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卫红
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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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画传试读：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续编）》编写说明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十卷本获得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同时也存在缺憾：原来考虑到取整数，选了十位教育家，而依据史实，当时属于同一层面的教育家客观上并不止十位。在十卷本的编写过程中，通过各卷作者们的相互讨论，我们意识到确实还有几位教育家应该列入20世纪中国教育家的范畴。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作为丛书主编，又征集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教育史专业工作者意见，经过慎重考虑，选定叶企孙、陈寅恪、梁漱溟、蒋梦麟四人为续编传主，并得到四川教育出版社支持。《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续编）》仍然坚持主题与作者“双优选”的原则：《蒋梦麟画传》作者仲玉英教授长期从事教育史专业研究，又得身在蒋梦麟家乡的资料和文化理解便利；《陈寅恪画传》作者徐卫红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从事教育史研究十余年，任《教育史研究》常务副主编；《梁漱溟画传》作者吴洪成在教育史研究领域长期耕耘，对梁漱溟研究经年；《叶企孙画传》则由我来撰写。续编的创新点在于：（1）对习近平主席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多次作出的重要指示进行了深入学习领会，尽可能服务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需要，服务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需要，贯彻十八大以来的中央文化教育方针政策。（2）续编所选叶企孙、陈寅恪、梁漱溟、蒋梦麟四位传主，由于各种原因，此前教育工作者对他们的教育贡献知之甚少，但他们确实对中国近百年的教育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专业精神、教育业绩等方面与前十位传主难分高低，续编的编写，将使这一教育家群体更为完整。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角度来看，完成续编更能体现客观、公正、无偏见。从对现实教育的影响而言，像叶企孙的列入，填补了中国百年来大学理科教育历史表述的空白，弥补了教育史专业对理科教学研究不深入的短板；陈寅恪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以及中西文化融合上的典范作用，已是学界共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和办学，以及教育哲学领域的成就铸就其教育家地位；蒋梦麟在北大的管理和中西融合上贡献杰出。我们寄希望于续编的出版，能够比较完整地向读者介绍四位传主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办学实践，能够向读者彰显他们的教育家精神。但限于多种条件，书中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甚至错讹之处，敬希读者谅解并给我们提出批评改进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完善。储朝晖2015年12月总序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要提倡教育家办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急需教育家却又缺少教育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明确提出：“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然而，现今即使是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怎样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却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与时任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安庆国在编写一套《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的想法上不谋而合，这对传承、传播中国20世纪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弘扬其教育精神和优秀思想，促进教育家办学的早日全面实现十分有益，也十分必要。这套丛书所选择的十位传主是经过教育史专业的学者海选而产生的，他们是王国维、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晏阳初，我认为他们确实代表了20世纪对中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家群体。这套丛书突出传主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办学实践，尤其凸显传主的教育家精神；注重以史料为依据，对传主的教育贡献作客观评价，实事求是，还原历史，避免主观，不做有意拔高；全书插入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历史画卷，使得丛书具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收藏价值以及观赏性和可读性。同时，丛书主编精心挑选各位传主研究方面的专家担任各分册作者，较好地保证了整套丛书的编写深度和质量。其中黄延复研究梅贻琦、宋恩荣研究晏阳初、梁吉生研究张伯苓、戴永增研究徐特立、金林祥研究黄炎培、储朝晖研究陶行知都有二十多年了。