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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9 08: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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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之满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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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之旅(第一卷)

中华文明之旅(第一卷)试读:

前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中华文明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和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文明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文明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历史泛指世间所有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一般专指我们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演变情形。简单地说,就是对我们人类社会过去事实的记载。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在记载历史或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却往往随着人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和完善,甚至也有歪曲和捏造的成分。特别是近年来受电影、电视戏说历史的影响,许多真实的历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就给我们广大读者造成了许多错觉或误解,以为历史就是电影、电视演的那样,让我们难以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脉搏,除了具有娱乐的特点,就没有了历史的功用了。

当一个民族或者我们一个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时,那就具有强大的进步力量和智慧了。我们广大读者非常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富宝藏,显示了我们民族文明智慧的无穷魅力,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无比自豪。

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站在世界历史的潮头,独领时代的风骚。因此,我们学习民族的历史,同时也要放眼世界,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到我们民族的价值和不足,以找到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诚如伟人所说,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历史有助于我们树立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有助于我们建立民族的责任感。

因此,我们在参考了大量权威性历史著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丰富的珍贵图片,配以深沉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不仅是广大读者学习中华文明知识的最佳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人类起源

盘古开天辟地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我们国家是家喻户晓的,也屡见于史册。盘古故事虽兴于汉,盛于三国,而其思想源流却来自远古,可以说是远古的人们对自身的来源、生存、发展,乃至价值的一种索解。《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中有一段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著名学者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记词典》中称上面一段文字“颇具哲理化意味”。不错的,其中的确含有诸多哲理化的意味。略加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这里讲到了天、地、人。作为开天辟地的人(盘古),它的存在是不能离开天与地的。“盘古生其中”“盘古在其中”,显然,这里不只是一个方位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就是说,这里承认了一个事实,人只能生存和生活于天地之间,离开了天地这一生存环境,人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依据。其二,所谓“神于天,圣于地”,讲白了,就是得天之神韵,得地之灵气。“人”怎么从混沌走向清明,从根本上说就要从天地(大自然)中吸取养料,这话也是很富于哲理的。其三,与天地俱进的观念。在这段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的思想是,天是变的,地也是变的,人是随天地之变而变的。“一日九变”,这里说的变,就是发展,就是成长。“我从哪里来?”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是在告诉人们,“人”从天地中来,就是说,人是大地之子,人是上天之子,“经万八千岁”---实际上是更久长,“人”渐渐地变而为真正的“人”。

比上面这段话更积极更有价值的是民间的传说。明代周游著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这样写来:(盘古氏)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开。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这里真正说到开天辟地了。自然给予盘古的那个天地原先并不是十分完满的,需要盘古去加以改造。盘古的“将身一伸”、“或用斧劈,或以凿开”,正是这种改造活动的具体表现。再说,这里说的改造活动也不是凭一时之勇,它要求盘古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即所谓的“久而天地乃开”。正是这种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精神,使盘古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高大起来。一些专家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盘古代表着上古人群体的形象”,那是一点不错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盘古,自以为是盘古氏的后代,道理也正在于此。

更为有趣的是,盘古的形象是天人合一的。盘古生于天地间,一旦死去,又回归于大自然,化成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这段描述应当说也是“颇具哲理化意味”的。盘古之生,乃“神于天,圣于地”,从天地中汲取精华,壮大和发展了自己,而一旦至死,又会全数回归于天与地,化成大自然间的风云,雷霆,日月,江河,地理,田土,草木,金石,珠玉,雨泽。这是最完整、最彻底的回报。这可能是远古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朴素也最真切的理解了。

这些年来,对盘古形象的研究渐趋旺势,认识上也各不相同。

归结起来,一为“外来说”,二为“本土说”。“外来说”认为,盘古形象来自境外。有些专家认为,印度古经典《黎俱吠陀》载,宇宙间万物都是“大人”创造,盘古氏实际上是从“印度大人”演变而来。还有专家说,盘古是巴比伦巴克族(Bak)之名的音译。而大多数专家则认为盘古是中华这块古土上土生土长的,是我们民族远祖的某种形象的活的描摹。

有专家指出,盘古大神从远古土地神“亳社”转化而来。“亳社”是山川万物的造物主,是无所不能的,盘古亦如此。“亳”转音为薄、蒲、蕃、潘,双音则为薄姑、蒲姑、蕃吾,又可转音为盘瓠、盘古。盘古既为土地神,那么,他能通于天人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另有专家指出,盘古即传说中的盘瓠。《搜神记》卷三:“昔高辛氏时,有房王作乱,忧国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赐金千斤,分赏美女。群臣见房氏兵强马壮,难以获之。辛帝有犬字曰盘瓠,其毛五色,常随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经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见之大悦,谓左右曰:辛氏其丧乎!犬犹弃主投吾,吾必兴也。房氏乃大张宴会,为犬作乐,其夜房氏饮酒而卧,盘瓠咬王首而还。……帝乃封盘瓠为会稽侯,食会稽郡一千户,其后子孙昌盛,号为犬戎之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也略同。当然,许多专家早已指出,文中所言“犬”并非真是一只狗,而是以“犬”为图腾的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他带领自己的部属,帮助高辛帝(即中原地带的部落联盟首领)平定了房王(另一部落联盟首领)的叛乱,于是受到高辛帝的褒奖,创建了后来的所谓“犬戎之国”。如果那样,盘古则是“南蛮”的祖先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些专家以为,盘古实际上是龙文化的象征,是中远古文明的象征。《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如果这一记述无误,那么“龙首蛇身”的盘古无疑是中原远古祖先的化身了,从其呼风唤雨的本领来看,他是远古时代一个首领级的人物无疑了。

远古神话传说是对混沌时代的一种朦胧的追忆,它虽然有着太多夸大和扭曲的成份,但如果我们能用心吹去覆盖在远古史实上的厚厚沙土,那么,由此而追寻远古祖先的某些踪迹还是可能的。我们从盘古形象中,还是看到了我们远古祖先勤奋、勇敢、大度、洒脱的品性嘛,而这些正是盘古的子孙们所应该承继和发扬的。

巫山人元谋人

巫山,横亘于四川、湖北两省的边境,北与大巴山相连,远远望去,活脱脱是一个大写的“巫”字,于是,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称之为巫山了。长江在巫山间穿行,这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

绚丽的长江三峡,不仅以其迷人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界,而且以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文化而震撼中外。

世界著名的东非大裂谷,谷底为河湖沉积发育,有着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哺乳动物的化石,是科学家们探寻人类起源奥秘的理想处所。无独有偶,长江三峡与东非大裂谷一样同属世界范围内造山运动活跃时期的产物。两地虽然地隔万里,但有着惊人相似的地形、地质、地貌结构。长江三峡地区海拔高度适中,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罗棋布。这里,应该是古人类繁衍的理想处所。

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先后云集于三峡,希望在这里有所发现,发现从猿走向人的踪迹。其中有英国的欧文,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格兰,他们到三峡地区作了考察,并发表了作品,但没有发现中国最古人类的化石。幸运没有降临到这些国外的考古学家的头上。

幸运终于降临到了一支年轻的中国考古队的头上。经过苦心的开掘,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考古队员终于在三峡地区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4万年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含有两颗臼齿的下颌骨一块,新生出的恒门齿一枚。

考古队员们欣喜异常,将这里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巫山人。

现在,幸运的巫山人的后代可以对自己的远祖“巫山人”展开尽情的、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了。

也许是在200多万年前气候发生突变的缘故吧,茂密的森林变得稀疏了,垂手可得的树头的果子不见了。一群原先在树头鲜蹦活跳的猴子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生存的危机和死亡的恐惧。

怎么办?

也许,绝大多数的猴子为了保守“祖宗章法”而坚持在树头。结果,等待着它们的只能是一场悲剧。

也许,有少数的猴子试探性地跳下了树头,走向了空间更加广阔的草原。

正是由于这关键性的一步的迈出,现在被人们称为“巫山人”的那一群猴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在树头生活,活动的方式当然是爬行和攀缘,到了草地上,为了观察和探视,必须直起身子行走;当年在树头植物的鲜果垂手可得,而现在必须利用工具去追杀比自己弱小的生灵,或者想方设法去采撷果实;过去常年寄居于树头,过着“有窠氏”式的生活,现在必须利用三峡地区星罗棋布的溶洞,过洞天福地的新生活。……

事实证明,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在“巫山人”当年居住过的溶洞中,我们发现了他们尸骨的化石,同时,也发现了足以证明他们已经由猿变成人的粗糙的打制石器,发现了他们食用过的,后来基本消亡了的116种哺乳动物尸骨的化石。

或许是同时,或许是稍后,迈出这样关键一步的还有远在云南省北部云南盆地的“元谋人”。这是滇中高原上一个最低的盆地,海拔在1100米上下。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位地质工作者,在元谋县城东的上那蚌村附近的一个山麓小丘上发现了两颗化石积度很深的人的门齿化石。这是同一个成年男性个体的牙齿,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经鉴定,这是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这就告诉我们,170万年前,这里的猿群中的一部分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走上了“人化”之路。

科学证明,“元谋人”是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由于自然界的剧烈的变故,他们艰难地从树居生活转向了地面生活。他们既要顺应自然,还得利用自然界的物体,如树枝或石块作“工具”,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工具渐渐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在出土元谋人牙齿的同一地层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打制的粗糙而简单的石器工具。《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一书的编者胡尔克说得好:“认识了某些工具的性能,进而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达到自己目的的自然工具,这就已由猿的范畴进入了人的时代了。制造工具是区别人和猿的根本标志。只要能利用一块石头把另一块石头打制成工具,不管这工具多么原始、简单,它就标志着由猿进入了人类的时代。”

同样的进程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进行着。2002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有中外百位著名人类学家参加的双沟国际科学考察年会上,中科院向新闻界通报说,李传夔教授在双沟松林村村东南处化石地点发现一件至今在亚洲时代最早的长臂猿化石,上面仅保留三颗臼齿,其性状完全不同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发现的长臂猿。这种长臂猿是后来的“双沟人”的远古祖先,生活在距今1000多万年前。在双沟,后来又发现了江苏境内最早的双沟下草湾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十分相近。专家们结合新近在双沟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作出惊人的新推测:双沟发现的长臂猿与北京猿人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而双沟下草湾人又是北京猿人的后裔。也许是历史的某种机缘,双沟长臂猿的后代子孙到北方兜了一圈以后,重又回到了地处江苏双沟的老家来了。考古证明,双沟地区在历史上也发生了从森林环境向草原环境的转化,双沟人顺应了这种转化。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江苏双沟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一部分猿类(可能是双沟醉猿、江淮宽齿猿和人猿超科未定种中的一种)在这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转化。

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着,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多元的,中华古土本身就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原始的狩猎者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依存于石头的。如果说人类有着300万年的发展史的话,那么,用石头来防身,用石头来猎物,至少占据了290万年的时间。而石器之外的骨器、陶器、铜器的出现,最多只有一万年。事实上,骨器、陶器、铜器、铁器出现以后,石器仍然存在着。看来,石头要与人类相始终了。

人类从动物群中走来。当猿从树头走向草原,走向平地以后,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肉食在食物中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自然的生存欲和发展欲使原始人懂得,要在平地上在强者如林的草原上要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有强壮的体魄。而要有强壮的体魄,又必须肉食。这从根本上说不是个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个实际得不能再实际的问题。

原始的人类一代一代地生存着,又一代一代地发展着,发展成了勇敢的狩猎者,尤其是男人。而获取狩猎者资格的手中的武器,就是石头。不是简单的、自然状态下的石头,而是经过打击、改造过的石头,我们称之为石器。

在山西芮城西侯度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石器。石器有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

在陕西蓝田县出土的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尖状器、石球,还有一些无以名状的石制工具。

在北京周口店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的石器有了更大的进步。北京人的石器原料有脉石英、绿砂石、石英岩、燧石和水晶,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为最多,这也是与狩猎有关的吧!

在贵州观音洞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的石头制器有3000多件,原料为燧石、硅质灰岩、细砂岩和火成岩,石器分为刮削器、端刮器、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同样以刮削器为多。石器不只加工一次,还加工二次,以至于三次,多次。

石器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狩猎攻击能力的提高,意味着猎获物的逐步丰富。

山西芮城西侯度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简单,所获猎物并不怎么丰厚。在遗址中有切割痕迹的鹿角和烧烤过的动物骨骼。有趣的是,由于猎物太少,不能满足西侯度人的生活需要,于是,他们常将骨头敲碎,吸食其中的骨髓。这种情况到了蓝田猿人时代就改变了不少,他们食用的动物食品有三门马、大熊猫、野猪、斑鹿、剑齿象、中国貘、爪兽、硕猕猴和兔等,而且数量大为增加。中期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生活环境有了不小的改善。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如剑齿虎、肿骨鹿、硕豪猪等绝灭了,人类的食谱中不见了这些动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去少见或不见的动物,如野马、野驴、赤鹿等。在大同盆地边缘生活的许家窑人,以野马为主要捕猎对象,他们因此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猎马人”。在他们生活的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以吨计,可见其肉类食物之丰富。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发明了弓箭,以石头为箭头的箭可以在百步之内击中猎物,这样,捕猎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使用了箭的峙峪人和河套人,在捕猎野马、野驴、野羚羊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可以以遗址大宗的动物化石为证。

由于捕猎物的增加,使远古人类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进而促进了人体本身的发展。就拿脑容量来说,其发展速度也是十分显见的。蓝田人的脑量平均为780CC,比南方古猿的脑量(430~700CC)增加了。到了北京人时代,脑量最高的已达1225CC,最低的也有859CC,以所获的六个头盖骨平均计,也有1059CC,与现代人的平均脑量1400CC也相去不远了。其他如身高、体重,体重的减少等方面,也都随着狩猎业的发展、肉食量的提高而有所进步。

不错,古人类是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的。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一直走了几百万年。

山顶洞人人种

大约距今18000年以前,在“北京人”曾经长期活动和生活的北京周口店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从龙骨山下流过的坝儿河虽然仍然存在,但水势小了,变成为一条孱弱的小溪,到了冬天,常会出现干涸现象。以前曾是湖泊或沼泽的地方,变成一处处小水塘,水塘里生长着青鱼等淡水鱼类。平原上出现了一些干旱多沙的地区,时常可以看到鸵鸟在那里昂首阔步。龙骨山上的树木稀疏了,但不远处还生长着森林,斑鹿、狍子、野猪出没在森林里面。山下的辽阔的草地上,奔驰着野马、羚羊、野兔。这个时期,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里,生活着一群被称为“山顶洞人”的原始人。近世发掘出来的这批原始人头骨的化石,以其奇特的相貌引起世人普遍的关注。

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对这些人类化石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

著名的人类学家魏敦瑞对头骨化石考察后认为:其中一个男性头骨经测量很像是某些西欧智人的化石,一名年纪大一点的女性头骨的化石很像美拉尼西亚类型,一名年纪轻一点的女性头骨的化石像是爱斯基摩人类型。这位魏敦瑞教授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山顶洞人不是土著的,与土生的“北京人”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他们是外地迁来的居民,因受到原住当地的蒙古人种的攻击而最后绝了种。

因为魏敦瑞在国际人类学界是极具权威的,因此后来不少人都因袭其说。

依据山顶洞人洞穴中没有什么像样的石制工具这一事实,有些科学家顺着魏敦瑞的设想作了推断,认为在与当地蒙古人种的械斗中,外来的山顶洞人是失败者,而与之斗争的蒙古人种是胜利者,“胜利的敌人是不会空手而回去的,因此所有山顶洞人精制的成形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以及一切可使用的杂物,都被当作胜利品扫数掳去。”

当然,这样分析是并不怎么具有说服力的。

山顶洞是山顶洞人的“家”,那是谁都不会怀疑的。这个“家”是自上而下的“三层楼”。除洞口外,分为上室、下室、地下室。上室深约8米,宽约12米,是山顶洞人们日常生活、栖息的地方。下室在洞穴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是山顶洞人死后的墓葬之地。地下室在下室的深处,是一条南北长约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隙地带,是山顶洞人的贮藏室,包括植物及动物。山顶洞人的头骨发现在下室中,也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墓室中,刚出土的时候,头顶向上,稍向左方倾斜,看得出是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和顺序安葬的。如果山顶洞人是在与本地的蒙古人种斗争中被杀死的,那么,在当时十分野蛮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暴尸荒野,而相反要加以很好地礼葬呢?

至于对山顶洞人的相貌,人们也认为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中国的人类学家吴新智对权威的魏敦瑞先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魏氏对山顶洞人的三个头骨过分强调了其差异而对其共性估计不足。实际上,三个头骨都比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征,有的则与今日蒙古人种相近。他们都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吴新智认为:“山顶洞人可以看作是上述几种人的共同祖先,并不是几种人聚集到了一个山洞。”

而不少学者则对山顶洞人之谜回答得更干脆。他们认为:山顶洞人头骨从形态观察上讲有着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以及有下颌圆枕等。可以肯定,山顶洞人是蒙古人或黄种人的祖先。他们头顶圆横,前额比较饱满,眉脊已不明显突出,脸型和鼻型已与现代黄种人接近,吻部也不再向前伸出,下巴已经明显长了出来,比起他们的老祖宗“北京人”来,山顶洞人可以称得上是“五官端正”了。

河姆渡人

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名著《历史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样一个概念。他讲到了大海和陆地,讲到了人: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人们历来相信这话。但是,河姆渡人的活动给了黑格尔论断以重重的一击。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不能“超越土地限制”吗?不!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吗?不!

生活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人,他们是中国水作农业的代表。那里出土的稻谷的外形、颗粒大小都已经接近于现代栽培稻。对河姆渡人来说,土地应该是他们的命根子,但是,他们却“超越土地限制”,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走向了世界。

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地处江南的宁绍平原。这里河湖交叉,是著名的“水乡泽国”。解决水上交通成为他们生活上最重要的事务。船,是这里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在当时条件下,木制船只的制造大约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和规模。

从河姆渡出土的房屋建筑形式及结构看,它的建筑技术上水平已相当的高。在木结构的交叉连结上,河姆渡人开始突破捆扎式,那采用榫卯工艺,其中有柱头榫、柱脚榫、梁头榫、带梢钉孔榫,以及平身柱的透卯、转角柱互成直角的卯和企口板。这些榫卯制作精巧,结构科学,而且能根据构件的不同受力情况进行处理。这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而这种奇迹般的建筑技术,除了用之于房屋建筑外,必然为造船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条件。从种种迹象看,当时的造船业是有一定规模的。

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河姆渡人制作的大型船只,但我们却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木桨,有桨必有船,那是十分肯定的。

1973年,在河姆渡晚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件用整块木料加工而成的木器。上部截面略呈方形的柄部已残断,下部如柳叶形,中间厚而外侧稍薄,两侧并不对称。残长为16厘米,宽5.3厘米,厚1.5厘米。从制作方法、形状及使用后磨损状况看,这显然是一支船桨。

1977年,又在河姆渡出土了6支船桨。都是用整段木头加工而成的,十分的坚固。柄部粗细适中,断面有圆形、方形两种。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减薄,制作精细。其中一支残长有92厘米,另一支残长有62厘米,其他大、小不等。

但是,我们敢断言,这些还不是河姆渡人的代表作。他们走出大陆,走向大洋大海,需要的将是更精巧、更有分量的鸿大制作。

在遗址中,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两件模仿的陶舟玩具。一件为方形体木舟玩具,另一件舟体看起来好像半个月亮,俯视略呈菱形,两头稍尖而微上翘,头部下还附有穿孔小耳,形态逼真。这两件精美的陶舟艺术品,反映了河姆渡人与舟的密切关系。

在河姆渡人遗址中,有大量水生动物遗骸。这些水生动物,不仅有生长在内河的,还有生长在大海中的鲸鱼、鲨鱼。他们能出海捕鲸、抓鲨,不只说明他们造船和捕鱼能力的高超,还说明他们有着一种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别样的文明。正如张自成、钱治在《复活的文明》一书中指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与中原风格迥异的早期海洋文明。”

中华文明源流

的确,所谓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美丽的梦,而编织这一梦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尊为中华史学之父的司马迁。

子承父志,司马迁要编一部中华民族的进化史,可是,首先使他苦恼的是“太古”时代史料的缺乏、紊乱。杨朱认为:“太古之事灭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五之争或隐或显,亿不识一。”他一连用了“若存若亡”、“若觉若梦”、“或隐或显”三个不肯定形容词,目的无非是要把“太古”历史时期从历史序列中抹去。这是一种对民族的始祖抱虚无、迷惘、玩忽的消极态度。这时,司马迁站出来了,他是有责任心的,他要从无头绪中理出头绪来。

司马迁跑了许多地方,“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江,南浮江淮”,但还是不行。三皇五帝的传说纷纭得很,也讲不清。经过几度反复,他决定一笔把“三皇”抹掉,独独突出“五帝”,而“五帝”中的第一帝就是黄帝。黄帝打败了炎帝,擒杀了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为五帝中第一帝,后四帝是“黄帝二十五子”中的某子某孙某玄孙。五帝之后的虞、夏、

、周,也都是黄帝子孙,这样一来,大一统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人们一直相信司马迁为当时人和世代子孙编织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梦。

可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梦,在20世纪以来的百年考古面前显得不怎么站得住脚了。

