以往对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概括后，依然没有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表述，对实证的热情超过了带有宏观色彩的理论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历史的原创性理解。
南京大学教授沈汉分析了近30年来英国史学的状况，认为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著作值得关注。如在经济史领域内，有理查德·布里特内尔划时代的经济史著作《1000～1500年英格兰社会的商业化》；在政治史领域内，米切尔·布拉迪克特的《近代早期英格兰国家的形成，1550～1700》，主要从权力运用而不是政治制度上论述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在文化史领域内，拉斐尔·萨缪尔的《记忆的舞台》讨论了如何重写历史的问题，作者认为历史观念不仅可以从真实的生活经验中延伸出来，而且可以从记忆和虚构中，从空想和欲望中产生；在史学理论领域内，有W.G.朗西曼的《论社会理论》和帕尼罗珀·科菲尔德的《时间和历史的成形》值得注意，等等。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孟钟捷在对德国近10年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进行分析后指出，在理论和方法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仍在持续，但跨学科的交融态势已经日趋明显；在研究视角上，出现全球史的复兴。在历史传授方面，历史教育紧跟历史学的发展。他并郑重提出“史学公众化”的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龙闪讨论了俄罗斯当代史分期问题。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当代史可分为三个时期：1985～1991年，是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时期；1992～2006年，可视为后苏联过渡时期；2007年以后，则是新俄罗斯复兴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刘显忠讨论了苏联解体后俄国史学界在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的变化，如“俄罗斯人”问题受到关注，对苏联联邦制的认识发生变化，对列宁民族问题的一些论点的质疑，等等。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赵轶峰讨论了近30年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人类学等影响下，西方学者对韩朝历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改变韩朝历史的线性解释方式，关注其各种侧面、多样性和复杂性；二是针对韩朝历史学家的民族主义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向论述；三是更多关注现代韩朝而非更早时期的朝鲜。
东北师范大学谢进东教授分析了近30年印度史学的发展。他指出，印度史学研究着重于突破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叙事框架，寻求一种更能反映本族文化特性和实际发展道路的近代史。由原来以强调英国殖民统治和本族精英阶层在印度社会形成中的作用为主，转变为以突出下层民众、妇女等群体在反抗殖民统治、塑造近代历史中的作用为主。社会史、妇女史、庶民阶层研究成为了热点。印度学者在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学术时，又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特征。
为期两天的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由于时间的限制，不少问题无法展开讨论，例如历史哲学、信息史学、当代日本史学等。课题组就今后全体成员的研究工作和进度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明确安排。
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一行赴翠亨村参观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居，重温伟人一个世纪前为改变中国历史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代西方“元历史学”本体论辨析
韩炯摘要：当代西方“元历史学”理论，无论是冠以“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名的20世纪70年代前的“元历史学”理论，还是70年代之后被称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元历史学”理论，都深受分析哲学影响，坚定地批判那种思辨的、带有历史目的论和命定论特征、与现实的历史进程严重不相符的历史理论，把它作为“形而上学”的学说加以弃绝。并力图通过历史书写语言的语义和语境分析来超越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形而上学特征，但因其自身的语言本体论包含着重要缺陷，这种努力取得的成果有限。回顾唯物史观创立时奠定的史学本体论，对当代历史学理论和历史学研究实践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元历史学 史学本体论 语言本体论 唯物史观