我与储朝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他拿着一封方明的信来找我，正是为了查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陶行知研究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邹新明研究胡适，西南大学教授谢长法研究黄炎培，陈鹤琴外孙柯小卫研究陈鹤琴，青年传记文学作家窦忠如研究王国维，他们也都是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堪称黄金组合。这套丛书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会各位教育家的精神真谛。希望这样一套难得的好书，能激励有志教育的人成为教育家，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教育家办学进程。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1]没。[1]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1～113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63～465页。成千上万人的咆哮，今天早已成为过去，而唯此盲叟的文字却清音独远，宁不令人萌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之感。史家陈先生生前死后的际遇，似乎也是一幕历史理性的狡猾吧。[1]——何兆武[1] 何兆武：《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万象》2003年第10～11期； 《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9页。一 王谢门第嗜书郎
江西修水（旧称义宁）桃里竹塅的陈家大屋。家世
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周氏蜕园。蜕园本为唐代刘蜕故居，清末为湘军名将周达武购得，周达武将其改建为一座苏州园林式宅院。宅院大门前临通泰大街，正屋是几进平房，正屋之后是花园。其时陈家租住在周宅。后来周达武之子朱剑凡办周南女学，以蜕园为校址。周南女子中学校门。晚年陈宝箴。祖父陈宝箴（1831～1900），谱名陈观善，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江西义宁客家人。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所赏识，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副对联，以表仰慕，其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推崇右铭先生。右铭先生一度入曾国藩幕府，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1895年就任湖南巡抚，主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滥保匪人”遭革职、永不录用之处分。父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三年（1887）进士，后为吏部主事，与谭嗣同等相友善，戊戌之变后亦被革职，此后隐居不涉世务，致力于诗文，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有《散原精舍诗》《散原精舍文集》流传于世。卢沟桥事变，日军攻陷北平，老人悲愤绝食而死。母俞明诗（继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能诗而擅鼓琴，有《神雪馆诗集》（未刊）。长兄衡恪，又名师曾，号槐堂，近现代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1929年秋，陈三立摄于上海。陈三立手迹。陈宝箴领诸孙合影于江西南昌。左起：方恪、寅恪、侄孙覃恪、宝箴、封可（衡恪子）、衡恪、隆恪。（1899年）仲兄隆恪，诗酷肖其父，能传衣钵。父亲遇朋辈求诗，常命代笔。弟方恪，亦为有名的才子、诗人，后任职于南京图书馆。小弟登恪，曾留学法国，后从事学术研究，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名学者。此外还有妹三人：康晦、新午、安醴。童年
陈寅恪生在寅年，由于祖父右铭公已赴湖北，祖母黄老夫人就按族谱排行“恪”字，取名“寅恪”。他出生的时候，适逢熊鹤村老人来拜访。老人是当地一位知名文士，为宝箴、三立父子的年长诗友，与三立时有唱和，其时九十高龄。祖母黄老夫人欲借熊鹤村老人福寿，以“鹤寿”为字，但后来未曾使用。家谱中所记载的寅[1]恪的号“彦恭”，也从未用过。1896年春，在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寅恪与兄妹一同拍摄了他平生第一张照片。照相在当时是件稀罕的事。寅恪心中暗自思量：长大后恐怕难以辨认出照片上哪个小孩是自己，刚好拍照时他站在一株桃树旁边，便伸手握住一枝桃花作为标[2]记，想将来再看时必定不致认错。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于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左起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启蒙
1898年摄于长沙。左起陈隆恪、陈覃恪、陈衡恪、陈寅恪、陈方恪。陈寅恪还没到启蒙年龄时，看到兄长和亲友子弟在家塾读书，十分羡慕。兄长们上课，他就静静地躲在门外专心听，很快就记牢了老师所讲的内容，并能熟练背诵。六岁的时候，开始在家塾读书。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898年1月18日），黄老夫人病逝于长沙巡抚署内。5月，陈宝箴奏请力行新政，并提出兴事、练兵、筹款三策以挽救危亡。7月，又保荐杨锐、刘光第参与新政。9月21日，北京政变，西太后训政。10月6日，朝廷下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3]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所谓“滥保匪人”，就是朝廷所诛“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二人乃陈宝箴所荐。11月3日，陈宝箴、陈三立带领全家，护送着黄老夫人灵柩，离开长沙回江西；大概12月初抵达南昌，在头条巷租屋住下。接着，陈宝箴到西山山南青山村一带相卜墓地，并于来年春末葬黄老夫人于西山下。后陈家又在墓侧筑室，取青山二字组成的“崝”字，名为“崝庐”，乡民称为“陈公馆”。