就拿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来说,它像满天星斗,撒落在祖国的大地上。元谋猿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这些直立人分别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着,说是某种文化之源,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源。西侯度人生活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他们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他们来自何处?可能就来自当地的一种类人猿。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东缘,生存年代距今约为170万年。他们的生命之源何在?可能就是当地一种纤细型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山西的西侯度人,与云南的元谋人相差约10万年,他们之间很难说有什么传承关系。还有更古一点的巫山人,也不见得与元谋人、西侯度人有什么源流上的纠葛。这样看来,在几百万年前,中华古土上的人就表现出多源态势。

后来进入智人阶段,有马坦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他们之间有的有些许的传承关系,但更多的是各为源头,独立发展的。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拿起了新石器,过起了定居生活,向社会更高的文明度迅进。

从河南许昌的灵井文化遗址,到陕西大荔的沙苑遗址,到山西北部怀仁县的鹅毛口文化遗址,到山东滕县的北辛文化遗址,到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遗址,到黄河南岸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到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到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文化遗址,到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到东北兴隆洼文化遗址,到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文化,到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遗址,到福建闽侯县昙石山文化遗址,到西藏东部昌都县的卡若文化遗址,它们之间有的有着某种文化传承关系,有的则自有源头。自古并非大一统这一事实,现在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辽西的红山文化是令人震惊的。在辽宁喀左县东嘴红山文化遗址连续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祭坛遗址,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金字塔”式大型文化建筑遗址的发现,都令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另外,良渚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反山大墓、汇观山大墓的面世,彻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认识上的传统格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更令世人震惊,其中有着无数的国宝。其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历数千年而栩栩如生。让世人除对当时青铜铸造工艺水平惊讶万分外,还对其独特的美学表达能力叹为观止。其他如青铜神树、钝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环视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的多源,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论。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多源”与“一元”是不矛盾的。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这段时间,黄河流域拥有了比其他地区更优越的自然环境。气候温和,降水量相当于现今的长江流域,黄土高原土壤疏松,水土无流失,这样,生产力就跑到了其他地区前面,文明程度也高些。其他地区的文化为华夏地区的文化所影响、改铸、吸纳,渐渐地形成了起于多源而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一元”文化。

文明进化

“北京人”用火

“北京人”的发现,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世纪大发现。

1929年,时年25岁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起了北京房山县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中,他惊喜地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一下震惊了全世界。要知道,在当时,全世界所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骨,只有“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

1936年,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发掘达到了高潮。中国另一位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的发掘活动,接连发现3个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又一次使世界为之震惊和激动。

从地下发掘出的石器及动物化石可以推知,“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当时的周口店一带草木繁盛,有着大量的湖泊和沼泽。在湖泊和草原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和植物。我们的“北京人”经常靠捕猎水牛、羚羊等动物为生,偶尔也能捕猎到剑齿虎和其他大型动物。除此之外,许多植物的根茎及果子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

如果将“北京人”的遗骨加以复原,他们的相貌大致是这样的:前额平低,眼眶上缘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像屋檐一样遮盖着眼睛。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厚一倍。脑容量平均为1000多毫升。他们的肢骨已具有现代人的形状了,在使用上臂时几乎和现代人一样运用自如。他们的下肢虽然还有些屈膝,但已经能直立行走了,甚至可以快速地奔跑。

那么,“北京人”是怎样生活的呢?尤其要紧的是,他们能不能使用火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采集“北京人”用火遗迹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厚达几十厘米到几米的灰烬层,看到了烧过的朴树子、木炭、烧石、被烤的石器,看到了烧过的鹿角及其他各种动物骨骼。朴树子被烧后呈灰白色;烧石和被烤的石器上布满龟裂纹和斑驳的痕迹;烧过的鹿角有裂纹;烧骨数量最多,除与烧过的鹿角一样有多种色泽外,还有发出蓝色和蓝绿色的。通过这些,我们大致作出这样的结论:原始人捕猎第一,“北京人”估计还没有能力摩擦生火,但他们懂得引进自然火种。引进自然火种所用的燃料有:大量的草本植物,此外还使用树枝作柴,带有油脂的兽骨也常用来作为燃料。

第二,“北京人”不仅懂得引进自然火,还懂得控制火、保存火。“北京人”居处的灰烬不断增加,在第四层灰烬厚度达到4米,这已经足以说明他们能够控制和保存火了。

第三,“北京人”使用火的一大成果是熟食。大量朴树子的发现,本身就证明他们在烤食植物种子。被烤黑了的各种动物骨骼更是证明他们将肉食品也烤熟了才吃的。当然,火除用以熟食外,原始人用火还可用以御寒、照明,洞口点上火,还可用以防御野兽侵袭。“北京人”用火的被证实,一下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

可是,在种种证据前,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有人从洞穴的一个角落里采集到少量样品,说明这仅仅是自然火,不是保管和使用的火。

为了证实北京猿人的确会使用火,从2001年10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沈承德等人另辟蹊径,利用地球化学方法---元素碳进行使用火的研究。火燃烧后都会留下某些“蛛丝马迹”,除了常见的碳屑外,还有碳丝、微晶石墨和炭黑等,这些都属于游离碳,肉眼一般看不见,通常被人统称为“元素碳”,元素碳极易和其他颗粒物相互吸附在一起。沈承德认为,“元素碳可以作为一种示踪剂,来显示北京猿人究竟是否用过火”。

研究的结果显示:所鉴定的大部分土样和动物骨头的碳含量都比较高,比天然火燃烧要高出一到数个数量级。沈承德长期在瑞士进行古人类学术研究,看到实验显示后说:“这么高的浓度,只可能是就地产生,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用火后留下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对这一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对于周口店猿人地点用火遗迹的研究,元素碳可能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

恩格斯认为,人类学会使用火,是比蒸汽机的发明更伟大的事件。这样看来,“北京人”仅此一项,其对人类的贡献就非同一般了。

我国农业起源

关于农业的发明权问题,是古来人们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亦称厉山氏)发明了农业,还有人说是炎帝之子名“柱”的那个人发明了农业,周人则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从而发明了农业。讲法虽然很不相同,但都承认中国人民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

在诸多神话传说中,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故事最有意思,也最能让人信服。

关于神农氏的传说故事很多。清马骕《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王嘉《拾遗记》卷一云:“炎帝(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汉唐地理书钞》辑《盛弘之荆州记》:“神农生于随县北界厉乡村,内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皆动。”

神农为了发明农业,吃尽了千辛万苦。《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云:“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述异记》卷下谓:“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世本》云:“神农人身牛首。”

应该说,史籍提供的关于神农氏发明农业的种种资料是十分珍贵的,神话故事中的一些说法和一些情节,又刚好与考古发掘相契合。

第一,寻找种植植物的种子。

神话故事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天雨粟”说,上帝从天下起粟雨来,神农“遂耕而种之”,于是以粟为种植的主粮。二是“丹雀衔九穗禾”说,此丹雀看来是一只神雀,它衔来了良种“九穗禾”,于是,“帝乃拾之,以植于地”。三是“尝百草”说,在神农发明种植前,所有植物都属于“百草”之范畴,神农通过“尝百草”,选出了良种,“耕而种之”。

三种说法中,以前两种为虚妄,多神话色彩,与实际难符,而第三种说法是实事求是,也是与历史事实相符的。在没有发明农业之前,什么可食,什么不可食,什么可种,什么不可种,不太清楚,要研究,要尝味,要选择,看来,人类最后选定的一些农作物,是长期实验的结果。

黄土地区土壤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中原地区的原始人看到大量野生狗尾草的祖本,将其采集、选择,一步步培育成自己的主粮粟子。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半坡的出土物中就有大量的粟子,显然是刚从野生狗尾草驯化过来的。

南方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南部的神农氏们就采集当时也许遍野都是的野生水稻祖本,进行驯化培植,使之成为南方人的主食。湖南澧县梦溪乡八十当远古文化遗址发现的两粒半古稻,属于1.4万年前的物品,这正是处于野生水稻祖本和现代水稻之间的正在驯化的水稻。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明智而有生命力的。

第二,“耕而种之”。

种植植物意味着对植物进行管理、看护、培育。关于神农氏的传说中,说神农有田一顷二十亩,内穿凿井九口,用以灌溉和护理。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看护和管理手段,只是没有写出来罢了。

原始人对驯化中的植物的看护,可以参照一些少数民族的方法。鸟兽的侵害是原始农业的大敌。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用篱笆把植物区围起来,或派人看守。广西十万大山地区的瑶族农民在地上插一根竹竿,上头挂有穿孔的竹筒,微风吹来,呱呱作响,禽兽听而生畏,就不敢前来吃庄稼了。这些方法原始人应该都用过。至于凿井灌田,更是重要的植物驯化护理的方法。

第三,农业工具的发明和改进。

神农“作陶冶斧斤”。陶冶,指陶器,制陶技术,它是与农业、定居同步的。可以说制陶技术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有制器工场和陶器。

至于“斧斤”,那应该是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农业工具。《诗·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析薪,可以指把荒野中的树木砍伐掉,也可以指把树木分解开来作柴使用,都离不开斧。而这斧,正是神农氏发明的。

这一点已在原始人居住的遗址中得到了证明。在当时条件下,离开了斧要砍伐树木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裴李岗和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许多的石斧,一般都取材于砾石,比较厚重,呈梯形和长方形,两面磨刃。除少数直接操作外,多数装有木柄。普列汉诺夫认为:“石斧最初是没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学得确凿地证明,斧柄对原始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我国的先民到仰韶文化期已经攻克了这一“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这在世界上无疑是先进的。

神农“为耒耜锄耨”。除对驯化植物进行护理外,土地的耕作是最为重要的,于是神农氏在实践中发明了“耒耜锄耨”,使土地能为植物提供更多的养料和生长条件。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密县峨沟北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都距今八九千年,当时耜耕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火耕时期,盛行用一种尖棒播种,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发明了耒耜。耒有单齿和双齿之分,耜与耒相似,只是耜冠是板状的。在浙江余姚河姆波还发现过木铲,发现了大量骨耜,石耜就更多了。耒耜的发明和改进,大大提高了农业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裴李岗和磁山等遗址已经出土了精致的石镰,呈拱背长条状,通体都磨光,刀刃部有细小的锯齿,柄部较宽,且往上翘,下部有供拴绳用的缺口,说明石镰安有木柄。这一发现说明镰刀使用的历史十分古老。还有一些地方发现有蚌刀作随葬品的,可见镰刀不只有石制的,还有蚌制的。

我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无论是神话传说,文字典章,还是地下发掘,都证明我国早在八九千年前就进入了农业社会,至于作为农业发明者的神农氏,恐怕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稻谷起源

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稻米有两种基本亚种,一种是籼稻,被称为印度稻;另一种是粳稻,被称为日本稻。另有一种非洲稻,那是籼、粳齐全的。一提到水稻,人们就会想到这三地是其发源地。

是这样吗?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最雄辩的,多多少少的地下发掘资料证明了,水稻发源于中国,至少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之一。

较早时,人们认为华南地区是我国稻谷的发祥地。在广东省曲江县著名的石峡遗址中,发现了为数相当可观的稻作农业遗存。石峡下文化层中有些火烧过的草拌泥(墙壁涂料)中,或灶坑边烧过的硬土块中,都有许多稻壳和稻草碎屑。有的灰坑中还发现有零星的炭化稻米。有九座墓葬中随葬品中有稻谷或稻米,发现时已与泥土凝结在一起成为团块。根据鉴定,这些稻谷和稻米均属于栽培稻,包括籼稻和粳稻两种亚种,而两种中又以籼稻为主。鉴于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且大小不一,反映当时品种不纯,种植技术也还比较原始。

据此,相当一段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岭南的两广地区是水稻发源地,长江流域的水稻品种和水稻种植技术是从岭南传播过去的。

华南大部分地区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料十分丰富。当时野生的稻类植物可能到处都有,人们完全可能通过采集走向种植,事实上也已经走向种植。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在那里,其他可口的食物,包括水果,漫山遍野都是,华南人为什么偏偏会偏爱于水稻?要知道,培植水稻比起采撷果品和种植果树来,要困难得多。就是说,作为远古时代的华南人来说,没有迫切必要发展稻作农业。偶尔或少量种植一些,是可能的。石峡遗址的先民就可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试着种植的。

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但这种揣测被后来大量的长江流域的地下发掘证实了。

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使人惊讶,在其第四层4000余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存在着稻谷、稻壳、稻草的堆积,最厚处有1米以上,经过换算,稻谷总量高达120吨以上。稻谷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籼亚型种中晚稻型水稻。这证明,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已经学会了大量种植水稻。

后又在长江流域发现了新石器中期的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华。

古蜀文明消亡

三星堆遗址是距今5000年至30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在着三种面貌不同而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距今5000年;第二期为距今3700年上下,约相当于夏商之际;第三期距今为32OO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到

西周

早期。三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遗物中,有大量玉质的璧、圭、璋、琮,这些都是祭祀用的礼器,还有作为牺牲用的动物骨渣和象牙。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遗物中,有应为辟巫模拟像的青铜人像。其中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铜像面部表情肃穆,端庄威严,极具王者风范,而龙袍上两条飞龙,虽经数千年仍栩栩如生。三星堆还出土了不少青铜面具,最大的纵目面具宽1.38米,高0.65米,眼睛呈柱状突出16.5厘米,耳朵张开为扇状,似为“千里眼、顺风耳”。另外还出土了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树高384厘米,分为三层,每层有三条枝,每枝站一鸟,鸟下踩火轮,与传说中的扶桑树完全相合。鸟为金鸟,火轮即太阳。其造型之奇特,结构之复杂,装饰之华丽,内涵之丰富,在先秦植物造型中首屈一指。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遗物中,有一些金器。金器的含金量达85%以上,其余含量为银,杂质含量仅为0.3%,显示了十分高超的冶金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纯金权杖,长142厘米,上刻有三组以鱼、鸟、人为内容的细致纹饰,这可能是古蜀国国王的权杖。

这些都昭示了:在中原文明和荆楚文明发祥的同时,早在大约5000年前,在西蜀地区,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到商帝国时代,西蜀也不是什么“蛮夷、落后之地”,它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完全可以与商代青铜文明相比美,二者只在伯仲之间。

然而,这一切又留给人们诸多的谜。

谜之一: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几种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谜之二:“巴蜀图语”代表什么?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被人称为“巴蜀图语”,它代表着什么呢?专家们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原始文字,有的认为是族徽,有的干脆认为是图画,还有人认为是某种宗教符号。三星堆人宗教观念十分鲜明而强烈,现今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以至于铜器,都与宗教活动有一定联系。据此,不少专家以为是宗教符号或族徽。

谜之三: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也就是说这种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呢?

一种看法是:三星堆文化受其他地域文化的一定影响,但从主体而言,它是卓然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三星堆一期文化是这里最古老的文化,从成都平原出土的玉器为证,它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某些文化的影响。在商代,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它代表了长江流域文明的最高成就。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它比黄河文明还早,这一发现,再一次证明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三星堆文化与黄河文明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是黄河文明的一种传承。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看了出土玉、石、陶各类器物的照片后称:“这些器物证明了: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一些专家认为,中原文化与西蜀文化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我们不能低估商人的能力和商域的规模,通过商业交往,中原文化完全可以渗入西蜀地区。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从三星堆两座器物坑若干青铜器的考察出发,主张:“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传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依此说,商的势力和商的文化的影响已达成都平原。

一种比较公允的看法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还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结论是:这一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产物。

谜之四:三星堆古蜀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怎样?关键在于: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绝大部分专家认为,说古蜀国附属于中原王朝,现在还缺乏文字资料和考古学资料的佐证,从大量出土文物的个性特征看,它极有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并已建立起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意识十分浓烈,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三者的兼而有之。

谜之五:古蜀文明和古蜀国为何突然消灭?

从发掘情况看,古蜀文明至少存在和发展了二三千年,而且文明程度在同期的中国和世界上都应属于前列的。但是,后来又为什么销声匿迹了呢?不少学者提出了荒灾说、战争说、瘟疫说或自动迁徙说等说法,但都略嫌证据不多和不足。

根据土色土质分析,这里的地层可划分为16层:1~6层分别为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8~16层分别是从商末周初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间第7层是一个厚20~50厘米的富含水分的淤泥层。这一淤泥层中出土有贝壳、水生物化石等,这就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假想:一场洪水一夜之间使古蜀文明突然消亡。

人类驯养家畜

神话中的伏羲是充分神化了的。他的形象就很特殊,有的说他“龙身而人头,鼓其腹”,是雷神的化身。有的说他是雷神之子,“蛇身人首,有圣德”。据说,他是人间很多物事的肇始者,尤其是“取牺牲以充庖厨”,说明他是人工饲养动物的始祖。

这位人工饲养动物的始祖是何许样人?一直是个谜。有些画家把他画成骑在虎背上降伏猛虎的英雄,看来那只是种想象。实际上,伏羲“伏”的并不是猛虎之类的巨兽,而是猪、鸡之类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的家畜。

人类之“伏羲”起于何时,成于何地?远古时代的考古发现作了绝妙的回答。

伏羲必是新石器时代人的代称,那是毫无异议的。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处于“迁徙往来无常处”的状态中,就不可能豢养任何家畜,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生产的发展使建立定居的村落有了可能,磨光石器的使用,陶器的发明,使远古人类的狩猎能力有了不小的提高,狩猎所得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有所盈余,于是把这些暂时不吃的捕得的动物豢养在住宅里或住宅旁特定的地方,久而久之,便有了驯育家畜的习惯。人类驯育家畜大概已有了六七千年到一万年的时间。

在诸多动物中,首先驯化的是猪。家猪的前身是野猪。野猪烈性甚强,生长于森林之中,出入于草原之上。野猪是杂食性哺乳动物,体肥而腿短,大嘴前长有两根大獠牙,极具冲击力和杀伤力,对人也很有威胁力。但是,猪在各类动物中有它的优势:其一,体态肥胖,肉量大,捕杀一头可供应相当多的肉量,这在原始社会时期是极重要的;其二,猪是杂食性哺乳动物,营养价值高,这一点原始人在吃猪肉过程中一定是体会到了的;其三,猪繁殖快,一次可繁殖十数头,这对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正是这些利益上的原因,人类冒着野猪野性发作上的危险培育起家性猪来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野猪和家猪无大分别,只是家猪的獠牙不若野猪发达。”獠牙退化的过程,就是猪驯化成功的过程。

早在公元前6000年的山东滕县北辛遗址中,发现有很多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坑,在这些坑中不只一次地发现了成堆的猪头骨。在一个深约1.2米、底部凸凹不平的坑中,接近坑底处集中堆放着6个猪下颌骨,其上还用石板覆盖了起来,可见是十分珍视的。在磁山遗址,在裴李岗遗址,都发现了家养猪的踪迹。

北方的伏羲们注重于养猪,南方呢?南方的伏羲同样十分重视养猪。在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了猪的骨骼化石。在遗址中,我们还发现了形态毕肖的陶塑小猪呢,这进一步证明了猪与人们生活的紧密关系。

除猪之外,狗是较早被驯化的动物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狗是最早的家养动物,至少在一万年以前就成了人类的伙伴。”

从生物学上讲,狗的近期祖先是狼。但是,早在人驯化狗之前,家狗的前身野狗早已从狼中分化出来,野狗是狼中最温顺的一支。人为什么最早选择狗来驯化呢?其一,狗比其它动物易于驯化。如果猎得小狗,在6~8周之内它的行为和生理尚未充分发育,这时极适宜于驯养和建立感情,这在其它动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其二,狗有丰富的感情---亲热、友好、高兴、兴奋、悲伤、痛苦、愤怒、恐惧,都能较好地表达出来,因此狗最能讨人欢喜。其三,狗能干,它的能干程度也是其它动物难以企及的。狗可以打猎、可以看守、可以警戒、可以牧羊、可以玩赏、可以表演、可以导向,还可以拉橇耕田,人与狗结成伙伴,这一点看来是做对了。

在磁山遗址中,有许多狗骨化石。当时,狗除了可以用来助猎外,也供人们食用。那些相当破碎的狗骨,看来正是人们食用狗肉以后又将狗骨敲碎,吸食其中的骨髓的明证。

除猪、狗外,人们早期驯养的还有鸡。

在原始社会时期,在浓密的森林里,在开阔的草地上,以至于在灌木丛中,栖息着野生的鸡形目动物。它们在夜间利用自己短而圆的翅膀飞上树头去休息,白天则在地面上取食、交配。鸡的驯养一方面来自对鲜美的鸡肉的向往,同时又因为大而营养丰富的鸡蛋也是一种可口的食品。人们养家鸡,最后倾向于把鸡类作为卵用鸡,人们对蛋的兴趣会比鸡还大。

在磁山遗址发现了明显已经脱离原鸡状态的鸡的标本,其双翅和双脚的进一步退化也十分明显。这是我国最早饲养家鸡的明证。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这也证明人类驯养家鸡已有了8000多年的历史了。

看来伏羲氏真正是一个群体。南方的伏羲氏和北方的伏羲氏们一种动物一种动物地驯化着,经过千百年的驯化,人类驯养的动物越来越多,人类庖厨中的美味也越来越丰富了。

陶器发明

当我们来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遗址时,我们着到的是陶器,陶器,还是陶器。历史把我们带回到了公元前六七千年的那个时代---一个真正有所发明的时代。把平平常常的泥土,经过人为的加工,使之成陶制品,成为原始人的生活必需品,它的意义怎么理解也不为过。