20世纪70年代初，与历史研究实践中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大抵呈同步推进之势，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以往学者在谈及这一转变时多依据历史叙事来认识，即所谓从“分析的历史哲学”转向“叙事的历史哲学”。再者，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转变的关注也多缘于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的奠基性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1]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但“元历史学”（metahistory）一词歧义纷呈，学界聚讼纷纭。笔者试图从分析哲学视阈中“元历史学”含义流变及其理解方面打开一条认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转变的通道，并揭示出其语言本体论的实质和困境，进而表明唯物史观在当代史学革命中的本体论意义和价值不容否定。一 “元历史学”的分析哲学缘起与逻辑预设“元历史学（metahistory）”一词并非海登·怀特首创，但这一称[2]谓的确因其1973年问世的同名著作的影响才广为人知。该书基于对19世纪思想史的分析研究，认为一切历史书写中都包含某种“元历史学”要素，历史著作背后都藏有某种主导的历史哲学观念。在这一点上，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等史学名家创作的历史哲学作品概莫能外。学界一般认为，怀特以其对传统“元历史学”观念的发挥，开启了继分析历史哲学之后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新平台，甚至有学者认为“元历史学”研究也推进了关于“元历史哲学”的研[3]究。但全面评估“元历史学”的含义，必须追溯其分析哲学的起源。
Metahistory系英文metaphysics（形而上学）的仿造。按照词源学的解释，meta-在希腊文中相当于“后”，或为“元（原）”，海德格尔把它解释为“超越”。Metaphysics中的meta揭示的是一种与[4]“physics”的关系，希腊文转译为中文“形而上学”。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主要回答宇宙起源、世界本源、人的本质、生命的绝对价值和终极意义等问题，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系思辨哲学的代名词。按照《方塔纳现代思想辞典》的界说，形而上学是“对世界的研究，[5]或对什么是真实存在的研究……形而上学的主要内涵是本体论”。早在1903年第七届德国史家学术会议上，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冯·哥特-奥托菲尔德（Fredrich von Gottl-Ottilienfeld）反对史学家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倡议的史学，特别把兰氏的史学称为Metageschichte（德语，相当于英语的metahistory），克罗齐认为这[6]种用法是取自古代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而按照史密斯的说法，metahistory一词语出汤因比，用以指称黑格尔所谓“哲学式历史”（philosophical History），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就曾被称为“元[7]历史学家（metahistorian）”。认为metahistory是对metaphysics的仿造，借指具有思辨色彩的历史研究或者历史哲学，不无理由。
20世纪初，英语世界中Meta-与学科名词相连的用法，其含义已经不止于此，而是强调用批判审视态度反思该学科的性质、结构以及其他种种表现，它意指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它的先声是元数学（metamathematics）。元数学是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D.Hilbert）在其“希尔伯特方案”中提出来的，他试图用有穷的形式主义方法来证明无穷的数学系统的完备性和相容性，借此为数学寻找到一个可靠的第一基础学科作支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逻辑学[8]（metalogic），把形式化、符号化的思想向着普遍有效的方向推进。元数学和元逻辑学的兴起推动了哲学领域把语言当成研究对象的过程。作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始创的数理逻辑成为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的主要研究手段。在分析哲学建立过程中，罗素最先强调要把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当作哲学的固有方法，并加以广泛应用，他本人也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此后，摩尔、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一批分析哲学家相继出现。总体上看，分析哲学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通过对各门学科的概念、术语和命题的分析，达到澄清问题的目的。受此影响，形成一系列“元学科”，如元伦理学、元社会学等。
20世纪中期前后，元历史学（metahistory）开始作为“元学科理论”（theory of meta-disciplines）的一支呈现出来。天主教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1951年在History Today 六月号上撰文，专门论述元历史学的问题：metahistory一词含义丰富，它所关切的是“历史之本质、历史之意义以及历史变迁之原因与重要性。”道森相信，优秀的“元历史学”并非史学之敌，而是史学的导[9]引与友人。1957年，约尔东（Yolton）首先开始采用“元学科理论”（theory of meta-disciplines）意义上的“元历史学”，用以指代“考察[10]某类科学的前提、方法论和概念”的某种学科。总体上看，分析哲学影响下的“元历史学”，拥有“元学科理论”下述共同的逻辑预设。