1900年4月，父亲陈三立带领家人从南昌到南京，在珠宝廊租屋居住。右铭老人则留在南昌，准备秋天来南京。7月22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丙申），右铭老人忽染微疾，去世，享年七十。去世时至亲子孙都不在身边，散原先生闻讯后日夜兼程，从南京赶回南昌奔丧。1901年2月（农历辛丑年正月）后，陈家搬到中正街，租刘世珩宅居住。这里很宽敞，厅后有雅室，颜曰“编心斋”，原为刘世珩藏书之所，散[4]原先生起居其间，以诗文自娱。散原先生在家中办了一所学堂，除教授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语、音乐绘画等课程，也有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来学习，茅以升、茅以南兄弟就在这里学习。陈寅恪和其他几位兄弟都是在这里打下他们旧学的基础。陈家请的老师有王伯沆、柳翼谋、萧厔泉等。萧厔泉同时是画家，教过陈寅恪三位妹妹学画。教师初到的时候，散原先生和他们约定：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不大相同。陈寅恪兄弟几人就是在这样轻松活泼的自由气氛[5]中，度过他们的蒙馆生活。散原老人藏书很丰富，家里具备了良好的读书条件。陈寅恪大舅俞明震时任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即校长），住在头条巷。陈家建新屋，与俞明震的“俞园”比邻，两家衡宇相望，往来近便。俞家虽然藏书不富，但也有一些精本。陈寅恪同时得窥两家藏书，学识日增。他嗜书如命，见书就读，各种古籍和佛书无不浏览，不分昼夜埋头[6]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由于阅读过度，不知保护视力，影响了眼睛发育，造成严重损伤。他后来告诉友人：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7]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游学
1902年2月，俞明震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到日本视察学务，并送陆师学堂及附设矿物铁路学堂学生共计二十八名到日本留学。鲁迅即在此批留日学生之列。长兄陈衡恪以文案身份携寅恪随行。1904年，日本留学时的三兄弟，衡恪（右）、寅恪（中）、隆恪（左）。陈隆恪题诗。1904年夏天，陈寅恪假期返回南京，与仲兄隆恪一同考取官费留日学[8]生名额。11月23日，陈寅恪与隆恪乘船自上海再次赴日本留学。同船留日学生共一百二十人。其时派往泰西留学的有四十人，两船一起出发。1905年冬天，陈寅恪与衡恪、隆恪趁寒假一同回国。陈寅恪因患脚气病，第二年在家休养。1907年春，陈寅恪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与竺可桢为同班同学。1909年，陈寅恪二十岁，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复旦公学毕业。先回南京看望父母。秋天，经上海赴德国，入柏林大学。陈三立到上海送陈寅恪，作有《抵上海别儿游学柏灵》。诗云：复旦公学考试等第名册。（原件藏复旦大学档案馆）海七万里波千层，孤游有如打包僧。惘惘遣儿歇浦上，探骊画虎吁难凭。分剖九流极怪变，参法奚异上下乘。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傥作摩霄鹰。云昏雨暗一舸杳，侧足伫望魂轩腾。[9]送者伶俜自厓返，莫问鲸鳄高丘陵。……这次游德，得到了亲友们的资助。1910年秋，在柏林大学就读的陈寅恪听到日本吞并朝鲜的消息，作了《庚戌柏林重九作时闻日本合并朝鲜》诗。云：昔时尝笑王政君，腊日黑貂独饮酒。长陵鬼馁汉社屋，区区节物复何有。今来西海值重阳，思问黄花呼负负。登临无处觅龙山，闭置高楼若新妇。偶然东望隔云涛，夕照苍茫怯回首。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玺绶空辞上国封，传车终叹降王走。欲比虞宾亦未能，伏见犹居昌德右。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10]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箕子”为商纣王伯父，传说周武王灭商后远走朝鲜，故云“惊闻千载箕子地”。1905年，朝鲜与日本订立第二次《日韩协定》，朝鲜沦为日本附庸；此年朝鲜再次与日本订立《日韩合并条约》，被日本吞并，故诗云“十年两度遭屠剖”。朝鲜本为清朝附属国，被日本兼并，对中国人是极大的刺激。恽毓鼎当时日记云：“日韩两国于昨日订约，联邦合并，归日本管理。东方古国从此亡矣（韩皇岁给俸一百五十万元）。麦秀黍离之感，长蛇封豕之忧，不禁交集于心，为高丽痛，为吾国危，[11]与锡三相向叹息，几至泪下。”雷铁厓亦谓：“自日本合并朝鲜，吾国人惊魂动魄，呼号奔走，惧步朝鲜之[12]后尘。”戴季陶评论道：“是则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韩存虽于吾国全部无绝大关系，而亡则吾国政治、军事、实业等之受祸，实有不胜枚举者。”“韩亡则满洲亡，满洲亡则内地之日本势力益盛，大好神州[13]恐将变为岛夷之殖民地矣。”陈寅恪诗之感慨亦在此。1911年春，陈寅恪脚气旧病复发，需要换地方疗养，于是去挪威旅游，待了二十来天，病愈。期间写有《北海舟中》《易卜生墓》《皮桓生墓》等游挪威诗。是年秋，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1912年春，从瑞士归国，住上海。这次回国主要是因为资用不给，为筹措费用而暂时回国。1913年春，去巴黎大学学习。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回到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1915年春，陈寅恪曾到过北京。当时，北京成立全国经界局筹备处，蔡锷任督办，陈寅恪入京任蔡锷秘书。经界局遴选人员任编辑，分译东西图籍，详溯中国经界源流。是年11月，蔡锷即逃出北京，故陈寅恪任秘书时间应该很短。蔡锷与陈家素有渊源。蔡锷十六岁投考长沙时务学堂，陈三立与熊希龄、江标同为监考，因蔡学识尚稚，答卷文理欠通，本已淘汰。陈三立以[14]其年幼可造，予以特别录取。1917年秋，京师图书馆聘陈寅恪为主席，陈寅恪没有去。这时候的陈[15]寅恪正准备赴美国。这年，陈寅恪侄儿陈封怀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读书，陈寅恪送了他一本自己在英国读过的原版《莎士比亚集》，上面每个剧本后面都有他用文言文写的评语。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和文学。