问题在于:我们的原始人怎么想到制作陶器的呢?也就是说,中华大地上第一只陶罐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记得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过:

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就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恩格斯的这段话一直为人们所引述。其实,恩格斯是在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其他一些著作后得出的结论。他的意思是在说:人们最初使用的是用植物的藤蔓编织和将树木挖空后制作的容器,这种容器的最大缺陷就是渗水性。对怎么防止渗水,人们一度一筹莫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把容器的外层涂上了一层粘土,粘土干后,把容器拿掉,也能起到盛物和防止渗水的作用了。正如英国的文化学家柴尔德说的:“可能是因为一只涂有粘土的篮子,偶然经过火烧,就成了不透水的。”

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它讲的是一种偶然。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反映,必然性只能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承认偶然性的同时,还要学会捕捉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近些年来,人们对陶器出现的必然性作了认真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林少雄在《人文晨曦》一书中指出:“对于史前人类来说,对陶器器形的发明和和制作工艺,也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困难的。因为要做出第一只陶器,必须要有以下观念上的突破:首先要有需要保存和盛放物品的意识,因为人类最初的物质创造,莫不与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密切相关;其次要有一定的空间意识,即自己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既要有一定的封闭性,可以盛物而又不遗漏,又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即可以放入或取出物品;此外,这个空间必须是圆形的(至少是准圆形的),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考古发掘,还从来没有发现一件除了圆形之外的其他形状的陶器。而所有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一定要经过长期的思索和摸索。”从一定意义上讲,第一只陶器是人们长期思索和摸索的产儿。

在陶器的制作上,大致有那么几种:一是捏制法。就是用手把泥团捏制成一定的器物形状,然后制作成一定的器皿。这种制作方法比较粗糙,不规则。二是贴筑法。将粘湿的泥团捏成片,再一片片地贴在某一物件上,烘干后就成了一件陶制品。三是盘筑法。将陶器的普遍使用,意味着人们食用熟食的开始,这就使人类的智泥料搓成条,从下往上盘绕成形,然后力与体力有了飞速发展。拍打、压抹完成。这三种中最常用的是第三种。

陶器对于人类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有些专家把陶器盛行的时代称为“陶器时代”,那也是不无道理的。

嵩山古文化

中国的远古文明是多姿和多彩的。有学者把龙山时代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历史状况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然而,这“满天星斗”最后奇迹般地汇集到了中岳嵩山周围的所谓“中国”之地。

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走向嵩山呢?关键在于:这里有着优越适中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土肥水美的生态环境,四方辐辏的文明轴心。而数千年文化的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历史底蕴。

从考古资料看,嵩山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活动的理想地区。洛阳凯旋路旧石器文化遗址,三门峡旧石器文化遗址,说明早在数十万年前就有嵩山人在这里生存、劳作、繁衍。

新石器时代早期,与嵩山地区有着极为丰富的考古发掘。那时的嵩山人已经生活在精心构筑的村落里,过着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定居生活,并饲养家畜,进行渔猎。使用非常精致(相对而言)的石磨盘、磨棒加工粮食,能够制造多种多样的陶器、石器、骨器。墓葬中随葬刻符龟甲和骨笛,表明当时的嵩山人已经有较高精神生活水平。

新石器时代中期,嵩山地区人类聚落更加密集,经济文化更加发达。人们开始用厚而高的夯土墙护卫自己的聚落,居住在地面起建的多间一体的房屋中,使用着绚丽多彩的陶器,陶器上用黑、红、棕等染料描绘着太阳纹、月亮纹、花卉纹、几何纹。石器多经过精细的磨制,种植粟、稻等农作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嵩山地区社会发展又有了新的成就。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铜块、残铜器、熔铜坩埚,表明人们初步掌握了冶铜技术,开始迈向金属时代。那时已发明了水井,城堡增多,在登封王城登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个夯土城墙,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城内有用人作牺牲的夯土建筑。新密古城寨城址,夯土城墙尚保留在现今的地面之上,城址面积将近1.8万平方米。平粮台古城约3.4万平方米,城门旁有用土坯砌筑的门房,城门路土下埋有排水陶管,城内有建筑在夯土台基上的土坯排房,城内还发现了铜渣块。在新砦文化遗址,发现了颇具“王气”的陶礼器,有了青铜礼器和工具。

嵩山地区连绵不继的古文化长链,把一个地区古代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发展轨迹,勾勒得脉络清楚、历历在目。这对其他地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而持续的向心力,使各地的“无数英雄竞折腰”。

大汶口文化据泰山,临大海,兼大陆与海洋文化之优势,纵横驰骋,北越渤海登陆辽东半岛,南走黄海直下江南杭州湾。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它就积极参与中原逐鹿,大举西进,实现了临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大交融,为中原大地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就在大汶口文化大举西进之时,以长江中游为根据地的屈家岭文化也积极参与中原逐鹿,向着原本属于仰韶文化的南阳盆地一带推进。据有南阳后,继续北上,其影响直达嵩山南北。屈家岭文化据长江腹地,扼南北通衢,是当时稻作文化的主要代表。它越过淮水上游,直指黄河中游,把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体系进行了沟通,有力地推动了中原文化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杜金鹏先生在《华夏文明之根》一文中说:“三种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文化在嵩山地区的聚汇与融合,亦即来自海岱地区、江

平原、中原腹地三个人群集团的聚汇与融合,对于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强劲的激化和推动作用。”

这当然是就主体而言的,其实,嵩山地区还吸收和融入了若干周边地区的其他文化因素,如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西北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还有一些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文化因子。

可以这样说,在中华大地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嵩山地区那样,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那样,能广泛而大量地吸纳来自各地的文化精华。这既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作为世居嵩山的先民来说,又必须有一种广为吸纳的宽广胸怀。四面八方的文化潮流,蜂拥而至,是抵拒还是吸纳,这本身反映了一方居民的气度和胸襟。嵩山先民以其特别开阔的胸襟和特别浩大的气度,吸纳了四方文化,并将这些文化投入到嵩山这一文明炼炉之中,经过汇聚、碰撞、交融、升华,逐步形成了华夏文明。

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无穷尽地感谢嵩山地区的先民们。

原始城市

谈到城市的起源,一些专家认为不能不谈及原始社会氏族制的村落。那时的村落,相当于一个氏族或氏族联盟的聚居地,为了安全,为了自卫,必须要有防御措施。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说:“距今约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氏族村落的周围已开始用濠沟作为防御措施,村落已有合理的布局。”这种“防御措施”,后来就一步步地发展成为城市。

这样看来,城市从乡村走来。

可以看一看西安半坡遗址,遗址略呈椭圆形,居民点南靠河流,北边有弧形的壕沟环绕。河流和人工开凿的壕沟把整个村落包裹得严严实实,人们可以利用这些防御设施放心地制造陶器,在窖穴中存放粮食和舒心地生活。在河流和壕沟之间,朝东和朝西北,有两个缺口,可以作为村民进出的通道,相当于日后的城门。

临潼姜寨遗址的状况也如此。氏族村落西南靠河流,北、东、南三面被人工壕沟环绕。壕沟正东有缺口,西北沿河也有缺口,是人为留有的通道,作为村落的门户。西部临河边为制陶区,壕沟以东有氏族墓地。村落中心为广场,是氏族集体成员集会、娱乐的场所。周围分为几个部分,每部分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干小住宅,门口都向着中心广场。

在这里,就孕育着未来的城市。杨宽先生认为:“这种以大屋子或广场为中心的居民点布局,面向东方的向阳通道,南边靠河流和北边挖壕沟的防御措施,同时又以河流作为水源,并在周围分设制陶区、窖穴以及氏族墓地的办法,都是为了适应氏族集体生活的安全的需要。这种有计划的布局,就是后来城市的萌芽。”

在村落的格局中有着“后来城市的萌芽”,并不等于说所有的原始村落后来都发育为城市。事实证明,原始村落的发展是两极化的,一极是由原始村落发展成为未来的乡村,另一极是由原始村落发育成为未来的城市,二者相比,发展为未来城市一极要小得多。

只有在条件极为优越的某些地方,“城市的萌芽”才能发育成为真实的城市。

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史前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吧!城由夯土城墙、护城河、城门和城内夯土台基几部分组成。城垣的平面为圆形,外圆直径为325米,内圆直径为310米,墙周长约一千米,城内面积为7.6万平方米。城外的护城河,东南北三面都是利用自然河道,西面为人工河道。现存护城河最宽处达35米,深约4米。在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开一城门,基本上是对称的,在城内的最高点,也是城址中央部位,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成片的夯土台基,为房屋建筑的遗存,可见当时住在城内的人还不少呢!城内还发现有道路、制陶区,城内北部有公共墓地。在长达千年的变故中,城墙几经兴废,几度修建的痕迹十分清楚。

属于龙山时代的城堡有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内蒙古包头河善、凉城老虎山,湖北石首走马岭,河南安阳后岗等,其中最完整最具典型意义的要数淮阳平粮台的城堡遗址了。

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城市,每边长185米,城内面积为3万4千平方米,如果包括城墙部分,总面积为5万平方米上下。但这所城市十分坚固,墙体很厚,墙基处宽约13米,残高3米多,顶部宽8~10米,如果加以复原,所需土方大约不小于4万立方米,工程十分浩大。

全城坐北朝南,方向为磁北偏东6度,几乎与子午线重合。南门较大,为正门,设于南墙正中;北门很小,又略偏西,看来是后门。这种格局明显是精心设计的,它所体现的方正对称思想一直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大特点。

在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对平粮台城堡作了中肯的归纳:城内有较高级的房屋建筑。现在仅挖掘了十几座房基,都在东南角,看来还不是主体建筑。但即使如此,也可看出这些建筑的非同一般。这些房子都用土坯砌筑,而且分成一间一间的,是分间式建筑。一些房子用夯土做台基,房内有走廊,比一般村落的房子讲究得多。由此可知城市内的居民主要是一些有地位的人,还可能相当部分是贵族,是统治者。否则他们是难以调集那么多人力、物力的,造那么坚固的城防工事本身说明了问题。那么多上档次的建筑,本身说明了人口的密集,这也是城市的标志之一。城内有较好的公共地下水道设施。这是人口密集的必然结果。当时供水的水源看来主要是水井,发现了5米多长的排水设施,整个长度当然不止于此。这段下水道正通过南城门,埋设在距地面0.3米的深度。水道本身由专门烧制的陶管套接而成,每节陶管长35~45厘米,直径细端为23~26厘米,粗端为27~32厘米。每节细端朝南,套入另一节的粗端。整个管道是北端即城内稍高于南端,可见此下水道是为解决城内废水向城外排放而设置的。地下排水管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用水量的巨大,也间接地告诉我们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原始村落中,设置地下排水管是没有必要的。城内有严密的防卫设施。有了城墙,还需要考虑城门的管理。这座城为了防卫的需要专门设置了门卫房。门卫房用土坯砖砌成,有两间,东西相对。两房之间的通道宽仅仅为1.7米,那样便于门卫把守。门卫房中看来日夜有人把守,因此,里面有灶面,可为门卫作炊事,吃饭睡觉都在里面了,如在冬季,还可升起火盆,用以取暖。严密的门卫,再加上高高的城墙,在当时条件下,足以应付一切来犯之敌了。城内还有一些手工设施。在城内的东南、东北、西南都发现了陶窑,说明制陶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从陶制地下管道看,在制陶业内可能还有了分工,有了专业的制陶工人。在城市东南角的第15号灰坑内还发现了铜渣,说明当时在城内已有了炼铜工场和制作铜器的工场。是否还有其他手工作业呢?一定有,只是至今没有发现罢了。城内有宗教活动的遗迹。在城西南角内侧埋着一大一小两头完整的牛骨架,看来是杀牲祭奠的遗迹。城内发现一些小孩埋葬,有瓮棺葬、土坑葬、灰坑葬,其中有些明显有祭奠的遗留。

对城市的解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解释为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有“城”必有“市”,“市”是人们集中交换自己的产品的地方,也就是工商业有相当发展情况下交换发展的产物。另一种是解释为防卫。《墨子·七患》:“城者,自守也。”从平粮台城堡遗址看,二者的功能都齐全了,但是,究竟以何者为主,从现有条件看,是难以定夺和下断语的。

城市是走向文明社会的一道门槛。城乡的对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以及贫富的进一步分化,都孕育了新生的城市之中。解剖平粮台城堡遗址,使我们感受到文明社会正踏踏走来的脚步声。

大禹鸟田

禹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中国民众心目中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族英雄。据传,在舜时,实行“三岁一考功”的奖励制度,结果每次评出20人中,都有禹的名字,而且大家一致公认“唯禹之功为大”。历代老百姓称禹时,不直呼禹,而呼之为“大禹”,在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么个“大”字的,能有几人?

大禹之功,在于治水。帝尧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让禹的父亲鲧去治水,结果九年无成,被杀。后来,众人举禹治水,禹忧民之忧,当时禹初娶涂山女为妻,儿子启刚生下,禹耳听“启呱呱而泣,而弗子,惟荒废土功”。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后人称赞大禹之功,认为:“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左传·昭公元年》)意思是说,最应该表彰的是大禹之功,它的恩泽久远,如果没有大禹,我们这些人都将变成水中的鱼了!

禹之功不只在于治水,而且在于治水以后的发展农耕。据说,大水平定以后,大禹就“尽力于沟洫”。也就是致力于整顿河道,使之能适合于农业生产,并且“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是说他亲自带领大家开垦荒地,种植庄稼,开荒,种地,需要劳力,于是禹“令民归于里闾,其德彰彰,若斯岂可忘乎?”他要求由于水患而流离失所的乡亲们各归自己的“里闾”,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这是最重要的。

禹功成后,铸九鼎作为立国重器,象征九州康泰平水,富盛繁荣。而九州之中,禹亲自垂范发展农事的,要数会稽一带了,这就是所谓的“教民鸟田”。

大禹治水了结于何处?这在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据传,禹治水毕,“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日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又说,“禹在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这就很明确了,大禹的晚年是在“江南”度过的,这个“江南”具体指的是“会稽”,即今绍兴一带。所谓“巡狩”云云,实际上是考察,是指导工作。掘司原迁掌握的资料,越王勾践就是“禹之苗裔”,“盖有禹之遗烈焉”。大禹的子子孙孙留在了越地了。

一些越地的地方志则写得更具体细致。《宝庆续会稽志》:“剡溪古谓之了溪,《图志》谓禹治水至此毕矣。”“了”,有完了,完毕的意思,“了溪”标志着全国治水可以“告功于天下”了。《嘉泰会稽志》:“禹疏了溪,人方宅土。”宅于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那是要有条件的,至少要征服洪水,大禹做到了这一点。《龙宫夺碑》:“沧海之隅,会稽巨泽,惟禹之功,人生始籍。”这也是讲大禹为世居于“会稽巨泽”边的人们创造了安居乐业的条件。《越绝书》称:“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多茅山为会稽。”与《史记》上讲的差不多,只不过把茅山与会稽串连了起来。

种种迹象表明,大禹在越地的确做了不少事,而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教民鸟田”了。《越绝书》上说:“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这是讲大禹的为人和业绩。大禹为了使广大百姓“居之者乐”,而甘愿当“为之者苦”,于是,就着手“教民鸟田”。何为“教民鸟田”呢?这倒要花一番查考才能搞清的。

关键是要搞清何谓“鸟田”。原来,在古代“鸟”与“岛”可互代。《尚书》中说到“岛夷”,在《史记》中都写作“鸟夷”,《辞经》的解释为:“古岛字写作鸟,读为岛。”大禹的“教民鸟田”,实际上应该读成和写成“教民岛田”。通俗地说,就是把“岛”开辟成为“田”。

古越地的会稽山下,有那么多“岛”吗?有的。地质学家证明,在当时的会稽山下有众多大小不等的沼泽平原,从南向北缓缓倾斜。南部高度可达十余米,北部沿海地带只有1~2米。平原内部除了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湖泊外,还有数百座崛起于深厚的冲积层上的孤丘,也可称之为孤岛的吧!这些孤岛原来是无人去耕种的,耕种后能收多少也是个问题。现在,踏遍了九州大地的禹发出了声音,一定要把荒岛变成良田。

大禹教民在孤岛上种植稻谷。由于这些土地都是生荒地,还没有经过施肥变成熟土,大禹就让大家采取古代沿用的种一年养一年,种一丘荒一丘的办法,实行轮作制的耕作方法。《越绝书》上说的“小大有差,进退有行”,指的就是轮作制。轮作过程中哪块地该进,哪块地该退,都得有个顺序,大禹是有经验的,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古越民在大禹的率领下,“获鸟田之利”,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大禹要他们“莫将自使”,即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要把“鸟田”实验推广开去,《越绝书》写道:“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是说,越地海滨的老百姓,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鸟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后来,海潮后退,一个个的孤岛联在了一起,成为万顷良田了。可见,大禹对于古越乃至全国发展农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越地人民是不会忘记大禹的,他们用种种方式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越地人民在山阴县西北约45里处建造了禹庙。在会稽县东南七里处建有禹祠。在会稽县南12里处建有大禹寺。在会稽山上有大禹陵。另有禹穴一处,疑为大禹墓地,当年司马迁就“上会稽,探禹穴”。后有人说,禹穴为大禹藏书处。

另外,还有传说中大禹用过的石船、石帆、铁履、铁屐。还有大禹的硅璋璧佩,还有禹剑,还有禹井,禹饮泉,都是为了纪念这位远古时代的伟人。这些,也可看成是对大禹“教民鸟田”的一种回报。

井文化

“井”是中国先民的一大发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人们必须傍水而生存、繁衍。可自从发明了水井以后,生活的范围就大大的拓展了,在原先没有水源的地方,只要凿上几口井,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周礼》)“改邑不改井。”(《易经》)中国的传统观念视井为命根子,把“离乡背井”看成是人生一大苦事。问题是:穿地取水、凿土为井,究竟起始于何时呢?井的发明权究竟该属于谁呢?

关于井的发明,在我国的文献中有种种说法。

根据《史记》的说法,是舜发明了井。舜的父亲瞽叟,是个不太讲理的人。舜母死后,瞽叟娶了后妻,又生了个儿子。“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为了杀舜,“瞽叟使舜穿井”,试图让舜下到井底的时候“下土实井”,把舜杀死在井下,哪里知道舜是有先见之明的,打井时同时打了条地下通道,井被填死时他早就从地下通道逃出来了。这样,井就被舜发明了出来。《吕氏

春秋

·勿躬篇》的说法是“伯益作井”。伯益是舜时东夷的一位部落首领,相传他是助禹洽水的最大功臣。后来,禹当政时曾想把位置让给他,他怎么也不肯,二人相持不下,最后伯益避居于箕山之北,并在民间发明了井,造福于世人。

上面都是史书上记载的关于井的发明的故事,时间都说是在舜的时代。看来,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从考古发掘资料看,井的发明的确在大约5000来年以前。

在苏州城东15公里的独墅湖一带,这里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水草丰美、人口稠密的地方。就在独墅湖的湖底---当年是一马平川,在仅3.2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发现了近百口土井。据考古分析,这些土并存在于5500年前,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古井群。

在这些古井群旁,还发现了大量制作精巧的黑皮陶罐,每一陶罐顶部有两个小洞,可能是为了便于携带,也可能是为了穿上绳可打水。

在河南汤阴白营发现了一口约4500年前的古井。此井深达11米,可称得上是深水井了。井壁用木棍自下而上层层叠起,累计有46层。木棍交叉处有榫,使两根木棍之间能固定起来,对保护井壁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上往下视,木棍层层相压,成“井”字形,由此可见当时井字造字时是像实物之形的。

在汤阴白营古井的不远处,有陶窑,并有水沟通向窑边。

在汤阴白营古井底部有不少陶制水罐,罐子上有绳络的痕迹,可见那是汲水陶罐。

其他,在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矬李、江苏吴县澄湖等处都发现有5000年前的古井。

古井的发现纠正了人们的一个长期形成的观念,即以为井的发明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其实那是不确的,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从古井的实际情况看,井的发掘主要还是为了陶器制作。陶器制作需要大量的水,而水源往往是个极大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北方。于是,我们的先民想出了掘井一法。有了井,又有了泥,那么制陶就随处可行了。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河北邯郸涧沟的井为土井,建于陶窑附近,并有水沟通向窑边的和泥坑,看来是为制陶时淘泥用的。”苏州独墅湖的古井旁有着同期的大量陶器,看来以井水制陶也是势所必然的,不然;在3.2平方公里的小范围内,食用水说什么也不用百来口井。

当然,我们并不排斥井水的食用价值。《周礼·地官》有言:“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区就是以井为基本单位的。九家人家(九夫)共用一口井,有四口井就组成一个村邑。有三十六家人家共用四口井,组成一个村庄,一切也都可以了。

砖的发明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原始人所居的房屋的墙面是泥制的。在河北省武安县的磁山遗址,发现不少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房屋的半地穴的地面部分的墙都由泥拌上柴草制成,再以木柱支撑,就成了很是实用、大可遮风躲雨的房屋了。

也有考究的石制建筑,那是神坛。神坛是神圣的,在层次上它被视为大大高于一切民居,因此一般使用十分考究的石料建筑。红山文化建于5000年前的大型祭台,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上部用石块铺砌而成,周围用石片镶边,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河卵石。这一石建筑十分考究,是任何民居不能望其项背的。

石料少,采石难,民居不能用石料。但是,随着原始人生活条件的改善,房屋的规格在提升。最早的民居开间小,低矮,用料可以差些。如河北武安县的磁山遗址的先民住在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中,面积只有六七平方米,但经过二三千年的发展,人类的居室普遍增大到20来平方米一间,房屋的高度也提高了不少。于是,对建筑材料的要求也提高了。可以说,砖的发明是应运而生。

也许是偶然的发现,也许是受了制陶技术的启示,到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先民们发明了土坯砖,发明了烧制红砖。

这也有一个过程。

在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汤阴白营遗址、安阳后岗遗址和淮阳平粮台遗址,都发现了用土坯砖砌的房子和墙。先民们先将泥拌上水,然后调匀,搅拌,使之发粘,就用一次方式制成土坯。将这些土坯晒干后就可以砌墙或房子了。在一块土坯砖与另一块土坯砖之间必有缝隙,他们就用黄泥加以粘接,使整个墙面连成一体。

在上海福泉山遗址和浙江余杭大官山遗址,砖的质量则大为提高了。先将泥水搅拌后制成土坯,那是一样的,但这里又加了一道工序,就是将土坯在火中加以烧炼,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红砖。不过,火候显然还很不够,不少红砖中间还是夹生的。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制作十分精美的陶器,不知为什么不去用同样的方法烧制砖块,这始终是一个谜。也许砖的用量要数百倍于陶器,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能力用窑烧制砖吧!