第一，外部反思和跨学科性是元学科理论的突出特征。任何一门学科确立后，都会逐步澄明自身的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此后也会对学科内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但元学科理论提出了有关学科系统性理论反思的任务。它要跳出本学科范式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在跨学科的视野下重新反思本学科的合法性，为本学科在人类知识的地图上划定属于自己的地盘，体现出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和“自我建构”的渴求。传统的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中的“元”表达的是“超越”“终极”或者“源泉”的含义，而分析哲学背景下，“元学科”与关于该学科自身研究之间存在的是二阶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元学科”不属于该学科，而更多地属于跨学科门类。例如，伦理学表达的是对于道德实践的认识，而元伦理学则是对道德语词和道德陈述的意义和功能进行分析，它不制定是非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不告诉人们哪种生活方式更可取，和传统的规范伦理学有很大不[11]同，是在另一层次上研究伦理学中的问题。
就历史学而言，在分析哲学影响到历史学的学科理论之前，早在19世纪后期，狄尔泰、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新康德主义者就力图指出，历史学科有别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确立的自然科学，兰克学派奉行“秉笔直书”原则力图藉档案馆一手史料奠定历史学学科基础是[12]不可靠的。历史学界习惯于称这种对历史学的批判性反思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其时分析哲学尚处于襁褓中，更谈不上对历史学的影响。直到1942年逻辑实证主义者亨普尔抛出“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这一问题引发巨大争论后，分析哲学视阈中的历史学反思才走向深入。如上所述，“元历史学”的用法陆续见诸学界刊物。到1973年怀特的《元史学》问世，其间已经相隔二十多年，把怀特视为“元历史学”的首倡者实在是极大误解。
元学科具有超越本学科的外部反思特征，这与元学科和学科本身的二阶关系密切关联，也有学者认为这种二阶区分植根于类型理论（the theory of types，或译为“原型学”），但确定的是，学科与元学科各自所运用的语言陈述方式不同，这便涉及元语言学的问题。
第二，语言世界具有相对现象世界的优先性。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构成语言哲学基础，也是元学科理论的基础。元语言学是研究用来描写自然语言的元语言的理论学科，最初由逻辑经验主义者（语言哲学）塔尔斯基在20世纪40年代基于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区分而提
[13]出，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卡姆关于语言词的分类，后来又引发了[14]生活语言与人工语言或理想语言的区分。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以现象领域为研究对象，它是对现象进行陈述，陈述采用的是经验事实的语言，属于对象语言；而当研究对象指向该学科自身时，比如对于该学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等的设定和探究，实际进行的工作就是分析对象语言，据此所做的有关语言的陈述，就变成了“关于语言的语言”，即元语言。例如，元伦理学只是把已有的道德论断作为分析批判的对象，分析道德语词和道德命题，不偏袒某一特定的道德学说和体系，宣称价值中立。
就历史学的命题而言，例如，“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这是对象语言表达法，而“‘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是真的”则是元语言表达法。由此产生了对于事实和命题的真假的不同判断标准。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这句描述与事实相符，它被认为是真理，而这只是符合论的真理观。在塔尔斯基看来，这种真理观虽然正确，但并不严密。他试图从数理逻辑的角度给出一个“内容上适当、形式上正确”的定义。以此为例，他的定义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是真的，当且仅当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789年。”这样的定义中（塔尔斯基称之为“约定等式”），左边是元语言，右边是对象语言（语义真理观的表述看似更严谨，但客观上将事实的真伪问题转换为话语的真伪。当然在语言哲学看来，话语的真伪包含事实的真伪）。鉴于任何学科知识最终都必然诉诸某些概念、命题或陈述等语言形式才能呈现出来，语言分析在元理论研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一时之间，涌现出《道德的语言》（The Languge of Morals）、《生物学与语言》（Biology and Language），以及《心的概念》等一批相关成果。
元语言学的提出开掘了学科理解的新境界。对此，约尔东在《历史学与元历史学》中指出，“鉴于元理论在语义学（semantie systems）中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元学科的多数（研究）活动都采取[15]对既定学科的语言和书写采用语言学分析的方式”。元语言引入到学科研究中，绕开对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现象世界本身的直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确立了语言世界（话语体系）相对于现象世界的优先地位。
第三，历史学没有专门的学科语言，它采用的是日常生活语言，充其量是日常有教养语言（ordinary educated language）。
元学科理论既包括基于科学语言（人工语言）分析的学科理论，也包括基于日常生活语言分析的学科理论，这主要是由分析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所致。最初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使得哲学研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其始作俑者是罗素，到 20世纪30年代，塔尔斯基以及奎因等将逻辑分析扩展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过这一时期的语言分析偏重于科学语言（另一说法为理想语言，或人工语言）。而几乎与罗素同时开创语言分析方法的还有摩尔（G.E.Moore），他通过耐心、细致地推敲语句的微妙差别开日常语言分析的先河。到二战前后，以赖尔（G.Ryle）、奥斯汀（J.L.Austin）和斯特劳森（P.F.Strawson）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分析已成语言哲学的主流，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名著《哲学研究》堪称代表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发展顶峰。