陈寅恪对英、德、法语言文字[16]及学术已经有了特别深入的理解。1918年11月，陈寅恪经上海赴美国。本来陈寅恪要重赴德国，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完全结束，所以先去了美国。1919年1月29日，陈寅恪在哈佛大学注册为文理研究院一年级研究生，专业是历史，主要是世界史，选了“歌德的《意大利之旅》”与“现代德国史”两门课，住在麻省大道1134号公寓，同住的是文理研究院哲学专业一年级研究生俞大维（陈寅恪舅舅俞明颐的儿子）和商学院一年级研究生金麒章。青年陈寅恪。青年竺可桢。青年俞大维。青年吴宓。1919年秋季学期开始，陈寅恪注册为二年级研究生，专业改为古代诸语言，主要集中学习印度语文学，旁及古典学和闪米特研究。开学前，陈寅恪搬到了赭山街36号，俞大维、金麒章继续住在原处，两个住处仅隔两百多米，往来很方便。赭山街附近居住的哈佛学生很多，以本科生为主。当时，吴宓是本科生，汤用彤是文理研究院一年级研究生，通过俞大维的介绍，他们认识了陈寅恪。俞大维注意到兰曼（Charles R. Lanman， 1850～1941）在教授梵文和巴利文，在他的介绍下，陈寅恪、汤用彤也都选了兰曼的课。这学期，陈寅恪选修的课有“初级希腊文”“梵文及其与英文、拉丁文、希腊文之关联”的a、b段。这门梵文课程分别在上、下两个学期讲授，上学期主要讲梵文语法，下学期则讲兰曼自己编的《梵文读本》。这门课只有几个学生，在兰曼家进行。陈寅恪第一学年的梵文成绩是“B”，以后盖因师友之鼓励，他的梵文和巴利文成绩都跃升为[17]“A”，得到兰曼的高度评价。1920年秋，陈寅恪进入研究生三年级，他搬到了特罗桥街14号单独居住。这是一独栋小楼，相比于前两个住处，较为安静一些，更有利于专心读书。这学期陈寅恪选修的课程，分别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荷马与希罗多德”“巴利文”“巴利文（续）”“哲学梵文”“梵文讨论会”和[18]“阿拉伯文”。吴宓自编年谱：“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来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19]之内幕……述说至为详切。”后来陈寅恪可能觉得哈佛的古代语言研究深受德国影响，于是决定返回德国，和俞大维一起到柏林去。[20]1921年9月，陈寅恪离开美国，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东方古文字学。在欧洲大约待了四年。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回忆：我与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ders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Stael Von.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的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F.W.K.Mueller、俄国的W.Barthold及其他国学[21]者。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时，毛子水亦在柏林。毛子水名准，后任北大教授。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一文回忆：“我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到德国柏林。那年夏天傅孟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我认识这两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绍。……赵元任夫妇游柏林时，寅恪也还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22]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这时，国内时局动荡，江西省教育厅官费时不时停寄。此后一两年间，陈寅恪在德国的生活至为艰苦。女儿美延后来追记：“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日子一长，营养太差，加以学习繁重，终于大病，回[23]国修养。”陈寅恪在柏林大学学习时虽生活艰苦，但仍然节衣缩食购买书籍。除在国外收集各种研究所用的书籍外，还请妹妹新午筹款在国内为他购买。1923年，陈寅恪给新午写了一封长信，陈述自己的治学志向，托她帮自己购买书籍。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我前年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即能达，所费太多，渠知我穷，不付现钱，亦不肯代垫也。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24]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青年陈新午。这封信的节录以《与妹书》的题目发表在1923年8月第二十期的《学衡》杂志上。可以知道，此时在柏林的陈寅恪，经济情况相当糟糕，再加上平日喜欢花钱购书，经济压力就更大。1925年4月，陈寅恪摄于德国柏林。[1]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2]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页。[3]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3页。[4] 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57～558页。[5]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6]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0页。[7]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6页。[8]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9]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5页。