当时的砖墙所用的砖的规格还不怎么划一,可能出自许多人之手,就是一个人所制的砖,在没有统一模子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砖也不会是一样的。王油坊、白营、后岗等遗址的土坯砖一般长在20~50厘米间,宽在15~38厘米间,厚在4~9厘米间,宽、长、厚都可以相差一倍以上。可见,当时的随意性是很大的。淮阳平粮台遗址的土坯砖就整齐多了,那里土坯长32厘米,宽27~29厘米,厚8~10厘米。砌成墙后凹凸面就小得多了。在砖的规格化上,上海福泉山遗址和浙江余杭大官山遗址所用的砖,规格也不怎么整齐。

为了填补墙面的不平,也为了使整个墙面连成一体,砌成墙体后在墙面都抹上草泥。后来,人们发现了石灰石矿,加以开采,烧成石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还发现了烧制石灰的石灰窑。将石灰抹在墙面,使墙面光滑平整,质地坚硬,颜色净白,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就是说石灰的应用已经有了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原始村落布局

原始的初民走出洞穴以后,就住进了由他们自己打造的村落中。

村落处处可见人为的斧凿之痕,也许是为了安全,村落都由一条外环围沟包裹着。这些外环围沟,一望而知是人工挖掘的。从半坡遗址情况看,外环围沟需挖去上万方土才能建成,可见为了整个村民的安居,初民们是不惜劳力的。在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那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

外围沟内的主体建筑是初民们的居室。可以看出,凡是有原始村落的地方,房舍的排列都是错落有致的。从一些村落的布局看,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房舍环成圈形,北边的房屋门朝南开,东边的房屋门朝西开,西边和南边的房屋的门分别朝东和朝北开。总之,都背对围沟,面向中央广场。第二,所有的房屋都可以归入一定的“群”中,一“群”中都搭配有大、中、小三种房型。第三,房群又可细分成一定的单元。

这样看来,村落,房群,房屋单元,这些原始初民精心设计的构架,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人群走向,是很值得加以研究的。

我们可以以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的村落为例,进行剖析。

姜寨村落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部分。居住区位于整个村落的中央,居住区与窑场区和墓地区有深浅不一的壕沟分开。在东南部,越过壕沟就有两片墓地,西面靠近河岸边是一个不太大的窑场。这样,生活、生产和丧葬被分割得十分清楚了。

姜寨小型居址面积一般都在20平方米以上,比起北方最早的小型居址来,条件是大大改善了,最初发现的小型居址只有5~7平方米,现在在面积上大约增加了三倍,屋室的质量也比原先有所提高。每个小型居址内都有火塘,可供2~4人起居所用,可能还可多住些人。这是个标准的小家庭的住所,是最小、最基础的社会单位,中国最早的“家”的概念应该就产生于此。

五至六个小型居址很紧密地结合成一个群体。在这个社会群体中有一间中型居址,面积在20平方米到40平方米之间,有的还超出40平方米(这由这一群体的实力来定)。室内有大一点的火塘和土床,有的还有2个土床以至更多的土床。可供10人以至于15人居住和活动。它的附近有窖穴,表明食物的贮藏与分配权利掌握在这个共同体内,而最小的家庭范围内是没有这种权利的。这一群体在先民的生活和生产中可以发挥相对独立的作用。

大型居址多在70平方米以上,最大的有近130平方米的。在大型居址的室内也建有火塘和土床。这里除了可以供一些人日常起居外,还是举行集合和特别仪式(祭祀、丧葬、成年等仪式)活动的场所。它是仅次于全村的第二级的共同体。在一些大型居址附近还有牲畜圈栏和牲畜宿场,窑场是重大的工程,也为这一级组织所拥有,事实上低一级的组织没有能力去制陶。在姜寨还发现了我们国家至今发现得最早的黄铜残片,冶铜技术更复杂些,非得有全村通力合作不可。

姜寨的聚落一共分成6个相对完整(生产与生活设施齐全)的组群。

考古专家作了这样的分析,上述由居址反映出来的几级组织,反映的应该是家庭、家族、氏族、胞族四个级别。胞族相当于村落,下面几级都统辖于胞族之下,而如果通俗地讲,那就是大家庭与小家庭。当然,当时的小家庭还是不完备的,甚至不稳定的,与现代意义上的小家庭不可同日而语的。

远古民俗

礼俗兴起

在汉文字中,玉解释为美石。玉与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玉器制作工艺,照理应是磨制石器工艺的延伸和升华。石可切割、打制、磨制、钻孔等,玉同样可以作如是加工法。

在现今发现的远古玉器中,加工方法大体有裁料、成形、做孔、雕刻花纹和抛光等工序,这些都源于石器的制作,只是在制作时更精细和更花费时间而已。比如钻孔,玉器一般用双面钻,石器也取双面钻,钻孔一般用管钻法,即以竹为管料进行钻孔,石器也该是如此的。在这些方面没多大的变化,从工艺角度看,进步也不太大。

关键还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由于它的出现,改变了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风貌。胡尔克在《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中认为:“玉虽也是石头,但不是普通的石头。玉器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政治观念、等级制度、宗教情感、礼仪风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心理上对玉器怀有深深的崇敬感和神秘感。所以说,同为石头,二者却有着绝然不同的意义。这差别是人类器具制作及思维意识方面的巨大的飞跃。这个飞跃标志着玉器时代的诞生。”

不管玉器是否可称之为一个时代,它的文化价值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别的我们可以不说,单就反映社会的礼仪风俗上,玉器的象征意义是巨大的。

玉器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

在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发现玉钺8件,均为扁平梯形,上部有管钻的圆孔,没有磨出刃口,说明并不是实用器,而是良渚人用来礼神的礼器。发现7件玉璧,最大的一件直径为23厘米,厚1.4厘米,玉质呈绿褐色,间有青白斑纹,表面抛光,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玉琮发现6件,皆内圆外方,上大下小,孔由两面对钻,线条匀均,图案繁密,琢玉工艺精湛。其中有一件玉琮,在湖棕色的玉质上,以精确的减地法凸出四块方座,以四角为中线,各刻一组兽面纹,四面有16只展翅欲飞的鹳鸟,每只只有人的指甲的一半大小,其羽毛丰满,翅膀、尖喙刻纹纤细,炯炯有神的鸟眼,像一颗细小的圆润珍珠,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原始人的作品。另外,还发现有4件玉杖首,象征墓主的权力和地位。发现的一件玉带钩,出土时位于人骨架的腰部,说服是非其人莫属的专用品。在福泉山良渚文化大墓中,还有人殉葬或用人作祭品的。这些都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在这个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构筑的高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者,绝不是普通人物。

在反山良渚文化墓地,玉器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玉器多达3200件以上。玉器的品种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物、杖端饰、冠状饰、锥状饰、三叉形器、半圆形冠饰、镶嵌端饰、圆牌形饰等。出土时玉器放置的位置基本上相同,头骨上方为玉冠饰,胸腹部放置玉琮,一侧放玉钺,玉璧多置于腿脚部。这是一个专为一些人堆筑起来的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的熟土堆。其中有墓葬11座,排列整齐有序,墓穴均比较宽大。随葬品少则数10件,多者数百件。从墓葬的规模和丰富的随葬品来看,它并不是一般的氏族或部落的公共墓地,墓主应当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正如发掘报告说的:“墓地的主人是一批部族的显贵,他们已经成为凌驾于部族一般成员之上的特殊阶层,或为巫觋,或为军事酋长。”当然还可能有一些在部族中很有威望的长老阶层,还有一些对本部落具有特殊贡献备受尊荣的人。

就是一些玉制的饰物、饰品,也反映着它的主人的身价和地位。

在反山墓地第16号墓葬出土了一件玉冠饰。它由浅黄色透闪石敕玉琢成。造型呈蝴蝶形状,形体扁薄平整,中间部分向上高耸突起,顶部正中有一个微起的突脊。两侧向旁边平伸,似蝴蝶之翅膀,下端内折弧收。该体最大特点是通体透雕,以透雕与阴刻相结合的手法在正背两面琢出相同的神人兽面纹图案。神兽居中,透雕大圆眼,外框以重圈和弧线三角形画眼眶和眼角,扁圆鼻子,大阔嘴,内有一对獠牙。神兽两侧各刻一神人像,神人四肢张开,上肢上举,下肢作蹲状。这样的蝴蝶形镂空玉冠饰,充分显示了其主人的威武、权势和充满神力,岂是一般人所能冠饰的?

在考古发掘中,这样的冠饰每座墓只有一件,出土时都位于墓主的头部。而那些墓本身是非同凡响的,其身份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余杭的反山遗址中,还发掘有三叉形玉冠饰、牛首形神人兽面纹玉牌饰、玉鸟、玉鱼、玉龟、兽首玉镯、玉项链等,这些都不是一般人的饰物和佩物,是与氏族社会后期的社会分化联系在一起的。

玉版玉龟相叠

凌家滩的玉器,几乎件件都有神话般的故事,几乎件件透出着丰富的远古时代的历史信息。而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叠压在一起的玉版和玉龟。

玉龟分为背甲和腹甲。背甲两边各对钻两圆孔,两孔之间雕刻凹槽,背甲尾部对钻四个圆孔。腹甲的两侧与背甲钻孔对应处也对钻两圆孔,腹甲尾部对钻一圆孔,这些上下对应钻孔是为了拴绳固定之用。

另一件是玉版。为长方形,正面略带弧形,琢磨三条宽约0.4厘米、深0.2厘米的凹边。玉版长11厘米,宽8.2厘米。在玉版的正面,围绕着中心,刻有两个大小相套的圆圈。在内圆里,刻方心八角形图案,内外圆之间,有八条直线将其分割为八等份。在每一份中,各刻有一个箭头。在外圆和玉版的四角之间,也各刻有一个箭头。在玉版的两短边的边沿,各钻有5个圆孔;在无凹边的长边钻有4个圆孔,有凹边的长边钻有9个圆孔。

玉版中心与内圆相接的方心八角形,按照传统的解释,它是太阳的象征。八角是太阳辐射的光芒,这说明玉版图形与太阳有着密切的关系。

玉版大圆与小圆之间的8个箭头和四角的4个箭头,是图形的主体部分。在天文学上,大圆往往代表宇宙、天球、季节的变化。如将大圆与周天旋转、季节循环相联系,那么箭头的数量4和8就有了实际的意义。中国古代习惯于以北斗七星的位置变化确定季节,也用其他季节星象或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来确定季节。因此,我们有理由把玉版大圆所刻出的八个方位看成与季节有关的图形,事实也如此。

玉版图形中的四方和八方,正与《周易》中的四象和八卦概念相合。四象和八卦,在季节上的概念,相当于农历的四时八节。四象(四时)相当于春夏秋冬,八卦(八节)是四时的再分割。

玉版的八方图形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形相配,符合我国古代的原始八卦理论。玉版四周的四、五、九、五之数,与洛书“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中央”相合,玉版图形表现的内容应为原始八卦。出土时,玉版与玉龟叠压在一起,说明二者关系密切。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敬国先生在《朝鲜圣地凌家滩》一文中指出:“可以证实,早在53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河图、洛书的观念。远古没有文字,人们使用钻孔、画圈的办法计数,记载时节。因此,河图、洛书就是历法。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和玉版的图形,证实在5300年前就有这种历法存在,反映了我国夏代或先夏的律历制度。”这应该说是正确的。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玉版玉龟叠压在一起,或者说玉版夹放于龟甲里面,这和各种律书所说的“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出”“大龟负图”都可印证起来,这也是远古律历学上的一大奇迹了。

远古时代律历方面的成就不只见诸凌家滩,在不少新石器时代的发掘中都可见端倪。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墓葬M45,其中埋有4人,墓主为一壮年男子,其余3人可能为殉葬者。墓坑平面南部呈圆形,北部呈方形。墓主头向南,在骨架的东西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其足端(即墓的北面)则另有一堆摆成三角形的蚌壳和两根胫骨。在整个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主左右的一龙一虎。龙头朝北,背朝西,全长1.78米,高0.67米,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如腾飞。虎头朝北,背朝东,全长1.39米,高0.63米,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状如行走。

张光直先生对西水坡M45及其相关遗存进行研究后认为,龙虎鹿(隐隐然还有一鹿,在墓北)艺术形象的寓意,是原始道教上的龙虎鹿三硚。《抱朴子》:“若能乘硚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硚有三法,一日龙硚,二日虎硚,三日鹿卢硚。”张教授得出结论:“濮阳M45的墓主是个原始道士或者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硚的艺术形象,是助他上天入地的三硚的形象。”如果张光直教授的论断可以成立,那么道教原始要推到公元前5000年了。

而考古学家冯时先生认为,此墓的平面布局实际上是一幅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星象图。龙虎分别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北部三角形蚌壳加上胫首代表北斗,南圆北方的墓穴则代表天圆地方的古老宇宙学说。由此可知,当时的先民的天文历算知识已经相当精深了。---当然不是指所有人,而是指一部分处于社会上层的知识者。

说法虽有种种,但在墓主可能是一名巫师这点上没有分歧。巫师是宗教仪式的执行者,同时也是专门掌握天文历算知识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墓制作成一幅星象图,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坟山文化

辞书上对“坟”的解释是:“墓之封土隆起者。”在墓上封上厚厚的熟土,使之如山丘般隆起,这就是坟。

坟,对现今的当代人来说,是个老概念,时过境迁,现在还有谁去封土为坟?坟,对原始先民来说,却是个新概念,在上百万年漫长的时日里,从来没有封土为坟这样一种丧葬形式。《礼记·檀弓》说:“古者墓而不坟。”很明确,《礼记》作者看来,在古时代是只有墓没有坟的。人死了,挖一个大大的坑,埋在地里,最多加上一些随葬品,这叫墓。可是,这“古者”指什么时候?似乎谁都说不明白。《礼记》的权威注者郑玄认为,“古,谓殷时也。”在他看来,直到殷商时,还是“墓而不坟”的。其实,那是想当然的,在更古一点的时候,甚至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墓而坟”了。坟发明在原始社会末期,这已为考古资料充分地证明了。

福泉山,坐落在上海西部青浦县的重固镇旁,这里有一个草木稀疏的大土墩,不惹人注意。后来,在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墓葬10座。除3座属良渚文化早期,属于平地堆埋外,另外7座墓葬规模都比较大,一般墓长4米左右,宽1.4~2米,头向朝南,出土有大量玉器、石器、陶器,以及象牙雕刻品,其中尤以位于骨架胸部的玉琮为珍贵。仔细辨认,原来整座福泉山实际上是4000余年前良渚文化时期为建造墓地而用人工堆筑起来的一座土山,是真正意义上的坟山。

反山,位于杭州市余杭县杭宁公路北侧,是一座高约5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的人工堆筑的熟土堆,即坟山。在墓地,共挖掘出良渚文化墓葬11座,墓葬排列整齐有序,墓穴均比较宽大,有不少随葬品,少则数十件,多则数百件,整个墓葬地出土随葬品1200余件,其中还发现了重达6.5千克的玉琮王。

怎样理解坟山文化的出现呢?

墓葬的从埋入地下,到“封土为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在原先,氏族内部也有分工,也有首领与一般氏族成员之分,但死后都一律平等地埋入地下。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少有一部分人不愿再这样做了,他们打破了历来的常规,开始“封土为坟”,让自己死后能高高在上、出人头地。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特权阶层。坟是一种死后的特殊享受,这种特殊享受反映着死者生前的特殊地位。

特殊享受和特殊地位,反映在坟文化的每一个内涵里面。

坟的建筑要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它本身反映了特权的客观存在。每座坟的建造都是巨大的花费。就反山墓地熟土堆的建造来说,其土方至少在2万立方以上,根据当时的运土工具运土条件估计,没有4万个劳动日是不能完成的。如果以250人参加劳作计,也要建造上近半年的时间。就是说,把整个部落的有效劳力都动员起来,什么其他事都不干,也要花上那么长时间。如果不是特权者,根本不可能动员如此多的劳力,就是有劳力,这些人自己的衣食何来?可见,筑坟工程本身是一种部落内社会性的义务,参与筑坟的人同参与狩猎、农作的人各司其职,互通有无,其中还必有社会生活中的调节者。

特权也体现在墓葬本身的隆重上。从反山大墓看,其中的墓穴一般比较宽大,有棺木,棺木外有朱红涂层,棺外还有椁,这在以往也是少见的。

丰厚的随葬品也证明着特权的存在。福泉山墓葬的死者身边,发现大量玉璧、玉琮,这些都是重要礼器,足以反映死者的权势。墓葬中的玉杖首,则直接象征着墓主的权威和威严,大墓中的人殉或用人作祭品现象的存在,再好不过地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已昭然若揭了。

远古祭祀

巫师是指原始宗教中的神职人员(专业的或非专业的),他们被认为具有交通神灵和要求神灵为人类服务的能力而被人尊敬和敬畏。从事这一行当的男女都有,世称“男觋女巫”。他们通过占卜、治病、祓禳、祈福等手段,实现与鬼神交通。其鬼神交通的方法有二:一种是请神附身,巫师代表鬼神说话,《国语·楚语》中说“巫,见鬼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外一种是巫师的灵魂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找到鬼神并与之交涉。无论哪种方法,巫师都要进入通灵状态,才能运作其业务。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巫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职业”。

这一最古老的职业的发展似乎有一个从业余走向专业的过程。《国语·楚语下》形容原始社会中曾经“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说明了当时巫业的业余性和普遍性。所谓“家为巫史”,指的是家家人家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具有巫术性质的仪式,但不统一,不规范,也不专业。那当然不行,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逐步走向规范,走向专业。才出现了专门从事巫业的巫师和巫师集团。

从种种迹象看,大约到公元前3000年,专业的巫师形成了。

甘肃秦安大地湾专用宗教殿堂的发现,清楚地告诉我们专业巫师的存在。

大地湾901号房子的前堂建筑极为讲究。该宅宽16米,进深8米,面积在130平方米上下。从正门进去,迎面有一个大火塘,直径超过两米半。这显然不是一股供炊事之用,可以肯定是燃烧宗教圣火的处所。火塘后侧有两个相对称的顶梁柱,柱径约90厘米。南北墙壁上各有8根扶墙柱,柱径有40~50厘米。地面、火塘表面、柱子、墙壁、房顶,都抹上用料姜石烧成的灰浆,显得十分洁净明亮。房子前面有一个约130平方米的地坪,有两排柱洞,每排6个,柱洞前有一排青石板,也是6个,西边还有一个露天火塘,显然也是点圣火所用。房内出土有直径46厘米的四足鼎、畚箕形陶器、平底釜,这在一般住房中见不到,足以证明是宗教用房。

有如此大型如此华丽的专业宗教性殿堂,没有专业的巫师怎么行?

辽宁的红山文化中的大型祭坛的发现,进一步证明祭祀活动的专业化。

红山祭坛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一望无际。祭坛基址内上部堆积黑灰土夹碎石片层,下部为黄土堆积,底部为平整的黄硬土面,间有大片红烧土面。在黄土堆积的上部用石块铺砌而成,周围以石片镶边,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河卵石,是特意从山下河川中拣选来的。这一石建筑祭坛十分讲究,其中还有专用作祭祀的陶制品,以及用作祭祀的陶塑人像。专家考证表明,这一神坛上人们用以祭地母神,祭农神和水神,还祭生育神,那么多臀部肥大的孕妇塑像,证明红山人对于妇女生育的重视。

红山专用祭坛的发现,更具体地证明专业祭师的存在。没有专业祭师,那样复杂的祭祀活动怎么开展得了呢?