就语言学的任务而论，它是要研究涵盖所有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的普通语法理论。元学科关于学科概念的语言分析澄清了其准确含义，有助于厘清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这类对学科语言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就该学科自身的活动做出论断，或者得出相关结论：这正是对科学、伦理或者历史学等等进行批评性考察的功能，阐发的结论在本质上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元学科揭示出潜在的前提，将它们置于对它们既定含义的批判性挑战之下，而且暗示出要达到精确[16]性中可能的矛盾。”但是，对学科合法性的研究毕竟不能代替学科自身的研究内容，结果元学科与具体学科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渐趋分离。实质性的问题，尤其是道德、政治和历史等领域的问题，有着社会的、文化的和理论的根源，简单地完全归结为语言问题，或者“存而不论”，并不能抹杀它的事实上的存在。纯分析哲学因放弃追求关于外部世界（相对于语言世界构成的“自成一体”的内部世界）的知识的任务而沦为闲聊。20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17]在英美发展成为显学，其影响力超过分析哲学的纯理论。其中历史社会学派的库恩和证伪主义学派的波普尔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冲击较大。科学哲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带动了以探究科学与社会关系为主的[18]科学学或“元科学”（metascience）的出现。狭义的“元科学”是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一般科学理论的概念和逻辑结构进行分析。广[19]义的“元科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全面地进行研究。此后出现了主要探讨社会学知识的科学性、研究对象和社会学研究规则[20]等问题的元社会学（metasociology），以及重在研究心理学范围内[21]科学哲学所考察的典型议题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
基于上述认识，元学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20世纪较早出现大体到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元数学、元逻辑学、元伦理学以及后来狭义的元科学等，偏重于理想语言的分析；另一类是大体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元社会学、元心理学等学科，偏重于日常语言分析。
20世纪分析哲学影响下“元历史学”的发展同时跨越了上述两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70年代，受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影响，一些历史学者在阐释自己的史学理论观念时多效法逻辑实证主义，采用形式化的语言来进行论证，比如，亨普尔的CLA模式（覆盖率模12式），波普尔的猜测和反驳图式（P-TT-EE-P），柯林伍德和阿兰·唐纳冈、冯·赖特等发挥的LCA模式（逻辑关联论证模式）、德雷的合理[22]解释模式等。虽然他们中部分论者实际上可能不承认“历史规律”“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存在，但他们对语言本身的表现力并不怀疑，只是力图将历史学的语言和表达尽可能地精准化。他们围绕“历史规律”“因果解释”“历史必然性”“历史理解”等概念的争论展开的批判性分析而形成的“元历史学”理论，被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23]亨普尔、波普尔、柯林伍德、威廉·德雷、奥克肖特、早期的阿瑟·[24]丹图等都是此类“元历史学”学者。正是围绕上述问题的激烈争论，历史哲学逐渐形成为具有自己的研究队伍和明确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
而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常语言分析学派传到美国，与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相融合。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历史学科缺乏自己的专业语言，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中所运用的充其量只是“日常有教养语言[25]（ordinary educated language）”。加上受后结构主义文法理论影响，对历史学书写语言的语义分析转向语用分析和文本整体叙事情节的形式主义分析，70年代初出现的怀特的《元史学》就是这方面的奠基性著作。该书通常被认为推动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转型，从“分析的历史哲学”转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这类“元历史学者”除了海登·怀特外，还包括汉斯·凯尔纳、安克斯密特、基斯·詹金斯、后期的[26]阿瑟·丹图等。[27]
不过，“元历史学”理论的上述转换并非单单受到分析哲学本身的影响，就历史学发展实践而论，它与战后一段时期陷入徘徊不前的“新史学”内部反思发出的“复兴叙事史”的呼唤相关。从“分析的历史哲学”内部看，则与奉行科学主义本体论的“实证派”与坚持人本主义的 “唯心派”围绕历史规律问题各执一词、难以分晓后发[28]生的分化有关。这便涉及史学本体论问题。