[10] 《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11] 恽毓鼎：《澄斋日记》（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12] 雷铁厓：《中国与朝鲜之比较》，原载槟榔屿《光华日报》1910年12月30日；唐文权编：《雷铁厓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147 页。[13]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原载《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9～31页。[14]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民十一年壬戌，与梁启超晤叙金陵，二十年前之湘事同志也。低徊往事，不胜感怆。语次及蔡锷。锷，梁氏之受业弟子也，先生谓梁曰：‘松坡昔考时务学堂，年十六，文不通，已斥，余因其稚特录之，后从子学乃大成。今其人往矣，不可复得。’盖深许其反对洪宪帝制，而又惜其功业之不竟也。”[15]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16]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17]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习印度语文学的缘起》；陈怀宇：《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18]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习印度语文学的缘起》；陈怀宇：《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19] 《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8～189页。[20] 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习印度语文学的缘起》；陈怀宇：《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21] 《陈寅恪先生全集（上）》，里仁书局1979年版，第11～19页。[22]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2页。[23]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24] 《与妹书（节录）》，《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页。二 国学导师宏阔张
王国维遗书手迹。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春，北京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清华学校原为留美预备学校， 1923年开始筹划逐步改为大学，决定自1924年起为大学筹建期，并从这年起停止招收旧制留美预备生。1924年10月，清华学校校务委员会通过“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但“具体计划当视本校之财力、人力，与所选之问题[1]而定”。研究院原拟兼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后来因为经费所限，先办国学一科。关于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的目的和宗旨，《研究院章程·缘起》道：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终始。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今年既新设大学部，复以地处京师西郊，有交通之便，而无嚣尘之烦，故拟同时设立研究院。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伙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赜，前人虽有纪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至于欧洲学术，新自西来，凡哲理文史诸学，非有精深比较之攻究，不足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要之，学者毕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设所以不可缓也。本校有鉴于此，因念大学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设立研究院，先开办国学一门，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凡国内外大学毕业者，与现任教育事业，或闭户自修，而有相当之学力者，入院肄业，分门研究，冀于世界文化有[2]所贡献。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详见曹校长所著《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小册子中（民国十三年五月出版），至于研究院之切实宗旨及办法，则备具于《研究院缘起及章程》。曹校长之意，约分三层：（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选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总之，研究院所具之目的及效用，非可期之于寻常之普通专门教育者。适值本校改变政策，另订游美办法，设立大学普通专门科，研究院亦得同时实现。原拟规模甚大，兼办各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嗣以经费有限，只能先办国学一科，且以国学之在今日，尤为重要……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研究院之地位：（一）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门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二）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研究院之性质：（一）研究高深学术，（二）注重个人指导。惟其如此，故不惜经费，布置种种，专为少数人谋研究学术之利便。学生名额极少，又复从严考试录取，期望甚大，所谓在精不在多也。