浙江余杭瑶山祭坛及其墓葬,更是以雄辩的事实说明专业巫师的存在。

瑶山是一个海拔仅35米的小山包,琮身浮雕神人兽面纹(摹本)背靠天目山的崇山峻岭,面对广阔的冲积平原,风水十分的好。整个瑶山顶部,没有发现人类居住的遗址,但在用砾石砌筑成的面积约400平方米的方形祭坛上,整齐地排列有12座墓葬。这12座墓葬,按排列顺序又可分为南北两列。各有随葬品,多者达160件,少者仅有12件。

在瑶山正式发掘的11座墓葬中,共出土随葬品707件,其中玉器就占了635件,可见这些人生前的威势和权力。在出土的玉器中,有琮、钺、冠状饰、三叉形饰;锥形饰、牌饰、璜、圆牌饰、镯、带钩、管珠串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玉器随葬,有明显的男女之别。所发现之27件玉琮,无一例外的出自南列各墓;玉钺共发现6件,也是南列的墓葬中物,三叉形器出土6件,同样出自南列墓葬,每墓一件,出土位置在于死者头部;锥形饰58件,成组的也出于南列各墓。玉冠状饰各墓一件,璜9件,出于北列各墓中。玉纺轮2件,全出于北列墓中。

由这些,可以十分明确地作出推断:这是一处男觋女巫的专用墓地南列为男觋墓葬,北列为女巫墓地。这些男觋女巫生前率领部族成员共同在此祭天礼地,供奉神灵,死后,就埋葬在这块宝地,接受后人的膜拜和祭奠。墓葬中的大量玉制品,说明他们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

这样的情况还真不少。在余杭汇观山同样发现了祭坛和大墓。整个祭台利用自然山势修筑而成,基本上呈正南北方向,为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总面积达1600平方米。在祭坛的西南部,有4座大墓,墓中出土有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等重要礼器。这也可视为是男觋女巫的尊贵墓地。

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共发现陶鼓6件,其中四件完整者有三件出自大墓,一件出自中墓。陶寺的大、中型墓墓主的身份属于氏族上层人物,而陶鼓又是那时巫师手中用品,由此可见,当时的巫师已经进入社会最上层,有的则与氏族首领是一身而二任的。

早在1931年,中国社会学的先驱李安宅先生即曾经精辟地指出:原始社会的宗教职业者,凭着自己的机巧,由着私巫变成公巫。及为公巫,便是俨然成了当地领袖。领袖的权威越大,于是变为酋长,变为帝王---酋长帝王之起源在此。李安宅先生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人们普遍相信鬼神的远古时代,能够通鬼神的巫师的地位一定是很高的,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部落首领由他们转化而来。

龟灵崇拜

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龟甲进行占卜的。相传,伏羲氏受到龙马负图的启示,“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说明早在母系氏族之时,先人已发明了用“祝蓍”的方法占卜吉凶和取舍。后来,神农氏“以火德王”,并发明了用火占卜的办法。当时的人们,把火看成无比神圣的东西,氏族内集会都要点起篝火,围火而议。当氏族面临某种大事件的时候,聚集的人越多,火也便越旺。旺火经常发出爆裂的声响,人们把这爆裂的火花,称作“火爆”,并常常把这与火爆后发生的大事联系起来。由此发展,人们便有意识地烧烤竹节、兽骨,使之爆裂,预卜一件事的成败。如果发出清脆响亮的爆裂声,即是“贞”,事情可成;如果发出低细微弱的声响,即是“不贞”,事情难成;如果烧后没有任何动静,便是不祥之兆。

也许,人们寻找过许许多多的烧烤物,最后一致地把目光集中在龟甲上。

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认为人赖以生存的大地是由四只巨鳌(神龟)驮着的,没有这些巨鳌的负重爬行,大地就会沉没,人类就会覆灭。神话认为,龟的背甲上印着玄天的奥秘,龟的腹甲上印着地上的以及人间的奥秘,龟自然成为了明天地、通鬼神的灵物。所以,人们选用龟的腹甲,钻孔烧灼,视爆裂之“坼”以断吉凶。

中国传统中将龟、麟、凤、龙称为四灵,而以龟为四灵之首。为什么这样看?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寿命之长。龟能长寿,至少在百龄以上,龟王则可寿在千年。龟寿长,则阅世深,阅世深,则知古今,明祸福。于是,当人们在生活中事有疑难时,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去“合龟兆,视吉凶”,实际上是向寿年长久的龟请教。《淮南子·说林训》解得好:“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合龟兆,视吉凶。”从实际情况看,在逢吉时,龟卜不常用,只有在逢凶时,才去“合龟兆”,目的当然是避凶就吉,或化凶为吉。而龟本身是化凶为吉的高手。“龟藏六”这一成语说的是:龟在遇到危险时,就将首、尾、四足六肢体藏入甲中,这是龟的本能,也是龟这一灵物的灵性所在。人们进行龟卜,也想从龟的灵性中学得如何进行“龟藏”的本领。

总之,龟灵崇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当时的先民一定以为龟最善晓人意,又能通天地之灵,在动物中又最长寿,于是,以其腹甲进行起龟卜来了。久而久之,龟卜被赋予神秘的文化内涵,并成了巫师手中的法器。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发现的贾湖文化,距今约8000年前。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主要是随葬龟甲,另在房基和灰坑下面也发现了零星出土的龟甲。在清理的349座墓葬中,共有23座墓随葬龟甲,其中有些是随葬成组的背腹甲扣合完整的龟壳,还有随葬龟甲碎片的。在龟甲中内装有数量不等的石子。那么多的龟甲碎片,完全可能是烧烤占卜的结果,而那各色的石子也是卜筮习俗的反映。这说明,早在8000年前,先民就有了龟灵崇拜的观念,也有了以龟甲作为卜筮法器的认知。

此外,在山东和江苏大汶口文化墓地中,都曾发现过一些以龟为随葬的例子。在山东大汶口的11座墓葬中出土龟甲20个,江苏邳县刘林9座墓中出土龟甲13个,大墩子15座墓中出土龟甲16个。另外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墓地,也发现有4座墓随葬有龟甲。龟甲的四面八方被发掘出来,至少打破了“卜骨仅见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中,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似乎主要用玉琮为法器沟通神人之间关系”的观念。

龟甲崇拜与玉石崇拜是并不矛盾的。中国将宝龟与宝玉历来视为国之两件重器,而把“龟玉毁于椟中”视为一种极大的伤心事。可是,我们处于远古时代的先民就是将这两件重器合而为一,刻成“玉龟”。浙江友山出土的玉龟,系由黄玉琢出,长3.2厘米,龟体呈椭圆形,头部前伸,颈部圆滑平直,四爪蹬地,作爬行状,形态十分逼真,是龟崇拜与玉崇拜的最完美结合。

看来,以龟甲为占卜法器大盛于商代,而起始点则在远古时代。

卜骨有使用龟甲的,也有使用其他兽骨的。有人以为,是因为龟骨缺乏,才使用兽骨的。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存中,不少卜骨是使用了牛、鹿、猪、羊的肩胛骨。仔细地看,那是进行较为简单的某种占卜用骨,如果进行较为复杂的、隆重的占卜,还得用龟甲,诚如牟作武先生在《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一书中说的:“用牛的胛骨占卜,不能代替龟卜。骨卜是一种单项占卜的方法,并非在没有龟甲的情况下便使用牛胛骨或其他兽骨代替。龟甲有综合预测的功能,即所谓可祈、可问、可兆、可示。”

传世的龟卜,程序相当繁复,大致应分为选龟、攻龟、灼龟、占龟、占坼、断卜六项。先是选龟。并不是所有的龟都可成为卜龟,必须从色泽、品类、年岁等角度去加以选择。然后是攻龟,即把龟杀死后取其龟板,去除其甲胶,磨光磨亮以备用。灼龟,是指根据卜问的内容,选择不同的部位,钻上孔洞,或在这些部位粘上易燃物质做成的灼丸,以待烧卜。占龟是指使用一定的火候进行烧烤,使龟甲表面出现种种颜色深浅不一的灼号和错综复杂的纹路。占坼是依据契孔和灼点爆裂时产生的裂纹“坼”来判断吉凶。断卜是依据占龟之声,占坼之形,综合判断占卜结果,采取应对措施。这是商代占卜鼎盛时的情形,在原始社会应该程序没有这么复杂和完备,但总体的思路和方式方法是一致的。

远古时代的祭祀卜筮活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神圣的龟灵在其中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太阳崇拜

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太阳图案普遍出现于先民的遗迹中。

以圆圈或中间加圆点表示太阳的图案发现比较多,地域范围也较大。在中原区的仰韶文化彩陶中,有这类太阳图像,在山东地区也有这类太阳图像。当然,图像还是很不相同的,发挥了各地先民的想象力和描绘力。在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的彩陶中,太阳被画成一个圆,外加射线。在长葛石固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发现有六角星图案。在山东邹县野店发现的彩陶中,太阳是圆加八角星图案。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屈家岭文化的陶纺轮上,太阳多绘出十字或漩涡状图案。

这些太阳图案都是以人对太阳的印象为前题的。其图案应当说既是写实的,又是印象的。

另一类太阳图像是日鸟结合式的。

在陕西华县泉护村、河南陕县庙底沟、晋西南大禹渡等遗址出土的陶盆腹部。绘有日鸟结合的图案。泉护村遗址的图案绘出了展翅飞翔的鸟,鸟的背上有一圆圈表示太阳。陕县庙底沟遗址发各地岩画中的太阳神崇拜图现的彩陶盆上,上为圆圈表示太阳,下有一鸟,呈正面飞翔姿态,鸟有三足。在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发现了双鸟图形,在鸟身上部,刻出圆圈形的太阳纹。

对于鸟日结合的图案,有种种解释。

有人认为,发现日鸟结合的图像,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显然与这一地区的图腾有关。史料记载,在古代东方,有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方国。《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皞)之国。”《左传》:“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黄河中下游,尤其是黄河下游的鸟日结合图案,与少皞氏部族以鸟为图腾有关。这一图案似乎在告诉人们:我们这个以鸟为图腾的方国是崇拜太阳的。

还有种观点以为,华夏民族在文明初期极崇拜蛙与鸟。在神话中,鸟即为太阳神,而蛙为月亮神,它的发源地可能在黄河上游地区。如果鸟为太阳神的话,那么鸟日合一本在常理之中了,而这鸟作为神化的太阳,又高于具体的太阳了。

太阳崇拜是怎么回事?答曰:它是原始农耕文化的产物。

太阳崇拜是天体崇拜的中心内容。天体崇拜包括对日、月、星辰、风云和雷电的崇拜,当然也包括对上天整体的崇拜。对农业部落来说,天体,尤其是太阳,明显地影响着农作物的收成,进而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作物的生长需要足够的光照,就得由太阳神来照料,而光照又不能过分,如果烈日炎炎,风不顺,雨不调,又会造成农业歉收。太阳崇拜实际上本身包含着对天体整体的崇拜,甚至可以说是自然崇拜的高度升华。

太阳崇拜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初的太阳图案中,是没有人的形象出现的。似乎神化的太阳是十分高尚的,人不配进入其画面。而鸟日同图,那是因为那鸟被神化了的缘故。后来,人进入了太阳的画面,成为了人日同图,这是人对自身地位认识提升的结果。

人日同图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

在内蒙古阴山地区的古代岩画中,有一幅拜日图十分传神:一壮年男子双膝跪地,双臂高举,手捧礼器,正在向正前方的太阳顶礼膜拜。虽然岩画没有绘画出那男子的脸部表情,但从整个身体姿态看,是战战兢兢的。似乎在告诉人们,只有拜日,才能使日神赐福于人。

但是,也有不少人日同图的画面是相当积极的,表现了一种人可以有所为的精神境界,从时间上看,也许更后起吧!

在广西花山岩画中,绘有许多人围绕太阳跳舞的场面,跳舞的人群中,或为人首,或为鸟首。其中有一人还用手托着光芒四射的太阳跳舞呢!

在云南沧源岩画中,有三个太阳神图案。其中第一个为一人叉腿、伸臂,在人的上部,画一大圆圈,圆圈四周是四射的光芒,光圈中人一手执弓,一手执棒状物,可能是箭。第二个为人身,头部为一大圆点,圆点四周放射光芒,人一手执盾,一手执刀状物。第三个人形,双手叉腰,头部饰羽毛或植物枝条,肩部伸出一棒状物,在棒前部有一光茫四射之太阳。

四川珙县的九盏灯、猪门圈、狮子岩岩画中,人们双手或单手举起“十”字状的太阳,人表现得十分神武和威严。从拜日,到托日,这在太阳崇拜过程中人的观念上的一个不小进步吧!

奴隶制王朝更替

夏,古代的第一个朝代。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其他部族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史称夏。其统治时间约从公元前23或前22世纪(一说公元前2l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近五百年左右。夏代的世系,从夏禹建国到夏桀被商汤所灭,共传十四世,十七王。

据文献记载与传说,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由于禹治水有功和发展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博得了各部族首领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得到了部族联盟首领的地位。禹对三苗的战争又取得胜利,将其驱赶到今湖北西北与河南交界处的丹江与汉水流域,进一步巩固了王权。夷、夏诸族首领完全臣服于夏王朝的统治,成为维护王权的世袭贵族。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是后人追述夏王朝建立统治地位的情景。

夏禹死,其子启继王位。这种废“禅让”而实行父传子的王位继承方式,引起了夏朝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东方偃姓集团首领伯益,首先起而反对夏启占居王位,结果伯益被杀。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传说在今陕西户县一带)也曾起兵,启亲率大军进行讨伐。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而被“剿绝”。夏启经过巩固王位的激烈斗争,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境内)举行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但启居王位后,对本部族和邦国进行阶级压迫与剥削,过着奢侈腐化生活。《墨子》称启“好酒耽乐”,《楚辞·离骚》也说启“娱以自纵”。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太康更加追求奢侈淫乐的生活,于是在夏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先发生太康兄弟五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后出现武观叛乱,虽被平息,但夏王朝统治力量已经削弱。

太康死后,子仲康立。仲康死后,子相立。这时东夷族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有穷氏首领后羿,趁夏王朝内部的王权之争,攻入夏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王位。但善射的后羿恃其武力而不修民事,终日以田猎为乐。不久后羿被他的亲信东夷族伯明氏成员寒浞所杀。寒浞又命其子浇灭夏的同姓斟灌与斟鄩,杀掉了夏后相。夏后相妻逃回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作了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庖正。有虞君主虞思以二女为少康妻,并封之以纶。当时少康“有田一成,众一旅”,积极争取夏众与夏民,志在复国。他在斟灌与斟鄩余众的协助下,灭掉了寒浞及其子浇。少康又命其子杼灭掉子撎,从而结束了后羿与寒浞四十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王朝的政权。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重视发展武装和制造兵甲。杼执政后曾“征于东海”,东夷诸族都臣服于夏,受其爵命。夏代中兴局面得以形成。夏人对杼十分尊崇,他死后,曾举行隆重的“报祭”。

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到十四王孔甲时,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也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所以从孔甲经皋与发,直到履癸(即夏桀)内乱不止。夏桀是一个暴君。不用贤良,不忧恤于民,“百姓弗堪”。后商汤在伐桀誓词中,提到当时人民咒骂夏桀的话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明人民对夏桀之痛恨。故汤起兵伐桀时,桀众叛亲离,身死而国亡。商

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4世纪中叶盘庚迁都殷,及公元前11世纪商王纣被周武王同西南各族攻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六百年左右。

起源和发展

商族早在灭夏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它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据王国维称,契居番,昭明迁砥石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又迁商丘,上甲微迁于殷又迁至商丘,成汤灭夏定督亳,是为八迁。后来又有过五次迁徙,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仲丁迁于嗷,河直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是为五迁。从此,“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商人的屡次迁徙,或许由于受异族的压迫,或许由于水旱之灾,或许由于扩张土地到更肥沃的地区,并不一定表示商族早期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范围大概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

商代自汤开始,至纣灭亡,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王世系,据《史记·殷本纪》载,结合甲骨文考察,除去个别有误,基本可信。在成汤以前,从契至成汤,凡传十四世。《国语·周语》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即所谓商族的“先公”时期。这在《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中也有记载。

商自成汤建国,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经过对周围方国的频繁战争,疆域及势力影响空前扩大。殷都经科学发掘证实,在今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及洹水沿岸周围的后冈、高楼庄、薛家庄、花园庄、小庄、四盘磨、孝民屯、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侯家庄、秋口及同乐寨等二十几个村庄方圆二十四平方公里或更大的范围内。以王畿为中心的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地,已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至于其文化对各地的影响,则大大超越了这一范围。据考古资料看,东南和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内蒙古、辽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

阶级关系

王权商代的最高统治者是商王,商王自称“余一人”“一人”,享有绝对权力。商代王位的继承法为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制并用,凡子即王位者其父即为直系。商祭中,直系先王及配偶有资格列入祀典,而无旁系先王的配偶。到商代后期更有“大示”(直系先王的庙主)及“小示”(旁系先王的庙主),之分别,祭祀“大示”的宗庙为“大宗”,祭祀“小示”的宗庙为“小宗”。这种家族中祭祀上的差别,正是商代宗法制度的表现。

卜辞中商王亲属称谓有祖、妣、父、母、兄、弟,且有“多祖”“多妣”“多父”“多母”之称。先王的配偶称妻、妾、母、爽,与商王有血缘亲族关系的有“王族”“多子族”。这些宗族同商王形成亲疏不同的宗法关系,他们构成“百姓”的主体,而为首的是商王自己。

官制商王以下的统治机构,分“内服”“外服”,即王畿内与畿外之地方两商朝带手铐的奴隶复原因种。《尚书·酒诰》中有“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结合卜辞的记载,商代的官制在畿内大致有:负责政务的尹、多尹、臣。臣又有王臣、小臣、小众人臣、管理耕籍的小籍臣、管理山林的小丘臣、管理车马的马小臣等等。武官有多马、多亚、多菔、多射、多犬、五族戍等等。史官有作册、多卜、多工、巫、祝、吏等等。王畿外为商代之“四土”,这些地区散布着许多“服王事”的方国及部落,为商代的侯、伯。卜辞及文献中有攸侯、杞侯、周侯、犬侯、先侯、侯虎、侯告及宋伯、祉伯、易伯等等,他们不仅要臣服于商王,还向商纳贡,负担劳役及奉命征伐。有关商代官制的材料不多,尚需进一步探讨。

军队商代军队以师为单位,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三师”为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大概相当于后世的三军。虽然每师的具体人数尚未见有记载,但从商代的征伐战争规模可知一二。征招兵员有时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战争时间有的长达几个月,杀敌亦有千百人。另外,商王的大规模田猎活动也相当于一次出征,并通过狩猎训练军队。

商代军队包括车兵及步兵,作战方式普遍使用车战。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商代车马坑,殷墟小屯C20号墓中出有一车四马三人以及三人使用的三套兵器,可知一兵车载三人。小屯宗庙遗址前的祭祀坑中还发现象征军队阵式的葬坑,包括两个方阵。一阵为步兵,有三百人左右,一阵有兵车五辆。部分列左、中、右三组,与卜辞记载相符。车战中,射手以弓箭为武器,墓葬里还有大批青铜兵器如戈、矛、镞、钺及胄等。西周

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时周武王伐纣灭商,终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覆亡的中国统一王朝。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大小诸侯均向王朝负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着统一局面。由于周王居于西方的都城宗周,故称西周。

周人的兴起

周人是古老的农业部落,兴起于今陕甘一带。传说其始祖名弃,为姜姓有邰氏女姜嫄所生,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号后稷。弃死后,子孙世代为夏朝农官。传至不宙,因夏政衰,失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率族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发展农耕,势力渐兴。后又传九世,到古公宣父时,因受薰粥、戎狄的进攻,从豳迁徙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扶风、岐山间)。周原土地肥美,宜于农作。商代晚期,古公在那里兴建城郭房屋,划分邑落,设立了官吏机构,国号为周。古公后被周人追称太王。

古公卒,少子季历即位,是为公季,后周人追称王季。周国势发展,季历同商朝属下的任姓挚氏通婚,加强了与商朝的关系。商王武乙末年,季历入朝,武乙赐以土地及玉、马等物品。随后季历征伐西落鬼戎,俘获“十二翟(狄)王”。商王文丁时,季历进一步对诸戎作战,除伐燕京之戎受挫外,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都得胜利,使周的势力深入今山西境内。文丁(一说帝乙)封季历为牧师(即方伯)。可能是由于周的强大,引起同商朝的矛盾,季历终为商王所杀。

季历之子昌即位,即周人追称的周文王。文王曾与九侯(一作鬼侯)、鄂侯(一作邗侯)一起为商王纣的朝臣,九侯、鄂侯遭纣杀害,文王也被囚禁。他得释后向纣献洛河以西土地,请除炮烙酷刑,为纣所许,封为西伯。诸侯多叛商归周。文王连续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黎(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邗(在今河南沁阳西北),最后攻灭崇国(在今陕西长安西北),在其地沣水西岸兴造丰邑,迁都到那里。文王时期,周已相当强大,但在名义上仍是商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

武王伐纣

文王长子伯邑考被纣所杀。文王死后,由后立的太子发即位,即周武王。武王即位的第二年,兴师东至孟津伐商,但因时机不够成熟,只得暂时还师。后来商王纣更加暴虐,杀比干,囚箕子,商朝矛盾急剧激化。周武王又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作誓声讨纣的罪行。在甲子日清晨,周军进至商郊,与纣兵于牧野决战。牧野之战,周军全胜,纣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

武王进入商都,分商的畿内为邶、都、卫三国,以邶封纣子禄父(即武庚),鄘、卫则由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分别管理,合称三监(一说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随后派兵征伐尚未臣服的商朝诸侯,据记载被征服者有九十九国之多。