无论是冠以“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名的20世纪70年代前的“元历史学”理论（其拥护者我们或可称为“元历史学”的“分析派”），还是之后被称为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元历史学”理论（其拥护者我们或可称为元历史学的“叙事派”），他们都似乎坚定地批判那种思辨的、带有历史目的论和命定论特征、与现实的历史进程严重不相符的历史理论，把它作为“形而上学”的学说加以弃绝。但是，在他们苦心孤诣地寻找和构建一种堪称“历史学的导引和友人”的牢不可破的史学理论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种超历史、非历史乃至反历史的形而上学。另外，按照其构建的理论逻辑，历史学或者沦为科学性很弱、不能揭示出规律的“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或者干脆降到历史发现与历史想象参半的“历史诗学”境地，历史学在人类知识的地盘上的合理性存在和“真实”信誉最后仅仅依赖于其作为数千年发展累积的知识“技艺”。另外，20世纪的历史学实践显示，各种各样的“新史学”层出不穷：经济社会史、人口史、计量史学、性别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日常生活史、生态环境史、新文化史、医疗史……恰好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预测的观念相悖。笔者以为，造成上述理论困境以及与历史学发展实践严重背离的关键在于其语言哲学的逻辑预设，更深层地说，在于当代西方的“元历史学”回避并放弃了对科学的史学本体论的探求。二 被遮蔽的“元历史学”本体论：从观念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
史学本体论，是指历史学研究中关于历史现象存在的本源和性质的观点和理论。如果说哲学中的本体论是关于世界或存在的世界观，那么史学本体论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历史观。它涉及对历史存在、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发展规律、历史进步性、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历[29]史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限定性等的认识。“元历史学”理论想要摆脱形而上学的史学本体论（其理论表现形态就是沃尔什所说的 “思辨的历史哲学”，它总是试图寻求历史发展终极动力、普遍规律、终极解释或终极判断）的困扰和纠缠，但是史学本体论如同历史学的幽灵，它从门口被踢出去，又从窗户钻进来。史学本体论是无法回避的。受20世纪分析哲学逻辑预设影响，“元历史学”在历史学本体论方面表现出下述特征。
首先，悬置乃至否定真实的历史存在，用史学家心中观念的历史世界或者历史编纂文本世界来置换现实的历史世界。
元历史学的这种主张与它关于“外部反思”不介入历史世界本身的逻辑预设相关。就“元历史学”的“分析派”而言，他们对历史事实的悬置是从对兰克秉笔直书的历史学方法的批判开始的。在“分析派”看来，兰克倚重的历史事实不是真实的历史，这并非仅仅因为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世界一去不返难以在现实中触及，还在于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开展研究时总要遭遇到他本人的时代局限和认识能力局限，更在于作为“史实”判定重要依据的史料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记录者自身的价值倾向、情感偏好和主体选择（档案馆中的卷宗也不例外）。标榜“秉笔直书”的兰克史学本身就体现出浓厚的普鲁士专制主义意识形态。那种相信历史实在静静地躺在档案馆内等待历史学者去“发现”，或者认为可以排除“询问者”的个人偏见让“历史事实”“开口说话”的观点，只是一种幼稚的、朴素的“历史实在论”。历史研究工作是在“缄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基础上展开的，历史学家很少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按照《分析的历史哲学》一书作者阿瑟·丹图的看法，一些公认的“历史事实”产生之初并非作为事实而存在。例如，作为特定概念的“三十年战争”，其实在1648年之前并未采用，因为这场宗教性质的战争在1618年开始之时没有人知道会持续多久，而作为所谓“历史事实”的“三十年战争”其实只是关于它的言辞上的概括而已。同样，“工业革命”的概念并非与18世纪工业化进程相伴而生，而是直到1884年前后老汤因比（《历史研究》作者阿诺德·汤因比的叔父）的使用才推广开来。类似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一般人认为的所谓“历史事实”，只是后来历史学家的观念“建构”，而且它们很可能会随着后来历史学认识的变化而改变。再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说”“唐宋变革说”“江南农业革命说”等所谓的“事实”，并非“不可改变”。学界耳熟能详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共同表达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上述命题[30]的提出者柯林伍德、克罗齐之所以被誉为“新黑格尔主义者”，在笔者看来，正在于他们延续着黑格尔相同的理论思路和范式：用历史学家偏爱的、臆造的“观念”来化约乃至取代现实中的真正的历史现象。