又于教授、讲师，则务敦聘国内硕学重望，具有上言之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期于短时间内，[3]获益至多。蓝孟博《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文引李济之语，则一句话概括为：“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4]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1925年2月12日，吴宓被正式任命为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在上任之前，学校已经商定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人担任研究院导师。曹云祥。14日，吴宓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建议聘请陈寅恪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张彭春认为陈寅恪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为保证今后教授水平，不应放松聘任标准，不同意聘请。吴宓说：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学衡》所节录的《与妹书》，聊聊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见之高而远。学校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事情到这个时候，已经闹得很僵了。不得已，吴宓乘一次宴会的机会，用了一个小手段。当时席间有张彭春及张歆海、徐志摩等人，吴宓中途退席，去见曹云祥校长，再次建议聘请陈寅恪，并表示不聘陈寅恪，自己就辞职。曹云祥终于同意聘陈寅恪，吴宓当即用铅笔草拟了一份电报稿，经曹签字后拍出。张彭春事后知道这件事，十分生气。电报是2月16日发给陈寅恪的。陈寅恪接到电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应。4月27日，吴宓接到陈寅恪信，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须多购书；二是因家务不能即时就聘，还要在国外继续研究两年，并采购必要图书。6月25日，吴宓再次接到陈寅恪信，终于答应清华之聘，需延迟到明年春天到校。聘陈之事，至此终于落实。吴宓感叹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5]难哉。”随后，陈寅恪给吴宓去信，谈到购书的困难。吴宓即为陈寅恪预支薪金二千元和申请购书公款二千元，汇往柏林。陈寅恪有了经费购买相关书籍，并做好回国准备。当初倡议办国学研究院的时候，胡适推荐王国维主持。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搬到清华园西院。但王国维不肯任院长，改由外文系教授吴宓兼任研究院主任。同时聘请梁启超、赵元任任国学研究院教授。8月，梁启超住进清华园北院。赵元任[6]住进清华园南院。到9月9日新学期开学，国学研究院到职的教职员共十人，主任吴宓外，计有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讲师李济，助教陆维钊（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以及办公室职员卫士生、周光午。这样的教职员组成结构，很合王国维早年的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7]绩必可观矣。”各教授指导的学科范围如下：王国维：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梁启超：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东西交通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中国文学。赵元任：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陈寅恪：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诸文字译文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中国人种考。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前排自左至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自左至右：章明煌、陆维钊、梁廷灿。（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室职员合影。自左至右：卫士生、吴宓、周光午。（1925年）9月14日，研究院正式开课。第一堂课是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听讲者甚众，除研究院全体学生外，新制大学部和旧制留美预备部的学生都有来旁听者。继之，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王国维的“说文”、赵元任的“方言学”、李济的“人文学”也[8]都如期开课。1925年底，陈寅恪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国外留学生涯，从德国柏林启程，预订了12月18日法国马赛港邮轮，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经印度洋回到上海。此次归国带回了大量的书[9]籍。庐山松门别墅原貌回忆图。（卢世芳据陈小从忆述绘）陈寅恪留学期间，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局势时有不稳，江西省教育厅留学官费不能寄到，直到归国任教后才补齐，由隆恪操办，以此补偿款为父亲散原老人在庐山上买了一所洋人的旧别墅，散原老人命名为“松门别墅”。陈寅恪回国后，即到杭州侍奉父亲。1926年7月7日，陈寅恪抵达北京。下午一点左右，吴宓接到电话通知，说陈寅恪已经抵京。于是乘人力车进城，到西河沿新宾旅馆五号，去见陈寅恪，没有遇上。晚上五点，再到旅馆，才见到陈寅恪。吴宓同陈寅恪谈了清华学校的具体情况，然后邀[10]请陈一同到香满园饭馆吃晚饭。见到陈寅恪，吴宓非常兴奋，当日赋诗一首相赠。云：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11]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8日上午十点半，吴宓到新宾旅馆，与陈寅恪一起乘坐汽车回到清华学校。