克商后,武王还师西归,在他新迁的都邑镐京(即宗周,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水东)举行盛大典礼,正式宣告周朝的建立。

周公东征

武王死后,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曾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取王位,传播流言,武庚也谋划复国,与管、蔡结合叛周,纠集徐(在今江苏泗洪)、奄(在今山东曲阜)、薄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南)和熊、盈等方国部落作乱。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经过三年战争,终于平定叛乱。武庚和管叔被诛,蔡叔被流放。

为了消弭殷商残余势力叛周的隐患,周朝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邑,即周朝的东都洛邑(成周)。东都既成,遂迁曾反对周朝的“殷顽民”于此,加以控制。同时,封降周的商贵族微子于商朝故都宋(今河南商丘)地,以代殷商之后,封武王少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割,逐渐服从于周朝的统治。《尚书·大诰》内页

成康之治

周的分封诸侯,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其子康王(名钊)的时期。据传周初所封有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为姬姓的占四十国。王季之兄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苏州)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分别封于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西虢(今陕西宝鸡东)文王之子分别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早灭)、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郕(今山东汶上西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卫(今河南淇县)、毛(今地未详)、聃(今湖北荆门东南)、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雍(今河南修武西)、曹(今山东定陶西)、滕(今山东滕州西南)、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酆(今陕西长安西北)、郇(今山西临猗西南)武王之子分别封于邗、晋(始封在今山西翼城西)、应(今河南平顶山)、韩(今山西河津东北)周公之子分别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凡(今河南辉县西南)、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西北)、胙(今河南延津北)、祭(今河南郑州东北)召公之子则就封于燕(今北京)。此外,还有许多异姓诸侯国,如姜姓之齐(今山东临淄北)、子姓之宋等等。

西周分封,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

周初所封诸侯,均由中央控制。成王之时,周公、召公是朝中最重要的大臣。自陕(今河南陕县)以西诸侯由召公管理,以东诸侯由周公管理(周公死于成王在位时,召公则活到康王的时代)。康王之世,周曾命诸侯对边远方国进行战争,例如小盂鼎铭文所记对鬼方的征讨。斩获众多,仅俘人即数以万计。成康时期,周朝最为强盛。

昭王南征与穆王游行

康王死后,子昭王瑕即位,昭王十六年,他欲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亲率大军南征楚荆,经由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厉(今湖北随州北)、曾(今湖北随州)、夔(今湖北秭归东),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经三年,昭王还师渡过汉水时,相传当地人用以胶粘接的船乘载昭王,到中流船体分解,昭王溺死,军队也遭覆没,使周朝蒙受前所未有的挫折。

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穆王满,在位长达五十五年。他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把戎人迁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穆王好游行,致使朝政松弛。东方的徐国率九夷侵周,甚至西至河上。穆王南征,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平定。后世流行穆王西征的故事,如晋代汲冢出土

战国

竹简《穆天子传》所载,虽多不真实,但反映了当时穆王意欲周游天下,以及与西北各方国部落往来的情形。

西周中期列王

穆王卒后,依次即位的是共王臿(或作伊)扈、懿王鬹(或作坚)、孝王辟方、夷王燮。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中期四王仅能守成。但共王曾灭姬姓的密国(在今甘肃灵台),夷王初年曾招致诸侯,把齐哀公置于鼎内烹死,可知王朝还有较大的权威。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戎狄逐渐兴盛。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夷王命虢公率师征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但这一胜利未能挽回王室的颓势,戎狄继续成为周朝的严重威胁。

国人起义与共和行政

夷王卒,子厉王胡立。厉王在位期间,西周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终于达到爆发的境地。西北戎狄,特别是俨狁,进一步加强对周朝的压力,不时入侵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沉重压榨,奋起反抗。厉王命虢仲征伐。结果失败。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起义。

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朝中由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宣王中兴

国人起义时,厉王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中,召公以自己的儿子代之,得以脱险。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彘。次年,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共四十六年。宣王在召穆公等大臣辅佐下,励精图治,朝政有明显起色。在国人支持下,宣王着手对西北防御囲狁,对东南讨淮夷。

宣王初期,因国力不足,曾依靠服属周朝的秦人抵御西戎(即囲狁)。宣王以秦仲为大夫,命其进攻西戎。宣王四年(前824),秦仲被西戎所杀。宣王又召见其子秦庄公等五人,给七千兵士攻伐西戎,取得胜利,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五年三月,宣王还曾亲自率军在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同囲狁交战,有所斩获。之后,宣王转而经营东南。他命尹吉甫(金文中名兮甲、兮伯吉父)管理四方入贡财物,包括淮夷的贡纳,要求淮夷依照王朝规定入贡布帛、粮草和服役的人众,限制淮夷商贾必须在指定市场与周朝方面贸易,以便为日后大举进攻囲狁作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力量,宣王命尹吉甫、南仲等出军征伐囲狁。这次征讨历时较长,得到显著成功。例如宣王十二年所作虢季子白盘铭文所说,虢季子白率兵在洛河北岸同犷狁战斗,一次就斩首五百,俘敌五十,周军一直深入到太原,迫使囲狁远去。

可能是因周朝的榨取,淮夷叛周而犯江汉地区。宣王命穆公前往平定,又命南仲、皇父、程伯休父等率军沿淮东下,征伐徐国,终于迫使徐国服从周朝。为巩固南土,宣王将王舅申伯徙封于谢(今河南南阳)。

宣王时期的这些胜利,并未解决西周社会的根本矛盾,所谓中兴只能是暂时的。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三十一年,宣王派军征伐太原之戎,未能获胜。次年,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遭败绩。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遭到严重失败,丧失了随同作战的南国之师。为了继续防御犷狁,宣王不得不在太原统计民数,加以整编控制。这表明周朝的实力已趋于空虚。

西周的覆灭

公元前781年,幽王宫湦(或作生、涅)即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前779),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

引致西周灭亡的导火线是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今陕西临潼东)。公元前771年,西周覆亡。

幽王死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今地不详),形成两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余臣在公元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春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76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前477年,《史记·周本纪》为前478年)周敬王卒的中国历史时期,因鲁史《春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由于周的东迁,前人也称这时期为东周。

周东迁后,实力大为削弱。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其中以姬姓者为最多,有晋(在今山西侯马)、鲁(在今山东曲阜)、曹(在今山东定陶)、卫(先在今河南淇县,后迁至今河南濮阳)、郑(在今河南新郑)、燕(在今北京)、滕(在今山东滕县)、虞(在今山西平陆)、虢(在今河南陕县)、邢(初在今河北邢台、后迁山东聊城)等国姜姓国有齐(在今山东临淄)、许(原在今河南许昌)、申(在今河南南阳)、纪(在今山东寿光)嬴姓有秦(在今陕西凤翔)、江(在今河南罗山西北)、黄(在今河南潢川)、徐(在今江苏泗洪)芈姓有楚(在今湖北江陵)子姓有宋(在今河南商丘)、戴(在今河南兰考)姒姓有杞(原在今河南杞县,后迁到今山东潍坊)妫姓有陈(在今河南淮阳)曹姓有邾(在今山东邹县)、小邾(在今山东滕县)任姓有薛(在今山东滕县)曼姓有邓(在今湖北襄樊)。另外还有属于风姓、己姓、姑姓、偃姓等小国。各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楚,其次为齐、秦,再次则为郑、宋、鲁、卫、曹、邾等国。春秋末崛起者为吴、越两国。除以华夏族为主的大大小小国家之外,还有不少的戎、狄、蛮、夷交错其间。在长期的相互混乱之中,不少小国被强国所吞并。见于《左传》的一百二十余国,到春秋末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强国的争霸活动

周东迁和诸侯的强大西周末年,关中因受战争和自然灾荒的破坏而变得十分萧条,力量微弱的周王室已无法再在镐京一带立足。公元前770年,平王依靠晋、郑诸侯的帮助而东迁洛邑。

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和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这些领土渐被秦、虢等国所占据,周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疆域的缩小,使周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各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减小。周经常向诸侯求车、求赙、求金,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已和一般小国无别。

与周相邻的郑,也是西周末从关中迁到今河南新郑一带的,但在春秋初中原的小国中,堪称佼佼者。特别到庄公时,郑的武力较强,不仅战败戎人,而且还灭掉了许国,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伐郑,结果被郑打得大败。此后,周王再也不敢用武力来制服诸侯,而野心勃勃的郑庄公则颇有称霸中原之意。除郑以外,宋、鲁等国都很强盛。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替代。

齐桓公的霸业齐在经济、文化上都较为先进,是春秋时东方的泱泱大国。春秋初年,齐内乱迭起,无暇对外。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辅佐,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同时又注意发展经济,国力大为充实。于是桓公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也争取过来。当时北方戎、狄势力强大,华夏小国深受其害。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次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只剩下遗民五千余人。齐乃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由于齐联合其他诸侯催折狄人南下的锋芒,使邢、卫两国转危为安并受到保护,齐桓公在中原国家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在春秋初年还并不强,但经过武王到文王的苦心经营,楚开始强大,先后灭掉了邓、申、息等国,并渐向北发展其势力。到成王时,楚打算更进一步向中原逼近,但正逢齐桓公的崛起,一向服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都转向齐。这使楚大为不满,于是连年进攻郑,以此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也采取相应的举动,率领鲁、宋、陈、卫诸国之师,讨伐追随于楚的蔡国。蔡不堪一击而溃败,齐遂进而伐楚。楚不甘示弱,派人责问齐师。最后两国无法压倒对方,故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这次齐虽未胜楚,但楚北进的计划受到了阻力。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者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盟会上规定:凡同盟之国,互不侵犯,还须共同对敌。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成为霸主。霸主就是代替天子而成为诸侯中的主宰力量。

桓公死,诸子争位,内乱不息。齐失去其霸主地位。齐称霸时间虽不长,但对阻止戎、狄入侵和遏止楚的北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武力强而好战的宋国,在宋襄公时期,也跃跃欲试,想乘齐中衰而成为霸主,但不久就被楚所摧败。

晋的崛起和文公的霸业晋在春秋初年比较弱小。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都城在翼(今山西翼城)。《国语》说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有难攻易守的好处,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晋和中原的交往则颇为不利。

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今山西闻喜)。桓叔实力超过晋君,双方展开了不断的激烈斗争。到公元前679年,桓叔之孙取胜而成为晋君,是为武公。到其子献公时,晋改一军为二军以扩大兵力,随后灭耿(在今山西河津)、霍(在今山西霍县)、魏(在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接着又灭虢(在今河南陕县)、虞(在今山西平陆)两国,晋国疆土从黄河北岸延伸到黄河以南。这对晋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献公时晋开始强大。献公死,诸子因争位而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能的惠公和怀公,故一直受制于秦。晋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达十九年之久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即位,是为有名的晋文公。他备尝“险阻艰难”,所以即位后能奋发图强,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并注意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经过文公的治理,晋政权不仅巩固起来,而且还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同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出居郑以避难。公元前635年,文公利用这一机会,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把阳樊、温、原和攒茅之田(今河南济源、武陟一带)赐给晋文公。文公通过兴兵勤王,除得到土地外,还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自齐霸中衰,楚又乘虚而入,中原的一些小国都在其支配之下。当时不仅鲁、郑屈服于楚,甚至像齐这样的大国也受到楚的威胁。由于晋的强盛,晋楚之争势在必然。公元前632年,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楚人战败。晋文公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并得到周王的策命。是年冬,晋文公又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王也被召去赴会,晋跃升为中原的霸主。

文公死,襄公立。襄公依靠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不仅能使内部稳定,同时还打败白狄与秦人,故晋仍能保持其霸业。

秦霸西戎周东迁时,秦襄公因护送平王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秦原来居于今陇东,周东迁后,占有岐西之地。德公时居雍(今陕西凤翔)。到穆公时秦渐强大。秦和晋通婚,故关系较密切,两国亦因接壤而经常有矛盾。在晋文公卒后,穆公即乘晋丧而东向派兵袭郑,后因郑有备而退回,但在行经觳(今河南渑池、洛宁一带)地时,遭到晋伏兵的泓水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狙击,秦师全军覆灭,三师被俘。此后,秦不断和晋较量,如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秦战败,一年后,穆公亲自率兵伐晋,渡过黄河后,烧毁乘舟,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而不敢应战。秦由于国力不如晋,故屡与晋战而很少得利。而晋正好堵住秦东向的通道,故秦很难进入中原。出于以上原因,秦只好向西发展,击败附近的戎人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史称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同时,秦与南面的楚国加强联系,从穆公以后到春秋末,秦一直和楚站在一起而与晋为敌。

楚庄王之胜晋在晋文、襄时期,楚不敢与晋争锋。到楚穆王时,楚不断对其邻近的小国寻衅,先后灭掉了江(在今河南汝宁)、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河南固始)等小国。晋自襄公卒后,大权旁落于赵盾之手,赵盾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排斥异己,杀灵公立成公,晋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活动。而这时楚的国势正盛,楚人范山对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看出晋国的弱点,很想到中原建立霸业,但不久穆王即死去。

继穆王而立者是庄王。庄王初年,楚的局势很不稳定,接连发生贵族暴乱,又逢天灾侵袭,而邻近于楚的群蛮、百濮也都乘机对楚进行骚扰。庄王平息乱事,并在内政方面作过一些改革,能够赏罚分明,大小贵族各有所用,使“群臣辑睦”对人民也有所加惠,即使经常出兵,但国内可以“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由于庄王治国、治军有方,楚国力日益强盛。

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带),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询问周九鼎之轻重,以表示有吞周之意。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陈的都城次年又兴兵围郑,郑被困三月因城破而降楚。这使晋难堪,故晋派荀林父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邺(今河南郑州北)。这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特别是副帅先觳刚愎自用,不肯服从命令,结果晋军被楚打败,狼狈逃归。邺之战是楚国在中原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公元前594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因畏楚而不敢出兵。宋、郑等国都屈服于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战和鄢陵之战随着晋霸的中衰,常和晋站在一起的齐,渐对晋藐视起来。齐顷公时,齐一面和楚连结,一面又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另外又不尊重晋的使臣郤克。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因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求救,晋派郤克率兵攻齐,两军激战于鞍(今山东济南),齐师战败。齐与晋结盟,并答应归还占领鲁、卫之地。这次战役表明,晋虽不如以前强盛,但齐仍不是晋的对手。

鞍之战晋获胜后,又引起楚对晋的敌意。这年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师。接着楚在蜀(今山东泰安)举行了盟会,参与者有齐、秦、宋、郑、卫等十国,声势颇盛。晋不敢出来与楚抗争。当然,楚也不敢攻晋,两强处于相持阶段。

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厉公颇有重整晋国之意,于即位之初就打败了狄人和秦人。被晋人称为“四强”的齐、秦、狄、楚,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宋华元的调停下议和,但两国均缺乏诚意,只能使矛盾获得暂时的缓和。公元前576,楚首先违约而向郑、卫发动进攻。次年,晋国以郑服于楚为借口而伐郑,郑向楚求援,楚恭王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楚战败而退兵。鄢陵之战后,晋在实力和条件上略胜于楚,晋厉公因此骄傲自满起来。次年,“欲去群大夫”,杀掉了郤至、郤犄、郤犨,想以此来加强君权,但晋室弱而权在卿大夫的局面已很难扭转,所以次年厉公即被栾书、中行偃这些实力很强的大臣所杀死。

晋悼公复霸厉公被杀之后,晋国卿大夫之间的斗争也趋于缓和,故在悼公时期,晋势复振。

悼公在对付戎人方面采取魏绛和戎的策略,即用财物去换取戎人的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单纯的军事杀伐,借此抽出部分的兵力来加强对中原的争霸活动。

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郑背楚而倒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在走向下坡,但相比之下,晋略占优势,故楚不敢与其相抗。悼公能够复霸,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晋的霸业,至此也已接近尾声。

向戌弭兵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继华元而提出弭兵之议,晋、楚、齐、秦四大国都表示同意。是年六、七月间,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十四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齐、秦是大国,邾、滕是齐、宋的属国,这四国不参加盟约。会上规定晋、楚之从必须交相见,就是说两国的仆从国既要朝晋又要朝楚,同时承认晋、楚为霸主,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霸业由两强来平分的现象。

弭兵之会的几十年中,由于晋、楚两强力量的接近于平衡,彼此的军事冲突较以前大为减少。

小国对霸主的贡赋西周时各诸侯都要定期对周天子纳贡,春秋时因周衰而此制渐废。随着大国争霸的出现,各小国都要向霸主国交纳贡奉。特别到春秋晚期,霸主国为了加紧对小国的勒索,甚至规定出贡赋的标准,如鲁襄公几次到晋国去听政,就是去听取晋对鲁赋的具体数目。霸主为了能保证有这种收入,时常对小国施加军事威慑,小国为了不致遭受战争的灾难,故必须不断地对霸主交纳奉献。《左传》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除了晋以外,楚是另一个霸主,齐是强邻,鲁对这两国也不敢稍有违抗。据《左传》记载,鲁在春秋时期,对晋、楚、齐三国共朝见过三十三次。

郑国地当晋、楚之间,两强发生军事冲突时,郑受害最大。郑在子驷当政时期,采取唯强是从的策略,“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后来子产当政,他对晋人说:“以敝邑之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郑和鲁一样,为了少受讨伐,只能向两强多交贡赋。郑人每次赴晋,都要带着丰厚的礼品,如晋安葬晋平公,郑执政子皮带着一百辆车的礼物前去送葬。

春秋晚期,晋的执政都很贪婪,加重了对小国的压榨。《左传》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又说:“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霸主国的苛求无厌,使小国承受着很重的负担。但和鲁邻近的滕、小邾、杞、鄫等小国,都要经常去朝鲁,如杞对鲁稍有不敬,鲁则出兵讨伐之,可见鲁又模仿着强国去对待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吴王夫差矛

吴的兴起和吴破楚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由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在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国少有来往,其活动状况也不见于史书记载。

从春秋晚期开始,吴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583年,晋采纳从楚逃亡到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派巫臣使吴,并把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都教授给吴人,还“教之叛楚”。从此,吴果然加紧对楚的进攻,属于楚的一些蛮、夷,也渐被吴所吞并。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即吴王阖闾。《左传》称阉闾与民“辛苦同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吴在其治理下而日益强盛。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在今安徽泗县北)。楚的卿大夫这时已感到吴的威胁,而且也预见到吴将是楚不易对付的强敌。

吴重用楚亡臣伍员。伍员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地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最后以三军攻之,楚一定无法支持。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果然,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使楚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转战于小别山、大别山一带。继而吴与楚军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楚军失利。吴从攻楚以来,五战皆捷,吴军遂攻入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州)。楚申包胥入秦乞师,秦襄公派兵车五百乘以救楚。楚人在秦的支援下,把吴军逐出楚境。楚因遭到这次大败而失去其霸主地位。越王勾践剑

吴伐越和越灭吴越和吴相毗邻,占有今浙江一带。越乘吴忙于攻楚而经常出兵以袭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梢李(今浙江嘉兴),吴师败,吴王阖闾负伤而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败越于夫椒(今江苏苏州),又乘胜而攻入越都。越王勾践率领五千甲盾而退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并使人向吴求和,伍员要求夫差灭越以除吴心腹之患,而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谏阻而许越议和。

吴胜越以后,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于是一心想到中原和晋、齐试比高下。公元前486年,吴人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又开凿河道,将长江、淮水接连起来,开辟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进逼中原,在其压力下,鲁、邾等国纷纷臣服。公元前485年,吴派舟师从海上伐齐次年,又兴兵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齐军主帅国书战死,吴俘获齐兵车八百乘。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这次会上,晋与吴都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故不敢与吴力争,使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左传》说夫差时,“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又说他不恤民力,“视民如雠”。吴在争霸方面虽得逞,但连年的兴师动众,造成国力空虚。越王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而吴对此并不警惕。吴王为参加黄池之会,竟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乃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并杀死吴太子。夫差闻讯而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吴长期的穷兵黩武,民力凋敝,难以和越对抗。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勾践灭吴之后,步吴之后尘,以兵北渡淮,会晋、齐诸侯于徐州。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墨子》说当时的强国是楚、越、晋、齐,“四分天下而有之”。在春秋末到战国初,越代吴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

各国君主权力更替和卿大夫的兼并斗争

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个侯国,君权不强者占大多数。鲁、宋、郑、齐、晋等国的君权日益衰弱,而主宰国家命运的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又不断地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

鲁国在僖公时,由桓公之子季友秉政,其后代称季孙氏。季友之兄庆父、叔牙之后为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皆为桓公之后,故称三桓。僖公以后到春秋末,鲁的政权基本上由三家所把持。襄公时,季孙宿执政,三分公室,鲁君实力被削弱。到昭公时,昭公被逐出鲁国,流浪在外七年而卒。《左传》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由于季氏颇得民心,故鲁国出现“民不知君”的现象。但随着三桓势力的过于强大,三桓的家臣也非同一般。在春秋晚期,南蒯、阳虎、侯犯等先后起来反对季氏和叔孙氏,像阳虎就一度执掌鲁的大权,即所谓的“陪臣执国命”。由此又反映出三家也在走向衰微。