同样，元历史学的“叙事派”不承认有作为历史事实的“过去”存在。叙事派认为，不存在作为具有解释性的整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通常说的“历史事实”已经包含了作者的一种判断，即认为它为真或为假（true或者false）。当提到“事实是……”或“事实上”的时候，这只能是言说者的主观认识，其他言说者认为未必如此。因此，关于历史事实的存在的讨论只有放在语言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如果一定要找出某种历史存在，它只能是作为单个的历史事件（historical accident），它涉及的是“实在”还是“虚构”问题（real或者fictional）。但是，单个的历史事件在历史解释中毫无用处，因为历史研究就是要说明许多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孤单的一个[31]事件显然无法履行这种认识功能。怀特认为，所谓“历史事实”始终是某种被想象出来的东西。历史只不过充当研究过去的假设模型而已。一切形式的历史编纂都包含有叙事的成分，而叙事之中离不开作者虚构，即使是在纯粹的编年体性质的历史编纂中也不例外。一个简单的连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表达出作者的某种态度。例如，《圣加尔年代记》记录中的一条“1065年亨利皇帝去世了；然后他的儿子亨利继位”。其中“然后”一词把两件事情连接起来。表面上作者未曾显示出对于人类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关心。但是，作者已经想当然地接受一种法则（即家族继承法）和一种观念（即把它当成是一种正当地支配着权威从一代过渡到下一代的原则）。正是这种法则和观念使得这两个事件发生了联系，由此构成了一个包括开头和结尾的简短叙事。这种观念往往是不易为读者所觉察的。即使是历史研究者本人，有时也未必认识到他进行解释所依赖的前提假设，或者隐含的假设。而怀特认为，必须揭示出这些支配着历史研究者的暗含的原则，这也是对于历史研究的“高度反思”（hyperreflective）。在索斯盖特（Beverley Southgate）看来，历史学家试图彻底澄清事实、通过资料获取真相的做法是在自欺欺人。根据他的观点，历史事实不过[32]是主体建构的产物，无异于历史学家的一种虚构或发明。
其次，否定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因果关联，倡导用“经验”“人性”“常理”的逻辑或叙事逻辑来把握历史现象间的复杂关系。“元历史学”悬置真实历史世界的必然结果就是不再关注历史现象的现实来源，放弃对于历史进程中各种复杂现象共生关系的因果探讨。“元历史学”的“分析派”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即“历史认识何以可能”，强调在关于历史现象研究之前先澄清历史命题的基本含义，比问题的解决更有意义。没有对历史学中“因果关系”的充分认识，历史学家是不可能发现历史因果联系的。历史现象间的关联把握其实就是靠运用“经验规则”“常理”，或者借助“人性”设身处地、移情式地体验。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分析派”的理论态度可以概括为实证主义理论模式和反实证主义理论模式。实证主义理论模式包括亨普尔的普遍规律模式、斯克里文的“常理模式”和波普尔的证伪模式。实证主义总体上接受了休谟因果观的潜在前提，认为原因与结果是可以分离、单独描述的，否则原因和结果间的联系就不会是偶然的，也不会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因果解释不仅揭示出为什么如此，而且解释为什么没有如此，或者说必须排除可能发生的情形，恰好满足事件发生的充分而必要条件。“对一个历史事件原因的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规定此事件发生的必然而充分的条件。这一原则实际上纳入了概括律模式。”由于实证主义因果观不能提出严格的、普遍的解释，最后退却到“覆盖率模式”，这就为否定因果联系的可能性留下了漏洞。另外，“分析派”的反实证主义因果观包括柯林伍德的思想重演模式、德雷的合理解释模式、唐纳冈（Alan Donagan）的逻辑关联论证模式和冯·赖特的准原因解释模式。柯林伍德把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归为作为个人的历史行为者的动机与其行为之间和他的行为及其后果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局限，第一，对于解释众多个人和群体、阶层和阶级参与的历史事件和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十分困难。第二，对于解释制度兴废、人口迁移、价格波动等中长期的历史现象无能为力。第三，有将一切想法、动机、意图泛化为“思想”的嫌疑，促成有些“意想不到的事件”（unintended result）发生的动机或意图，可能连历史当事人自己都无法准确把握，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家如何能够单凭“思想”就能捕捉到呢？第四，历史活动者本身的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不得而知，也就是说，对于制约历史研究对象的思想生成变化的因素，存在解释上的盲点。其他几位学者也像柯林伍德那样，不同程度地把因果解释纳入到历史活动者的意识活动作用中，其实质是坚持历史现象的非因果解释，放弃对历史现象的科学的因果解释。
分析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加登纳列举了四项理由来论证不可解开的因果之谜。首先，“陈述事实间的联系”未必能够确证被陈述事实之间确实存在的联系，而且并不能肯定二者之间的联系就是因果联系；简单地说，因果联系并非是历史现象之间的唯一联系。其次，支撑因果关系的根据，有时仅仅是生活中的常识，无法或者不必进行清晰的阐释，只能靠理解。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即在历史解释中，常常存在一种简单化的认定，即认为两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的推理或认定是不言自明的，或者诉诸直觉就可得出的。由此以比喻或者类比来认定两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不具有足够的可靠性。第四项理由是，历史学家寻求的是“真实世界中的潜在联系”，其中的因果关系，与历史事件本身一样，不具有普遍性，对因果关系的规律性解释在历史中是不[33]恰当的。基于这四大困难，加登纳干脆主张部分程度地拒绝因果解释。作者虽然并不赞成用非因果的方式去解释历史中的一切现象，也不承认支配非因果方式的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但是至少承认它[34]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是有用的。而历史解释的关键恰恰在于不应混淆这两类不同的解释。
但元历史学的“叙事派”认为，历史现象之间逻辑关系的推定依靠文本的形式主义分析，进而言之，更多地借助修辞和想象。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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