当时单身男教师住在清华园的工字厅，陈寅恪与吴宓同住工字厅的西客厅。当天及随后几月，吴宓陪同陈寅恪拜访了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等校内同事。13日上午，吴宓介绍陈寅恪与陈垣（字援庵）见面，地点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吴宓先到，六点左右陈垣来，七点陈寅恪来，大家一起吃过西餐。为了方便陈寅恪与陈垣畅谈所学，于是到故宫参观，直到晚上十点半才分手。7月中旬，陈寅恪生了一场小病，吴宓细心照顾，赵元任夫妇、王国维、李济都来看望。愈后，陈寅恪回南方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8月25日，从杭州回到学校。27日，陈寅恪参加了由教务长梅贻琦主持的国学研究院本年度第二次教务会议，王国维、赵元任、李济亦到会。王国维报告说北京大学马衡教授代作王莽时代大斗量的模型一件，会议商议决定叫人去取。9月2日，陈寅恪搬到清华园南院赵元任家。那时每家只住一所房子，因为赵元任的书多，所以他们特别要了南院的一号和二号。陈寅恪不想住在工字厅单身宿舍是嫌那里冷清，他愿意有家而又不愿意成家。赵元任夫妇就把二号让出一半给陈寅恪住，吃饭也在他们家。每次吃完饭，陈寅恪都要和赵元任聊上一两个小时。当初在德国的时候，午饭时间大家常常见面，但因为都是穷学生，说好各吃各的，赵元任看到陈寅恪每次总是叫炒腰花。现在住在一起，赵元任就总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都不吃。赵元任问：“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说腰花最便宜。赵元任说在中国可是最贵，以后赵元任就不再买猪腰子了。9月8日，清华开学，陈寅恪开普通讲演“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通过吴宓引荐，浦江清来研究院任助教，帮助陈寅恪。陈寅恪研究东方学，讲授佛经考订方面课程，浦江清帮助他编了一本梵文文法。陈寅恪讲课所用的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所未入藏的，都得临时置备供应。浦江清和图书馆的顾子[12]刚负责承办。陈寅恪讲课，难度较大，许多学生听起来都很吃力。研究院第二届学生姜亮夫，原名寅清，专修“小学”，专题研究“诗骚连绵字”，他回忆说：青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浦江清。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是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的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他的比较研究方法令人拍案称奇。可惜我书读得少，与先生的差距实在太大，所以我记了许多的笔记。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的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去问他吧，几乎每个字都要问，而他的身体又很弱，冷天一到，他要穿两件皮袄……寅恪先生上课真了不起，有些地方虽然我还听不大懂（因为我外语基础差，佛学经典知识亦少），但我硬着坚持听下去，能记尽量记，课后再与同学对笔记，得到许多治学方法，所以我对寅恪先生极其佩服。例如寅恪先生讲《金刚经》，他用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来看中国翻译的《金刚经》中的话对不对，譬如《金刚经》这个名称，到底应该怎么讲法，那种语言是怎么说的，这种语言是怎么讲的，另一种又是怎样，一说就说了近十种。最后他说我们这个翻译某些地方是正确的，某些地方还有出入，某些地方简直是错误的。因此寅恪先生的课我最多听懂三分之一（而且包括课后再找有关书来看弄懂的），除此以外，我就不[13]懂了。蔡尚思没有赶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次招生考试，于是直接拜王国维、梁启超为师，从王国维问经学、从梁启超问思想史。蔡尚思回忆说：生平一直钦佩能通晓多种语言文字的学者，如辜鸿铭的通晓几国西文，陈寅恪的通晓东西方好多种语文，今人季羡林的通晓东西方几种语文。自己学过英、日文，也谈不上什么通晓。陈寅恪曾讲授梵文本某佛经，我听了，真像内地人说的“鸭子听雷声”，所以我至今[14]不敢自称是他的学生。蓝文徵，字孟博，研究院第四届学生，他回忆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那是德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15]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但学力足以理解陈寅恪上课内容者，也每每能感受到他上课和谈话中的幽默与风趣。蓝孟博回忆说：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酒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16]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先生极其幽默。有天我们在座，他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政府派罗家伦接长清华，罗去看陈先生，我们也在座，罗送给先生一书，是他编的《科学与玄学》，记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先生翻了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先生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罗大笑不止。陈先生又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又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他才思敏捷，[17]诙谐风趣大率类此。比较语言研究