宋国的卿大夫和鲁一样,以公族子孙为主,如有戴公之后的华乐、老、皇四家,后来有桓公之后的鱼、荡、鳞、向四家。整个春秋时期,宋国的执政不出于戴、桓两族,其中尤以戴族为多。各大族的倾轧很激烈,到春秋晚期,桓氏势力被铲除,剩下戴族的乐、皇几家。

郑国的执政以穆公后人为主。穆公有十三子,其中罕、驷、丰、游、印、国、良七家为强族,即所谓的七穆。从春秋中期到晚期,任郑执政者不出这七家。

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二氏掌握大权,以后又有崔、庆二氏,这四家都是齐的公族。属于异姓贵族者有姬姓的鲍氏和妫姓的田氏。田完本为陈国的公子,后逃到齐,桓公使其为工正。齐庄公时,田氏渐渐得势。景公时,田乞为大夫。田氏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其粟,予民以大斗”,以此来笼络人心,抬高田氏在齐国的声望。景公死后,田氏灭国、高二氏,田乞专齐政。到其子田常时,鲍氏、晏氏也为田氏所除,田氏占有的土地比齐君的封邑还大。到田盘时,田氏的宗族“尽为齐都邑大夫”。田氏在外则和晋通使,成为齐国的实际统治者,齐宣公则有名无实。后田氏废康公(宣公子),代替姜氏而统治齐国。

晋国从献公时起,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公子、公孙只好离晋而仕于他国。这就是所谓的“晋无公族”,为春秋时他国所无的现象。排斥公族,导致异姓或国姓中疏远的卿大夫得势。文公、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之间兼并激烈。从厉公时起,郤氏、胥氏、栾氏被翦除,到春秋晚期只剩下最强的赵、魏、韩、范、中行氏。后来赵又灭范、中行氏。春秋末年,智氏最强,赵联合韩、魏而消灭智氏。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斗争到此告一段落,晋国也被这势均力敌的三家所瓜分。到战国初年,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三国。

以上几个国家都因为存在强大的同姓或异姓贵族势力,致使君权削弱,“权去公室,政在家门”。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引起内乱频繁发生。但并非诸侯国皆如此,如楚王的宗族虽强盛,却未形成像鲁、晋那样实力很大并能控制君主的强家,故楚的君权较许多中原国家为强。秦的情况和楚也有某些相像之处。战国

公元前475年到前221年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前人称之为战国。但前人也把春秋、战国合称东周,还有称战国为列国或六国者。战国始于何年,过去有不同的划分法。《史记》的《六国表》定在周元王元年(前475),而《资治通鉴》则以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战国开端。前403年似失之稍晚,故现在已很少有人采用这一划分标准。

战国和春秋一样,全国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趋势是通过兼并战争而逐步走向统一。春秋时全国共有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只剩下十几国。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即有名的“战国七雄”。除七雄外,越在战国初也称雄一时,但不久即走向衰亡。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与七雄相毗邻的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仪渠,南面有巴蜀和闽、越,至秦统一,已多与汉民族融合。

七国的疆域情况是:秦占有今陕西及甘肃之东南部,以后渐进到今四川、山西、河南。都城最初在雍(今陕西凤翔),最后迁咸阳。韩的国土是七国中最小者,今晋东南及豫中、豫西部都属韩地,都城在乎阳(今山西临汾),后迁郑(今河南新郑)。赵占有今山西的中部、北部以及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后拓地至今内蒙古南部的黄河两岸,都城在邯郸。魏占有今晋南及豫北和豫中偏东一带,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齐占有今山东北部及河北东南的一部分,都城在临淄。楚占有今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和山东的一部分,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后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地。燕占有今河北北部及辽西一带,后又占有今辽东和内蒙古、吉林的一部分,都城在蓟(今北京),其下都在今河北易县。

司马迁因当时缺乏完整的战国史专著,故《史记》只能根据保存在《战国策》《世本》等书中的原始材料写成有关战国史的纪传和世家。银雀山、马王堆、云梦等地所出土的竹简和帛书,以及各种器物上的铭记材料,都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可订正或补充《史记》等书。

七国的兼并战争

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三晋、齐、燕各有带甲之士数十万人,秦、楚两国各有“奋击百万”。在作战时更是大量出动,秦、赵长平一役,赵出兵四十多万人秦为了灭楚,动员兵力达六十万人之多。春秋时的大战,有时数日即告结束,战国时则短者数月长者可以“旷日持久数岁”。作战双方都要求消灭对方实力,因此一次战役中被杀的士兵多达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已成为常见的现象。战争中消耗的物力也十分惊人。《孙子兵法》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战国策》说一次大战,仅以损失的兵甲、车马而言,“十年之田不能偿也”。

各国为了克敌制胜,还竞相改进武器装备。韩、楚两国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称于当时。兵器方面的最大变化是铁兵器开始出现。如《史记》有“楚之铁剑利”的话,《荀子》也说楚的宛(今河南南阳)地所出的戟和铁矛极为锋利。河北易县出土有战国末年燕国的钢戟和钢剑。另外,当时还有铁甲和铁盔。武器中的新品种有弩,弩是在弓上安装木臂和铜制的郭,即利用简单的机械将箭从弓上射出,使箭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像韩国所造的劲弩,可把箭射到六百步以外。作战用的器械也多种多样,如有攻城用的云梯、冲车,水战用的钩拒。有关的情况,在《墨子》的《备城门》等篇中都有记述。

作战方法和兵种,也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而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法,渐退居于不太受地形条件限制的步战之下。在北方民族的影响下,骑兵作为新兵种开始推广。《战国策》说七国各有骑数千匹或万匹。为了便于,骑战,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命令“将军”“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即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在《孙膑兵法》中,曾提出“用骑有十利”的看法。骑兵的许多长处,非其他兵种所能及,当时兵家对此已深有认识。

为了加强防御,各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来修建长城。齐的长城西起于平阴防门(今山东平阴),南面到海边的琅邪。魏为了保护其河西,曾在今陕西洛水以东筑长城。赵国在漳水、滏水流域修造过长城,赵武灵王又在阴山下修长城。燕国在大破东胡以后修造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怀来),东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燕、赵修筑北边长城,目的在于防御北方各族入侵,后来秦、汉长城即在其旧基址上加固而成。

魏的盛衰魏是战国初年中原的一个强国。文侯、武侯两世,魏因经过政治改革而国力强盛,东面屡败齐人,又灭中山国,西面则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一再挫败秦人的进攻。

到惠王时,魏更加强大,从此更加紧侵伐宋、卫、韩、赵等国。公元前354年,魏攻赵,次年,魏攻陷赵的邯郸,齐救赵败魏于桂陵(今山东曹县),后魏将邯郸归还给赵。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开会,“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并于是年开始称王,成为七国君主中最先称王者。他在礼制方面处处模仿天子,企图使中原各国都能听从魏的号令。

惠王称王是魏国强盛的顶峰,但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41年,魏军在马陵之战中,为齐伏兵所败,损失十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实力大为削弱。魏在西面又受挫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河西屏障被秦突破。公元前340年,秦商鞅率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印。惠王被迫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由于魏一再在军事上失利,不能继续称雄于中原,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县)相会,互尊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并缓和魏、齐的矛盾。

由于秦的崛起,秦东向发展,魏首当其冲,成为秦进攻的主要对象。故惠王以后,魏日益削弱。

秦的对外进攻和疆土的扩大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不断攻打韩、魏,以扩大秦的疆域。公元前333至前328年,秦接连击败魏军,魏被迫割地求和,失去其全部河西之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开始称王。秦强大之后对三晋威胁很大,公元前318年,魏公孙衍起来联赵、韩、燕、楚“合纵”攻秦,结果被秦打败,将帅被秦俘获。公元前316至前313年,秦先后攻占赵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阳(即中阳,今山西中阳)、蔺(今山西离石西),大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对三晋的攻伐都取得了胜利。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楚大败,楚的军将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派兵袭秦蓝田,又败于秦。秦从此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汉中郡,而楚失去西北的门户。秦又不断攻打义渠之戎,西向而拓地。公元前316年,蜀有内乱,秦惠文王派司马错一举而灭蜀,于是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齐伐燕和燕破齐魏、齐相王以后,齐成为关东的最强者。燕王哙晚年,让国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众攻子之,引起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仅五十天就灭燕。齐军对燕人肆意蹂躏,引起燕人反抗,终于赶走齐兵,但燕也因此而残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即位,是为燕昭王,燕国复定。

齐闵王时,武力很强,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301年,齐、秦率韩、魏攻楚,败楚于重丘(今河南泌阳一带),杀楚将唐昧。公元前296年,齐又联合三晋和宋等国“合纵”以攻秦,秦不利,故退出一部分侵占别国的土地而求和。齐和燕又战于“桓之曲”,燕损兵十万。滑王因屡胜而更加骄傲自满。公元前288年,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齐渭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和秦成为天下的两强。公元前286年,齐又灭“五千乘之劲宋”,使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但齐因连年兴师用众,造成“穑积散”、“民憔悴、士罢弊”。特别在灭宋以后,齐实际上已成为强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后,礼贤下士,乐毅等人都奔赴于燕,经过二十八年而“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联合三晋、秦楚而大举伐齐,齐无力抵御,燕将乐毅很快攻下齐都临淄,滑王出走,不久被杀。齐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都为燕所占领,并成为燕的郡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以骑劫代乐毅,齐将田单举兵反攻,杀骑劫,大破燕兵,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迎齐襄王入临淄。齐虽能取得胜利,但国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春秋时楚和晋为两强,进入战国后楚已大不如以前,但因其地广人众,在关东六国中仍是比较强大的一国。魏公孙衍“合纵”攻秦,楚怀王曾被推为纵长。怀王时楚又灭越,楚的疆域扩大到今江浙和鲁南一带。自从秦、齐两国强盛起来之后,楚不断和秦、齐进行斗争,但都遭到失败,最后楚怀王被秦诱至秦国而死于秦。

到楚顷襄王时,顷襄王“淫逸奢靡,不顾国政”,又不修城池,不设守备。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汉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军继续南进,一直打到今洞庭湖边上楚的军队溃散而不战,楚顷襄王逃窜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在所占领的楚地设立黔中郡和南郡,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

赵向北发展和长平之战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当时在赵北面或西北方面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民族,是赵国的强敌。武灵王乃向北进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惠文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占领今内蒙古南部黄河西岸之地,建立云中、九原两郡,又在阴山下修长城。故在战国晚期赵成为实力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

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兵。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因绝粮而全军降秦,秦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次年,秦军乘胜进围邯郸,攻打两年多而城未下。后因魏信陵君及其他国家派兵救赵,秦才解兵而去。赵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被围,实力大为削弱。

秦灭六国

秦从孝公、惠文王时开始向东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到昭王时,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昭王任用足智多谋的魏冉为相,《史记》以为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都是魏冉的功劳。后来又任用范雎,雎对外主张远交近攻,对内则主张要清除贵戚大臣之有势者。昭王采用其谋,使秦更为强大。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所攻占。秦又南灭巴蜀,建立巫郡、黔中郡和汉中郡。其疆土之大,六国中罕有其匹。特别是“天下之枢”的韩魏,是当时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而秦占领了不少韩、魏的领土,两国之君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命”,秦对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被秦所灭,“秦界至大梁”,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吕不韦仍为相,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为配合军事上的攻势,秦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以分化其内部。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到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都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次年,灭齐,中国统一。

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减少,彼此间的联系加强,相互的依赖关系更为密切。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政治方面,各国经过变法,建立了百官必须服从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从而消除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客观原因为:秦据有富饶而又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秦变法比关东六国更为成功,对旧势力、旧制度的铲除较彻底,故在经济、政治方面比其他各国更为先进。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实行法治很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较少,政治清明,故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决非偶然。

封建王朝更替

由战国后期一个诸侯王国发展起来的统一大国,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前221~前207)。秦始皇继历代秦王蚕食诸侯之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实现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他所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及所采取的旨在巩固统一的某些措施,为后世帝王所取法。秦朝急政暴虐,导致速亡。末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武装反对黑暗统治的传统,影响至为深远。由于过去的割据局面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反秦过程中重新出现了分裂的倾向。在接踵而来的争夺统治权的楚汉之战(前207~前202)中,汉胜楚败,使分裂形势受到控制,统一国家得以恢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前246~前210年在位)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秦王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即始皇帝,后世子孙代代相承,递称二世、三世皇帝。他认为帝王死后以其行为为谥的制度,是“子议父,臣议君”,有损于帝王的尊严,所以宣布取消。他规定皇帝自称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这些都是为了显示皇帝的无上权威,表示秦的统治将万世一系,长治久安。

周代以来封国建藩的制度,与专制皇权和统一国家是不相容的,所以必须加以改变。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王绾请封诸皇子为燕、齐、楚王,得到群臣的赞同。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这些郡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制,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中央集权的制度从此确立。始皇二十八年的峄山刻石辞说:“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乃今皇家,壹家天下,兵不复起”。这说明秦始皇认为废分封行郡县是消除各地兵争所必须的。

秦始皇以战国时期秦国官制为基础,把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成一套适应统一国家需要的新的政府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中央设丞相、大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大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司监察。县,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县令、长领有丞、尉及其他属员。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县以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乡下有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后代称里正、里魁,以“豪帅”即强有力者为之。此外还有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叫做亭,亭有长。两亭之间,相距大约十里。

早在秦献公十年(前375),秦国就建立了以“告奸”为目的的“户籍相伍”制度。后来商鞅规定,不论男女,出生后都要列名户籍,死后除名还“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秦律载明迁徙者当谒吏转移户籍,叫做“更籍”。秦王政统治时期,户籍制度趋于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前231)令男子申报年龄,叫做“书年”。据云梦秦简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载明户籍,以给公家徭役,叫做“傅籍”。书年、傅籍,是国家征发力役的依据。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土地载于户籍,使国家征发租税有了主要依据。户籍中有年纪、土地等项内容,户籍制度也就远远超过“告奸”的需要,成为国家统治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秦置二十级爵,以赏军功。国家按人们的爵级赐给田宅,高爵者还可以得到食邑和其他特权(见爵制)。爵级载在户籍,所以户籍也是人们身份的凭证。

统治一个大国,需要全国一致而又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出土的云梦秦简提供了自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陆续修成的秦律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刑律的律文和解释,有名目繁多的其他律文,还有案例和关于治狱的法律文书。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制定了全境通行的法律。秦律经过汉朝的损益,成为唐以前历代法律的蓝本。

维持一个大国的统一,还需要强大的军队。秦军以灭六国的余威,驻守全国,南北边塞,是屯兵的重点地区。秦制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这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秦军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慑力量。近年发掘的秦始皇陵侧的兵马俑坑,估计其中两坑有武士俑七千件,战车百乘,战骑百匹。武士俑同真人一样高大,所持武器都是实物而非明器。这种车、步、骑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其规模之大,军容之盛,是秦军强大的表征。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了战国时期阴阳家的终始五德说,以辩护秦朝的法统。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得水德,水德尚黑,所以秦的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符传长度、法冠高度各为六寸,车轨宽六尺水德主刑杀,所以政治统治力求严酷,不讲究“仁恩和义”与水德相应,历法以亥月即十月为岁首,等等。秦始皇还确定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复杂的祭典以及封禅大典,择时进行活动。秦始皇在咸阳附近仿照关东诸国宫殿式样营建了许多宫殿,并于渭水之南修造富丽宏伟的阿房宫。咸阳宫殿布局取法于天上的紫微宫,俨然是人间上帝的居处,天下一统的象征。秦始皇还在骊山预建陵寝,墓室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他采取这些措施,和他采用皇帝的名号一样,是要表示他在人间的权力与上帝在天上的权力相当,从而向臣民灌输皇权神秘的观念。皇权神秘观念,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基础。

皇权的加强和神化,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体现专制皇权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完备和统一,皇帝对军队控制的加强等等,这些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内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维持封建统一所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对百姓的束缚极大而且它对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转变为阻滞作用,这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为显著。

防止封建割据的措施

长期分裂局面造成的影响,使秦始皇非常关心六国旧地的动静,担心六国旧贵族图谋复辟。为了防止割据的再现,秦始皇把六国富豪和强宗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另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以便监视。他把缴获的和没收的武器加以销毁,在咸阳铸成十二个各重千石的钟罅铜人。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尽可能消灭封建贵族依以割据的手段。为了控制广阔的国土,特别是六国旧境,秦始皇还修建由首都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他自己多次顺着驰道巡游郡县,在很多地方刻石纪功,以示威强。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修筑由咸阳经过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区,还修筑了今四川宜宾以南至云南昭通的五尺道,于近旁设官进行统治。

秦始皇对分裂割据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也进行了斗争。当时的一些儒生、游士,希望复辟贵族割据局面,他们“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请求焚毁《诗》《书》,消灭私学。他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第二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相邀逃亡,秦始皇派御史侦察咸阳的儒生方士,把其中被认为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坑死。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秦始皇用焚书坑儒手段来打击贵族政治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焚书坑儒摧残文化,是极其野蛮残暴的事,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秦始皇的事业,是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完成的,这使秦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征。

在秦统一以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秦始皇大大增加了对人民的征敛。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多万,而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当兵服役的人脱离子农业生产,靠农民养活,这就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以供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以供衣服的严重局面,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为了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秦朝又推行严刑峻法以镇压人民,并且把数十万人民变为封建国家的囚徒。

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地主阶级凭借这个命令,不仅得以合法占有土地,而且可以用各种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土地被兼并的农民,不得不以“见税什五”的苛刻条件耕种豪民之田。农民生活悲惨,穿牛马之衣,吃犬彘之食,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逃亡山林,举行暴动。

这种种情况说明,急政暴虐激化了社会矛盾,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覆的条件。所以西汉时的贾谊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始皇在世时,他的统治已经在崩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即位。他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众者为忠臣”。他令农民增交菽粟刍藁,自备粮食,转输至咸阳,供官吏、军队以至于狗马禽兽的需要。他继续修建阿房宫,继续发民远戍。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达于极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农民酝酿反秦的时候,潜伏着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也在俟机进行分裂活动。始皇三十六年(前211),东郡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辞,就是这种分裂活动的征兆。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

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队开赴渔阳(今北京密云)的闾左戍卒九百人,遇雨停留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失期当斩”,戍卒们面临着死刑的威胁。于是,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旗帜。

陈胜,即陈涉,阳城(今地有异说,在河南境内)人,雇农出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他们都是戍卒的屯长。为了发动起义,他们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字,置鱼腹中,戍卒买鱼得书,传为怪异。吴广又于夜晚在驻地旁丛祠中燃篝火,作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接着,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杀押送他们的秦尉,用已被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农民反秦。附近农民斩木揭竿纷纷参加起义。起义军分兵东进,主力则向西进攻,连下今豫东、皖北的侄、酆、苦、柘、谯(分别在今安徽宿县,河南永城、鹿邑、柘城,安徽亳县境)诸县。当他们推进到陈(今河南淮阳)的时候,已是一支数万人的声势浩大的队伍了。

在起义军的影响下,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守令,响应陈胜特别是在旧楚国境中,数千人为聚者到处可见。一些潜藏民间的六国旧贵族游士、儒生,也都乘机来归,凭借旧日的地位,在农民军中发挥影响游士张耳、陈余甚至劝陈胜派人“立六国后”,被陈胜断然拒绝。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市攻魏地。吴广军在荥阳被阻,陈胜加派周文西击秦。

周文军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秦二世慌忙发修骊山陵墓的刑徒为兵,以少府章邯率兵应战,打败周文军。

武臣占领了旧赵都城邯郸后,在张耳、陈余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勉强予以承认。武臣抗命不救周文,却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在燕地贵族的怂恿下,也自立为燕王。

周市进到旧魏南部和旧齐境内。旧齐贵族田儋自立为齐王,反击周市。周市在魏地立旧魏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为魏丞相,并派人到陈胜那里迎接魏咎。

旧贵族的势力很活跃,涣散了农民起义队伍。陈胜缺乏经验,决心不够,眼看着分裂局面的形成。陈胜周围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秦将章邯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章邯又东逼荥阳,吴广部将田臧杀吴广,迎击章邯,一战败死。章邯进到陈,陈胜败退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叛徒庄贾杀死,陈县失守。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一支“苍头军”英勇接战,收复陈县,处决了庄贾。陈胜作为反秦的先驱者,领导起义只有半年就失败了,但是反秦的浪潮却被他激起,继续不断地冲击秦的统治。汉

汉(前202~220)是继秦朝而出现的统一王朝,包括西汉和东汉(也称前汉和后汉),分别建都于长安和洛(雒)阳。在两汉之际,还有王莽、刘玄两个短暂的统治时期。它们的年代分别如下:

西汉:前202~公元8年,

王莽:公元8~23年在位,

刘玄:公元23~25年在位,

东汉:公元25~220年。

西汉王朝的建立与发展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但在施政方面则以秦朝速亡为鉴,力求在稳定中求发展。文景之治以后出现的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巩固并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他统治的半个世纪,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以后,西汉经济继续有所上升,但国力逐渐衰落,社会矛盾激化。王莽代汉未能缓和矛盾,终于爆发赤眉、绿林起义。

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以篡夺而亡,企图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剥夺相权。但是世袭的皇位制度不能保证每代皇帝都有能力实现皇权。封建田庄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滋长着分裂因素。外戚、宦官贪立并挟持幼帝,迭相执政,使皇权旁落,矛盾重重,统治日趋腐朽。遍及许多州郡的黄巾起义瓦解了东汉王朝。公元189年东汉政权被权臣逼迫,迁离洛阳,从此至公元220年,东汉正朔虽存,但历史已进入三国时期。