清华时期，陈寅恪感兴趣的是佛教文献的梵文原本和汉文译本之间的对勘，利用梵汉文本的不同来看印度佛教思想怎样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如佛教内典与外典互相参证，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突厥文本互相参证，研究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陈寅恪很重视语言文字。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提到：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于梵文及[18]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这种从小打下的对于小学的兴趣，使得陈寅恪在美国留学时从最初的历史专业转到古语言专业，在德国转向历史比较语言学。陈寅恪的佛学研究始终带有十分浓厚的语言学特点，《支愍度学说考》一文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心无二字正确之解释果如何乎？请以比较方法定之。与上引道行般若波罗蜜经道行品中“有心无心”之文同本而异译者，中文则有：（一）……（二）……（三）……（四）……（五）宋施护译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壹了知诸行相品第一之一之彼心非心，心性净故。等。藏文则有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天清番经局本第三页下第一行）之hdi ltar sems de ni sem s ma mchis pa ste sems kyi ran bshin ni hod gsalba lags so 即梵文本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Astasāhasrika Prajñāpāramitā，ed.Raj Mitra，Bibliotheca Indica）之cittam acittam prakrtic cittasya prabhāsvarā据梵文本及中藏诸译本，知道行般若波罗蜜经道行品之“有心无心”之句，即梵文本之cittam acittam。“心”即cittam。“无心”即acittam。而“无心”二字中文诸本除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及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外，其余皆译“非意”或“非心”。故知“无心”之“无”字应与下之“心”字联文，而不属于上之“心”字。“无心”成一名词。“心无”不成一名词。心无义者殆误会译文，失其正读，以为“有‘心无’心”，遂演绎其旨，而立心无之义欤？但此不仅由于误解，实当日学术风气有以致之。盖晋世清谈之士，多喜以内典与外书互相比附。僧徒之间复有一种具体之方法，名曰“格义”。“格义”之名，虽罕见载记，然曾盛行一时，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固不可以不论也。丙、心无义与“格义”之关系……然则“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独关于其原起及流别，就予所知，尚未有确切言之者。以其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在吾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纪。故为考其大略，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戊、“格义”与“合本”之异同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较拟配，颇有近似之处，实则性质迥异，不可不辨也。支愍度与此二种不同之方法，间接直接皆有关系。“格义”已于前章论之，兹略述“合本”之形式及其意义于下：……出三藏记集八愍度法师合维摩诘经序云：此三贤者（支恭明法护叔兰），并博综稽古，研机极玄，殊方异音，兼通关解，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途非一。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披按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则易知矣。若能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于均致。若其配不相畴，倘失其类者，俟后明哲君子刊之从正。据愍度所言，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故不避引用旧闻过多之嫌，特录其序记较详，以见吾国晋代僧徒当时研究佛典，已能精审若是，为不可及也。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符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觏之作也。当日此二种似同而实异之方法及学派，支愍度俱足以代表之。故其人于吾国中古思想史关系颇[19]巨，因钩索沉隐，为之考证如此。1929年，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中谈道：盖现在佛经之研究为比较校刊（勘？）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弟前拟以蒙文佛所行赞校藏文本（今梵文本真伪杂糅，非以藏文校读不可），而久不能得，虽托俄人往[20]蒙古库伦代钞，迄不能致。赵元任《忆寅恪》道：第二年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点，其他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的问题。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21]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吴宓在1926年3月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研究院自有购书专款，院中采购外文书籍佛藏等，均由陈寅恪审定；采购中文书籍，均由王国维审定。研究院既有单独购书经费，自开办迄1927年，已购进满、蒙、藏文、中文经典古籍，明刊暨近刊善本丛书，及欧、美、日本书籍杂志等，并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大正藏等七八百部。[22]陈寅恪教学虽在佛经与中国史方面，然仍留意古籍及中国古文字之学。1927年秋，陈寅恪曾令学生戴家祥移录马叔平校孙仲容《名原》于所藏本上。又令人传抄孙仲容《尚书骈[23]枝》。大礼送别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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