阶级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汉武帝末年的农民暴动西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愈来愈严重的土地兼并过程,也是农民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过程。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贾谊为此警告文帝说:“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贾谊笔下的“盗贼”,指的就是行将出现的农民暴动。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颇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则农民可以自给另一方面,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现象,比以前更为严重。官僚地主无不追逐田宅、产业和牛羊、奴婢,交相压榨农民。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贫困破产的农民,多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客、佣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农民卖妻鬻子,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建议“限民名田”,“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和“薄赋敛,省徭役”。他认为,如果富者足以表现尊贵而不至于骄奢,贫者足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忧苦,那么,财富不匮,上下相安,维持统治就容易了。显然,董仲舒的思想和建议,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不符合其眼前利益,所以无法实行。从此以后,农民的困苦更是有加无减。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有农民暴动发生。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户籍者四十万口,天汉二年(前99)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在关中,也有所谓“暴徒”阻险。起义农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夺取武库兵器,释放死罪囚徒,诛杀郡守、都尉。至于数百为群的农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派“直指绣衣使者”分区镇压,大肆屠杀,但是农民军散而复聚,据险反抗,不屈不挠。汉武帝又作《沉命法》,并规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罪至于死。

在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兴起的时候,汉武帝刘彻认识到要稳定统治,光靠镇压是不行的,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使农民得以喘息。他寄希望于“仁恕温谨”的“守文之主”卫太子(即以后所称的戾太子)。他曾对卫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此时汉武帝还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心。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征和二年(前91)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以穷治宫中巫蛊的名义逼迫卫太子,激起卫太子在长安的兵变。结果,江充被杀,卫太子也兵败自缢而死。经过这一段曲折过程以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停止向西修筑亭障,并且下诏自责,申明此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只求不乏武备而已。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平息了。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始元六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

汉宣帝刘询是戾太子之孙,起自民间。他即位后慎择刺史守相,平理刑狱,并继承昭帝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假给贫民耕种,减免田赋,降低盐价。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阶级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由于连年丰稔,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过去,每年需要从关东漕运粮食六百万斛,以供京师所需,宣武五凤年间(前57~前54)大司农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各郡籴粟运京,关东漕卒因此罢省半数以上。这是三辅、河东等地农业有了发展的具体说明。沿边许多地方这时都设立了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调济边地的需要。更值得注意的是,沿边的西河郡(今内蒙古东胜附近)以西共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都因长期的屯田积蓄,到了元帝初年,有了可供大司农调拨的钱谷。

此时官府手工业继续得到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生产规模都很庞大。铜器及铁器制造等手工业呈现繁荣景象。所以班固称赞宣帝时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间很难赶上。

汉宣帝被封建时期的历史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赞扬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当时西汉统治集团积弊已深,豪强的发展和农民的流亡,都已难于遏止,所以阶级斗争的形势外弛内张,实际上比文帝时要严重得多。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进行暴动,早已发展到攻打官府、抢夺囚徒、搜索朝市、劫掠列侯的程度,连宣帝自己也承认当时民多贫困,“盗贼”不止。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元帝时,西汉社会险象丛生。农民由于受乡部胥吏无端勒索,尽管由政府赐给土地,也不得不贱卖从商,实在穷困已极,就只有起为“盗贼”。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儒生京房曾问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

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成帝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见于记载。外戚王氏逐步控制了西汉政权,帝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凤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共达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门下。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至几百顷之多,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到的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外戚在元帝时势力还不很大,资产千万者不多他们后来家财成亿,膏田满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敛的结果。其他的官僚也依恃权势,大占良田,丞相张禹买田至四百顷,都有泾渭渠道灌溉,地价极贵。土地以外,他们的其他财物也极多。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两千余顷,贤死后家财被斥卖,得钱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

商人的势力,这时又大为抬头。长安、洛阳等地多有资财数千万的大商人。成都大商人罗裒垄断巴蜀盐井之利,还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长,依仗他们的势力,在各郡国大放高利贷,没有人敢于拖欠。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建始四年(前29),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侯毋辟领导的暴动。阳朔三年(前22),有颍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的暴动。鸿嘉三年(前18),有自称“山君”的广汉(今四川金堂)郑躬所领导的暴动。永始三年(前14),有尉氏(今河南尉氏)儒生樊并等和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苏令暴动经历十九郡国,诛杀长吏,夺取库兵,声势最为浩大。

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严重。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三十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以下至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们的反对,被搁置起来了。

农民处境如当时的鲍宣所说,“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哀帝采纳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企图用“再受命”的办法来解脱西汉统治的危机。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这充分暴露了西汉统治者空虚绝望的心情。

王莽代汉和改制

在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欲坠,“再受命”说风靡一时的时候,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当丁、傅等外戚和其他达官贵人激烈反对限田之议时,太皇太后王氏(即原来的元帝王皇后)表示,愿意把王氏家族除冢茔以外的田地全部分给贫民。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屡次损钱献地,收揽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异己,穷治与平帝外家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连引不附王氏的郡国豪杰,死者以百数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树立党羽,笼络儒生,让他们支持自己夺取政权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上书颂扬王莽功德者,以及献祥瑞、呈符命者,络绎于途。这些人都力图证明汉祚已尽,王莽当为天子。

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称摄皇帝。汉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相继起兵反对王莽,关中二十三县民十余万群起响应,一度震动长安,但都被压平了。居摄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为了解决西汉遗留的社会矛盾,王莽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到权势之家占田无数,而贫弱之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置奴婢市场,把奴婢同牛马关在一起,专断奴婢性命。针对这种情况,调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违抗者,流放四裔。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变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改变这个诏令,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这样,王莽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不过王莽所定王田、私属之制和山泽六筅之禁,名义上还存在,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告废止。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筅,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棉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计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六筦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贾,这也同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为国家服务的商人而王莽则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凭借,所以对这些人也无能为力。这些人乘传巡行,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所以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实行同类措施相比,其结果也就各异了。

居摄二年,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规定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与原有的五铢钱共为四品,同时流通。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盗铸。始建国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对王莽钱币毫无信任,都私用五铢钱,王莽又加严禁,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愤,暂废龟、贝等物,只行大、小钱,同时加重盗铸的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地皇元午,王莽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他滥行五家连坐的盗铸法,实际上恢复了残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达钟官以后,还要易其夫妇,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这项法令增加了汉末以来奴隶问题的严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愤恨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就想方设法扰民。王莽像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乱愈来愈大。他为了挽回威信,拯救危亡,一面继续玩弄符命的把戏,一面发动对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不义战争。沉重的赋役征发,战争的骚扰,残酷的刑法,使农民完全丧失了生路。据官吏报告,人民苦于法禁烦苛,手足无措尽力耕耘,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受邻伍铸钱挟铜的株连。奸吏烦扰人民,人民无路可走,不得不起为“盗贼”。严重的天灾也不断袭击农村,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这种情况更促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西汉宗室旧臣反对王莽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而且逐渐与农民的斗争发生联系。在西汉统治的穷途末路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王莽,不能解脱社会危机。更始元年(23),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绿林、赤眉大起义

绿林军反对王莽政权的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北方边郡地区。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征发,在边郡比在内地更为严重。边境数十万驻军,不但仰给边民供应,而且还大肆骚扰,边民不堪其苦,铤而走险,聚众反抗。始建国三年(11),边民弃城郭流亡,随处暴动,并州、平州一带更为猛烈。天凤二年(15),五原、代郡民举行暴动,数千人为群,转入旁郡。

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相继出现了农民暴动。天凤四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苏州西南)起义,出没于湖海之间。同年吕母在海曲(今山东日照)起义,杀县令,入海坚持战斗。此起彼伏的暴动,预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来临。

天凤年间,荆州一带遇到连年的大饥荒,农民相率到野泽中掘荸荠为食。他们人数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装力量,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凤为首领,不时攻击附近的乡聚。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今湖北京山北),因而被称作绿林军。几月后,绿林军发展到七八千人。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攻城略地的打算,只盼望年成好转,能够返回田间。

地皇二年(21),王莽的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增至数万人。地皇三年,绿林山中疾疫流行,绿林军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人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汉宗室刘玄这时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也是汉宗室,他们以“复高祖之业”相号召,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并且把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参加反对王莽的行列。舂陵军与王莽军接战不利,乃与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约定“合纵”。这时绿林军连败莽军,发展到十多万人。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于宛城南面的清水上拥立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23年)。刘玄在宗室中是没落的一员,参加起义虽早,却无兵权。绿林军领袖拥刘玄为帝,这是他们受到刘汉正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立刘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刘縯,又是绿林军领袖疏远刘縯、刘秀的结果。

绿林建号以后,王莽发州郡兵四十二万,由王邑、王寻率领,阻击绿林军。六月,王莽军前锋十多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绿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坚守昆阳,刘秀则突围征集援兵。那时昆阳城外围兵数十重,列营百数,围兵挖掘地道,又用撞车攻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刘秀等十三骑突出围城,发郾、定陵营兵数千人援昆阳,王邑、王寻一战失败,王寻被杀。城中守军乘势出击,里外合势,莽兵大溃,士卒相践踏,奔走百余里。绿林军在这一战役中夺获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昆阳战后,海内闻风响应,起兵诛杀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命。显然,这次战役对于绿林军入关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作用。

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功绩,刘縯又夺得宛城,势力逐渐凌驾农民军,因此新市、平林诸将劝更始帝把刘縯杀了。接着,绿林军分兵两路进击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领,攻克洛阳。更始帝在洛阳派遣刘秀到黄河以北去发展势力,刘秀北上后,逐步脱离了农民军的控制。另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入武关。析县人邓哗起兵攻下武关,迎入绿林军,合兵直取长安,关中震动。这时长安发生暴动,王莽被杀,长安被绿林军迅速攻克。更始二年初,更始帝迁都长安。

进入长安的绿林军纪律严明,府库宫室一无所动,长安市里不改于旧。绿林军瓦解了一批关中的豪强武装,迅速平定三辅。但是不久以后,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宫廷生活中,地主儒生大肆活动,起义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现象便逐渐出现了。

赤眉军比绿林军发动起义稍后,琅邪人樊崇等在莒县起义。樊崇作战勇敢,青、徐各地起义领袖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都率部归附他。他们在泰山、北海一带进行斗争,击败田况所部莽军。参加这支起义军的都是为饥饿所迫的农民,他们同绿林军一样,起初并无攻城徇地的意图。他们因袭汉朝乡官、小吏称号,把各级首领分别称为三老、从事、卒吏,彼此之间以巨人相呼。他们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口头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为了作战时与敌人相区别,他们把眉毛涂红,因而获得赤眉军的称号。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多万,进攻这一支起义军。王匡、廉丹的军队残害百姓,十分横暴,百姓作歌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击败莽军,杀廉丹,势力大为扩展。当刘玄进入洛阳时,赤眉军也在中原活动,樊崇等二十多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刘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乃脱离刘玄,转战于今河南一带。

赤眉军虽然连战获胜,但是部众思归。赤眉领袖认为部众回乡必散,于是率领他们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进至华阴,有众三十万。赤眉领袖在巫师怂恿下,在军中找到一个没落的西汉宗室、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作皇帝。接着,赤眉军进攻长安,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

赤眉入关时,刘秀也派兵向关中进发。在此之前,当刘秀于更始元年(23)冬渡河北上时,黄河以北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部农民军。他们各领部曲,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铜奔马盛为号,据说有数百万人。除了农民军以外,各地豪强地主武装和王莽的残余势力也还不少。豪强地主在邯郸立诈称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为帝,声势最大。刘秀依靠信都(治今河北冀县)太守任光、昌成(今河北冀县西北)人刘植、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人耿纯等地主武装的支持,又得到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的援助,击败了王郎。更始帝派人立刘秀为萧王,并令他罢兵去长安。刘秀羽翼已成,拒不受命,留在河北坐观关中的变化。他逐个吞灭了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军,关中一带把他称作“铜马帝”。

公元25年,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在鄙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同年九月,赤眉军入长安。长安附近的豪强地主隐匿粮食,武装抵制赤眉。赤眉军粮尽不支,西走陇阪,寻找出路。赤眉在那里受到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风雪的袭击,折返长安,引众东归。这时,刘秀的军队已经扼守觳函地区,截断了赤眉东归道路。赤眉军奋勇力战,但终因粮尽力绌,于建武三年(27)春失败。

汉光武帝刘秀继续镇压河北农民军余部,并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建武五年统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区。建武九年他平定了割据天水的隗嚣,建武十二年平定了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东汉后期的阶级斗争和黄巾大起义

东汉后期的阶级斗争和帝、安帝以后,东汉统治集团腐朽,豪强势力扩张,轮流当政的宦官外戚竞相压榨农民,农民境况日益恶劣。长期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水旱虫蝗风雹和牛疫连年不断,地震有时成为一种严重灾害。沉重的赋役和疠疫、饥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经济,迫使农民到处流亡。东汉王朝屡颁诏令,用赐爵的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但这不过是画饼充饥,对流民毫无作用。流民数量越来越多,桓帝永兴元年(153)竟达数十万户。地方官吏为了考绩的需要,常常隐瞒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这又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促使更多的农民逃亡异乡。

灵帝时,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光和元年(178),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两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后加倍缴纳。灵帝又私卖公卿等官,公千万,卿五百万。州郡地方也多是豺狼当道。

农民暴动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就有张伯路领导流民几千人,活动于沿海九郡。顺帝阳嘉元年(132),章河领导流民在扬州六郡暴动,纵横四十九县。汉安元年(142),广陵人张婴领导流民,在徐、扬一带举行暴动,时起时伏,前后达十余年之久。桓帝、灵帝时,从幽燕到岭南,从凉州到东海,到处都有流民暴动发生,关东和滨海地区最为突出。流民暴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一些流民队伍,还与羌人、蛮人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相呼应。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将近百次,至于散在各处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活动于大田庄的周围,更是不可胜数。那时,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豪迈的歌谣:“小民发如韭,翦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这首歌谣,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的英雄气概。

东汉时期,起义农民首领或称将军、皇帝,或称“黄帝”“黑帝”“真人”。前者表示他们无须假托当权集团人物来发号施令后者表示他们懂得利用宗教组织农民。桓、灵之间流传的“汉行气尽,黄家当兴”的谶语,是起义农民政治要求的一种表达形式。

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在东汉军队和豪强武装的镇压下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但是继起的暴动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

黄巾大起义顺帝以后,以至于桓、灵时期,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流民中广泛地传布开来。巨鹿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张角称大贤良师,为徒众画符治病,并派遣弟子分赴四方传道,得到农民的信任,归附的人络绎于途。张角还和洛阳的一部分宦官联系,利用他们作为内应。据说张角自己还曾潜伏京师,观察朝政。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目。东汉王朝企图以赦令瓦解流民群。但是流民群在张角影响下,仍然日益壮大。东汉王朝又准备用州郡武力大肆“捕讨”。司徒杨赐深恐单纯的镇压会加速农民起义的发动,因此主张责令郡国守相甄别流民,送归本郡,以削弱流民群的力量,然后诛杀流民领袖。稍后,侍御史刘陶等人建言,要求汉朝下诏重募张角等人,赏以国土。东汉统治者所有这些策划,都没有达到破坏农民起义的目的。

张角的道徒,迅速发展到几十万,遍布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部署道徒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首领,由他统一指挥并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向人民宣告东汉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口号,并在各处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字样。经过这些酝酿和部署以后,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在城乡各地完全成熟了。

中平元年(184,甲子年)初,大方马元义调发荆、扬等地徒众数万人向邺城集中,又与洛阳的道徒相约,在三月初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是,起义计划由于叛徒告密而完全泄露,东汉王朝逮捕马元义,诛杀洛阳信道的宫廷禁卫和百姓千余人,并令冀州逐捕张角。张角得知计划泄露,立即通知三十六方提前起义。中平元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准备比较严密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势力强大的黄巾军,有如下几个部分: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黄巾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陈国黄巾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巨鹿黄巾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今北京地区的广阳黄巾,等等。黄巾人众极多,声势浩大,东汉统治者诬称为“蚁贼”。南阳黄巾杀太守褚贡,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巨鹿附近的农民也俘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响应黄巾。黄巾军攻占城邑,焚烧官府,赶走官吏,震动京师。同年七月,汉中爆发了五斗米道首领巴郡人张修领导的起义,被统治者诬称为“米贼”。此外,湟中义从胡(小月氏)和羌人,也在陇西、金城诸郡起兵,反对东汉统治。

东汉外戚何进受命为大将军,将兵屯驻洛阳都亭,部署守备。洛阳附近增设了八关都尉。为了统一力量,东汉王朝宣布赦免党人,解除禁锢。东汉还诏敕州郡修理守备,简练器械,并调集大军,包括羌胡兵在内,对各部黄巾陆续发动进攻。

皇甫嵩、朱俊率军四万,进攻颍川波才的黄巾。波才打败朱俊军,并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境)把皇甫嵩军围住。波才缺乏战斗经验,依草结营,在汉军火攻下受挫,又被皇甫嵩、朱俊军与曹操的援军追山,陷于失败。汉军接着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网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领袖卜已不幸被俘。

南阳黄巾领袖张曼成战死后,赵弘率十余万众继起,据守宛城、朱俊军转击南阳,围宛城三月,战斗非常激烈,赵弘战死。十一月宛城陷落,这支义军也失败了。

巨鹿黄巾领袖张角称天公将军,弟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号召力很大,是黄巾的主力。东汉先后以涿郡大姓卢植和率领羌胡军队的董卓进击张角。张角坚守广宗(今河北威县)。八月,东汉以皇甫嵩代董卓进攻巨鹿黄巾。那时张角病死,义军由张梁统率应战。十月,汉军偷袭张梁军营,张梁阵亡又攻张宝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县),张宝败死。东汉统治者对农民进行血腥的报复,对张角剖棺戮尸,又大量屠杀农民,在下曲阳积尸封土,筑为京观。

黄巾起义爆发以后,黄河以北的农民纷纷保据山谷,自立名号,反对东汉统治。他们是博陵张牛角(青牛角)、常山褚飞燕(张燕)以及黄龙、左校、郭大贤、于氐根、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部,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张燕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众至百万,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中平五年,各地农民又相继以黄巾为号,起兵于西河、汝南、青州、徐州、益州和江南等地区。

黄巾起义发动的广泛,计划的周密,阶级对立的鲜明,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黄巾起义发生在封建割据倾向迅速发展,豪强地主拥有强大武装的年代,这种地主武装同官军联合,处处阻截和镇压农民军,迫使农民军不能集中力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起义高潮过去以后,黄巾余部和黑山军各部人数虽然很多,但是缺乏攻击力量,在四面八方的敌人夹攻中相继失败。

黄巾起义取得了瓦解东汉王朝的伟大成果。极端黑暗的宦官、外戚集团失去了东汉王朝的凭借,经过短暂反复以后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晋

3世纪60年代至5世纪20年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晋王司马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夺取政权,建立晋朝,先都洛阳,后迁长安,历四帝。建兴四年(316)为匈奴刘氏所灭史称西晋。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都于建康,历十一帝。元熙二年(420),为刘裕所灭,史称东晋。

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南北,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人郡县为自耕小农,从而增加了纳税人口。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注意防范,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吴人向北迁徙。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虽有“三俊”之称,平吴后到洛阳,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勗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但晋武帝“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平吴以统一全国的决策,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他死后,元康元年(291),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贾后专擅朝政,任用裴頠、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也从此开始。赵王伦杀贾后,废惠帝自立。齐王炯、成都王颖、河间王篆联合起兵,杀赵王伦。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以后加入混战的,还有长沙王乂、东海王越。光熙元年(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311),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五年后,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兴盛,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方镇势力的强大,这些影响以至削弱中央集权统治的因素,这时也开始出现。

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也加剧起来。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惠帝时,人为祸患之外,加以疾疫饥馑等天灾,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先后有太安二年(303)张昌于安陆(今湖北云梦)、光熙元年(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今山东掖县)、永嘉四年(310)王如于宛(今河南南阳)、五年杜滪于长沙发动起义。斗争的时间虽不长,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的统治。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胡”中的匈奴与羯,“五胡”或加巴责称为“六夷”。

西晋时北方、东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很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江统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平吴以前,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不少羌胡人民参加(270~279)。惠帝时,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秦、雍、氐、羌悉反”,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戎”,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但建议都未见实行。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相继起而反抗。惠帝永兴元年(304),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赉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汉王,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愍帝降于汉,西晋亡,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汉族统治者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形成十六国局面。

东晋

西晋覆亡后,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而永嘉之乱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后改名建康,今江苏南京)。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世家大族大量庇荫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贯,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有利于巩固偏安江南的政权。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不断的斗争。王导执政,以宽和著称,其目的除结好南人,巩固司马氏地位外,也为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对王软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所罕见。“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以王氏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城)。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调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满。永昌元年(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又从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内外大权集于一身。两年后,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军进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虽被谴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北宋的流民首领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和寿春。他们不满于大族庾亮、卞壶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327),起兵进攻建康。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见苏峻、祖约之乱)。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晋元帝司马睿像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他代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矛盾。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肥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战后四年,谢玄又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刘裕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伸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今河南睢县)。桓温晚年借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太元八年(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肥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东晋、刘宋五十余年。十三年,灭后秦。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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